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述故都城郭宫室风物的时候，寄寓所谓“麦秀黍离”之感，应当首推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踵继其事者，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追记北宋都城开封之繁盛，最受后世读者称道。《东京梦华录》撰著于南宋立国之初的高宗绍兴十七年，孟元老尝自述其拟定书名之缘由云：“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2，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本）卷首孟元老自序，页4。鉴戒之意，显然于斯。
惟耽于逸乐，本人之常性，天之常理，初非一二书生依恃笔墨所能轻易移改。高宗赵构为女真人所逐，仓惶驻跸钱塘，本来只是暂设“行在所”于临安府城，孰知待稍得偏安之后，士庶亦复视同京邑，恬然游嬉其间，而当地更有长安、洛阳、开封等北方都城所绝不具备的湖光山色，尤其诱人流连忘返，故华胥之梦非但未能警醒，反而愈加沉酣痴迷，其情形恰如南宋末年人文及翁登第后游湖时在一阕《贺新郎》词中所描述的那样：“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世界，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元）刘一清《钱塘遗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印清嘉庆四年扫叶山房刊本）卷一“游湖词”条，页5。冷眼旁观者，于是也就有了“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痛楚感慨。真像常言所说的那样，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南宋覆亡前夕，便有吴自牧预感浮华若梦，“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如畴昔哉！”转瞬或即幻化飘逝，遂执笔写出《梦粱录》一书，用以缅怀杭州城往事（宋）吴自牧《梦粱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卷首吴自牧自序（无页码）。案吴自牧此序署作“甲戌岁中秋日”，值咸淳十年恭帝即位之初，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七〇《史部?地理类》“梦粱录”条（页625—626）以为“其时宋尚未亡，不应先作是语，意“甲戌”字传写误欤”？但据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北京，中华书局，2005，增订本）卷二《史部?地理类》“梦粱录”条（页137—139）考证：“此书应作于咸淳十年八月初六日至九月二十五日之间，自序作于十年八月中秋，正与此吻合。吴自牧作书之时，下距元人灭杭，不到一年半，形势危急，不可能没有预感，他怕眼前的繁华，顷刻间成为一场梦景，其名《梦粱录》之意当在此。”。及至元人入据江南之后，周密复撰述《武林旧事》，描摹承平时节胜游乐事，其间自然都要谈到宋人游赏西湖的盛况。
游赏西湖，荡桨泛舟是不可或缺的项目。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即列有专节，记述各种游湖的船只（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湖船》，页110—111。；周密之《武林旧事》，在记述西湖探春时节“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的热闹情景时，也谈及湖上舟楫的一些具体情况（宋）周密《武林旧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卷三《西湖游幸》，页38—39。。唯迟至清朝康熙年间，朱彝尊撰著《说舟示戴生锳》一文（后人往往简称为《说舟》），始汇集前人相关记载，专门叙说旧日西湖所尝浮有之诸色游船名目：
