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至唐而极盛，诗的通俗化也是此时开始的。在初唐，就产生了通俗又骇俗的白话诗人王梵志，其后又有诗僧寒山与拾得（此三人生卒均不详）继武，通俗诗创作竟成为唐诗之特殊类别参见张锡厚《论唐代通俗诗的兴起及其历史地位》（《唐代文学论丛》第9辑）、谢思炜《唐代通俗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然而唐诗的通俗化还不仅仅表现于此，在杜甫（712—770）、韩愈（768—824）、白居易等代表性诗人那里就已可见唐诗通俗化之一斑了参见林继中《杜甫——由雅入俗的拓荒者》（《漳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3期）、崔末顺《白居易诗的内容演变与“俗”》（《中国文化月刊》207期，1997年6月）、汤贵仁《俚言绍庄屈：韩愈诗歌通俗说》（《枣庄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诗歌，作为唐代文学的显贵，它的通俗化转变给唐代其他众多的文学式样开启了万千法门。
一、 比体诗在中晚唐的由雅入俗
朱自清（1898—1948）说“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并概括其特点分别是“以古比今”、“以仙比俗”、“以男女比主臣”、“以物比人”朱自清：《诗言志辨》，《朱自清说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83—84页。，若仅黏滞于所咏而消泯了比的特征，那就进入了由雅入俗的滑落轨迹。
咏物之作在初唐就出现了李峤（645？—714？）多至120首的大型组诗，这实在只是指物而赋的单纯咏物之作，并无寓意与寄托可言，“比”之意味荡然无存，被当做“作诗入门”的类书亦得其宜参见葛晓音《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不过其命名方式颇有特点：均用一字，如“日”、“月”、“星”、“风”等等，故曰“单字题”。这种题名方式与以往传统的标题方式稍有不同，传统方式多起交代缘起与提示诗境的作用，本身并不参与诗歌内容的概括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修订本）第六章谈到诗题时说“诗题的主要作用是对于创作背景的交代和诗歌主题的揭示”，所论极是，然此文前又云“诗题成为诗歌内容准确而高度的概括”，却稍欠推敲。见其书第118、115页。。《李峤百咏》却明显具有概括全篇内容的特性，这本即诗歌通俗化的表现，因为诗的言志抒情特性决定了它并不需要概括内容的标题，这种标题的出现只能证明它已向言事的方向倾斜了。而其蒙书之色彩也与后文要论及的胡曾（生卒年不详）《咏史诗》一样，更是通俗化掩之不住的明证。
艳情之作亦勃兴于中唐参见张明非《论中唐艳情诗的勃兴》，《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并在晚唐产生罗虬（？—881）、唐彦谦（？—893？）、吴融（？—903）、罗隐（833—910）、韦庄（836？—910）、郑谷等人的艳情诗作参见吴庚舜、董乃斌主编《唐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下册第452页。，甚至出现了韩偓（842—914？）的《香奁集》，严羽（1192？—1245？）因其“皆裾裙脂粉之语”而专列“香奁体”一类（宋）严羽撰，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69页。，可知已为艳丽浮华诗体的代表。对于这一类型的诗，论者多提出批评，其实也是着眼于作品“比”的意识的淡漠，但也有人以“比”之深义来为《香奁集》发寓意之覆，不过是索隐之余绪而已据施蛰存云，清末满族诗人震钧有《香奁集发微》一书，认为其诗是暗写作者与昭宗的君臣际遇，而其所持之证据则不过是韩偓《香奁集序》与诗题下所注写作年月不合一端而已。这自然亦不免落胡适“猜笨谜”之评。不过施氏似乎颇同意震钧的意见，认为他确有寄托，乃至于方之屈骚（参见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687—696页），然而，不论其格之卑是否可与屈骚等量齐观，就接受而言，历代论者多以其为香艳之作，那么其仍不得不在由雅入俗的诗脉中暂居一隅。。