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卉
综观明代通俗小说的传播，无论编创、出版、评论、接受等哪一个环节，都反映着当时人对通俗小说的认识过程。从编创环节说，由书坊主主宰小说编创到队伍的文人化是文人们小说观念的反映；从出版环节说，明代通俗小说的出版传播中心由嘉靖、万历年间的福建建阳转移到江浙地区，也是人们通俗小说观念的作用；从流通环节说，评论者对通俗的批评或鼓吹，接受者对通俗小说的冷漠或欢迎，也无不透露着当时人们对小说的认识。
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是其传播的基础，明代通俗小说编创环节的承担着是编创者，编创队伍的成分、思想、编创意图、编创方法、编创风格与水平不仅决定着通俗小说作品的质量，也影响着之后的每一个环节。
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者们创作小说的初衷，充分体现在各部小说的序跋之中。无论这些小说的序跋是作者自序、延请他人作序，还是假托名人的序，序跋的作者们面临的是当时通俗小说地位的卑下。在以诗文为正统、雅文学的传统里，要为小说张目，首先是“尊体”、“正名”，即论证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文体卑下的通俗小说，与史传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其次是鼓吹通俗小说的社会功能——教化作用。为阐释通俗小说的“裨益风教广且大焉”的社会功能，编创者们强调它以生动、通俗见长，比起正史、六经更深入人心。再次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者还着力宣扬通俗小说的消遣、解闷、新听睹、佐谈谑的娱乐功能。笔者以明代通俗小说的序跋为资料，从补史、教化、娱乐方面对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观及其传播略作论析。
一〓“尊体”：补史之遗
明代通俗小说编创观的“尊体”，即是阐明通俗小说的史传传统。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重史的国度。史学不仅年代悠远而且地位崇高。从小说萌芽形式起，史学的章法、真伪观、审美观都影响着小说观念。而对于明代通俗小说的鼓吹者来说，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地位在当时文坛还十分卑下，创作小说被视为“宫锦制裤”，甚至要遭受口业报，因此，要提高小说的地位首先是“尊体”，即不遗余力地阐发小说的“补史”作用。所以，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说：“小说者，正史之余也。”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抱瓮老人辑《今古奇观》，《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页。 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叙》说：“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叙》，冯梦龙编《醒世恒言》，《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金阊叶敬池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7页。 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说：“予为通俗演义者，非敢传远示后，补史所未尽也。”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转引自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78页。 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说：“羽翼信史而不违。”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罗贯中编次《三国志通俗演义》，《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嘉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页。吉衣主人《隋史遗文序》说：“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辅正史也”，“‘英雄所见略同’，或于正史之意不无补云。”吉衣主人《隋史遗文序》，《隋史遗文》，《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名山聚藏版，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7页。正是基于“羽翼信史而不违”的观念，不少通俗小说的编创者、出版者、评论者在谈到编创的初衷、编创的原则、编创的特色时，都强调其史统。
北大中文学刊(2011)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观与其传播〓〓抱朴子性敏强学，故继诸史而作《列国传》。起自武王伐纣，迄于秦并六国，编年取法麟经，记事一据实录。凡英君良将，七雄五霸，平生履历，莫不谨按五经并《左传》、《十七史纲目》、《通鉴》、《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而逐类分纪。余邵鱼《题全像列国志传引》，余邵鱼编集《列国志传》，《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万历三台馆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4页。
