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兵
韋兵〓四川大學歷史学系副教授〓
【提要】古代政治運作中，天文星占扮演了重要角色，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政治決策和權力鬥爭。徽宗朝黨爭、宰輔進退等諸多政治事件都與天象密切相關，徽宗也借天文災異不斷發動權力格局的重新洗牌，加强自己的權威，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當時的政治生活，本文着重探討北宋末年天文與政治間的互動，特别關注星占在具體政治過程中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周易·繫辭》:“天垂象，見吉凶。”中國古代對天象的理解注重天象與人事的對應，天象預示人間禍福治亂，古代天文這層天人合一的“人文”維度對我們理解古代政治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天文作爲一種關於上天意志表達的權力話語進入古代政治的觀念體系中，而天意在中國古代政治運作中一直都是最强勢的話語力量，誰掌控了這種話語，誰就在一定程度上借上天意志説話，由此取得一種“挾天”的政治資本，借此製造輿論，打擊對手，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規範皇帝的行爲，可謂政治運作中真正的“將牌”。徽宗朝天文對政治的影響以及圍繞它産生的政局起伏，爲我們理解北宋末年政治提供了另外一個視角。①
一、 異常天象與徽宗朝黨爭
徽宗朝是北宋黨爭異常激烈的時期，許多極端的手段都出現在這一階段的黨爭中，借天象來操控政治並不是什麽新的手段，但在這一階段的黨爭中，天文星占卻在許多事件中起着非同尋常的重要作用，隨機出現的異常天象是一個不可預知、不可控馭的力量，有時甚至成爲導致政治權力格局突變的一個契機。徽宗朝初年，元祐黨人正是利用天象抨擊在位的新黨章惇、蔡卞，並成功地將他們趕下臺，同時也利用天象推動元祐黨人的平反。這期間，黨爭中的重要政治人物章惇、曾布、蔡京等的政治命運與天象有密切的關係，往往一次異常天象的出現會給政治氣候帶來意想不到的變化，對當權者的仕途沉浮産生不小的影響。後來，權臣們爲了固位想方設法消除天變的威脅，或勸皇帝不信天變，或結交術士預知天象，或編造祥瑞掩蓋災異，這些對策都是爲了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天變這種帶來麻煩的不可知因素。精於政治權術的徽宗則不動聲色地在幕後操控，借異常天象發動輿論，對權力格局進行反復洗盤，以加强自己的權力。本文就是要討論在徽宗朝具體的政治運作中天文星占是如何發揮作用的。②
（一） 元符三年熒惑犯房與章惇罷相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當時朝中政治格局非常微妙，哲宗朝推行“紹聖”的新黨章惇、蔡卞尚在宰執之位；欽聖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她的政見傾向元祐；徽宗剛即位根基未穩，又因太后力主才登位，至少這時表面上是附和太后的；權臣曾布則持兩端以觀望。朝中權力格局面臨一次重新洗牌。
這年七月，熒惑犯房。熒惑是火星，占星術認爲是災星，犯房是指火星運行靠近房宿，熒惑犯房在占星術中被認爲是與宰輔進退有關的天象。右正言陳瓘上書徽宗論此星變，認爲火星犯房，將相當其過，並在貼黄中引淳化二年春正月丙戌熒惑犯房，宰相吕蒙正等解職一事以證明。其實，吕蒙正等罷免並非都是因爲熒惑犯房，陳瓘“改造”這個故事，突出熒惑犯房異常天象和宰輔進退間的因果聯繫，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他要利用這個故事把矛頭直指當時的宰相章惇，緊接着他就引入現實政治問題：“自紹聖以來，宰舟之人，實右而虛左；舟勢不平，幾於傾覆”，這明顯是針對紹聖以來執政的新黨章惇、蔡卞等人打擊迫害元祐黨人的政策。他在貼黄中進一步説：“今陛下左右之臣，在紹聖中負誣神考，讎毀宣仁，而不能奉承哲宗繼述之意，同心合謀，非一人也。願陛下躬攬之初，速正其罪，且無使有僥倖苟免之人，則用法輕重不至於不平矣。消弭天變，莫大乎此。臣願陛下以臣此語，深加意慮。”③負誣神考、讎毀宣仁當指章惇而言。
此時，欽聖太后初還政於徽宗，但對朝政的影響還是較大的。太后比較同情元祐舊黨，陳瓘等主張平反元祐之政的人擢爲言官雖是曾布的主意，但也是爲太后首肯的。④陳瓘等人交章攻主持哲宗紹聖政事的蔡卞、章惇等人，蔡卞已於當年五月被陳瓘所攻罷執政。陳瓘認爲紹聖年間迫害元祐黨人均爲章惇、蔡卞等人的罪過，惟窮治章惇之罪才能消弭天變，並借此天象爲元祐黨人張目，故在此奏章的貼黄中繼續建言：“心爲宋之分野，火星乃天王之位，前星乃太子之位。今幸未陵犯，臣先事而言者，亦冀有補而已”，“决去奸佞，改用忠良，以合人心之所欲，天意得矣。臣故曰：革否爲泰，轉災爲祥，在陛下一念之頃耳”，改用忠良就是指任用元祐黨人無疑。御史中丞豐稷、侍御史陳師錫等也上書攻章惇。此時，言路上陳瓘、鄒浩、龔夬、豐稷、陳師錫均爲元祐傾向的人。九月，章惇罷相。⑤
哲宗死後，欽聖太后同聽政的六個月期間（元符三年正月至七月）實行的是一種調和新、舊兩黨的政策，希望藉以緩和黨爭。欽聖是經歷過元祐、紹聖年間黨爭的人，對其危害應有一定認識，她雖然比較傾向於舊黨，提拔韓琦之子韓忠彥爲相，收用一些元祐逐臣：“凡紹聖、元符以還，惇所逐賢大夫士，稍稍收用之。”⑥但她也並不完全排斥新黨，如任用同樣主張調和的曾布。而且她認爲神宗朝的政策不應完全否定：“神宗政事，豈可專欲毀廢？”⑦在她聽政期間，新黨的章惇與舊黨的韓忠彥並相，就很好地説明了她調和新舊的政策。當時與欽聖觀點相近的曾布也認爲“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因而主張“邪正雜用”。⑧調和黨爭是欽聖的政治態度，所以她既平反元祐，也力保蔡京。⑨
曾布薦陳瓘爲言官，這可既投合欽聖太后調和新舊兩黨的觀點，也可借元祐黨人搞垮章惇，一箭雙鵰。曾布當時是主張調和新舊兩黨的人，“布於元符末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即他主張的所謂“持大中至正之道”⑩。出於權力鬥爭的需要，曾布借陳瓘擊垮宿敵章惇：“初，章惇爲相，斥逐元祐臣寮，士心不附，曾布詭情辟致名士，如陳瓘、張庭堅俱居門下，欲以傾惇。”B11曾布與章惇素不和，而且章惇在皇位繼承人問題上曾反對立徽宗，欽聖太后也説章惇等“誤先帝處多”B12。這樣，章惇的下臺是遲早的問題。對蔡卞、章惇的攻擊自陳瓘爲言官伊始時已開始，很大程度上，這是曾布安排、欽聖首肯、徽宗默許的。恰恰此時發生熒惑犯房的天象，陳瓘以此爲契機攻擊章惇，更加快了章惇的下臺。章罷後不久，同月，陳瓘因議論皇太后參政，添差監揚州糧料院，離開諫職。
（二） 元符三年日食與崇寜元年邪正之分
元符三年三月司天提前預告這年四月將發生日食，四月爲正陽之月，日食正陽之月是很不吉利的天象，占星術理解爲預示君王政事有失。
此時哲宗去世，紹聖政治告一段落，徽宗剛好即位，欽聖同聽政。這期間的政策取向基本取決於欽聖，欽聖傾向於舊黨，但比較温和，主張調和新舊兩黨，消弭黨爭，聽政伊始她就爲紹聖期間被迫害的元祐黨人平反。二月，紹聖中因廢後事件彈擊章惇的鄒浩復官，同受牽連的王回等二十人悉牽復有差；右正言張庭堅力主平反司馬光、招還陳瓘言職。B13三月，陳瓘、鄒浩分别爲左、右正言，龔夬爲殿中侍御史，這些人都是傾向於元祐，主張辨忠奸，爲元祐逐人平反。B14言路上的這種變化似乎傳遞着某種有利於元祐黨人的資訊，而這卻令尚在宰相、執政位置的新黨章惇、蔡卞非常緊張。新舊兩黨的較量此時異常激烈，恰好這年四月發生了一次日食，對當時政壇造成了不小的震動。
早在三月，司天就預言四月將有日食發生，這對剛即位，時年十九歲的徽宗來説是一次考驗，中書舍人曾肇希望徽宗聽納百官民庶直言，他在二月十九日入對中就曾建議納直言。B15曾肇是曾布之弟，政見上卻有不同，明顯傾向元祐。他希望借百官民庶進言，發動輿論聲勢，推動平反元祐的勢頭，並把矛頭指向章惇、蔡卞。三月辛卯，徽宗下詔求直言，日食求直言的詔書就是曾肇起草的，詔書説得很誠懇，要天下人直言議論朝政得失、大臣忠奸等，即使説錯了也不會加罪，並一再承諾皇帝是講信用的，絶對沒有“秋後算賬”，以消除人們的顧慮，讓大家暢所欲言。B16加上這些承諾是有原因的，紹聖初年哲宗有敕榜除已行責降的吕大防等人外，“其餘一概不問”，後來卻又違反諾言編排元祐中大臣的章疏，還重金購求藏匿，以此再咎往事論罪，而且往往斷章取義，摘取語言近似者指爲謗訕，應詔言事者大多得罪，弄得人心惶惶。B17有此先例，人們的顧慮也在情理之中。
可能是受詔書言辭誠懇的感召，詔書發出後，反響很强烈，人們踴躍上書，議論朝政。據説，每天都可收到成百上千的上書。由於當時執行的是調和新舊的政策，朝中既有新黨的勢力，也有正在恢復的舊黨勢力，兩派勢力正暗中較量。上書也可分爲兩類，一類是支持元祐舊黨政策的，這占大多數；另一類是支持熙豐新黨政策的，其人數相對較少。輿論起來後感到最緊張的就是章惇、蔡卞等，因爲很多上書把矛頭直接指向了他們。這令章、蔡二人很不滿，想罷黜曾肇，但徽宗不同意。B18
筠州推官崔鶠在上書中爲元祐黨人張目，頌揚司馬光，指斥章惇；他引用當時京師民謡：“大惇小惇，殃及子孫”，大惇指章惇，小惇指御史中丞安惇，説明章惇的奸邪爲天下皆知。他認爲皇帝的闕失就在於沒有辨清忠奸，致使奸人當道，陰邪干犯陽氣，導致日食正陽之月的天變，消弭之道第一就是要慎於擇人，即遠奸佞而任忠良。B19
普州樂至令家願上萬言書，大致講了十點建議，其中如小人君子之辨等是元祐之人的一慣主張，B20其舊黨傾向是較明顯的。
邵伯温上書：“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這幾點也都是元祐黨人的一貫主張。關於宣仁太后之謗，伯温專門辨之，又著爲專書，名爲《辨誣》。B21
興元府南鄭縣丞李新上萬言書，指出當今的弊端是“權綱不在人主，貴任不及宰相，朋黨之風熾，臺諫之職輕。士不素養而用，師不素慮而出；土木之役興，財利之臣進；西南亡備，以虞倉卒之變；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B22其中財利之臣進就是指紹聖新黨主政期間榷茶、鹽等盤剥民間的事情，並用自己在漢中的親見親聞，説明榷茶對百姓的傷害。
同時上書贊成元祐的還有范柔中、封覺民、鄧孝甫等人。鄧孝甫年八十一，猶上一書，B23這些都是支持元祐舊黨的，他們的觀點集中在平反元祐逐臣、重新評價宣仁太后、否定熙豐開邊政策、嚴君子小人之辨、指斥當政的章惇、蔡卞等人。其他幾點都好理解，重新評價宣仁太后即所謂“辨宣仁誣謗”要作一些説明。元祐中主持恢復舊制的宣仁太后在紹聖年間被予以否定的評價，認爲她在垂簾期間有廢立哲宗之意，宋代人一般認爲這是蔡卞、章惇的誣衊。實際上，哲宗對宣仁垂簾聽政期間，自己被傀儡一般擺佈一直耿耿於懷。宣仁垂簾期間，哲宗“恭默不言者九年”，他對這段經歷的回憶是“朕只見臀背”。B24哲宗與他祖母宣仁太后的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十八歲親政以後，從年齡來講正值青春心理逆反時期，加之有被擺佈、控制的經歷，更加深了這種反叛，認爲元祐的一切都是錯的，他曾對章惇説：“元祐亦有可取乎？”B25意思是元祐一無是處。朱熹把哲宗和宣仁的矛盾分析得比較客觀：“宣仁亦是見其如此，故皆不肯放下，哲宗甚銜之。紹述雖是其本意，亦是激於此也。”B26這種心理下對宣仁所作所爲的評價可想而知，林希追貶司馬温公制辭：“元祐之初，老奸擅國”，據説就是指宣仁太后，B27措辭是非常惡毒的。新黨利用哲宗的逆反心理來否定宣仁，其實是通過否定元祐政治的締造者來否定元祐政治。宣仁是元祐更化期間政策的主要決策者和堅定支持者，對宣仁的否定意味着對元祐黨人政見的否定，要想爲元祐平反，非把宣仁的評價扳過來不可。元祐黨人不敢將其歸咎於哲宗，只能説是章惇等的責任。因爲，“宣仁誣謗”如果被認定是哲宗的觀點，那推翻對宣仁的否定評價就太難了；把責任推給蔡卞、章惇，重新評價宣仁就容易得多。歷史的問題不講清楚，現實的權力分配、利益格局就無法釐定，只有宣仁的問題講清楚了，平反元祐、反對新政才有歷史的依據和現實的可行性。這就是元祐黨人執著於“宣仁誣謗”問題的原因。
