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有张国有：闵先生的学生、同事。

闵先生从西南联大毕业后，1946年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当先生，敬业65年，是光华管理学院最年长的教授。可贵的是，在闵先生60岁后，花甲之年，致力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设，从翻译到专著、从理论到政策、从大学到政府、从教学到研究、从本科课程到研究生培养，中国高校中没有一个人能为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出如此系统的贡献。劳苦功高，但并不广为人知。因为闵先生儒雅又严谨，谦和而又从不张扬。1983年闵先生在北大的一次座谈会上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1978年，闵先生就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的三部英文原版书为基础，开始对西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系统研究。“文化大革命”是闵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伤痛，也是思想和学术的煎熬。10年时间，即使在“牛棚”里面，学术的纠结一直在闵先生心中时隐时现，那种“不甘心”的心态成了这一代学者奋发的力量。1976年以前，闵先生一直从事微观会计学的教学与研究，辛勤耕耘30年。“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从1977年起，西方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操作体系开始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1978年，北大经济系设置了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王永治老师任教研室主任，闵先生任教研室副主任。还有张胜宏、杨勋、胡健颖、曹凤岐、杨岳全、何凤琴、张国有等9位教师，开始进行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的建设工作。当时，西方的宏观会计学（Macroaccounting）的英文文献引起了闵先生的注意，但国内有关这方面的资料非常缺乏。据闵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经济系系主任陈岱孙先生对此非常关心，罗志如、胡代光、厉以宁等老师给予了很多支持。由于有了这么多的帮助，闵先生说：“使我在花甲之年，有勇气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一步一步地进行探索。”这时，闵先生在会计学教学工作以外，研究重点开始朝宏观会计学方向转移，后来这个领域被译为“国民经济核算”。很巧的是，1977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编制的有关国民经济核算的三部书的最后一部出版，如果能有这三部书的资料，就有了研究的框架基础。这三部书是1968年出版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71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基本原理（MPS)》、1977年出版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比较》。在各方面的帮助下，闵先生先后找到了三部书的英文版。因为研究有了系列性的基本依据，闵老师十分兴奋。自此，就有了闵先生长达20年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与教学的历史。

用花甲之年的躯体躬身凿刻着一块巨石师者风范——闵庆全先生纪念文集1983年闵先生在武汉大学访问

联合国三部书的面世经历了9年时间。闵先生在1987年回顾这三部书的背景和过程时写道：“1953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组织了一批专家，在英国著名的国民经济核算专家R斯通的领导下，制订并出版了供各国参考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64年进行过一次修订，但变动不大。其后又全面总结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国民经济核算方面的实践经验，并考虑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制订了一个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于1968年公开发表。新的SNA比旧的SNA要充实完善得多。这个文件是供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参考采用的。1971年，联合国统计处又出版了名为《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基本原理》。由于在这个体系中，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只限于物质产品，故又简称MPS。该体系包括五大平衡表（即物资平衡表、财政平衡表、人力平衡表、国民财富及固定资产平衡表）和十三个补充表式。这是供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各国参考采用的。由于这两个体系在概念、分类、指标体系及计算方法上的巨大差异，联合国统计处为了便于进行国际比较，为了指出两体系各项指标之间的异同，以及它们相互调整和换算的原则及方法，于1977年出版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民经济平衡体系比较》，为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三个文献，不仅吸收了各国在国民经济核算方面的丰富经验，而且在解决某些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发展。它们各有自己的体系，但同时又相互联系，对于研究国民经济核算都是不可缺少的。”闵先生主导翻译了联合国编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他的这个回顾使我们了解了三部书的意义和作用。当初，这三部书就成了闵先生研究西方国民经济核算的比较系统的资料。

要进行比较和转换，就必须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应用西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闵先生立即想到的事情就是尽快将三部书翻译成中文版。

