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得到北京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资助。

柳春蕊

　　清代学人姚鼐在古文理论和创作方面有重要成就，为桐城文派的创建者，同时其诗学理论及其实践颇具特色，在清代诗学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对晚清学人之诗产生了一定影响。姚氏诗论的纲领性内容，是他在《与鲍双五》云：“熔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兼取唐宋诗之善，成为其诗学批评的重要尺度，评高常德的诗“贯合唐宋之体”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四《高常德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谢蕴山之诗“囊括唐宋之菁，备有宏阔幽深之境”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四《谢蕴山诗集序》。。可以说，“熔铸唐宋”是姚鼐诗学的宗旨。

一

　　“熔铸唐宋”的诗论宗旨，不仅着眼于诗歌的格调情韵，而且在诗歌社会意义的“风雅之道”层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与王士禛《古诗钞》相比，姚鼐编的诗歌选本《今体诗钞》“当人心之公者也”，其编撰的宗旨是“存古人之正轨，以正雅袪邪”，起到匡扶风雅的作用姚鼐编《五七言今体诗钞·序目》，同治五年（1866）金陵书局刻本。又，《与管异之》云：“吾向教后学学诗只用王阮亭《五七言古诗钞》。今以加于贤，却未当。盖阮亭诗法五古只以谢宣城为宗，七古只以东坡为宗。贤今所宗，正当以李杜耳。越过阮亭一层，然王所选亦不可不看，以广其趣。《崆峒集》亦正为子先导，红豆老人谬说，勿听之也。”（《惜抱轩先生尺牍》卷四，陈用光编，道光三年刻本。）。姚鼐论诗推崇有着“诗人之蕴”的“君子之诗”、“儒者之诗”，强调“雅颂”传统当时诗坛南方以袁枚为首，主“性灵”，姚鼐认为是“诗中之恶派”（《惜抱轩先生尺牍》卷四《与鲍双五》）。北方以翁方纲为首，倡导“肌理”说，姚鼐亦为不满。《答翁学士书》反对以考据入诗、以金石一类的诗料入诗。浙派厉鹗，用典密切，末流好为尖新奇语，姚鼐称为“恶派”。姚椿说：“（姚鼐）诗尤雅正醇正懿，才锋俊拔，而以酝酿出之，迥异浮响。盖能矫袁、赵末流者也。”（徐世昌《晚晚簃诗汇》卷一二三）。其《敦拙堂诗集序》云：

〓〓今夫《六经》之文，圣贤述作之文也。独至于《诗》则成于田野闺闼、无足称述之人，而语言微妙，后世能文之士有莫能逮，非天为之乎？然是言《诗》之一端也，文王、周公之圣，大、小雅之贤，扬乎朝廷，达乎神鬼，反覆乎训诫，光昭乎政事，道德修明，而学术该备，非如列国《风》诗釆于里巷者可并论也。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世之文士，固不敢于文王、周公比，然所求以几乎文之至者，则有道矣。苟且率意，以觊天之或与之，无是理也。自秦汉以降，文士得《三百》之义者，莫如杜子美。子美之诗，其才天纵，而致学精思，与之并至，故为古今诗人之冠。……且古诗人有兼《雅》、《颂》，备正变，一人之作，屡出而愈美者必儒者之盛也。野人女子偶然而言中，虽见录于圣人，然使更益为之则无可观已。世之小子嵬士，天机间发，片言一章之工亦有之，而裒然成集，连牍殊体，累见诡出，闳丽谲变，则非巨才而深于法者不能，何也？艺与道合，天与人一。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四。北大中文学刊(2011)熔铸唐宋：姚鼐诗学理论及其实践

姚鼐认为雅颂传统高于风骚传统。他称赞方恪敏公（宫保）“以名臣而兼诗人之盛者”，是从方氏具有“经济之才，上辅圣治，膏泽被萌庶，功业垂信史”方面而言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后集》卷一《方恪敏公诗后集序》。。他说陈东甫的诗有儒者气象，“实配盛唐之雄杰，秉节方面，则嗣周室之旬宣，固兼孔门之政事、文学，而为诗人之达者也”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八《陈东浦方伯七十寿序》。，“诗人之达者”是得雅正之音，合事功、立德与立言兼一身的，是名臣兼诗人之风。对于唐宋以降诗学中的“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穷而后工”、“诗能穷人”这一观点，姚鼐认为“诗人诚不必尽穷，而欢愉之词不如愁苦”。宫音和雅难于耸听，商音恓厉易以感人，这是基于“雅颂”传统而言。与“文以明道”一样，姚鼐认为诗歌也可以明道，但前提是创作主体须有儒者气象。儒者、“达者”心怀忧患，“固不得第谓欢愉之词”。诗人的穷达与诗之工拙主要是看诗人在穷达时的态度。就创作而言，要“气盈”其中，志能“敛其内”，“其发虽猛，其诗仍敛蓄平易，不至漫然无节，此其所学者深，所养者醇也”厉志《白华山人诗说》卷一，《清诗话续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姚鼐于诗人之“蕴蓄”再三致意，原因在此。