這一輿論攻勢果然收到了效果，元祐黨人的平反加快了腳步，對元祐大臣的政策進一步緩和。四月，元祐逐臣范純仁等二十五人並蒙收敘。B28陳瓘還想借日食進言的機會讓徽宗禮遇遭貶的元祐大臣，藉以提高元祐逐臣的政治地位。他上書請求“聖問俯及”久去朝廷或在謫籍的黄耉、故老（明顯指元祐逐臣而言），B29想要借皇帝的關懷垂問進一步邁出爲元祐逐臣正名平反的步子。
輿論中很多都把矛頭指向當時的宰相章惇、執政蔡卞，把紹聖中的很多錯誤歸咎到二人身上，臺諫借此聲勢交章攻章惇、蔡卞，陳瓘、龔夬連連上書論二人之罪。李深上疏極論章惇奸邪，願暴其惡而流竄之，奏疏中説“章惇內謀廢置，固結陰助”，B30聯繫到章惇反對立徽宗，這是非常觸動徽宗神經的敏感話題。四月，紹聖中作理訴所迫害元祐黨人的安惇罷御史中丞，出知潭州。五月乙酉，尚書左丞蔡卞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六月丁未，邢恕因誣衊宣仁、司馬光、吕公著的罪名依前官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均州居住。六月、七月，臺諫龔夬、豐稷、陳師錫、陳瓘繼續攻擊章惇（參見上節）。B31九月，章惇罷相。紹聖年間當政的“小人”朝中已所剩不多，元祐黨人在朝中的勢力大增，後來宋人把徽宗初年這段時間稱爲“小元祐”。B32
徽宗此時千方百計要保住蔡京，而臺諫卻不依不饒，非把蔡京弄下來。七月，陳瓘借當時發生的熒惑犯房、心的天象再建言察朝廷未正之事，無使有僥倖苟免之人以消弭天變，B33僥倖苟免之人主要指章惇，也應該包括陳瓘等人一直在彈劾的蔡京。天象導致的輿論對當時極其敏感的局勢會造成無法預知的後果，徽宗感到四月以來日食上書運動掀起的聲勢需要控制，這個時候，太史局可能受到某些壓力而有所避諱，鄒浩因此才有《上徽宗論天象乞申勅太史無有諱避》的奏章。鄒浩等人看到了四月日食引發的上書運動帶來的巨大衝擊，他們認識到這是打擊新黨章惇、蔡京等的絶好武器，所以上書希望徽宗申敕太史無有諱避，將星象觀測、占卜結果密奏。B34
上書中也有爲新政唱贊歌的，奉議郎鍾世美應詔上書指責元祐棄地，乞復熙寧紹聖故事。B35元祐多君子，然而對時弊往往束手無策，尤其對西夏棄地的軟弱最易招口實。但像這樣爲熙豐、紹聖新政説話的上書並不多。總的説來，元祐黨人是這次上書運動的受益者。鄭敦義、高士育、鹿敏求等人因應詔上書可採得到奬賞。B36
但並不是沒有值得擔憂的事情，宰相韓忠彥、中書舍人曾肇都有更深的憂慮，就是擔心上書被編類，今後萬一政治氣候變化，會被用來作爲打擊、迫害上書人的口實，這在哲宗紹聖年間就已有先例，當時章惇設立編類局，編類臣僚章疏，摘取文句，斷章取義，指爲謗訕，打擊異己。編類局的工作當時還在繼續，今後對上書者仍有威脅。韓忠彥建議罷編類局，由禁中接管章疏。對於包括這次日食直言章疏的下落，徽宗對韓忠彥説已經燒了。B37
曾肇同樣對此不放心，他上書中提到：自紹聖二年冬置編類臣僚章疏局，編寫元豐八年五月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應干臣僚章疏及申請事件，至今已編一千餘册，並陸續有章疏送到繼續編類。曾肇認爲編類臣僚章疏非祖宗故事，況且只編元豐八年至元祐九年這十年的章疏，本身就别有用心。他建議停止編類陸續送到的章疏，並罷局。B38由於韓、曾的建議，徽宗罷設置了五年的編類臣僚章疏局。
歷史有時比小説更富戲劇性，最擔憂的事情往往就偏會降臨。崇寜元年，距元符三年日食直言上書剛兩年，韓忠彥、曾肇最擔憂的事情就發生了，歷史再次重演了紹聖年間編類章疏，打擊迫害上書人的那一幕。
崇寜元年，政治氣候已有很大變化。在此之前，同情元祐黨人的欽聖太后死於建中靖國元年元月，支持元祐平反的韓忠彥五月罷相，推動元祐平反的陳瓘、鄒浩、龔夬等人已被趕出臺諫。徽宗在欽聖死後迅速改變政治態度，傾向於新黨，主張紹聖之説。寓意調和新舊、消弭黨爭的年號“建中靖國”也改爲“崇寧”，即有崇尚熙寧之意。B39
崇寜元年七月，蔡京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登相位，九月就開始清查元符三年日食上書人。徽宗在元符三年三月日食求直言的詔書中，信誓旦旦地承諾絶對沒有秋後算賬，剛過兩年，卻完全反悔，把那批他自己説已燒掉的元符末年日食應詔上書全部交給蔡京，在徽宗授意下，蔡京之子蔡攸和黨羽强浚明、葉夢得負責逐一審查，劃定正邪成分。B40翻覆雲雨，此時已可初見徽宗的政治權術。
正等分爲正上、正中、正下，邪等分爲尤甚、邪上、邪中、邪下。邪等共五百四十餘人，正等僅爲四十一人。正邪的劃分基本上是贊成元祐舊黨就是邪等，贊成熙豐紹聖新黨就是正等。前面提到的上書人范柔中、封覺民、鄧孝甫、李新均爲邪尤甚，邵伯温爲邪中，崔鶠、家願爲邪下。爲新黨説話，贊成熙豐、紹聖的鍾世美爲正上第一名。B41
王偁認爲劃定邪正其實就是蔡京清除異己的手段，正邪的劃分很大程度上是以蔡京的好惡爲標準的，“以同己者爲是，異己者爲非，列置黨籍”。B42這批人在徽宗朝後來的詔書中被稱爲“元符末奸黨”，崇寧三年六月與元祐黨籍合併。其實，王偁的認識還不全面，幕後的徽宗並不是旁觀者，他借此發動一場政治運動，徹底清理欽聖聽政時期的政策和人事，樹立自己的權威，表明自己的政治取向，所以某種程度上，徽宗才是這場運動幕後的總導演。
十一月甲辰下詔處罰元符上書人：罪名是“附會奸慝，誣毀先帝政事”，“總五百四十一人。然言有淺深，罪有輕重，取其詆譏謗斥尤甚者三十人，可逐之遠方，次等四十一人，其言亦多詆訿，各逐等第責降，以戒爲臣之不忠者”。B43范柔中貶雷州，鄧孝甫筠州，封覺民簡州，李新遂州。B44
徽宗一方面違背自己的諾言，打擊迫害上書人，紹聖中既往而咎，因言獲罪的情形再度出現；另一方面他把理由講得冠冕堂皇，説是懲罰那些附會奸慝、誣毀先帝的人，以戒爲臣之不忠者。至於爲君而無信，卻沒有解釋。依哲宗的邏輯，“若有罪，如何只爲有敕榜更不可行？”B45其潛臺詞就是：對“罪人”還需要講信用嗎？一貫聲稱要繼述父兄遺志的徽宗，可能也是這麽想的。
（三）建中靖國元年日食與曾布罷相
元符三年九月，章惇罷相，十月，曾布拜相。曾布是主張調和新舊兩黨，消弭黨爭的人，他的主要觀點就是認爲元祐、紹聖皆有失誤，不偏於一方，主張正大至公，兼用兩黨之人，而又對兩黨比較極端的人物都不用。他一方面力排章惇、蔡京、蔡卞，另一方面也不主張用蘇軾、蘇轍，他引江公望的話“左不可用軾、轍，右不可用京、卞”，他説：“元祐、紹聖兩黨奸惡，皆不可令得志。使軾、轍、京、卞在朝，則更相報復，無有窮已，天下無安靜之理。”表面上看，曾布超然於黨爭；其實，不用兩黨的極端分子很大程度上就把許多政治精英排除於權力中心之外，有利於曾布對朝政的掌控。而且這種“正大至公”的態度一度既讓皇帝覺得他公正，徽宗就曾説：“卿自來議論平允”；也可以超然於兩黨鬥爭之外收漁人之利；同時還可以探測皇帝的態度，根據形勢隨時左右摇擺，迎合皇帝。所以，這種正大至公從另一個角度講也是曾布個人的固位之術，他曾總結他在黨爭中作爲政治“不倒翁”的經驗：“布自熙寧立朝，以至今日，時事屢變，惟其不雷同熙寜、元豐之人，故免元祐之禍；惟其不附會元祐，故免紹聖之中傷，坐視兩黨之人，反覆受禍，而獨泰然自若，其自處亦必麤有義理，以至處今日風波之中毅然中立。”這是對他弟弟曾肇講的，應當算是肺腑之言。B46
這種騎墻的態度，運用得好可以保位固寵，運用不好卻可能兩面不討好。登相位不久，曾布就遇到後一種情況。而且就在此時，建中靖國元年（1101）四月又一次發生日食，這是連續兩年四月正陽之月發生日食，皇帝、大臣們對此非常恐慌，徽宗下詔躬責，又避殿、減膳，群臣連上三表方允御正殿、復常膳。B47八月，陳瓘以書責曾布，兩年日食正陽之月，位居宰相的曾布當應寅畏天戒，並認爲曾布在修《神宗實録》和開邊隙耗國財這兩點上有重大失誤；B48崇寜元年（1102）二月，雄州防禦推官、知鄧州録事參軍朱肱上書認爲是宰相曾布任人唯親、輔弼有失導致天變。B49
陳瓘等元祐傾向的大臣雖認爲曾布輔弼有失、弄權營私才導致日食等天變，但還主要只是希望他能寅畏天變，改弦更張，基本上還算是善意的，叫他下臺的意思還不明顯。但此時的政治氣候對曾布已非常不利，欽聖死後，徽宗逐漸表現出他的真實政治傾向，越來越傾向於熙豐、紹聖新政的那一套觀點。B50建中靖國元年九月，徽宗對曾布講：“元祐小人，不可不逐”，還調侃曾布“卿多隨順元祐人”，“卿何所畏？”B51曾布以“從容中節”那套他一貫主張的調和思想來解釋，但此時徽宗已不大聽得進去，而是一心在想如何“繼述”父兄遺志了。
十一月，鄧洵武進《愛莫助之圖》，勸説徽宗要紹述先志，非用蔡京爲相不可。B52此時，徽宗已經早有起用蔡京的打算，崇寜元年三月甲戌，端明殿學士、新知大名府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四月乙未，蔡京入對；五月己卯，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爲尚書右丞，B53僅數月即被快速提陞到權力中心。蔡京是曾布想方設法要排斥的新黨激進分子，蔡京的起用預示徽宗朝政治將有一個大的轉向，曾布那一套調和新舊的方針將被徽宗拋棄。
果然，閏六月辛酉，新黨傾向的殿中侍御史錢遹上書彈劾曾布：把此次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的日食和這年正月癸亥“流星自西南入尾，扺距星，其光燭地”B54的異常天象與在相位的曾布相聯繫，認爲是“柄臣不公”，人神共怒，召致的天變。B55元祐傾向的人認爲曾布修《神宗實録》采用王安石《日録》，獨尊王安石，即陳瓘所謂“尊私史而厭宗廟”；B56新黨傾向的人又説他在修史中偏袒元祐，即錢遹所謂：“鉤致齊人之窾言，欲破紹聖之信史”。元祐黨人説他排斥元祐君子任用新黨，曾肇所謂“善人端士相繼去朝”，“而所進用以爲輔臣、從官、臺諫者，往往前日事惇、卞者”；B57新黨錢遹又認爲他援引韓忠彥、李清臣等元祐黨人。看來曾布調和兩黨的政策並不成功，雙方都不領情，兩面受攻擊，連徽宗都知道他處境艱難，説“曾布以一身當衆人擠排，誠不易”B58。在利用天變這種輿論資源時，新舊兩黨頗爲一致，都利用天變作爲攻擊曾布的理由，只不過由於星占解讀的模糊性，同樣的天變分别被對立的兩黨用來説明相互矛盾的觀點。星占解讀的模糊性是指，某星象與某事的聯繫沒有一個公認的精密對應標準，它們間的聯繫是人爲解讀出來的。而星變代表的是上天的意志，誰控制了對天象的解讀誰就多少成爲上天意志的代言人。所以黨爭中雙方都爭相解讀星象，附會天意以説明自己的觀點。星占是黨爭中雙方都在爭奪的輿論資源。
錢章奏上後，曾布連章乞罷。壬戌，曾布罷相，出知潤州，旋落職，差提舉明道宮，太平州居住，移潭州。
二、 異常天象與蔡京的政治命運
蔡京是徽宗朝最爲有名的權奸，自崇寜元年拜相以來，在整個徽宗朝他的仕途都是比較順利的，唯有崇寧五年、大觀四年遭遇了兩次挫折，而這兩次挫折均與當時發生的異常天象有關，他的政治命運與異常天象之間有着密切的聯繫。
崇寧五年正月戊戌，彗星出現在西方天空中，由奎貫胃、昴、畢，其長竟天，這一異常天象引起徽宗的驚恐，認爲是上天譴告，除避殿、減膳、大赦天下外B59，又下詔中外臣僚等並許直言朝廷闕失，並將這一天變歸咎於蔡京爲相期間的政策，“始上見星變，省懼，深查京之奸，除黨人一切之禁，罷方田及諸州歲貢六尚物，尋又罷沿邊諸路科斂，罷鑄當十錢……”B60彗星天象引發的恐慌使徽宗對國家的政策、人事作了很大的調整，其中尤爲重要的就是廢除黨籍碑：
毀黨碑。劉逵爲中書侍郎，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係籍人禁，及悉罷蔡京所造。乃詔中外直言闕政，夜半遣黄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B61