当西方世界用数量的方式构思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时候，中国陷入了“文化大革命”动乱之中。当动乱结束的时候，西方世界已经有了包括三部书在内的一系列国民经济总体结构的新的数量分析模式。看到这种差距，中国学者心情沉重，尤其是在行的学者有种被逼入死角誓要奋起的劲态。闵先生非常儒雅，但内心又十分焦虑。毕竟十年时间中国失去的太多了。闵先生说：“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已发展成为一个由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国民资产负债表和国民财富表，以及国际收支平衡MPS表《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基本原理（MPS）》由李运宽翻译，闵先生审校。等构成的完整体系。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根据本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和需要，都建立了自己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国该怎么办？

1978年，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仍然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国家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包括物质平衡表、财政平衡表、劳动力平衡表、国民财富和固定资产平衡表。中国从1950年开始，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是MPS的国民收入。“一五”时期，开始进行国民收入核算，“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七年，1973年重新恢复。由于MPS体系缺乏非物质服务业的位置，难以全面反映三部类产业之间的关系，难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SNA的核心指标），致使这个体系逐渐不适应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闵先生当时焦虑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由MPS体系向SNA体系过渡。那么，首要的问题是需要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理解SNA体系，然后才能进行比较、转换和设计。闵先生立即想到的事情就是尽快将三部书翻译出来。闵先生身体力行，一边研究一边翻译。1980年，闵先生就和崔书香、肖嘉魁两位老师一起，翻译出了联合国的第一部书，定名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8月将书稿交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闵老师又翻译出版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比较》，同年，李运宽老师翻译、闵先生审校的联合国编制的SNA与MPS比较《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基本原理》也同时出版面世。由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体量大，清样出来就有574页，加上基本概念多、基本关系复杂，修订斟酌的过程比较长。1980年译稿出来后，到1982年7月才出版面世。这样，到1982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的三部书的中文版全部出齐。

有了中文版，就能使更多的人了解西方体系，进而进行东西方比较。真是功德无量。闵先生当时说：“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开始，我们认为，翻译出版这三个文献，不仅可供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管理工作者研究参考，而且可供大专院校计划、统计、会计、世界经济等专业的教学参考之用。”这三部书的中文版大大推动了国民经济核算在中国的研究、教学和管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一经出版就印了12000册，1985年又加印了一次。中文版使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容易理解和使用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和方法。界定“国民经济核算”概念、编写讲义、开设课程，发表论文，著书立说，闵先生在研究的同时，积极推进国民经济核算课程建设和人才的培养。翻译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书还没有出版之前，闵先生在翻译和研究国外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同时，就将其中的内容进行梳理，1980年，就给本科生高年级开设了“国民经济核算概论”新课。为适应教学上的需要，1983年，根据中国国情，闵先生编写出了供北大内部教学使用的《国民经济核算概论》讲义。1986年7月，闵先生编写出了《简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八章内容，交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3月出版。闵先生谈到对这本书的想法时说：“力求用既简明易懂，又不失SNA原意的表达方式，向读者介绍这一文献的概貌：它的目的、理论基础，概念结构，指标体系和核算方法。”这本书一出来就很受欢迎，初版就印了20000册。1987年12月，闵先生的《国民经济核算综论》书稿交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闵先生说，这部书“以1983年的讲义为基础，综合这门学科最近的发展和多年教学研究与初步的社会实践，以及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出版经验，对它进行了全面修改和补充以后写成的。各章脱稿后，曾用它在我系作过讲授”。这部专著用九章的篇幅，系统地研究了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国民收入和产值账、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国民资产负债表和国民财富表、国际收支平衡表、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MPS）、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比较等各个组成部分，详细分析了国民经济核算的体系结构、分类标准、指标含义、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闵先生用517页纸奉献了他的系统思考和真知灼见。这本著作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领域里第一本系统专著、中国高校国民经济核算学科由中国教授写的第一本系统的教科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设上值得经常翻阅的案头卷。这本书出版后大受欢迎，1992年又第二次印刷。

