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女子公寓》

《女子公寓》为“八·一三”后大剧场演出的第一部原创新戏，作者于伶，构思始于1937年春。于伶说，他写此剧的契机，完全是因为演员的比例。当时他所在的光明剧社“有着为数多过男社员的‘光明’之女”——

小凤、蓝兰、夏霞、露明、吴湄诸小姐，或以清萤脆润的道地国语，或以真挚热烈的姿态感情，活了我的人物与对话。在她们的创造中有了生命。于伶：《〈女子公寓〉改版题记》，《女子公寓》，现代戏剧出版社出版，上海国民书店发行，1940年。

　　最初建议为女演员们编写一部戏的是夏衍，夏与于伶共同拟定了题目。不久，炮火便把人员、剧本都“打得无踪无影”于伶：《〈女子公寓〉改版题记》，《女子公寓》，现代戏剧出版社出版，上海国民书店发行，1940年。了。12月初，重组的青鸟剧社与新光大戏院签订合同，定于阴历除夕之夜作“八·一三”后的首次公演，拟将《女子公寓》作为原创剧与曹禺的《雷雨》、《日出》(许幸之、欧阳予倩导演)同时推出。

　　到了12月中旬，于伶不得不在几天中赶写出剧本，写出第二幕后即请夏衍过目，夏看后给出了修改意见，并对3、4幕提出设想后离开了上海。

《女子公寓》剧照（资料来源：《剧场艺术》第4、5期，1939年3月20日）

剧情梗概如下：

　　时间：1936年冬

　　地点：上海专门出租给单身女子居住的一所女子公寓

　　女子公寓里有“式样时髦，陈设华丽”的客厅，故事的时间跨度不到一个月，共有两场布景：公寓客厅及某大饭店。

　　故事围绕着女房东、房东女儿与4个房客展开， 5个青年女子的生活片断加上房东年青时代的回想，再现了6个女人青春生命的一面。

　　房东赵松韵为了“让妇女有个高尚的生活场所”，开了一所不许男人入内的女子公寓。 然而，女子公寓住的诺拉(娜拉)们却并不见得那么“高尚”，她们“有的走出了家庭，受不住外面的辛苦，就向丈夫认错，又回到家里去了，有的不满这一个，就换一个，有的为找一个好的，就到女子公寓来等机会”。房客除沙霞一人上夜校，投身于为前线、难民募捐等社会公益活动之外，其余3人无一不在利用自己的青春美貌，投靠过或正在或希望投靠有钱有势的 “要人”，出入或向往出入灯红酒绿的饭店、酒店、舞场，希望能过上小公馆生活。住进“女子公寓”只是她们一时的权宜之计，或为向男人或社会证明自己“清白”，或为建立人脉关系，学习交际术而来。围在她们身边的是：高官骆浩川、洋场小开齐维德及从前的军阀、现在的交际家和洋行买办——商人兼政客的“牛大王”。他们有钱有势，玩弄女人于股掌间，玩完就扔，转手又拉来一个更年青的。

四个房客命运的转折掀起了戏的高潮：被抛弃的自杀，正得宠的搬家，中间的彷徨。

　　最后一幕中，赵松韵眼看着精心呵护的一双儿女就要被污染，焦虑之际，认出了到公寓来行骗的“牛大王”就是十九年前抛弃自己的军阀。当年，该军阀不仅抛弃了她及两个骨肉，还打算对她下毒手，松韵不得不离乡背井，逃到日本避难。数年后，松韵来到上海，起初在闸北开工厂，却毁于日军的炮火，开妇女生产合作社也惨遭失败，最后开了这所女子公寓。

　　此刻，牛大王竟幡然示悔。松韵不为所动，痛斥牛大王。儿子觉悟，追随沙霞去了“老远老远的地方”，女儿也认识到这类人的真相，高呼：“我怕他……不，我恨这样的人!”幕布在松韵的台词“我们来把这公寓好好儿整顿一下，让妇女们有个理想的女子公寓”中落下。

　　正如当时就有观众指出的，这出戏有着《雷雨》的影子。尽管主题似曾相识，且是“急就”而成，公演后却颇受欢迎，从1938年1月14日至1939年1月18日，共演7次40场。9月，艺华电影公司又将其搬上银幕，号称“国产影坛第一部舞台名剧”。

　　在当时的环境下，《女子公寓》的成功势在必然。最大的原因当然是因为“炮火”，“知识阶级的八、九成均奔赴去内地”日本《兴亚资料(政治编)》第6号，1940年1月。，战火之后，连日常生活都顾不上的上海市民，哪里谈得上娱乐。进入1938年，娱乐圈才渐渐有了起色,但话剧团体仍只有剧艺社一家，因无场地，只能四处见缝插针地作不定期演出。倒是有一处叫“绿宝”的常设小剧场，位于新新公司四楼，班底为原大中华剧场的文明戏团体，用陈旧的形式表演着《花好月圆》、《悔婚》、《石榴裙下》等一类讲述世俗悲欢离合故事的文明戏。

　　《女子公寓》描写的是现代都市中的“时髦”女性，加之演员多为学生出身，而戏中沙霞的出走又代表了时代潮流，受到年轻人的欢迎是当然的。

2. 《花溅泪》

《花溅泪》的上演，更是一次冒险——为上海剧艺社前途挣扎，为孤岛演剧之一翼的开辟的冒险。于伶：《再给SY——临时再版题记》，《花溅泪》，现代戏剧出版社出版，上海国民书店发行，1940年1月。SY即夏衍。

