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电影战”开幕(1942年)

1941年12月8日清晨6点20，上海南面响起枪声，黄浦江上，日本军舰与英美战舰交火，两小时以后，日军报道部的照相班出发。随后，日本电影公司与中华电影公司的摄影员带上臂章，消失在苏州河对面的公共租界。

……

川喜多、石川和我乘坐的汽车顺四川路向南而下，行驶在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交界的爱多丽亚路上。

　　我们是去见制片人的，目的是想用最和平的手段将租界内有力的支那电影制作者均置于日本的统治下，丝毫不损坏他们的机构，让他们继续工作，只是将其内容置换。辻久一：《租界进驻记》1941年12月9日记，《新映画》1942年2月。

　　上文是日本军报道部辻久一的记录。这一天，日本“文化战”的核心战——“电影战”在上海正式开幕。

1941年12月8日，行进在大上海大戏院前的日本军队

　　(资料来源：《上海租界灭亡十日史》，华中铁道株式会社刊转引自高纲博文编：《战时上海》，东京：研文出版，2005年，第165页。

　　12月8日，日军报道部将书店街四马路的书店全部“接管”，没收书籍达数百万册。“孤岛”时期出版的期刊被一扫而空。当天，日方的中华电影公司(社长:褚民谊挂名社长。日本《电影旬报》昭和十八(1943)年刊载的《电影的力量更胜于报纸、广播》中介绍褚时公开写明他是挂名的。；副社长:川喜多长政)接收了大光明、南京、国泰、美琪、丽都及大华大戏院六家美籍一流电影院及八家美国电影发行公司的经营权。这一行动是蓄谋已久的。

　　1939年4月,日本国内公布了电影法,将电影制作、配售均纳入国家统管之下。拍电影的组织必须登记,导演、演员、摄影师必须通过考试,获得大日本电影协会发的技能证明，电影剧本事先要审查,片子拍好后还须再审查, 审查的主要标准是“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无害于帝国利益”，“无害于国策的推行”。此后,配和国家军国主义,日本拍摄了一大批美化战争,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所谓国策电影。

　　同样的手段也用在了日本的“占领地区”。战争期间，日本出版了一本题名《电影战》的书。书中强调，对占领地区及中立国进行思想战、宣传战，“强力推行、执行文化政策，是国家总力战重要的一环。因为过去东亚受到英、美文化势力根深蒂固的侵蚀，所以尤需重视的是，我国在进行战争的同时，还肩负着建设大东亚的使命”津村秀夫：《电影战》，东京：朝日新闻社,1944年，第8—9頁。。此书高度评价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电影产业,认为电影战是此次战争中进行文化战、思想战的有效武器，叙述了正在中国展开的“电影战”的过程与方法。主战场设在中国电影产业的中心上海。文中说,大东亚战争爆发,日军接收上海租界后, 终于为推行“电影战”奠定了基础，使“电影战”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同上书，第95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电影只能在日本人聚居的虹桥地区上演。日军占领租界后,日本电影终于渡过苏州河,打入了上海中心的大光明等一流电影院。但到1943年1月为止,因惧怕激起中国观众的抵触情绪,只上演了一些新闻纪录片及少数故事片。小岀孝：《上海映画界解说 二》，《映画旬报》1941年4月11号。转引自晏妮：《日本电影进入上海租界》，《近邻》(近きに在りて)第43号，东京：汲古书院，2003年8月。详见第五章。

　　进入租界的日军在国际饭店设立了“思想部”，统管文化界的思想，对有抗日嫌疑的人，以“谈话”的名义传到宪兵队加以监禁。12月15日，鲁迅夫人许广平被捕。同一天，更换社长后的《申报》复刊。

　　阿英、吴永刚撤离上海，吴琛、吴天之后，吴琛更名魏于潜，吴天更名方君逸复出。潜入地下。

2. “大米”——生存的基础

　　辻久一接着写到，12月8日当天，他随同川喜多长政到了新华制片厂的所在地丁香花园，见到了总负责人张善琨，向张说明了日方的方针后，张说：

“胶片、药，目前还有，就缺米。”

米，——这是为数千年来的动乱所威胁的中国人的深入骨髓的必需确保的粮食的象征。我们都没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听到“米”这个字。而正是米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食粮。

　　 到了艺华，从负责人朱口中听到的还是:

“胶片和米还有一个月的，还行。”

　 在这动乱的时代，手上抓住一碗米，中国人的这种生活的经济原则是最现实的。辻久一：《租界进驻记》。

辻久一“没想到”的反应可谓荒诞，但也可以理解，统治者从来关心的都是“治人”的“思想”，“治于人”的百姓才为米为粮。

　　在充满“大米”危机根据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调查表，“住上海日本人生活必需品物价指数(储备券)总平均以1936年为100，1942年1月为1462.9，12月为2484.4，1943年1月为2609，9月跃为6077。其中米面类主食1943年1月为2324.1，8月高达3733.2”。1944年8月，南京米价为1石3000元，上海贵至1万元。陈公博：《一年来市行政制度的变革》，《申报》1944年8月1日。的中国，“活下去”成为首要课题，1943年，从桂林到重庆、又扩展到上海的以1斗米的价格为1千字稿费的“千字斗米运动”《如何推进出版文化》，《杂志》1943年8月号。就是一个象征。1944年1月，在话剧座谈会上，石挥也建议“若是观众能带米来看戏，算作买票，我们更加欢迎” 当时话剧票价“最高50元一张，三分之一是娱乐捐，三分之一是分给前台的(即剧场)，剩下的三分之一才是后台一切工作人员的，这样分了又分，其实演员所得的也就无几了”，演员单身还能维持，娶妻、做父亲就难了。《舞台艺术座谈》，《杂志》1944年2月号。。如时人感叹的，战争“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张爱玲：《烬余录》，《天地》第5期，194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