《列传》始自周某王之某年，迄某王之某年，事核而详，语俚而显，诸如朝会盟誓之期，征讨战攻之数，山川道里之险夷，人物名号之真诞，灿若胪列，即野修无系朝常，巷议难参国是，而循名稽实，亦足补经史之所未赅，譬诸有家者按其成簿，则先世之产业厘然，是《列传》亦世宙间一大帐簿也。如是虽与经史并传可也。陈继儒《叙列国传》，陈继儒重校《春秋列国志传》，《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龚绍山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9页。
墨憨氏重加辑演，为一百八回，始乎东迁，迄于秦帝。东迁者，列国所以始；秦帝者，列国所以终。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墨憨斋新编《新列国志》，《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金阊叶敬池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10页。
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罗贯中编次《三国志通俗演义》，《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嘉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5页。
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同异者，两存之以备参考。或谓小说不可以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熊大木《序武穆王演义》，熊大木编《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熊大木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3页。
以上这些文字，既体现了通俗小说的编创者、评论者们攀附史学以提高通俗小说的身价的思想，也说明了通俗小说，尤其是历史演义类的通俗小说在叙事方式等方面师法史学的情形。既是师法史学，对通俗小说的评价标准也就难免以史的规矩来衡量。历史需要真实性，因此通俗小说的编创者、评论者对作品的“真”与“赝”问题进行探讨。有竭力申明编创不离史的尺度的。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墨憨斋新编《新列国志》，《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金阊叶敬池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页。吉衣主人《隋史遗文序》：“窃以润色附史之文，删削同史之缺，亦存其作者之初念也。”吉衣主人《隋史遗文序》，《隋史遗文》，《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名山聚藏版，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页。也有强调通俗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其情节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慷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冯梦龙编《警世通言》，《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金陵兼善堂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6页。“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的创作原则，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不差的。
既然强调通俗小说的“补史”功能，在其传播中，对于通俗小说的广大接受者来说，阅读或听、看小说内容表演的过程就是了解历史知识的过程。而由于通俗小说把接受者定位于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是文盲的广大民众，所以就要求通俗小说的编创首先要“通俗”：“若通俗演义……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冯梦龙编《古今小说》，《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天许斋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页。；《三国演义》就是“以国史演为通俗”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墨憨斋新编《新列国志》，《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金阊叶敬池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页。。通俗小说既是以通俗为指归，在语言上就“以俗近语，隐括成编”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罗贯中编次《三国志通俗演义》，《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嘉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页。，起到“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同上书，第5页。的“导愚适俗”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叙》，冯梦龙编《醒世恒言》，《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金阊叶敬池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页。