王〓风
郑珉中先生主编的《故宫古琴》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下编收有宫中旧藏《秋鸿》图谱册全套，全曲三十六段，段段配图，图、谱每段一开，其华美在琴谱中可谓绝无仅有。多年前于郑先生座上听说宫中有此奇物，1950年代后期先生代理故宫博物院书画组组长时就注意到了这件东西。而到1990年代，也有个别琴界先进看过，但似乎未引起特别的兴趣。此谱存于宫中至今逾六百载，明清两代皇帝仅清高宗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大印。因系图谱，既不归类于书画也不归类于书籍，《石渠宝笈》与《天禄琳琅书目》等均未见著录，其寂寞可想。如今面世，笔者不时翻阅之余，散碎查考，虽断续不相连贯，或可就教于方家。
关于这份图谱的年代问题，无论是图是谱，册中未有作者信息。就其三十六幅水墨工笔画，郑先生面告曰：“就是明初浙派的东西，这不成问题。”至于谱，曲名《秋鸿》下小字云“世谓清商楚望谱，瓢翁晓山翁累删”，按瓢翁晓山翁《故宫古琴》说明中已指出系徐天民、徐梦吉祖孙。
徐氏是古琴史上著名的家族，从现已可见的汇集资料，尤其多种浙江的地方志，以及明中叶“徐门正传”全盛时期各琴谱记载的情况，主要集中在三个人，即第一代的徐宇天民、第三代的徐梦吉晓山、第四代的徐诜和仲，时间从宋末延及明初。家族其他人则罕有言及，惟《梧冈琴谱》标举“徐门正传”谱系直至嘉靖年间，云：
〓〓……因问何所师承指授。彼应之曰，得之竹楼戴公义也。竹楼奉英庙旨受学于姑苏张公助，溯而上之，业自雪江、秋山、晓山，爰及仲和、惟谦、惟震，一派流衍，以迄于今，观其师友渊源所自，盖徐门正传也。陈经《梧冈琴谱序》，《琴曲集成》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
这里的雪江、秋山、晓山、仲和、惟谦、惟震，实牵涉五代。其中“仲和”盖“和仲”之误 有关徐诜资料不少，除个别外，均作“和仲”。尤其下引《墓志铭》可证其误。，“秋山”曾被误以为系徐天民的另一个别号 如《历代琴人传》（中国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编，1965年），“张助 戴义 萧梅东 黄献 陈经”条间注。戴微曾据该书与《琴曲集成》排列浙派谱系，大致不误，参看氏《浙派古琴的兴起、发展与嬗变》，杭州《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实乃雪江之子，晓山之父。
明倪谦《倪文僖集》收有一篇《故锦衣卫指挥使徐公墓志铭》《倪文僖集》卷二八，《武功集·倪文僖集·襄毅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向为琴界所未知。倪谦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此文所作既有“奉刑部郎中钱愽所述事状，请铭墓石”的官方任务，又有“予与公交久且厚，为知己”的私人因素。而墓主徐旸就是徐氏家族的直系后裔，墓志叙及十世祖而下，端是最直接可靠的资料，兹照录如次（徐氏家族姓名字下加专名线以清眉目）：
北大中文学刊(2011)故宫藏琴曲《秋鸿》图谱册因及宋明琴史的几个问题（上）〓〓天顺改元之春、皇上自南宫复升宸极、维时锦衣卫千户徐公旸从、总戎中贵、衷甲挺刃、以防不虞、事定以功升指挥同知、赐白金文绮。越三日、召旸至武英殿劳之、有曰、朕在南宫、卿每仍共事、达忠欵不避艰危、朕念不忘。其升旸为指挥使、子孙世官、倍赐白金文绮、俾御用监写经、日给大官酒馔。越明年夏、病暑六日、卒于澄清坊甲第、实戊寅六月十三日也、享年五十有二。讣闻、上深悼惜之。公字孟旸、姓徐氏、旸其讳也、浙之鄞人、其先世家于杭。十世祖某、宋承事郎。某生谔、举进士尚书省干官。谔生天佐、临安府监税。天佐生天民、国史实录院校勘官、丞相江万里表知安吉州、辞不受、归以琴自乐、琴得东嘉郭楚望、天台刘志方之传、与守斋杨少师、三衢毛敏仲制紫霞洞谱传世、徐氏琴自天民始。天民生企、宋承节郎、元世祖既平宋、遣使召天民、时已卒、促企入觐、世祖闻琴叹曰、腾格哩浩尔齐、华言天下乐师也、俾授完颜寿曲、为制完颜谱、命官不受、归隐檇李南阳村。企生德符、举茂才、两浙鹾司大嵩场管、句制琴史杂言曲调、卒于鄞县大白里、因占籍焉。曾祖和仲、通春秋、编宋史要言、鄞学训导、文庙潜藩时、以琴召见、受重赉。及即位、和仲已卒、召其子惟谦及孙守真俱至南京、克传家学、赐第北安门外、扈从来京、仁庙嗣统、拜惟谦右顺门待诏、未几、惟谦守真相继卒、公之祖父、父也。宣庙知公世琴、命隶锦衣共事御用监。正统九年、皇上选公写经、赐楮币、以琴直南薫殿。景泰初、以年劳拜府军卫镇抚、转锦衣、寻调留守。壬申鼓琴称旨、复转锦衣、甲戌升副千户、两转至今职简在。上心眷注方殷、孰意其遽止于斯也耶、哀哉。公居家孝友、乐善好义、质直无隐伏、与人交全终始、性颖敏轩豁、博涉群书、工律诗、书法尤精、不嗜酒、退直偃息一轩、左图右史、幽清绝俗、客至焚香瀹茗、谈古今理乱、论人品得失、亹亹不倦、或乘兴取琴鼓一再行、襟度洒如。予每造之、尘虑未尝不潇然涤也。公感上知遇、一念忠爱、贯乎金石、虽风雨飘揺、曾无少变、其气节不亦可尚也夫。公妣吕氏生公及昭、其众弟曰琳琏玟瑶。配田氏、循妇则、子二、长甫、东驾随侍舍人、次用、皆能业琴与书、以承公教、女一、武功左卫指挥男王宣其壻也。甫用以故乡远不能归、乃择地都城朝阳门外某村之原、卜以卒之月二十六日葬焉。乃奉刑部郎中钱愽所述事状、请铭墓石。予与公交久且厚、为知己、而刑部之状又可按不诬、谨取其忠义之著世所共知者铭之。
一般而言，墓志这种文体，多谀词是常见的，不过基本事实如人名、地望、官号等不大会错，因系家属后人提供，官员则有档为据，“刑部之状又可按不诬”。从这份墓志，可以排出徐氏世次如次：
〓〓某—谔—天佐—天民—企—德符—和仲—惟谦—守真—旸（弟昭）—甫、用
墓志写于天顺二年（1458），所叙至少从南宋末百余年经元约百年至明初近百年，共三百年左右。其中十世祖已失其名，以“某”代。而至少“天民”、“德符”、“和仲”书字而不书名，不知是否对宇、梦吉、诜这三位祖先特表尊敬。“徐氏琴自天民始”，此志恰可作为依据，供考订已有各项资料，并勾勒这个世家的大体情况。