韩偓诗在命题上亦有特点，那就是多用二字为名，如“闺情”、“惜花”、“春尽”等等。统计可见，102首“香奁体”诗中，有79首为二字之题，占77%强据陈继龙《韩偓诗注》（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第4卷统计。。且题目亦显示出概括性，只是不像咏物诗那样概括一种事物，而是一个场景、一种心绪，如“深院”、“多情”、“闺恨”等。不仅如此，施蛰存（1905—2003）还指出，此类作品多成为后世才子佳人小说中“有诗为证”处的点缀与填充施蛰存：《唐诗百话》，第688页。，也在接受之维表明了这类诗与后文将要论及的咏史诗同样的通俗化意义。有趣的是，晚唐这些艳情诗人同时也多工咏物，咏物之作亦多如李峤诗的一字命题。如吴融的“莺”、“云”、“潮”、“草”，韩偓的“雨”、“柳”、“鹊”、“露”等等。这似乎也表明了两种俗化比体诗在此有某种程度的汇合。
其实，在由雅趋俗的中晚唐，这四种比体诗也因一致的俗化而产生了密切的关系，有时变得界限含混：王士禛（1634—1711）说“孙玄晏、胡曾之《咏史》，曹唐之《游仙》，读之辄作呕秽”，张宗柟（1704—1765）附识云“兄寒坪云罗虬《比红儿》诗亦当据此例删之”（清）王士禛撰，（清）张宗柟编：《带经堂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111页。，就把咏史与游仙乃至于艳情之作视为同科；管世铭（1738—1798）云“曹唐《小游仙》、王涣《惆怅词》，至为凡陋……罗虬《比红儿》百首，胡曾咏古诸篇，轻佻浅鄙，又下二人数等，不识何以流传至今”（清）管世铬：《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见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563页。，亦为如此；上二人都提到的《比红儿》诗正是介于咏史与艳情之间的诗体；韦应物写了叙事型的游仙诗，也写了数十首一字或二字题的咏物诗；吴筠（？—778）既有《游仙诗》二十四首，又有咏史类诗《览古十四首》，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高士咏》五十首（有人即误以此为“游仙诗”参看赵望秦《唐代咏史组诗考论》，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第7页。）。可见它们在俗化的艺术面貌上是多么相似。
这几种诗中均有知名的大型组诗需要指出的是，在李峤之前，尚未有过篇幅如此庞大、体例如此统一严整且具有固定格式的组诗。，其动辄百首的篇幅、互联成帙的形式，特别是题目的隐括内容与统一整齐都对俗文学分篇命名的方式产生了影响，从而成为古典小说标目在文学传统中的背景。不过，对古典小说标目方式更重要的影响却来自咏史与游仙二体的趋俗之脉中。
二、 晚唐咏史组诗标题方式对回目的影响
咏史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体式中极重要的一种，产生也早，就资料可及而言，中国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正是班固（32—92）的《咏史》，它对中国古代诗歌具有重大的意义，可见咏史诗在中国诗歌中的地位。
唐人吕向（生卒年不详）在注《文选》时于王粲（177—217）《咏史诗》下注云“谓览史书，咏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梁）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473页。，五臣注向无可称，但此条却颇有见地，他看出了咏史诗的两种面貌：“咏其行事得失”的咏“史”诗及“寄情”的“咏”史诗。咏史诗在开始时，是以“咏其行事得失”的面貌出现的，但其“质木无文”与诗之特质并不相合，此后便向“寄情”倾斜，这也正为向诗歌本质的复归——诗不需要客观地去描述历史事实，而要表现看到了历史事实的诗人自己。所以咏史诗的正格自然是后者赵望秦《唐代咏史组诗考论》一书于唐咏史组诗考释颇详，且间有发明，惟其以“隐括史传、以史为诗”者为正体，以“感慨寄兴、以史咏怀”者为变体（见其第1—3页）则实犹未切。。班固之下的王粲、曹植（192—232）、左思（252？—306？）、鲍照（？—466）包括初盛唐诸诗人也正以此形式把历史与情志结合起来，使情感有所附丽，并在这种附丽中产生历史感，进而使诗在内蕴上丰厚起来。然而，在咏史诗极度繁荣的唐代，正格在经历了李、杜、刘、白诸大家的辉煌之后，在晚唐却花开两朵，各臻极境：正格在李商隐（813？—858）、杜牧（803—853）、许浑（791—？）、温庭筠（812？—870？）等人手中进一步拓展诗境；而变格又滑回了历史，这种滑落事实上就是对诗的抒情性质的背离以及对史的叙事性质的靠拢。于是，它滑向了市井，也滑向了通俗文学的前沿。
