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战争与娱乐

　　日军侵略上海以前，居上海娱乐界之冠的是美国电影。“1933年进口外国长片431部，其中美国片355部，占82%；1934年，进口外国长片407部，其中美国片345部，占85%；1936年，进口外国长片367部，其中美国片328部，占89%。”胡平生：《抗战前十年间的上海娱乐社会(1927—1937）——以影剧为中心的探索》，台北：学生书局，2002年，第22页。大光明大戏院等一流电影院为首轮放映以好莱坞为首的美国影片的剧院。孤岛时期，流行于世界的彩色片如《白雪公主》、《罗宾汉》、《小公主》、《乘长风去》和《木偶奇遇记》仍能进入上海市场。

　　据1939年7月统计，租界内有大小电影院28家，虹口区以及游艺场附设的电影场尚不在内。继同年5月，由外国人投资经营，“音响新式，坐位舒适”新影：《杜美大戏院定下周末开幕》，《申报》1939年5月21日。的专映二轮外国片的杜美大戏院建成之后，又增加了两家一流戏院：11月，1200座的“伟丽”的大华大戏院作为“美商远东影院公司的第一声”《申报》1939年9月3日。在静安寺路竣工；两年后的1941年10月，“海上最新影宫美琪大戏院”落成。这座“筹备三年余，耗资四百万”的现代剧场“正厅1120人，花楼513，坐位距离宽畅，置身坐上，弥感舒畅”煌：《海上最新影宫美琪大戏院建筑概况》，《申报》1941年10月12日。，专映头轮西片。是年初，“富丽堂皇国片乐府”、专映首轮国片的金都大戏院也建成开张。

　　“八·一三”以后不过三年，上海租界便连建数座新戏院，且越来越大，越来越富丽堂皇，可见市场是在不断扩大。这现象让一些电影商家感到意外。“八·一三”后停业的原明星公司经理周剑云不无遗憾地看到：“战后国片的卖座，真是前所未有，一张新片在第一轮放映期中，卖四五万元，已经司空见惯，即是二三轮戏院，每天的卖座，也往往超过战前的一轮戏院。战前一般一部片子卖二万左右。虽然原料也同时上涨，但由于制片时间缩短，以及处处节约，能比战前有盈余。”海星：《周剑云谈最近影业》，《申报》1940年3月13日。机不可失，不久，周剑云设立了金星电影制片公司。

　　看电影的又都是些什么人呢？请看下面的报道：

最近一年中，影片卖座最盛者，外片为《罗宾汉》，内片为《木兰从军》。头轮外片观客，多富商大贾，闺阁名媛，头轮国片观客，女性多于男性，二轮影片之观客，多青年学生，星期卡通，则几全为小弟弟，小妹妹。三轮戏院，因价格低廉，故观客分子最复杂，纠纷时起。以地段而论，国泰多为“外国客人”，巴黎多“罗守阿犬”，光陆多“洋行职员”，丽都金门多“大、中学生”，新光金城多“女学生”和“舞女”，且各剧院都拥有一部分“老主顾”，每片必看，个个相熟，此可谓“影迷”矣。《上海电影之鸟瞰》，《申报》1939年7月7日。

　　新光剧场是剧艺社星期日场的据点，“女学生”和“舞女”集中的现象大概也有《花溅泪》的一份功劳。

　　1940年8月24日，《申报·游乐界》举行了“趣味测验”，三天中有13264影迷投票。1941年继续此活动时，测验题目之一是“从事影业的男女32名，恰巧是16对夫妇，请你把他们排列成双，填入表内。孙师毅、俆欣夫、龚秋霞、王献斋……琼白朗黛儿、黄绍芬、王人美……蓝兰、冯保罗……卓别林、陈燕燕……刘琼、珍妮麦唐纳……” 《申报》1941年10月12日。名单中，中国演员与好莱坞明星并列，可见大多数影迷的口味并不都像鲁迅那么挑剔——虽然鲁迅宣布电影是他唯一的娱乐方式，却从不看国产影片 鲁迅说，“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1936年3月18日致欧阳山、草明信)。有人按鲁迅日记统计，1927年后，他在上海期间共看电影142场，以好莱坞为主的美国影片计121场，但似乎没有看过中国电影(李浩《“看”与“被看”——蝴蝶·电影·鲁迅》，《鲁迅研究》〔上海〕2006年4月）。娱乐既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经战火冲击后，重新恢复平静的空间，如同死而复生的病人，更加珍惜生命的分分秒秒。例如“德国各大都市中，戏院电影院咖啡馆夜总会以及大小舞厅，都已重新纷纷开业，比战前还要热闹；礼拜六夜各处无不客满，纸醉金迷，歌舞婆娑，置身其间，谁也看不出德国是有着战事”小齐：《德国的战时娱乐——畸形繁荣出乎意料》，《申报》1940年7月23日。。

　　狼烟四起的中国也如此，上海就不必说了，内迁的大城市人还将娱乐、体育等释放身心压力的现代休闲方式带到了内地。例如桂林，“欧阳予倩来桂林，组织一个健全的桂剧团，去年夏天，开始排演《梁红玉》、《桃花扇》、《木兰从军》、《一搜庙反正》、《胜利年》等好几出名作，成绩都很不错。至于表演技术及舞台布景，灯光,服装,均极进步”。文艺活动之外，还有体育活动，请看漓江的游泳画面：“江水澄清，江底水草同石子，都历历可数。”比之香港外海水湾场和上海的高桥游泳场，虽设备较为简陋，但“碧水如油，两岸重峦叠嶂，倒映水中，苍翠可掬，风景却远胜于港沪。所以一般摩登男女，往往连袂来此，大过其游泳瘾”小齐：《桂林娱乐事业一瞥》，《申报》1940年8月14日。。