的作用，“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罗贯中编次《三国志通俗演义》，《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嘉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页。。因此，虽然不少通俗小说取材于史书，但由于它的通俗特点，使得它比正史的传播范围更广，正象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描绘的：“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聚讼言之不倦。及举《汉书》、《汉史》示人，毋论不能解，即解亦多不能竟，几使听者垂头，见者却步。”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钟敬伯评《全汉志传》，《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宝华楼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3页。
二〓“醒心”：教化之功
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者、评论者在“尊体”的同时，还强调儒家的教化思想，并且将通俗小说的教化功能作为一个原则遵循着。在很多通俗小说的编创者、评论者心中，教化民众是他们的责任。儒家传统的文艺价值观自上而下的教化、自下而上的讽喻在明代通俗小说中被编创者们自觉地延续着。
编创者们首先是看到了通俗小说的感人至深的力量。无碍居士在《警世通言叙》中举出里中儿听《三国志》所受到的勇敢教育：“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冯梦龙编《警世通言》，《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金陵兼善堂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6页。继而感慨通俗小说：“夫能使里中儿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冯梦龙则从“说话”的场景谈小说的感人：“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捷而深也。”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冯梦龙编《古今小说》，《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天许斋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页。通俗小说的教化作用能因人而异，却殊途同归达到“醒心”的效果。这样生动的教育课是以小说形式出现的，能使怯懦者勇敢起来，淫荡者贞洁起来，薄劣者敦厚起来，顽钝者愧然警醒，这确乎不是死板的宣教所能比拟的。西湖渔隐在《欢喜冤家叙》中，也强调因人而异的教化功能：
〓〓其间嬉笑怒骂，离合悲欢，庄、列所不备，屈、宋所未传。使慧者读之，可资谈柄；愚者读之，可涤腐肠；稚者读之，可知世情；壮者读之，可知变态。致趣无穷，足驾唐人杂说；诙谐有窍，不让晋士清谈。使蕙风发响，入松壑而弥清；流水成音，写盘石而转韵。圣人不除郑卫之声，太史亦采谣咏之奏。公之世人，唤醒大梦。
读该书，“慧者”、“愚者”、“稚者”、“壮者”能得到不同的收益。
正是因为通俗小说有这样感人至深的教化功能，也与文人们依奉的儒家思想相吻合，所以，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者、评论者们在阐发他们思想的序跋文字甚而作品里，不遗余力地张扬通俗小说的“教化为先”的原则。空观主人在《拍案惊奇自序》中说：“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序》，凌蒙初编《拍案惊奇》，《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尚友堂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9页。《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说：“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即空观主人《二刻拍案惊奇小引》，凌蒙初编《二刻拍案惊奇》，《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尚友堂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5页。龙子犹在《石点头叙》中说：“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净方便法门，能使顽夫伥子，积迷顿悟，此与高僧悟石何异。”龙子犹《石点头叙》，天然痴叟著《石点头》，《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金阊叶敬池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页。薇园主人在《清夜钟自序》中谈到《清夜钟》之名的由来时说：“余偶有撰著，盖借谐谈说法，将以明忠孝之铎，唤省奸回；振贤哲之铃，惊回顽薄。名之曰《清夜钟》，著觉人意也。大众洗耳，莫只当春风之过，负却一片推敲苦心。”薇园主人《清夜钟序》，薇园主人述《清夜钟》，《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末隆武杭州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7页。