　　姚鼐所标举“雅颂”之音，不是纪恩扬美、雍容尔雅之辞，而是有着社稷关怀的诗歌，即《诗经·大雅·抑》所说的“NFEFB谟定命，远猷辰告”，这样的诗自有一种“雅人深致”《世说新语·文学》载：“谢公因子弟集诗，问《毛诗》何义为最佳，车骑称曰：‘昔我往矣，扬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NFEFB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宋）宋祁《宋景文笔记》：“《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见整齐而静也，颜之推爱之。‘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写物态，慰人情也，谢玄爱之。‘远犹辰告’，谢安以为佳语。” 清王渔洋《古夫于亭杂录》云：“愚按玄与之推所云是矣。太傅所谓‘雅人深致’，终不能喻其指。”；这样的诗，在姚氏看来，自《三百篇》“雅颂”以下，唯老杜和韩愈能当之；这样的诗着意于怀抱之深广和学力之沉厚，学识和人品相结合，将诗之“用”推衍为关乎人心、治乎世道，从而将诗情和儒学，将一己之情与社稷之情，庙堂徽言、师贞深语与风骚群怨、吟咏性情二者在儒学的理想人格上统一起来。同光体诗人沈曾植受此影响，发明尤多。姚鼐所论“周、召、吉甫之烈”、推崇唐代“燕公、曲江之伦”，也是从儒者诗歌的“雅颂”这方面展开的。对于诗歌创作主体而言，要求有“君子”之德，“道德修明，而学术该备”，不至于性情摇荡而无节制。姚鼐批评袁枚、赵翼的“性灵派”、以厉鹗为首的“浙西诗派”乃诗之“恶派”，那是因为这两派严重背离了诗歌的雅颂传统。推杜甫为“诗人之冠”，因为杜诗有儒者气象，法度严密。这样的诗既要有“巨才”，又当“深于法”。姚鼐受黄庭坚的影响，既师其“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创作原则，又剔除山谷诗中生涩槎丫的弊病。黄庭坚《落星寺》有三首，姚鼐《五七言诗钞》只选第三首，原因是前两首晦涩深暗，不能“气流转而语圆美” 姚鼐评陈用光语，见《惜抱轩先生尺牍》卷七《与陈硕士》。，第三首白描简易，句法山高水深。评价李商隐学杜能得其“精神纵横变化处” 姚鼐编《五七言今体诗钞·五言》卷九李商隐《有感二首》评语。，同时批评李商隐有些诗“用思太过”，以至于“迂晦” 姚鼐编《五七言今体诗钞·七言》卷六李商隐《九成宫》评语。。主张写诗从七子派入，可得正途，强调由“规矩”而生“神明”，同时又批评七子派诗歌创作效法大谢，仅得形迹的模拟做法 姚鼐《惜抱轩笔记》卷八，《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第1152册。。

　　既强调诗的雅颂传统，又突出诗歌的艺术性原则，这样才能做到“天与人一”、“道与艺合”。因而，姚鼐“熔铸唐宋”的诗学宗旨可理解为：取唐人之华妙，而入乎宋人的精深。诗学实践上，是将明“七子”派诗的格高调逸、香色流动与黄庭坚诗歌奇崛兀傲的风格结合起来，取得骨肉停匀、气韵意象皆佳的审美效果。姚门弟子方东树说“文字精深在法与意，华妙在兴象与词”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管同论诗主张“气盛思深”，都是申发乃师之旨。“华妙”、“气盛”是从体格声调上对唐诗的模仿，“精深”、“思深”则是在字法句法及意义表达上对宋诗的揣摩。如果说唐诗之美在兴象调逸、举体华美，得《诗》“风”处多，那么宋诗则义理精当、雄深雅健，有《诗》“雅”之美。前者言情而兴，后者即理见道，姚鼐论诗兼“唐宋”，可说是“风”“雅”兼备。沈曾植说姚鼐“其自得之旨，固有在语言文字音声格律外者”，“合先生诗与《箨石斋集》参互证成，私以为经纬唐、宋，调适苏、杜，正法眼藏，甚深妙谛，实参实悟，庶几在此”，又谓“抱冰翁不喜惜抱文，而服其诗，此深于诗理，甘苦亲喻者。太夷绝不言惜抱，吾以为知惜抱者，莫此君若矣” 沈曾植《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2页。，原因亦在此。