〓〓西湖船制不一，以色名者，有明玉、戗金、金胜、宝胜、大绿、间绿、游红，申屠仲权诗“红船撑入柳阴去”、释道原诗“水口红船是妾家”是也。以形名者，有龙头，白乐天诗“小航船亦画龙头”是也；有鹿头，杨廉夫诗“鹿头湖船唱赧郎”是也；有燕尾，张思廉诗“斜日轻风燕尾船”是也。形色杂者，有百花、十样锦，钱复亨诗“谁家楼外停歌舞，又上西湖十锦船”是也。以姓名者，有黄船、董船、刘船，见吴自牧《梦粱录》。盖大者谓之头船，尤大者贾秋壑所造车船也。车船棚上无人撑驾，但用车轮脚踏而行，其速如飞。小者谓之瓜皮船，廉夫诗“小小渡船如缺瓜”、欧阳彦珍诗“瓜皮船子送琵琶”、张大本诗“瓜皮小船歌竹枝”、周正道诗“瓜皮船小水中央”是也。又有总宜船，取东坡居士“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句名焉。李宗表诗“总宜船中载酒波”、凌彦翀诗“几度涌金门外望，居民犹说总宜船”是也。泗水潜夫述《武林旧事》，值探春竞渡日，画桡栉比如鱼鳞，无行舟之路。杨谨思诗“大船挝鼓银酒缸，小船吹篴红绣窗”，今则败舫数艘，无复征歌按舞者矣。（清）朱彝尊《曝书亭集》（清康熙原刻本）卷六〇《说舟示戴生锳》，页10。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梦粱录》和《武林旧事》两书以及白居易等唐宋间人的诗篇之外，朱彝尊在文中还引述有许多元朝人的诗句。
清道光《一枝轩四种》本《西湖竹枝词》首页
元朝文人杨维桢，号铁崖，即朱彝尊《说舟》文中以字相称之杨廉夫，当年因寓居湖畔长达七八年之久，颇有馀暇，得以悠游湖上，乃随其游兴所至，写成《西湖竹枝词》十数篇，歌咏西子湖水滨波上的景色风物，一时流布南北各地，名人雅士相与唱和者无虑百家。杨维桢于顺帝至正八年秋编选其中部分篇章，将近二百首，辑成《西湖竹枝集》一书（另有别名题作《西湖竹枝词》），版行海内，在明代天顺和万历年间复不止一次重刻，朱彝尊在清代初年，寻检应当比较便利。譬如，朱氏此文开篇引述之“红船撑入柳阴去”一语以及论述瓜皮船等诗句，即大多见载于铁崖夫子此集（元）杨维桢《西湖竹枝词》（寒斋存清刊两卷本）卷上“杨维桢”条，页1a—1b；“杨伋”条，页8a；“欧阳公瑾”条，页9a；“释文信”条，页10b；卷下“申屠衡”条，页6a；“张守中”条，页12a；“周南”条，页12b。案杨维桢《西湖竹枝词》此本系与杨氏《复古香奁集》合刻，检《中国丛书综录》著录有清道光七年刊《一枝轩四种》，即一并收录有这两种著述，但我收存的这部书“玄”、“弘”、“宁”诸字均未作改易避讳，而《一枝轩四种》则传本甚罕，二者是否属于同一刻本，尚有待日后核对。。可以推测，这部《西湖竹枝集》，应当是朱彝尊考述杭州湖船时，在吴自牧和周密上述著述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资料来源。
通记宋代西湖游船而引述元人诗篇，这是因为赵宋一朝相关文献有限，而元代在杨维桢影响下出现的这一大批西湖竹枝词涉及较多杭州湖船的内容，复以蒙元直接承续宋祚，其游船规制，未必遽然变更，而湖滨故老口耳相传，尚多知晓前朝掌故，故透过文人雅士之所吟诵歌唱，庶几可依稀遥瞰天水风物。
至清世宗雍正五年，钱塘当地士人厉鹗（字太鸿，号樊榭），复以朱彝尊此文为基础，于“暇日翻寻故册，自宋元以来及近时耆旧所造，又得数十条，连缀于后。其出于先生者，间有增注，都为一编”（清）厉鹗《湖船录》（清道光二十七年述钱塘汪氏自存本振绮堂重刻《湖船录》振绮堂刻本）卷首厉氏自序，页1a。，题署书名曰《湖船录》。厉鹗对朱彝尊旧文所做“增注”，一是原文只有船名而缺少文献出处者，引述文献，予以印证，如在“百花船”下摘录明初人邓林（号退庵）《湖山送杭庠皮司训》诗中“今日独为千里客，何时重上百花杭”一联；二是原文虽引有相关文献，但仍予以添补，如在“游红船”下增列有元人钱惟善（字思复）的诗句“红船大于屋，坐客不能满”（清）厉鹗《湖船录》，页1b，页2a。清道光丁未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湖船录》内封
