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彧

常彧〓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提要】〓

漢代畫像石“胡漢交戰”圖中出現了一類持長兵刺殺目標的騎兵，與此相對的是北方遊牧民族的“騎射”。這類以冲殺擊刺NFDB3主要攻擊手段的騎兵，正是西漢人所稱的“突騎”。東漢以後，來自上谷、漁陽的突騎與烏桓有密切聯繫，且戰力强悍，被視作“天下精兵”。突騎與騎射在中國古代軍事體系中長期並存，有别於長期以衝突型騎兵NFDB3主的歐洲騎兵體系。因此對中國古代騎兵分類不應以輕重進行劃分，而更應重視其戰術特徵。衝突型騎兵進入兩漢軍事體系，加强了騎兵的正面衝擊能力，帶來了中國騎兵史上重要的變革。

在漢代畫像石中，有一類以“胡漢交戰”爲主題的畫像。①在這類畫像中，胡軍和漢軍多以騎兵進行交戰。以嘉祥縣滿碉鄉宋山出土的東漢早期畫像石“胡漢交戰”圖爲例：②戴尖帽的胡騎正在奔逃。而漢軍一方兩騎所持兵器不同，圖像上方一騎持弓前射，下方一騎持矟將敵刺落（圖一）。而1981年出土於嘉祥縣城東北五老窪的東漢早期畫像中，持弓箭的漢軍亦在追逐胡騎，而持矟漢騎正將胡兵刺落馬下（圖二）。③此外，目前出土的漢代畫像石中，導騎出行（圖三、四）、戰爭（圖五、圖六）、畋獵（圖七）等主題的構圖中也多次出現此種持矛、矟、戟等長兵的騎兵形象。④完全有理由相信，早在東漢時，中國存在有兩種類型的騎兵：一種持弓箭遠射，另一種持矛矟刺殺。

持弓箭遠射的騎兵，史書中常稱之爲“騎射”，是遊牧民族軍事體系中傳統的騎兵軍種。經中外學者的深入研究，⑤我們已經對此有了較爲清晰的認識。戰國時代，秦、趙等國向北方遊牧族學習騎射，並將騎兵納入了自己的軍事體系中。從此以後，騎兵便成爲中國古代各政權軍事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戰國、秦時期，車兵、步兵是戰爭主角，騎兵只起輔助作用。⑥西漢以後，爲了同匈奴作戰，漢帝國第一次把騎兵作爲戰略力量投入戰場，中國軍事作戰技術也因此發生重大變革。有關戰國至秦漢的騎兵發展，也就是騎射主宰中國戰場的歷史，迄今已有來自歷史學、考古學和軍事學的相關論文，這些研究涉及中國歷史前期騎兵的起源、裝備、編組、戰術等諸多方面。⑦然而，漢畫像石中那種持矛矟冲殺敵軍的騎兵，卻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這種騎兵究竟是什麽、起源於何時、經歷了怎樣的發展變化，我們從這種變化中又能夠獲得怎樣的歷史認識，這是本文所要關注的問題。

一、 騎射戰術與漢初步兵的困境

中國人最早認識的騎兵戰術是北方遊牧民族的騎射戰術。該戰術的主要特點略見《史記·匈奴列傳》：⑧

故其（指匈奴）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

這意味着，純騎射戰術的主要特點在於：牽制敵步兵方陣的集群前進方向，吸引步兵方陣前進，在便於進攻之時，發動合圍打擊。所有攻擊在包圍完成之後展開，一旦出現不利情況，則多方向退散。而且，騎射具有全方向的打擊能力，即使在散開退卻的過程中，仍然可以發揮一定程度的打擊力。⑨中原以步兵爲主體的方陣在騎射面前完全失去了機動性。由於西漢前、中期匈奴一直是最大的威脅，因此有關匈奴作戰方式的記載相對較多，也較可信。在所有戰例中，劉邦遭遇的“白登之圍”讓人印象深刻：⑩

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

以步兵爲主的西漢軍隊在西漢初期面對以騎射爲主的匈奴軍隊，尚缺乏足夠的對抗經驗。漢帝國步兵雖有三十二萬之衆，但在逐擊冒頓時，缺乏應有的配合與協同，導致部隊脱節，釀成大敗。

白登之圍亦表明，以步兵爲絶對主力的漢朝軍隊在面對遊牧世界的騎射時，處於尷尬境地：若將陣型橫成一條長而薄的陣線，則攻擊面只能面對一個方向。此時步兵陣線的兩側幾乎沒有攻擊力，在機動力極强的騎射攻擊下，兩翼很容易崩潰。爲避免兩翼受到騎射毫無預警的攻擊，則必須將陣型收縮成方陣，步兵呈集群形式出現在戰場上。這樣可以應對來自各個方向的攻擊，可是由於陣型收縮，兵員密集，騎射部隊的箭又可以造成更大的傷亡。

要抗衡草原軍事力量，唯有提高己方部隊的機動能力，那麽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在自身軍隊結構中添置騎兵。當內亞出現騎兵之後，歐亞草原邊沿的文明古國幾乎在同一時間迫於軍事壓力而添置了騎兵。如波斯在賽勒斯二世（Cyrys Ⅱ，公元前559—前529年）時，“波斯的弓箭騎兵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勁旅”。B11傳統認爲，从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開始，古代中國軍隊中騎兵就以騎射爲主。實際上在此之前，秦國就已經出現騎兵，並且大規模應用於戰場。據《韓非子·十過》載：“（秦穆）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於晉，立爲晉君。”B12這比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的改革早三個世紀。然而，直到秦滅六國，完成海內統一後，騎兵部隊仍然以騎射爲主，數量有限，遠沒有成爲獨立執行戰略任務的兵種。B13據秦兵馬俑的軍陣布置和相關考古資料來看，秦代騎兵主要與車、步兵混編，著短甲，以銅簇、弓弩爲主要兵器。B14在兵力配置上，騎兵俑群偏處一隅，其數量也遠遠少於車、步俑之數。B15騎兵主要在步、車兵方陣後方或者左右翼，執行偵查、警戒、牽制、騷擾等任務。無論是秦穆公、趙武靈王還是秦始皇時期，中原騎兵主要以吸納遊牧民族騎兵的騎射戰術爲主。