《墓志铭》言，徐天民“琴得东嘉郭楚望，天台刘志方之传，与守斋杨少师、三衢毛敏仲制紫霞洞谱传世”，这涉及古琴史上一个重要琴派即浙派兴起的源头。历来所引大体依据袁桷《琴述赠黄依然》，而袁本人对“紫霞”这一派就琴曲来源“隐抵不述”颇为不满袁桷：《清容居士集》（附札记），道光二十年（1840）上海郁氏刻本，卷四四。，此节较为复杂，兹再论可参看饶宗颐《宋季金元琴史考述》，新竹《清华学报》1960年新2卷第1期。。《清容居士集》另有文《题徐天民草书》《清容居士集》卷四九。，盖袁桷晚年所作，按袁生于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卒于元泰定四年(1327)，该文末署“延祐六年仲夏丁丑越袁桷书”，则是1319年。文中言“甲申乙酉间，余尝受琴于瓢翁”，而“今三十六年矣”，“甲申乙酉”系至元二十一、二十二年(1284、1285)，其时袁桷不到20岁，尚是弱冠之年，不过这已足以证明徐天民是活到宋亡以后的。
那么，《墓志铭》所谓，“元世祖既平宋，遣使召天民，时已卒，促企入觐，世祖闻琴叹曰：腾格哩浩尔齐，华言天下乐师也”。宋亡于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己卯(1279)，按《墓志铭》的说法，似乎徐天民“已卒”，所以儿子徐企赴京。但袁桷于五六年后还“受琴于瓢翁”，袁记述亲身经历，应该也是没有疑问的。
关于忽必烈诏琴师入觐事，被征召的有毛敏仲、徐秋山、叶兰坡三人，其中最被讥议的是毛敏仲。较为琴界所知王逢《听叶琴师观光操有序》王逢《梧溪集》卷二（附补遗），商务印书馆，1935年，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排印。，所谓“叶琴师”乃“兰坡孙惟一”，“弹是操，且语是言”，为王逢所记录：
〓〓《观光操》者，三衢毛敏仲所作也。至元间，仲偕武林叶兰坡徐秋山游京师《四库全书》本云“徐秋仙一作山”，当别有据，然“仙”误。，三人者咸能琴，受知宰执，荐名世祖皇帝。仲以为士之道莫尚于宾王，先王之化尤莫尚有虞氏之敎，故缘徵度声，作是操以应制。比召，客死馆舍。予闻其音激越凄惋，不纯乎徵。传曰，徵乱则哀，仲其自哀也夫。虽然，仲之心至矣。是时海内外群生万物，方旁达交畅，仲首拟《南薰》之歌，用启圣聪，比隆有虞，中道而止，岂先王之乐未当复欤。於乎，先王之乐，不见复于世皇制作之日，毕竟何时兴耶。使后有吴季子，必曰乐有在也。
此时已是元后期，宜乎有此口气，只是毛逊毛敏仲的热衷仕进被描写得殊不好看，故事想来是家里传下来的。所谓《观光操》，这个曲子在现存谱本中殊是多见，又作“观光”、“涂山”，更多的是“禹会涂山”，《琴谱正传》《玉梧琴谱》《藏春坞琴谱》《古音正宗》等均注又作“上国观光”可检查阜西《存见古琴曲谱辑览》，人民音乐出版社，1958年。。关于曲意，如明初《神奇秘谱》：“夏禹嗣舜禅之后，禹南巡狩于会稽之涂山，承唐虞之盛，会天下诸侯，执玉帛来朝者万国。其熙皞之风，莫有加于此焉。胡元之初，故作是操，追慕宋德，亦有感于其中矣。”《琴曲集成》第1册。虽说“追慕宋德”，但只“亦有感于”，而且是明人的说法。关键还在舜禹禅让的立意，用以宋元易代的注释，显然是非常妥适的贺仪。至于宋恭帝赵NFC21已被忽必烈册为瀛国公，无逃于三代以下禅让闹剧的公式，自然枝节而已。
不过有关当年的琴师北行，还有一份与叶兰坡本人相关的文字，点到的却是徐天民而非毛敏仲：
〓〓……是故琴不在琴而在人。予生七十三年，闻杭故杨农卿缵好琴，著《紫霞谱》，士大夫以其为外戚也踈之。其客徐宇曰雪江居士，年八十余，先朝征之，以壮子负琴代行，外议不然。三山叶君爱福孙寓杭，以寒士同时征。至元己卯，二年而还。不求知，不求仕，一灯一榻，老于芹泮，盖往时贡浙漕入上庠者也。癯而肩，讷而口，规矩而周折。六十有五，老儒胸中有数百卷诗书，而寓诸琴者也。能画龙首，写兰乃其余事。予敬其躬行，嘉其臭味，故述其出处。序之就，为辨古兰今兰之异，为《古兰操》赠之，君爱自号兰坡居士。
文曰《叶君爱琴诗序》，见方回《桐江续集》《桐江续集》卷三三，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193册。。此文与当事人直接相关，去事亦不远。其中点及“至元己卯”(1279)即宋亡当年，看来武功已毕，要修文治了。这段文字透露了不少信息，首先徐天民名宇，天民其字，自号雪江居士，雪江其省称耳明地方志如《觐县志》、《浙江通志》等徐诜传称“雪江”或作“雪汀”，盖误，当为形近所致。。其次，征召时“以壮子负琴代行”，这证明到京师的并非天民本人，而是其子秋山，亦即《墓志铭》中的“企入觐”。
另外，方回《生日戏歌并序》云“予生宝庆之三岁”写于甲申（至元二十一年，1284）58岁时。《桐江续集》卷四。，是为宋理宗丁亥年（1227）。《叶君爱琴诗序》谓“予生七十三年”，那么是写于成宗铁木耳大德四年（1300），故云“先朝征之”。这时雪江“年八十余”，总在81到85之间，比方回大十岁上下，则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左右生人。至于叶兰坡的“六十有五”，知其生于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
如此，可以推断元初琴人北上时各自的相关情况。“至元己卯”（1279）徐天民约63岁。毛敏仲与徐天民同辈，即使年纪小些，也该五十好几。叶兰坡45岁。至于徐企，既为“壮子”，则在30至40之间。大体毛、叶、徐三人年纪各差一纪之谱，或者近于事实。
方回是认识徐天民父子的，《桐江续集》收入《四库全书》时已是残本，其中尚有《赠徐瓢翁孚二首》《桐江续集》卷一四。，按“孚”乃“宇”形近之误，诗云：
〓〓碧眸冰齿寿眉厖，谁识前朝老雪江。指下七弦今第一，豪端行法更难双。
向来屡获观诗卷，恨不相从倒酒缸。深愧后期似圯下，云间几度拓吟窗。
六十年前欲冠时，江湖声价已飙驰。四灵在昔三曾识，八袠于今百可期。
多难渐惊前辈尽，老怀那许后人知。何当琴酒灯牕夜，莫说兴亡但说诗。