元祐黨籍碑是蔡京一手炮製的迫害元祐黨人、清除異己的措施，崇寜元年刻御書黨籍於端禮門，“尋詔黨人子孫，有官無官，並不許到闕。明年，又詔宗室不得與黨人子孫及有服親爲婚姻。又詔應責降人子弟，令參選人於家狀內開具父親兄弟係與不係黨籍之人。”B62崇寧三年，外路州軍立黨籍碑。黨籍碑中有些人並非元祐黨人，只是由於和蔡京政見不同，被打入黨籍碑。彗星出現後，正月乙巳，徽宗下詔毀黨籍碑，寬黨禁；B63丁未，太白晝見，除黨人一切之禁；B64二月癸醜，又下令毀黨籍刻板，B65對元祐黨人的政策也有了緩和，“中書省勘會崇寧二年三月六日以後所降元祐黨籍指揮共二十二項，詔除冲罷外，其逐項指揮並罷”，B66罷除的這二十二項指揮都是蔡京爲相期間迫害元祐黨人的政策。如此激烈的政策調整一方面當然可以理解爲是寅畏天變而改弦更張；但另一方面，耐人尋味的是徽宗又反復通過手詔强調這並不是要爲元祐平反，現有繼述的大政方針沒有改變，對熙豐、元祐歷史問題的結論也沒有改變。B67一系列手詔都是在嚴格控制星變輿論的影響範圍，使之具有明確的指向性，而不引起不必要的政治動盪。徽宗這步棋恐怕就是要借此打壓居相位四年多，權傾一時的蔡京。從崇寜四年起，蔡京已可請“御筆”直付有司，邁過三省、臺諫行私意，倘有阻格，以違制論，B68其權力擴張足令徽宗不安。
正月乙巳還下詔求直言：“中外臣僚等，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虛心以改，庶格王正厥事，以消乾象之變。故兹昭示，想宜知悉。”B69太廟齋郎方軫應詔上書論蔡京之罪，言辭非常激烈：“日者星文謫見西方，日蝕正陽之月，天意所以啓陛下聰明者，可謂極也。奈何陛下略不省悔，默悟帝意，止於肆恩赦，開寺觀，避正殿，減常膳，舉常儀，以答天誡而已。而國賊尚全首領，未聞梟首以謝天下百姓，此則神明共憤，祖宗含怒在天之日久矣。”B70與蔡京有矛盾的趙挺之也論蔡京之罪。二月丙寅，蔡京罷相，制書稱“遽陳避位之誠”B71，即説是因彗星天變而避位。
這次彗星天象使蔡京的仕途遭受了一次挫折，被迫罷相。但蔡京並不因此而甘心，他千方百計想打消彗星帶來的影響。他對徽宗進“龍驤當天變”之説：
夏四月，右正言詹丕遠進對，乞謹天戒。上曰：“星譴可懼，朕夙夜思格王所以正厥事之説，龍驤豈能當天變。”丕遠未諭。上曰：“廄馬也，一夕無病而卒，或者便謂星變之致，應天止如是邪？”丕遠對：“此語欺甚，不知陛下何從得之。”上作色，徐曰：“蔡京。”丕遠對：“蔡京大臣，宜省愆引咎，如此奏對，大非昌言。”B72
蔡京對徽宗説，彗星天變所導致的不過是死了一匹馬罷了，實在沒什麽大不了，其目的是想打消徽宗對天變的顧慮。但徽宗此時有他的考慮，對這種説法不以爲然。蔡京又指使黨羽暗中製造輿論，傳播“三不可”之説：“法度不可變，劉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罷。”鄭久中也利用天變爲蔡京説話，聲稱若不還相蔡京，要導致大雷霆的天變：“彗特札荒爾，而以罷京，不早還相，天將動威，當復有大雷電之怒。”徽宗認爲此語殆威脅他必用蔡京，這些議論也弄得徽宗也很擔憂，“怵惕不寐者數夕”。B73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徽宗與權臣間鬥爭的激烈。
徽宗並非真的要棄用蔡京，二者在諸多政治理念上還是一致的，只是對權力日益膨脹，黨羽遍佈天下的蔡京不放心，擔心有可能威脅他的至上皇權，所以借彗星天象暫時打壓一下蔡京。這年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冬十二月戊午朔又是“日當食不虧，群臣表賀”。B74崇寧五年七月、十二月七個月間同一地點兩次日食，概率非常小。其實，七月的日食是據此年五月頒佈的《紀元曆》推出的正確預測，而十二月的日食則可能是用此前行用的有較大誤差的《占天曆》推出的錯誤預測，本來《紀元曆》推出正確結果後就該廢止《占天曆》的錯誤結果，而此時徽宗和蔡京都要借祥瑞操控政治，所以本該廢止的錯誤推算結論被利用來再次上演“日當食不虧”的祥瑞，爲蔡京復相作鋪墊。當時在司天機構中負責《占天曆》和《紀元曆》編訂的姚舜輔和蔡京關係密切，《紀元曆》更直接得到蔡京支持，B75姚舜輔作爲一介草茅的民間曆人有了蔡京的支持，才能在鬥爭激烈的太史局站穩。考慮到這一層關係，只要徽宗默許，蔡京要利用錯誤推算結論來再次上演“日當食不虧”的祥瑞就有諸多便利。
徽宗敲一下蔡京的目的已經達到，加之蔡京黨羽的活動，“祥瑞”的鋪墊，徽宗又準備啓用蔡京：
星既沒，上意稍怠，亦悔更張之暴，外未有知者。學士鄭居中往來貴妃父鄭紳家，多聞禁中事，故先知之，因乘間言：“今所建立，皆學校禮樂，以文致太平，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譴怒？挺之所更張不當。”上大以爲然，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未幾，正夫請對如居中言，上遂外挺之、逵而復向京。B76
第二年大觀元年（1107）正月甲午，蔡京復相位，制曰：“屬緣災而引咎，既避位以踰年。顧茲袞繡之聯，殊失股肱之助。矧今符瑞洊至，講禮樂以文頌聲；賢能並興，恢庠序而善風俗。有懷製作，多所建明。是用載登左揆之崇，兼峻東臺之秩。”B77意思是蔡京因彗星天變避位一年，皇帝感到失去了股肱，如今災異消失，祥瑞薦致，應當恢復蔡京相位。其中“符瑞洊至”可能是指上一年七月、十二月的日當食而不虧，這爲徽宗起用蔡京提供了一個契機。蔡京復相後不久就又遇到日食，蔡京换了一個方式，將災異化爲祥瑞，“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蔡京等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群臣稱賀”。B78是否及所當食分，這裏面可操作的空間很大，而上面已經講到蔡京和太史局相關人員關係密切，要運作一次“不及所當食分”的祥瑞，只要徽宗不深究，應該是很容易的。蔡京以日食不及所當食分稱賀，徽宗受賀，“祥瑞”儀式後面顯示皇帝和權臣的權力博弈達成一個平衡，標誌蔡京相位已經穩固。可見當時政治實踐中，異常天象可以是災異，也可運作成祥瑞，這要依具體的政治動向而定。
因彗星罷相，因日當食而不虧而復相，又因日食不及所當食分而穩固於相位，徽宗導演的這場政治遊戲，把蔡京的罷相、復相、穩固於相位都與代表上天垂意的天象密切聯繫，一切似乎顯得很自然，事實上在這種看似無意的巧妙安排中，徽宗達到了他的目的。
蔡京復相後故伎重演，再一次打擊報復直言上書的人：“中書省言：崇寧五年上書觀望者五百餘人，禁中悉以焚毀，內二十人情重，令擇其尤甚者李景直、曾綖、黄宰、方軫四人。詔景直除名，編管新州；綖依前斷；軫、宰以他罪鞫治。未竟，軫尋編管嶺南。”B79方軫等應詔上書，此時反被誣以上書觀望的罪名，徽宗還將方軫的上書交給蔡京，蔡京上書自辯，稱方軫告言不實，當受反坐之法，於是，方軫削籍流嶺外，後竟死於貶所。這些因上書遭迫害的人實際上是徽宗與蔡京權力博弈的犧牲品。元符三年、崇寧五年兩次因異常天象而應詔直言上書的人後來都被打擊報復，南宋吕本中論及此事，把這兩次打擊報復因天變應詔直言上書的人歸咎於王安石“人言不足惜”的觀點，認爲這種打擊上書人的行爲違背了“通下情伸士氣”的祖宗之法，是招致靖康之禍的原因之一。B80這種認識“義理”味太重，沒有看到背後複雜的權力博弈。
大觀四年，蔡京再一次因爲異常天象遭遇仕途挫折。此前一年六月，蔡京罷相，旋以太師致仕，提舉編修《哲宗皇帝實録》，進封楚國公。蔡京這次罷相除被御史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毛注等彈劾外，據傳與太陽黑子出現這一異常天象有一定關係：
初，上爲端王時，有郭天信者，隸太史局。元符末，嘗以事出入禁中，上退朝，天信必遮白曰：“王當有天下。”蓋數數言之，上即位，恩澤皆俾，視隨龍人，得信近。天信氣直敢言，深以京爲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上爲之恐，屢白不已，至三四，上始疑京，故罷。B81
雖已致仕，但享受很高的待遇，留居賜宅，請給恩並依現任宰相例，仍朝朔望，大朝會許立宰相班。大臣石公弼、毛注，太學生陳朝老等上書論蔡京奸惡，皆書上不報，未能撼動蔡京的地位。就在此時，發生了一次壯觀的彗星天象。這次奎、婁宿的彗星現象據載發生於大觀四年五月丁未，“有星孛於中宮，長數丈，始出王良、造父間，遂歷閣道，逆行入紫宮，幾遍掃垣內外座。已退，俄又進掃，尋至西北，入濁不見”。B82奎、婁之宿自宋初五星聚奎天象開始就被認爲是與宋王朝相關的星宿，發生在這一星宿的彗星現象也就格外引起關注。異常天象的發生使徽宗又一次感到惶恐，依慣例避殿、減膳，並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毛注、張克公上書論蔡京之罪，上書中主要利用彗星天象來攻擊蔡京，認爲是蔡京的奸惡導致了天變，必令其去國才能消弭災變。這次的上書收到了效果，蔡京降授太子少保致仕，出居錢塘。B83制曰垂星文而示譴，言章繼上，公議靡容，固欲用恩，難以屈法，宜禠師臣之秩，往參宮保之官，姑慰群情，尚爲寬典。於戲，天事尚象，明罰所以弭災；人道惡刑，省躬所以引咎。往欽善貸，無重後愆。可降授太子少保致仕，依前楚國公，在外任便居住。”B84意思是彗星天象導致的輿論使徽宗雖想姑息也不可能了，只能讓蔡京去國以平息事端。
彗星天象是導致蔡京降授、去國的直接原因，給事中何昌言在上書中説：“自京再罷相，士民以爲京去可必，而又以哲廟《實録》未竟而留，今既成書，去計杳然，若非天變屢見有以警陛下，人力其如之何。”B85確實如何昌言所説，人力無法達到，是依靠異常天象才將蔡京降授去國，但這還沒有把事件更深的一層背景揭示出來。徽宗在這一星變事件中不只是被動反應，制書中稱由於輿論壓力，無奈之下，才讓蔡京離京的超然姿態，只是表演給蔡京和世人看的，他一開始就有他的盤算。從崇寜元年到大觀三年，蔡京已經兩居上宰，爲相八年，權傾中外，勢力盤根錯節，這不得不再次引起徽宗的疑心，加之關於蔡京謀反的傳言不斷，“名爲祝聖壽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勢，托言灌民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語”，這是傳言蔡京營造風水、利用符讖覬覦大位，又有傳言蔡京結交術士孟翊、趙真欲圖謀不軌，加上蔡京侄兒的告變，B86徽宗下决心要重新調整權力格局，如何實施這種調整，異常天象又一次提供了契機。罷相後留在京城的蔡京對朝政影響力仍很大，彗星天象引發的輿論把矛頭指向蔡京，迫其離京，這後面有蔡京政敵的運作，從根本上講也符合徽宗調整權力格局的初衷，徽宗有意識地利用天象，挑起輿論，引導事態的發展，達成他的目的。
蔡京去後，大觀四年六月乙亥，張商英拜相。碰巧張商英視事的第二天，乾旱數月後突降甘霖，彗星也消失不見了。徽宗大喜，借此書“商霖”二字賜張商英。當時有人以詩記其事：“旄頭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禿帚。明日化爲甘雨來，官家唤作調元手。”B87從詩中看彗星並未消失，只是彗尾消失了，配合徽宗啓用張商英，被誇大爲“彗不見”。蔡京去國，張商英拜相，徽宗都是借異常天象來推動權力格局的洗牌。