朱彝尊的《说舟》是作文章，行文自然要讲究参差错落；厉鹗则是写一篇书稿，因此，落笔时首先要厘清眉目。厉氏为《湖船录》所定体例，是以船名为条目，再在条目下添附文献出处。全书首列朱彝尊文中已经讲到过的船只品类，随后再记述厉氏增广的湖船名目，总共新增补七十一项条目，已较《说舟》原文扩展三倍以上，且已将近四倍。
我在这里所要讲述的道光汪氏振绮堂刻本《湖船录》，卷首镌有广陵马曰璐题署于雍正庚戌亦即雍正八年四月的序文，次之为同年三月吴兴姚世钰序，再次乃雍正丁未亦即雍正五年厉氏自序。姚世钰于文末书有“并促实板行之”的话，可知当时尚未开板梓行。
清道光丁未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湖船录》卷首马曰璐序首页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载有一篇《厉太鸿〈湖船录〉序》，文中述及此书撰述情况云：
〓〓雍正己酉（七年），吾友厉二太鸿相遇于扬，以所辑《湖船录》示予，且令弁一言于其首。是年，予入京师，东临碣石，以观沧澥。辛亥（九年）南下，太鸿方卧病，不得一握手。明年（雍正十年），予复北辕。转盼五载，偶过唐丈南轩座上，则太鸿之书在焉，不禁枨触于平山之诺，因辄濡笔为文以寄之。（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影印清嘉庆姚江借树山房刊本）卷二六《厉太鸿〈湖船录〉序》，页2b。
不仅于汪氏振绮堂刻本《湖船录》中未见全氏此序，而且据清人记述，在最初印行的原刻本中，同样也没有刊载此文（清）丁午《湖船续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3，《杭州掌故丛书》之《南宋古籍考》附印本）自序，页146。。因而，可以推断，值其属笔撰序之时，厉氏书当已刊成，所谓“太鸿之书在焉”，讲的就应该是已经印行的刻本，故未能将序文刻入书中，谢山先生亦因而才发出“不禁枨触于平山之诺”的感叹。又从全祖望在雍正九年见到厉鹗时没有谈及《湖船录》版刻与否的情况来推测，大概较此稍晚始雕镌成书，亦即此书初次付梓大概是在雍正九年至十年之间。
清末钱塘著名藏书家八千卷楼主人丁午，曾对《湖船录》的早期版本做有如下记述：
〓〓厉征君《湖船录》，初刊小字本于邗上，凡七十九则，姚、马、自序而外，列题词十六家。再刻附于诗文集后，增者十则，遗“采芳艇”一条，削诸家题词。振绮堂汪氏即从再刻翻行也。（清）丁午《湖船续录》自序，页146。
厉鹗卒于乾隆十七年，他本人编定的诗词集《樊榭山房集》和《樊榭山房续集》，在去世前虽已刊刻，但所编文集《樊榭山房文集》乃迟至乾隆四十三年始由其受业门生汪沆付梓印行（清）厉鹗《樊榭山房文集》（清乾隆原刻本）卷首汪沆序，页1a—2a。，故丁午所说附刊于厉氏“诗文集”后的“再刻本”，应当梓行于此《樊榭山房文集》付刻之后，亦即乾隆后期。丁午尝述及此本版刻形式，谓“版式与《樊榭山房诗文集》同”见（清）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刻本《湖船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3，《杭州掌故丛书》之《南宋古籍考》附印本）附丁午案语，页133。。
汪氏振绮堂刊本《湖船录》卷末镌有道光丁未（二十七年）钱塘金城识语，谓“厉征君《湖船录》旧有刊本，百余年来家藏者少”（清）厉鹗《湖船录》卷末金城识语，页1a。。依金氏所说，至道光年间，初刻和再刻两种版本，都已经难得一遇。又钱塘丁氏《八千卷楼书目》著录此《湖船录》版本，罗列有“刊本，汪氏刊本，《昭代丛书》本，《掌故丛编》本”（清）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北京，中国书店，2008，《海王村古籍书目题跋丛刊》影印1923年排印本）卷一三《子部?杂家类》“湖船录”条，页196。，其所谓“刊本”，亦不知是指雍正年间的初刻祖本，抑或是指乾隆年间附刊于诗文集后的第二次再刻本。