不仅通俗小说的编创者、评论者强调通俗小说的教化作用，通俗小说的出版者在其简短的出版识语中也宣扬教化功能。刻印《喻世明言》的衍庆堂书坊主的“识语”曰：“今版归本坊，重加校订，刊误补遗，题曰《喻世明言》，取其明言显易，可以开口人心，相劝于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刊刻了《警世通言》的兼善堂书坊主的“识语”则说：“兹刻出自平平阁主人手授，非警世劝俗之语，不敢滥入，庶几木铎老人之遗意，或亦士君子所不弃也。”从这两则“识语”也可看出，以经营为本、以利润为目的的书坊主同样标榜通俗小说的教化功能，不仅说明“教化为先”的儒家思想在当时社会的主导地位，还包含着出版者对出版物社会责任的认同。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当时乃至今天都被认为过多描写色情、恶习的通俗小说如《金瓶梅》、《隋炀帝艳史》等，也是以“劝善惩恶”相标榜的：
〓〓《艳史》虽穷极荒淫奢侈之事，而其中微言冷语，与夫诗词之类，皆寓讥讽规谏之意。使读者一览，知酒色所以丧身，土木所以亡国，则兹编之为殷鉴，有裨于风化者岂鲜哉！方之宣淫等书，不啻天壤。《隋炀帝艳史·凡例》，齐东野人编演《隋炀帝艳史》，《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人瑞堂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3页。
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笑笑生撰《金瓶梅词话》，台北：天一出版社影印明万历丁巳刻本，1975年，第1b—2a页。
《金瓶梅》秽书也。袁石公亟称之，亦自寄其牢骚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弄珠客《金瓶梅序》，笑笑生撰《金瓶梅词话》，台北：天一出版社影印明万历丁巳刻本，1975年，第1a页。
《隋炀帝艳史·凡例》中，一方面承认书里文字“穷极荒淫奢侈之事”，另一方面又宣称不同于“宣淫”之书。“穷极荒淫奢侈之事”的目的是为了给读者一个反面教训，使其懂得“知酒色所以丧身，土木所以亡国”。而《金瓶梅》的序者一边说该书是秽书，一边分辩说作者之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这些大量描写床笫闺帏之欢的小说，是否能起到“为世戒，非为世劝”的作用值得怀疑，即便能，也只是劝百戒一吧。
明代通俗小说的教化功能的宣扬，不仅在小说的序跋、识语里，也蕴涵在通俗小说的文字中。教化功能的强调，不同的编创者处理方法也不尽相同。高明的编创者将教化思想用文学形象表现，拙劣的编创者只能在文字中掺入大量的说教文字，而这些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表现力，也割裂了作品的整体性。从通俗小说的传播角度来说，“教化为先”的小说观念对接受者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潜移默化的。也许，通俗小说的传播者希冀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达到教育民众的目的，但这个境界并非多数明代通俗小说所能企及。
三〓“娱目”：消遣之资
在明代通俗小说的观念中，“教化为先”的教育功能被赋予很高的地位，使得编创者在编创活动中图解封建伦理道德，破坏了小说中人物以及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而另一方面，随着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风气日渐奢靡，享乐主义弥漫全社会。表现在通俗小说中，作为当时蒸蒸日上的通俗文化的代表，通俗小说的娱乐观念越来越得到编创者、出版者、评论者的承认和宣扬。
通俗小说的娱乐观念包含两个因素：一是编创者情感的宣泄；一是接受者以通俗小说为消遣、娱乐之物，通过阅读、听、观看通俗小说达到感官上的刺激和情感上的愉悦。编创者情感的宣泄，在通俗小说的娱乐观念中不再是传统的“发愤著书”、“不平则鸣”式的宣泄，而是带有更多的游戏之作的意味。当然，这并不排除笑谈悲愤之事的情况。对于通俗小说的认知，即空观主人在《拍案惊奇自序》中说：“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多采闾巷新事为宫闱承应谈资，语多俚近，意存劝讽。虽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观。”肯定其“小道可观”，是由于小说家的作品除了“意存劝讽”而外，还应为它是“谈资”。天许斋主人在《古今小说识语》也说：“小说如《三国志》、《水浒传》称巨观矣，其有一人一事可资谈笑者，犹杂剧之于传奇，不可偏废也。”而佚名的《新刻续编三国志引》则说得更为明白：
〓〓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今世所刻通俗列传并梓《西游》、《水浒》等书，皆不过快一时之耳目。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引》，转引自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935页。
将通俗小说的社会功能归纳为“快一时之耳目”，是对其消遣娱乐功能的凸显，也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对通俗小说地位的轻视，将其看成是消遣、解闷的工具，“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
与通俗小说的消遣娱乐功能相呼应，通俗小说的编创者以同样的认识、轻松的心态编创通俗小说。施耐庵的《水浒传叙》就说“是《水浒传》七十一卷，则吾友散后，灯下戏墨为多。风雨甚，无人来之时半之。然而经营于心，久而成习”。编创者于教化功能之外，当时社会风气所及，宣扬通俗小说的娱乐功能。佚名的《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中说：“聊当野史，以供耳食，非敢污博雅之目也。然于酒力乍醒，午梦方回，焚香啜茗，转卷垂青，未必非挥麈之一资也。”同上。将通俗小说当做解酒、醒梦、消闲之书，不禁令人想起洪楩编刻的《六十家小说》的六个集名分别为《雨窗集》、《长灯集》、《随航集》、《欹枕集》、《解闲集》、《醒梦集》。与阐述通俗小说的娱乐功能相呼应，编创者的心情也轻松快意起来，“不过因闲居无聊，偶阅西汉卷，见其间多牵强附会，支离鄙俚，未足以发明楚、汉故事，遂因略以致详，考史以广义；越岁，编次成书”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转引自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878页。。凌蒙初在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取得了很好的反响以后，也仿照宋元旧本的编创方式创作了“二拍”，在《拍案惊奇自序》中说：