蔡京因天變降授、去國，朝野有進一步追究蔡京罪行的要求。輿論對此議論紛紛，猜測是否政治氣候又將有大變化。此時又出現了所謂“僞詔”事件：有人乘機僞造詔書稱欲根治蔡京及其黨羽：“前宰相蔡京公行狡詐，形跡諂諛，所以起天下之議。今州縣有蔡京蹤跡，盡皆削除；有朋黨之輩，悉俱貶抑。”B88僞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輿論要求進一步懲治蔡京罪惡的民意。徽宗怕輿論失控，引起混亂，五月二十八日，御筆手詔不許深究彈奏蔡京；六月二十七日，又下手詔戒飭：“昨以星文譴告，克謹天威。事之未便，詳度更革，以正厥事，以承天休。邇者士失所守，徇於流俗，而憸巧輕儇之徒，構造無根之語，鼓惑邪説，傾動中外，或播傳遷責臣僚，或橫議興易政事，或妄意更革，或詐稱差除，其説多端，朝更夕改，以致搢紳惶惑，不安厥位。立則聚談，行則耦語，轉相探刺，欲爲身謀。各懷疑心，潛相睽異，爲間謀之計，申怨悱之私。浸淫成風，爲害甚大。近令開封府立賞，許人陳告。日來詾詾，殊未懲革，可出牓朝堂，申嚴訓誡，如或弗悛，寘之刑典，必罰無赦。可增立賞錢，通作五千貫，仍令御史臺諫官彈糾。”B89從手詔看出，當時各種傳言很多，人心躁動，社會輿論認爲朝廷會有改革的大動作，甚至朝中大臣也惶惑不安，開封府立賞陳告也未能阻止各種傳言。徽宗只是利用星變輿論調整權力結構，本非是想轉變政策方向，但輿論一旦發動就有失控的可能，徽宗御筆申嚴訓誡，避免局面失控。既利用輿論，又操控輿論的方向、範圍使之符合自己的目的，這也顯示了徽宗政治上的權謀和老道。
蔡京因彗星降授去國後，對黨爭的形勢有一定的影響。大觀四年六月至政和元年（1111）八月張商英爲相的一年中，確實有一些力圖緩和黨禁的想法，政和元年“五月三十日詔范柔中敘轉奉議郎指揮更不放行，以給事中蔡薿論駁”。B90范柔中是蔡京劃定的元符上書人中“邪尤甚”第一名，可見當時在相位的張商英曾希望給范柔中等元符上書人緩和的措施，但由於朝中新黨勢力的阻撓未能實現。後來，張商英被攻擊爲“引黨人陳瓘、龔夬、鄒浩之徒使上書”，“動摇國是，有害紹述”，八月罷相，尋落職知鄧州。宣和元年十二月，張商英死後，陳瓘“歎傷久之”。B91張商英爲相本打算緩和黨禁，雖未實現，但得到了元祐黨人的部分認同。
有趣的是，張商英爲相的大觀四年九月丙寅朔，同樣發生了日食，但似乎並未在政治上引起震動，因爲此時徽宗基本認同調整後的權利格局，不需要這個“道具”。異常天象對政治的影響力取決於具體的政治環境，以及政治主導者用不用、如何用天變的選擇。張商英的罷相也多少與天文有關，詳見下文。
三、 徽宗對天變的態度：從災異到祥瑞、神降
天文星占對政治的影響最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皇帝對天變的態度，徽宗對天變的態度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執政初期，徽宗對權力的掌控還不成熟，諸多不確定因素還存在，借異常天象挑起黨爭對抗，反對他即位的章惇垮臺了，權傾一時的蔡京也數次起落證明仍在他掌控範圍內，這一切背後都有徽宗的導演，利不利用天變，如何用，以什麽方式用，這些都是徽宗拍板。表面上看，徽宗似乎都是被動應對天變激發的黨爭，其實，借天變控制朝廷政治，“收拾”那些反對他的大臣和他不放心的權臣，加强自己的權力，徽宗才是這場遊戲的大贏家。但這並不是説徽宗把天變完全只作爲政治手段，從徽宗的個性來講，既剛愎自用又極其迷信，他內心深處還是有一點相信天變天譴一類觀念的。元符、崇寧因異常天象而下詔求直言以消弭天變，此時至少在形式上徽宗還認可這種傳統的天變對王朝政治和皇帝行爲的規範約束。大觀以後，特别是政和、宣和年間，徽宗專制權力達到頂峰，而他個性中的剛愎與迷信也隨着絶對權力的增長而同步發展，這決定了他對天變態度的變化。此時徽宗權力穩固，已沒有必要像崇寜、大觀年間借天變來操控政治；況且天變也是雙刃劍，一方面可以利用來掀起輿論，操控政治；但另一方面，天變輿論不好掌控，總會有人借天變來議論朝政，把輿論引向其他徽宗不願看到的方面。況且，天變對皇帝意志始終是一種制約性因素，這對個性剛愎、沉醉於絶對權力的徽宗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他要尋找一個替代品，既能滿足他天命神授的“道君”迷信，又能讓他自我陶醉於萬世明君的虛榮之中，徽宗選中了祥瑞和神降，於是祥瑞和神降取代天變成爲他導演的政治遊戲的重要情節，這也是徽宗朝政治從崇寧、大觀到政和、宣和一大變局。這一從天變災異到祥瑞神降的轉變過程也是皇帝的行爲日益失去約束，朝廷政治日益失範的一個過程。
日月行黄道，及其相掩，人下而望，有南北仰側之異，故謂之蝕；月假日光，行於日所不燭，亦以爲蝕。日月之光，蓋未始虧，人望而然。古之人以歷推步，先期而定，實數之常。然日爲陽，人君象也，爲陰所掩，不可不戒。故伐鼓於社，嗇夫馳，庶人走，以財成其道，輔相其宜。今史有言，正陽之月日有蝕之。朕欽明天道，若古之訓，罔敢怠廢；可令尚書省詳具前後故實，取旨施行，布告中外，咸使知之。B92
這是宣和元年（1119）的一道御筆手詔，對日食、月食作了很“唯物”的解釋，認爲日食、月食是一種可以推算的自然現象，日食、月食中太陽、月亮並非真的虧蝕了，而是人在地上的視角造成的影像。這些解釋從現代科學來講基本上是正確的，但徽宗在這道手詔並非是要顯示其科學素養，他是借這種解釋取消天變的神聖性，以消除天變對他權力的約束。所謂“詳具前後故實，取旨施行”，也主要指“伐鼓於社”一類避重就輕的儀節上的講究，而不是求直言，改革政治的“應天以實”。
宣和元年四月，日食；五月，西北有赤氣數十道亙天，犯紫宮北斗；不久，京城大水。起居郎李剛上書希望皇帝下詔納直言以消弭天變：“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災；災非易禦，必有消弭之策。望陛下斷自宸衷，詔廷臣各具所見，而採行其説，濟危圖安，以答天戒。”徽宗卻否認有天變，認爲大水是有司失職，堤防不修，並非災異，並説：“忠言讜論，未始不求，豈假天災然後降？”反認爲李綱挾奸弄直，送吏部監當，尋又降一官，與遠小處。B93此事最能説明徽宗對天變已轉變爲一種逥避否認的態度，並打擊借天變進言的人。隨着徽宗對天變態度的變化，朝廷就再沒有大規模的因天變而下詔直言上書的舉措。
幾經起落的蔡京最能體會徽宗的意思，他也明白徽宗對他位高權重的猜忌，他知道必須迎合徽宗，粉飾太平，營造盛世氣象，製造祥瑞才能取悦徽宗，避免猜忌，保位固寵；而天變災異則給政敵口實，始終是一個威脅，所以以祥瑞來抵消災異在蔡京看來很有必要。這與需要祥瑞來滿足迷信和虛榮的徽宗倒不謀而合。這樣，在對待祥瑞和天變的態度上，徽宗和蔡京有了默契，相比崇寧五年徽宗不相信蔡京的“龍驤當天變”之説，二人在這類問題上有了更多一致，這也意味着借天變這個武器來打擊蔡京已經不大可能，蔡京藉助徽宗崇信的祥瑞消滅了天變對他權力的威脅。
政和二年，因彗星去國的蔡京復太子太師，京城賜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徽宗認爲蔡京儘管權傾中外，但大觀末年借天變順利解除蔡京相位並迫其離京，證明蔡京的權力還在他控制範圍內。加之時間又過了幾年，猜忌也隨之減小，蔡京重新得到徽宗的寵信。仕途上多次吃了星變災異苦頭的蔡京從此開始大肆迎合徽宗，宣揚祥瑞，倡爲“豐亨豫大”之説，粉飾太平。大觀二年蔡京就已在向皇帝進祥瑞：“蔡京表賀符瑞。京言天下郡國所上符瑞八十七所，拜表稱賀，自後言祥瑞及稱賀，不可勝紀。”B94據此，徽宗後期的祥瑞風氣是從此時開始的，蔡京是始作俑者。政和三年冬十一月郊天，蔡攸上奏徽宗，説他看見空中樓殿臺閣，隱隱數重，祥雲中有道流、童子出現，衣服眉目，歷歷可識。蔡京率百官稱賀，遂請付史館。B95徽宗御筆手詔：“顧瞻空際，天神降格。輦輅仗衛，見於道左。雲剥日出，視之顯然……天人之際，夫豈遠哉。緬稽天若，其敢不欽。惟爾百辟卿士，務葉乃心，交修罔怠，用答揚我休。”B96從御筆手詔可以解讀出宣揚天神下視的祥瑞其實就是要群臣崇拜他的聖德，歸根到底是要“百辟卿士，務葉乃心，交修罔怠，用答揚我休”，换句話講就是下文蔡絛説的“壓服群下”。政和五年，“蔡京等以汝州碼碯生髮，並芝草及諸州雙頭蓮、連理木、甘露降、仙鶴集、雙瓜、雙頭芍藥牡丹凡五千三百種有奇，上表稱賀。”B97徽宗朝後期各種祥瑞充斥。
徽宗此時崇信道教，祥瑞漸漸不能滿足他的要求，於是政和末年開始導演“神降”鬧劇。在術士林靈素的蠱惑下，徽宗自認是昊天上帝的元子，爲天上神霄宮太霄帝君下凡，並説自己本是長生大帝君。林靈素又説，天有九霄，神霄最高，神霄宮玉清王長生大帝君降世爲徽宗，天上的神霄宮就交給其弟東方青華帝君代管，稱爲“判府天尊”。林靈素自己是天上神霄宮的仙卿，名褚慧，也下凡佐帝君之治；其他大臣要員都是仙府卿吏，如蔡京是左元仙伯，王黼爲文華吏，蔡攸爲園苑寶華吏，徽宗的寵妃劉氏爲九華玉真安妃。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這是一派胡言，而徽宗卻“獨喜其事”，封林靈素爲通真先生，在全國遍立神霄玉清萬壽宮，供奉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像，把他想象中天上的神霄宮搬到了人間，親自導演這出神道設教的鬧劇。B98
政和七年四月，徽宗自稱“教主道君皇帝”，是神霄帝君下凡，蔡攸等人參加了宣和殿觀神霄降臨，王黼有《宣和殿神降記》記其事；十二月又言天神降坤寧殿。B99“方是時，徽宗留意道學，攸因倡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爭與方士林靈素之徒证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矣。”B100這一時期，尤其是政和、宣和以來，蔡攸、王黼、梁師成等逐漸成爲徽宗身邊的新“紅人”，這些人或爲閹宦，或爲弄臣，是迎合徽宗搞祥瑞、神降的主要人物。如果説崇寧、大觀是權臣政治，那麽政和、宣和就是閹宦和弄臣政治。權臣也迎合皇帝，但尚有一定政治抱負和理念，也會與皇帝有理念的衝突；閹宦、弄臣則完全逢迎皇帝，根本談不上有自己的政治觀點和理念，王朝政治進一步滑向混亂無序。這也是徽宗朝政治前後的一大變化。
如果認爲徽宗完全相信林靈素的胡言，那未免太小瞧他了。其中尚有深刻的政治動機，蔡絛《史補》把徽宗崇信林靈素的心理和搞神降的原因剖析得很透徹：
初，劉、虞、二王先生皆爲上禮，然有神怪事多出自方士也。及靈素至，乃以其事歸之於上，而曰己獨佐之。每自號小吏佐治，故上下莫有攻其非者。然靈素實無術，徒敢大言。是時，上興道教將十年，獨思未有一壓服群下者，數以語近幸，於是神降事起矣。B101
看似荒誕透頂的神降，背後曲折地反映了徽宗的“理性”，就是要借神異來提高自己權威，以“壓服群下”。林靈素的仙術是假的，但揣測帝王心理的本事卻屬一流。以前的方士都是自己唱主角，林靈素卻把徽宗推到前面唱主角，把神異歸於徽宗，而自己居於“小吏佐治”的輔佐地位，這樣就正投合了徽宗希望借神道設教來“壓服群下”以加强皇權的想法。而且林靈素這個“聰明”的辦法把徽宗擋在前臺的同時保護了自己，因爲皇帝在唱主角，無論結果好壞都是由皇帝承擔，林靈素只是輔佐的配角，攻擊他的人投鼠忌器，所以林靈素即使再荒誕無術也可長期高枕無憂。至於神降一事，蔡絛還是看出了其中玄機：徽宗內心感到自己的權威還是沒有達到他所理想的那樣，也沒有什麽讓人真正信服的“偉業”，因而要以神異來“壓服群下”，政和、宣和年間宮中經常的神降，歸根到底還是要借此增加君主的絶對權威。術士也是徽宗導演的這場神道設教運動的棋子，蔡絛看出了其中玄機：“凡爲神降之事者，往往先後多不得其死”B102，如劉棟、王寀、王允誠等，包括林靈素被放還温州後下血暴卒。
天文災異在此期間並不是減少了，政和、宣和年間的異常天象，包括日食、彗星等均有發生。徽宗嚴格控制星占，免得星占結果被人利用來議論朝政。大觀二年十月，對司天人員嚴守星占結果不可洩露作了最嚴厲的規定：“詔太史局令已下，自今後若稍涉漏露，應干乾象凌犯所主休咎者，其所聞並傳報漏洩之人，不分首從，併當行處斬，仍許人陳告。”B103
異常天象常被隱瞞不報，宣和四年徽宗令童貫、蔡攸出兵收取幽燕之地，二月庚寅朔日食，《遼史》、《金史》俱載，《宋史》之《天文志》、《徽宗本紀》俱失載，殆有所隱瞞故國史不録。“五月戊寅、己卯、庚辰連數夕有大流星若盂椀，自紫微文昌間出不一，或犯天河、河鼓等，越天漢牛女間，亦不一所。皆南向而奔曳，光如疋練；每夕自初夜動數十流，至夜半方漸疎。至是十餘夕猶或南流不已。其占懼如西晉象，實令人憂疑，然太史皆屏不奏。”B104這應當是一次極壯觀的流星雨天象，如此重大天象，太史卻隱瞞不報。宣和五年八月辛巳朔日食，《金史》直書“日有食之”，而宋國史則稱“日當食不見”，“陰雲不見，王黼乞付史館”。B105
