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的课程主要讲述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但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古希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整个著作体系都是建立在其哲学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必须首先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出发,给大家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1.首先体现为对柏拉图哲学思想的批判
大家知道,亚里士多德曾有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为了维护真理,他对老师柏拉图的“理型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不过,这种批判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有继承的批判。在批判的同时,他实际上也接受了柏拉图的很多思想,他提出的“四因说”在某些方面和柏拉图“理型论”是有深刻联系的。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型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三个世界”学说的批判上。柏拉图的“理型论”设定了理型世界、现实世界和影像世界这“三个世界”,其中后面一个世界是对前面一个世界的模仿。在这“三个世界”中,理型世界和现实世界是最主要的,影像世界则是现实世界的派生和附属。在柏拉图看来,理型世界是现实世界的本质、本体、本源和真理,体现为普遍、一般、抽象,现实世界则是理型世界的现象、模仿,是虚假、不真实的,呈现为特殊、个别、具体。但是,这两个世界是截然分离、彼此对立的,理型世界是完全独立于现实世界而存在的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实体,它的普遍、一般、抽象是独立于现实世界的特殊、个别、具体而单独存在的。现实世界通过模仿、分有理型世界而得以存在。这样,在柏拉图那里,两个世界是截然分开的,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也都是截然分开的独立存在。这个理论的要害是无法真正解决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问题。这种观点对西方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后世许多哲学理论都沿袭了两个世界对立和割裂的思路,这是与柏拉图思想一脉相承的。柏拉图这种把现实的、具体存在的、特殊的、个别的事物与本质的、一般的、普遍的“理型”截然分开和对立起来的思路,正是亚里士多德所要重点批判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般的、普遍的“理型”需要从大量经验的现实的个别、特殊事物中抽象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抽象出来的“理型”可以脱离个别、特殊事物而单独地存在,它只能存在于个别、特殊的具体事物当中。比如我们讲到“人”,“人”这个概念是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它是无数个别、特殊、具体的人的总称和抽象,但这并不是说,在每一个个别、特殊、具体的人、具体的你我他之外,还有作为精神实体的一般、普遍的“人”能够单独地、独立地存在。柏拉图“理型论”的要害就在这里,也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根本分歧所在。
如前所述,在柏拉图那里,“理型”永恒不变,是绝对的普遍和一般,它完全脱离具体、个别、特殊的事物而独立存在;而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现实世界中的万事万物都是感性的、个别的特殊体,是具体的个体存在,是跟这些个别体背后的本质、普遍、一般统一在一起的。他不承认“一般在个别之外”,而认为“一般只能在个别之中”。他说:
我们先已说过苏格拉底曾用定义(以求在万变中探取其不变之理)启发了这样的理论,但是他所创办的“普遍”并不与“个别”相分离;在这里他的思想是正确的。……他的继承者却认为若要在流行不息的感觉本体以外建立任何本体,就必须把普遍理念脱出感觉事物而使这些以普遍性为之云谓的本体独立存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86页。
这里,“在万变中探取其不变之理”指的是,在纷繁流变的具体事物中,发现本质的东西。但亚里士多德强调普遍与个体不能分离;“他的继承者”指的是柏拉图,他的看法实际上跟苏格拉底是不一样的。
根据上述思路,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型论”的批判集中在“理型论”割裂一般与个别的观点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首先,万事万物怎样“分有”“理型”来获得一般、普遍和真理,而理型被不断分有以后却何以仍然保持不增不减、不多不少、永恒不变?其次,柏拉图的理型论也不能解释“理型”和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一般怎么变成个别的?“一”怎么会变成“多”的?第三,“理型论”更无法说明现实事物的变化发展,因为“理型”是静止的、永恒不变的,那么万事万物的“变”又是怎么产生的?第四,“理型”无法解释万事万物丰富的多样性。可见,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显然是非常有力的。
2. 集中体现为“四因说”
在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型论”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建立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其核心就是“四因说”。他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等著作中先后提出并阐述了这个理论。可以这样说,“四因说”是亚里士多德对他之前古希腊哲学思想中对“本原”、“本体”问题的研究作了一个总结。“四因”分别指: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在这四因中,亚里士多德将后三者归结为形式因,与质料因形成了一对范畴。他提出“四因说”旨在探讨世界何以产生,宇宙万物如何形成的根本问题。下面,我们着重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因”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质料因,指的是构成事物的最根本、最基础的物质材料。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往往将水、火、土、气、原子等等元素当做宇宙的本原,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显然与此不同。他指出,任何东西,即使是不能再进行分割的原子,都占据一定的空间,因此也就具有一定的形式。而他所谓的“质料”,乃是从事物中完全抽离出形式之后,才能得到的不占据空间、与形式迥异的纯粹的质料。他举了这样的例子:以一座铜像为例,这个铜的雕像具有外在可见的形式(如线条、块面等等),但即使没有被雕成铜像,一块铜的材料依然具有长宽高构成的体积,也就是形式。虽然有可能这块铜料的形状是不规则的,但不规则本身也仍然是一种形式。因此,不论是雕刻成形的铜像,还是一块铜的材料,都具有形式,还不是纯粹的“质料”。而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质料”,就是从具体事物中抽离出形式之后的纯粹的“铜”。更进一步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已经作为“质料”的“铜”本身还可以再次分解为其他的质料。那个时代的人们通过对矿石的冶炼(土和水)而得到铜,因而古希腊人以为,铜倒过来可以分解为土和水。而如果将土和水再次分解,则可以得到没有任何形式规定性的质料。因此“质料”可以看做是亚里士多德对抽象的“物质”概念的一种初步表述,他认为这种质料就是每一个事物的最终基质。当然,在考察、分析具体事物的质料因时,他并没有一一追寻它们的最终基质,而是只具体分析由一定形式所规定的物质材料,如上面所说的铜像的质料就是铜。