张政烺（1912—2005）是最早注意到这种滑落的人，他早在1948年便发表了长篇论文《讲史与咏史诗》详参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119—165页。，向这个处于雅俗交汇间的尴尬文体投去现代研究的第一道目光，他从作品面貌的相类推测晚唐《咏史诗》即宋代讲史平话的渊源，极具启发性。然而，他没有找到雅俗之本质，故结论还缺乏说服力，亦未为学界接受。不过他的命题与结论却很诱人，因此得到后人多次的重新讨论，美国学者克伦普（James I.Crump）在张文发表三年后便对其进行再次梳理与补论，然后来却不得不承认自己所做尚为牵强参见李宜涯《晚唐咏史诗与平话演义之关系》（中国文化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第305页。，可见这里“文献不足征”的困难有多大。任半塘（1897—1991）也受此论启发，在《魏书》中找到了类似晚唐咏史诗的更早范例，据《魏书》载，天兴元年，“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他认为“歌辞既如此之多，势必间插说白”参见任半塘《唐声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481—483页。，从而力图为诗体至讲史平话之流变找一根据，但这也仅为推测，《真人代歌》已无由窥其面貌，而其由宫廷到市井之可能亦颇渺茫，唯结构体制颇为相类罢了。在21世纪初，相继产生了两部博士论文，台湾李宜涯《晚唐咏史诗与平话演义之关系》搜罗宏富，持论亦颇公允，然惜考辨未精，亦少创见，实仅为对张文的延展；次年南京师范大学赵望秦之《唐代咏史组诗考论》则极为精详，所获良多，但主要落脚点却并不在此。此后，程毅中《重读〈讲史与咏史诗〉》一文对张文进行了重要的补充与论证参见程毅中《程毅中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340—361页。。
张政烺所论之所以深具启发意义是因为他看到了此二者间向来未被人注意的关系，所以尽管学界不同意他的看法，但也不得不承认“《咏史诗》流行以后，其诗评和讲语，可能被民间讲史艺人作为参考资料；后来的‘小说’话本、平话和章回小说多采取《咏史诗》作为插词”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695—696页。。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咏史诗起码对白话小说产生了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
晚唐大型咏史组诗咏史诗似乎先天就有形成组诗的条件，因历史的连绵不断及史事的如珠在线都提供了可能，当然也使之较其他诗体更适合叙事。据〔日〕吉川幸次郎考证，连班固之作其实也当是若干首连作的五言组诗，参见《论班固咏史诗》，陈鸿森译，《中外文学》（台北）13卷16期。更明显地标志了这种“下滑”。赵嘏有《读史编年诗》110首张晨：《传统诗体的文化透视——咏史组诗与类书编纂及蒙书的关系》一文（《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4期）首先注意到了这组诗的意义，而且对类书及蒙书与此之关系也给予了关注，颇称创见。（今存36首参见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522—534页。），胡曾（此段下文所举诗人均生卒年不详者）有《咏史诗》150首，周昙《咏史诗》195首，汪遵有100首（此据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七四自注，而今存者五十余首），孙玄晏《六朝咏史诗》75首（据赵望秦推测，原本尚不止此数）。此外尚有诸载《咏史诗》三卷、李雄《鼎国集》90首李雄之作学界本以为一无所存，然朝鲜高丽时期的一部唐诗选本《十抄诗》却保存了10首，详参金程宇《域外汉文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第56—58页。、朱存《览古诗》200首（今存16首）。正如前文所说，这种大型组诗方式就已经具有一定的形式意义。其实，就连篇累牍本身而言已是一种稀释——对诗意的稀释，同时也是通俗化的表征。