　　从理论渊源上说，姚氏这一诗学宗旨可追溯到黄庭坚那里。黄庭坚论诗主“理”，“理”有二义：一是从“天理”言，并过渡到创作主体，强调创作主体的“蕴借”；二是从“文理”言，指诗的法度。黄庭坚主张诗人要有君子气象，遭时不遇，胸次平和。姚鼐正是接纳这一思想，他辞官归里后，抱道而居，不怒形于色。姚鼐也继承山谷的“不俗”理论：评山谷诗“其兀傲磊落之气，足与古今作俗诗者，澡濯胸胃，导启性灵” 姚鼐《五七言今体诗钞·序目》。。《与张荷塘论诗》云：“欲作古贤辞，先弃凡俗语。青岩万仞立，丹凤千里翥。” 姚鼐《惜抱轩诗文集·诗集》卷四。这是说作诗要有刚正不阿、壁立千仞的人格修养。姚鼐学术和诗论上宗宋，做人以宋贤为准则，都是侧重于创作主体的道德修养。他诗学中的“不俗”论，兼诗之体用言之，即人品与诗品并重，诗人之诗与儒者之诗合而为一。其后方东树有进一步的论述，主张诗歌创作要“有诚”、“有物”、“有序”。“诚”是诗人之本，“物”是怀抱，“序”是义法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意境高古雄深，则存乎其人之学问道义胸襟，所谓本领，不徒向文字上求也”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八。。“胸襟高，本领高，实由读书多，笔力强，文法高古。”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九。“是故为文者，必有仁义之质，道德之积。”姚莹《中复堂全集·东溟文集》卷四，方东树《东溟文集序》，同治丁卯刻本。姚莹肯定杜、韩同是“忠孝之性有以过乎人也”姚莹《中复堂全集·东溟文集外集》卷二《复吴子方书》。，这些主张与姚鼐“艺与道合”的思想一脉相承。

二

　　在创作实践上，姚鼐以杜韩为宗，辅之以苏黄，参之以古文写作的原则，这是“熔铸唐宋”的另一面。论述这一点，我们集中到姚鼐“诗文一也”姚鼐《与王铁夫书》，《文集后集》卷三。上面。

　　大多文论家认为诗文的作用是不同的，文以纪述，诗以歌颂；文以事显，诗以情著。而文之用又有两方面：“著述者流”，“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柳河东集》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这是古文家的看法。后来，古文大多走的是“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一路，自然之气贯乎其中，产生自然的音节参阅郭绍虞《文气的辨析》，《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5页—133页。。韩柳古文“文中遇筋节处脉络处，则全用散文笔法起落转换”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香港《新亚学报》三卷一期，1957年。，用散文气体改换古人辞赋旧格，用典活脱，参差成文，使主体的“气盛”更有效的传达，这样以“气盛”的自然韵律取代四六文的人工的刻板韵律，拓宽了主体抒情性空间。古文家论气尚势，就是这个道理。就创作主体而言，气能畅，能“直的”刘大櫆《论文偶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页。；就接受者而言，参差错落，布置法度，有血脉，可诵咏。刘大櫆认为文章“最要节奏，譬之管弦繁奏中，必有希声窈渺处”。他古文理论中的“奇”、“高”、“大”、“远”、“简”、“疏”，即是从这里展开的。姚鼐论文主“声”、“气”，道理亦在于此。诗歌用来歌咏，节奏、韵律是气的外化。古文家重自然的节奏和韵律，使主体的情志充分表达。这与“歌永言”的内在精神一致。这是姚鼐“诗文一也”的第一层。