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两种早期刻本，似乎并没有能够流传下来，至少我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尚未找到它的踪迹，即使别有传本，也已经极为罕见难求。其实，这本来不足为怪。就在《湖船录》杀青仅仅一年之后，厉鹗于雍正六年春，另行写就《东城杂记》一书，考述杭州东城旧闻遗事，但厉氏生前没有顾上刊刻，仅有手稿存留，及至嘉庆末年，始由钱塘振绮堂主人汪远孙（号小米）梓行于世。汪氏振绮堂自乾隆时起累世富有藏书，本多珍本秘籍，时人龚自珍尝作诗大加称赞云：“振绮堂中万轴书，乾嘉九野有谁如？”（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十辑《己亥杂诗》，页525。不过振绮堂中蓄有《东城杂记》书稿，却还另有特殊缘由。盖汪远孙自述其得以庋藏厉鹗此书之原初稿本，乃是由于厉氏“与先本生曾大父鱼亭公友善，每一书成，辄就商可否，是以著述手稿，多藏予家”（清）厉鹗《东城杂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粤雅堂丛书》本）卷末汪远孙识语，页1。。然而，即便与厉家关系近密如此，当嘉庆末年汪远孙校刻《东城杂记》的时候，本来想要一并校梓《湖船录》，却因“检旧本不获而止”（清）厉鹗《湖船录》卷末金城识语，页1a。，其雍正原刻本和乾隆再刻本传世之稀，可想而知。
丁氏《八千卷楼书目》上著录的“汪氏刊本”，就是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不过，依据此本内封面以及卷末所附汪远孙外甥金城识语，可知这一刻本镌印于道光丁未亦即二十七年夏至到岁末冬日之间，汪远孙已在此前去世，振绮堂中实际主持刻书的人是远孙弟迈孙（字少洪），而由金城出面向人乞借旧本并担任具体的校勘事宜（清）厉鹗《湖船录》卷末金城识语，页1a。。由于此书刻成未久，杭州及其周边地区即遭遇洪杨战乱，兵燹所及，书版印本蒙受损毁至为惨重，致使此本殊少流传于世，昔孙殿起编撰《贩书偶记》正续编，俱未著录此本，亦可说明这一点。
清道光丁未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湖船录》牌记
至于雍正原刻本（或乾隆再刻本）和道光重刻本这两种难得一见的珍稀版本，何以竟会有机缘一同汇聚于八千卷楼书阁之中，乃是因为楼主丁申、丁丙兄弟本以罗致乡邦文献为己任，据地利之便，多方求索，苦心惨淡，自然能够获取常人所不易得到的藏品。
《八千卷楼书目》记述《湖船录》诸色版本，显然是按照其雕版时间先后依次开列。列在这一“汪氏刊本”之下的“《昭代丛书》本”，收录在杨复吉、沈楙悳续辑的沈氏世楷堂刻《昭代丛书》（亦即所谓“大《昭代》”）之“别集”当中，最早印行于道光二十九年；而所谓“《掌故丛编》本”，则是指八千卷楼主人钱塘丁氏自家在光绪年间刊刻的《武林掌故丛编》。编录《武林掌故丛编》的丁丙，同时另行辑印有丛书《西湖集览》，其中亦收有厉氏此书，实际上是用同一书版分别刷印于这两部丛书之中。再往后，到清末番禺沈宗畸等印行《晨风阁丛书》，也把此书编选在内。
以上就是《湖船录》在有清一代的所有印本，可以看到，汪氏振绮堂在道光二十七年刊行的这一版本，不仅是现存诸本中最早的刊本，同时也是厉鹗此书现有传本中唯一的单刻旧本，然而存世却如此稀少，加之字体雕镌谨饬不苟，算得上是清刻本中的上乘逸品，自然应以罕秘珍本视之。按照现在通行的标准，像这样的刻本，完全够资格列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十分幸运的是，我不仅于数年前在京中购得这一刊本，而且在其卷首尚钤盖有“振绮堂兵燹后收藏书”朱文印记，可知犹是杨、洪浩劫之后剩存于家中的振绮堂自存书籍，墨色亮洁如漆，自然是雕版事竣之后最初的印本，尤为值得宝爱珍藏。
清道光丁未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湖船录》正文首页
