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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自己的稀见书

题孙人和旧藏初印本《禹贡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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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都人杨守敬,号惺吾,晚年复自号邻苏老人,未及弱冠,即倾心于清儒学术研究,并特别关注山川地理形势。中年以后,杨氏以屡试不第,绝意科名,始专心从事学术著述。首先即着力考证舆地沿革,撰著《隋书地理志考证》;晚年以充任两湖书院教习而寓居武昌菊湾,直至辛亥革命爆发,才不得不逃避海上。邻苏老人在武昌前后生活将近十年,撰述有《水经注疏》,还编绘有《水经注图》,与之相辅而行,并完成《历代舆地图》,都是沿革地理学的一代名著。罗振玉称誉杨守敬氏在地理之学上的贡献,谓足以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和李善兰的算学鼎足并峙,构成清代三大绝学。假若从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杨守敬的舆地沿革成果,也可以说是这门学科赖以立足的重要基点,并不能因为今天学术的进步而对它有所忽视。

《水经注疏》、《水经注图》和《历代舆地图》诸书,均属煌煌巨册,世人评述杨守敬在舆地沿革研究方面的贡献,自然都要首先论及。不过,学术之博大与精深,常常难得兼擅其美。就考稽精深而言,这几种著述因涉及范围过于广泛,实际上大多只能限止在一定层面上;特别是对于那些重大疑难问题,精义并不多见。

《禹贡本义》牌记〓《禹贡本义》内封

除了上述鸿篇巨制之外,在杨守敬的舆地沿革著述当中,还有一些篇幅单薄的小书,其中就包括这里所要介绍的《禹贡本义》。《禹贡本义》过去只有一种杨氏家刻本,连同邻苏老人两页自序在内,也不过五十番(这是就后印通行本而言,初印本总共只有四十八页),所以全书仅统编作一卷,诚可谓之曰戋戋小册。然而,惟以其小,适得其精。民国时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拟续修《四库全书》,版本目录学家伦明为此书撰述提要,称道云:“是书以今证古,明乎分合变迁之故,广征群言,断以己意。”伦氏并且评判说,书中诸条所做结论,“俱确凿不可易”柯绍忞等《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北京,中华书局,1993)之《书类》,页289。,可谓推崇备至。古往今来,实在没有几部著述,能够得到如此全面的肯定和这样高的赞誉。要是用今天的惯用语来讲,算得上是难得一见的“学术精品”。

《禹贡本义》付梓于光绪丙午,亦即清德宗载湉之光绪三十二年,行世传本内封面镌有“光绪丙午刊于鄂城菊湾”字样,杨守敬自撰《邻苏老人年谱》,亦记述是年“刻《禹贡本义》”(清)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上海,大陆书局,1933,《近代名人年谱丛刊》本),页45。。这一年杨守敬六十八岁,对于文史研究者来说,正是足以结集上乘精品的黄金年龄(汇集杨氏精粹论文的《晦明轩稿》,所收基本上都是舆地考据文章,亦梓行于前此五年的光绪二十七年),而邻苏老人刊刻此书的地点,则应当就是在他武昌菊湾的宅第当中。

由于刊刻时代很近,加之邻苏老人之学术声望,遐迩闻名,此杨氏家刻《禹贡本义》流布很广,并不稀见,今稍具规模的学术藏书单位,差不多都蓄有其书;甚至直到十年动乱之前,在南北各地的旧书肆上也都还很容易买到。不过,时至今日,古刻旧椠,日渐稀少,普通学人要想置备一册,于枕边厕上摩挲翻检,则已经成为一种迹近梦幻的奢望。

大约十几年前,我在北京琉璃厂书市的乱书堆里,有幸找到过一册这种光绪刻本《禹贡本义》。虽然封皮略有残损,但正文首页钤有“孙人和读书记”朱文印记,知为晚近学者孙人和旧藏。

