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韩少功的作品主要包括短篇小说《红炉上山》、《一条胖鲤鱼》、《稻草问题》和《对台戏》，政论《“天马”“独往”》、《批判湘剧〈园丁之歌〉：育的是什么样的“苗”？》、《从三次排位看宋江投降主义的组织路线》和《斥“雷同化的根源”》等。《红炉上山》发表于《湘江文艺》1974年第2期；《一条胖鲤鱼》发表于《湘江文艺》1974年第3期；《稻草问题》发表于《湘江文艺》1975年第4期；《对台戏》发表于《湘江文艺》1976年第4期；《“天马”“独往”》发表于《湘江文艺》1974年《批林批孔增刊》；《批判湘剧〈园丁之歌〉：育的是什么样的“苗”？》发表于《湖南日报》1974年4月21日；《从三次排位看宋江投降主义的组织路线》发表于《湘江文艺》1975年第5期；《斥“雷同化的根源”》发表于《湘江文艺》1976年第2期。这些文章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本人的生活经验和思考，但更主要的是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图解和阐发。对于这些文章，韩少功在发表于1987年的一篇访谈文章中说：“七七年以前，思想非常僵化。为了保住这支笔，只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挂钩，不得不妥协。” 韩少功、施叔青：《鸟的传人》（1987），《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15—116页。按：这段文字后来被改写为：“当时政治审查制度很严，自己也缺乏反抗的勇气和觉悟，所以大多数作品具有妥协性……”（韩少功、施叔青：《鸟的传人》，《在后台的后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8页。）对于自己的早期作品，包括小说、散文、创作谈等，韩少功曾多次改写，其中许多文章至少有以下几种版本：初刊本、初版本、山东文艺版（2001）和人民文学版（2008）。各种版本之间，特别是人民文学版，有些篇目与其他版本区别相当大。对此，韩少功在《中国作家系列·韩少功系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的《自序》中交代：“翻看自己的旧作，我少有满意的时候，常有重写一遍的冲动。……有时写得顺手，写得兴起，使个别旧作出现局部的较大变化，也不是不可能的。”本文旨在以现代化问题为视角，考察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发展过程，因而必须注意各版本的差别，以免误将韩少功后来的思想当做他早期的思想。言下之意是当时的社会思想、主流意识形态非常僵化，韩少功本人对这种僵化的思想是有所认识的，只是为了作品能发表，才不得不妥协，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这段话至少透露出以下几种价值判断：一、否定当时的社会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二、肯定自己当时的思考水平；三、否定自己当时的作品。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韩少功在1980年代中期对自己“文革”期间的创作活动及作品的一种“表述”，而不是当时的“客观事实”。在2002年与王尧的一次对话中，韩少功又一次谈到了自己在“文革”期间的创作活动：“我1974年开始写作，写了农业学大寨，写了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这算是半错。我还写过防止地主搞破坏的小故事，这属于全错。”他不再完全否定描写、宣扬“农业学大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作品，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他不再完全否定“农业学大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文革”期间的实践本身。对于自己以及当时的知识界为什么会犯错，韩少功也解释道：“当时，知识界的状况很复杂。有些人可能是真诚地接受阶级斗争理论，接受革命话语……还有一种情况是，作者可能有所觉悟，但是在一种政治压力之下为了自保，就向强大的权力妥协。”韩少功认为自己属于后一类情况，并对此做了自我批判：“我当时就没有足够的勇敢，虽然接触到一些地下的思想圈子和文学圈子，已经对当时的主流话语有了怀疑和反感，但还是抱着谋生第一的私心，屈从于那时的出版检查制度。” 韩少功、王尧：《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页。
这同样是韩少功对自己“文革”期间的创作活动与作品的一种“表述”。在2002年的表述中，韩少功不再完全否定自己“文革”期间的创作活动与作品，甚至不再完全否定“文革”本身。不过，在他看来，这些作品要么“全错”，要么“半错”，总体上仍是“错误”的。对于作品的艺术价值，作者本人总体上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东岳文库·韩少功》（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中国作家系列·韩少功系列》（九卷），都没有收入作者“文革”期间的文章，可以看做作者不认同这些作品的证明。在今天看来，如果说这些作品在对现代化问题的思考方面具有研究的价值，能够提供一定的经验和教训的话，那么，其责任人主要也不是韩少功，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某一派别。因此，本文不拟对韩少功“文革”期间的创作展开详细的分析。
“文革”结束后，韩少功发表较早也比较重要的小说是《七月洪峰》（《人民文学》1978年第2期）。小说表现的是1976年7月，某地区出现特大洪水。当此危急关头，所谓的“老走资派”——市委书记邹玉峰不顾个人安危，坚持领导干部群众抗洪抢险；而市委副书记张明却阻挠抗洪工作，大搞政治运动，四处煽风点火，妄图夺权。这篇小说和当时大多数文艺作品一样，延续了“文革”时期表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叙事模式，不过在这个时期的文艺作品里，肯定的角色被分配给了反对“文革”的所谓“走资派”，否定的角色被分配给拥护“文革”的派别。前者被表现为真正代表群众利益，后者则为个人争权夺利。韩少功在小说中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邹玉峰带着孤儿小豆子，闯进旨在斗争他的“翻案复辟”思想的会场，争取干部们参加抗洪抢险。小豆子这一角色，在邹玉峰、张明的交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哪来的野丫头？去去去！”张明厌恶地看着她一身泥点，挥手喊着。
“住口！”邹玉峰连忙走上前，慈父般地抱住她，在一片惊异和静寂中，他用袖口擦掉小豆子的泪珠，整好她的衣领。
这是谁呵！人们的眼光在询问。
“这是个被洪水夺去了亲人的孩子！”邹玉峰沉痛地转过头，“她的父母——”他没有说下去，但这轻轻的话语已经使大家全身发紧。
人们激动起来，争着上前要抱小豆子，把关怀、热爱倾注在她身上。 韩少功：《七月洪峰》，《月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页。
小豆子成了一块试金石，检验出谁真正关心群众，代表群众利益。会场上的形势变得对张明不利。
突然，冯子奇（张明的同党）挣扎着喊叫：“战友们，我们不要受邹玉峰的蛊惑！两只眼睛要盯住路线！路线！抗洪嘛，死几个人虽说令人悲痛，但那也是常有的……”
“什么话！”邹玉峰脸色严峻，目光灼人，“究竟谁在这里蛊惑人心？是这个小女孩子吗？可是，就是这些孩子们的父辈，在战争年代，一口米汤一把蚕豆，为我们养过伤；一滴滴汗水一滴滴血，支援我们打败了反动派。如今，他们又战斗在抗洪第一线。好多人三天三夜没合眼了，有的人把自己的命都舍了，你们却轻飘飘一句‘常有的’完事。不顾人民死活，不顾国家财产损失，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路线吗？这种满口‘路线’的人，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吗？还有一点人民干部的气味吗？同志们，想想吧！凭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凭我们共产党员的称号！我们还坐得住吗？……”同上书，第15—16页。