版本学上的善本书籍，自与作者之撰述是否精善以及见识高明与否没有直接的关联，而审度一部书的内容，评判它的价值，则不能不首先关注作者的撰述宗旨。关于厉鹗撰著《湖船录》的旨意，全祖望在他那篇《厉太鸿〈湖船录〉序》当中曾做有阐释云：
〓〓西湖为唐宋以来帝王都邑，一举目皆故迹。太鸿搜金石之遗文，足以证史传；访池台亭榭之旧事，足以补志乘，而独惓惓于兰桨桂棹之间，繁举而屑数之，说者以为是骚人之结习、学士之闲情也。虽然，太鸿之志，则固有不尽于此者。
江南佳丽，西湖实出广陵、平江之上。至若高吕妖乱，法云、山光诸寺为墟；淮张割据，虎邱亦遭城筑。独西湖自开辟以来，并无血瀑魂风之警，画舫笙歌，不震不动，是固浮家泛宅之徒所不能不视为福地者。然而，时值雍平，人民丰乐，相与征歌选舞，穷极胜情。泛桃花者，除不祥；投楝叶者，观竞渡。妖姬操橹，歌儿荡楫，唱河女，和竹枝。当斯时也，鹿头、燕尾，亦共匆忙，而舟子声价，俱为雄长。若其运会，稍涉陵夷，则冶游渐复阑散，败艘萧寥，聊备不时之需，即有行吟之客，憔悴来过，落日荒江，不觉减色。是以李文叔记洛阳名园以验中州之盛衰、而魏鹤山谓花竹和气足征民生安乐者，其即太鸿之志也夫？嗟夫，太鸿以掞天之才，十载不上计车，荷衣槲笠，流连于揺碧之斋、不系之园，而予历陆风尘，未有宁晷，太鸿睹兹文也，其能弗动劳人之念哉？（清）厉鹗《湖船录》卷末金城识语，页1a。
全祖望所说“李文叔记洛阳名园以验中州之盛衰”，是指北宋末人李格非记述西京洛阳私家园林的《洛阳名园记》。李格非在此书篇末附有一段心思深沉的议论：
〓〓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馀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馀处矣。予故尝曰：“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清嘉庆张海鹏照旷阁校刻《学津讨原》本）卷末，页10。
虽然说洛阳在宋代并不是真正的都城，其实际政治地位和象征意义亦均远不足以比拟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杭州，但在当时，洛阳城中这些“名公卿园林”，却备受世人推崇，号称“为天下第一”（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二四，页191。。仅仅就这一点而言，正堪与临安城在南宋无与伦比的繁华相提并论，都是惟我独重，傲视宇内。正因为如此，李格非才会以天下之治乱，觇候于洛阳园圃之废兴，而后来吴自牧在南宋末年撰著《梦粱录》来记述杭州城一代盛况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二者差相仿佛的感时伤世情怀。又全氏所说“魏鹤山谓花竹和气足征民生安乐”，是指宋人魏了翁在给黄庭坚文集作序时，曾称誉黄氏“以草木文章发帝杼机，以花竹和气验人安乐，虽百岁之相后，犹使人跃跃兴起也”（宋）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宋本补配明锡山安国活字印本）卷五三《黄太史文集序》，页5b。。全祖望引述此语，显然是在讲即便描摹草木花竹，也要有所寄托，不应当只是就事论事，而在他看来，以为这同样也应该是厉鹗撰述《湖船录》的内在动机。
然而，这样的推断，似乎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朱彝尊的《说舟示戴生锳》，尽管没有什么针对现实政治的实质性内容，但毕竟还在文章末尾点缀有“今则败舫数艘，无复征歌按舞者矣”这样的感慨话，或许还勉强可以说作者似曾有所寄寓，可厉鹗在《湖船录》当中，却连像这样的门面话，都没有写出一个字来，只是非常平淡地叙述说，他是鉴于“西湖风漪三十里，环以翠岚，策勋于游事者唯船为多”，所以才撰著此书，希冀“传之士友间，以为湖上故事云尔”（清）厉鹗《湖船录》卷首厉氏自序，页1a。。
与上面这篇《厉太鸿〈湖船录〉序》情况相似的是，乾隆八年，全祖望在为厉鹗《辽史拾遗》一书撰写序文的时候，同样也是刻意揣摩其间似乎理应蕴涵的微言大义：