　　复次，好的诗歌，或豪放婉丽，或幽深明快，都能看到主体言说的完满性以及由此而呈现出来的美感。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唐古文传统，或更能说明诗文二者的关联。古文家重视“修辞立其诚”，“修辞”是说创作主体如何将“诚”以一种与言说对象特点相吻合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策略。不过，同是“诚”，古文家偏重于“诚”的道德规定性和道义担当的自觉性。古文家讲“道”，有一个形上（仁义道德）和形下（礼乐刑政、民瘼相生养）的分别，在古文实践中，他们偏向于“道”能及“物”的一面，“物”是指百姓日用的经验，即“仁义”实施的对象层面。因而，“道”更多的是日常叙事，而非宏大议论。由此，“文以贯道”、“文以明道”实际上不约而同地走向即物穷理、寓言写物的修辞策略。他们的叙事文章背后总有一个“人”在。姚鼐要求古文“当乎理”，就是要求古文写作要有一己之价值判断，而这种判断指归于仁义道德、风俗伦理。古文家写物叙事，是有寄托的。看似说理，其实也是抒一己之情；看似抒情，其实也是言天地之理。这样，他们的文章既异于学问家的章句训诂、校练名理，也有别于史部和说部姚永朴认为古文“一异于性理学”、“二异于考据学”、“三异于政治学”、“四异于小说家”（《文学研究法》卷一“范围”，黄山书社，1989年）。。古文家强调“陈言务去”，就是努力寻找新的物态和经验，新的美感形象，来更好言说“道”。他们的文章，叙事对象（墓主、序主、传主等）和叙事主体（“道”的规定性）有同一性，物态本身与状物主体相连襟，无论叙事，还是写物，个人的主观情志是第一位，这样使得古文自传色彩较强。可以说，古文言说的完满性以及由此种完满性而呈现出的有意味的形式，与“诗言志”的内在精神相通。

　　再次，古文家不自觉地将文法带进诗歌创作中。韩愈“以文为诗”、姚鼐“诗文一也”，皆说明这一点，文中有诗，诗中有文。另一方面，古文家作文好用诗的笔法，欧阳修的风神，姚鼐的韵味，尤是明显。方东树、曾国藩对韩愈古文中的诗境有所发明方东树评韩愈《送董邵南序》云：“有此（按：指陶渊明《赠羊成长史》诗）高远幽深境相。”（《昭昧詹言》卷四）曾国藩评韩愈《题李生壁》云“低徊唱叹，深远不尽，无韵之诗也”；评《送王秀才序》云“淡折夷犹，风神绝远”；评《罗池庙碑》云“此文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曾文正公诗文集》卷二，岳麓书社，1994年）。，钱穆首揭韩公“以诗为文”之说。钱穆说，“惟韩公深于文，明于体类，故能以诗之神理韵味化入散文中，遂成为旷古绝妙之至文焉”，“惜乎乃无一人焉，能明白言之曰：是乃韩公之以诗为文耳”，“韩集赠序一体，其中佳构，皆无韵之诗也”。又说：“其送《杨少尹序》，昔人评其文反复咏叹，音婉思深，此明是一种诗的境界。”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中国文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2000年，第230页。弄清楚诗文的这层关系，便于我们论述文法与诗法的内在问题。这是姚鼐“诗文一也”的第三层。

　　“以文为诗”有多种表现，比如字句散化，虚字入诗，参用古文句法，如文体对诗体的渗透参阅方世举《兰丛诗话》，《清诗话续编》上册。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通论五古”。等，姚鼐强调的是以古文章法为诗，“作诗亦用古文法”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卷九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631册，据民国十八年（1929）退耕堂刻本影印。。姚氏此说从方苞“义法”说扩展开来，参之江西诗派诗法理论句法不弱、毋使语俗等，偏在诗的篇章结构和内在气韵上。论诗主气势，气要雄奇，像以气势见长的七律、五排都是姚鼐讨论的重点。《复刘明东书》（《文集后集》卷三）云：

〓〓见赠五言排律，句格颇雄，此是长进处；但于杜公排律布置局格、开阖起伏、变化而整齐处，未有得也。大约横空而来，意尽而止，而千形万态，随处溢出，此他人诗中所无有，惟韩文时有之，与子美诗同耳。李玉溪、白太傅及朱竹垞，皆刻意作排律之人，而不得此妙，吾岂敢便以责之明东哉？然作诗，心之所向，必须在此，否则止是常境耳。

