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彦

缅怀闵先生，在感恩、祈祷、思念的同时，还想到了专业方面，也是感悟良多，就有了本文的题目。

一

1939年，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闵先生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先入土木系学习工程技术与设计，一年后转入经济系学习经济理论与实务，1944年毕业。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西南联大北上恢复平津三校，闵先生于1946年10月回归北大受聘任教。从那时起六十余载，他再没有离开北京大学。在台湾，有一本小说《未央歌》，是描写西南联大的。台湾政治大学的周玲台教授拜访闵先生时提到，过后特意从台湾将此书寄给我，委托转交闵先生。我大概浏览后交给闵先生，记得他读过以后未加置评。我觉得此书引致闵先生的不少回忆，后来成为了他与我经常谈及的话题。我也愿意问一些旧时的事情。

在1952年的大学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并入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就从京城市区的分散校园，集中搬迁到西北郊外的燕京大学校园。如今许多人都以为美丽的燕园从来就是北大的校园，其实不是，北京大学从1952年才入住燕园。

闵先生给我们讲过，1950年代初期有一个“三校建设委员会”（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他担任基建财务负责人。闵先生一向细心谨慎，他曾经多次半调侃也是自豪地说，要是查出三校基建财务账目有一分钱差错，他就把自己的姓氏“闵”字倒着写。我查阅档案资料，当时的机构名称为“三校调整建筑计划委员会”，主任是清华大学的梁思成，副主任是北京大学的张龙翔。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制订经费概算及建筑计划方案，上报教育部的“三校调整组”。闵庆全担任财务处长。北京大学的迁校，1952年9月16日正式开始，10月4日在燕园东操场举行当年的开学典礼，马寅初校长讲话。

我猜想，参加“三校建设委员会”的财务管理工作，应该是闵先生从经济学的宽泛领域转而集中专门于财务和会计学领域的开始。

师者风范——闵庆全先生纪念文集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和经济学院，闵先生的教学和研究方向，纵横跨越两个领域：微观层面中外会计理论与实践、宏观层面中外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实践。驰骋在会计理论与实践、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实践这两个领域中，著书立说，培养学生，担当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委员会委员，他在我国会计学界和统计学界的教学和研究，都有重要影响，是会计学界和国民经济核算领域的著名学者。

会计学与统计学：跟随闵先生的跨界闵先生在会计学领域曾经先后主讲过的课程，主要是会计、财务类课程。他的学术观点鲜明，早在1956年就以“论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对象与方法”一文，率先提出了“资金运动论”观点。他认为，“一门科学的对象问题，是有关这门科学的最根本性的问题。”因此，“规定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就是要确定它在世界上各种现象的普遍联系中的地位，把它从一切其他现象中划分出来，研究该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矛盾，认识和掌握它的内在属性，揭示它的本质，利用它为社会谋福利。”他在分析了当时我国所沿用的前苏联会计核算原理课程提纲中对会计核算对象定义的缺点后，他提出了会计核算对象应为“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的运动”。闵先生的“资金运动论”，成为在中国会计学界占重要地位的学术观点。

“文革”结束以后改革开放到来，闵先生编写教科书《中外合资合营企业会计》、《外商投资企业财务与会计》，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多次印刷，影响广泛。在教学的同时，他研究、写作和发表了《论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对象与方法》、《论三对会计概念》、《西方财务分析中的“杜邦体系”》等论文。

1977年结束“十年动乱”大学秩序恢复以后，闵先生承担起宏观经济学中的经济产出计量问题的研究重任。当时国内对西方国民经济核算的认识尚属空白，可搜集的资料也极度匮乏，闵先生以花甲之年克服重重困难，主导翻译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的三部专业文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基本原理（MPS)》、《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比较》。在译介和研究国际组织文献的基础上，闵先生写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包括《宏观会计学与微观会计学》、《国民经济核算：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国民资产负债表和国民财富表的编制与分析》、《对美国几种主要股票价格指标的探讨》、《美国几种预算的比较》和《资金流量与金融体制改革》等。主持翻译了重要著作《宏观经济分析》，以及参与《英汉辞海》、《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等多种重要辞书的翻译、译校和编撰，继而1986年出版《简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书，最后在1987年完成专著《国民经济核算综论》，在国内高校率先开设“国民经济核算概论”课程。

闵先生提议、界定了“国民经济核算”概念，被理论界、实务界接受和采纳，而且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领域里系统理论和实务贡献出第一本专著，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一致好评，《国民经济核算综论》一书获得国家教委第一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实至名归。

在大学校门之外，闵先生曾经先后担任全国国民经济核算协调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国民经济核算标准领导组下设的综合组副组长、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教育会计学会顾问、中国技术经济数量经济研究会理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工程类学科学术评审组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特聘教授，国家教委授予高等学校教授、副教授评审权咨询专家，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会计统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等职。