此時徽宗正謀取幽燕之地，這一舉措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徽宗個人的虛榮和好大喜功，唯王黼、蔡攸、童貫等人迎合徽宗，而大臣們對此多持反對態度，鄭居中、余深、白時中皆以爲不可，甚至蔡京也認爲不可行。此時若再有異常天象，可能爲反對出兵者利用以阻礙徽宗收取幽燕之謀，太史局司天人員揣度徽宗之意，隱瞞異常天象不報；或者就是徽宗在此特殊時期進一步加强了星占消息的封鎖，以免用兵期間關於天象的輿論造成不穩定。
更有甚者，明明是異常天象顯示的災異，司天人員爲迎合徽宗，把它解爲祥瑞：政和五年“太史言火星行心星度，不守不犯”，B106熒惑（火星）運行至心宿，歷來均是很兇的星象，司天卻奏爲“不守不犯”的祥瑞；不久，“流星出柳，急流至濁沒，赤黄色，有尾，跡照地。占者以爲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象。蔡京率百官表賀”，B107流星一般也不認爲是吉祥的星象，此時卻被解爲宗廟有喜的祥瑞。言官也不敢把天變與朝政過失聯繫，反而歪曲解釋爲祥瑞。靖康元年（1126）六月壬戌的彗星天象被陳過庭樂觀地理解爲是金人滅亡之兆；B108耿南仲也是這個觀點：“（八月）有星孛於東北，芒怒赫然，其行甚速，見者震懼，獨耿南仲以爲敵國將滅之象，使孝慈不戒其禍。”B109這次彗星天象從六月出現到八月未滅，却被一些大臣解爲金人滅亡之象，這是完全爲投合皇帝的自欺心理。
一直到北宋滅亡，徽宗崇信祥瑞壓制災異，結果權奸、閹宦投合徽宗，大肆宣揚祥瑞，粉飾君聖臣賢的太平盛世，一切矛盾都被祥瑞掩蓋了，借此徽宗得以自恣，權奸得以保位，閹宦弄臣得以固寵。後來，胡安國在南宋初年反省北宋滅亡原因時，列舉了九個方面的失誤，壓制隱瞞災異、粉飾太平就是其中之一：“立朝廷者爭爲歌頌，取説求容，祥瑞之奏未嘗虛月，至於災異大變則匿不上聞，使人主不復知省修。”B110也算是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對徽宗末年政治一番沉痛反思。
四、 徽宗朝權力鬥爭中的天文術士
天文術士是天文、星占知識的掌握者，尤其是司天機構中的司天人員，他們負責天象觀測、記録、占卜，是國家認可的天象解讀的權威，這種獨特的地位使司天人員與政治之間具有緊密的聯繫，這一群體在古代政治運作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正因爲如此，皇帝對司天人員的控制也是極嚴的，嚴禁司天人員與大臣往來，真宗景德元年正月下詔：“司天監、翰林天文院職官、學生、諸色人自今不得出入臣庶家課算休咎，傳寫細行星歷及諸般陰陽文字。如違，併當嚴斷，許人告陳，厚與酬奬。其學生已下，令三人爲一保，互相覺察，同保有犯，連坐之。保內陳告，亦與酬奬。”B111爲禁止司天人員與臣庶往來，竟采用互保連坐的嚴厲手段。至和元年再次重申此詔：“司天監、天文算術官自今毋得出入臣僚之家。”B112大臣與司天人員的交往是明令禁止的，交通司天人員太惹眼，風險較大，但他們還是希望瞭解天象，預知政治風雲，所以常常與一些兼通天文的官員、民間術士交往。北宋末年的複雜政治鬥爭中，各類天文術士的作用是很微妙的，他們與皇帝、大臣之間的關係有時是左右權力鬥爭的一個重要砝碼。大臣們力圖爭取到這種話語權的支持，不惜冒違法犯禁的風險，爭相結交術士。
蔡京幾次仕途的起伏都與天象有關，善於保位固寵的他在對手利用異常天象的攻擊面前也顯得很無奈，結果兩次因天象而罷相、降授。他曾試圖取消異常天象的“話語霸權”，勸徽宗不要相信天變，這就是蔡京“廄馬一夕而亡”的“龍驤當天變”之説，但徽宗明顯不相信蔡京所言，蔡京取消天象話語霸權的努力並不成功。蔡京後來似乎更傾向於認可和掌控這種話語霸權，結交天文術士就是其手段之一，孟翊、張懷素、謝中美都是蔡京交結的懂天文的官員或術士。
（一） 孟翊
孟翊是蔡京信用的通天文、易學的人，兩人之間關係較爲密切，據蔡絛記述：“孟翊有古學而精於易。魯公重之，用爲學官。嘗謂公言：‘本朝火德，應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官名，一變世事，以厭當之。不然，期將近，不可忽。’魯公聞而不樂，屢止俾勿狂。”B113孟翊是因易學占卜而受蔡京賞識，薦爲學官，他預言宋將中微，建議改年號、官名以壓勝，蔡京怕這種説法引起混亂，戒孟翊不可狂言。大觀三年五月，孟翊在朔參時上所畫卦象，並對徽宗講了那套本朝中微、再受命的預言，徽宗大爲不樂，結果被編管遠方，死於貶所。六月蔡京即罷相。B114御史毛注彈劾蔡京的罪行就有“孟翊妖奸，以天文惑衆。嘗獻京詩，言涉不順，京輒喜而受之，因以獻易書而賜官，卒致詆誣，以冒重辟，而京不復愧恥”，B115天文惑衆是説孟翊妄論天文星占，輿論惑衆，可見天文也是孟翊時常向蔡京宣説的，毛注正是利用這一點指斥蔡京結交術士。
（二） 張懷素
張懷素案是徽宗朝的一個大案。術士張懷素借幻術、星占、地理等方術奔走豪門，結交權貴。天文星占是張懷素宣説於權貴以取信的重要內容之一，“崇寧中到京，又於承議吴侔處妄言星變 ”，B116張懷素靠占星術説動吴侔。他曾對范廖説“熒惑入貫索，東南必有獄”，B117范因此赴闕告變。另一説，“時懷素方與吴儲、侔謀不軌，儲、侔見范，愕然私謂懷素曰：‘此怪人，胡不殺之。’范已密知之矣。一夕，儲、侔又與懷素謀，懷素出觀星象曰：‘未可。’范微聞之”，於是在湯東野資助下范廖赴闕告變。B118這些説明張懷素平時是以星占爲奔競的重要手段，同時偵測天象，托星占以議論朝政。大觀元年五月，張懷素被范廖告爲謀反，張與同謀朝散郎吴儲、承議郎吴侔皆伏誅。朝中許多大臣都與張懷素有交往，王能甫、吕淵、王潙之、王資深、吕惠卿、蔡卞等均受牽連，B119蔡京的黨羽鄧洵武罷中書侍郎，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宮，因爲洵武之妻吴氏是張懷素案主犯之一吴侔之兄女。B120
主犯吴儲、吴侔爲前丞相吴充之孫，蔡京與吴儲之父天章閣待制吴安詩爲僚壻，故蔡京父子與懷素書問往來尤密。蔡京妻死後，葬地的選擇就是張懷素主持的。B121蔡京與張懷素相互詩歌唱和，浙中多勒碑流傳：“京前後尊崇懷素，詩柬甚多，浙中多勒碑流傳。其後有告懷素謀不軌者，京亟命宗昇往漕於浙，毀碑以滅跡。比昇至浙，碑未及毀而惠卿先以墨本六十篇持以脅京，冀免其罪。”B122張懷素案事發後，蔡京急忙派人前往毀碑滅跡，結果被同樣牽連此案的吕惠卿搶先一步得到拓本，並以之要脅蔡京以求免罪。
負責審理此案的余深、林攄幫助蔡京銷毀了與張懷素往來的信函：“中丞余深、開封尹林攄及內侍官同鞫治。而蔡京與懷素游甚密，深、攄皆爲京地，深悉毀京簡札，仍乞奏盡焚往還書疏，以安反側，蓋以滅跡也。”B123據説蔡京因此才能夠從張懷素一案中脱身。
告變的范廖與黄庭堅相識，范後來一直説赴闕告變爲黄所使；而且據説范是打算以此來牽連蔡京。B124這些雖是當時的小説家言，難以得到證實，但張案所牽連的多是朝中新黨的干將，民間有種種猜測也在情理之中。張懷素案表明大臣多冒險與術士交往，希望藉其星占、風水等方術把握官場中的不測。而皇帝對此是頗爲警覺的，一旦發現，不惜興起大獄。
其實，要從徽宗的角度及當時政治格局來分析，才能把張懷素一案的玄機看明白。崇寧五年二月，蔡京因位高權重而被徽宗猜忌，並以彗星天變爲契機使之罷相。第二年即大觀元年正月，蔡京復相，黨羽盡復其舊，依然權傾一時。徽宗對其權力過大，無法制約的憂慮依然存在。五月，張懷素案發。蔡京與張懷素有交往，又與主犯吴氏一門有關聯，蔡京黨羽也與此案瓜葛較深。徽宗窮治張案，蔡京重要黨羽、建中靖國中曾上《愛莫助之圖》力挺蔡京的鄧洵武受牽連罷中書侍郎，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宮，這對蔡京勢力是不小的削弱。但徽宗放過蔡京，不予追究；而且派蔡京黨羽林攄、余深負責此案，聽任其毀滅不利蔡京的證據。張案這步棋，徽宗既削弱了復相的蔡京的勢力，同時利用這個“把柄”，給蔡京頭上懸一把利劍，傳遞給蔡京的信息是如果不受控制，張案可以隨時重審，把他牽連進去。權臣可以結交術士以謀專權固位，皇帝也可以將計就計，反以此鉗制權臣。這樣看來，宋代史料記載的蔡京瞞天過海收買林攄、余深，背着徽宗消滅證據，逃過懲罰的説法就有很多站不住腳的地方，可能是出於一般人對高層政治博弈的猜測和想象。
（三） 謝中美
謝中美自稱由唐以來治天官六世，具有家傳的天文星占背景，因“熒惑入天江”天象預測京中大水爲蔡京所注意，並讓其子蔡絛注意尋訪此人。謝中美後來與蔡京父子關係比較好，還對大觀四年彗星天象進行了占卜，認爲“仿佛漢中平末也”，因取東漢志共視之，見殺宦者、易弘農而獻帝流離事，蔡絛大爲駭懼。B125
謝中美本來是習舉業的儒生，後來又兼習天文曆法，其進宣德郎制勅説他：“進由經術，典教頖林，而博綜多聞，明於象數，刋定曆紀”，B126證明由儒生經術兼習天文曆法無疑。大觀元年二月，謝中美因以天文干執政而罷秘書省正字：“二十二日詔：謝中美罷秘書省正字。言者論中美舍所學而習天文占驗之術，巧爲傅會之説，以干執政，乃得入館，名實不正，故有是命。”B127證明在此前謝中美已與執政官有往來，並以天文占驗以干執政得入秘書省爲正字。這一年正月，因彗星罷相的蔡京復相，二月謝中美罷，以天文占驗以干執政一事或許與前一年蔡京因彗星罷相一事相關，故蔡京大觀元年正月復相，二月即罷謝中美。此時的蔡京尚企圖用“龍驤當天變”之説取消天變的神聖性，所以對謝中美一類捲入政治的術士以排斥爲主。但大觀三年、四年他再一次因天象而遭受仕途挫折，此時已經注意到天象具有的政治衝擊力，轉而注意結交術士，他因給事中許翰的介紹而知道謝中美的星占很高明，所以讓蔡絛尋訪此人，這已是在宣和年間。蔡京讓其子與謝往來而非自己出面，也頗有深意，可能是張懷素、孟翊等事件中蔡京皆被臺諫指爲與術士交往，此時他已很謹慎，怕授人以柄，故讓其子蔡絛出面。謝中美除與蔡京、蔡絛交往外，還與大臣許翰、劉寶學有交往，謝中美死後，劉寶學稱：“今世略得其緒餘者，獨襄陵許翰崧老，次其麤則吾也。”B128許是給蔡京介紹謝中美的人，自己也向謝中美學習天文星占，可見當時大臣不僅愛交往通天文星占之人，而且自己也要研究此道。
（四） 郭天信
不僅是蔡京，大觀四年拜相的張商英也與術士交往，他能擠走政敵蔡京登上相位，多少得益於術士郭天信的幫助。郭天信是司天監人員，徽宗趙佶還在潛邸時他就預言時爲端王的他將當皇帝，因此徽宗即位後對他備加寵信。郭利用日中黑子的異常天象，在徽宗面前力排蔡京，而給張商英説好話B129。張商英也希望藉郭天信以取得徽宗信任：“初，商英有時望，而武安節度使郭天信於上前稱道之，商英亦欲藉助，遂相結納，使將仕郎俞負及僧惠洪達其語言。”B130在他們間傳達信息的就是被稱爲“浪子和尚”的詩僧慧洪，慧洪因醫人而認識張商英，其叔彭幾爲郭天信的門客，所以慧洪成爲張、郭之間的信息傳遞人，B131據説：“商英與天信交通，漏泄省中語；且言天信先聞其端，於內俟上旨，動息以報，乃從外庭決之，莫不如意。”B132這雖是蔡京黨羽的説法，有所誇張，但也多少反映張商英與郭天信之間交往的政治動機。張商英結交術士的行爲既有助於他擊敗政敵登上相位，但也留給政敵把柄，言官彈劾張商英的十四條罪狀中，主要的就有：“結近臣郭天信，使之借譽，爲固寵之計。”B133
張罷相後被繼續追究此事：“商英既罷，鄭居中等惡商英，請推究之。張克公亦亟論商英與天信交通狀。事下開封，獄具，商英衡州安置，天信貶新州，負、惠洪皆遠配。”B134張、郭因此俱被貶。同因交結郭天信而受牽連的還有前同知樞密院事王襄，“坐交通郭天信落職提舉嵩山崇福宮”，罷免的制詞説：“密交近侍之臣，妄肆薦延之論”，當指與郭天信交往一事；B135吴執中，“張商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由郭天信以進，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尋降待制，又奪職，卒於家”。B136郭天信周圍有一幫大臣與之結交，相互援引，互通聲氣，是朝中一股不小的勢力，而這股勢力是與蔡京敵對的。郭天信貶死後，蔡京還不相信，“猶疑天信挾術多能，死未必實”，派人開棺驗屍。B137蔡京是怕郭詐死，有朝一日東山再起；另一方面也説明天文術士郭天信具有的巨大政治影響力給蔡京留了深刻印象，只要他不死，蔡京就認爲這是一個隱患，所以不惜開棺以證實。