姚鼐说的文法是指杜甫诗中“横空而来，意尽而止，而千形万态，随处溢出”这样的“开合操纵章法脉络中”姚鼐《惜抱轩先生尺牍》卷三《与张阮林》云：“（张诗）能于开合操纵章法脉络中更大肆工力，始终不敝，必卓然为海内诗人，老夫放一头矣。”、“含天地之元气，包古今之正变，不可以律缚，亦不可以盛唐限者”姚鼐编《今体五七言诗钞·序目》评杜甫七律语。的法度。其编选的《今体五七言诗钞》注释不多，但对杜甫五排的章法结构说明甚多 林昌彝说：“杜陵近体……钱虞山杜诗笺，于杜诗长律转折意绪，都不能了，所笺亦极多谬论。惟桐城姚姬传《五七言近体诗选》，深知杜法。”（《海天琴思录》卷一）曾国藩云：“姚惜抱最膺服杜公五言长律，以其对仗工，使典切，而气势复纵横如意也。”（《题王定安蜕学斋稿》，《曾文正公诗文集》卷二）。“杜公长律有千门万户开阖阴阳之意，元微之论李杜优劣，专主此体，见虽少偏，然不为无识。自来学杜公者，他体犹能近似，长律则愈邈矣。”又说：“杜公长律旁见侧出，无所不包，而首尾一线，寻其脉络，转得清明，他人指陈褊隘，而意绪或反不逮其整晰。”姚鼐《今体五七言诗钞·五言》卷六“杜子美下”。

　　今以姚鼐评点杜甫五排《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为例，加以说明（小号字为姚氏评语）：

〓〓独卧嵩阳客，三违颍水春。首二句贯通篇，艰难随老母，惨淡向时人。“艰难”以下，十五韵，皆三违颍水时也。谢氏寻山屐，陶公漉酒巾。群凶弥宇宙，此物在风尘。历下辞姜被，“历下”六韵言初与山人相识而见其德艺之美，疑其时在京师。关西得孟邻。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静者心多妙，先生艺绝伦。草书何太古，诗兴不无神。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数篇吟可老，一字卖堪贫。将恐曾防寇，“将恐”六韵言山人奉母避乱而与己再遇也，疑其时在凤翔。深潜托所亲。宁闻倚门夕，尽力洁飧晨。疏懒为名误，驱驰丧我真。索居尤寂寞，相遇益愁辛。流转依边徼，“流转”句承索居边徼者，公室家世鄜邠时也。逢迎念席珍。“逢迎”句承“相遇”，时来故旧少，“时来”句承“逢迎”，乱后别离频。“乱后”承“流转”，用一“频”字收上下，又起下半篇，世祖修高庙，“世祖”以下五韵言收京而山人遂归嵩阳也。盖山人曾见萧宗于凤翔，故用文公事。殆比之于子推尔。文公赏从臣。商山犹入楚，“商山”句言山人由是路去也，渭水不离秦。“渭水”句言己留也。存想青龙祕，骑行白鹿驯。耕严非谷口，结草即河滨。肘后符应验，囊中药未陈。旅怀殊不惬，“旅怀”以下九韵，乃言己之在秦州，而思山人也。良觌眇无因。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处且依仁。鼓角凌天籁，关山何月轮。官壕罗镇碛，贼火近洮岷。萧瑟论兵地，苍茫斗将晨。大军多处所，余孽尚纷纶。高兴知笼鸟，斯文起获麟。穷秋正摇落，回首望松筠。情事甚杂，叙来总不费力，但觉跌宕顿挫，首尾浩然