對於中原政權來説，將騎射建設成强大的戰略性力量，似乎比較困難。最爲關鍵者在於騎射戰鬥能力的形成。《史記·匈奴列傳》中記載匈奴人訓練其騎射部隊時説：“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毌弓，盡爲甲騎。”B16自幼便練習騎射，説明遊動作戰的騎射之所以能夠發揮單騎的戰鬥優勢，關鍵在於單兵戰鬥技術的純熟，以及對騎射戰術技能的長期培養。“對內亞經濟、社會和軍事結構的研究，使內亞軍隊的社會特徵明確無疑。它是‘全民軍隊’（peoples army）……不但所有身體健康的男人永遠有義務上戰場服務，而且即使在和平時期，他們也處於軍事狀態下……無論是突厥語還是蒙古語中，都沒有‘士兵’這個詞……正如他們均沒有表戰爭和和平的通稱一樣。戰鬥是生存的前提；只有集體的軍事行動才能確保生存或政治團體的繁榮。因而，個人以及集團的軍事訓練開始得很早。”B17對於實行征兵制的西漢軍隊，想要在短時間內打造出一只單兵戰鬥能力高超、騎射戰術純熟的騎兵部隊有相當的難度。此外，爲了應對匈奴帝國龐大的騎射部隊，漢帝國也必須將自己的騎兵數量提高到同一水平線上。漢帝國能夠獲得的馬匹數量有限，必須花長時間來飼育馬匹，故漢政府對馬政極爲重視。B18終於到武帝時形成了“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的局面。B19騎兵被西漢政府建設成爲數量龐大的戰略性力量，不僅表明騎兵地位上昇，同時對騎兵戰術的應用與變革漸漸成爲當時討論的議題。

二、 騎兵戰術變革與新型騎兵的出現

勞榦先生通過對漢簡中所見西漢兵制的研究指出：“漢初確有用兵車的事實……但武帝用兵時，卻又不見兵車的實際應用，所以武帝的前後，應當是中國戰術革命的關鍵。”B20勞榦先生指出了西漢出現戰術變革的事實，卻沒有進一步説明西漢究竟發生了怎樣的戰術變革，也沒有説明西漢戰術變革的原因。事實上，隨着騎兵日益成爲西漢軍事體系的核心力量，戰術變革極有可能圍繞騎兵展開。西漢中期以後，晁錯論及漢與匈奴軍隊的優劣對比時説“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B21顔師古注曰：“……突騎，言其驍鋭可用衝突敵人也。”“輕車”是一種用於正面衝突的古代戰車。B22將“輕車”與“突騎”並列敘述，可見突騎應當是一種與輕車一樣用於衝突敵陣、撓亂敵軍的騎兵兵種。晁錯以輕車與突騎“衝突敵人”、擾亂匈奴之衆的建議給我們兩點重要的啓示：

其一，“車”與“騎”混編，是秦漢軍隊編組的重要原則。B23在秦陵兵馬俑方陣中，可以看到騎射與戰車混編的陣容。實際上，秦以前這種編組方式就廣泛存在於戰國軍隊中。B24車騎混編在戰術實踐中最生動的例子是元狩四年（125）春，衛青與匈奴的一次激戰：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於……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於。趙信爲單於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於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於。單於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於遂乘六驘，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挐，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於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B25

在這個戰例中可以看到，漢軍步、騎、車混編，而騎兵一開始便擔當衝擊敵陣的重任，並且在匈奴單於潰圍時能夠全力追擊。武剛車，或又稱爲“武剛强弩車”，B26是一種有蓋又配有强弩的戰車，B27此役主要用於環營自衛。步兵具體表現不詳，很可能持遠射兵器支援騎兵的戰鬥。B28（圖八）

其二，晁錯“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的議論，在此役中有了具體的戰爭實踐。衛青的部隊在激戰中能將敵軍“殺傷大當”，引發我們對首先被遣出“當匈奴”的五千騎的關注。戰車的主要功能在於衝擊對方的步兵方陣，與輕車並列的突騎，也應當是爲了提高部隊正面衝擊力而設立的。草原遊牧民族的騎射在打擊敵人時，必須與對方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段距離大致在300碼至100碼之間（約270—90米）。B29低於100碼時，騎射騎士將陷入敵陣而難以脱身。然而，若要衝擊敵陣，則必須提高衝擊力，關鍵在於抵近敵軍、撕裂敵陣。古代軍隊很早便開始進行類似探索。洛陽金村出土的戰國錯金銅鏡，有勇士騎馬持劍刺虎圖像（圖九）。圖像中騎兵無鞍蹬，通常情況下，這並不適合持刀劈殺。但是這張圖像有兩點重要啓示：首先，秦以前中原列國吸收遊牧民族戰術經驗時，並不是單純復製、照搬遊牧民族的作戰方法，而是進行過積極的探索和改進。B30其次，該騎士鎧甲齊備，持刀劈殺的戰術動作與後世騎兵劈殺方式相似，一定程度上也説明，在鞍蹬發展成熟之前騎兵不依靠弓弩，而以短兵接觸冲殺敵軍是有可能的。那麽，晁錯議論中的突騎在西漢究竟是什麽形象呢？

咸陽楊家灣出土的西漢騎士俑中，可以看到一種裝備戟、矛，被甲，執行正面合戰、衝鋒陷陣等任務的騎兵出現在戰陣中。B31（圖十）這一類型的騎兵在楊家灣漢墓中約占8%左右。B32與以騎射爲主的傳統騎兵不同，這種騎兵以衝擊力爲主要的攻擊輸出，它在騎士俑中已經被明顯地區分了出來。《中國戰爭發展史》一書將這種騎兵籠統定義爲“正兵”，雖然書中也指出這是輕騎兵內部的分工，但沒有具體指明這是什麽樣的騎兵。B33結合前引晁錯之言，我們可以推測，這就是西漢史料中所謂的“驍鋭可用衝突敵人”的突騎。雖然我們沒有更多關於西漢突騎作戰的具體史料，但是可以推測，在車兵淡出後，中原軍隊對遊牧民族作戰時面臨衝擊力不足的嚴重問題。在步兵集群機動能力差，傳統騎射騎兵打擊衝擊力不足、難以凝聚成有效打擊力的矛盾中，西漢軍隊不待鞍蹬等騎具發展齊備，就已經創造性地在騎戰中發展出衝擊戰術。這種騎兵應該給當時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司馬遷《史記》中關於項羽那段婦孺皆知的描寫，正反映了時人對騎兵衝擊性戰術的印象：

