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是一种极富民族特色的叙事传统。千百年来，无数中国人就是在这种叙事传统中得到了艺术的净化、心灵的自由与生命的丰盈。然而，那悠久的声音在穿越历史迷雾到达这个喧嚣的时代后，却显得模糊而微弱——笔者之所以选择中国古典小说的回目来探讨，就是想以之为试点，对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的研究稍尽绵薄之力，希望我们能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更合于实际的评价。

一、 本书的研究对象

　　本书以存在于中国古典小说作品中的回目现象为研究对象。

　　回目是章回小说的标志性特征，这一研究也理应以章回小说为对象。但由于古代话本小说在文体上有向章回小说仿效与靠拢的趋向，亦产生了标准的回目，若仅以章回小说为限，对这一体制的探讨便难称完备。

　　还可以用“中国白话小说”的概念来包含上举两种叙事文体，但仍不恰当。这倒不只是因为《吕祖全传》、《蟫史》等文言章回小说的存在，主要是对回目研究来说，文言与白话的分法显然并不合适，只有把它们视为同样的叙事系统并对其回目现象（当然包括文言小说中的准回目）进行考察，才会对中国叙事传统中的“回目”作出真正客观、准确的描述。

　　与“白话小说”常常并提的“通俗小说”更不切当，因为这是一种源自近代小说变革的设计，所以它只能用来界定新小说界革命之后的一部分旧派小说创作，并不能回溯此前交织了多重俗、雅光影的话本与章回小说。

　　其实，回目的出现、成熟及流播是明、清两代的事实，若以“明清小说”作为对象则可以有相对清晰的时间限定，也可以避免上述概念的尴尬，但与笔者原意参差。

　　我把论述对象定为“中国古典小说”，一方面因为回目现象不能仅仅置于章回小说甚至白话小说内部来解释，也应放在整个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中去说明；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从中国民族特色的角度梳理“中国古典小说的回目”体制，而不是仅在文学艺术的层面乃至小说技法的角度去观照。

　　因上所述，笔者在撰写过程中，不用固定的概念来指称研究对象，而是随行文需要择用，如与西方长篇小说标目相比较时，则称“章回小说”；如果总论章回小说与话本的回目，则称“中国古典小说”或“白话小说”；在个别地方，所论为中国文化中的回目现象，则称“中国传统回目”，因为这种现象已经不完全存在于小说领域，也渗透到其他文体如历史著作之中了。

二、 本论题的研究概况

　　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回目，历来不乏道及者，但以研究之态度进行的并不多，兹述如下。

　　检点以往学者对回目的论述，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关于回目的起源与体制，二是关于回目的发展与定型，三是对回目本身艺术形式的赏析。

　　就回目的起源与体制论，近人俞樾（1821—1906）就曾指出《青琐高议》的七言标目“颇与平话体相似”(清）俞樾著，崔高维点校：《九九销夏录》，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141页。。1915年，蒋瑞藻（1891—1929）出版《小说考证》云“《青琐高议》、《宣和遗事》诸书，七字标目，又章回一体所自昉焉”蒋瑞藻编，江竹虚标校：《小说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1页。按：其云“宣和遗事”则误。。鲁迅（1881—1936）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有涉及，其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即指出《取经诗话》“三卷分十七章，今所见小说之分章回者始此”，同时，也注意到了《青琐高议》的七言目特征，然未深论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九卷第126、125页。按：本书引及往哲时贤处，均略“先生”之尊称，仅避繁冗，谨此说明。。1941年，赵景深（1902—1985）撰《青琐高议的重要》一文，认为“大约此书可说是从传奇体到章回体小说的桥梁”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济南：齐鲁书社，1980，第93页。。1945年，谭正璧（1901—1991）撰文介绍《绿窗新话》时，曾发现它“题目都仿《青琐高议》，全用七字标目，字句尽有不通，但必不超出七字之数，比明清话本和章回小说的题目或回目，更为严整”谭正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第9页。。此后，胡士莹（1901—1979）的《话本小说概论》才认真地把《青琐高议》、《云斋广录》和《绿窗新话》三者的体制特征作了梳理，但他认为这些作品集中标题的体制是“完全受当时说话的影响”，“全仿效话本”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48—150页。。直到1986年，周楞伽（1911—1992）在《绿窗新话》校注本的前言中方肯定地说这种体制“成为后来拟话本短篇小说和演义体系长篇小说运用对偶回目的先驱”周楞伽注：《绿窗新话·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3页。。其后，李剑国、陈美林、秦川也一致肯定了这一点参见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陈美林、冯宝善、李忠明《章回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及秦川《明清拟话本章回体小说中七言标题回目形式溯源》一文（《光明日报》2002年9月11日B②）。。