因爲有明令禁止大臣與司天人員交往，所以，直接冒風險與司天人員交往的大臣並不多，他們往往選擇那些懂得天文星占但又非司天監正式人員的官員、術士交往，這樣不違禁令，又可以得到他們想知道的星占方面的資訊。孟翊、謝中美等都是這種身份的人。徽宗朝政治鬥爭中，天文術士是一個重要而又常被忽略的角色。
小〓〓結
選取徽宗朝來考察天文星占對政治的影響，是因爲徽宗朝是宋代社會、政治激烈動盪的時期，各種矛盾都在這幾十年中激化，而天文星象在當時政治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在各類衝突中多層次地顯現。按照宋代傳統的政治理念，“寅畏天變”是維護限制皇權的“共治”傳統的有效輿論工具，富弼從政治現實考慮，就認爲天變是約束皇帝行爲的最後防綫，若接受“不畏天變”就把這最後一層紙捅破了，皇權就不受約束，爲所欲爲了。B138一般來説，元祐舊黨更傾向於傳統觀念，相信天象代表上天意志，異常天象是上天對皇帝提出的警示，代表皇帝有失德之處，或政策有失誤之處。所以，他們也更多地運用天象向皇帝進言，或要求皇帝廣開言路，或要求改革現行政策中的弊端，親君子而遠小人，借此應天以實，消弭天變，此即所謂“寅畏天變”。新黨以王安石“天變不足畏”和後來蔡京“龍驤當天變”爲代表，對天象作比較“唯物”的解釋，認爲天變不足畏，力圖取消天象的神聖性。因爲新黨變法主要靠皇帝支持，他們主張加强皇帝的無限權威，勸皇帝聖明獨斷，不要被祖宗之法、人言、天變這些束縛。這樣新黨只要能説服皇帝，就可以排除一切阻力，推行變法主張。然而，現實政治鬥爭遠比這種二分法複雜，無論是提倡寅畏天變的舊黨還是提倡不畏天變的新黨，雙方只要有機會都會有意識地利用天象來打擊對手，保護自己，甚至不惜冒風險結交天文術士，力圖掌控這一神聖資源，以便在政治鬥爭中取得主動。徽宗對天變的態度很複雜，一方面，他能對天文現象做比較客觀的解釋，所以這位很有心計的皇帝，善於施展權術，利用異常天象導演一出出權力洗牌的政治戲劇；另一方面，長久的文化心理積澱，天文災異，上天譴告的觀念也微妙地觸動他內心深處的敬畏心理，常常是二者共同作用，決定了徽宗面臨天文災異的行爲模式。由此可見，異常天象引發的動盪中，徽宗、舊黨、新黨展開複雜的權力博弈，加之一些必然和偶然的交錯，共同塑造了徽宗朝的政治權力格局。通過徽宗朝異常天象與政治互動的個案研究，我們希望揭示古代政治實踐的更多層面，加深我們對傳統政治複雜性的理解。注〓釋
研究中國天文與古代政治文化的互動，上海交通大學江曉原教授與清華大學（新竹）黄一農教授有較多的成果。黄一農把這種取徑的研究稱爲“社會天文學史”，文章包括：《天文對古代政治的影響——以漢相翟方進自殺爲例》（與姜嘉鳳合寫），《清華學報》（臺灣）1990年新20卷2期，第361—378頁；《星占對古代戰爭的影響——以北魏後秦之柴壁戰役爲例》（與姜志翰合寫），《自然科學史研究》1999年第18卷4期，第307—361頁；“A Study of Fiveplanet Conjunction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vol15(1990)；《星占、事應與僞造天象——以“熒惑守心”爲例》，《自然科學史研究》1991年第10卷2期，第120—132頁。黄氏的相關論文結集爲《社會天文學史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江曉原的文章收録於他的幾部專著中：《天學真原》，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天學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歷史上的星占學》，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江曉原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星占學與傳統文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此外還可參考：范家偉《受禪與中興：魏蜀正統之爭與天象事驗》，《自然辯證法通訊》1996年第18卷6期，第40—46頁；劉復生《宋朝“火運”論略——兼談“五德轉移”政治學説的終結》，《歷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92—106頁；韋兵《五星聚奎天象與宋代的文治之運》，《文史哲》2005年第4期，第27—34頁；劉次沅等《古代“熒惑守心”記録再探》，《自然科學史研究》2008年第27卷4期，第507—520頁。天象對北宋末年政治有重要影響，但還尚未見全面研究的文章。
② 徽宗當政期間（從即位的元符三年到當太上皇的靖康元年）見於記載共發生日食十五次，彗星三次（據陳遵嬀《中國日食表》、《中國古彗星表》，見氏著《中國天文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日食有：元符三年四月丁酉朔、建中靖國元年四月辛卯朔、崇寧五年七月庚寅朔、五年十二月戊午朔、大觀元年十一月壬子朔、二年五月庚戌朔、四年九月丙寅朔、政和元年三月庚寅朔、三年三月壬子朔、五年七月戊辰朔、重和元年五月壬午朔、宣和元年四月丙子朔、二年十月戊辰朔、四年二月庚寅朔、五年八月辛巳朔。這十五次日食皆爲日偏食，包括了當時記載的當食不食、雲陰不見等情況。其中，崇寧五年七月、十二月七個月間同一地點兩次日食，概率非常小，查對《日月食典》，此年七月庚寅朔確有一次日食發生，編號5497，但汴梁觀察不到，故《宋史·徽宗本紀》稱：“日當食不虧”，這是實際情況；但十二月戊午朔中國範圍內沒有日食，而《宋史·徽宗本紀》同樣稱：“日當食不虧，群臣稱賀”，究其原因，七月的日食是此年五月頒佈的《紀元歷》推出的正確結論，而十二月的日食可能是據此前行用的有較大誤差的《占天曆》推的錯誤結論，本來《紀元歷》推出正確結果後就該廢止《占天曆》的錯誤結論，卻被利用來再次上演“日當食不虧”的祥瑞，這可能與當時的政治形勢有關，詳見後。彗星有：崇寧五年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大觀四年五月丁未彗出奎婁間、靖康元年六月壬戌彗出東北。
③ 陳瓘《上徽宗論星變》，趙汝愚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點校整理《宋朝諸臣奏議》卷四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466頁。
④ 徐自明撰，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十一引《丁未録》：陳瓘擢左正言，鄒浩擢右正言後，“皇太后諭忠彥等，亦以夬、瓘、浩差出爲得人也”，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63頁。
⑤ 陳瓘《上徽宗論星變》，《宋朝諸臣奏議》卷四十四，第464—466頁；又參考黄以周等輯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六，中華書局顧吉辰2004年點校本，第2册，601—607頁（後文簡稱《長編拾補》）；《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十一，第2册，第665—672頁；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五，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629—630頁。
⑥ 《宋史》卷二百四十三《神宗欽聖獻肅向皇后》，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25册，第8630頁。
⑦ 《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十一引《長編》，第2册，第669頁。
⑧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曾布傳》，第39册，第13714—13717頁。
⑨ 有關徽宗朝前期政治可參考張邦煒《關於建中之政》，《宋代政治文化史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286頁；Patricia Ebrey,“Factionalism and Autocracy in the Song Period:Huizongs Ban on the Yuanyou Partisans”，2008年（昆明）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十三屆年會論文。
⑩ 佚名《宋史全文》卷十四，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後文簡稱“四庫本”），第330册，第526、529頁。
B11 《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十一，第2册，第692頁。曾布薦陳瓘一事又見岳珂《桯史》卷十四《陳了翁本末》，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58—161頁。
B12 《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十一引《長編》，第2册，第670頁。
B13 張庭堅因召對除著作佐郎，擢右正言，因言蘇軾、蘇轍可用而罷，在職逾月，曾薦陳瓘復言職；三月，鄒浩爲右正言，陳瓘爲左正言。據此以推，張庭堅爲鄒浩前任右正言，任職在二、三月間，此處暫係於二月。參見《宋史》卷三百四十六《張庭堅傳》，第31册，第10980—10982頁。
B14 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五，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619—636頁。
B15 曾肇：《上徽宗乞修轉對之制詔百官民庶極言時政》，《宋朝諸臣奏議》卷七十七，第840頁。
B16 曾肇：《元符日食求言詔》，《曲阜集》卷一，四庫本，第1101册，第327頁。
B17 《長編拾補》卷十三引陳次升、曾布、韓忠彥進言，第2册，第499—504、587頁。
B18 《長編拾補》卷十五，第2册，第580—581頁。又見王偁《東都事略》卷四十八《曾致堯傳》附《曾肇傳》，四庫本。
B19 王偁《東都事略》卷一〇五《崔鶠傳》，四庫本，第382册，第680—681頁。
B20 《宋史》卷三百九十《家願傳》，第34册，第11950頁。
B21 《宋史》卷四百三十三《邵伯温傳》，第37册，第12853頁。
B22 李新《上皇帝萬言書》，《跨鼇集》卷十九，四庫本，第1124册，第548—561頁。
B23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鄧孝甫傳》，第38册，第13448—13449頁。
B24 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頁。
B25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百四十一，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34册，第12209頁；《宋史》卷十八《哲宗二》，第2册，第353頁。