〓〓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序》，凌蒙初编《拍案惊奇》，《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尚友堂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9页。
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他谈到创作的初衷说：
〓〓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垒块。非曰行之可远，姑以游戏为快意耳。
“聊舒胸中垒块”是凌氏情感的宣泄，“以游戏为快意”既表现了他创作“二拍”的态度，也传达出情感宣泄后他所获得的快感。从编创者情感宣泄的快感，到接受者读、听、观后的愉悦，不关乎通俗小说描写的是否合乎历史真实，也不关乎通俗小说的教化思想是否宣教高明，而是看编创者的宣泄与接受者的愉悦是否产生共鸣。从使小说的传播角度来说，产生共鸣的过程，就是通俗得以迅速传播的条件。
四〓编创观与明代通俗小说的传播
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繁荣是在明代中后期工商业迅猛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的发展也决定了明代通俗小说的传播具有很强的商业色彩。出版传播作为通俗的商业传播，其商业性毋庸讳言。就是以借阅传抄为手段的人际传播，和以戏曲、说唱演出为形式的娱乐传播，也都渗透着浓厚的商品性。小说观念的发展、变化，也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并影响着明代通俗小说传播的全过程。
在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环节，除了罗贯中、施耐庵两位元末明初的编创者，通俗小说的编创者在嘉靖、万历年间以福建建阳的编创者影响为大；到了万历、崇祯年间，则以江浙地区的编创者为主。究其原因可能很多，有当时两地出版业发展状况的影响；有熊大木、余邵鱼、邓志谟、余象斗等人个人经历的偶然；但其中的编创观念是不如忽视的重要因素。嘉靖及万历早期，明代社会中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地位还相当卑微，许多文人囿于传统文学观，还不愿甚至不屑从事通俗小说的编创。而福建的几位通俗小说的编创者，他们同时又是书坊主（邓志谟为福建建阳萃庆堂书坊主余泗泉家塾师）。因此，既是书坊主，又是通俗小说编创者的熊、余、邓、余诸人，更看重的是由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出版带来的利润，编创观念倒退居其次了。虽然他们编创的通俗小说质量不高，但面对兴起的通俗小说市场，粗糙的作品却也聊胜于无。万历后期，随着通俗小说的发展，以及热爱通俗文化的有识之士如李贽、冯梦龙、袁宏道、陈继儒、汤显祖等名士的鼓吹，人们的小说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认识到通俗小说的教化功能和娱乐作用，一些深受江南文化浸润的文人加入到通俗小说的编创者队伍中来，如冯梦龙、凌蒙初、陆云龙等。他们凭借江南出版业的迅猛发展，逐渐成为通俗小说编创队伍的主要力量。
明代通俗小说的出版环节和编创环节一样，在嘉靖、万历早期，福建建阳的通俗小说刊印在数量、种类上都居于前列。这是因为福建建阳出版业自宋代就很繁盛，元末明初的战乱也未波及，所以几百年的传统工商业为该地区提供了技术基础。而福建出版业一直以刻印价格低廉的通俗文学之书、民间日常实用之书、科举应试用书、医书为主。所以刻印通俗小说的经济效益，使得福建书坊的三十几家书坊主都曾刊印过通俗小说，而以余象斗为最。据研究者统计参见肖东发《建阳余氏刻书考略》，《文献》1984年第4期。，余象斗刻印通俗小说就多达十二种。到明代末年，随着建阳出版业的式微，福建通俗小说的出版也逐渐减少。江南地区，在嘉靖及万历前期，刊印的文学书籍以诗文集和戏曲集为多，通俗小说在当时未受江南出版商人的重视。万历后期，通俗小说的影响越来越大，江南书坊即以其刻印的精美和刊印数量、种类多而一跃成为通俗小说的刊刻中心。从出版通俗小说的种类看，福建建阳地区以刊刻《三国》、《水浒》书坊最多，《三国》现存版本中即有十三种为建阳书坊所刻。此外，建阳书坊还刊刻过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公案、神魔类小说。江南地区书坊刊刻通俗小说则涉及通俗小说的各种类型，包括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公案、神魔、世情、拟话本小说等，特别是拟话本小说，产生于明末，基本为江南书坊所刻。
进入明代通俗小说的流通环节，主要是通俗小说的评点和娱乐传播。通俗的评点，开始是作为通俗进入流通环节后的一项促销措施，可以说是通俗小说出版这一商业行为的附属品。评点的内容也多在注释读音、人名、地名、器物名、典故等，是辅助人们阅读的手段。而这些措施表明，通俗小说当时只是作为给普通大众消遣的通俗读物，没有人对其创作方法、艺术特色作深入的探讨。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评点是充满商业韵味的，是以书坊主为主体的。但随着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繁荣，文人对通俗小说的地位、社会作用、情感内涵、艺术规律的兴趣增加，出现了以文人为主体的非商业性或半商业半自我赏析性的小说评点，因而促进了小说理论的发展和小说的进一步繁盛。
因此，明代人尤其是明代文人的小说编创观念，是影响通俗小说传播的重要因素。在明代通俗小说传播的各个环节，编创观念都是制约或促进通俗小说发展及传播的不可忽视的方面。
(原刊《济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