其实，注解亦为通俗化之标识：一是添加注解正是为了让知识水平更低的人看懂，也就是说，注解一旦产生，便会成为原始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参与并尽力扩大作品的传播与接受——纳入注者视野的注释范围越广，对读者知识水平的定位也就越低，从而也越通俗；另一方面，具体到咏史之作，需要注解是因为有隐藏的叙事性，咏史诗的通俗化毕竟还是套着诗的枷锁的趋俗之旅，还无法把生动新鲜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来，因此它隐藏的为世俗趣味所欣赏的叙事特色就必须以注的形式体现。前文所云李峤的单题诗一百二十首即已有唐人张庭芳（生卒年不详）注参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2）第1册第125—127页及第5册第20页陈尚君补笺。；胡曾《咏史诗》甫经问世就产生了两种互不相谋的陈盖（生卒年不详）、米崇吉（生卒年不详）注本，这在古代诗集笺注史上都是罕见的，况此后宋人胡元质（1127—1189）又为作注参见赵望秦《唐代咏史组诗考论》，第77—90页。；周昙不但自为之注，还自为之评，急于求售之心态斑斑可见周昙自署为“守国子直讲”，且首篇《吟叙》云“圣人观古贵知今”，又《闲吟》云“剪裁千古献当今”，诗评中多自称“臣昙”云云，是则当以《咏史诗》进讲于宫廷，那么他的急于自售也就可以理解了。。
从蒙学色彩亦可看到上述诗体的通俗化面貌。藏书家曾记其“与注千字文、古注蒙求三书同刻”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917页。，“盖三者皆训蒙之书，性质相近，故合刊之”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第136—137页。。就连艳情丽藻之诗竟也有蒙书之效，欧阳修（1007—1072）说郑谷诗“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宋）欧阳修：《六一诗话》，见何文焕编《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265页。，苏轼（1037—1101）说是“小学中教童蒙诗”参见（宋）周紫芝《竹坡诗话》所引，《历代诗话》第341页。，汪师韩（1707—？）在论“绮丽”之作时也说“郑谷《云台编》必小儿可教”（清）汪师韩：《诗学纂闻》，见丁福保编《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441页。。就此而言，这些作品实与明代具蒙书意味的通俗类书相似，事实上赵嘏《读史编年诗》与明代类书《大千生鉴》便可以互相印证参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386页。。
其实李峤等人的雅致之作均曾得到很高评价。对于李峤，唐玄宗（685—762）曾叹为“真才子”，张说（667—731）赞云“新诗贯宇宙”；对于赵嘏，杜牧就非常称赏，叹之为“赵倚楼”分别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第126页、第3册第304页。。可见他们并非没有能力去写正统意义上的雅诗，而是把雅俗二类诗当做不同的体裁，如胡曾，除咏史诗外另有《安定集》十卷（已佚），与咏史诗并不相混，这自当是作者（或后来辑录者）有意识的分辑，可见这二者之间确实存在雅俗之分野。
