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用“生活”“韧”战到底

1938年10月10日，1937年底停刊的《申报》在上海“孤岛”复刊。数日后的10月19日即逢鲁迅“命日”(逝世日)。与鲁迅关系极深的副刊《自由谈》登载了整版的《鲁迅逝世二周

年纪念特刊》，报道了六百万字《鲁迅全集》在“孤岛”出版的消息。编者在《超越鲁迅》中呼吁道：“‘超越鲁迅!’这是每一个文化人所应自励而励人的。”署名“乃一”的文章概括了当前纪念即继承并超越鲁迅精神的特点，说：

尽管在“孤岛”……的今天，开公开的纪念会来纪念鲁迅先生，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可是人们却没有“忘记”他。

鲁迅先生在他的遗嘱上写着：“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不然才是糊涂虫！”

那是说得明明白白的，“生活”比“纪念”要紧。

然而人们却没有“忘记”也无法“忘记”他……人们在用“生活”来“纪念”他。这是超过“纪念”以上的“纪念”，也才是真正的“纪念”。

《鲁迅全集》的出版，鲁迅学院的成立，鲁迅精神的被发扬光大，都是这种“纪念”方式的“纪念”，人们在“管自己生活”中，学取了他的“韧”战到底的精神……千千万万的人已在“管自己的生活”中“纪念”了鲁迅先生。乃一：《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会》，《申报》1938年10月21日。

这看似低调的呼吁，以“生活”与“韧”几个关键字，点出了特殊岁月中人们最现实、最需要的状态与特质。

不久，《申报》开创《游艺界》专栏，《开场白》中，编者即表明宗旨：

住在孤岛般的上海的民众，局促如辕下驹：或在流离颠沛之余，或在工作紧张之后，借着游艺消遣，调节痛苦的心境，振作疲劳的精神……与其悲观，不如乐观;与其消极，不如积极……

　　至于中国固有的游艺，无论是国剧话剧昆剧大鼓说书以及新兴的电影事业……往往寓有忠孝节烈礼义廉耻种种大教训，其入人之深，不可思议，因此有通俗教育之称。要是借着游艺以宣传新思想，灌输新知识，它的力量与效果，实在一切标语一切演讲之上。所以一方面爱其国自应当爱其国，一方面游于艺也不妨游于艺。《申报》1938年11月1日。

此后，《游艺界》又多次发表小论文强调“抗战需要游艺，游艺不忘抗战”，呼吁电影界应加倍努力摄制抗战电影，戏剧界、话剧界应多创作含有抗战性的新剧本。金丁：《抗战与游艺》，《申报》1939年3月22日。

　　《开场白》中的“国剧”聊公：《国剧之正名》，《申报》1938年12月5日。指传统京剧(平剧)。1939年5月9日，“开平剧团之先河”，周信芳领导的“移风剧社”正式成立并在租界政府登记，接着演出了《徽钦二帝》、《香妃恨》等激励人们爱国热情的历史剧；而新兴产业——电影界成绩最好的要数张善琨的新华公司，张策划、监制的借古喻今、歌颂抗敌女英雄的《木兰从军》为1939年最轰动的电影。

2. 抗战建国、磨练试炼

　　此时此地，应当如何开展剧运? 为解答这一难题，于伶特致信附在《花溅泪》书前页的“两封致SY的信”。向夏衍求教。

　　1939年5月，《剧场艺术》1938年11月20日李伯龙创刊于上海，松青(李柏龙)编辑，剧场艺术出版社出版，光明书局总经售。1941年10月10日出版第3卷第5—6期合刊号后停刊。该刊物可以说是剧艺社的机关报，每期报道孤岛的话剧活动并配以剧照。此外，还致力于对话剧艺术技巧的介绍，系统地翻译介绍了史达尼斯拉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自传，吴天、吴仞之、李健吾、顾仲彝等经常撰稿，或翻译创作，或论导演、灯光。刊载了夏衍给于伶的回信。夏在信中将《花溅泪》一剧评为“一步重大的前进”，并将这段时期“规定做‘磨练’的时期”。夏文认为，“八·一三”以来，中国的剧运已经大致完成了“普遍化”的第一阶段，他回顾说：