《花溅泪》剧照（资料来源：《电影》第26期,1939年3月8日）

1939年2月，一个星期二的上午，趁电影休场的空档，在卡尔登当时可以租到的剧场非常少，卡尔登是趁京剧年关封箱的机会设法租到的。试演《花溅泪》，请来了报人、剧人、文化人，四幕戏只演了三幕，就到了电影下午场的时间。但无论请来的电影导演吴永刚还是演员们，都非常认真；《申报》也很支持，连版刊载了作者、导演及主要演员的文章推波助澜。吴永刚将此剧看做“留在孤岛上的电影从业员和戏剧界的朋友们更亲密地携手起来，合作而团结我们的精神，交流而加强我们的力量”吴永刚：《一个希望的实现》，《申报》1939年2月7日。。

　2月7日，《申报》打出大广告，以于伶继《女子公寓》后又一部新剧，特邀著名电影导演吴永刚导演，“中国第一场以舞场为背景的舞女大悲剧”为号召。《花溅泪》共演6场，11日结束。

　《花溅泪》的“布景是1937年5月至“八·一三”之间的一幅男女舞场生活图”。一、三幕设在大上海舞厅夜花园的一角，二、四幕设在长江舞厅楼上的旅馆房间。主要人物均为舞女：米米、曼丽、丁香、顾小妹。剧情大意是米米被人玩弄，被人欺骗，准备自杀，经丁香耐心说服后觉醒，重新开始生活。

在《花溅泪》的《给SY——用作暂序或残序》中，于伶谈到写作动机：

在烽火已逾三月，求家书兮万金，头虽无簪，搔而见白的心情中，一位担任妇女补习学校功课的小姐,介绍给我几个舞女的姿影。激动我的是第三幕中自杀与第五幕中里战场之夜这两个场景。这是我写《花溅泪》的动机。

……

这是此时此地企求一用的排演台本，是未完成的稿件，是临时用的版本。但愿有朝一日，能把我未吐出的对话，应织入的张本，重新写排出来，让《花溅泪》的骨格一新。……我们能语焉详，痛且快的时候，当不在远了吧!

　　激动于伶的、也是剧中的高潮——“自杀”与“战场”的场景，表现的都是最极端的生存状态——前者是人生的，后者是人类的。而作者本人与剧艺社此刻的生存状态，也与这两个词相去不远：剧艺社“半数演职员在长长的一年之内，仅仅受领到每人区区17元的‘工作酬劳’；其余的半数呢，义务而又义务之外，还得挖岀被高涨的生活开销压得薄而又薄的腰包来‘代社缓急’”于伶：《上海剧艺社的第一年》，《于伶研究专集》，第65页。！

　　为剧团生存突围“冒险”的文本中处处凝固着于伶“激动”的词句。剧本的第一页，便印着杜甫脍炙人口的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剧中，米米在歌厅里唱了一首补习学校里的先生编写的《舞女曲》：

姐妹们

认清自己的身份

负起

自己的责任

我们是舞女

自由职业的女性

　　　　　我们是舞女

中华民国的国民

我们不是没有灵魂

我们不是醉死梦生

天下兴亡的责任

每个人同样有份

　　舞女→自由职业→国民，歌词通过“自由职业”这一涵盖面广阔而又不确定的城市身份作中间链接，将舞女提升为国民，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传统的表述转变为新的观念——“国家兴亡，舞女有责”，《舞女曲》华丽转身，演变为“国民曲”。第五幕的尾声更将其血肉化：米米做了看护，上前线去抢救伤员，巧遇受伤的恋人——投笔从戎的东北青年。剧终，是一段场景的描写：

(星闪光辉)。

　　　(蛙声)。

　　　(呻吟声)。

　　　(低低的哭声)。

—幕—

完

　　此时无声胜有声，理想与处境的差异，用“星、光”与“蛙声、哭声”两组象征名词道尽。可惜的是，第五幕在演出时被删去。

　　公演伊始，主要演员夏霞在报上撰文，特意提醒观众们注意戏中的弦外之音：

我简直觉得这不是一个戏，——是事实，是真实的暴露。……我钦佩他(指于伶) ……他每每的暴露了社会中那些黑暗丑恶的角落，他永远的是为那些被压迫者呐喊呼号，我们都知道他还藏了一肚子没有说出来的话……为了他，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希望他能将话尽量说出的日子快快的来临吧!《关于〈花溅泪〉》，《申报》1939年2月7日。

　　另一女主角蓝兰也在报上以“给一位舞国里的友人”为题撰文说：

当我在扮演着……米米，听信着卑贱的男子花言巧语而服毒自杀的时候，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失声的哭了!

　　……

　　对的，为什么，同样是人，你却要来充当舞女呢? 为什么在这个社会里，舞女要被人玩弄，蹂躏，同时被轻视呢? ……是谁把你的家毁灭了？是谁把你的父兄杀死了? 是谁逼得你，逼得很多姊妹充当舞女? 是谁?

《花溅泪》限于客观环境，不能畅所欲言，但是我所扮演的米米能够影响或觉醒许多在舞国里的姊妹，去怎样度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我想你也将感到庆幸了!同上。

　　两个演员都在谈戏，强调的却都是戏外“没说出来的话”。 蓝兰采用将“玩弄、蹂躏、轻视” 舞女的 (城市) “人”与“毁家、杀父兄”的(日本)人勾连的策略，一步达到指认“逼我姊妹”之罪魁祸首为侵略者的目的，凸显岀于伶明写舞女辱，暗射国家恨的旨意。其实，于伶的心声已在一曲《舞女曲》中道尽：他是在借米米之身，谈国民责任，借米米之口，唤起国民意识，呼吁国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