所谓“六十年前欲冠时”，则写作时间当在《叶君爱琴诗序》前数年，“八袠于今百可期”，大概是雪江年满八旬的贺寿诗了。第一首末句注言“君屡于李白云王盘隐山房候予不至”，语气间可见相熟程度。题曰“赠徐瓢翁”而诗云“谁识前朝老雪江”，似乎瓢翁之号大概是入元以后所起，想来有所寄托。而宋亡前用的是雪江，这从宋陈起《江湖后集》所收李龏《浙西宪台夏夜听雪江徐天民琴》《江湖后集》卷二〇，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357册。，而元时认识徐天民的袁桷只称瓢翁，并其他资料综合可大致推断。另外对于徐企，集中也有《为徐企题赵子昂所画二马》、《为徐企题李伯时马》《桐江续集》卷二〇。。不过方回宋亡降元，致四库提要直言“回人品卑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19别集类19，商务印书馆，1933年。，不知有何信心在数年后的《叶君爱琴诗序》中微讽徐氏父子。或者此时天民已经不在，至少是基本上没有交往了吧。但无论如何，徐天民即便没有北上，看来也还是逃不过议论。
至于叶兰坡，由方回文可知其自号兰坡居士，名君爱而字福孙，或名福孙而字君爱，文题“叶君爱琴诗序”，从表客气的角度而言，大概兰坡是名福孙字君爱。不过这篇文字也有点让人奇怪，似乎对徐应召期期以为不可，“外议不然”，只是叶兰坡也“以寒士同时征”，而且待了两年。虽说“不求仕”，但如后来的《故锦衣卫指挥使徐公墓志铭》所言可信，徐秋山也是“命官不受”而归隐，情节相近，似乎谁也好不到哪儿去，却偏偏以为叶兰坡的“今兰”与董庭兰之“古兰”有上下床之别 《叶君爱琴诗序》云，“董庭兰以误贤相房琯”。董庭兰即唐人口中的“董大”，《旧唐书》卷一一一列传第六十一载，董庭兰以琴事房琯，后颜真卿奏弹其“招纳货贿”，琯旋因罢相。《杜诗详注》卷二五《奉谢口勅放三司推问状》题注云：“甫与房琯为布衣交，琯以客董庭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救之得解。”另方回有《题叶兰坡居士兰》，又有《题画龙首》“此纸钱塘叶兰翁”，《桐江续集》卷二八。。
然以常情度之，入觐一事正值宋亡之年，而且是由异族改朝换代，虽说作为琴师，“不预士大夫之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4别集类3，“湖山类稿提要”对此类事颇有恕词：“然元量以一供奉琴工，不预士大夫之列。”，但就传统的“气节”而言，遭世人冷眼几乎是一定的，无论谁这样都会“外议不然”，当事人自觉不自觉地遮掩亦属其情可悯。对照另一位琴家汪元量，就可以体会当时的气氛。汪元量宋末“尝以琴事谢后及王昭仪”赵文《书汪水云诗后》，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附录一（一）“序跋之属”，中华书局，1984年。，是典型的宫廷琴家，大概弹的是“阁谱”。德祐二年(1276)，元兵入杭州，恭帝赵NFC21、皇太后全氏、太皇太后谢氏三宫先后北迁大都，汪元量随谢氏行，过了十年才得南归。其间与文天祥琴诗唱和，天祥并有《汪水云访予缧绁弹而作十绝以送之》《永乐琴书集成》卷二〇“琴诗下”，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又《琴书大全》全同，见《琴曲集成》第5册，中华书局，1980年。按诗署浮休道人，一作浮丘道人。汪元量有《浮丘道人招魂歌》，文天祥《胡笳曲序》自署“浮休道人”，王献唐《双行精舍校汪水云集》（齐鲁书社，1984年）中牧斋《汪水云诗跋》言及“浮休道人”。又关于《永乐琴书集成》与《琴书大全》的关系，参看赵慧儿《从明代文献中追溯〈永乐琴书集成〉的历史》，《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3期。，在监所大作雅集。汪氏、徐天民、毛敏仲俱为琴家，北行前又同在临安，故几人相熟。元量擅诗，有《湖山类稿》13卷，《汪水云诗》4卷，《水云词》2卷，均佚，后人所辑不及三分之一。但即便如此，流传至今写给徐、毛的诗词就不少，如《长相思·越上寄雪江》、《柳梢青·湖上和徐雪江》、《听徐雪江琴》、《同毛敏仲出湖上由万松岭过浙江亭》分见《增订湖山类稿》卷五、卷五、卷四、卷一。按，诸诗系年尚有重考之必要，此不具论。。至《和徐雪江即事》，其中有句“夜来闻大母，已自纳降笺”《增订湖山类稿》卷一。，则知作于德祐二年(1276)临安城破之时，可见二人之亲密知心。
《送琴师毛敏仲北行》三首同上。，从诗题看，应该也作于此年自己离杭之前，看来毛是早于叶、徐赴大都，对此汪元量可谓不假辞色：
〓〓西塞山前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五里十里亭长短，千帆万帆船去来。请君收泪向前去，要看幽州金筑台。
苏子瞻吃惠州饭，黄鲁直度鬼门关。今日君行清泪落，他年勋业勒燕山。
第三句皆有“泪”，想见其痛心疾首，所谓“臣甫低头拜杜鹃”，所谓“要看幽州金筑台”，所谓“他年勋业勒燕山”，可谓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乃而近于叱了。汪在大都，唱和极多，忽必烈对他似乎不大限制，甚至颇为优待，也可说是高明的帝王术。以此汪元量留下了大量并无隐晦的诗作，后来李珏评价说，“唐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书汪水云诗后》，《增订湖山类稿》附录一（一）“序跋之属”。，直目为近世杜甫。毛敏仲北行难逃一记，以后青史留存一笔，想必他心里也是明白的。综合史料看，南宋郭楚望后，以毛成就最大。而未及入觐便客死馆舍，堪称双重的失败了。或者正因为他的死，才有二三年后叶、徐入都以为替代。至于秋山应招，平情而论，在那样的关头，不去恐怕也难以做到。徐天民可以无需北上，正占了有“壮子负琴代行”的便宜。