在没有缘的大众间，过去我们已介绍了话剧的新的形式，新的作风，这和旧的文明戏，已经是属于不同种类的东西了，但是，距离完整的，作为抗战建国之最有力的武器的戏剧艺术，还隔着一个很远的路程。

这里夏衍明确指明了“抗战建国” 这一大目标——即借用话剧形成抗战意识并建构对未来中国的想象蓝图。

　　险恶的形势不允许夏衍在这方面更多地展开论述，于是他笔头一转，将重点落在了方法上：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话剧就留下了一个并不怎样值得感谢的传统。这，就是对于演出和演技的忽视。在选定上演目录的时候，演出和演技的因素是很少放置在考虑的问题之内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希望，寄托在剧本身上，情节曲折和剧情的热闹，是决定是否可以上演的准绳，在话剧要在无缘的小市民中“打天下”的时候，这苦心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将这固定化而成为一种传统，一种偏见，一种不费力地可以获得成功(主要是商业上的)捷径，那便可以成为戏剧正当成长的障碍了。

……

我深深地确信着，这种过重地依赖剧本而过轻地估价演出和演技的传统，是阻碍中国话剧进步的主要因素……

　　强调演出和演技(以及其他舞台艺术)在戏剧艺术中的身分，在这磨练的时期里面建立起我们新的戏剧艺术最合理的分工，让无数的新的演出者和演员有一个试炼他们才能磨练他们技术的机会，让无数新的剧作者可以不必顾虑“生意”而能够有一个放胆地描破这个时代的真实的机会，这不是此时此地该做的事吗?夏衍：《论“此时此地”的剧运——复于伶》，《剧场艺术》第7期，1939年5月20日。

　　他提出的具体措施是：“和难剧搏斗，在难剧的上演，批评，检讨，再上演——的过程中，来使我们的戏剧作一步更深的前进吧”。

　　将“生意”与“描破时代的真实”置于背反位置的思维方式，透露出传统知识精英居高临下、俯视商界的视线。

　　以“演出和演技”来支撑“抗战建国”的提示，强调的是以剧团责任为本的精英指导立场。值得注意的是，夏文中两次提到话剧的受众，即“生意”的买方——观众时，用了“没有缘的大众”和“无缘的小市民”两个词。两者间是有区别的，“大众”似乎涵盖全国，包括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城乡草根阶层，而“小市民”显然是“此时此地”观众的代名词。1938年元旦，全国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时，宣言中有这样的话：“我们全国戏剧工作者应迅速通过戏剧对广大工人农民小市民及学生群众作援助抗战参加抗战的号召”，这里的小市民大概指除工人、农民、学生之外的城市人。

　　在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报刊中，“小市民”一词频频出现。例如1944年《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将它的内涵规定为“写字间的小职员，保险公司掮客，女打字员，接线生，从事证券交易者等等”慕松：《小市民层》，《杂志》1944年7月号。。就此定义，笔者请教了当年的导演洪谟先生与胡导先生(以下省略敬称)，胡导定义为“里弄的市民与追求进步的青年”，洪谟定义为“里弄中、街道中做小生意的人，职工、工厂职员，生活过得去，永远在精打细算的人”。两者解释的共同点在“里弄”，即非大街非商场的日常居所，而“小生意”与“进步青年”的共同点也在一个“小”字，指默默无闻的群体。葛飞在他对1930年代左翼戏剧的专著中精辟地解释为：“‘小市民’实在是文化精英喜欢使用的、使自身区别于经济地位相当的其他人群的概念。……所谓小市民，实指新文化的化外之众。”葛飞：《戏剧、革命与都市漩涡——1930年代左翼剧运、剧人在上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7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里的“小市民”应称为“城市中间阶层”。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将职员算作“工人的特殊部分”，故在后来书写的民国史中，这一阶层在阶级的概念中长期缺位，始终处于有实无名的状态。