胡曾150篇咏史诗“杂咏史事，各以地名为题，自共工之不周山，迄于隋之汴水”（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730页。，既以地名为题，则标目之趋于整齐，为自然之理，其题目三字者39首，二字者111首。此体制已颇见长篇联章之制度与规范，唯排序则“以首唱相次，不以年代后先”此据赵望秦《唐代咏史组诗考论》之考辨，莫砺锋《论晚唐的咏史组诗》（《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以为“揆诸情理，其原本当以按时代为序的可能性为大”，而赵氏辩驳之甚确（第78页）。，汪遵之作亦如此例，二者均显率意，不似周昙之作那么严整。周昙《咏史诗》亦均为七言绝句，而其组织则显然有通盘考虑：前二首为《吟叙》与《闲吟》，有序言性质，此下则以朝代如“秦门”、“前汉门”、“三国门”为界厘为十门，每门下包括若干首诗，每诗各咏一人，或有同一人一咏再咏乃至三咏者，诗之题目也便以所咏之人为题。这种以朝代分门系人、在同门之内又以时代为次的编排方式显然更为严密，也更具有史的色彩。他们这种系统化、模式化创作的本身已经远离了诗，具有史的意味。
孙玄晏《六朝咏史诗》专以六朝为对象，颇有截断众流、断代为史的气魄（其《览北史》三卷亦断代为诗，惜已佚），相对于前述诸家之作，他不再从渺茫无稽的上古三代开始自己的叙事了，于是，叙述细节的能力大为增强，组织事实与条贯史事也有条不紊。李雄《鼎国集》已佚，《郡斋读书志》载“雄，洛巩人，庄宗同光甲申岁游金陵、成都、邺下，各为咏古诗三十章，以三国鼎峙，故曰《鼎国》”（宋）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940页。，可见亦断代为诗了。然其写三国一代，却是在游历金陵、成都、邺下三地时所作，故亦有以地域为限之义。朱存二百首诗承其绪专咏金陵一地，流风甚炽，后人仿效极多参见赵望秦《唐代咏史组诗考论》，第211页。。这几类诗继胡、周之作又辟新径，从而为讲史平话乃至于整个白话小说的创作开启了法门。
胡曾在《咏史诗》前有自序，云：
曾不揣庸陋，转采前王得失，古今□□，□成一百五十首，为上中下三卷。便以首唱相次，不以年□□先。虽则讥讽古人，实欲裨补当代，庶几与大雅相近者也。此序梁超然在《唐才子传校笺》第3册（第483页）中所引与赵望秦《唐代咏史组诗考论》（第77页）中所引同自《四部丛刊》，但文颇不同，赵引似更佳，以之转引。
这似乎就是一篇历史演义小说的序言，我们看《三国志通俗演义》庸愚子序，余邵鱼、余象斗、陈继儒（1558—1639）为《列国志传》写的序，林瀚的《隋唐志传序》参见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886—887、861—863、949页。等等，均与此同一气味。
当然，我们不只是比照，还有坚实的证据证明这一点，那就是后世演义作品对此类诗的引用。李宜涯与赵望秦文对此均有详细的数据统计，二者出入并不大，似赵氏更为细密，此处以赵为主，综合二家，勒表1-1如下。
表1-1演义小说引用晚唐咏史诗数量一览表
全相平
话五种
宣和
遗事
嘉靖本三
国志演义
西汉
演义
东汉
演义
列国
志传
大唐秦王
词话
封神
演义
说唐
胡曾
24赵氏除去一首重复，计为23首。此外，《全相平话五种》中还有三首伪托为胡曾之作。
4
12
22
5
23
29李氏并未在意此书，赵氏于《唐代咏史组诗考论》中仅计第一回《汴水》一首，其实远不止此，据程毅中统计，有28首之多（参见《程毅中文存》，第355页），而赵望秦于其《胡曾〈咏史诗〉研究》一书中经过详密考论再增一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07—108页），可见后世小说所引实亦不止于此表所列。
2
1
周昙
3
1
汪遵
1
其实不仅演义小说，就是话本小说在讲到历史时，如《清平山堂话本》之《汉李广号飞将军》、《醒世恒言》之《隋炀帝逸游遭谴》等亦有引用，就是非演义题材的话本也会偶尔引及，如《喻世明言》之《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开头就引了两首。
赵嘏之作据自序云：“编年者，十三代史间，自初生至百岁，赋其诗以编纪古人百年之迹。”转引自陈尚君《唐才子传校笺》第5册第363页。这本身便是一种编年体史事的汇集，且“岁赋一首、二首”，诗为七律，大致每首咏七人，故甚简括，然正因如此，却更具回目意味，如以《廿岁》为例：
朝回金谷罗嘉宾，二十四友陪光尘。星星病发坐垂领，亹亹清淡如逼人。玄晏始惊为学晚，祢生方喜定交新。一从太史探书后，江上相逢免问津。
