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继承与批判

接下来我们讲一讲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并由此引出他对艺术、诗等问题的看法。刚才我已经讲到了亚里士多德在“四因说”中对柏拉图的突破与继承，同样，关于“模仿说”，两人的观点也是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存在。

首先，从诗和艺术的本质来看。柏拉图讲过，诗和艺术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现实世界又是对理型世界的模仿，因此诗和艺术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处于较低的位置。而亚里士多德则相反，他肯定了诗和艺术作为一种模仿的积极作用，它们并非远离真理，而是能够积极有效地显现真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模仿”作为诗和艺术的本质，它们模仿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中行动着的人，也就是现实世界。这一点与柏拉图并无不同。然而，最关键的是，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现实世界的存在完全出于对理型世界的模仿，在他看来，理型世界与现实世界、个别与一般、普遍与特殊，是紧密结合统一在一起的。所以，艺术（诗）正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来接触和揭示现实世界背后的真理，而并不是像柏拉图认为的那样，“和真理隔着三层”。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揭示了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模仿对真理有独特的揭示作用。他将艺术（诗）和历史作比较，认为历史描写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诗则不一样：历史和诗的真正差别在于一个关涉已经发生的事情，另一个关涉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意味，比历史更高一筹：因为诗倾向于表现一般，历史则倾向于表现个别。所谓普遍性，我是指某一种类型的人，如何根据或然律或必然律，来言说或行动。诗人首先要达成这一普遍性，然后才给他的人物起名字。

这段话里亚里士多德指出，历史（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历史书都是编年史）的目的是机械刻板地记录发生的各种事实，而这些纷繁复杂的事实往往是个别的；诗的任务和目的是表现未必实际发生但“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往往遵循“或然律或必然律”，倾向于表现个别、特殊的现实事物背后的“一般”和“普遍性”也即本质、真理。因此，二者相比较，显然诗比历史更加贴近真理，而不是像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更远离真理。

其次，从诗和艺术模仿的对象来看。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模仿的对象是现实中行动着的人。尽管在每一个具体的艺术作品中模仿的对象是人的个体，但这个个体往往反映的是某一类人，因此诗和艺术的创作者就应该根据必然律和或然律来仔细研究和揣摩这一类人的性格、思想、言语等等，并以此来完成对情节的安排。这里我们要对必然律和或然律（也译为可然律）作个说明：必然律体现的是一种认知的逻辑，一种必然性；而或然律表现的则是一种可能性，现实生活中并未实际发生而是体现为一种可能性。这样一来，就为诗和艺术留出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第三，从诗和艺术作为模仿的功效来看。柏拉图从建设理想城邦的需求出发，谴责诗和艺术，认为诗和艺术煽动人性中不良的部分，使人的情欲、恐惧、哀怜等等卑劣的感性部分得到满足，从而有悖于城邦对其公民的要求，毒害和败坏了城邦。而亚里士多德则肯定了诗和艺术的功能，认为诗和艺术能够使人得到“净化”和情感的宣泄，是有益于人的心灵健康的。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讲到“净化说”时作详细介绍。

总的来说，尽管亚里士多德也同样将诗和艺术的本质定义为“模仿”，但他赋予“模仿”的内涵已经和柏拉图有了截然的不同和根本的区别，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美学上对其老师的一大突破和超越。

但我们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的模仿观不仅有突破、颠覆的一面，也有继承和联系的一面，而这个恰恰是过去我们不太注意的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句话，“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意味”，这句话其实隐藏了一个最高标准，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以这个最高标准来衡量诗和艺术的效用，那就是哲学。诗比历史高的地方就在于它更具有哲学意味，那很明显，历史、诗、哲学三者之中，哲学地位是最高的，是最高的知识范畴。诗和历史的地位如何，都要依据它们对哲学真理的体现和反映程度来判定。尽管亚里士多德已经将诗和艺术的地位作了极大的提升和推进，但他依然认为，哲学优于且高于诗和艺术，这一点和他的老师柏拉图是基本一致的。

2. “模仿”植根于人的天性

亚里士多德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肯定“模仿说”的。他把诗和艺术的起源归结为“模仿”，而这种“模仿”的行为正是根植于人的天性之中。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有这样一段话：

诗一般来说似乎是有两个起因，各各深藏于我们的天性。首先，人类从孩提时代就具有模仿的本能，他和其他动物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他是最善于模仿的生物，通过模仿他得到了最初的知识。其次同样普遍的，是模仿的作品中我们感到的快感。经验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有些东西本身看上去给人痛感，栩栩如生再现出来以后，我们却乐于观看：诸如最可鄙动物的形状和尸体。究其原因依然是快乐莫过于求知，不仅哲学家是这样，一般人亦然，虽然他们的求知能力有限。