此诗以叙事方式写山人与母避乱，杜甫与之由相遇而雅重其人品，由离别而思念其人之事。杜甫“流转”、“愁辛”、“别离”、旅怀不惬而怀抱未展的情境一并托出。全篇以相遇起笔，“独卧”言山人，“三违”言二人情谊，发端沉浑，这是姚鼐所说的“贯通篇”。“艰难”言山人的孝顺，“惨淡”状一己之境遇。“历下”以下十五韵，分三层，“谢氏”句至“晚接”四韵叙山人将母避乱。“谢氏”四句，像杜甫《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法歌声变转，满座涕潺湲”一样，插入一段闲笔，而生变化。姚鼐说“太史公叙事牵连旁入，曲致无不了尽诗中，惟少陵时亦有之”姚鼐《今体五七言诗钞·五言》卷六杜甫《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中评语。。“历下”、“早通”是陪，“关西”、“晚接”是主，中间带出杜甫与山人相遇，避乱是宾，忆昔相遇是主，此第一层；“静者”以下六韵，一虚一实，诗书并称，风雅其人，“将恐”二句说自己，“宁闻”二句说山人，分属句首“独卧”、“三违”二句，此为第二层；“疏懒”以下四韵，杜甫在华州与山人相遇相别，深致客秦之悲，“疏懒”二句领下四句，因“索居”而“流转”，因“流转”而伤“故旧少”之慨。“逢迎”承“相遇”，由“相遇”意想来日相遇之恨少，故接“别离频”句，这是姚鼐所说“于纵横变化之中所以为严整之理”姚鼐《惜抱轩先生尺牍》卷三《与张阮林》。，此第三层。“频”字收上起，是事景，是情景，全诗于此告一段落。“世祖”至“大军”十二韵，言收京，山人归卧嵩阳，由此生出一段寓秦之感。分两层各六韵，前六韵言山人归隐，“商山”、“白鹿”作陪，“渭水”、“青龙”是主，前言山人，后言自己。“肘后”四句，言山人归乡隐居，不复相遇之叹。“自古”以下六韵言自己，亦言家国，一己之情与家国之感合成一片。“高兴”四句作结，“笼鸟”与“获麟”对举，言己困如笼鸟，发奋著书。这是姚鼐所说的“雄警奇变”、“上嗣骚赋” 姚鼐《今体五七言诗钞》“五言诗钞”卷六评《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二韵》结句“五云高太甲”八句云：“雄警奇变，长律至此，上嗣骚赋。”。这四句，一、三句是宾，二、四句是主。全诗乃寄赠之语，前后两章都以山人和自己遇别为题，把山人将母避难、归隐、山人诗艺雅致、自己旅客愁苦、收京一事、隐居著书、兵分权离之景、相逢即别之情，一一叙来，俨然有致，所以姚鼐称“情事甚杂，叙来总不费力，但觉跌宕顿挫，首尾浩然”。

　　最为姚鼐称道的就是杜甫这样的五排。五排要写得雅致精深、俊朗活脱，一要气雄，二要章法明。前者系于章法之开宕、波澜，后者绾乎气雄而不支蔓，整齐而能振起，这是古文的作法。惟是章法明，则气能直，一往直前，经纬络绎有致；惟其气雄，则章法不蹇滞，曲折幽深，情理纷呈而有序。前者为明、为直、为华妙；后者则为曲、为深、为精深。其所以然者，前者循才气之衢，为情采之绚烂，后者弼典坟之辙，乃思理之雅致。姚鼐论文主气，养其神妙则与前者同；主学，重熟读积理则近乎后者。这一点，后来方东树作了很好的总结 参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八。。姚鼐的诗歌创作，像《硕士约过舍久俟不至，余将渡江留书与之成六十韵》、《冬至大风雪，次日同钱箨石詹事、程鱼门吏部、翁覃溪钱辛眉两学士、曹习庵中允、陆耳山邢部、集吴白华侍读寓、同赋得三字三十韵》、《哭孔撝约三十二韵》、《送陈东浦方伯自江宁移任安徽三十二韵》、《哭钱侍御沣三十二韵》、《哭陈东浦方伯三十二韵》，以文法为诗法，变杜甫之严整而为神韵，雄浑不足而萧散有致。

三

　　姚鼐论七律主“运掉”。“运掉”早见于方苞《答乔介夫书》一文 方苞《方苞集》卷六，刘季高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方氏说“运掉”是从“义法”上说的，是指为文要经营条理。姚鼐则是从气势说，“运”是指“气”之运行，多指七律的首联和颔联；“掉”是开阖有致，摆动不失调度，挥洒而有规则，多指七律的尾联。句尾要“掉”，不掉则如弃甲曳兵而走。何以能“掉”？要“思鹰鸇转尾，翔而后集，八句是集，七句要翔” 方世举《兰丛诗话》，《清诗话续编》上册。。“运掉”联起来讲，就是如何处理七律的气势和章法问题。先看姚鼐《怀刘海峰先生》（《诗集》卷七）这首诗：