孙人和旧藏初印本《禹贡本义》正文首页

这个刻本字作清代通行的方体,尽管尚属整饬,但刊刻技艺,殊为平常。对于大多数古董家路数的藏书者来说,像这样的清末学术书籍,通常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版本价值。不过,学人藏书,趣味往往与此有别。孙人和博学多识,治学注重考究文献源流,周一良乃径以“文献学家”称之,因注重蓄藏清人考据性学术著述与学者文集、以及清人精校精刻的经子典籍而颇为并世学者瞩目。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年轻学子仓石武四郎在北京留学期间,大肆搜罗清人学术著作之旧刻佳本,曾借住孙人和家中很长时间。仓石氏有诗句自我标榜云:“词章家每争朱义,藏弆家偏竞宋刊。我是两家门外汉,但沾古泽一心欢。”仓石武四郎《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2。这样的藏书宗旨,应当是受到孙人和等中国学者的影响所致,而且他寄寓于孙家,也显然是为便于随时求得孙氏的指点。当时旧书铺向老主顾售书,常常是由伙计送书上门,并留下“头本”亦即第一册作为样品,听由买者从容斟酌挑选。仓石武四郎与孙人和同吃同住,耳濡目染,版本学知识和技能都会迅速得到提升。仓石武四郎藏书身后捐赠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日本学者颇以其蓄藏有诸多清刻佳本而自喜,饮水思源,似乎不能不念及当年孙人和氏所施予的恩惠。

昔伦明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咏及孙氏时有句云:“不辞夕纂与晨抄,《七略》遗文尽校雠。读罢一瓻常借得,笑君全是为人谋。”伦氏复有自撰释文就此叙述说:

〓〓盐城孙蜀丞人和,喜校雠,经子要书,皆有精校之本。所收书,亦以涉及考据者为准。每得一未见书,必夸示人,踵门借者不少吝。卢抱经序《群书拾补》,有益人益己语。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103。

以上所说,似乎尚嫌不够清楚。孙氏藏书,类多钤有图章,除前述“孙人和读书记”外,尚有“蜀丞”、“孙氏人龢”、“盐城孙氏”、“盐城孙人和字蜀丞珍藏”等,身后散入厂肆。十几年来,我陆续经见很多孙人和旧藏,虽然都只是清代中期以后所刊刻,但多属初印精本,往往笔锋清爽,墨色鲜亮如漆,且时有流传尠少之珍稀刊本,于寻常刻本中自有其不同寻常之处,故民国时北京大学即曾影印过他收藏的道光刻本程廷祚《青溪文集》。

因经济条件所限,阅肆所见孙氏故书,余大多无力购藏,然而先后收入寒斋者,尚有乾隆三十二年卢文弨邵州校刻本《孔子家语》,本属长沙叶德辉鄎园旧藏;又有道光二十六所刊安徽泾县学者朱珔的文集《小万卷斋文稿》,本属盱眙吴棠望三益斋旧藏,都是清刻学术书籍当中难得一遇的上乘逸品。

在孙人和收藏的这些初印清代刻本当中,有一部分书籍,与后来大量刷印的通行本字句存在一定差异:或是最初试印样本,尚存留墨钉有待补刻;或是初印少量书籍之后,作者对内容加以增删润色,重新付印时,便按照改定的书稿,剜改修补了书版。譬如乾隆六十年夏陈鳣简庄家刻所著《论语古训》,我曾先后收到过两部印本,一部即孙人和的藏书,另一部为陈氏同时人蒙古族学者法式善诗龛旧藏。法式善藏本的字迹,墨色虽然也相当清晰,但终究不如孙人和藏本更显黑亮清爽;更为重要的是,两相参校,可见法式善藏本较孙人和藏本增添有很多字句,清楚说明孙人和本刷印更早,应是最初的印本,而其书印行未久,陈鳣就在原版上补刻了一些新增的内容。与广泛流通的后印本相比,像这样的初印本,实际仅下于手书原稿一等,是反映作者修改定稿过程的绝佳实物资料。

我得到的这部孙人和藏《禹贡本义》,就是与上述《论语古训》性质相同的初印佳本,其中也有很多内容,与后印本不同。如第十六页“九江”条开头一句话,此初印本为:

〓〓《禹贡》三见九江,两属荆州,一属导江。

而通行的后印本则改刻作:

〓〓《禹贡》九江,荆州两见,导山、导江两见。

这是因为原本云“《禹贡》三见九江”,即谓整篇《禹贡》在“荆州”之下提到过两次九江,在“导江”部分提到过一次九江,所说有明显疏误,遗漏《禹贡》“导山”部分也写有“过九江”的记载(“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为迁就已经刻成的书版,改动时要斟酌尽量少更动版面,所以,只是将原版“三见九江两属荆州一属导江”这十二字,改镌成“九江荆州两见导山导江两见”。仔细揣摩,可以看到,由于过分拘泥少重刻版片,“《禹贡》九江,荆州两见,导山、导江两见”的说法,实际上很不通顺;尤其是“导山、导江两见”这句话,甚至可以说存在语病,可以做出两种明显歧异的解释:一种是在导山与导江这两部分记述当中总共出现过两次九江,另一种则是在这两部分记述当中分别出现过两次九江,通常似乎更容易理解为后者,然而,前者才与《禹贡》的记载相符合。依照初印本的句式,这段内容杨守敬本来应该写作:“《禹贡》四见九江,两属荆州,一属导山,一属导江。”文从字顺,根本不会有任何歧义。只有对比前后两个印本,了解其书版剜改过程,才能明白这处文字何以会如此别扭。

类似此书,因迁就剜改版面而致使文气不畅的情况,在古籍刻本当中,其实并不十分稀见,而且清代后期开始使用的西式铅字排版印刷技术,也具有相同的缺陷,对内容的修改,同样需要尽量减少更动版面的范围。了解古籍刊印过程中这一技术因素对文字内容的限制和影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文献当中某些看似不甚妥帖的内容。

初印本《禹贡本义》

后印本《禹贡本义》

在《禹贡本义》的“黑水、三危”条下,初印本与后印本也有一处明显的不同。孙人和旧藏初印本在第三十三页至第三十四页之间,记有如下一段内容:

〓〓陶文毅《蜀NFECE日记》云:“《禹贡》言黑水有三,一雍、一梁、一至三危入于南海,本非一处,亦犹雍有沮水,兖又有沮水;梁有蒙山,徐亦有蒙山,不必强合为一也。”斯言也,实先得我心,惟以梁州之黑水在马湖,而以导水之黑水为牂柯江,与经例似不合。

其“强合为一也”以下,后印本乃书作:

〓〓斯言发自阎百诗,惟文毅以牂柯江当黑水,其流似短;百诗以九江同在荆州,与例不合。

二者之间,差异愈为显著。

今案上文“陶文毅公”为清嘉道间人陶澍,而所谓“阎百诗”云云,说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

〓〓《禹贡》一书,有南条之荆山,有北条之荆山;有徐州之蒙山,有梁州之蒙山;有荆州之沱潜,有梁州之沱潜;有兖州之沮水,有雍州之沮水。或曰上山水毕竟各见于一州,未闻一州之内水重见也者。曰以山证之,豫州之内有导山之熊耳,在庐氏县;有导水之熊耳,孔《传》以为宜阳县。况九江一为禹所疏,以人工名;一为九水所会聚,以泽浸名,同见荆州内,何不可之有?为禹所疏者,曰甚得地势之中;为九水会聚者,第曰禹经之而已、江合之而已,其书法固自别也。但故道唐犹存,而宋眇然,以致诸公起而辨之。扬州浸曰五湖,张守节《正义》曰盖古时应别,今并相连,余亟赏其通人之言。秦与荆战,取洞庭、五湖,既有洞庭,又言五湖,则是九江既豬九而为五,又会五而为一,水道之变如此,宋儒乃以己所未见而遽疑《禹贡》乎?且蔡氏之尤悠谬者,以今寻阳之地将无所容九江,不知汉寻阳县在大江之北,今黄州府蕲州东浔水城是,东晋成帝咸和中始移于江南,今九江府德化县西十五里是,杜佑曰温峤所移也。譬诸河源本在西南,而张骞乃求之西北,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蔡氏郡邑之迁改、朝代之换易尚所不详,而可与谈水道乎?……余之著斯考也,将以上质紫阳,下亦如道元云,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岂好与蔡氏抵捂者耶!(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清乾隆眷西堂刻本)卷六上,页70b—72a。