（項羽）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向。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項羽）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B34

從這段文學性極强的故事中，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首先，項羽本人是騎馬作戰的，而楚軍是步騎混編的，“壯士”即步兵八百人，“騎兵”二十八。其次，項羽率部突圍時，采取直接冲殺漢軍陣列的方式，甚至可以臨陣斬敵。第三，項羽下令騎兵下馬，持短兵接戰，説明馬上用的很可能不是短兵，而是長兵。結合前面的討論可知，現在沒有明確證據能夠證明秦末漢初中原已經出現持矛矟騎馬冲殺的作戰方式。B35項羽突圍的故事反映的大概是漢武帝時期人們對騎兵作戰方式變革後的認識。這種作戰方式很可能是漢王朝對抗匈奴騎射的長期戰爭實踐的經驗總結。漢武帝時期，爲了對匈奴作戰而進行的一系列戰術探討，特别是晁錯“輕車突騎”的分析，證明漢武帝時期騎兵軍種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革。作爲一種采用新裝備和新戰術的騎兵軍種，突騎正式進入西漢軍事體系中乃是這種變革的核心所在。

三、 東漢突騎的來源、編組與戰術

西漢是衝突型騎兵的創始階段，但限於史料不足，難以窺知西漢衝突型騎兵之全貌。到西漢末東漢初，衝突型騎兵已經廣泛存在而且定位明確。在東漢史料中，他們常被稱爲“突騎”或“精騎”。B36更始二年（24），劉秀與王郎對峙時，劉秀麾下便有突騎。據《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吴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注云：“突騎，言能衝突軍陣。”B37這則材料包含了東漢至三國時期人們對突騎的理解。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東漢時期，用騎兵衝突敵陣成爲一種固定的作戰方式；其二，突騎是一種明確的兵種。上文引述吴漢、寇恂指揮的突騎，與上谷、漁陽地區有緊密地聯繫。實際上，從東漢初期以降，凡提及突騎，大多數都跟幽、燕地區相關。

在光武帝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吴漢、寇恂、耿弇、景丹等人都曾經率領過突騎，而且在歷次戰鬥中突騎都有良好表現，是光武帝獲得政權的重要因素之一。光武帝曾經對景丹説“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又對馬武説“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B38光武帝欲把統領精兵的重任交給馬武，以此换取其歸心。吴漢對彭寵説：“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鋭……”B39可見，在光武帝乃至整個東漢前期人們的認識中，突騎是騎兵部隊中最爲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上述幾人，“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B40吴漢本爲南陽宛人，“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B41可見吴漢主要活動於幽、燕地區；耿弇指揮的突騎，可能原屬其父上谷太守耿況；景丹曾爲上谷長史，B42等等。由此可見，光武帝獲得政權，某種程度上與來自上谷、漁陽“天下所聞”之突騎的支持密切相關。

不僅如此，光武帝之後，幽、燕地區仍然是突騎主要的來源地。漢和帝時，竇憲北擊匈奴，其弟竇景“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雁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B43直到東漢末靈帝光和中，時局混亂的情況下，仍然可以“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公孫）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B44晉惠帝時，“（司馬）虓領冀州，遣（劉）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B45可以認爲，從東漢、三國直到兩晉時期，人們心目中最典型的突騎來自幽、燕地區。而從這個地區征募的突騎，也一直存在於東漢到兩晉的軍事體系中。

幽、燕地區之所以成爲突騎這種衝突型騎兵的主要來源地，與烏桓在這一地區的活動有緊密聯繫。林幹認爲：“在歸附漢朝的烏桓人中，有一部份特别被精選出來的騎兵，歸附州郡統領，號爲‘突騎’。”B46實際上，來自上谷、漁陽地區的突騎既有華夏，也有烏桓。完全由烏桓人組成的突騎部隊被特别稱爲“烏桓突騎”。馬長壽亦曾注意到烏桓與突騎之間的關係，他認爲：

幽州突騎自漢初即名聞國內。《前漢書·高祖紀》：“四年，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應劭注雲：“梟，健也。”梟騎蓋突騎之始稱，然非出自東胡。《後漢書·吴漢傳》，漁陽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此突騎當由突騎所組成。同傳又記載光武帝北擊群雄，吴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陷陳”。從此突騎之含義又可知。東漢時烏桓突騎，幽冀二州皆有之。或爲州牧所兼領，或歸郡守所管轄。每州名額約三千餘騎，故有“三千突騎”之名。B47馬長壽先生認爲突騎始稱梟騎，這是值得商榷的。梟意爲健，梟騎意爲勇健之騎，梟是形容詞，大概與驍騎意義相同。前文已經指出，突騎是一種以衝突敵陣爲戰術特色的騎兵，因此梟騎不是突騎的始稱。公元49年以後，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塞外烏桓紛紛南下，分散在廣闊的十郡塞內。東漢以降各政權都曾經從這些地方吸納烏桓進入國家軍事系統中。B48《後漢書》卷一一七《百官志四》“北軍中候”條云：B49“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兵。”注云：“蔡質《漢儀》曰：主長水、宣曲胡騎。《漢官》曰：員吏百五十七人，烏桓胡騎七百三十六人。”該條又云：“司馬、胡騎司馬各一人，千石。本注曰：掌宿衛，主烏桓騎。”可見，東漢立國之始，中軍系統中就有七百三十六人組成的烏桓騎兵。中軍系統之外，東漢政府在各地設置屯營，其中幽州、并州多有烏桓人被吸納入州郡軍事系統之中，並以此爲骨幹設立黎陽營。B50

幽、燕地區在當時人印象中乃是物阜民豐、兵强馬壯之地。其中上谷、漁陽作爲緣邊十郡之二，長期保持着對北方的貿易關係，同時有鹽鐵之利，因此經濟狀況較好。甚至在東漢後期國家“處處斷絶，委輸不至”的情況下，“（劉）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悦年登，谷石三十”。B51幽、燕地區的軍事實力尤其引人關注。在當時人心目中，能夠“發上谷、漁陽兵”便意味着擁有强大的軍事力量。在所謂“上谷、漁陽兵”中，最重要的就是騎兵部隊。如王郎起兵時，寇恂對耿況説：“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B52烏桓大量遷入後，由烏桓組成的騎兵部隊成爲幽、燕地區軍事力量的主體。因此才出現上文中提到的烏桓突騎、“三千突騎”之類的敘述。