此时，韩少功对“文革”的反思聚焦于政治，聚焦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文革派”被他理解并表述为“不顾人民死活，不顾国家财产损失”，打着“群众”的旗号谋个人私利——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某种官僚主义。此种官僚主义也被他看成“新时期”清除“文革”流毒，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在同年发表的《夜宿青江浦》（《人民文学》1978年第12期）中，韩少功又塑造了地委副书记常青山与区委干部吴伟昌这一对形象。深夜，一千多名参加水利建设工程的民工来到清江浦镇，与民工同来的常青山非常关心民工的住宿问题，而青江浦旅馆的女服务员及与其关系暧昧的地委委员吴伟昌完全漠视群众的疾苦，并把对他们表示不满的常青山当做民工抓了起来，上演了一幕丑剧。
对于吴伟昌，老常感叹道：
唉，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在群众面前却声色俱厉，高傲自得，颐指气使……这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多么丑恶，又多么可悲的现象呵！他也许在批判“四人帮”时慷慨激昂，可是“四人帮”的流毒、遗风却深深留在他的身上……
对于参加治湖的民工，老常则这样赞叹： 就是这些人，他们顶风斗雨，日夜苦战，为国家提前二十天拿下了“○五”号工程，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大干社会主义的英雄好汉啊！ 韩少功：《夜宿青江浦》，《月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7页。
从总体上看，《七月洪峰》和《夜宿青江浦》在艺术和思想上都显得不够成熟，其人物形象、情节、语言都有些“空洞”和“陈旧”，作者在小说中也没有明确提出现代化问题，不过，作为对“文革”和“文革”后社会问题的反思，这两篇小说自然而然体现了作者对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作者继承了社会主义时期包括“文革”期间的某些观点，认为工农群众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体，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对象，只是在谁真正关心、代表并实现工农群众的利益，怎样才是真正关心、代表并实现工农群众利益等问题上，作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从“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为个人争权夺利的角度反思“文革”，批判“四人帮”，这是当时政治界、知识界的主流，小说《七月洪峰》和《夜宿青江浦》的艺术成就又不高，所以，这两篇小说虽然发表在当时最主流的官方文学期刊《人民文学》上，但犹如落入同类作品的汪洋大海之中，并未产生多大的反响。
1979年4月，《人民文学》第4期发表了韩少功的成名作《月兰》，并迅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争议。据韩少功本人介绍，这篇原题为《最后四只鸡》的小说曾屡遭退稿，差一点被作者放弃，是时任《人民文学》编辑的王朝垠极力促成了它的发表。
这个作品原名《最后四只鸡》，是我屡屡遭退稿差一点完全放弃的一篇，迟迟才出现在他的桌上。我后来才知道，他读后兴奋不已。逢人便告，鼓动所有编辑放下手头的工作来传阅这一件自然来稿，据说有位女编辑居然还真被小说感动得哭泣。事实上，如果没有他的上上下下游说力荐，没有当时《人民文学》主编李季先生的开明态度和承担责任的勇气，这篇小说不可能面世。时值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隆重召开之前，这篇小说的发表无疑是犯禁和抗上之举，让明眼人一个个都悬着心。 韩少功：《那一夜遥不可及》，《然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56页。
据《人民日报》报道，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于1976年12月10日在北京召开。 《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热烈祝贺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人民日报》1976年12月11日。《月兰》发表于1979年4月，韩少功说小说发表于此次会议召开之前，应该不是为了故意突出自己思想的超前性，而是记忆有误。但不管怎样，小说的发表曾受到阻挠，却是不争的事实。小说发表之后，一方面，不少人说这篇小说反动；另一方面，作者收到了几百封农民来信，称赞并支持作者。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台湾电台还广播了这篇小说。 韩少功、施叔青：《鸟的传人》，《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
《月兰》的发表为什么那样困难？发表后为什么又会引起那样大的争议呢？
小说讲述的是发生于1974年的故事。叙事者“我”是“刚从中专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城里伢子”，“可上头居然要我去指挥一个队”，“我”严格地执行上头的指令：发展集体经济，限制私人经济。农村妇女月兰因家庭困难，多次违反规定，让自家的四只母鸡到集体的草籽田啄食。“我”把拌了农药的谷子放在田里，月兰家的四只鸡被毒死了。月兰遭丈夫打骂、婆婆数落，最后投水自杀。
与《七月洪峰》、《夜宿青江浦》乃至整个1950—1970年代的主流叙事模式不同的是，作者没有沿用二元对立式的思维，塑造正/反、善/恶截然对立的两种角色。“我”充满理想，一心为公，且不乏同情心；月兰也关心集体、勤劳、善良。但悲剧还是产生在这两个人的冲突之中。正如当时的评论者指出的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把“我”写成一个青面獠牙式的人物。相反，恰恰是“我”在月兰挨打出走时，焦急地参加寻找她的活动；月兰死后，“我”又怀着极其愧疚的心情，前去探望她的孩子，表示愿意承担孩子读书的费用。而月兰对“我”也毫无怨恨，自杀之前，还把“我”丢在她家里的一件衣服洗净、补好、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那里。这种按照生活本来面貌组织矛盾冲突的现实主义方法，不仅避免了重新“挑动”农民群众和原来工作队员个人之间对立关系的不好的社会效果，而且，作者愈是真实地写出了月兰和“我”之间那种本来就存在着的共同热爱社会主义的同志关系，我们也就愈益感到“四人帮”那条左倾路线的害人本质。蒋守谦：《韩少功及其创作》，《文艺报》1981年第19期。
矛头指向的是“‘四人帮’那条左倾路线”，而不是个人的道德品质。“左倾路线”被认为导致了农村普遍的经济贫困。在小说中，作者借老队长吴六的嘴说：“这几年队上连年减产，搞得很乱。今年奉命修个水库，明年又奉命废掉水库造‘小平原’；只能插单季稻的硬要插双季；多种经营的门路也被堵死。搞得一人劳动一天只挣得一两角钱。……队上户户穷，借也无处借……”韩少功：《月兰》，《月兰》，广东人民出版社，第93—94页。
韩少功1987年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采访时，也曾说：“我当知青时的汨罗县，农村一年比一年贫困，在我下放的那个生产大队，有一个生产队的社员劳动一天只能得到人民币八分钱，有的甚至劳动一年还要赔钱，饥荒惨不忍睹。”韩少功、施叔青：《鸟的传人》，《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16页。
如果《月兰》质疑、否定的仅仅是“‘四人帮’那条左倾路线”，应该不会有人说它反动，台湾电台也不会有兴趣广播。在笔者看来，这篇小说之所以几经周折才得以发表，发表后又引起了那样大的争议，原因之一也许在于小说明确地质疑并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按照逻辑，月兰的悲剧并不必然导致人们质疑并否定农村集体所有制，作者也可以把读者导向这样一些思索：如何以集体经济制度实现个人福祉？如何在集体经济和私人经济之间实现一种平衡？等等。但因为作者明确的倾向性，读者从《月兰》中获得的印象却是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导致了农村普遍的穷困，让农民没有活路。
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内容，质疑并否定农村的集体所有制，这在当时的确属于犯禁和抗上之举，许多人认为这篇小说反动，台湾电台广播这篇小说也就不难理解了。
通过小说《月兰》，韩少功质疑并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农村集体经济制度。这可以说是韩少功在反思“文革”，思考现代化问题方面的推进和深入，但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是否必然低效？集体经济制度是否必然侵害个人利益？这些都是有待商榷的问题，韩少功本人后来对此也有进一步的思考，此处先不过多展开。