阎若璩的学术水平和声望,以及《尚书古文疏证》的影响,都要大大高出于陶澍及其《蜀NFECE日记》之上,而且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在论《禹贡》山水之同名异地这一问题上,阎氏所说亦较陶澍更为明晰透彻。更为重要的是,杨氏在《禹贡本义》的自序中讲述其研治《禹贡》的心得时,通篇只是“历举本书异地同名不能合一之证”,以为在阐释相关记载时,“离之两美”,此乃“治《禹贡》者所不可不知”之通用法则(清)杨守敬《禹贡本义》(清光绪三十二年杨氏家刻初印本)卷首《禹贡本义自序》,页1a—2b。柯绍忞等《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北京,中华书局,1993)之《书类》“禹贡本义”条,页289。,可见这一点正是杨氏研治《禹贡》最为得意的见解。因此,杨守敬本来应当首先具体引述阎若璩的观点,适当展开讨论,然后再附带谈及陶澍的相近看法。可是,他在撰稿时却疏忽未能顾及于此,而在雕版事竣开始刷印之后,才发现这一重大漏洞。为图省工省事,已不便改刻过多内容,才只好像这样勉强牵合上下文义。

杨守敬原稿中如此明显的纰漏,正说明学术研究是一项令人遗憾、甚至有时还很令人尴尬的事业。这里没有神,也从来就没有神话,任何一项成果都难得尽善尽美,或多或少总会留下一些瑕疵,即使是像《禹贡本义》这样精湛的学术著作,也绝不可能如伦明所称赞的那样,其全书每一个观点都会成为永世不可移易的定论。这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传统的问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恐怕都还难以轻易终结,即使不去另行寻觅新的领地,吾辈也大可不必为缺乏足够的立足空间而忧惧惶恐。

像这类后印时剜改初印本文字的情况,本来随便哪一部著述,都有可能出现,但《禹贡本义》的情况,还是稍微有些特别。其特别之处,一是剜改频繁,远不止一次;二是杨守敬的其他著作,也普遍存在这种情况。

我本人前后收下过三部《禹贡本义》,除了前述孙人和旧藏本的刷印时间明显先于其他两部印本之外,另外两部书的印行时间,也不相同,在此姑且以次印本、后印本别之。这三部印本墨色的鲜亮程度,依次递减,即使不比对内容,也可以清楚看出其时间序列关系。

初印本《禹贡本义》〓次印本《禹贡本义》〓后印本《禹贡本义》

当孙人和旧藏初印本由杨氏家中向外流布的时候,杨守敬对这种初印本曾经做过校改,但只是简单更易一二单字,可以说,大致上应当属于文字校订和词语修饰性的改动,或者说这只是将初印样本视同校样,对它做了最后一次更为彻底的校对。杨氏命工匠将改订后的内容,以另纸逐一粘贴到初印本相应的地方。这种情况,在孙人和旧藏初印本上,可以看到很多。

在所谓次印本上,杨守敬此前改订的单字,同样还没有在书版上改刻,也就是说,这个次印本的版片,实际上与初印本并无差异,只是从墨色上可以看出,其刷印时间要稍微迟晚一些而已。但与孙人和旧藏本不同的是,有几处涉及实质性内容同时也更动较多字句的重大修订,被用剜改后的新版刷印出来,粘贴到原来相应的纸面上,这就包括前面所列举的两项内容。另外,还有初印本“三江既入震泽底定”这一条目,次印本也用空白纸条,将“既入震泽底定”六字遮盖,只剩存“三江”二字作为条目名称,与通行的后印本完全相同。这些情况说明,在这部书从杨守敬家流出的时候,书版已经剜改,并且曾用改刻过的书版,刷印有新本。