形式因,是指决定一事物之所以成一事物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雕像为什么成为雕像,房屋为什么成为房屋,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古希腊文eidos)。亚里士多德指出,形式就是一个事物的本质,也就是事物的原型和本因。他在《物理学》中讲到,“形式或原型即陈述本质的定义,以及它的‘种’,也称为原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3页。。这里我们要稍作说明,希腊文eidos这个词,既有“形式”的意思,又有“种”的意思。柏拉图有时也使用这个词来表示他的“理型”。这里可见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思想是有继承的,他们都把最终决定世界万物的根本原因看成是eidos,即普遍、一般的形式或理型。但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普遍、一般的形式与特殊、个别的质料是紧密结合、统一在一起的,一个铜像之所以成为铜像,单有铜或者单有形式都是不行的,它离不开形式(线条、块面等)与质料(铜)的结合。但两者之中,形式是更为根本的,它决定了铜像之所以为铜像的根本特质。今天我们经常说,“内容决定形式”,也就是质料决定形式,这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恰恰是相反的。在此,我们需要说明的是,亚里士多德的eidos概念和柏拉图的eidos概念还是有重要区别的,柏拉图的“理型”强调的是永恒、静止、不生不灭,与具体事物截然分割、对立;而亚里士多德的eidos则不然,形式只能存在于具体事物的质料中,与特殊的质料紧密结合为一体。以“人”为例,柏拉图将人的理型与现实的具体的人截然分开,成为独立于个别、特殊的人以外的抽象的人;而亚里士多德所下的“人”的定义如“人是两足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等等,则把人从抽象的理型化为了具体的、有形式规定的存在。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理型论”割裂一般与个别的观点在形式与质料关系问题上的应用。
动力因,指的是事物发生运动变化的原因。亚里士多德以建筑为例,指出动力因就是建筑师的技艺以及他凭着建筑技艺所进行的劳动。而土木、砖石等等都可以视作质料因,建造房屋的设计(思想或图纸)可以视作形式因。同样的材料,是建造成别墅还是普通房屋,主要区别在于形式因。建筑师的技艺、劳动就构成了动力因。
目的因,指的是事物存在的结果和目的。仍然以房屋建造为例,建造房屋的动机就是目的因,具体来说,其目的是修建“遮蔽人和财富的场所”。也有将目的因翻译成“极因”,意为事物存在的最终目的和终极原因。
因为动力因往往是按照形式因来操作,而目的因和形式因又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因此亚里士多德也常常将动力因和目的因都归纳在形式因当中。因此,四因说中最根本的还是形式因和质料因。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有这样的阐述:
我们应该求取原因的知识,因为我们只能在认明一事物的基本原因后才能说知道了这事物。原因则可分为四项予以列举。其一为本体亦即怎是(“为什么”既旨在求得界说最后或最初的一个“为什么”,这就指明了一个原因与原理)〈本因〉;另一是物质或底层〈物因〉;其三为动变的来源〈动因〉;其四相反于动变者,为目的与本善,因为这是一切创生与动变的终极〈极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第6—7页。
这个翻译比较早,跟现在对“四因”的翻译不一样。实际上这段话中,“本因”即是形式因,“物因”指的就是质料因,“动因”指的是动力因,“极因”就是目的因。这四者的结合就构成了亚里士多德质料与形式统一的哲学思想。在柏拉图那里,eidos是抽象的,独立和外在于质料而存在的,它相对于具体事物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具体事物通过对它的模仿而存在。而在亚里士多德这里,eidos不是外在于质料独立存在的,它必须和质料紧密结合共同构成具体事物。当然,这里我们也要注意,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是非常彻底,他对柏拉图也还是有继承的,并没有完全摆脱老师的影响。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上,他是批判了柏拉图分裂二者的理型论,但二者之间谁在先、谁在后,谁决定谁,他并没有完全摆脱柏拉图的影响,依然认为一般普遍是在先的,且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一块大理石具有变成维纳斯雕像的潜能,但是这个潜能只是一种可能性,它自身无法成为维纳斯雕像而只是雕像的质料。将大理石变为维纳斯雕像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维纳斯的“形式”或“理型”。世界也是如此,世界的产生与创建最终仍然决定于一个“形式因”,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宇宙“第一推动者”。“第一推动者”只能是没有质料的纯形式,否则它就不成其为“第一推动者”,即“不动的动者”,它永恒不动,但能推动宇宙万物的动变,是一切事物的终极原因。他在《物理学》中说:“既然运动必然永远存在而无中断,那么必然有一个或多个永恒的不动的第一推动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2页。随后他又论证出:“第一推动者必然是一个并且是永恒的。”同上书,第243—244页。但这种没有质料的纯形式,这种宇宙世界的终极本质和起源,这种“永恒的不动”的形式,和柏拉图的“理型”多么相似,并且这个作为宇宙世界起点与根本动力的“第一推动者”究竟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只能将之归结为“神”。他说:“生命本为理性之实现,而为此实现者唯神;神之自性实现即至善而永恒之生命。”〔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第298页。从这里看,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是不彻底的,在最后的“第一推动力”的问题上又回到了柏拉图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