汪元量可能早在27岁时就已入宫据孔凡礼说，《增订湖山类稿》附录二“汪元量事迹系年”咸淳三年。，“侍禁”十年后随三宫北上刘辰翁《湖山类稿序》言：“侍禁时，为太皇、王昭仪鼓琴奉卮酒。”《增订湖山类稿》附录一（一）“序跋之属”。，就当时的道德而言，这自然毫无问题。只是既在他人屋檐之下，那也就由不得自己。不但“黄金台上翰林官”虚谷（方回）《题汪水云诗卷》，《增订湖山类稿》附录一（三）“诗词之属”。又王国维《湖山类稿水云集跋》云：“然中间亦为元官，且供奉翰林，其诗具在，不必讳也。”《增订湖山类稿》附录一（一）“序跋之属”。，而且“命宫总弦，遂操南音，合上意”“汪水云诗”章鉴题，《永乐大典》第9册卷九〇九，中华书局，1986年。，其《短歌》可以为证《增订湖山类稿》卷一。[编年]云：“味诗意，此诗当为元兵入杭后，元量赠与某琴友赴燕者。”其说不确，此诗实为元量自况，应是在大都时所写。〓〓腰宝剑，背瑶琴。燕云万里金门深。斩邪诛佞拱北极，阜财解愠歌南音。驾骅骝，御狐貉。度关山，望河洛。况是东南宇宙窄，桑田变海风涛恶。劝君一醉千日醒，世事花开又花落。
所谓“遂操南音”，所谓“阜财解愠歌南音”，可知弹的是《南风》。自然，这首曲子是非常凑趣的，难怪“合上意”。宋朱长文《琴史》“帝舜”条云，舜“及有天下，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而天下治。其辞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汪孟舒《乐圃琴史校》卷一，中国音乐研究所油印，1959年。。 此说于先秦典籍中，就多有记载。叶惟一谈到毛敏仲创作《观光操》时言“拟《南薰》之歌”，“比隆有虞”王逢《梧溪集》卷二。，曲不同而出典也在于此。至于后来笔记或地方志称汪元量在忽必烈面前“鼓一再行，骎骎有渐离之志”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又见嘉靖四年《浙江通志》卷一七八，万历七年《杭州府志》卷一四八。，那只能是个故事。
北行十年之后，大概他所侍奉的太皇太后谢氏和王昭仪均已离世，汪元量向世祖“乞为黄冠”南归 同上。，时为至元二十二年（1285）。次年回到江南，重过浙江亭，旧友相见，面对“夕阳古木旧江山”，也只能“西风白发泪斑斑”《浙江亭和徐雪江》，《增订湖山类稿》卷四。关于汪元量南归时间，此书考证有误，作者后有订正，见《关于汪元量研究的一些新资料》，《孔凡礼文存》，中华书局，2009年。。大概徐天民另有诗或柬问讯，作《答徐雪江》《增订湖山类稿》卷四。〓〓十载高居白玉堂，陈情一表乞还乡。孤云落日渡辽水，匹马西风上太行。
行橐尚留官里俸，赐衣犹带御前香。只今对客难为答，千古中原话柄长。
汪元量生于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关于汪元量生年，学术界有所争论，此据孔凡礼考证，见《关于汪元量的家世、生年和著述》，《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此时45岁。他比徐天民小20岁以上，但与之唱和，似乎并不以长辈事之。这首给雪江的诗清楚交待自己北上南归的历史，也写尽无奈和颓唐。对于至元己卯同在大都的琴人，事过多年之后他大概明白不可能人人皆为文天祥，首先自己就做不到。文天祥赠言“南风之薰兮琴无弦”《书汪水云诗后》，《增订湖山类稿》附录一（一）“序跋之属”。，他却不能不“阜财解愠歌南音”。应该是至元庚寅（1290），元量与大他六岁的叶福孙相见，自然不会再有当年对毛敏仲的严厉，而是系之以万千感慨，福孙记云：“今雨水云来访我，西窗剪烛话辽东。百千万事掷天外，一十四年如梦中。”叶福孙《题汪水云诗卷》，《增订湖山类稿》附录一（三）“诗词之属”。“今雨”一词，可知二人初会，汪元量《吴山月夜听叶兰坡琴》《永乐琴书集成》卷一九“琴诗上”。《增订湖山类稿》卷四收录，题“月夜弹琴”，其［编年］云：“味此诗内容，当作于南归以后。具体时间待考。”盖仅据《诗渊》，未见琴书所录，故虽大致不误，而未能准确系年。“君弹山鬼，我拊水仙”，所记大概就是此时事。
至于徐天民的看法，并没有文字资料留存。不过，就在元量南归前不久，天民在与袁桷的交谈中，议论到了毛敏仲，《题徐天民草书》记曰：
〓〓一日，言中散《广陵散》漫商，君臣道丧，NFC22致意焉。至毛敏仲作《涂山》，专指徵调，而双弦不复转调，与嵇意合，非深知音者不能。《清容居士集》卷四九。所记言在甲申乙酉间（1284—1285）。
《广陵散》是著名的古琴大曲，历史上传言嵇康所作。所谓“漫商”，是在惯称“正调”的基础上将二弦“商”降低，与一弦“宫”同音，亦即“慢商调”，此种调性《广陵散》是遗存琴曲中唯一一首。有关这一弦式，宋以来大致的阐释，类如“慢了商弦，令与宫弦相似，宫为君，商为臣。是臣凌君之象”，认为嵇康“怒晋欲夺魏”而造此曲《永乐琴书集成》卷一二“曲调下”，“广陵散”条引《紫阳琴书》。“宫为君，商为臣”云云，出于《史记·乐书》。另外如王逢《听叶琴师观光操有序》“传曰，徵乱则哀”，亦出《史记·乐书》。。如此解读自然牵扯太甚，但总之也是个说法《广陵散》并非嵇康所作，有关这一琴曲，可参看王世襄《古琴曲〈广陵散〉说明》，《锦灰堆》贰卷，三联书店，1999年。。徐天民将之拟于毛敏仲所作《涂山》。所谓“徵调”，应“转调”慢一三六弦，故亦称“慢宫调”。但毛“不复转调”，即普通说的“借正调”，需避一三六弦的空弦音此处的解释蒙丁承运先生指教。其中“双弦”难解，如果不是原文误植的话，丁先生觉得可能是六弦又称“少宫”，与一弦“宫”合并称呼，如此加上三弦“角”，合称“双弦”。。按天民的意思，这与嵇康的《广陵散》同属别有怀抱。宋亡前徐毛同为杨缵门客，有那么近的关系，能味出这般微言大义来，外人自也难以置喙。
如此专业的回护之辞，也许还另有某种微妙的心境。与毛敏仲同样上大都的，正是为徐天民“负琴代行”的儿子秋山，当年在忽必烈面前，可是出了风头。《永乐琴书集成》有一首王道士《赠琴师徐秋山》《永乐琴书集成》卷二〇“琴诗下”。，收入《历代琴人传》时被误系于“徐宇”条：
〓〓琴弹碧玉古师襄，万里喧呼入帝乡。流水高山自潇洒，浮云柳絮远飞扬。
蚤知天上牵骐骥，岂意人间出凤凰。入奏南风近前席，阜财解愠乐时康。