对于“四人帮”和“文革”的定性，官方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捕后，以华国锋为领袖的官方将其定性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极右的路线”，并把粉碎“四人帮”看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1976年10月25日。官方将“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从“修正主义”、“极右”的角度否定“四人帮”，继续肯定“文革”，肯定“左”。但是，迫于党内“改革派”和广大群众反“左”的压力，1977年初，《人民日报》刊登了署名为任竹的文章，将“四人帮”定性为“假左真右”。任竹：《假左派，真右派》，《人民日报》1977年2月6日。在批判“四人帮”“假左真右”的过程中，当时的官方主流媒体逐步将批判的重点从“极右”转向极“左”。如《评“四人帮”的极“左”》一文就认为：
一定要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这个纲，特别要揭露和批判他们的极“左”，要把极“左”批得象极右一样臭，造成对极“左”的坚决抵制。必须清醒地看到，“四人帮”的极“左”，流毒很广，影响很深，它所颠倒的是非还没有完全纠正，它所造成的混乱还没有彻底澄清。一部分同志至今还没有从极“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因此心有余悸，前怕狼，后怕虎，唯恐那些极“左”的大棒有朝一日还会落到自己身上来，因而对拨乱反正的有力措施认识不清楚，执行不坚决。“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也还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作怪。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去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所以，对“四人帮”的极“左”，非揭深批透不可，只有这样，才能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在新的长征中迈开大步，勇往直前！上海市出版局批判组：《评“四人帮”的极“左”》，《人民日报》1978年6月28日。
1979年初，《人民日报》上又发表了多篇文章，直陈将“四人帮”定性为“假左真右”的弊病，明确认定其性质是极“左”。如《关于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性质和特点问题》一文指出：“目前流行一种想法，认为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是‘假左真右’，这个提法容易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实际上仍然是不清楚的。”“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林彪、‘四人帮’路线的特点不是右，而是极左，是‘左’倾机会主义。”吴江：《关于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性质和特点问题》，《人民日报》1979年2月16日。《论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性质》一文也认为：“林彪、‘四人帮’路线根本不是什么‘极右路线’，而是彻头彻尾的‘左’倾路线。如果真是把它当作‘极右路线’来批，继续反右，那势必重蹈历史覆辙。不仅批不到要害处，反而会助长‘左’倾的声势，越批越‘左’。”张显扬、王贵秀：《论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性质》，《人民日报》1979年2月28日。
此后，“四人帮”的本质就被官方确定为极“左”。
1978年5月4日，借纪念五四运动之机，《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科学和民主》，文章比较早地明确将“四人帮”的本质和“封建专制主义”相联系：
“四人帮”代表旧中国最腐朽、最反动的没落封建统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科学和民主思想，正是摧毁他们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强大思想武器，所以不能不引起他们极大的仇恨和恐惧。他们采取了野蛮的蒙昧主义和暴力镇压手段来践踏科学和民主。《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科学与民主》，《人民日报》1978年5月4日。 同年7月，《人民日报》又刊载了“特约评论员”文章《民主和法制》，文章也将“四人帮”的流毒概括为“封建专制主义”，并认定“封建主义”是“四人帮”产生的历史根源。
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从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脱胎而来的。封建的观念形态，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传统风习根深蒂固，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旧的社会制度消灭了，但旧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一下子消灭的。我们从“四人帮”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主义的阴魂。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就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和影响。《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民主和法制》，《人民日报》1978年7月13日。
“四人帮”的本质又逐步由“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被确定为“封建主义”。
前文说过，粉碎“四人帮”之初，官方曾将“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否定“四人帮”而肯定“文化大革命”。至少到1978年9月，官方主流媒体还维持这一说法。9月7日，《人民日报》刊载的评论员文章《一定要把“四人帮”和林彪连在一起批》还声称：“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不仅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且正是为了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把林彪、‘四人帮’互相勾结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揭深批透，正是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人民日报》评论员：《一定要把“四人帮”和林彪连在一起批》，《人民日报》1978年9月7日。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他认为“文革”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但在实际过程中发生了缺点、错误。随着邓小平逐渐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他的观点也逐渐成为官方的主流观点，并最终决定了1981年6月正式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定性。《决议》判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封建主义”被认定为“文革”爆发的深层历史原因：
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81年7月1日。
“四人帮”和“文革”被捆绑在一起，二者的本质都被确定为极“左”、“封建主义”。此后，官方利用其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使得这一说法迅速被知识界和民众普遍接受。