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岳巍同志在1989年2月给闵先生《国民经济核算综论》的序中高度赞扬了闵先生的杰出贡献。岳巍同志说，“闵庆全教授很早就从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教学和研究，近年来又积极参加我国核算体系的科学讨论，在这方面有很深的造诣”，“闵庆全教授写作《国民经济核算综论》一书，对于建设我国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有现实意义的”，“对于广大读者系统地把握核算体系的理论和方法论是有很大帮助的”。

“国民经济核算”是中国的名称。对于这个宏观经济信息系统的归纳方式，闵先生最初遇到的英文称谓多种多样。开始称为Social accounting（社会会计)，后来又有Macro accounting（宏观会计）、Aggregate accounting（总量会计）、National accounts（国民账户）、National accounting（国民会计）和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国民经济会计）等，五花八门。闵先生认为1989年8月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个西方国民经济信息系统的整理和表达方式实际上既不是纯粹的会计，也不是纯粹的统计，而是会计、统计、数学的结合，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考虑到综合运用会计、统计和数学方法来概括表达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等各个总量及其组成，中文词“核算”的含义更为贴近。于是，闵先生将其界定为“国民经济核算”，而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编制的SNA翻译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80年闵先生在发表的介绍国民经济核算的论文中，又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来源及含义作了全面的阐述。如今这个范畴已得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认可。

如何把握国民经济核算的概念，闵先生在1980年译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以后，在后记里就这个概念作了界定。闵先生说：“国民经济核算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为指导，综合应用统计、会计和数学等方法，对一国（或一地区、一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各交易者集团的经济活动（流量）以及它在特定时候的结果（存量）的各重要总量指标及其组成成分进行有系统地测定，用来描述一国国民经济的联系和结构的全貌。”时过三十多年，这个解释至今仍然有它的生命力。各国致力推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主要目的在于能够用这套体系全面系统地描述本国社会经济总体运行过程和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测算经济实力，成为本国政府指导经济、制定宏观决策的基础。如果各国都采用同一体系，就可用统一尺度对各国的经济发展状态进行比较，便于进一步思考本国的政策。参与国务院国民经济统一核算标准领导小组和全国国民经济核算协调委员会的工作，调研、分析、策划，亲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设计和实施。有的国家为实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了长达10年的基础准备工作。中国从建立中央的国民经济核算领导机构、正式进入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设计工作，到试行方案被批准实施，大约也经历了8年的时间。因为采用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需要研究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系统搜集相关的资料，编辑出版相关的书籍，制定各种规范和标准，培训专业人员，普及国民经济核算知识；进行扎扎实实的工作，一步步地推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决策层看到了从MPS向SNA转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管理具有长远意义和作用，1985年，中央政府成立了国务院国民经济统一核算标准领导小组，筹划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研究和设计。这个机构一成立，闵先生就被聘为专家，并被任命为领导小组下的综合组副组长。闵先生看到1983年前推动编译完成的三部书恰逢其时地有了最好的用场，看到中国自己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筹备工作也开始启动，真的非常高兴。1987年底，闵先生回忆当初的情景时说：“1985年，我有幸成为国务院国民经济统一核算标准领导小组三个专题研究组之一的综合组的成员，使我在共同研讨设计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过程中，得到一个向国内许多知名的专家请教和从实践中汲取营养的机会。”