　　1962年，阿蒙在《羊城晚报》发表短文，第一次指出一个显见的关系：回目“仿佛是律诗中的‘颈联’或‘腹联’。显然，这是受了律诗以至骈体文的影响”，而且，他还进一步揣测，“小说回目之由‘一条腿’发展而为对联式的两句，似与元人杂剧的‘题目’‘正名’有关”阿蒙：《章回小说回目的演变》，《羊城晚报》1962年7月14日。；此后，孟昭连在《中国小说学通论》中也谨慎地说话本题目“大约是受诗词影响所致”参见宁宗一主编《中国小说学通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第398—399页。。1985年，朱世滋发表文章认为回目与律句并非一事，但他又用律句的标准去分析回目的形式。至于与元杂剧“题目正名”的关系，陈美林在《章回小说史》中曾有论及。石麟《章回小说回目的来源演变及其文化意蕴》石麟：《章回小说回目的来源演变及其文化意蕴》，《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1期。一文也讨论了回目产生与宋元讲史话本标目及元杂剧题目正名间的关系，所论亦为有据。

　　回目的发展与定型是许多小说史家都会提及的问题。朱世滋在1980年代发表了两篇文章，论述章回小说回目形式及其字数与对仗，初启山林朱世滋：《章回小说回目形式浅探》，《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古代白话小说回目的字数及对仗问题考察》，《沈阳师范学院》1985年第2期。；上文提及石麟的文章也简单描述了回目的演变；陈美林的《章回小说史》为《中国小说史丛书》中之一种，作为这一丛书中的体裁史，本书贯穿了较强的理论性思考，而且这种思考更多体现在对章回小说本身文体特点的讨论上——他对回目给予了一定的关照，虽然还没有集中力量来论述，但在其五个章节中都列了回目的板块，随着这五个章节论述时期的不同，描述了回目的嬗变轨迹，并附带提及了它的艺术性与功能，当然，这种研究力量的分散也使得针对回目的论述还不完整清晰。这些论述从不同方面涉及回目的发展演变问题，具有启发性，不过也较为简单，多印象式或抽样式，缺少科学的数据统计与从回目本身讨论问题的意识。由此，对回目进行一番爬罗剔抉的工作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

　　对回目本身艺术性的探讨无疑因了《红楼梦》的存在而显得容易许多。早在1954年，俞平伯（1900—1990）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了阅读《红楼梦》的系列随笔，其中有一则长文《谈〈红楼梦〉的回目》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727—766页。，俞平伯以一生精研红学的深湛与渊博来写此“小文”，可谓狮子搏兔，其绵密的思考与精赅的见解都极启人心智。此后，论《红楼梦》回目的文章更多了，也间有发明。此外对《三国志演义》与《西游记》回目进行论述的文章也有数篇，因三国回目恰有发展演变之迹，故个别文章如郑铁生《〈三国演义〉回目的创立及其演进》郑铁生：《〈三国演义〉回目的创立及其演进》，《河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亦颇有所得。

　　在古代小说研究的成果中，论及回目者很多，但其中半数以上是对《红楼梦》的回目作艺术欣赏与版本比较的。所以，对中国古典小说回目进行研究，特别是把回目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中国古典小说鲜明而独特的体制特征来研究的成果还很少见。

三、 本论题的意义

　　近代，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天翻地覆的鼎革时代。这时，西方叙事传统在其文化权力的挟裹下来到中国，历史为我们预留出了两种可能：一是因另一种参照的存在从而对自己有了更为清楚、客观的认识与评价；另一种则是突然发现了别样的传统，并以其规范、限制乃至从某种程度上取消了自己原有的传统。至为遗憾的是，我们走向了后者……