这显然是对忽必烈和徐秋山的双重马屁之作。“入奏南风近前席，阜财解愠乐时康”，又是《南风》，看来在忽必烈那儿，也是政治标准重于艺术标准。然秋山入觐，“事胡”的嫌疑总是难以避免，王道士的表扬恐怕徐家也无以消受。《叶君爱琴诗序》言徐天民“以壮子负琴代行，外议不然”，想见事实正是如此。徐企正是代父亲徐宇承担责任，因为不去恐罹祸，而老父名高，去了下场与毛敏仲相类是可以估计的。儿子代行，既免父亲陷入是非中心，而自己也可以“孝”之一字勉予解脱。
当然即便如此，仍会有“外议不然”。虽没有更多的资料予以证实，不妨可以推估，为了保护徐门琴创始者的形象，在向家族后人和弟子的不断叙述中，徐天民被抹掉了甚至二十年的寿算，干脆“死”在了宋亡以前，否则无以解释《故锦衣卫指挥使徐公墓志铭》所谓“元世祖既平宋，遣使召，时已卒”这样不可能的错误。
如此，则入觐的不名誉完全就由徐秋山来担待了。可以想见，此类事在明初是最为敏感的时候，其时正是秋山的孙子徐诜和仲琴事活动的主要时期。徐家数代，天民以外，以有关他的记录为最多，而至今可见包括各地方志在内有关徐诜的载记，凡涉及其祖上，从来只有曾祖和父亲，而没有祖父徐企，以致让人甚至觉得其祖可能不擅琴，乃至误将祖父的号算到曾祖头上，或者干脆认为秋山晓山是兄弟饶宗颐《宋季金元琴史考述》因未见勾连资料，“徐秋山与徐晓山疑是兄弟行”。。如果说真是祖父较曾祖和父亲不是那么突出，则明明家族几代相传元世祖大赞“腾格哩浩尔齐”，得色可掬，看来大体还是因为忌讳。当然到了徐旸时，此事已并没有那么严重，可以在墓志中记上一笔。
如此回头看此套明初的琴谱只标“瓢翁、晓山翁累删”，而不及于“秋山翁”，似乎很有点意思。
关于“晓山翁”，涉及徐和仲的资料基本都会提及，“父梦吉，号晓山”。习见有关徐梦吉单独的史料见《敕修浙江通志》引《於潜县志》云：“徐梦吉，好学工文，早举茂才，授传贻书院山长，历常熟儒学教授。诗得家传，有《琴余杂言》行于世，晚号晓山中人。”嘉靖四十年《浙江通志》卷一七八。 此可知“晓山”乃“晓山中人”省称。至于常熟儒学教授，《吴都文粹续集》黄溍《文学书院记》亦提及《吴都文粹续集》卷一三，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385册。，所叙事在至顺二年(1331)后数年。另康熙四十八年《御选四朝诗·御选元诗》选录梦吉一首《西湖竹枝词》，其“姓名爵里二”“徐梦吉”条提及“字德符”《御选元诗》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439册。，则《墓志铭》叙梦吉用字而不用名。查元王沂思鲁《伊滨集》有《送徐德符序》《伊滨集》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208册。，文曰：
〓〓余少时居江南，识徐君德符，时年未三十，风骨爽秀。自其大父雪江翁、父秋山翁，世善琴，而德符兼工诗与阴阳家学。时与之抱琴择吴山胜处，扫叶席草，坐长松巨竹间奏古操，一二见者以为仙也。后三十年，余承乏太史，德符长池州淮学。既代，来京师，昔之秀整之状，今化而为苍颜华发。昔之俊敏之气，今转而为淡泊静默。而余亦不复如少年时气象矣。追惟畴昔，相与慨然。而京师之贤豪闻其家学，欲闻紫霞遗音者，争邀致之。而余方从跸上京，出居庸关，过龙门峡，徘徊绝壁之下，乱石林立，波潄其罅，风水吞吐，其音澎湃，犹韶濩间作。德符能援琴写之，将见风云为之变化，涛澜为之汹涌，鱼龙为之悲啸。余亦超然有得，欲遗埃堨。而上征德符，买舟南归，而莫余从也。噫。
这篇赠序作者与徐梦吉是知交，雪江、秋山究何许人，说得非常清楚。从该文所叙来看，现在所见梦吉资料都是早期行止，从传贻书院山长到常熟儒学教授。那么后来他还“长池州淮学”，历江浙皖，皆属江浙等地行中书省。不过更重要的是“来京师”。
王沂生平莫详，《伊滨集》向无流传，乃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据其提要考证，“宋辽金三史成于至正五年，而书前列修史诸臣，有总裁官中大夫礼部尚书王沂之名”。至正五年系公元1345年。《送徐德符序》“后三十年，余承乏太史”即指修史之事，再见徐梦吉当在此后。又提要考证王沂为延祐(1314—1320)初进士，则“余少时居江南，识徐君德符”，当然事在延祐以前。而且“时年未三十”，那么大略生于至元甲申、乙酉(1284、1285)之后，其时袁桷刚受琴于“其大父雪江翁”。而“父秋山翁”呢，至元己卯(1279)入觐，按《故锦衣卫指挥使徐公墓志铭》的说法，“俾授完颜寿曲，为制完颜谱，命官不受，归隐檇李南阳村”，授琴即便需要数年，到甲申乙酉也应该差不多了，则梦吉当出生于秋山“归隐”之后。又四库提要考王沂事直至至正二十二年(1362)，云“计其年亦当过七十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20别集类20。，推之则约小徐梦吉七八岁，这也符合赠序“余少时”而德符“年未三十”之语。
《送徐德符序》中“年未三十”与“后三十年”相合，可知二人再见时德符已近六十岁，大体是至正五年后不久。从序中看，徐在大都甚为风光，“京师之贤豪闻其家学，欲闻紫霞遗音者，争邀致之”，最后“上征德符”，匆忙从上都买舟赶回。这个“上”就是元顺帝惠宗，没想到秋山晓山父子，在有元一代分别同开国与亡国之君发生过关系。
到元明之交，晓山如果活着则年过九旬，大体应该卒于元。另外，《故锦衣卫指挥使徐公墓志铭》言德符“卒于鄞县大白里，因占籍焉”，则从他这一代迁往浙东宁波一带，此前其可考数代祖先都在浙西杭州及周边。故有关他及儿子徐诜和仲，基本都是浙东的地方志记载。徐诜有记录的主要活动在洪武朝，其时年纪大概也早已不小了。《墓志铭》言其为“鄞学训导”，而且“通春秋，编《宋史要言》”。按明程敏政《篁墩文集》中《与何宪使廷秀书》云“胜国时天台徐诜亦有《续通鉴要言》一书”《篁墩文集》卷五三，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253册。，看来并非吹牛，而且是作于蒙元之时。
元末时四明一带，徐诜大概很是名士圈子中的一员，自然琴还是他最重要的资源。慈溪乌斯道《春江引有序》乌斯道《春草斋集》文集卷四，崇祯二年萧基刻本。〓〓徐氏四世以琴名海内，雪江秋山晓山皆闻而知之，晓山之子和仲与予交，则见而知之也。和仲性乐易，尤博览群书。每一见必鼓琴，余必索《春江》之曲。闻其声之洞达，势之澎湃，则神扬意爽，如挟风云上下于天地，是诚妙于琴之音也。遂为《春江引》以贻之。