B26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七，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8册，第3047頁。北宋三代皇帝傾向於新政，除新黨宣揚的聖明獨斷比較投合君主的心理，以及某些現實原因等共同背景外，三代帝王接受新黨觀念的個性心理背景又有不同。大致地講，神宗是因雄心抱負而接受新政，哲宗因逆反心理而接受新政，徽宗因剛愎個性而接受新政。
B27 《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十一，第2册，第675頁。
B28 彭百川：《太平治跡統類》卷二十四《元祐黨事本末下》，四庫本，第408册，第612頁。又可參《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五，第625頁。
B29 陳瓘《上徽宗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宋朝諸臣奏議》卷十九，第184頁。
B30 《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十一引《丁未録》，第2册，第674頁。
B31 《長編拾補》卷十五、卷十六，第2册，第590—602頁。
B32 《宋史》卷三百七十八《胡交修傳》，第33册，第11679頁。
B33 同注解③
B34 鄒浩《上徽宗論天象乞申勅太史無有諱避》，《宋朝諸臣奏議》卷四十四，第466頁。
B35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五，第623頁。
B36 《長編拾補》卷十五，第2册，第586頁。
B37 畢仲游《韓儀公丞相忠彥行狀》，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五十，四庫本，第450册，第600頁；又見畢仲游《丞相儀國韓公行狀》，《西臺集》卷十五，四庫本，第1122册，第95頁。
B38 曾肇《上徽宗乞罷編類元祐臣僚章疏》，《宋朝諸臣奏議》卷十九，第184—185頁。
B39 《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十三引《丁未録》：“明年，改元建中靖國，蓋上意欲建中道而無間於熙豐、元祐也。其後蔡京用事，改元崇寜，崇寧者，崇熙寧也。朋黨之禍再作矣。”第2册，第827頁。
B40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六，第664頁。
B41 《長編拾補》卷二十，第2册，第708—713頁。
B42 王偁《東都事略》卷一百〇二《何執中傳》，四庫本，第382册，第664頁。
B43 王偁《東都事略》，卷十《徽宗本紀》，四庫本，第382册，第82頁。
B44 《長編拾補》卷二十，第2册，第722頁。
B45 《長編拾補》卷十三，第2册，第504頁。
B46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曾布傳》，第39册，第13714—13717頁；《長編拾補》卷十七，第2册，第639—641頁。
B47 《宋史》卷三百四十四《王覿傳》，第31册，第10944頁；《四月日食四月旦韓忠彥等請御正殿復常膳不允批答》、《第二表不允批答》、《第三表允批答》，《宋大詔令集》卷一百五十五，中華書局1962年點校本，第580頁。
B48 岳珂《桯史》卷十四《陳了翁始末》，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58—161頁。
B49 《長編拾補》卷十九，第2册，第672—674頁。
B50 建中靖國徽宗政治的突然轉向，張邦煒先生認爲是元祐黨人的偏狹打破了兩黨的平衡格局所致。但徽宗在此前後的心理值得進一步探討。參考張邦煒先生：《關於建中之政》，《宋代政治文化史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286頁。
B51 《長編拾補》卷十八，第2册，第657頁。
B52 《長編拾補》卷十八，第2册，第657、660頁。此圖實爲新舊兩黨力量對比的形象化圖表，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鄧洵武“時爲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先帝之子，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爲相，將先帝之法更張之，是忠彥爲能繼父志，而陛下不能繼父志也。陛下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乃進此圖。其説以爲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無能助者。其圖如《史記》年表，别爲旁通，分爲左右。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爲七隔，左曰紹述，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宰執中温益一人而已；其餘每隔止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按：誤，當作遹）是也。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皆在其間，至百餘人。又有左序别立一頂，用小帖揭去。曾布進呈，因密稟群寮姓名。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以不與卿同，故揭去。’布曰：‘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自不當與議，乞納下。’明日，遂付右丞温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臣，於是上決意用京。”（《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六，第657頁）
B53 《長編拾補》卷十九，第2册，第676、683頁。
B54 《宋史全文》卷十四，四庫本，第330册，第527頁。
B55 《長編拾補》卷十九，第2册，第686—687頁。
B56 同注B48
B57 《長編拾補》卷十七，第2册，第640頁。
B58 同上書，第657頁。
B59 崇寧五年正月十三日《星變赦》：“今星出西方，變異甚著，永思厥咎，在予一人，是用損膳避朝，求言肆眚，冀導迎於善氣，以消弭於妖祥，可大赦天下。”《宋大詔令集》卷一百五十五，第581頁。
B60 《長編拾補》卷二十六，第2册，第868頁。又《趙挺之行狀》：“已而彗見，上震動，深照蔡京之奸。由是旬日之間，凡京所爲者，一切罷之。”（《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十一引，第2册，第727頁。）徽宗雖因星變毀黨籍碑，但也對蔡京的專橫有顧忌，“徽宗因見星變，即令衛士僕黨碑，云：‘莫待明日，引得蔡京又來吵。’明日，蔡以爲言，又下詔云：‘今雖僕碑，而黨籍卻仍舊。’”（《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七，第8册，第3048頁。）所以才有下面蔡京所言：“石可毀，名不可滅。”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蔡京與徽宗間的矛盾。
B61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七，第688頁。
B62 同上書，第666頁。
B63 崇寧五年正月乙巳《星變毀黨籍石刻詔》，《宋大詔令集》，卷一百五十五，第581頁。
B64 《宋史》卷二十《徽宗二》，第2册，第375頁。
B65 《長編拾補》卷二十六，第2册，第874頁。
B66 同上書，第870頁。
B67 正月十四日《誡約臆度更張熙豐善政御筆手詔》：“朕以星文譴告，彰示天威，只畏欽崇，靡惶寧處，是用特敷霈澤，寬宥羈縻，咸使自新，導迎和氣。已降指揮，除毀元祐奸黨石刻，及與係籍人敘復注擬差譴，深慮鄙淺愚人，妄意臆度，窺伺間隙，馳騖抵巇，覬欲更張熙豐善政，苟害繼述，必置典刑。宜諭邇遐，咸知朕意。”又正月二十四日《誡諭符祐邪臣妄意復用詔》；又正月二十五日《誡約無言宗廟詔》，戒諭不可借上書談熙豐、紹聖等歷史問題。《宋大詔令集》卷一百九十六，第721—722頁。
B68 曾敏行《獨醒雜志》卷八《蔡京請直以御筆付有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標點宋元筆記小説大觀本，第3册，第3271頁。
B69 崇寧五年正月乙巳《星變求直言詔》，《宋大詔令集》卷一百五十五，第581頁。
B70 王明清：《揮麈録》後録卷三，中華書局1961年點校本，第111—112頁。
B71 《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十一引《蔡京罷左僕射制》，第2册，第723頁。
B72 《宋史全文》卷十四，四庫本，第330册，第354頁。
B73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七，第689—690頁。
B74 同注B64，第377頁。
B75 “蔡京又令舜輔更造，用帝受命之年、即位之日，元起庚辰、日命己卯，上親制序，頒之天下，賜名紀元。”（陳振孫《直齋書録題解》卷十二，四庫本，第674册，第746頁。）
B76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七，第690—691頁。
B77 《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十二，第2册，第731—732頁。
B78 同注B64，第379頁。
B79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七，第692—693頁。不僅如此，還擴大打擊面：“崇寧五年長星見，蔡太師斥居浙西，時事小變，士大夫觀望，或於秉筆之際有向背語。蔡既再相，門人有張軾者，自潭州教授召赴都堂，審查獻議，乞索天下學官五年所撰策題，下三省考校，以定優劣。坐是停替者三十餘人。”（方勺《泊宅編》卷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3頁。）
B80 吕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二十一《小人塞言路》，四庫本，第686册，第394頁。
B81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七，第697頁；又見《宋史》卷四百六十二《郭天信傳》，第39册，第13525頁。江曉原先生也注意到這一點，見氏著《天學真原》，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249頁。
B82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七，第699頁。又：“五月丁未，彗出奎婁，光芒長六尺，北行入紫微垣，至西北入濁不見。主水旱谷傷兵饑，人主惡之。”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八十六，中華書局2006年影印萬有文庫十通本，第2271頁。
B83 《宋史》卷三百四十八《毛注傳》，第32册，第11034頁；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光緒三十四年（1908）許涵度刻本，第375頁；又見《宋史》卷三百四十八《張克公傳》，第32册，第11033頁。