“四人帮”和“文革”是“极右”还是“极左”，是“修正主义”还是“封建主义”，这不仅涉及对“四人帮”和“文革”的定性，同时也决定了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就像韩少功所说的那样：
一旦确定了“封建主义”这个概念，人们就很容易把新时期的改革想象成欧洲18世纪以后的启蒙主义运动，想象成“五四”运动前后的反封建斗争。与此相关的一整套知识轻车熟路，各就各位，都派上用场了。韩少功、王尧：《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1—42页。
在“四人帮”、“文革”的本质逐步被确立为极“左”、“封建主义”的过程中，“现代化”、“科学”、“民主”、“法制”、“人道主义”、“启蒙主义”等等一整套知识纷纷登场，成为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为一位作家，韩少功既受到当时主流知识、话语的影响，也参与了对主流知识、话语的建构。1980年，韩少功先后发表了《回声》和《西望茅草地》。对于这两篇小说的主题，韩少功本人曾说：
前者写一次政治动乱——“文化大革命”；后者写一次经济动乱——“大跃进”。前者主人公是一个“在野”的农民“造反派”，后者的主人公是一个“在朝”的农民“当权派”。我力图写出农民这个中华民族主体身上的各种弱点，揭示封建意识是如何在贫穷、愚昧的土壤上得以生长的并毒害人民的，揭示封建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如何对立统一的，追溯它们的社会根源。韩少功：《学步回顾——代跋》，《月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7页。
这个方法和官方的主流说法何其相似！从《七月洪峰》、《夜宿青江浦》、《月兰》到《回声》、《西望茅草地》，韩少功从反思、批判官僚主义、官方、城里人给群众、特别是农民带来的灾难，肯定群众特别是农民的优秀品质，转而反思、批判农民的“愚昧”、“封建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在《回声》中，作者塑造了“在野”的农民“造反派”刘根满这个形象，作者对农民“愚昧”、“封建意识”的批判主要落实在这个角色身上。
根满是个单身汉，就住在屋场侧边一个孤零零的茅屋子里。他的大名，有些人不大记得了，喊他出工或喊他帮忙的时候，有的喊“丁满”，还有的喊“公满”或“阴满”，他也不在乎。他穷得屋里灶冷猪栏空，要搬家一担箩筐就差不多，邋遢得颈根上结黑壳，因此被人看不起。韩少功：《回声》，《月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3页。
根满被人看不起，连大名也被人忘记，原因是他“穷”和“邋遢”。至于他为什么穷，作者并未仔细交待，只是隐约暗示了是因为他懒。
根满一脑壳扎在稻草堆里呼呼大睡，听见有人喊，爬起来，摇摇脑壳，抖落几片碎草屑。眼睛一睁，发现是玉堂老倌，以为队长会要指责他出工偷懒，连忙装出一副哭相，按住右脚。“哎哟哟！刚才担泥坯，老子一下拗了脚，我的娘……”韩少功：《回声》，《月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3页。
因为“穷”和“邋遢”，根满娶不到老婆，成了单身汉，对女性怀着一种阴暗心理。
红卫兵又从一家抄出一床绣了龙与凤的绸子被面，“哗”的一下，当众剪破撕烂，气得一个胖姑娘伤心地掉泪。根满定睛一看，嘿！那是刘裁缝的女——翠娥呀！看到她，根满不由得心中升起一种恶毒的快感。因为他曾经花了半个腊猪脑壳请人家去找她提亲，还帮那个介绍人发狠做了两天“义务劳动”，不料翠娥硬是不答应，还红着脸又哭又闹。有次在大队上看戏，他往翠娥身边挤了挤，翠娥又象碰了狗公刺那样，躲都躲不赢。只怕是她嫌弃根满穷？没有栋连三间的屋？没有大柜花床？……呸！你这骚婆，老子还看不上你呢！一身胖得象个红薯，嘴巴子一瘪起，笑起来丑死人！好呀，现在你去找贵婿呀，去享福呀！绣花被子都剪烂，剪烂也好，大家都莫收堂客！同上书，第166页。
因为穷，根满还产生了今天人们所谓的“妒富”、“仇富”心理。
他回头又看见连连跺脚的玉堂老倌，心理也有点酸溜溜的味道。家伙，你也吃急了吧？平时你自己太会做功夫了！一屋劳动力太好了！一年进得万把工分，几十斤茶油，还出得四五个肉猪，腊肉挂得一串串的象开肉铺，逢年过节吃得胀饱去榨床，连碗筷嘴巴都油了。太享福了！要得，现在都打烂！大家都莫吃腊肉也好！韩少功：《回声》，《月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6页。
所以，根满积极响应城里来的红卫兵路大为等人的号召，成了公社“造反派”的头头之一。当上头头之前，根满就幻想着如何惩罚曾批斗过自己，让自己游垄的公社副书记孟中和。
抓到他以后怎么办呢？首先，哼！两耳光，笑脸人也要打。要他跪下来，最好是跪在有碎石头子的地上，对，公社侧边就有那样一块地。再用竹条子抽他一顿。竹条子还不行，得找一把狗公刺，那打起来才真正痛。根满浑身抽搐了一下，似乎已经感到那种痛。他又起身到屋后寻了一把狗公刺，用草绳子捆好，试着舞了舞，设想要如何打，要打孟中和的哪个地方，还设想当孟中和求饶时，自己要如何还腔。对了，这样说：“你还骂老子是尖嘴猴腮？你自己才是呢！你是个杂种，是猪和老虫配的种，又蠢又恶！……”那么孟中和会如何回答呢？大概会哭着喊“根满爹爹”。“呸！哪个是你爹爹？你这号人，送给我做崽我也不要……”他一步步设想下去，仅仅遗憾的是，不能搞一条狗去咬烂孟中和的裤子。同上书，第192页。
他还幻想翠娥向他献媚，被他羞辱。同上书，第205页。当上“造反派”头头后，根满审问企图收买自己的老地主万玉；追杀曾咬过自己，让自己丢脸的公社大黄狗；还猥亵并差一点强奸了翠娥，丑态百出。小说结尾，1967年，刘姓与周姓为争夺水库里的鱼，发生冲突，根满“挑动指挥”刘姓与周姓发生“宗族械斗”，造成七人死亡，二十一人重伤。两年后，根满被当地的公检法军管小组判处死刑，缓期一年执行。
刘根满这个形象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当时就有评论者认为：“他和阿Q实乃一脉相承，他就是60年代的阿Q。”王福湘：《生活·思考·追求——评韩少功近几年的小说创作》，《湘江文学》1982年第3期。不过，刘根满这个形象比阿Q要负面得多，阿Q是受剥削、受压迫者，他沦落到社会底层主要责任并不在于他本人，因此他的“革命”也就具有正义性、合理性。而刘根满的沦落完全是个人原因，他的“造反”也就几乎毫无正义性、合理性可言。
不过，不管作者是出于有意还是无心，他毕竟没有把刘根满塑造成彻头彻尾的坏人、无赖，相反，他还写了些刘根满的优点，虽然对于根满的某些优点，作者不无反讽之意，但在今天看来，这些细节还是构成了根满这一形象的复杂性。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借刘根满这个形象批判农民的“愚昧”、“封建”，批判“文革”，但客观效果却并不完全如此，也许这正是文学的独特价值所在，正所谓“理论总是苍白的，而文学之树常青”！
首先，根满热心给人家帮工。“他给人家帮工从来很热心，有求必应，而且不要什么报酬，只渴望那二两酒。九角钱一斤的红薯酒也要得。”韩少功：《回声》，《月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9页。作者把这种热心解释为想喝别人家的酒，但这种解释显然是有倾向性的，根满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比如多上工赚钱买酒喝，但他选择了给人家帮工，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某种不是完全用功利可以解释得清楚的品质。
其次，根满关心集体利益。“他是个维护集体利益的积极分子，尤其得过几次表扬后更加卖力。每次为山村问题同隔壁队的吵架，总是一马当先，对那些偷偷摸摸的贼，简直恨之入骨。就算是本队的人，要是哪个想揩集体的油，比方说偷队上的化肥啦，把猪放到绿肥田里去吃草籽啦，只要是被根满看见了，那也不得清场。他的根据是：队上的东西也有他一份，所以非要扣你一件东西，大吵大闹一通不可。”同上书，第169—170页。作者把这种关心集体利益看成是“沽名钓誉”，看成是“小题大作”甚至极“左”，但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恰恰是不能完全否定的品质，是“十七年”甚至“文革”留给我们的值得珍视的遗产。
再次，根满之所以当“造反派”，一是因为穷，二是因为被人看不起，没有尊严（大名被人忘记，求婚被翠娥拒绝，被公社副书记孟中和批斗、羞辱等等）。作者把根满穷、被人看不起的原因解释为他本人的“懒”，我们先不管这一解释是否经得起推敲，仅从根满经济贫困、尊严被践踏这一处境本身，就不能完全否定根满“造反”的合理性。
又次，根满当权后，他想斗争的主要是有“官僚主义”倾向的孟中和，对于真正代表群众利益、为群众谋福利的公社书记丁德胜，他是敬畏并想保护的。当老地主万玉想以一升糯米拉拢、收买他时，他也能站稳立场，并非唯利是图。
最后，根满虽然对翠娥想入非非，还动手动脚，但他对与自己青梅竹马的竹妹，却敬之爱之，毫无非分之想，当他得知竹妹爱上城里来的红卫兵路大为后，仍然敬之爱之如故，真诚地希望她幸福。在小说的结尾，正是因为竹妹被周姓人射杀，才使根满丧失理智，率领刘姓给竹妹报仇，从而造成了更大的伤亡。