家族背景到这一代已是声势骇人。乌斯道对和仲父亲仅是耳闻，可证晓山已不在人世。《春草斋集》诗集卷一又有《徐梅涧先生授余琴予写曲调之意赋诗九章》，其中就有“春江”，以此可知徐诜字和仲而号梅涧，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琴谱要称作“梅雪窝”了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有《梅雪窝删润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乌斯道是徐诜的琴弟子，但《春草斋集》文集卷四《三世雷记》又云“余友钱塘徐君梅涧以琴名”，可见从年纪上说，他们是同辈人。康熙初年乌斯道的同乡后辈郑梁撰《乌春草先生传》郑梁《寒村见黄稿》卷二，《寒村诗文集》，康熙紫蟾山房刻本。又题下署“壬子”，知为康熙十一年（1672）作。，其中提到：“斯道生于元某年甲寅，讫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冬尚有文字，其卒之时无所考。”此“元某年甲寅”亦即延祐元年（1314），此时徐诜父亲梦吉年未满三十，而诜字和仲，谓“仲”则可能行二，总之推断他与乌斯道年岁相当大概是接近事实的。
郑梁传记中还提到元末乱起时，徐诜曾依附方国珍“久之，天台方国珍开府庆元，行丞相事，得专用，舍士利荣禄者多趋之。时斯道主倪参政晋斋，又所与游如徐梅涧诸人，皆国珍亲信。苟倚之，取名爵如拾芥。而斯道徜徉北郊，琴诗自娱，偕朋吟弄江月而已……”，这当然是为了反衬乌斯道，不过其事与其别号“梅涧”一样，早已湮没无闻。各种文本记载他的事迹，大体相类，最有名的经历就是《墓志铭》中所说“文庙潜藩时，以琴召见，受重赉”，则朱棣夺位前他去了趟北京。这当然是洪武十三年(1380)以后，建文四年(1402)之前的事。但建文年间，朱棣一直在打仗，所谓靖难之役，恐无兴致于这些雅事。
这件事最直接的证据，无过于姚广孝《舟中赠琴士徐和仲》姚广孝《逃虚子集》诗集卷七，南京图书馆藏清钞本。又广孝到燕王府在洪武十五年(1382)，是以徐诜北上不可能早于此。〓〓南湖佳处乐幽情，鹗举亲藩蔼俊声。妙学传家琴有种，高年玩世酒为生。
还乡自幸乘舟便，归路争看衣锦荣。愧我迂踈林下士，秋风瓶锡喜同行。
“亲藩”一语，可知此事绝无疑问。“琴有种”奉承其家世，至于“高年”，倒是毫不夸张，略推之朱棣就藩时期徐诜可能在七十至八十五岁之间，则大概见面还是在前期。后四句大意言姚与徐原来并不熟悉，所谓“迂踈”，而此时徐“亲藩”后还乡，归路的“乘舟便”大概走的是大运河，从通州可直达余杭，姚则“瓶锡喜同行”，因而“舟中”赠诗。
另外，大略是明中期武宗时的都穆《都公谭纂》言：“永乐初，朝廷征天下善鼓琴者三人，四明徐仲和、松江刘鸿、姑苏张用轸，同诣阙廷。刘弹《楚歌》，为言官所劾。张但和弦不能弹。徐弹《文王》一曲，上大喜，除锦衣千户。”《都公谭纂》卷上，商务印书馆，1937年，据砚云甲乙编本排印。又“仲和”乃“和仲”之讹。另许健《琴史初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第七章第七节（1）言，“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六年（公元1373）开设文华堂，广罗人才。那时经姚广孝推荐天下能琴者三人：四明徐和仲、松江刘鸿、姑苏张用轸”，不知何所据。事实上亦不可能，据《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姚与朱元璋并无直接关系，“高皇后崩，太祖选高僧侍诸王……道衍，燕王与语甚合，请以从至北平”，道衍乃广孝法号，此已是洪武十五年（1382）事。 记述得很生动。刘鸿所弹曲目，取意霸王垓下楚歌四面，乃至“泣别虞姬”“乌江不渡”可检查阜西《存见古琴曲谱辑览》。，也许他只是一意想表现自己的琴艺，但对着刚夺皇位的朱棣弹这样的曲子，可谓不识趣到极点，简直有点其心可诛，正活该“为言官所劾”。至于他的徒弟，《吴县志》：“明张收，字用轸，善琴。永乐初，姚广孝荐，上留侍文华殿，时称松派，本之刘鸿氏也。”见乾隆十年《吴县志》卷七五，又康熙三十年《苏州府志》卷七八。 其狼狈不堪到“但和弦不能弹”，大概水平不至于那么差，如果不是太紧张，那一定是因为师父弹了首《楚歌》就出了问题，被吓破胆了。而还能留在文华殿，可能是他的同乡姚广孝当时在朱棣那儿正红得发紫。
不过，据《故锦衣卫指挥使徐公墓志铭》，都穆的说法是有些问题的。墓志言，“及即位，和仲已卒，召其子惟谦及孙守真俱至南京，克传家学，赐第北安门外”，也就是说，当时徐和仲已经不在，就把他子孙召来。刘、张是姚广孝所荐，徐家则是朱棣旧交之后，大概感情上很有些不同，“赐第北安门外”。《墓志铭》所谓“和仲已卒”不可能有误，他就是死在洪武建文年间，《千顷堂书目》言徐诜“永乐中官训导”也不对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和记载忽必烈召徐天民所云“时已卒”的有意隐瞒不同，此时徐家与本朝先帝的关系简直是无上光荣的事情，张扬还来不及呢。徐氏一族也确实见过大世面，与皇家阵仗打交道是有传统有经验的，自然比刘、张懂得如何玩这套游戏，“弹《文王》一曲，上大喜”，此堪与其曾祖秋山在忽必烈那儿“入奏《南风》近前席”相媲美。虽说未追三代以上，或者也不具毛敏仲那样创造新曲的才能，但尽有历史遗存供他行礼如仪。《文王操》一名“文王思士”，托言周文王所作可捡查阜西《存见古琴曲谱辑览》。，也算是很不差了。而能绳其祖武，真无愧于家学渊源。
回头看故宫藏《秋鸿》图谱册，如果说瓢翁本就是天民别号，那么“晓山翁”这样的称呼应该来自徐家后人。而且如此细致制作恐是作为觐见之礼，那么入宫就有两个可能，一是洪武年间徐和仲往北京燕王藩邸时，一是永乐初年惟谦守真到南京宫中时。或以前者为是，因为如是惟谦进献，于常理而言，除瓢翁晓山翁之外，还应该提及父亲徐诜。则大体的情况，和仲应朱棣召，就在浙江家乡请浙派画家为制图甚至抄谱。那么这份谱应是他家族至他父亲时“累删”的结果。至于他自己，《千顷堂书目》有《梅雪窝删润琴谱》《四库全书》本误“徐诜”为“徐说”。，则《秋鸿》一曲搞不好后来还“删润”过的。