2. 卓别林的《独裁者》

　　西片既是上海市民的喜好，介绍外国电影，尤其是好莱坞明星，便是报纸杂志娱乐版的一个重要话题。这段时间，卓别林成为《申报》娱乐版的一个热点。

　　经济大萧条的1930年代，好莱坞盛行谐闹喜剧及歌舞片，对社会风俗、人生百态作一笑置之或嘲弄揶揄的态度吴国坤：《语言、地域、地缘政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泰/电懋的都市喜剧》，《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0页。，卓别林是领军人物。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银幕笑匠”、英国籍的卓别林便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开了对法西斯的斗争，娱乐版报道，他拍摄《独裁者》，影射西特勒——

制片曾数度停顿。每次当卓别林要继续开拍的时候，就会有秘密团体警告他，以取他生命为威胁，卓氏不得不将内容增删，另外定名《伟大的独裁者》，但仍没有把它完成意思。这次欧战开始以后，情景当然不同，卓别林也奋发起来，预备加入民主阵线，替犹太人争气。鉴于英法籍电影演员，纷纷归国从戎，他近来关闭在开末拉室中，埋头拍戏，日夜工作十小时，预备赶紧把它完成，增厚宣传的力量。卓别林在拍戏的时候，门外警卫森严，有武装者十名护卫，防人闯入捣乱。据闻此片将灌输政治的意识，不仅一味讽刺而已。卓别林且向友人声言：“总而言之，西特勒此人并非笑料。”又有新闻访员相信卓别林已抱有绝大的抗战决心，《独裁者》，将是他最末一部作品。此后他将仿效英国以演莎氏乐府著名的剧人吉戈尔一般，加入英国步兵，出发前线。华志：《卓别林参加抗战》，《申报》1939年11月11日。对卓别林来说，拍片就是战斗。对上海而言，娱乐也好、沉默也罢，要紧的是不忘国难。1940年7月7日，是“中央规定的抗战建国纪念日，沪市各界，并不举行任何纪念仪式，但一致以坚毅之精神，作沉默之纪念，并自动停止娱乐宴会，为殉难军民致哀”《芦沟桥事变三周年》，《申报》1940年7月7日。

　　几天后，《申报》报道了《独裁者》的完成，记者不无遗憾地为无福欣赏的上海观众叹惜。

　　次年，又转载了卓别林的自述：

我以为世界上最可笑的事，莫过于嘲弄身处高位的人，你所揶揄的对象地位越高，你所摄制的滑稽片成功的机会也愈多。——西特勒应该是最大的目标，在现世界中，讽刺讥诮的对象没有比他再好的了。……我对于此类宣传不感兴趣——大部分宣传都是含有教训性质的，愚不可及的，我所以摄制《大独裁者》的原因，就是我为了仇恨独裁者，我希望引观众发笑。

　　　　假使我摄制此片除了娱乐观众的愿望外，尚有其他动机，我敢保证决不是宣传。

　　我与政治无缘，对于政治学并无特殊印象，但我以为我是博爱主义者，正如每一个从事艺术的人所设想的一般，我不爱看一个人或一种制度支配着一群卑贱的，无助的人民。……实际上我是不关怀《大独裁者》能否赚钱的问题……我必须引观众笑，假使在一个世界中，人民全不能笑，那末这世界将不可救药了。却利卓别麟：《我为什么摄大独裁者》，《申报》1941年3月19日。

　　　　1941年5月20日，《申报》以《战时影业及其前途》署名清晖。为题，大字标出：

战时只需要娱乐的喜剧

　　战事片应待和平后拍摄

再次介绍了卓别林关于笑的理论：

美国虽未直接卷入战事的漩涡中去，经济与情绪上却大受影响，我们全国的商业情形，将因此而起变化，好莱坞当不能例外。

　　　战事直接的影响，是在银幕上介绍更多的玩笑资料，不仅为了国内，也为了国外人民和兵队的烦恼。只有当我们到了承平时代，才能献出更多的眼泪。所以一到和平条约签订之后，我们将有许多伟大的战争片，如果不结束呢，那么继续的还是娱乐的喜剧片，因为观众看影片的心理是为娱乐，并非为了新闻。报导新闻是报纸及无线电的职务，而影片的艺术是以动作与情绪为基本的。

以电影作武器，艺术家如是，法西斯国家亦如是。同专栏还报道：

德国的纳粹党军队进兵占领丹麦京都哥平哈经(Gopenhagen)后，在当天的夜晚，德国总司令官即命令当地的影片商人，凡是一切反德的影片都不准开映，违者须处以极刑。甚至美国所制的新闻片，亦在禁映之列。

　　到现在，哥平哈经，不论是规模怎样的影戏院，所放映的都是德国的影片，由柏林的纳粹片商直接供给，内容方面当然不外是夸张德国的势力。据闻，在德国的军队每占领一地后，他们都要利用这种电影的宣传。

　　　　　……

　　丹麦的各界妇女只能向她们的美国明星们告别，遭受人家的侵略，不幸而被灭亡，真是一件太悲凄的事情，到了那时，“享受自由的权利，你是绝对不能获取的了!”新方：《德国战时的电影宣传》，《申报》1940年7月14日。

　　“此法在占领捷克时也用过。”华志：《德国的电影闪电术》，《申报》1940年8月8日。

　　　不久，上海人遭遇了同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