以上是笔者从小说《回声》文本中寻找出并加以放大的文本“缝隙”，这些“缝隙”构成了刘根满形象的复杂性，从而也在客观上形成了某种文本内部的矛盾和张力。不过，从作者的主观意图，从作品的总体效果来看，刘根满这一形象是负面的，作者是要借刘根满这一形象来揭示“文革”爆发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批判“文革”的“封建主义”本质。在《西望茅草地》一文中，作者则把这种“无意”留下的文本“缝隙”发展成了一种有意的追求：塑造矛盾、复杂的人物形象，从而还原或者说建构历史的复杂性。《西望茅草地》发表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10期，后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可以说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在有关这篇小说的创作谈中，作者写道：
我本来可以把“张种田”的优点挑出来，把他写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战士，写他身经百战艰难创业，写他与人民群众血肉情深，写他在反动帮派势力的淫威之下似青松挺直。……
我本来还可以把“张种田”的缺点都挑出来，把他写成一个蜕化变质的昏君骄臣，写他独断专行、骄横自大，写他思想僵化、盲目无知，写他落后形势、最终被人民唾弃。……
但我撕扯几页草稿后，突然想到：为什么要回避生活的真实面目呢？为什么一定要把生活原型削足适履，以符合某种主观的框架呢？难道对笔下的人物非“歌颂”就要“暴露”吗？伟大和可悲，虎气和猴气，勋章和污点，就不能统一到一个人身上吗？我对自己原来的观念怀疑了。我想：人物的复杂性是应该受重视的。何况我们是在回顾一段复杂的历史。韩少功：《留给“茅草地”的思索》，《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4—25页。
韩少功还把这种简单化和二元对立的思维看做中国传统文化和农民心理的缺点：
中国传统文化与农民心理有缘，而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思想方法往往有简单化的毛病。神仙妖孽，忠烈奸雄，红脸白脸，一切都如泾渭。这样爱憎诚然鲜明，然而认识欠科学。极“左”路线更把这种简单化推向了极端，制作了种种“样板人物”。今天，纠偏除弊，忠于生活，写出各色各样真实而复杂的人物，恐怕是小说作者们追求的重要目标。我的教训和经验提醒我今后注意这一点。韩少功：《学步回顾——代跋》，《月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70页。
出于这样的考虑，韩少功在《西望茅草地》中，既写了张种田的缺点，也写了张种田的优点，当然，缺点是主要的，优点是次要的，有些优点因为不合时宜，结果是“好心办坏事”，优点也变成了缺点。对于张种田这个“在朝”的农民“当权派”的缺点，作者本人曾做过如下总结：
人们发现他与科学矛盾着——拆掉了科研组，对城市文明蹙眉反感；发现他与民主矛盾着——一个人说了算，靠训话和禁闭室维护着家长式的权威；而野心家在他的羽翼下生长。他的“社会主义”离开这些之后还剩下什么呢？除了“供给衣”、“大锅饭”、烟酒“共产”的慷慨外，人们就只看到一个“茅草地王国”。这个王国的土地上，徘徊着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家长制的幽灵。
张种田的问题被概括为：违反科学、违反民主、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家长制——也就是说，封建主义。作者还信心满满地断定：“农民战争被经济建设高潮代替，农业国将要成为现代化强国。因此张种田的落伍是必然的，他不过是实现悲剧的工具。”韩少功：《留给“茅草地”的思索》，《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6页。韩少功明确地将“大跃进”这一经济动乱的原因归结为农民式的“愚昧”、“封建意识”，并以启蒙主义话语——经济建设、现代化、科学、民主等等，想象和建构中国的未来。
不过，在《西望茅草地》初版中，韩少功还是以较多笔墨，表现了张种田的优点。对于《西望茅草地》，作者后来做了较大修改。例如，人民文学版（2008）删去了初版中多个称赞、怀念张种田的抒情段落；小雨的死因也由生病改为张种田不懂救火知识，导致小雨被烧死。总体上看，作者更突出了张种田的缺点及其造成的后果。文章开头这样介绍张种田：
他为土地流过血。战争结束了，他有了上校军衔。据说他文化水平不高，也不习惯戴肩章穿呢子制服。国家出现经济建设高潮的时候，他打了个报告要求改行，去办农场。他没有家室，喊声“走”，被包一背就走了。他回到了故乡的土地上，临走时一个老上级还笑着送了个名字给他：“你回乡种田去，就叫张种田吧！”韩少功：《西望茅草地》，《月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6页。按：人民文学版（2008）删掉了此段。
主人公张种田尚未出场，就被定了基调：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老革命”形象。
对于主人公的首次出场，作者也有详细的描绘：
一个剃了光头，打着赤膊的老汉，赶着马车来迎接我们。见我们一时找不到茶水，他上前递来一个旧军用水壶，客客气气地请我们喝酒。
“请，请！”他的一只手盖在另一只手的腕子上，据说那是当地表示恭敬的习俗。
“酒？谢谢。老大爷，有凉茶吗？这附近有汽水卖吗？有什么水果吗？”
他显得有点为难。……带队的副场长老杨来请他上台讲话，我们才吃了一惊：他就是场长？那个我们早就听说了的上校吗？韩少功：《西望茅草地》，《月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7页。按：人民文学版（2008）删掉了此段。
他毫无场长架子，亲自赶马车迎接这些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对这些年轻人客气恭敬。他支持知识青年们搞科学试验，只是在试验屡屡失败，地里又严重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才中止了试验。他干活身先士卒，生活艰苦朴素，对自己的孩子、部下也要求严格。
在地上劳动他是愉快的，比年轻人还肯卖力。饿了，就咬个生红薯或生萝卜。他两个干儿子——一次抗洪中救起的两个孤儿，还只有八、九岁，也被他带到地上，一人一把小耙头，参加劳动。哭了也不准回去。干部们更不用说，会计做账，秘书写材料，基本上只准利用工余。那个会计经常暗地里冲他瞪眼睛。同上书，第132页。
他慷慨大方。“场长请客是常事，用钱从来很大方。一个月工资两百来元，不搞积蓄，除了留点烟钱外，剩下的哪个要用只管开口。买烟也是一买好几条，丢在抽屉里，张三李四都可以去‘共产’。”韩少功：《西望茅草地》，《月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1页。对于叙述者“我”这个屡屡冒犯他的刺儿头，他也不计前嫌，看到“我”的鞋子破了，还带“我”到草市街，买了一双胶鞋送给“我”。
正是因为张种田的各种优点，因为“我”曾经怀有和张种田类似的理想，在农场倒闭，离开茅草地时，“我”才会发出这样的诘问：〓〓 车身晃荡，车内一片笑声。“猴子”和“大炮”在抢烟，笑声特别响。他们在笑什么呢？笑手里的烟？笑各自的前景？笑离开茅草地？笑总算掀掉了压在肩头一副重担？可能，是该笑笑了，但现在的一切都该笑吗？茅草地的事业，只配用笑声来埋葬吗？幼稚的理想带来了伤痛，但理想本身，崇高和追求本身，旗帜和马蹄，也应该从现实生活中狠狠地抹掉吗？同上书，第160—161页。
如何全面地看待张种田？如何全面地看待“茅草地的事业”？如何全面地看待理想、崇高和追求本身？如何全面地看待“大跃进”和“文革”？这是叙述者“我”的困惑，可以说，也是作者韩少功的困惑。在这些诘问和困惑背后，作者呼唤的是某种对“大跃进”和“文革”中的人物，对“大跃进”和“文革”中的事业，对理想、崇高和追求本身，甚至是对“大跃进”和“文革”本身非简单化、非二元对立的评价；呼唤的是某种非简单化、非二元对立的辩证的思想方法。在这些诘问和困惑背后，隐含着作者对理想、崇高和追求本身的肯定，对“大跃进”和“文革”中的某些人物，对“大跃进”和“文革”中的某些事业，甚至对“大跃进”和“文革”本身一定程度的肯定；隐含着作者对“大跃进”和“文革”被全面否定，理想、崇高和追求本身在反“封建主义”、反极“左”的旗帜下被全面否定的担忧。
综上所述，也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在写作《回声》和《西望茅草地》时期，一方面，韩少功把反思、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中华民族主体”——农民，认为农民的“愚昧”、“封建意识”造成了“大跃进”、“文革”的灾难，当务之急是对农民进行“启蒙”，走“现代化”、“科学”、“民主”之路；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在对历史的想象和建构方面又呈现出某种复杂性，表现了作者内心深处的矛盾与困惑。正是这种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困惑，为韩少功的思想和创作偏离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总体上认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对其有所质疑和补充——提供了可能性与动力。