闵先生除担任综合组副组长外，还被聘为全国国民经济核算协调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常务理事。责任在肩。闵先生深知接下来的事情更重要、更具体。为了设计好方案，闵先生从1985年开始，频繁地参与了由核算标准领导小组组织的各种理论和方法讨论会，出谋划策，参与计划、统计、财政、银行等综合部门与高等院校的协作调研，同国外专家进行交流，参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修订，经过两年的工作，到1987年方案基本成型，逐步构成《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当时闵先生认为：“我国目前正在制定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融会东西方两体系(MPS和SNA)的长处于一炉，结合我国具体实际，自成格局。”闵先生在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推进上，还专门组织人员，就相关问题先后主持了两个教育部项目，一个是“建立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问题的研究”，一个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试行方案的理论、方法论和实践的研究”，这两个项目的研究成果为方案的设计和实施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经过各方面的论证，1992年1月，国务院批准通过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时隔7个月后，在8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正式启动实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前后经历8年，终成正果，在国家宏观统计领域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都为闵先生感到高兴。尽管理论和实践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闵先生依然平和，依然思考，依然在关注着他的学生。在闵先生的指导下，我进行产业结构的机理及非均衡性方面的研究，尝试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本关系来分析中国产业结构的机制问题。1998年学生毕业典礼后和闵先生合影

1987年，闵先生成为北京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这一年我报考了北大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成了闵先生的第一个博士弟子。当时，经济系已在1985年发展成了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也和北大管理科学中心组合成经济学院的经济管理系，厉以宁教授出任系主任。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原来在北大四院最西部的一个房间，建系后挪到四院东部的“水房”。从建立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到转成经济管理系，我一直都和闵先生在一起。虽然我和闵先生教学领域不同，但有机会向闵先生和老一辈的教师讨教教学方法、教材编写、项目研究的事情。再往以前看，我做学生时，闵先生给我们讲“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指导我们班的同学做基层研究，分析工厂农村的财务报表，和我们一起去大庆油田做企业调查。后来我作教师，一开始从事工业经济的教学工作，后来转为企业管理，对企业的系统认识和理解中就有闵先生的很多指教。后来聆听闵先生“国民经济核算概论”课，感触很深。

我是在计划经济下长大的人，对前苏联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中的生产、消费、积累、国际等领域比较习惯，但对西方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不熟悉。听了闵先生的课，对SNA的结构，尤其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88×88”大表非常感兴趣，横向88列，纵向88行，涵盖了农业、矿业、制造业、建筑业、运输、通讯、金融、公共行政、防务、保健、教育、居民户家庭服务、私人非营利机构、工资税金等分配服务各个领域，完整地反映了国民经济三门类各个子项之间的关系。我在上“工业经济”课时，就研究过工业的部门结构，对这个框架关系不陌生。我立即感到用这个方法去研究产业结构很有意义。1987年，我就报考了“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的博士生。2月份考试，当年9月份入学，成了闵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经过四年学习和研究，1991年以《产业结构的机理及非均衡性》为主题，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这是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本关系来分析我国产业结构问题的一个尝试。关键在于使用这套原理，以中国产业结构状态为基础，分析产业结构各产业的关联、效用转换、自身调整、运行及条件、结构功效，以及中国作为后起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非均衡等方面的问题。闵先生非常认真地指导我的研究，无论在课堂教室，还是在管理系的办公室，随时都会讨论任何一个问题。有些问题，例如88个部门纵横大表的内容如何与MPS体系进行对接、在中国的结构中如何体现，用这个框架如何分析产业结构等，这些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无论大小粗细，闵先生都是孜孜不倦、无微不至地解释可以涉及的任何一个细节。