除突騎之外，漢晉之際史料中常常提到的“精騎”，往往也跟衝突型騎兵有關。前面提到與幽、燕突騎有密切關係的耿弇，曾經發“幽州兵”，“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走之”。B53可見，“幽州兵”的核心“精騎”極有可能就是精鋭的衝突型騎兵。此外，建武六年（30），耿弇、馬武擊隗囂時，在形勢嚴峻、漢軍失利時，“（馬）武選精騎還爲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B54，再次表明，精騎作戰時，並不采取騎射作戰，而是“被甲持戟奔擊”，屬於衝突型作戰。漢末“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B55，表明精騎與突騎之間應該是可以劃等號的。曹操與韓遂、馬超作戰時，“列鐵騎五千爲十重陣，精光耀日”B56，又“縱虎騎夾擊，大破之”B57。這裏所謂鐵騎、虎騎都有可能是衝突型騎兵。傳統騎射很難着鐵甲列重陣，而夾擊、側翼衝突則是衝突型騎兵常用的戰術方式。

四、 兩漢突騎與中國古代的騎兵分類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已經能夠確認，從西漢中期開始，中國的騎兵體系中除了傳統的源自草原遊牧民的騎射之外，還出現了一種以衝擊作爲主要戰術特色的新型騎兵。長期以來，中國學者最爲熟悉的古代騎兵分類體系來自歐洲，在其中騎兵被分爲輕型騎兵、中型騎兵和重型騎兵。B58在衆多的研究論述中，恩格斯的相關論述對中國學者的影響尤爲突出。B59恩格斯提到：“這支騎兵（指希臘騎兵）由披戴頭盔、胸甲、護脛和手持長矛的重裝騎手（cat phractae）組成。他們在攻擊時通常排成密集隊形、長方形縱隊或楔形縱隊，有時也排成橫隊。由輔助部隊組成的輕騎兵在某種程度上是非正規騎兵，它像現代的哥薩克一樣，擔任駐軍警戒和成散開隊形作戰。”B60恩格斯在後文中又指出：“騎兵分爲兩大類：重騎兵和輕騎兵。他們的實際區别在於馬匹不同。體壯力大的馬和矮小靈活的快馬不可能協調一致地行動。前者在衝鋒時動作較慢，但衝擊力較大；輕巧的馬跑得較快，冲得猛，尤其適於單騎作戰和成散開隊形作戰，而笨重的或高大的馬在這方面就既不夠靈活，也不夠機敏。正因爲如此，騎兵的這種分類的確是必要的。”B61恩格斯對騎兵的劃分方法一方面繼承了19世紀以來歐洲軍事學的發展，另一方面是立足於研究當時各國騎兵的情況。然而，恩格斯那個時代的研究者對古代騎兵的定義不一定準確，也必然影響到恩格斯的論述。比如恩格斯將希臘世界之外，尤其是小亞的非裝甲騎兵定義爲“非正規”的輕騎兵，這説明恩格斯忽略了古代騎兵中來自遊牧世界的騎射在軍事史中的重要地位。此外用馬匹的體型來區分輕、重騎兵也不適用於對中國古代騎兵的區分。

但是，面對馬鐙出現之前的東漢畫像石資料，如何區分兩種性質與戰術方式完全不同的騎兵呢？在畫像石胡漢交戰圖像中，幾乎看不出馬匹體型有任何區别，此外馬匹也沒有着甲與否的區别。因此輕與重在這個分類體系中顯得不夠明確。在中國歷史前期的史籍中，我們常常看到各種有關騎兵的詞彙。《北堂書鈔》“騎”條羅列了“幽州突騎、豫州蕩騎……梟騎、緹騎、虎騎、豹騎”等騎兵，B62此外還有甲騎、輕騎、鐵騎、虎豹騎、突騎等等。這些名稱大多與騎兵具體的特性有關。因此，有必要加大對騎兵戰術特性的關注程度，並以此爲基準，來修定過去的簡單分類方法。

在西方的古代騎兵分類中，有一類騎兵被稱之爲衝突型騎兵（Shock Cavalry）。B63這類騎兵誕生得很早。恩格斯認爲，希臘人最早創造了“正規騎兵”，指的就是以衝突爲主的騎兵。古希臘各城邦，雖然無數次面對來自小亞騎馬射箭的騎兵，卻很少在自己的騎兵部隊中添置這一兵種。馬其頓菲利普二世和他的兒子亞歷山大大帝的騎兵部隊正是被稱爲衝突型騎兵。馬其頓的統治者雖然大膽使用了衝突型的騎兵，但是並沒有在任何程度上改變當時重裝步兵在戰場上的主導地位。到羅馬帝國時期，僅有的少量騎兵同樣是衝突型騎兵，而且仍然活躍在戰場上，並且逐漸開始裝甲化。直到公元4世紀以後，發展成爲中世紀的裝甲騎兵，並取代重裝步兵的主導地位而成爲戰場的主角B64。

以上簡單敘述歐洲騎兵的起源、發展歷程，意在説明由於中世紀及中世紀之前歐洲騎兵體系中鮮有騎馬射箭的騎兵，因此歐洲軍事傳統中將騎兵劃分爲“輕騎兵”（Light Cavalry）與“重騎兵”（Heavy Cavalry），實際上是針對衝突型騎兵（Shock Cavalry）本身的分類，這與中國的騎兵傳統有顯著的差别。因此，中國古代騎兵的分類需要另起爐竈。基於此，我們把中國古代騎兵分爲“騎射”（Mounted Archers）和“突騎”（Shock Cavalry）兩種類型，而突騎之中還包括了後來出現的“甲騎具裝”（Armored Cavalry）。

綜上所述，中原軍隊自先秦時代開始引入騎兵以來，長期學習、模仿北方遊牧民族的騎射戰術，騎兵體系中也大量吸收匈奴等北族士兵。漢代以後騎射性質的騎兵不斷擴充，並且爲適應出擊匈奴的需要，在龐大的騎兵體系中劃分出衝突型的騎兵，稱之爲突騎。中國古代軍事史中騎射與突騎長期并存的傳統，與希臘羅馬時代、中世紀的歐洲騎兵傳統有本質的區别。歐洲騎兵“輕、中、重”之别乃是針對同一戰術性質的騎兵所做的劃分。在對中國古代騎兵進行分類時，以戰術性質之不同作爲分類標準，才能更切合中國古代騎兵的實際。十六國以後，隨著鞍、鐙等馬具的完善，衝突型騎兵內部出現分化，其代表就是甲騎具裝的出現和廣泛應用。B65不過，即便在甲騎具裝最爲鼎盛的北朝後期，中國騎兵中騎射、衝突型騎兵之分仍然十分明確。東漢畫像石“胡漢交戰”圖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騎射與突騎聯合作戰的戰術傳統，一直是熱兵器主宰戰場前中國騎兵最主要的戰術傳統。