〓〓余尝窥作者之用心，非特订缪补亡已也，盖别有旨趣存焉。今日车书混一，八荒在宥。大同，国之屏翰；关东，国之根本；幽、蓟、涿、易，实畿甸洪基，万年永赖。辽之旧疆，视汉扶风、冯翊为尤重。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注史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清）厉鹗《辽史拾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史学丛书》本）卷首全祖望序，页1。
谢山先生本人治史，始终拳拳于表彰明季忠节人士，所谓神州陆沉之戚，每每充溢笔端；然而，在厉鹗的著述当中，却丝毫看不到这样的政治情怀，他在自序中陈述说，动笔编著《辽史拾遗》，只不过是因阅读元人官修《辽史》而病其陋略而已（清）厉鹗《辽史拾遗》卷首厉氏自序，页1。，即对于厉鹗本人来说，不管是《辽史拾遗》，还是《湖船录》，都只是纯粹的学术性著述，并未隐含有什么深刻的政治意向，哪怕只是一种泛泛的“政治关怀”。全祖望所说，恐怕只是他自己借题发挥，以宣泄胸中郁积的感慨。
实则沧桑更替之伤痛，贤士大夫每每有不忍于心而假借他故发为叹息者，不独明清间沦夏为夷使然。清人杨静亭在道光二十五年刊印的《都门纪略》，后来京师书商相继重刻有很多种增补本，本来是一部城市生活指南手册性书籍，主要为暂居都城的外省行旅客商出行城内各处提供便利，即如杨氏自序所言，乃俾使“阅是书者，按图以稽，一若人游市肆，凡仕商来自远方，不必频相顾问”（清）杨静亭《都门纪略》（清道光二十五年原刻本）卷首杨氏自序，页2a。。可是，民国时夏仁虎为《北京市志稿》编纂《艺文志》，在著录此书时，却别有一番意味地施以评论说：“即以当《东京梦华录》可也。”清末另外还广泛流通有一部题作《朝市丛载》的书籍，性质与《都门纪略》大致相同，夏仁虎虽然明明白白知道此书“亦坊贾所刻”，其用途不过是“取便初入京人士”而已，却还是特地缀加一笔，心绪沉郁地写道：“然今日读之，已有沧桑之感。”吴廷燮等《北京市志稿》（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之《艺文志》卷八，页446，页448—449。夏仁虎系前清举人，居官位至御史，入民国后尝撰著有《旧京琐记》，即以《东京梦华录》自比夏仁虎《旧京琐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新世纪万有文库》本）卷首《旧京琐记引》，页75。，可见他就上述两书所发议论，实际上只是在自说自话，与原书的旨趣并没有什么关系。夏仁虎看待《都门纪略》和《朝市丛载》的着眼点，与全祖望看待《湖船录》，恰相类同。参互比对，愈可知全氏所窥测《湖船录》“作者之用心”，其实只是谢山先生自己用心用情之所在而已。
朱彝尊和厉鹗前后相继，记述杭州湖船名目，实际上与他们两人相类似的知识构成和学术取向，具有很大关系。朱彝尊在康熙十八年，中博学鸿词科，圣祖南巡时还曾赐以“研经博物”匾额；厉鹗也曾在乾隆元年受荐举应考博学鸿词科目，虽因在答卷时误以论置诗前而稀里糊涂地报罢落选，但博闻多识，泛及天地间古今万物，正是参与博学鸿词考试最基本的条件。盖腹有博学，方能笔写鸿词。对比朱彝尊《说舟示戴生锳》与厉鹗《湖船录》这两种著述，可见博搜广记西湖游览胜地之诸色舟船名目并附注诗文出处，以增益见闻，并留作赋诗作文的参据，这才应当是他们两个人一脉相承的撰述宗旨。
虽说出自同一机杼，具体的写作缘由往往也会有所差别。如同《说舟示戴生锳》一文篇题所显示的那样，朱彝尊提笔撰述此文的契机，或许只是因应门下生徒的咨询，可是，厉鹗从而广之撰就《湖船录》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缘于他一贯究心两宋史事。除前述《辽史拾遗》之外，厉氏还撰著有《宋诗纪事》一百卷和《南宋院画录》八卷等与赵宋王朝有关的书籍，俱以史料详备而著称。《辽史拾遗》二十四卷引据典籍多达三百种，《宋诗纪事》则“历二十年之久，披览既多，颇加汰择，计所抄撮，凡三千八百一十二家”(清)厉鹗《宋诗纪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影印钱钟书补订《万有文库》本）卷首厉氏自序，页1。，征引文献愈为丰富。故沈德潜在纂录《国朝诗别裁集》时评判说厉鹗“尤精熟两宋典实”(清)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北京，中华书局，1975，影印清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重订写刻本）卷二四“厉鹗”条，页424。，实堪称允洽。正因为如此谙熟两宋时期包括辽金在内的各种文献，厉鹗才能够信手拈来这些描摹雷峰塔下兰桨桂棹的琐碎资料，编纂出《湖船录》一书。