随后惟谦守真“扈从来京”，那是永乐十九年(1421)的事。“仁庙嗣统，拜惟谦右顺门待诏”，明仁宗朱高炽在位仅十个月，还是让徐家终于得了个官职。“未几，惟谦守真相继卒”，则无疑是在明宣宗朱瞻基宣德(1426—1435)年间。其后就是《故锦衣卫指挥使徐公墓志铭》的墓主徐旸，父祖死而“宣庙知公世琴，命隶锦衣共事御用监。正统九年，皇上选公写经，赐楮币，以琴直南薫殿。景泰初，以年劳拜府军卫镇抚，转锦衣，寻调留守。壬申鼓琴称旨，复转锦衣，甲戌升副千户，两转至今职简在”。则从宣德、明英宗正统、明代宗景泰到明英宗复辟的天顺，历四朝三帝。死于“戊寅六月十三日也，享年五十有二”，戊寅即天顺二年(1458)，则生年当在永乐五年(1407)，那应该是在南京了。宣德“知公世琴”，给他事做，正统九年(1444)时“以琴直南薫殿”，景泰壬申（三年，1452）“鼓琴称旨”，大体琴还是资本。不过他主要在锦衣卫系统中升迁，甲戌（景泰五年，1454）“升副千户”，然后是千户，即《都公谭纂》中被误植到其曾祖徐诜身上的“除锦衣千户”。最后在“天顺改元”的“夺门之变”中立功，迭升“指挥同知”、“指挥使”，成了锦衣卫的最高层头目。
由徐氏家族几代经历，可见古琴在中国古代皇家文化中的地位，宋金元明无不如此，到了后来的清朝才转了风向。有明一代，前举兹不赘，其后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祐樘等均着迷于琴，藩王之宁衡益潞，在琴界可谓路人皆知，更别提大名鼎鼎的朱载堉了。特别的是，明朝宦官精于琴者不少，就《酌中志》所载，擅琴与能琴者近十人之多 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主要见卷二二“见闻琐事杂记”。。而流传至今的嘉靖万历间太监刊刻的琴谱就有《梧冈琴谱》、《玉梧琴谱》、《藏春坞琴谱》《玉梧琴谱》、《藏春坞琴谱》，《琴曲集成》第6册，中华书局，1987年。。
这与明朝的宦官制度演变有关，朱家洪武永乐两代皇帝，大体都还勤于任事。制度设计上，朱元璋在地方分封藩王，在中央取消相权，“家天下”到极致。结果人一死骨肉相残，而子孙一代比一代荒唐怠惰。取消相权固然权力高度集中，但需要做的事也高度集中到了自己。结果早在宣德时，朱瞻基就一反不许太监识字读书的祖训朱元璋曾“定制内侍毋许识字”，《明史》卷七四。，“特设文书房，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明史》卷七四。。毕竟自家奴才，比外人还是觉得可靠些。太监会写字，就可以替皇上“秉笔”“批红”，皇上也就有时间满足自己千奇百怪的大量业余爱好。发展到后来，司礼监简直成了另一个内阁，和大臣们斗得死去活来。明朝宦官之为祸不下汉唐，所不同的是，汉唐是在皇权失衡的情况下发生的，因而皇朝后期，太监可掌皇帝生死；而有明一代，宦官权力的膨胀是一种制度设计，和大臣的权力构成恐怖平衡，所以始终没有威胁到皇帝自身。
正如明代大臣堪称历史上最固执的士大夫，明代的太监也可算是历史上平均文化程度最高的宦官。这源于有意识的培养，明中期宦官琴家和琴谱的出现正有赖于此。《殿阁词林记》“侍游”条和《翰林记》“侍游禁苑”条均载《殿阁词林记》卷一二、《翰林记》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452册、596册。〓〓天顺四年四月十六辰刻，上御南薰殿，召尚书王翱、李贤、马昂，学士彭时、吕原五人入侍。命内侍三人鼓琴，皆年十五六者。上曰，琴音和平，足以养性。曩在南宫，自抚一二曲，今不暇矣。所传曲调，得于太监李永昌，永昌经事先帝，最精于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贤等对曰，由此不辍，亦可精妙。此引《翰林记》，《殿阁词林记》文字微有不同，如“四月十六”作“四月六日”。
可见英宗对年轻太监文化水平的关心。按《明史》卷一七〇、三〇四记土木堡之变后瓦勒攻打北京城，景泰让李永昌和于谦、石亨总理军务，永昌乃司礼近侍。《殿阁词林记》“詹事兼侍读学士李泰”条：“太监李永昌，泰之伯父也，正统中掌章奏，有宠。”《殿阁词林记》卷六。 由此上推，李永昌大概是宣德四年(1429)设文书房所培养的第一代人才了，只不知是否徐门一脉。
朱祁镇被朱祁钰幽禁南宫时，李永昌教他弹琴以解闷。从天顺四年(1460)这条材料看，永昌此时已故。英宗复辟后，不知是否出于对这位忠顺太监的怀念，于其后辈习琴一事似乎很是上心。由此联接《梧冈琴谱》编者黄献在后序中的说法：
〓〓此谱徐门高弟张公助先生亲传。张公在英庙朝，上诏取诣京，奉旨授琴司礼梅东萧公、我竹楼戴公辈数人，独二公深得张公指法之妙。
所谓“我竹楼戴公”据陈经序知乃“戴公义”。而“梅东萧公”被摆在师父前面，显因地位更高。《酌中志》云：
〓〓宪庙好琴弈诗画。司礼戴太监义，号竹楼，不知何许人，最精于琴……戴之名下黄太监献，广西平乐人也，亦精于琴，有谱行世。司礼太监萧敬，字克恭，号梅东者，亦戴名下也……按《酌中志》常见海山僊馆本，而“黄献”作“王献”，“梅东”作“东梅”。北京古籍出版社版点校者冯宝琳取故宫藏清康熙内府抄本对勘校正，见卷二二“见闻琐事杂记”校勘记（七）。据《梧冈琴谱》黄献后序，知内府本为是。
作者刘若愚天启崇祯时太监，时间久远，是以将萧敬辈分弄错了刘若愚原名时敏。又萧、戴《明史》有传，戴义条引用《酌中志》，错误相沿。见卷四〇五“宦官上”。。此处言及成化时事，戴义已经学成，而据黄献说法，戴萧初学当在天顺年间。不过“张公助”来京应在天顺四年之后，否则英宗当时不必感叹。大臣们的“由此不辍，亦可精妙”显然纯属安慰，光勤学苦练不解决问题，还得要明师指点。天顺一共只有八年，则其时当在公元1460至1464之间。说不定那次“上御南薰殿”，三个“年十五六者”的内侍，就有萧梅东、戴竹楼在内。