五、 從騎射到突騎——兩漢衝突型騎兵帶來的變革

從上文的論述中，我們知道西漢以後中國軍隊中出現了衝突型騎兵，改變了騎兵部隊單純的騎射結構。騎兵內部的分化，意味着騎兵戰術在這個過程中也經歷了變革。最主要的戰術變革表現在騎士裝備變化、編組方式變化和陣型變化三個方面上。

首先是騎兵裝備多元化。春秋戰國直到西漢早期，中國騎兵的主要裝備是遠射兵器，如弓、弩等。從秦俑發掘情況看，弩是秦代騎兵的主要裝備。B66當然，西漢騎兵也使用弩，如韓延壽“被甲鞮鞪居馬上，抱弩負籣”。B67當然騎兵所用的弩，只能用臂長弩，威力不如步兵所裝備的蹶張等强弩。B68但是，衝突型騎兵加入騎兵陣伍之後，其所持兵器不可能是遠射兵器，而應該是用於近距離刺殺的長兵。楊泓先生據考古資料認定：“關於騎兵裝備的兵器和防護裝具，西漢早期主要是長戟和鐵鎧。”B69漢代還出現了專用於衝突型騎兵的馬上武器。漢簡中有“□人掔馬戟”等語，B70説明有專用於衝突型騎兵的馬戟。矟也是專用於衝突型騎兵的兵器。《釋名》稱：“矛長丈八尺曰矟，馬上所持。言其矟矟便殺也。又曰激矛，激，截也，可以激截敵陣之矛也。”B71《晉書》又有“騎皆持矟”等語，B72可見，矟是馬上所持“激截敵陣”的長兵。面對鮮卑騎兵時，“（公孫）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B73可見身爲衝突型騎兵的統帥，公孫瓚自己也持此類兵器。

其次，衝突型騎兵出現在中國騎兵體系之後，中國古代軍隊編組方式完成了由“車騎”向“步騎”的轉化。戰車是中國歷史早期最重要的軍事裝備，自不必贅述。B74漢以後，騎兵在軍隊中逐漸增多，但史料中仍然可見漢代軍隊中擁有大量戰車的記載，而且西漢史料中常常“車騎”並稱。在尹灣漢墓簡牘所見之《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中，載有“輕車、兵車、鉦車、鼓車、戲車、連弩車、衝車、蜚樓臨行車、武剛强弩車、戰車、橐佗龜車”等。其中“兵車、鉦車、鼓車、戲車、橐佗龜車”等屬於輔助車輛，“衝車、蜚樓臨行車”屬攻城器。真正投入野戰的當屬“輕車、連弩車、武剛强弩車”等。B75同時《集簿》中還記録了大量的騎兵裝備，B76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西漢軍隊中車騎混編的事實。將車兵與騎兵混編，大概説明三個問題：第一，大量的後勤輜重需要通過車來運輸，戰時也需“鉦車、鼓車、戲車”等指揮車輛穿插其間機動指揮；第二，由“連弩車、武剛强弩車”等戰車作爲重型拋射武器的平臺，可以“圜陣外鄉”，有助於協助其他兵種對敵軍實施遠程打擊；第三，戰車除了具有上述功能之外，更重要之處在於利用輕車衝突敵陣，增强軍隊的鋒面衝擊能力。中原軍隊長期面臨馬匹匱乏、騎射性質的騎兵難以形成規模打擊力量的困境，尤其是騎射難以形成强大的鋒面衝擊能力，需要用適合在平闊地面上衝擊的戰車進行補充。然而隨着騎兵在軍隊中數量猛增，新的衝突型騎兵在軍隊中逐漸佔據一定分量並且開始取代戰車的衝擊功能，戰車由此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這個轉變的關節點即在漢武帝與匈奴拉鋸戰的過程中。楊泓先生認爲：“到了漢武帝的時候，漢王朝的軍隊和匈奴的軍隊持續進行了大規模的戰鬥，縱橫馳騁在廣大戰場上的是大量的騎兵，他們成了軍隊的主力，與他們配合的是步兵，但是再也看不到那些四馬單轅的巨大的戰車了，大約從那時以後這種戰車就徹底退出了戰爭的舞臺。”B77漢以後的歷史材料中，我們屢屢讀到“步騎”這種提法，而“車騎”幾乎完全固定在“車騎將軍”這種將軍號上，説明中國古代軍隊編組方式完成了從“車騎”向“步騎”的轉化。

最後，軍事編組方式的變革必然會帶來軍隊戰陣的調整以及與之相關的戰術變化。在車騎混編的時代，我們可以從秦陵兵馬俑的布置窺其一斑。“秦始皇兵馬俑出土的騎兵陣，是由戰車6乘，陶質鞍馬108匹，騎士俑108個排成11列橫隊組成的長方形陣型。其縱看是三路縱隊，橫看是11列橫隊，以4騎爲一組。另外尾部作殿軍的兩組騎兵，每組4騎，共8騎。”B78(圖十一)類似的文獻記載來自《六韜》（圖十二）：

置騎之吏婁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軰。十騎一吏，縱横相去百步。B79

以上二例説明，騎射的布置陣型主要以縱隊爲主，出擊時沿縱向對敵軍側翼進行橫向打擊。具體的戰術表現爲：

敵人始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鬬，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鬬，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舎，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絶其糧路，敵人必饑；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多設旌旗，雜以强弩，或擊其兩旁，或絶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B80

由此可見，騎射主要是用於“翼其左右，薄其前後”，造成敵軍戰陣混亂。當包圍敵軍時，所謂“車騎陷之”，主要還是車兵陷陣，而騎兵“翼其兩旁”。

出現衝突型騎兵之後，騎兵陣型最重要的變化無疑是從縱列排布變爲橫列排布。具體戰術應當是由衝突型騎兵橫列構成鋒面，對敵軍側翼發動衝擊。《後漢書》記建寧元年（168年）段颎與先零羌作戰時説：