尽管如此，与《宋诗纪事》和《辽史拾遗》这一类鸿篇巨制相比，《湖船录》不过是厉鹗于“暇日NFED3寻故册”时随手连缀成篇以聊备一段掌故而已，并没有刻意追求完备无缺，因而难免存有一些疏漏。丁午即曾批评说，厉氏此书虽对朱彝尊《说舟》“间加增注”，而对于相关文献，却往往“遗其习见易知者”；而且其行文方式，亦“似于书例稍疏”（清）丁午《湖船续录》自序，页146。。其中最为显著的地方，莫过于漏掉朱彝尊在《说舟》当中已经提及并且全祖望在《厉太鸿〈湖船录〉序》也称道过的“燕尾船”而未加著录，实在是不应有的疏忽。为弥补厉鹗书之所未备，同时也为增列《湖船录》问世百馀年间陆续出现的新名目，丁午乃在光绪五年写成《湖船续录》一书，先后汇印于《武林掌故丛编》和《西湖集览》这两部丛书当中。
丁午在印行《湖船续录》的同时，还一并重新校印了厉鹗的《湖船录》，这就是前文提到的《八千卷楼书目》所著录的所谓“《掌故丛编》本”。审读前文引述的丁氏自序可知，他在当时见到了包括此汪氏振绮堂刻本在内的三种早期刻本，并对比记述有各种版本的基本特征。按照丁午的记述，此振绮堂刻本所从出之“再刻本”，其优胜处是较原刻本增补有十则条目，逊色的地方则是遗落“采芳艇”一条，并削除未载原刻本中厉氏友人十六家题词。丁氏此番重刻，兼采原刻本、再刻本与振绮堂重刻本这三种刻本的长处，同时亦补刻有一直未能载入书中的全祖望序文，并且还以“午补注”的形式相区分，在一些条目下增添有注解和说明性文字（清）丁午《湖船续录》自序，页146。。对于普通研究者来说，若单纯就内容而言，此本虽属后出，且颇为常见易得，却允称最为完善。
不过，正如常语所云，书囊无底。丁氏重刻此书，虽然依据原刻本载入赵虹、沈嘉辙、杭世骏等十六位并世名家的题词，并首次刻入全祖望为此书补写的序言，却没有注意到骈文名家吴锡麒还专门为《湖船录》题写过一阕《西子妆》，似乎也完全有理由一并附刻在厉氏书卷首：〓〓霞水双篙，星萍一棹，写得烟波千古。曾向涌金门外望，溯风流，惯寻鸥语。新题旧谱，把花月都勾留住。总相宜，道销金锅子，并销愁去。频年误，阻风中酒，殢我天涯路。如今圆合西湖梦，问吟篷，美人迟暮。尊前试数，已零落，游红窗户。响菇蒲，摇入孤山冷雨。（清）吴锡麒《有正味斋词集》（约清嘉庆间原刻本）卷五《西子妆?题樊榭先生〈湖船录〉后》，页7b—8a。
吴锡麒为厉鹗钱塘同乡后辈，对樊榭先生之诗、词俱极为推崇，尝有语云：“慕竹垞（案朱彝尊号竹垞）之标韵，缅樊榭之音尘。”（清）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约清嘉庆间原刻本）卷八《〈佇月楼分类词选〉自序》，页1a—2b。以至吴氏做诗填词，竟每每步其旧韵，并且还曾邀集同乡友人，于厉鹗墓旁购置田地，以充祭祀之用（清）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续集》（清嘉庆间原刻本）卷五《公置厉樊榭征君墓田记》，页13b—14b。。其追从之切，仰慕之深，洵堪称来世知音，而吴锡麒在这阕词中乃谓厉鹗撰著《湖船录》的旨趣，仅仅是要“把花月都勾留住”而已，这要比原刻本中的其他十六家题词，都更为清楚地点明了樊榭先生本人的撰述动机。——这正是全祖望很不以为然的“骚人之结习、学士之闲情”。
嘉庆间原刻本《有正味斋词集》当中之《题樊榭先生〈湖船录〉后》词
明社之屋久矣，大多数文人学士，因为本来就没有孟元老所说华胥梦觉般的经历，从而也就不大可能普遍揣有像谢山先生那样浓烈的汉家故国情怀。
2009年4月3日记
原刊《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