除末句外，余各句分别写一人之事迹（其他诗作亦不尽如此，自序云“其有不尽举一年之事，而复杂以释老者，盖唯诗句之所在”）：首句写石崇（249—300）金谷盛况，次句写贾谧（生卒年不详）权倾人主，三句写王彪之（305—377）须鬓皆白，四句写谢安（320—385）被名士王濛（309—347）称赏，五句写皇甫谧（215—282）始发愤攻读，六句写祢衡（173—198）与孔融（153—208）定交，七句写司马迁（前145？—？）游历江淮此据赵望秦《唐代咏史组诗考论》，第53页。，这根本就不能称之为诗，只是概括多个并无联系的事实（唯一的联系均发生于20岁，这不过涂抹上类书的色彩罢了），纯乎一种特殊形式的编年史。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在有意向史书靠拢，另一方面也可见出他有意以诗的形式来牢笼史的内容，因为每一句的简单诗句都隐含了丰富的史事，也就是故事情节，如此说来，它合起来是诗（其实只是诗的形式），拆开却宛然小说回目之格。甚至其一句演述一人或双句演述一人（如《八岁二首》中“武侯有子亦聪惠，丧国亡家安用为”联论说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的形式也可以看做后来单双回目分野的滥觞如在话本小说中，单回目以“三言”为典型代表，相邻回目在文字上互为联对，但正如赵嘏之作中的绝大部分诗句一样，是互不相谋的；双回目以“二拍”为典型，上下两句不仅在形式与格律上有机相融，所括之事也并为一事，如赵作中少量二句合咏者。。所以，《读史编年诗》不过是历史事实的“回目集锦”罢了。
自然，这种“集锦”算不得诗，却有诗歌传统中的祖祢；也尚非小说，却在古典小说中留有苗裔。甚至恰恰就是赵嘏，一方面在《读史编年诗》的诗句中容纳了叙事，使之成为类回目的句子，另一方面也有将诗句同形异质置换为标题的例证（参见本章第一节）。
孙玄晏《六朝咏史诗》在题名上亦有新的现象，即出现了叙事型的诗题。本来胡、周等人的咏史诗就是叙事型的咏史诗，但他们的诗题仍以地名或人名为主，叙事能力终有限制。孙氏有11首诗以四字为目，如“鲁肃指囷”、“甘宁斫营”、“庾悦鹅炙”、“谢公赌墅”、“苻坚投箠”等等，这些诗题都是一个语法完整的叙述句，以施动者、动作及受动者组合成题，显然出于对诗的叙事内容概括的需要。这种诗题的出现亦非偶然，我们把视线从诗歌中移出，就会发现，在孙玄晏前后孙玄晏的时代不大清楚，此据赵望秦之论，姑认为晚唐人。，这种形式在许多领域都有表现。李瀚《蒙求》的“王粲覆棋”、“羊祜识环”等，句式与此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在《蒙求》中它处于内容的地位上，而在孙氏诗中便异质同形地脱化为题目了。文言小说与史书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标目（参见本章第三节与第四节）。这种四字的概括标题虽非古典小说回目的标准格式，但以此为式者亦复不少：据统计，有《痴婆子传》、《七曜平妖传》等14种全为四字单回目，有《听月楼》等3种全为四字双回目，此外还有43种小说中杂有四字回目。如果我们要追溯这种标目的前源的话，有文献可征者实初见于此。
唐代以后，也有很多人顺着胡曾等开辟的通俗化道路进行类似的创作。程毅中《重读〈讲史与咏史诗〉》一文提到宋人洪适（1117—1184）云其父洪皓（1088—1155）“有《春秋纪咏》千篇”程毅中：《程毅中文存》，第340页。，实洪皓自己有一篇《春秋纪咏序》便已说到此类诗“仅成千篇，皆以四句”参见（宋）佚名编《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续修四库全书》第1653册第593页。。赵与时（1175—1231）在《宾退录》中说：“古今咏史之作多矣，以经、子被之声诗者盖鲜。……洪忠宣著《春秋纪咏》三十卷，凡六百余篇。”（宋）赵与时：《宾退录》，《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4册第4154页。他以此为咏经之作，洪皓序中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看来实亦咏史之作，可惜如今只剩下寥寥几首了。元人宋无（1260—1340以后）的《啽呓集》也有新的发展，《四库全书总目》云：
是集始于《禹鼎》，终于《留梦炎》，每事为七言绝句一章，凡一百一首。各叙其始末于诗后，如自注然。咏史诗肇于班固。厥后词人间作，往往一唱三叹，托意于语言之外。至周昙、胡曾，词旨浅近，古法遂微。无诗颇可观，而此集亦不免以论为诗之病。其中如《金明池龟》、《胡琴婢胜儿》之类，旁摭小说，亦殊泛滥也。（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866页。