对于韩少功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和困惑，当时的评论者大多要么不够重视，要么虽然重视了，但未能准确地把握其所蕴含的意义。例如，罗建南同意“茅草地的事业不能用笑声来埋葬；理想和追求本身，旗帜和马蹄，也不应该从现实生活中抹掉；象场长这样心如明镜，身带伤痕的老干部，更不能用笑声来嘲弄！”但他认为：
今天党领导我们打垮了为害十年的四人帮，并且正在清除影响了二十多年的“左”的思想，向四化进军，为人民造福。象场长这样的许多老同志，不是已经和正在医治好身上和心上的创伤，甩开命运给他们的负担，总结历史经验，不再重复过去的痛苦吗？作者深情期待的，留在茅草地里的汗水，埋藏在这里的枝叶、花瓣、阳光、尸骨和歌声，已经变成了黑色的煤，确实在今天燃烧起来，只有现在才是真该笑的时候了。罗建南：《是该笑的时候了——〈西望茅草地〉读后》，《图书馆》1981年第2期。
在《西望茅草地》中，韩少功困惑和担忧的是，反“封建主义”、反极“左”、启蒙主义、现代化等思潮和实践有可能否定“大跃进”、“文革”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某些值得珍视的精神和价值，否定理想、崇高和追求本身。罗建南则消解了小说表现出来的困惑与担忧，认为反“左”，追求现代化与“茅草地事业”，与“理想和追求本身”没有矛盾，前者恰恰会实现后者。然而，中国社会此后的发展，1980年代至今的历史事实证明，韩少功的困惑和担忧是有预见性的，而罗建南对现代化的信心则显得过于乐观。
韩少功的这种困惑和担忧在他此后的创作中进一步明确、发展并成了核心问题之一，甚至可以说，对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个人主义、利益至上、道德沦丧等等问题的担忧已经取代了对“文革”乃至社会主义的反思、批判，成为他的作品的核心主题。
韩少功1981年2月对该作的创作时间，笔者并未考证，主要据作者本人的说法。见韩少功：《飞过蓝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下文中凡涉及作品的创作时间，均据作者本人在该作品文末注明的时间。创作的《同志交响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西望茅草地》的重写。小说同样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农垦运动为题材；也表现了当时极“左”的问题，比如毛泽东本人给农业专家吴达人戴上“反党分子”的帽子；表现了农民出身的军人的无知和粗暴，比如把熊罴读成熊能，在吴达人指出这个错误时还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但是这些已经不是小说的重点所在。小说的重点转向了肯定解放军军官在农垦工作中身先士卒，官兵一家；肯定解放军官兵在农垦工作中付出的辛劳及取得的成就；批评了知识分子的骄气、娇气、个人主义，等等。
和《西望茅草地》一样，小说一开头就写到了作田出身的将军保持本色，在视察垦区时，“亲自开拖拉机犁了两趟地”，教战士如何施肥，与战士一起抢种高粱。当他溜进某连队食堂吃了点锅巴，被炊事员当做小偷抓住，要他写检讨时，他也毫不生气，并称赞炊事员坚持原则。在《西望茅草地》中，张种田身上这种“本色”、身先士卒的品质被认为是好心办坏事，“他越肯干，就越具有灾难性，就越增强了与人民的隔膜”韩少功：《留给“茅草地”的思索》，《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6页。。不同的是，《同志交响曲》完全肯定了这种品质。小说还高度评价了农垦军人的辛劳与成就。农垦兵团某师师长潘大年在汇报中说：
〓〓全师去年圆满完成了生产任务。尤其是D团，苦战八十天修起了“八一水库”，收粮食一百五十万斤，超过计划八成。部队建了宿舍，俱乐部，合作社；还救济了本地灾民，捐送的粮食估计大约有二十万斤……韩少功：《同志交响曲》，《飞过蓝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听了部队取得的成绩，将军很高兴。
将军一怔，转而咧嘴开颜，拍拍桌子，抖掉棉袄站起来，感激之情从胸中汹涌流出：“好同志呀！好同志呀！为人民做了好事呀！我……我要好好地感谢你呀！来！我要向你——敬个礼！敬礼！”说着伸出瘦精精的手，对潘大年行了个不怎么规格的老人式军礼。同上书，第14页。
从中我们能清楚看出作者本人对农垦的态度。小说还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农垦官兵们的艰辛，作者借角色潘大年的嘴倾诉：
〓〓我们的战士吃了好多苦哇！吃了好多苦哇！我刚才没有讲，司令员你不知道哇！初来的时候，每天半斤玉米粉，吃野菜，剥树皮，羊骨头都嚼尽了，一个个瘦得哪里象个人哇！有的饿得不愿上地，发牢骚，骂干部，我就骂他们，关他们，我潘大年不该骂，不该关，可我也是没有办法呀！好多人饿出病来，病死了。有的晚上睡下去，早上就起不来了，被风雪埋掉了。在地上晕倒过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数起来是一团两团呵！我的老司令员，不容易呵！……
……
一百多万斤粮食，是血浇出来的哇！战士们跟着我潘大年，离乡背井到这里来，没过好日子。他们知道国家穷，也知道我有难处，没开小差，没……司令员，你要好好地奖励他们哇！你要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向朱老总和周总理好好地讲哇！……同上书，第15、16页。
对于张种田式的办农场，对于军队农垦，对于建国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韩少功本人后来有更成熟全面的认识：“因为人口、资源、缺乏资本和国际冷战封锁等严重问题和特定历史处境，革命、政治以及理想道德才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替代。我们没有条件靠高薪支农，靠巨奖采油，靠专利制度搞‘两弹一星’，靠国外超额利润来缓解国内矛盾并培养一个中产阶级，所以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是中国经验和毛泽东思想中最有意义之处。”韩少功：《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06—207页。这种成熟全面的看法不是凭空得出的，可以说，早在1980年代初期，作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实践就有了某种比较复杂的认识。
对于知识分子、专家，作者一方面强调要重视、重用，另一方面也有所批评。作者设置了一场将军与吴达人争论的情节：
“吴胡子，是好汉，就不怕挨整嘛！我在西北局的时候，也挨过整，同彭德怀，同习仲勋，吵过架，还骂过娘。骂娘归骂娘，不管整对了整错了，还是要讲团结嘛！还是要爱国嘛！要为老百姓做事嘛！”
吴达人脸红了：“共产党还讲不讲实事求是？”
“讲！但不讲你吴达人那一套消极怠工、发怨气、当懒汉、老虎屁股摸不得！你就没有错误？屁股那么干净？”
“我没有这样讲过。”
“那就好，我送你两句话。第一句：上半晚想自己，第二句：下半晚要想想别个！”
“想什么东西？批斗？斗争？戴帽子？报上点名？……”教授气愤得哆嗦地站起来。
“还有什么？你讲完！”
要教授讲，教授反而语塞了。
“你不讲，我就讲！我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你今天找我吵架，骂祖宗，都可以。但我也要找你算帐！”他掏出两份电报，冲教授拍了拍，“帝国主义在我们大门口架大炮玩原子弹，飞机撞到你脑壳上来，你气不气！你为国家想了好多？不做事、睡大觉，你吴达人什么‘君子’？豆腐君子！告诉你：莫来那些书生脾气！脱离工人农民，斤斤计较得失，你狗屎都不如！”韩少功：《同志交响曲》，《飞过蓝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26页。
这不是一场平等的对话，将军对吴达人的指责也有些粗暴，但话糙理不糙。要爱国、要为老百姓做事，上半晚想自己、下半晚要想想别个，不能脱离工人农民、斤斤计较得失，这些话今天听来仍然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1987年，韩少功在接受施叔青采访时，曾表达了对伤痕文学的不满：“‘文革’时右派作家受了苦，其中一部分至今停留在表面的控诉批判，超越不了‘伤痕’，如张承志所说的一动笔就‘抹鼻涕’。”韩少功、施叔青：《鸟的传人》，《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在《同志交响曲》中，韩少功就批判了“右派”的“抹鼻涕”——消极怠工、怨天尤人、脱离工人农民、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可以说，自创作《同志交响曲》开始，韩少功就超越了其创作的伤痕文学阶段。