《禹贡本义》大量印行的后印本,较诸次印本又做有更多改动,最为突出的是“三江”条的内容,几乎已经完全重新改写,所述观点出现明显变化。如初印本、次印本并谓《汉书?地理志》所记扬州之北、中、南三江,乃“足知其缀《职方》,而非以说《禹贡》”(并见第十四页),而后印本则论述说:

〓〓《汉志》:毗陵,北江在北,东入海,扬州川;芜湖,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扬州川;吴,南江在南,东入海,扬州川。三言“扬州川”,则固明明以为扬州之所独。说者谓其缀《周礼?职方》,是也;然亦何尝非以诠《禹贡》?盖《禹贡》扬州本有“三江既入”之文也。(见第十三页)

前后所说,判若两人,对比着看,恰像在打自己的耳光。内容改写后,篇幅增大许多,为此不得不新增添“又十三”和“又十四”两个页码,这样便不必因新增版面而依次改动下面各个版面的页码,虽然不甚美观,却可以减少一些麻烦。这也为此番改刻书版,留下了再明显不过的痕迹。后印本《禹贡本义》新增之“又十三”页

杨守敬自中年以后,连连有新著问世,都由他本人出资,鸠工在家中雕印。杨氏出身寒微,且终生未能获取功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靠授馆卖字为生,亦曾绍承祖业,经管过商铺,因此在经济上颇为精于算计,绝非寻常酸腐书生。他还有过开纸行的经历,自然熟悉印刷用纸事宜;又曾于困顿之中以出售所刻本人自纂《楷法溯源》,从而获知“卖书亦颇得利”(清)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页24。,后来还在日本帮助黎庶昌操持刊刻《古逸丛书》,愈加谙熟刻书业务。因此,杨守敬曾不止一次为人代刻书籍,这与他自己的著述稿一甫成,即匆忙刊刻行世一样,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售书获利的考虑。这样一来,势必要在家中常年养有刻工,武昌菊湾的杨宅,便会有几分类同于书坊。事实上,版刻史上之所谓家刻与坊刻,从来就不一定都有十分清楚的界限。南宋时唐仲友以士大夫之身份,在家中既开“彩帛铺”,同时又刊刻售卖书籍(宋)朱熹《晦庵先生朱公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卷一八《按唐仲友第三状》,页20a—27a。,杨守敬出身商户而常年在家刻书的情况,与之颇有几分相似。

反过来看,正因为家中常年豢养有刻书工匠,杨守敬的著述才有条件想刻就刻,随写随印;同时,也正因为付梓往往过于匆促,书稿尚存有诸多瑕疵,刷印后也才需要不断订补,而邻苏老人因自恃挖补便利,版木能够随改随修,愈加放手赶刻赶印赶卖自己的书籍。这样一来,杨守敬的著述便大多都像这部《禹贡本义》一样,随修补随刷印,前后不同时期的印本,内容常常会有很大出入,即以我个人经眼的地理名著而论,《水经注疏要删》和《水经注图》的书版,即均叠有挖补。

在杨守敬这些著述当中,有个别书籍,如《水经注疏要删》,他本人留有记述云,曾“以《要删》所录间有谬误者挖改之,又以续有所得,补刊二次”(清)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页47。,因而或许能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其馀大多数书籍,并没有这样的记录,学者利用就很容易惹出麻烦。譬如湖北出版社出版的《杨守敬全集》,整理者在点校《晦明轩稿》时,就对各图书馆收藏的同一版本书籍之篇目内容互有差异而感到困惑不已,虽尝试做出种种解说,却始终未能中其肯綮,不知道这本是古书刊印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的情况。因此,我在这里介绍《禹贡本义》的版本情况,也希望能够引起大家注意,在利用杨守敬包括地理文献在内的各种学术著作时,要特别留意其传世印本的复杂性。

2009年1月4日记 原刊徐少华主编《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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