四库馆臣的评价在我们现在看来别有意味：他们的不满恰恰是其价值所在。而宋无之作的“旁摭小说，亦殊泛滥”，实际却是突过胡曾与周昙藩篱之处，因为他的吟咏对象已不只局限于史事，也注目于小说了关于宋无之作咏及小说者，可参见《程毅中文存》第345—346页。宋无《啽呓集》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集部第23册。。晚唐叙事型咏史诗对叙事的倾心终于在这里得到了表白的机会。此后，明人瞿佑有《香台集》三卷，专咏古代小说中的女子故事参见（明）徐伯龄《蟫精隽·香台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又，据此序及《浙江通志》卷二五二载，此诗集有徐伯龄注本。，亦算是《啽呓集》的嗣响。
三、 仙话型游仙诗标题方式的变化
游仙诗起源亦甚早，对它的评论也像咏史一样，存在误解。钟嵘曾批评郭璞（276—324）之游仙诗“词多慷慨，乖远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第247页。，在钟嵘看来，正体的游仙诗是“玄宗”的。李善（？—689）在《文选注》中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思，并用“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飡霞倒景，饵玉玄都”（梁）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第490页。来解释钟嵘所谓的“玄宗”。然而，正如上文论及咏史诗时所说，“比”的因子是这类作品之所以成为诗的关键，仅以“玄宗”为能事是抽去了诗的灵魂。
与文脉同步，游仙诗在中晚唐也走向了通俗化，然与咏史诗向史的复归却大不相同：咏史诗是泯去了“比”，从而挣脱抒情言志的深幽诗道奔向通俗直白的叙事之途；游仙诗却并不以向“玄宗”复归为满足，它在泯去“比”后继续滑落，从而也向叙事与市井趣味急趋，产生了不同于传统正变二体游仙诗的另一种类型：仙话型游仙诗（其实也可以说是市井型游仙诗）。
游仙诗的这种滑落不过是中晚唐文脉大势中的一道潜流。道教的世俗化、神仙的世俗化自然是这一滑落最有力的原因参见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167—174页。，但事实上，市井趣味的兴起才是操控其发展变化的根本所在，这在小说中有着更为明显的反映。
中唐以前，诗人们也多有游仙之作，但都集中在正变二体上，还没有形成俗化的第三种类型，如王勃（650—676？）、李白（701—762）诸人。时至中唐便有了不同，比如以淡雅见称的韦应物，作品各体均有，如《饵黄精》诗云：“灵药出西山，服食采其根。九蒸换凡骨，经著上世言。候火起中夜，馨香满南轩。斋居感众灵，药术启妙门。自怀物外心，岂与俗士论。终期脱印绶，永与天壤存。”（唐）韦应物撰，孙望校笺：《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2，第294页。下引韦诗及评论均出此书，不另注。此即“饵玉玄都”之作；而《萼绿华歌》与《王母歌》却是“咏怀”之体。我们再来看看《马明生遇神女歌》：
学仙贵功亦贵精，神女变化感马生。石壁千寻启双检，中有玉床铺玉簟。立之一隅不与言，玉体安稳三日眠。马生一立心转坚，知其丹白蒙哀怜。安期先生来起居，请示金铛玉佩天皇书。神女呵责不合见，仙子谢过手足战。大瓜玄枣冷如冰，海上摘来朝霞凝。赐仙复坐对食讫，颔之使去随烟升。乃言马生合不死，少姑教敕令付尔。安期再拜将生出，一授素书天地毕。
我们首先看到了通篇对事件的描述，这种描述既谈不上“坎壈咏怀”，也谈不上以玄为宗，只不过是把葛洪（283—363）《神仙传》中马明生的故事用韵语演说一遍而已，刘辰翁（1232—1297）评此诗还云“托意甚深，然首尾太质”，其实何止首尾，全篇亦可当“质木无文”四字，与此相同的还有《汉武帝杂歌三首》来演绎《汉武帝内传》的故事，亦为隐括内容者。然而，此类诗的意义却并不在于诗的世界中，而在于对即将兴起的通俗叙事文学的感知与召唤。前述咏史诗虽为叙事型者，但叙事的特性还不那么明显，甚至孙玄晏之作也只是题目的叙事性自觉，还不能完全放下身份来进行叙事，但在游仙诗的作者那里，他们把别人没有做到的这一点做到了。