在闵先生的指导下，我逐渐明确了七个方面的研究重点：一是产业结构的均衡与非均衡问题。因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结构问题，要获得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持续性，除了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以外，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从协调的、高水平的产业结构中求得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二是效用转换律问题。因为连结产业结构各个组成部分，并使其成为整体，相互作用、发生转换，表现出不同的结构水平和不同的结构状态，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效用转换律，所以要重视研究效用转换的研究。三是自身调整性问题。为避免运行中断和结构崩溃，产业结构具有自身调整性，其特性主要在于它按资源效用转换律运行，当运行受阻，或受干扰时，以各种非常态(非常值)表现出来，进而影响国民生产与国民生活，迫使决策主体(政府、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按转换规律进行调整，恢复产业结构运行常态。四是产业运行问题。产业结构各部分间的联系，效用转换、自身调整等都是在运行中实现的。运行产生联系，联系形成结构，结构产生功效。产业运行是产生结构均衡与非均衡的母体。五是产业结构的功效及其弱部限制问题。产业结构运行的结果表现为结构功效，结构功效受到结构中的弱部限制，弱部限制形成结构问题。六是非均衡的中国产业结构问题。中国是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大国，由于中国非均衡经济的影响，以及恶性负反馈、体制缺陷、运行失调、弱部限制等原因，中国产业结构显示出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的、独特的非均衡状态。七是以机制的均衡实现结构的均衡问题。产业结构的非均衡性，本质上是体制及运行机制的非均衡性。经济运行机制与产业结构进化方向相矛盾，遏制了产业间关联、效用转换规律，以及自身调整性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多次产业结构调整中普遍忽视了运行机制的障碍作用，而产业结构的非均衡恰恰就在于运行机制的非均衡问题。要使产业结构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就需要改革体制，改善机制，以机制的均衡和相应的调节措施去实现产业结构的相对均衡性。

经过几年的研究，在探索产业结构的内在机制方面得出了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这个博士学位，浸透着闵先生的心力和企望。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当时的研究，回想当时的情景，真是感慨万千。特别是在闵先生家里，坐在桌子边，闵先生和我仔细地斟酌某一个理念和关系。为说明一个问题，闵先生来回从书架上拿下书来，翻到某一页，又说又画图。MPS和SNA之间的转换是挺繁杂、又挺烦人的事情，闵先生不厌其烦，直到讲清楚为止。闵先生戴着老花镜，一会儿看着书，一会儿看着我，取下又戴上。一位导师的那种责任、严格、关爱，一个学者的风范，至今在我脑海里时常涌现，成了我做导师后时常的鞭策。从1978年开始，20年里，闵先生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和实践一直没有松懈过。从翻译、写教材、出专著、为国家出谋划策、做项目、培养研究生等，一路走来，从没有停歇过。仁者平和，学者本色，师者风范。仁者平和，学者本色，师者风范摄于1998年

闵先生从1978年开始着手研究西方宏观会计体系，到1982年第一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译本面世，又到1989年《国民经济核算综论》专著出版，直至1992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投入实施。前后经历了14年的时间。这14年，闵先生一直在研究国民经济核算问题，并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设步伐，躬身研究每一个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14年时间终于有了结果。1992年12月，闵先生过了他74岁的生日，这一年，他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闵先生很高兴，很高兴。我知道，国家正式启动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结果在闵先生心中的分量。

当初，闵先生用花甲之年的躯体，躬身凿刻着国民经济核算这块基石，用最快的速度使联合国的三本书有了中文版。从此以后，闵先生在凿研路上，踏出一个个鲜明的脚印，和大家一起，凿研了14年，1992年，国家开始用新的体系去系统地描述社会经济总体运行过程和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测算国家的经济实力，并用其测算结果来制定宏观经济决策。这一年，是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设中的标志之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文化大革命”在老一辈学者心中的煎熬，面对问题不能研究、有精力又难以奉献的焦急之情，14年后，在闵先生的心中稍稍平复了一些。闵先生从不向人夸耀自己的贡献，在晚年，他清楚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这使我想起了一个场景：一位工程师，他去山里，坐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一座桥，桥面行着车、走着人。桥和两边的山、山边的树、路边的草融为一体。在其他人看来，这座桥是如此的平常；但对于建造它的人来说，这是他将理想变为现实的第一个设计。只有他清楚当时的每一块基石、每一个桥柱、每一条横梁是怎么连结在一起的。

闵先生从1978年开始关注SNA体系，20年里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和实践一直没有松懈过。从翻译、写教材、出专著、为国家出谋划策、做项目、培养研究生等，一路走来，从没有停歇过。尽管闵先生离休了，但仍然关注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完善，和国家统计局的负责同志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关注之心、学术之情、学者的执著使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由衷地钦佩。

仁者平和，学者本色，师者风范。

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