同样创作于1981年2月的《风吹唢呐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月兰》的改写。小说以改革时代的农村为题材，主题不再是反思、批判“文革”的极“左”路线对个人利益的侵害，而是担忧在改革时代，个人主义、唯利是图等观念和行为所带来的问题。
小说的主人公吴德琪是一个哑巴。
哑巴是吴冲的一个好社员——那里人都这样说。他听不见广播盒子响，但每天起得早，有时还去敲队长的窗户，催队长派工。他是唯一有权不参加任何会议的人，但不管开社员会还是干部会，好多人都借口“肚子痛”或“寻鸡婆”溜了，他却是积极到会者，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不知是想凑凑热闹，还是羡慕那一张张嘴和一只只耳。吊壶水开了，他吹掉盖上稀稀一层柴火灰，自觉地来给大家筛茶……
有些人觉得哑巴头脑简单，好支派，经常把一些重工夫塞给他，犁滂田啦，进榨房啦。经常有人拖他去帮忙；东家要盖屋了，西家要出丧了，还有代销点要进货了，大队学堂要洗井了，人们都会记起他。他似乎不知道什么吃亏不吃亏，只要手脚闲，随喊随到。做完了，有饭就扒几大碗，没饭就拍拍手回家，下一次叫他，他还会来。加上他还有个喜欢奖状的嗜好，有些人请他时，总是用手比划出奖状的样子，“聋子，有奖状，你去吧？”
“嗬嗬——”他点着头，笑着，马上跟你走了。即使你给他的奖状没有盖公章，或者那不过是你儿子的“三好学生”奖状，上面仅仅改了个名字而已。
总之，他是这里一个公共的人，一个社会所有的人。敬重他的人不多，需要他的人却很多，需要他的汗水，也需要他带给大家的笑。在他的那个寂静的世界里，他象一头牛，一块石头，一湾清澈明净的溪水，坦荡地流着……韩少功：《风吹唢呐声》，《飞过蓝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6—128页。
可以说，在哑巴德琪身上结合了某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作者对哑巴的赞赏溢于言表。对于哑巴，即使比较苛刻的评论者也无法完全否认他身上光彩夺目的一面：
在这个艺术结晶体的某些侧面中，也可以说结晶着我国几十年农村社会生活变迁中遗留下来的某些积极和消极的东西。比如说，在他对各类奖状的嗜好中，就积淀着解放后新生活在农民中培养的上进心和荣誉感，也积淀着这种上进心和荣誉感中包含的盲目和轻信。又比如说在他对集体利益的维护和公共事务的热心中，既积淀着党对农民长期进行思想教育的痕迹，也积淀着含在这种维护和热心中的偏执和过分（他把小孩砍的生树丫也得意洋洋地拖到猪场去了，惹得孩子们骂他“假积极”）。曾镇南：《韩少功论》，《芙蓉》1986年第5期。
嗜好奖状——这种上进心和荣誉感中是否必然包含着盲目和轻信？把小孩子砍的生树丫拖到猪场是否就是偏执和过分，是“假积极”？这些都是大可商榷的。从这种评论中，我们倒是可以清晰地看出，哑巴身上体现的各种品质——上进心、荣誉感、对集体利益的维护和公共事务的热心——在改革时代面临的挑战。作者把德琪这个角色设置为哑巴，这本身就隐喻着中国的某些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改革时代的失势和失语。相反，以德琪大哥吴德成为代表的个人发家、唯利是图等观念和行为却大行其道。
吴德成大脸盘，腰圆膀壮象筒树，眼珠一转就计上心头，用当地话来说，是个“怪气”人，“百能里手”。他从小就跟着叔叔开屠坊，贩牛，烧窑，脚路宽见识广，以前家里殷实，总是纸烟不断，猪油不断，芝麻豆子茶不断，做起一栋两包头九大间的瓦屋，玻璃窗子亮晃晃，队上人说象半条街。走到他的大屋前，会感到一种财富的威严。韩少功：《风吹唢呐声》，《飞过蓝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8—129页。
从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文革”前农村中某些个人发家致富的原因及其后果的正当性是有所质疑的。这种人在改革时代，当然更是如鱼得水。
德成在这时自然更是大忙人。如果说他第一次担着辣椒上自由市场还提心吊胆，那么他很快就有了大显身手的信心和雄心。朋友们来往不绝，他结伴到湖北去贩茶叶，到广东去贩鱼苗，一去好多天。每次回来总带着得意的神情和一串山外新闻，茶余饭后，满面红光，被人们的羡慕和敬畏包围。
“德成哥”的称谓，被“德成叔”代替，“你”，被“你老人家”代替，虽然他还是他。
对于一颗恶的种子来说，贫困和富足都是催生助长的营养。德成财大气粗，在屋场里游转，开始喜欢背手挺胸，对有些人爱理不理，讲起话来也盛气逼人：“庆胡子，你那窝猪崽不准卖给别人，我包了！”“三老倌你也想开口借钱？嘿嘿，你还记得钞票是什么模样啵？是方的还是圆的？”……
有些人似乎不敢得罪他。谁不知道这位昔日的屠夫神通广大！几瓶好酒往某个机关里一送，一大批紧俏物资就到了手。据说他还准备到街上开店子，还准备与几个伙计合伙买卡车跑运输哩！韩少功：《风吹唢呐声》，《飞过蓝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2—143页。
作者明确地把德成看做“恶的种子”，对他发家的手段及发家后的嘴脸都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和批评。作者还写了周围人对德成态度的改变，凸显出财富、金钱的巨大威力。
在小说中，德琪、德成兄弟二人对待二香——德琪的嫂嫂，德成的妻子——的不同态度，构成了他们冲突的焦点。二香是个美丽、勤劳、善良的女人。德琪是个光棍，和兄嫂住在一起。他对二香的情感中虽然包含欲望，但更多更重要的是理解、同情、敬和爱。德成则把二香当做传宗接代的工具，因为二香没有生育，就冷落虐待她，常常去小寡妇家喝酒打牌，妻子生病了也不闻不问，兄弟俩为此大打出手。最后德成与德琪分家，与二香离婚。德琪为此大病一场，不久就出了事故，死在大队水利工地上。正如当时的评论家曾镇南所说：“在农村新生活刚刚展开，德琪本来可能享有较好的命运的情况下，财富所带来的新的邪恶，却把他吞噬了。在德琪的生命终止的地方，一个新的人类伦理课题在这样一个改革的时代里被作家敏锐地抓住，并有力地提出来了。”曾镇南：《韩少功论》，《芙蓉》1986年第5期。
发表于《北京文学》1981年第12期的《谷雨茶》，也表达了作者对人们私欲、利欲膨胀的担忧。小说写的是实行责任制以后的农村，谷雨时节，林家茅屋的一些妇女夜间潜入公社茶园偷摘茶叶，卖给新疆来的茶叶贩子，两三天时间，每个人就赚了百多块。莲子嫂禁不住诱惑，也参加了偷茶的队伍。小说并未完全否定农民私摘茶叶的合理性，莲子嫂在摘茶时有这样一番心理活动：
嘿！有什么不该呢？有什么不该呢？还是下屋的胖大婶讲得对，茶树亲手栽，茶枝亲手修，茶叶就不该亲口吃么？每年谷雨过后，春、夏、秋三道九轮茶，莲子嫂每听到公社的喇叭一叫，就肩篮带饭到茶场领牌子。手皮都磨破了，生痛，透血，黑黑的茶汁垢洗都洗不脱，但她很难喝上一口好茶。那“银针”，听说下水根根竖立，泡三道水还可以香遍屋场香过河湾，莲子嫂看都没有看过。……
——摘！狠命摘！说上天说下地，这嫩茶叶也得让大家分着尝尝了——韩少功：《谷雨茶》，《飞过蓝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2—183页。
但是当她看到其他妇女们的摘茶方式后，她震惊了：
嗬！原来她们哪里是在摘，那是在揪！是剐！莫说摘三芽留余叶，莫说摘大株蓄小株，刷刷刷一阵风之后，新叶旧叶粗叶细叶全进篮去了。手过之处，茶树只剩下一些光杆杆，象瘦弱的孩子剥光了衣，孤零零在风中抖。茶行间的“六月爆（豆子）”，也踩得七歪八倒，粘在一个个脚印窝子里……
莲子嫂呆了。那样行不行呢？妥不妥呢？真作孽！这茶树不都会被剐死吗？死了不就再不能发新了吗？……她有一副糍粑心肠，几十年没下过一次毒手，也看不得伤天害理的事。韩少功：《谷雨茶》，《飞过蓝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7页。
她决定去公社报告，让干部们来管一管。结尾有些出人意料，妇女们得知莲子嫂去公社告密，对她进行了围攻；公社干部带人来茶场抓贼，又把她当做偷茶的抓住了。这个结尾暗喻了莲子嫂及其坚守的价值观在改革时代的命运——费力不讨好，不过她得到的是心灵的平静。
1981年7月，《飞过蓝天》发表于《中国青年》第13期，小说获得了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是韩少功第二次获此奖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篇小说仍然是对《西望茅草地》的改写，不过反思、批判的重点转向了知识青年。《月兰》、《回声》和《西望茅草地》等小说虽然也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知青的问题，如幼稚、不切实际、狂热等等，但知识青年主要被表现为“封建主义”、极“左”路线的受害者，《飞过蓝天》则把矛头指向了知识青年自身。