〓〓先生高卧楚云旁，贱子飘摇每忆乡。四海但知存父执，一鸣尝记值孙阳。

于今耽酒能多少？他日奇文恐散亡。脱足耦耕如未晚，百年吾亦发苍苍。

这首诗写于姚鼐赴湖南任乡试副主考的途中，当时他的老师刘大櫆退居枞阳。诗从作者游宦的感受写他和老师的情谊。首联起得开阔，以先生居里和自己游宦联系起来，将“楚云”与“飘摇”对举，兴象高远，师生之情，托涌而出。状先生之“高卧”，实言自己之离情；言自己之“忆乡”，实言老师与自己同为不遇，全诗这是正题。颔联先写自己，后写先生。“四海”句言乡贤前辈寥落殆尽，惟先生执教乡里，吟咏无厌，洵是幸事，实为惘然。“一鸣”句言刘大櫆知遇方苞而文鸣天下，似为先生幸，实则悲自己。次联言先生，“于今”句是闲笔，设色，似轻松，“他日”句是主，写情，实沉痛。“恐散亡”言先生斯文将不传了。“能多少”这一问，似答非答。尾联荡开一层，以作长想，言中途旋归，而与先生细论文。“如未晚”是推测，“发苍苍”是必然。言思归未归，而来日与先生之高卧的命运是一样的。唯恐高卧亦不能，言外之意，邈远无穷。联系姚鼐与戴震、纪昀等汉宋之争的史实，和他延续古文一线的自觉担当来看，全诗的意蕴似更为丰富了。全诗“怀”是诗眼，师生之情是明线，师生共同扶植古文传统的责任及此责任实现之渺茫是暗线。四联八句，句句断，笔笔断，每联一意，意意分殊，语不接而意接，开头“运”得高远，结尾“掉”得圆润。这是他讲的七律的“运掉”。再看他的《登永济寺阁是中山王旧园》（《诗集》卷六）这一首：

〓〓中山王亦起临濠，万马中原返节旄。坊第大功酬上将，江天小阁坐人豪。

绮罗昔有岩花见，钟磬今流石殿高。凭槛碧云飞鸟外，夕阳天压广陵涛。

诗的前半部分写永济寺的前身乃明代中山王徐达的府邸。徐达和明太祖朱元璋都是临濠人，他率兵破元大都，驱走元顺帝，奠定明朝大业，功居第一。首二句很有气势，“亦”字与“起”字带动“临濠”二字，音节顿挫。为了赏谢徐达，太祖“坊第大功酬上将”。第四句才点到题中的“阁”上，写当年这位中山王坐在小阁上眺望江天的英雄豪迈情形。颈联由昔而今，从眼前“岩花”的香艳，想象王府当年的“绮丽”，而当年的“石殿”如今只能听到“钟磬”声了。末二句才点“登”字，明明是无限兴亡之感，却只说自己傍晚凭栏。仰望碧云飞鸟，空间是这样的寥廓。耳边听到长江波涛的起伏声，时间又是如此的迅疾！不言兴亡，而感慨自在景物之中。这种写法，纯是逆推，“以古文义法驾驭诗才”，使诗“遒健峭厉，具开含动荡之势”。整首诗气象宏伟，曾国藩尝手书此诗与友人徐先路并跋其后云：“惜翁有儒者气象，而诗乃多豪雄语。” 姚永朴《惜抱轩诗集训纂》卷六引，黄山书社，2001年，第298页。尾句集翔兼收，很洒脱。像这样的诗比较符合姚氏诗文论中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味”八字 参阅拙文《神、理、声、色——姚鼐诗歌体性论》，《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4期。，可看成是诗学实践的代表作。姚鼐写诗从七子入，有李梦阳七律的整严，又参以古文法度，使得诗歌流转朗润，做到“以山谷之高奇，兼唐贤之蕴借”，“辞气雄放，真有笼罩一切之概” 郭麐《樗园销夏录》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174册。。晚清徐世昌说姚氏七律“劲气盘折，独创一格。曾文正、吴挚甫皆效其体，奉为圭臬”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卷九一，《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631册。。张裕钊选有清三家诗，取施愚山之五古五律、郑子尹之七古、姚姬传之七律，谓“足津逮后人” 由云龙《定厂诗话》引，转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乾隆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019页。。

　　由上所论，姚氏讲诗法文法，不止于方苞的“义法”和江西诗派的句法字法，或者说重点不在这里，而是在文气和章法。此外，姚氏的诗法理论还有一个与自然的关系在，一个才与法的关系在，一个熟读和妙悟的关系在。他在《与张阮林》（《惜抱轩先生尺牍》卷三）中说：

〓〓文章之事，能运其法者，才也，而极其才者，法也。古人文有一定之法，有无定之法。有定者所以为严整也，无定者所以为纵横变化也。二者相济而不相妨，故善用法者，非以窘吾才乃所达吾才也，非思之深、功之至者必不能见古人纵横变化中所以为严整之理，思深功至而见之矣。