　　纵观百年来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及研究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叙事文学几乎完全摒弃了自己的民族传统，成为西方叙事传统的追随者。有研究者用西方叙事文学的种种规定性来研究中国叙事作品，得出一些或贬或褒的结论，然而无论是貌似公正的“贬”还是善意回护的“褒”，都不免给人以隔靴搔痒的感觉或竟是方枘圆凿的徒劳：刘姥姥认为贾府的“黑老鸹子”不合于乌鸦种群的生物学特性，或许，她没有想到，那本来就不是乌鸦。

　　所幸的是，许多学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家艾田伯（Ren é Etiemble，1909—2002）曾意味深长地说，“没读过《西游记》，正像没读过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却去讲小说理论，可算是大胆”此语原出自艾田伯那篇曾引起很大反响的名文《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见胡玉龙等译《比较文学之道：艾田伯文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2006，第15—16页），此处所引为钱锺书引译之文，见钱锺书《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186页。，他在著述中多次呼吁对中国叙事文学独特性的关注，如在《一种小说的起源，还是不同小说的不同起源》一文中，他指出了不同文化中的小说在文体上的不同特点，尤其是中国的叙事文学〔法〕艾田伯著，胡玉龙等译：《比较文学之道：艾田伯文论选集》，第127—149页。；美国学者浦安迪（Andrew H.Plaks）不遗余力地推行他发现的所谓“奇书文体”〔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与《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北京：三联书店，2006），所引之语参见后书序言第3页，按，其语“使之”后似当有“成为”二字。，“希望对中国作品的这种研究方法将不仅能使外国学者把这些作品泛称‘novel’更名副其实，而且同时还可以拓宽‘novel’这一术语的定义，使之能接纳非西方传统中类似的文学情况的范例”，这种为中国叙事学刮垢磨光的努力是值得钦佩的，虽然他的理论链条中还有一些稍显生硬或强材料以就理论的地方：这些国外学者的态度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章回小说特异于novel的认识。在中国学者中，杨义的贡献是世所公认的。他在《中国叙事学·后记》中说：“我愈来愈感到从西方文化系统中生长出来的叙事学理论，并不能涵盖中国数千年积累起来的叙事经验和文化智慧。中西文化是两个不同心的圆，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张力。随着近代文化交流的增频和加深，两圆之间重叠之处日益扩大，但未能改变其不同心的状态。”接下来他说“应该给中国文学与文化，发一张中国式的身份证，让它与现代世界对话。心之所仪，如此而已”杨义：《杨义文存·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第429、430页。，这种学术勇气与使命感令人振奋不已，他沉甸甸的两部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专著也异常精彩地逼近了这个学术梦想。然而，窃以为，他确实借鉴、融化了西方理论，为中国叙事学初辟新宇，但似乎对中国叙事文学本身的民族特色稍有忽略郭英德在《建构中国叙事学的操作规程——评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方法》一文中指出其“对中国叙事学的理论建树和实践操作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也言简意赅地指出“未能融化”与“不免牵强”等处，参见郭英德《建构与反思——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思辨录》，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第260页。。

　　其实，中国古典小说有着许多不能被西方小说文体兼容的民族体制，这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以正本清源。比如从“中国古典小说民族特色”的角度来探讨诸如古典小说中的诗词曲赋的作用、情节结构的原生态、讲说基因的显现、百科全书式的创作理念、参与叙事世界建构的评点等等都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这类专题都有一些学术积累，但大多却并未注目于探索中国古典小说民族特色的基点，所以，也还没有充分挖掘其所包含的对中国叙事体制而言丰富而重要的学术信息。

　　“回目”体制也正是其中的应有之义，而且更为明显。笔者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古本小说丛刊》、《古本小说集成》及《思无邪汇宝》等资料统计，中国古典小说中，具有回目的作品955种，回目三万条，何况这些回目后面都隐藏了庞大繁复的情节家族——如此丰富的回目现象自然有研讨的必要。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对回目这个小小的体制特点进行全面而准确的梳理及学术考论，从而建立对中国古典小说历史发展动态的进一步把握，以期对中国古典小说从文体上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