知识青年“麻雀”为了回城，不择手段。他打听到招工师傅喜欢鸽子，就把自己心爱的鸽子“晶晶”送给了他，但“鸽子外交”还是失败了，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卡在“公社推荐”这一关，公社秘书把招工名额给了老上级的儿子。一计不成，他又接受了成功回城的老同学的建议：让干部怕你，专给他们找麻烦，让他们脑壳痛，逼他们甩包袱！要他当业余气象员，他明知要下暴雨，却不通知队里，结果队里晒的一坪油菜籽全被打湿，刚下田的千多斤碳氨肥水被冲走，急得老队长跺脚喊皇天。要他看牛，他把牛赶到山上，自己睡大觉，结果牛吃禾，牛打架，闹得队上鸡飞狗跳，收工点数，还少了一头牛。
“我的娘，何得了！”队长在禾坪里急得团团转，“那只牛婆刚抱福，万一跌到墈下，出手就是千多块咧！”社员们也惊动了，围拢来叽叽喳喳，对他投射埋怨的目光。
“我一双眼睛，哪里管得那样多？鬼知道它跑到哪里去了！”他坐在地上装得满不在乎。
“你是一个人，你要拿工分的呀！”
“我才不稀罕工分！”
“那你吃什么？要你喂点猪，你懒，要你出粪平田，你又说做不了。看牛也当好耍？你你……”
“我怎么样？我早就不想在这里干了。你们讨厌我，谢天谢地！跟大队公社进一言，把我送出去吧！”
队长的胡子都翘起来了，一跺脚：“你枉吃了二十多年的谷米哟！”转身就走。好象记起了一件事，回头气冲冲地把一顶斗笠对他一丢，然后才离开。
这是新斗笠，篾丝细密光亮，外抹桐油，内有纸花。几天来总看见队长一歇工就编，没想到是为自己编的。韩少功：《飞过蓝天》，《飞过蓝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44页。
队长常常给“麻雀”送菜，关心“麻雀”的生活，即使在盛怒之下，还不忘把为他编的新斗笠送给他。这让“麻雀”多少有些后悔，但是为了回城，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战略”。最后，他和一帮“堕落”的知青混在一起，喝酒、打牌、偷鸡摸狗、游手好闲……
然而与此同时，鸽子晶晶正历尽千辛万苦，飞往家乡，寻找旧主人。鸽子被作者塑造得让人联想起鲁迅笔下的“过客”，不过它更是追求理想的象征，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晶晶与其他鸽子的对话：
〓〓“你还要干什么呢？”朋友们问。
“我要寻找。”晶晶回过头来。
“你要找什么呢？”
“我……要寻找。”
鸽子们耸耸肩，发出杂乱的“咕咕”声，好象在说：奇怪！奇怪！它们劝晶晶跟它们走——是的，它们什么也不缺少，什么也不必去寻找。咕咕，它们吃了就玩，累了就睡。在满足之后，它们是慷慨大方的。在饥寒面前，它们并不缺乏勤劳。但它们不幻想，只有刚出壳的乳鸽才幻想啦！咕咕，它们有祖先，也有后代，有自己的窝巢。它们安于现状，所以就少一些烦恼和孤独。咕咕！
“不，我要寻找。”晶晶低下头去。韩少功：《飞过蓝天》，《飞过蓝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42页。
可悲的是，当晶晶终于飞回家乡，找到主人时，却被主人当做猎物，开枪射杀了，成了这些堕落的“生物”的盘中餐。不过，它的努力、它的寻找并没有白费，这种精神感召了“麻雀”。
他的思绪总离不开晶晶，它是怎么回来的？不可想象，蓝天这么大，路途这么远，遥遥千里云和月，它还是忠诚地飞回来了！当他酒酣昏睡时，它却在风雨中搏击前进。它追求什么？现在，它死了，死在家乡，但它在追求中死去，它与追求同在。也许它是幸福的，它的心是安宁和充实的。如同科学家面对宗教法庭的火刑从容微笑，如同革命者在自由解放的战火中横剑高歌，是吧？那么你呢？你活着，你幸福吗？……他捂住了眼睛。
……
象突然悟到一种什么，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把一件上衣往肩上一搭，走向门口。临别时他回头扫了大家一眼，神情严肃，他仿佛变成另一个人。“我……再也不……到这里来了。”
他播下一片惊疑，然后默默地走了，沿着山路，走向自己的家。那里有他的书本、弯刀，还有口琴和鸽箱，还有那顶散发着桐油香味的斗笠。同上书，第52—53页。
“麻雀”从不择手段要逃离农村到受老队长和晶晶的感召，决定留在农村、扎根农村。和当时及其后的主流知青叙事不同，自《飞过蓝天》起，韩少功知青题材小说的重点不再是批判农村干部与群众的“封建主义”、极“左”，控诉知青的受骗、受害，而是批判知青对理想、对农民的背叛。《那晨风，那柳岸》（发表于《芙蓉》1982年第6期）、《远方的树》（发表于《人民文学》1983年第5期）等知青题材小说也是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韩少功写作于1981年及其后的创作谈，包括《留给“茅草地”的思索》（1981年2月）、《难在不诱于时利》（1982年1月）、《人：复杂与丰富》（1982年6月）、《文学中的“二律背反”》（1982年7月）、《从创作论到思想方法》（1983年2月）、《信息社会与文学》（1984年9月）等，也和小说一样，体现了某种突破简单化、二元对立式思想方法，全面辩证地认识文学、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人的努力。
比如，在《难在不诱于时利》一文中，韩少功既强调了文学应摆脱政治与商市的束缚，强调了独创性的重要，又强调了体察生活的重要性，质疑了所谓的“表现自我”。
老是在客厅里表明要表现自我大概是不行的。自我是什么？如果一个对客观社会无甚兴趣、无甚了解的青年学生，他的自我有什么可表现呢？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也说：“实现自我的真正人格，并不意味着要树立与客观相对立的主观，或使外界事物服从自我，而是意味着当自我主观空想消磨殆尽，完全与外物一致的时候，才能……看见真正的自我。”韩少功：《难在不诱于时利——致〈湘江文学〉编辑部》，《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在《人：复杂与丰富》一文中，韩少功既反对了阶级论的概念化，也反对了人性论的概念化。
有些作者反对阶级论的概念化，但也未摆脱人性论的概念化，比如崇尚天性的善或恶，人物成了善恶的标本，情节成了善恶的图解，道德的本体代替了政治的本体，唯人性论代替了唯阶级论，但仍然未出樊篱，与样板戏及“四人帮文学”是同宗兄弟。韩少功：《人：复杂与丰富》，《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1页。
《文学中的“二律背反”》则讨论了文学创作中一些二律背反的命题：如作者必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作者无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作者必须照顾大多数读者的口味，作者无须照顾大多数读者的口味；作者必须很讲求政治功利，作者无须太讲究政治功利；作者必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作者无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等等。韩少功认为：
〓〓其实背反就是矛盾，矛盾并不可怕。有矛盾才有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有矛盾才证明人们的认识还大有可为。
在智者眼里，绝对真理只包含在无数相对真理之中，而相对真理总有局限性，不能离开一定的范围和层次，一定的条件和前提。离开这些必要的界定，讨论任何具体命题就都成了无法定论的玄学，出现背反的迷雾也就毫不奇怪。一个国家的革命经验，对于另一国可能就不完全适用；一个作者今天的经验，对于他的明天可能就不完全适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辩证法活的灵魂。韩少功：《文学中的“二律背反”》，《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5、50页。
文章明确地反对简单化、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方法，提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式的辩证思维。
总而言之，韩少功1976—1984年的创作思想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1976—1980年主要从官僚主义、极“左”、封建主义等角度反思、批判“文革”、“大跃进”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理想与实践，追求现代化、民主、科学等；1981年及其后的创作则转向了揭示改革时代可能出现的个人主义、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等问题，强调理想、崇高和追求本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