二

会计学与统计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领域。

在横跨会计、统计两个专业学科领域这一点，我追随了闵先生，只是顺序不同。闵先生是先会计而后统计，我是先统计而后会计。

1977年冬天我参加“十年动乱”以后恢复的首届高考，那时作为机车工人，头脑中刻印着的概念还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产业工人是真正的工人”，对“会计”没有任何兴趣，甚至不知道大学里还有会计专业。所以，我进入的是财经院校，但是选择的是计划统计学专业。

在计划经济年代，流行的说法是“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如果经济出了问题，不是计划经济有问题，而是没有搞好计划。所以，我和同班同学中的大多数，都更专注于“国民经济计划”，潜心于计划方法论，政府机关的“计划委员会”，是多数人心仪的毕业后的工作去向。

但是，进入到四年级，我已经转为对“统计学”更有兴趣，1981年时已经开始感觉到，财经计划似乎更多的是拍脑袋主观办事，没有什么科学性。而统计学的推断，基于大数定律，尊客观为首，讲究假说检验。所以继续报考硕士研究生，我选择了统计专业。

1985年硕士毕业以后我从四川来到北京开始教书生涯，担任“统计学原理”、“经济统计与分析”等课程的教学。那时与闵先生同在“经济核算教研室”，可是学术联系并不多。

1987年秋季的一天，老院长厉以宁老师对我说，“王立彦，你应该准备复习功课，报考闵庆全先生的博士生，闵先生曾经是我的老师。”听了厉老师的教导，我立即开始准备。那年春节的核心任务就是复习备考。在北大图书馆天井那间开阔、寒冷的简易建筑阅读室参加几场考试以后，接到录取信息，秋季学期开始成为1988级博士研究生。

1992年6月博士论文答辩日，地点在北大四院

师从闵先生，是我转入会计学专业领域的起点。确切地说，我的博士研究生专业“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偏重国民经济核算，属于统计学体系。在学习和研究的同时，对于国家统计局和国民经济核算委员会为建立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所开展的专业研讨工作，我也多次代表闵先生参加。但我想到闵先生的教学课程主要是会计和财务管理，自己怎么能忽略会计和财务呢？加之我作为经济管理系核算教研室负责人，先后主持申报财务管理学和会计学的本科专业，并都得到核准，也觉得自己不能停留在本教研室的本科专业之外。所以，我在完成国民经济核算专业课题研究和博士论文的同时，增加自学会计知识的时间，从担任专科生会计课程教学开始转型。从一定意义上说，我是与北京大学第一届会计学专业本科生同步踏入会计学专业领域的。当时的一个特殊背景条件是，正值我国企业会计模式由原来的苏联模式向英美模式转型，强调遵循国际惯例，所以全国会计界都面临着知识更新。这使得综合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一大批转换专业的学者颇有信心，我也是一样，因为相对来说大家都处在一个新的共同起跑点，尽管转换专业的学者在会计基础方面要欠缺许多。当然我本人也不是没有犹豫过，毕竟舍弃了一个自己比较熟悉而且已经有所建树的专业领域。但是，进入一个新领域具有的挑战性，还是对我充满了吸引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适应了新的角色。教学工作量很大，基本上是边学边教，边学边开展研究。学中干，干中学，教学与研究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在专业转换过程中，每有迷惑，我总是向闵先生讨教。闵先生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曾经有过从土木工程专业向经济学专业的转换经历，他完全理解我的感受，总能给出让我豁然开朗的指点。

在1985年至1994年期间，我写作发表过不少有关国民经济供需平衡的统计分析系列论文，并主导、合作出版了《宏观核算整体化构架研究》《宏观核算整体化构架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和《官方统计与国际比较统计》《官方统计与国际比较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两本著作。在这些成果中，比较早地在国内正式提出微观核算一体化思路，即实现企业统计核算和会计核算的基础数据协调，以及宏观核算的经济、社会、科技、环境整体化构架思路。这些学术认识被其他学者研究引用，或者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参考平台。

与国内财经院校的会计学者相比较，综合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会计学者由于不少人是从其他专业领域转入会计界，原来的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多有不同，所以在会计研究兴趣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是目前我国会计学界的一个有趣现象，其实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和英国，也曾经有过这种情况。

经过专业转换初期的恶补式学习，我从1994年夏季年开始参加会计学界的学术会议，那时提交的学术论文主要是介于会计学和统计学之间的学科交叉题目，譬如前面提到过的微观核算协调化问题，后来才逐渐拓宽了研究领域。在研究中，我愿意更多地关注会计信息的管理价值和社会责任成分比较多的会计学问题。这根本地决定于我对会计、会计信息功能以及会计学科的基本认识:从经济活动主体看，如果说会计在微观经济运营中有其作用，应该体现在会计信息应具有的管理价值;倘若不能被用于运营管理，那么会计信息就失去了其基本功能。从宏观社会看，会计信息和会计职业是服务于大众的，第一个应具备的特性就是社会责任，会计界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所承负的社会责任。

微观与宏观，是两个层面，但不是完全分离，而是紧密关联的。在经济数据方面，更是直接贯通的。

能够跟随闵先生，实现在会计学与统计学两个学科领域之间的跨界，我很幸运。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够遇到。

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