熲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强弩，列輕騎爲左右翼……熲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B81

在這一戰例中，段颎將輕騎列爲左右翼，自己率騎兵對敵翼發動側翼突擊（圖十三）。與之類似的還有公孫瓚著名的“界橋之戰”。B82以上戰例説明東漢時期利用步騎配合，步兵居中、騎兵配置兩翼以突擊敵陣的戰術已經成熟。然而，漢晉之際畢竟屬於中國騎兵戰術的變革期，尤其是馬鐙沒有出現，騎兵在馬上穩定性還較差，早期衝突型騎兵的衝擊能力仍然有限。真正成熟的衝突型騎兵，要在馬鐙出現、鞍鞬發展成熟之後，才能真正發揮强大的戰鬥力。而這一歷史進步，只能等十六國時代甲騎具裝出現後才能完成。無論如何，兩漢之際出現、成熟的衝突型騎兵對傳統騎射戰術的變革，無疑是中國騎兵發展史上最爲重要的環節之一。

附圖：圖一〓胡漢交戰圖1980年山東嘉祥縣滿碉鄉宋山出土，現藏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圖二〓胡漢交戰圖1981年山東嘉祥縣城東北五老窪出土，現藏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圖三〓導騎出行1973年河南唐河電廠墓出土，現藏河南南陽漢墓館圖四〓出行1981年兖州市農機學校出土，兖州市博物館藏。圖五〓戰爭1985年山東滕州市桑村鎮西戶口村出土，滕州市博物館藏。圖六〓戰爭1993年山東省莒縣東莞鎮東莞村出土，莒縣博物館藏。圖七〓騎射畋獵1973年河南鄧縣冢莊出土，原地保存。圖八〓衛青與匈奴作戰示意圖圖九〓洛陽金村出土戰國錯金銅鏡

圖十〓咸陽楊家灣漢墓騎兵復原圖及騎俑正面、背面視圖见楊泓：《騎兵和甲騎具裝——中國古代軍事裝備劄記之二》，載《文物》，1977年第10期，第28頁。圖十一〓秦陵兵馬俑2號坑D11戰車與騎射混編陣容示意圖從該圖中我們不難看出，騎射布置陣型主要以縱隊爲主，

出擊時沿縱向對敵軍側翼進行橫向打擊。圖十二〓《六韜》所載騎射陣型圖該陣形編組方式爲五騎一列，與秦俑四騎一列的方式略有不同，但與圖十三中秦俑騎射陣形配置原則相同。左爲所謂“易戰”，右爲“險戰”。圖十三〓段颎與先零作戰示意圖以上兩圖共同説明，騎兵居於步兵兩翼，無論是騎射還是衝突型騎兵，都從側翼對敵方發起攻擊，並且形成合圍。不同之處在於，騎射需要和敵陣保持一定距離，難以在包圍敵軍後完成殲滅性打擊，而衝突型騎兵完成合圍之後，即可對敵發動衝擊，具有一定的毀滅性打擊能力。注〓釋李衛星《論兩漢與西域的關係在漢畫中的反映》，《考古與文物》1995年第5期，第55—57頁。

② 濟寧地區文物組、嘉祥縣文管所《山東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漢畫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

③ 朱錫禄《嘉祥五老窪發現一批漢畫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

④ 相關考古資料統計，見申茂盛、王淑杰《從漢畫像石看秦漢時期騎兵的武器裝備》，《秦文化論叢》第八輯，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07—616頁。這篇文章詳盡羅列了漢代畫像石中所見的騎兵，可是沒有探討漢畫像中騎兵的種類、戰術以及騎兵實際運用的戰例。

⑤ 有關騎射的兵器，可以參見周緯《中國兵器史稿》第三節中有關秦漢至唐代遠射兵器的研究，以及第八節邊疆各族遠射器、弓箭等的研究，百花文藝出版社，第112—139頁，以及第214頁。又參：Antony Karasulas,,Oxford:Osprey Publishing Ltd,2004。

⑥ 有關先秦、秦時期騎兵的發展與演變，較具參考價值的研究來自安忠義《先秦騎兵的誕生及演變》，《北方文物》2002年第4期。

⑦ 有關漢、唐之間騎兵發展歷史，迄今所見較完備詳實的研究來自王援朝《唐初甲騎具裝衰落及輕騎兵興起之原因》，《歷史研究》1996年第4期。此外，有關西漢時期騎兵成爲戰略力量而引發的軍事變革方面的研究，有安忠義《漢武帝時期騎兵的興起與軍制改革》，《煙臺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12月。有關騎兵的起源及發展，參見淩文超《略論六世紀前中原騎兵之淵源及其演進》，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有關騎兵的裝備，參見孟古托力《騎兵兵器與盔甲的改革和發展》，《北方文物》1996年第4期。在騎兵裝備中，馬鞍、馬鐙等騎具的研究佔有重要地位。可參見Chauncey SGoodrich:Riding Astride and the Saddle in Ancient China,,vol44,pp279306，以及Albert EDien,The Stirrup and its Effect on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vol16,pp3356。有關騎兵的編組、訓練，參見孟古托力《古代騎兵編制和訓練之芻議》，《北方文物》，1998年第4期。有關騎兵戰術，參見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中國戰爭發展史》，第四章第二節論述先秦時期《車步騎混合作戰與城邑攻守戰術的發展》；第五章第二節論述秦漢《騎兵集團的遠程奔襲與山林沙漠地域的作戰》；第六章第六節論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馬鐙的使用和重裝騎兵的崛起》；第七章第三節論述唐代《輕騎兵與步騎協同作戰的戰術特點》；第八章第三節論述宋遼夏金元時期《騎戰的高度發展和多種制騎戰術的靈活運用》，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另外，對中古時代騎戰的全面研究，可參看David AGraff,New York:Routledge,2001。

⑧ 《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892頁。

⑨ 俄羅斯學者認爲匈奴時代的遊牧民族是采取基於“散兵戰鬥隊形”的戰術，見

B10《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第2894頁。《漢書·匈奴傳》中，匈奴騎兵爲三十萬，與《史記》記載略有出入。

B11 TN杜普伊《武器和戰爭的演變》，軍事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頁。

B12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卷三《十過》，鍾哲點校，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76頁。