很多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论著都会引用到这段话，但很少从人性的角度来思考。而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从人性这个角度来对它重新进行讨论和解读：首先，它涉及了人和动物的区别。“人是两足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对于人曾有过许多的定义，但在这里，似乎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个新的定义，人是能够模仿并且最善于模仿的动物。其次，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来源于模仿，通过模仿，人类得到了最初的知识。再次，人之所以热爱模仿，是因为他可以从模仿中得到快感。现实中让人恶心甚至有痛感的事物，被模仿以后，却能够让人们在认知这事物的过程中获得快乐。这种快乐是人人皆有的，虽然哲学家的能力往往更加高超。这实际还是昭示了人类求知的本能，并且这种本能最初是通过模仿来体现的。诗和艺术的模仿能够使人获得知识，而获得知识也就意味着接近真理，获得知识的过程也给人以愉快感。甚至我们也可以这样来推论，亚里士多德在此乐观地暗示了，模仿出于人的本能，诗和艺术就是模仿，因而人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气质。而模仿天然地给予人以快感，也昭示了诗和艺术与生俱来的魅力所在。亚里士多德也正是站在人性的角度，给予了“模仿说”积极的肯定。

3. “模仿”是一种创造性的生产活动

第三个问题，亚里士多德将“模仿”看做是一种创造性的生产活动。这个思想柏拉图也有，但是亚里士多德更加强调“模仿”在艺术生产中的巨大作用，突出了艺术生产中模仿的创造性。这里我们还要说明一点，“艺术”（techne）这个词在古希腊人那里，指的是技艺，跟生产联系紧密，涉及范围也比较广，同时也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诗歌、悲剧、音乐、舞蹈等，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纯艺术（fine art）的概念。艺术就是创造能力的一种状况，其中包括真正推理的过程。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所创造的对象本身；因为艺术所管的既不是按照必然的道理既已存在的东西，也不是按照自然终须存在的东西——因为这两类东西在它们本身里就具有它们所以要存在的来源。创造和行动是两回事，艺术必然是创造而不是行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0页。

这里亚里士多德对艺术创造进行了一个界定，它所创造的既不能是自然造化中已有的东西，也不能是终将必然出现的东西，创造必须是人作为主体进行的凭借技艺的“无中生有”。所以创造和行动是两回事，只有创造活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这才是艺术模仿更深层次的本质。

与此相关，亚里士多德将艺术创造与艺术家的想象紧密地联系了起来。首先，我们看一下亚里士多德对于“想象”的态度。在柏拉图那里，艺术的幻想与幻象被归入了“迷狂”，诗人的灵感不过是神灵的凭附和对一个“温柔贞洁的心灵”的感发，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的想象活动在柏拉图那里没有得到太多的肯定。但亚里士多德却将艺术家的主体想象看做艺术创造的核心，而且把想象提升到思维方式的高度：

想象和感觉、思想不同，没有感觉想象就不可能发生，而没有它自身判断也不可能存在。想象与判断显然是不同的思维方式。因为想象存在于我们意愿所及的能力范围之内（因为人们可以在心里制造出一些幻相，就好象人们利用影象来帮助记忆一样）。但是，我们却不能随心所欲地形成意见；因为意见一定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正确的。……但是，相对于想象，我们则有如观看梦中景象或令人鼓舞的事物的观众。《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1—72页。

在此，亚里士多德给了想象很重要的位置，没有想象，理性的判断都不可能发生，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艺术创造。并且他区别了想象与判断两者的不同，认为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过去人们常说，“形象思维”最早是由别林斯基或者黑格尔提出来的，其实亚里士多德才是提出“形象思维”的第一人。此外，他还指出，想象创造的也许只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幻象，但这仍然是一种创造，而这恰恰是艺术创造的特征。

其次，创造性的模仿涉及我们要讲的下一个问题，即艺术的真实性问题。艺术既然是一种借助想象的创造活动，那么它有没有真实性呢？在这一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下亚里士多德的“真实观”。

我们前面引用过的亚里士多德比较诗和历史的那段话明确指出，历史的目的是机械刻板地记录发生的各种个别的事实，而诗的任务和目的则是表现可能发生的“一般”和“普遍性”，二者相比较，显然诗比历史更接近真实、贴近真理。这也就是说，我们艺术的想象，创造出一个现实中也许并不存在的世界，而这个东西在他看来比历史中已经发生的个别事实更有普遍性，也就是更具有真理性、真实性。他在《诗学》中还指出，“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见《诗学·诗艺》，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页。。前者是艺术想象创造的“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由于遵循必然律和可然律而更具有普遍性，因此“可能成为可信的事”，从而比历史的个别事实更加的真实。这就是艺术所追求的、高于历史事实的想象的真实性。

这些观点和论述散见在亚里士多德作品的各处，但当我们把这些论述联系起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艺术真实观的深刻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还有一句名言，“把谎话说得圆”，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清醒地认识到了两种真实。第一种真实以现实为标准，现实已经发生或者必将发生那就是真实；第二种真实则是艺术模仿所追求的真实，虽然可以是虚构的“谎话”，可以是现实中并没有发生的，但只要它能够“说得圆”、编得可信，能够反映必然律和可然律，它就仍然是真实可信的。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坚持的艺术真实观。这些观点，即使是现在也对我们很有启发。

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艺术的接受者，在很多地方他都是从接受的角度来思考艺术的本质和功能的。“把谎话说得圆”，明显就是从接受者的角度来概括艺术的准则，让观众“信以为真”，心理上认同和接受，就获得了的艺术的真实性，达到了艺术的目的，而不需要和现实作刻板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