　　据估计，1930年代后期，上海的低级官员仅1—2万，学校教职员1万３千,而小商店的店员多达13—14万人，外资企业职员达10万,中国资本企业的职员达4—5万人顾准：《上海各行业职员》，朱邦兴、胡林阁、徐声编：《上海产业与上海织工》，香港：远东出版社，1939年，第621—622页。转引自岩间一弘：《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商业教育的发展与新中间阶层的形成》，《中国——社会与文化》第18号，东京：中国社会文化学会，2003年。，他们是工薪阶层，有稳定收入，有闲暇时间，当然需要娱乐。这部分人，就是夏衍所说的“小市民”，也是话剧的主要观众。

3. 针锋相对

　　夏衍文章的发表，刚好在日本对租界施加压力的一个关节点上。摘录当时日本兴亚院1938年12月，面对持久战的到来，日本近卫内阁设立的决定和实施对中国占领区政策的总机关。政务部的调查报告，便可看清日方是如何千方百计镇压抗日活动的。此报告开篇便指出：“重庆政府绝没有失去与称之为‘孤岛’——这个带有恐怖色彩的名字——的上海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连锁。”报告中说：

5月4日，帝国政府泽田外务次官对驻日英美两大使提出了关于改组公共租界的重大要求。在租界内放任反日及反新政府分子的跳梁，关系到租界自身的存立及安定，必须彻底取缔这些人的恐怖行为和排日论调及一切有害行为。

　　5月8日，日本陆、海、外代表与公共租界当局就反日团体及反日言论的取缔等问题开会，最后，公共租界当局11日发布了“不保护政治活动”的布告。

……

5月22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搜查、没收了印刷中的《西行漫记》、《联共党史》等数十种反日及赤色书籍。当天拘留了复社的两名职工，没收的书籍当时便已焚烧。现在，C·S·M·P的日本部仍在继续没收反日及赤色书籍的工作。

……

(尽管如此)，现在，过外白渡桥，走进对面租界的书店，仍可以拿到无以数计、形形色色的抗日印刷品。最近，租界到处都放有秘密出版物，尤以共产党系统的秘密出版物(以宣传小册子为主)为多，均为秘密出版社出版发行。印刷品上或不标出版社，或标上幽灵社名，如：“群众书局”、“先行出版书局”、“言行出版书局”、“前锋书局”、“顽强书局”、“远东书局”之类。发行的宣传小册子经党员之手传至学生、工人、妇女团体手中，使逐渐萎缩的孤岛上海的抗日姿态再度尖利。

文中还强调：

两租界发行的15种华字报纸中，《新闻报》(发行份数65000)、《新闻夜报》(4000)、《申报》(50000)都是老报，均持支持重庆的态度。《上海、天津两租界中重庆政府及列国的文化活动》(上海、天津两租界に於ける重慶政府及び列国の文化活動)，《兴亚资料(政治编)》第6号，1940年1月。此文为1939年10月9日至29日，日本兴亚院政务部派人出差到租界调查的报告。

　与日方的行动针锋相对，5月14日，《申报》发表了社评《目前的上海市民应该怎样》，就“市街上，遍贴着两租界当局的会衔布告，取缔一切政治性质的团体活动”一事告诫上海市民，布告的用意无非“就是日本方面屡次警告租界当局而絮聒不知羞的所谓华人爱国行动罢了”，并提醒市民，这是英美法三国及租界当局“保持租界的一种方法……当局所取缔的，是一切政治性质的团体活动，可知非政治性质的团体活动并不在禁阻之列。上海的市民自从失去了政府的领导以后，本来就抱着一种沉着的态度，根本没有什么政治性质的团体活动可言。至于一切合法的，非政治性质的团体组织，那是很普遍的，而且上海的市民，本来也就把这种组织当作贡献力量的途径。例如募捐，献金，济难等工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社评呼吁：

每一个上海市民应该矢志自誓。虽没有团体活动，但决不苟安，决不躲避，根据本位，发挥良知，随时随地争取爱国爱民族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