B13 《史記·白起列傳》中記載長平之戰時“（秦軍）張二奇兵以劫之……秦騎兵二萬五千人絶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趙壁間”。似乎秦代騎兵數量龐大。然此役中秦騎主要負責在趙軍後方襲擾和牽制，絶斷趙軍糧道，並非直接殲敵的戰略力量。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馬俑研究》指出，“（戰國—秦時代的騎兵戰術）我們還看不到後代騎兵常用的一些戰術……所以，當時的騎兵必須與戰車和步兵配合，像秦、趙的長平之戰那樣，才能大量殲敵”。見該書第二章第三節“兵馬俑坑出土的騎兵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132頁。

B14 彭文《秦代的騎兵》，《軍事歷史》1994年第5期，第52頁。

B15 王學理《秦俑專題研究》第一部分《軍事篇》之捌“雲騎淩厲中原，躡影追風胡域”，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頁。

B16 《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第2879頁。

B17 Denis Sinor,The Inner Asian Warriors,Vol101,No2(AprJun,1981),pp134135中譯本，鄔文玲譯，《內亞的戰士》，載《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36—137頁。

B18 可參見陳直《漢代的馬政》，《西北大學學報》1981年第3期，第79—80頁。趙夢涵《西漢的養馬業》，《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90—95頁。專門研究漢代馬政與騎兵關係的文章，可參考何平立《略論西漢馬政與騎兵》，《軍事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103—110頁。

B19 《史記》卷三〇《平準書》，第1420頁。

B20 勞榦《漢代兵制與漢簡中的兵制》，《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第27頁。

B21 《漢書》卷四九《晁錯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281頁。

B22 《續漢書·輿服志》云：“輕車，古之戰車也。”（《後漢書》卷一一九《輿服志》，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650頁）《周禮·車僕》注云“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可見輕車主要用於進抵敵陣突擊衝殺。（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五三《春官·車僕》，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195頁）

B23 有關“車騎”一詞，史料中大概有三種意思：其一，代指車駕。如《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載司馬相如“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第3000頁。其二，指車騎將軍。其三，指車騎混編的軍隊編組方式，如《史記》卷一〇六《吴王濞列傳》載“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第2832頁。

B24 參見淩文超《略論六世紀前中原騎兵之淵源及其演進》，第二章第二節“中原車兵對騎兵誕生之影響”，第21—30頁。

B25 《史記》卷一一一《衛將軍驃騎列傳》，第2934—2935頁。

B26 尹灣漢墓簡牘之《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載有“武剛强弩車十乘”，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東海縣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13頁。

B27 《周禮·車僕》孫詒讓云：“吴孫《兵法》云：‘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爲先驅，又爲屬車、輕車殿焉。’案：周制當與漢同，武剛車有巾蓋，疑即苹車也。”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五三《春官·車僕》，第2197頁。

B28 關於武剛車環形陣地內的步兵，筆者推測應當屬於持拋射性兵器如弓、弩的步兵。除衛青戰例之外，元朔二年（前127），李廣率四千騎兵被匈奴四萬騎兵包圍，李廣“圜陣外鄉”，充分發揮遠射兵器，尤其是“大黄”（黄肩弩）等强弩的作用對匈奴騎兵進行還擊，堅守長達兩天之久，見《漢書》卷五四《李廣傳》，第2445頁。還有《三國志》卷二六《田豫傳》：“豫因地形，回車結圜陳，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726頁。可見，環形陣地內應當是持遠射兵器的步兵。

B29 此處“300—100碼”之説見Robert LO’Connell and John Batchelor,,New York:The Free Press,2002,p61。古代世界各類型弓（英國長弓、土耳其弓、蒙古弓等）儘管各有優劣，但有效的射程基本維持在50—300米之間。相關研究見BWKooi & CABergman,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Archery using Mathematical Modelling,,71:(271),1997,pp124134。俄羅斯學者長期對中亞、南西伯利亞、蒙古等地出土的遊牧民族的複合弓進行研究，較早的研究有加甫里洛娃對戈爾諾阿爾泰地區的中世紀複合弓從匈奴式到蒙古式的發展歷程的研究，見Гаврилова ААМЛ,1965,с8789。目前最全面的研究來自薩文諾夫對南西伯利亞匈奴、古突厥和蒙古複合弓的研究，見Савинов ДГ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ложного лука и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его эволюции в Южной СибириВ кн:Новосибирск,1981,с146162。

B30 實際上遊牧民族早期也並非都是騎射，由生産工具發展而來的各種短兵器，如刀、短劍、匕首等也普遍存在於騎兵裝備中，參見МВГорелик,Шлемы и Фальшьоны:Два Аспекта Взаимовлияния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и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оружейного дело,,Том 3,Донец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2003,с231243。在胡季亞闊夫對南西伯利亞和中亞中世紀遊牧民族武器的研究中，提及目前出土的匈奴武器中有刀、匕首、短劍等兵器，不過更多用於日常的生産生活。見ЮСХудяков,Новосибирск:Наука,1986,с4348。秦陵兵馬俑二號坑的騎士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短兵，具體使用情況不詳。出土文物表明，西漢初期的騎兵也裝備刀、劍等短兵，見遼寧省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朝陽十二臺鄉磚廠88M1發掘簡報》，《文物》1997年第11期。

B31 關於楊家灣漢墓的整體情況，參見楊家灣漢墓發掘小組《咸陽楊家灣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第10期，第10—21頁。此外，關於西漢前期騎兵問題的探討，參見展力、周世曲《試談楊家灣漢墓騎兵俑——對西漢前期問題的探討》，《文物》1977年第10期，第22—26頁。

B32 楊泓《騎兵和甲騎具裝——中國古代軍事裝備劄記之二》，《文物》1977年第10期，第28頁。

B33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中國戰爭發展史》第五章《封建統一王朝戰爭體系的形成——秦漢時期》第二節“騎兵集團的遠程奔襲與山林沙漠地域的作戰”，第135頁。

B34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第334—336頁。

B35 在對秦俑的考古發掘中，研究者認爲“從戰國到秦王朝，騎兵配備的都是弓、弩……出土的騎兵俑目前尚未發現有持劍及戈矛者”。見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馬俑研究》，第126—127頁。楚漢相爭的時代與此相距不遠，二者騎兵裝備和戰術應當差别不大。