姚鼐讲“法”与“才”，和他讲文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是一致的。“文有一定之法”是就诗文创作的普遍规律，是诗文的共性，是“诗律细”；“有无定之法”，是就诗文境界而言，是每个创作者臻于妙境而独具的个性，是“浑漫与”。姚鼐所说的“法”是“活法”，这和黄庭坚论诗之法度与自然相似。姚鼐《答翁学士书》（《文集》卷四）有了进一步说明：

〓〓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恶。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犹人之言语也，在气以充之，则观其文也，虽百世而后，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无气，则积字焉而已。意与气相御而为辞，然后有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反复进退之态，釆色之华。故声色之美，因乎意与气而时变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

深乎“法”者近于“道”。“道”就“法”、“序”这一层讲，无法而无处不是法，无意而意已自至，它是“无”的境界，是自然的境界。“道”就其“物”这一层讲，“意气”是关键，运气为法，法随意转。诗文之善者，由法度到自然，由技入道。要求“思之深”、“功之至”，“熟读”而后“妙悟”。姚鼐认为“文章之事，有可言喻者，有不可言喻者。不可言喻者，而入之韩昌黎、柳子厚、欧、苏所言论文之旨，彼固无欺人语。若夫不可言喻者，则在乎久为之自得而已”姚鼐《惜抱轩先生尺牍》卷二《答徐季雅》。。“凡诗文与禅家相似，须由悟入而非语言所能传。然既悟后，则返观昔人所论文章之事，极是明了也。欲悟亦无他法，熟读精思而已。”姚鼐《惜抱轩先生尺牍》卷四《与鲍双五》。“今人诗文不能追企古人，亦是天资逊之，亦是涂辙误而用功不深也。若涂辙既正，用功深久，于古人最上一等文字谅不可到，其中下之作，非不可到也。昌黎不云：‘其用功深者，其收名远乎？’” 姚鼐《惜抱轩先生尺牍》卷四《与管异之》。这些观点，是他独到的体会，是诗文创作的普遍规律，韩愈、苏轼、黄庭坚、严羽都有论述。

　　姚鼐讲“法”、“道”，法在道中，道能生法，强调熟读精思，模仿以生脱化，这些理论与他所论“文之精粗”同一旨趣。不过是一从“涂辙”上说，一从诗文体性上说。姚鼐“熔铸唐宋”论，也有两方面：一是“唐宋”之“体”，即“儒者之诗”，以宋儒之雅致济乎唐人之高妙，可以“风雅”之义言之；一是“唐宋”之“用”，即法度和自然，诗文相通，可以“文法诗法”言之。这二者统一在“理”上，格物穷理，在姚鼐看来，其方法无非是涵咏和蕴蓄，熟参妙悟。姚氏这种思想有朱熹重体悟、贵涵养的一面，也有受黄庭坚影响的一面。加上姚鼐多年肆力于文，自得处多，所以他作诗能自成一家 欧阳勋《秋声馆遗集》卷五《与罗秋浦书》记梅曾亮语“独姬传氏确守矩矱，由摹拟以成真诣，为七子所未有”。咸丰八年刻本。，论诗自有发明。

　　在清代前中期诗学史上，有王士禛、沈德潜、袁枚、翁方纲四大诗论派别。姚鼐诗学方面的论述不像这四家有专门的论著，不过，我们从姚鼐《尺牍》中论诗之语、《今体诗钞》选诗原则及批语、文集中的诗序评语等材料来看，姚鼐对于诗的论述自成体系。他在诗文方面有深切的体会，他的诗作，古体清秀，七律雅致，有师承，有独得，后人评价很高。这些都可说明姚鼐创作实践背后有着丰富的诗学理论。而且他四十年的书院生涯，经常给学生讲作文写诗，所论平朴实在，因而他的诗论见解更富有实践性。面临考据学的挑战，姚鼐的主要精力或用于古文创作和发明古文义理方面，至于诗论，只能其余事了 王文治《梦楼诗集·自序》说姚鼐“深于古文”、“以诗为馀事”，乾隆乙卯食旧堂本。。历史对姚鼐的接受自然重在其古文建树上。但必须指出，姚鼐的诗学理论及其创作实践在清代中期乃至清代诗学史上都是独具特色，我们论述清代诗学，应有其一席之地。

(原刊《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