于是，宫中琴风大盛，光是黄献后序提及，由孝宗下令组成的这个戴义古琴班，他的同学就有王诜、陈琇、田斌、兰永、王阳用，这还是其中学成的，“得先公竹楼之雅趣”，学不下去的则不知凡几。戴义大概是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宦官琴家，其于弘治十一年(1498)督造的琴至今尚在宫中《故宫古琴》收录。另参见郑珉中《明宫琴家戴义及其督造的琴》，《紫禁城》1984年第5期。。
此时徐氏家族一脉尚在京，当然，徐旸天顺二年就死了。不过天顺四年英宗在古琴上怀念的却是太监李永昌，则永昌之琴即使得之徐门，也在徐旸父祖。因为虽说他正统时“以琴直南薰殿”，但李永昌应该也已学成，年龄更未必比他小。看来到他这一代，京城宫中古琴已与徐氏家族逐渐脱离关系。其实徐旸本人已非普通琴师，至少弹琴已非其专业，“或乘兴取琴鼓一再行，襟度洒如”。爷爷惟谦是“右顺门待诏”，也就以琴事主而已，那是仁宗时新设的从九品小官。而他在锦衣卫一直干到指挥使，这可是正三品，算是高官了。
《故锦衣卫指挥使徐公墓志铭》言，“其升旸为指挥使，子孙世官”。按，明制锦衣卫属军籍，可以世袭。徐家其后无考，不过只要不出事，终明一朝，子孙也都是有这个饭碗的。至于称徐旸子徐甫、徐用皆能琴，但似乎已经不是太有能耐，否则无需千里迢迢从江南把张助找来。陈经《梧冈琴谱序》列出雪江、秋山、晓山、仲和（和仲之误）、惟谦、惟震直到张助的世系，其中惟震是新出现的人名，应是和仲之子，惟谦之弟，那么张助很可能是徐惟震的传人。当然徐诜还有别的弟子，如地方志所提到的王礼、金应隆、吴以介，还有那个不知真假的薛生如嘉靖三十九年《宁波府志》卷三一，嘉靖四十年《浙江通志》卷一九六。。但如果张助是跟他们中的某一位学琴，则言及的应该是这个人，而不会特别点出惟震以入此琴统。看来当年惟谦一支应召南京，随后在北京几代定居下去，琴艺式微。而惟震留在江南播衍，经过张助再将徐门琴带到北京。
梳理相关史料，则英宗天顺末年取张助来宫中教戴义等习琴，宪宗成化时戴已是“最精于琴”，至孝宗弘治年间，则受命教小一辈的太监。其后武宗正德时期，《都公谭纂》记载：“今两京及浙中琴皆其所授。惟姑苏则尚刘氏，杨凌父鸿弟子也。”《都公谭纂》卷上。“皆其所授”云者，指的是徐门一派，可见其势盛。而刘鸿一系，则局于一隅。嘉靖十八年(1539)《风宣玄品》徽藩朱厚爝序云：“世传操有二，曰浙操徐门，江操刘门。”《琴曲集成》第2册，中华书局，1980年。 说明二“门”尚有并峙之目。其后不久的嘉靖二十五年(1546)，戴义的徒弟们刊刻《梧冈琴谱》，陈经序言“盖徐门正传也”，标举所谓“正传”，强调的正是黄献后序所谓“殆非江操之寻常者可比”。同样嘉靖三十六年(1557)萧鸾《杏庄太音补遗》自称“比闻徐门之传，私淑雪屋王氏”，该谱之编是“裁酌去取，合徐门正传者”。书中专有“徐门正传”一条，云“我徐公晓山……所鼓诸曲，动曰徐门。而其所传，世以浙名。盖欲以别江操，而俾后之学者，审所尚也” 萧鸾《杏庄太音补遗序》，《琴曲集成》第3册，中华书局，1982年。。又嘉靖四十三年（1564）刘珠《丝桐篇》 万历已丑（1589）家刻重刊本。内编“浙操徐门正传”：“国初浙东徐氏桥梓三人，号雪江秋山晓山，雅好丝桐，精于操弄……天下翕然景从，迄今上自廊庙，下逮山林，遞相斆学，无不宗之。琴家者流，一或相晤，问其所习何谱，莫不曰徐门……近日金台黄梧冈、金陵萧杏庄、兰谿朱春山所梓谱，乃其真脉也。”又“琴操”条：“近世所习琴操有三，曰江曰浙曰闽。习闽操者百无一二，习江操者十或三四，习浙操者十或六七。”是皆可见“徐门”从“廊庙”到“山林”的统治性地位。
由“浙谱”至“徐门正传”其间有三百年之演变，至少元朝就将《紫霞洞谱》几个核心人物杨缵、徐宇、毛逊诸人所弹称作浙谱。袁桷深所不满，《琴述赠黄依然》：“杨司农匿前人以自彰，故所得谱皆不著本始，其为今世所议无可言。”《示罗道士》：“近世通南北谓吴中所习琴为浙谱，其咎在杨司农缵，讳其所自谱。”《题徐天民草书》：“韩谱湮废已久，东嘉郭楚望始绍其传，毛杨徐皆祖之，不知者咸称浙谱，由毛杨自秘其传故耳。”分见《清容居士集》卷四四、卷四四、卷四九。 这些资料久为琴界熟悉。有关当时的状况，饶宗颐先生《宋季金元琴史考述》考论綦详。袁桷对杨缵的不满兹当别论，而仅言“毛杨自秘”而不及徐，显系因为二人相识。不过由此亦可知元时以《紫霞洞谱》为中心的“浙谱”已成为广泛的共识，至元末徐晓山到大都，“京师之贤豪闻其家学，欲闻紫霞遗音者，争邀致之”《送徐德符序》。，紫霞已有海内独大之势。
而由于这一派以后的传承基本出自徐氏，是以到元明之交，所谓“浙谱”渐渐被徐家垄断。各地方志有关徐诜，总言及“以是称徐门琴曰浙操”、“而浙操至今称徐门云”、“自此徐门称浙操”嘉靖三十九年《宁波府志》卷三一，嘉靖四十年《浙江通志》卷一九六，万历七年《杭州府志》卷一四九。。《千顷堂书目》亦云徐诜《梅雪窝删润琴谱》“浙操琴谱所自始”《千顷堂书目》卷二。。浙操与徐门画上了等号。到了嘉靖时期，徐氏家族未闻能琴者，反而一方面由于江浙二派的对抗，另一方面欲建琴统以自重，外姓的徒子徒孙遂有“徐门正传”一说。要言之，明前期约二百年间，先是“徐门”替换“浙操”，后有外姓标榜“正传”。“徐门正传”正是徐氏家族琴艺衰微的产物，设若徐家有后，何须“正传”贴金。
不过到了万历，仅仅二三十年间，所谓“徐门正传”，至少在宫中已经销声匿迹。万历十七年(1589)太监张进朝刊刻《玉梧琴谱》，与其合作的琴师崔益甫小桐不知何出。万历三十年(1602)太监王安定与郝宁小川在严澂等帮助下刊刻《藏春坞琴谱》，其师沈音太韶被描述得神乎其技可参看王世襄《琴书解题》，《锦灰三堆》，三联书店，2005年。。但沈与崔显然与徐门无关，是否浙操都相当可疑。因为署名张进朝的“弹琴总规”言，“仆深恶人言江浙二操之说……有何江浙之分……何其浅见江浙之分哉”，而这份文字为《藏春坞琴谱》所照录《琴曲集成》第6册。。徐门一系不至于传承已绝，但从元初以来与宫廷长达三百年的纠葛就此结束了。
附表：名字号谱
（某）谔天佐天民宇天民雪江居士 瓢翁徐门琴谱
企企秋山完颜谱
德符梦吉德符晓山中人琴余杂言
和仲诜和仲梅涧梅雪窝删润琴谱
惟谦惟谦守真守真旸旸孟旸（原刊《琴学荟萃——第一届古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12月。略有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