B36 相關研究參見劉勇《東漢幽州突騎述略》，《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5期，第70—75頁。臧嶸《上谷漁陽騎兵在劉秀征戰中的作用》，《河北學刊》1984年第3期，第63—66頁。劉勇先生的文章着重梳理了幽州突騎在劉秀奪取政權時所起的作用，指出幽州突騎在東漢軍事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幽州突騎從興盛到衰落的歷史。但兩篇文章都沒有對突騎進行明確的定義，也沒有結合考古資料對突騎的戰術特色及其軍事史地位進行深入分析。

B37 《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上》，第14頁。

B38 《後漢書》卷二二《景丹傳》，第772頁。

B39 《後漢書》卷一八《吴漢傳》，第675頁。

B40 《後漢書》卷一六《寇恂傳》，第620頁。

B41 《後漢書》卷一八《吴漢傳》，第675頁。

B42 《後漢書》卷二二《景丹傳》，第772頁。

B43 《後漢書》卷三五《袁安傳》，第1519頁。

B44 《三國志》卷八《公孫瓚傳》，第239頁。

B45 《晉書》卷六二《劉琨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680頁。

B46 林幹《東胡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頁。

B47 馬長壽《烏桓與鮮卑》，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133頁。

B48 王子今先生對兩漢政權吸收少數民族進入自身軍事體系的研究中，詳盡地展示了“胡騎”在兩漢軍隊中的存在狀況，特别論及烏桓突騎在東漢歷次軍事爭端中的決定性作用，見氏著《兩漢軍隊中的胡騎》，《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29—33頁。

B49 《後漢書》卷一一七《百官志四》，第3611—3612頁。

B50 《後漢書》卷一一四《百官志一》太尉條注引應劭《漢官儀》曰：“世祖以幽、并州兵騎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兵騎千人，復除甚重。”第3559頁。

B51 《後漢書》卷七三《劉虞傳》，第2354頁。

B52 《後漢書》卷一六《寇恂傳》，第621頁。

B53 《後漢書》卷一九《耿弇傳》，第706頁。

B54 《後漢書》卷二二《馬武傳》，第785頁。

B55 《三國志》卷三〇《烏丸傳》，第831頁。

B56 《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書》，第35頁。

B57 《三國志》卷一《武帝紀》，第35頁。

B58 平志偉《中西方戰術比較研究》，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頁。

B59 恩格斯《騎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中譯本，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298—362頁。中國學者有關中國騎兵的研究中，如楊泓先生等人的著述，多次引用恩格斯對騎兵的論述，可知恩格斯有關騎兵的研究對中國學者影響之深。

B60 恩格斯《騎兵》，第300頁。

B61 恩格斯《騎兵》，第315頁。

B62《北堂書鈔》卷一一七《武功部》“騎”條，光緒富文齋刻本，孔廣陶校注，第4a—5b頁。

B63 參見《不列顛百科全書》（）軍事技術（Military Technology）分部“古代和古典時代，公元前1000至公元400年”（Antiquity and the Classical age）條。

B64 參見《不列顛百科全書》（）軍事技術分部（Military technology）“騎兵的時代，公元400—1350年”條（The age of cavalry）。

B65 有關甲騎具裝，可參見《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甲騎具裝”條，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頁；楊泓《騎兵和甲騎具裝——中國古代軍事裝備劄記之二》，《文物》1977年第10期。還請參看田立坤、張克舉《前燕的甲騎具裝》，《文物》1997年第11期。

B66 彭文《秦代的騎兵》，《軍事歷史》1994年第5期，第52頁。

B67 《漢書》卷七六《韓延壽傳》，第3214頁。

B68 有關漢代的弓弩，見楊泓《中國古兵器論叢》下編“漢代的弓弩”、“漢以後的弓弩”等篇章，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233頁。此外，國外學者對中國的拋射武器弓和弩等也有長篇研究。李約瑟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軍事技術》中，有專章討論中國的弓和弩，見該書第五卷《化學及相關技術》第六分册《軍事技術：拋射武器和攻守城技術》，中譯本，鍾少異、程建民、高道等譯，科學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6—142頁。

B69 楊泓《漢代兵器綜論》，收入《中國古兵與美術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頁。有關戟的研究，見楊泓《中國古兵器論叢》下編所載“鐵戟的出現”、“鐵戟的發展”等篇章，第172—186頁。

B70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大通上孫家寨漢簡整理小組《大通上孫家寨漢簡譯文》，《文物》1981年第2期，第24頁。

B71 王先謙《釋名疏证補》卷七《釋兵》，光緒二十一年刻本，第13a—13b頁。

B72 《晉書》卷二五《輿服志》，第760頁。

B73 《三國志》卷八《公孫瓚傳》，第239頁。

B74 有關戰車與車戰的研究可參見楊泓《車戰與戰車》、《車戰與戰車二論》二文，均收入《中國古兵與美術考古論集》上編，第104—138頁。又見《古代兵器通論》第三章《青銅時代的兵器》第二節“車戰與兵器”，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38—65頁。

B75 李均明《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初探》，載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尹灣漢墓簡牘綜論》，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115頁。另參李成珪《前長安武庫收藏目録之發現——關於尹灣漢墓簡牘〈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之探討》，載長沙市文物考古所編《長沙三國吴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411—437頁。

B76 李斌《從尹灣〈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看漢代兵種構成》，《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5期，第32—35頁。

B77 楊泓《戰車與車戰》，《中國古兵與美術考古論集》上編，第116頁。楊泓先生把戰車淡出歷史舞臺的原因歸結爲封建社會取代奴隸社會，並認爲士兵成分的改變是戰車消失的原因，但是沒有就此進行詳細闡述。實際上戰爭技術的發展和變革應當是戰車退出歷史舞臺更直接的原因。

B78 彭文《秦代的騎兵》，第52頁。有關秦兵馬俑中車騎混編陣營的研究，可參看王學理《一幅秦代的陳兵圖——論秦俑坑的性質及其變成》，《文博》1990年第5期，第180—181頁。

B79 《六韜》卷六《犬韜》“均兵”條，《中國兵書集成》本，團結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頁。

B80 《六韜》卷六《犬韜》“戰騎”條，第203—204頁。

B81 《後漢書》卷六五《段熲傳》，第2149頁。

B82 有關公孫瓚界橋之戰及東漢以後騎兵的發展變革，見拙文《從突騎到甲器具裝——魏晉南北朝騎兵之演進》，《中國中古史研究》第9期，第1—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