B84 大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蔡京降太子少保制》，《宋大詔令集》卷二百一十二，第805頁； 又見張閣：《蔡京降太子少保致仕制》，《宋文鑒》卷三十六，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562頁。
B85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七，第692—693頁。
B86 《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十二引《長編》，第2册，第750—751頁。
B87 同上書引《丁未録》，第755—756頁。
B88 同注B85。
B89 大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太師蔡京褫官斥外不許更彈擊御筆手詔》、大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增賞訓誡鼓惑邪説御筆手詔》，《宋大詔令集》卷一百九十六，第723頁。
B90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十八之二十二，中華書局1997年影印本，第4册，第3919頁。
B91 《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十二，第2册，第761頁；《長編拾補》卷三十，第3册，第1012頁。
B92 宣和元年三月二十三日《正陽之月日有食之御筆手詔》，《宋大詔令集》卷一百五十五，第582頁。
B93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八，第727頁。
B94 同上書，第695頁。
B95 同上書，第709頁。
B96 政和三年十一月九日《天神下視太師蔡京乞宣付史館御筆手詔》，《宋大詔令集》卷一百三十六，第482頁。
B97 《宋史全文》卷十四，四庫本，第330册，第547頁。
B98 《長編拾補》卷三十一引王黼《宣和殿神降記》、蔡絛《史補》，卷三十六引《紀事本末》，第3册，第1042—1043頁、1140—1143頁。
B99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八，第718—719頁。
B100 《東都事略》卷一〇一《蔡攸傳》，四庫本，第382册，第660頁。
B101 《長編拾補》卷三十一引蔡絛《史補》，第3册，第1042—1043頁。
B102 《長編拾補》卷三十六，第3册，第1140頁。
B103 《宋史全文》卷十四，四庫本，第330册，第537頁。
B104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引《北征紀實》，第47頁。
B105 《宋史》卷二十二《徽宗四》，第412頁；《金史》卷二十《天文》，第420頁；《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九，第750頁。
B106 《宋史全文》卷十四，四庫本，第330册，第547頁。
B107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八，第713—714頁；宋代司天官員迎合時勢還可參見洪邁《容齋隨筆·容齋三筆》卷十三《占測天星》，嶽麓書社1994年版，第385頁。
B108 “公（陳過庭）見自壬戌至戊辰七日之內，彗星見於天之東北。奏曰：‘伏以陛下恭儉憂勤，仁民愛物，施於四海，不宜致此災異。凡明於天象者，皆曰此金人滅亡之象，稽之天理，驗之人事，金人殘暴，自取滅亡，決有是理。’”朱熹編、李幼武補《名臣言行録》續集卷一，四庫本，第449册，第304頁。
B109 胡寅《斐然集》卷二十二《無逸傳》，四庫本，第1137册，第596頁。彗星見於六月二十七日壬戌，七月初四戊辰彗見東北，十六日陳過庭上書，八月七日庚子彗星再見，耿南仲上書。這其實是同一顆彗星，從六月到八月它在近日與遠日過程中兩次産生彗尾，中間有一段時間彗星在近日點附近看不見彗尾。
B110 胡寅《斐然集》卷二十五《先公行狀》，四庫本，第1137册，第651頁。
B111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十一之一，第3册，第3001頁。
B112 同上書，第3002頁。
B113 同注B24，第41頁。
B114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七，第697頁。
B115 《長編拾補》卷二十八，第2册，第961頁。
B116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七，第691—692頁。
B117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第8册，第3129頁。
B118 費袞《梁溪漫志》卷十《范信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標點宋元筆記小説大觀本，第3册，第3436頁。
B119 “樞密直學士朝散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王能甫落職，朝議大夫吕淵降授，承事郎王潙之並特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免直決，不刺面。淵配沙門島，潙之配朱崖軍。承議郎顯謨閣待制知密州王資深特責授衡州司馬新州安置，延福宮使唐州團練使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守懃責授團練副使永州安置，觀文殿學士右銀青光禄大夫知杭州吕惠卿責授祁州團練副使宣州安置，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禄大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蔡卞降充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太清宮。并坐妖賊張懷素謀反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十八之十四，第4册，第3915頁。
B120 “庚寅，中書侍郎鄧洵武罷。張懷素獄朝士多株連者，而洵武妻吴氏侔之兄女也，坐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宮。”徐乾學《資治通鑒後編》卷九十七，四庫本，第343册，第773頁。
B121 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九《張懷素等謀反事覺蔡京幸免牽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標點宋元筆記小説大觀本，第3册，第3284頁；又大觀三年侍御史毛注言：“張懷素惡逆，以地理惑衆，京熟與之游從，京妻葬地十日，懷素主之。”《長編拾補》卷二十八，第2册，第961頁。
B122 佚名：《靖康要録》卷七，四庫本，第329册，第559頁。
B123 《皇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七，第691—692頁；另參見《宋史》卷三百五十二《余深傳》第32册，第11121頁、卷三百五十一《林攄傳》，第32册，第11111頁。
B124 “寥每對客言其告變實魯直縱諛之，使魯直在奈何？”（王明清《揮麈録》後録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標點宋元筆記小説大觀本，第4册，第3717頁）；范廖“徑走京師上變，時蔡元長、趙正夫當國，其狀止稱右僕射而不及司空左僕射，蓋范本欲並告蔡也。是日，趙相偶謁告，蔡當筆，據案問曰：‘何故忘了司空耶？’范抗聲對曰：‘草茅書生，不識朝廷儀。’蔡怒目嘻笑曰：‘汝不識朝廷儀！’”（費袞《梁溪漫志》卷十《范信中》）
B125 同注B24，第39頁。
B126 慕容彥逢《通仕郎撰歷所參議官謝中美可宣德郎制勅》，《摛文堂集》卷五，四庫本，第1123册，第352頁。
B127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十八之十三，第4册，第3914頁。
B128 同注B24，第40頁。
B129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郭天信傳》，第39册，第13525頁；《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七，第697頁。
B130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八，第704頁。
B131 “洪覺範有上元宿嶽麓寺詩。蔡元度夫人王氏，荊公女也，讀至‘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鄉心未到家。’曰：‘浪子和尚耳！’”又“洪覺範本名德洪，俗姓彭，筠州人。始在峽州，以醫劉養娘識張天覺。大觀四年八月，覺範入京，而天覺已爲右揆，因乞得祠部一道爲僧。又因叔彭幾在郭天信家作門客，遂識天信，因往來於張、郭二公之門。政和元年，張、郭得罪，而覺範決脊杖二十，刺配朱崖軍牢，後改名惠洪。”（吴曾《能改齋漫録》卷十一《浪子和尚詩》、卷十二《洪覺範因張、郭罪配朱崖洪》，中華書局1960年標點本，第318、377頁。）在郭天信事件中，詩歌、宗教與天文一樣成爲了政治博弈中的一個道具。
B132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八，第704頁；又見《宋史》卷四百六十二《郭天信傳》，第39册，第13525頁。
B133 《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十二引《拜罷録》，第2册，第761頁。
B134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八，第704頁；又：“二十二日，責太中大夫知鄧州張商英爲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責昭化軍節度副使單州安置郭天信爲昭化軍行軍節度司馬新州安置，以開封府獄成。嘗令余員、彭九、僧德洪往來交結臣僚，再論列，故有是責。”（《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十八之二十四，第4册，第3920頁）按：彭九當即彭几，余員即余負，九與几、員與負形似而混淆，然未知《宋會要輯稿》與《能改齋漫録》孰是。
B135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王襄傳》，第32册，第11127頁；《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十二，第2册，第764頁。
B136 《宋史》卷三百五十六《吴執中傳》，第32册，第11025頁。
B137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郭天信傳》，第39册，第13525頁。
B138 富弼：《上神宗論災變而非時數》，《宋朝諸臣奏議》卷四十二，上册，第4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