其实白居易《长恨歌》即为由雅趋俗历程中产生的杰作，其叙事性笔墨与若隐若现的游仙色彩正是游仙题材与通俗化趋势汇流之成果。陈允吉认为《长恨歌》所述故事当源于变文《欢喜国王缘》参见陈允吉《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载其《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如果承认他的观点，那么下文将要论及的曹唐游仙诗也当间接受到变文影响。因据陈文，最为切实的一个证据是《欢喜国王缘》结尾云“人间天上喜相逢”，又云“净土天中还相逢”（此句据陈云上海图书馆藏甲卷本为“净土天堂会相见”，而《敦煌变文集校注》无），白居易据之写出了“天上人间会相见”的句子。而曹唐《大游仙诗》也当受白居易影响，《玉女杜兰香下嫁于张硕》云“天上人间两渺茫，不知谁识杜兰香”即从《长恨歌》化出。，且不论此说在多大程度上有说服力，但他用力地证明二者之间的相似却正可以彰显出一点：在当时即传诵一时的《长恨歌》恰恰呈现出了通俗文学的风貌。
然而在我们论述的问题上，最有价值的却是曹唐的诗作。
曹唐《大游仙诗》相传有100首，现仅存26首《唐才子传》云“《大游仙诗》五十篇”，陈尚君据《五代史补》卷一云“为大小《游仙诗》各百篇”，陶岳去五代未远，自当可信。现存本为17篇，陈尚君又据宋林表民《天台前集别编》补一首（见《唐才子传校笺》，第5册第428—429页），又据《五代史补》卷一补一联（见其所编《全唐诗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1159页）；此外，朝鲜高丽时期唐诗选本《十抄诗》却保存了十首，有八首不见今本，其中一首恰为陈尚君所补残句（参见〔高丽〕释子山夹注，查屏球整理《夹注名贤十抄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23—133页；金程宇《域外汉文丛考》第54—56页）。。从现存之作来看，作者当写了多个故事，每个故事各含若干首。这种有统一安排的组织方式及每个故事分几首诗按序吟咏的格式确实很有特点。有意思的是，韦应物写过的西王母、汉武帝、萼绿华等故事也被曹唐一一纳入这一宏大的叙事构想之中。正如上文论及韦应物《马明生遇神女歌》时所言一样，这组游仙诗自非“坎壈咏怀”之作；其多述神仙之事，本当以玄为宗的，但事实也并非如此。以玄为宗的游仙诗多玄妙之仙境，曹唐之作从字面上看来亦有玄意，但其趣味却已悄悄地转向了人间与俗世。我们看一下现存的故事就知道了。26首诗大致包括13个故事：黄帝谒容成子事、周穆王见西王母事、汉武帝与西王母事、刘阮遇仙事、牛郎织女事、麻姑事、萼绿华事、张休真事、杜兰香事、萧史弄玉事、皇初平事、汉武帝与李夫人事及羡门子事。从这些故事的选择上，可以看到一些特点：所选之事，几乎全与女仙有关，虽然在神仙传说中，女仙故事本就不少，但不至于此。《太平广记》收神仙类55卷、281篇，而女仙类则为15卷、86篇，为四分之一强。随机抽取，咏男仙者也当多于女仙才对，而此则大谬不然。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作者之选择并非随机的，而是有自己的选录标准：这13个故事不只使用了与女仙有关的故事题材，而且所择还多为女仙与凡人交接的情感故事此点程千帆已有论及，参见《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程千帆选集》，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第1220页。——这若被称为艳遇故事亦称恰当。当过道士，“志趣澹然，有凌云之骨，追慕古仙子之高情”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492页。的曹唐，其游仙幻想却不过是追慕张鷟“游仙窟”之艳遇而已。虽然他的诗比韦应物那几首叙事成分要少些，也偶尔出现“洞里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之类幽深渺然的“鬼诗”，但格调却依然与艳情诗潜脉相通。
把几首诗联章组合来叙述一个完整故事，这种形式此前尚未之闻，曹唐这二十余首残余之作中有15首分别叙述4个故事在《夹注名贤十抄诗》中，有一首《再访玉真不遇》诗（参第127页），没有足够资料可以确证其所咏之事，综合考察，或为咏刘阮遇仙事，暂不列入。，可以想见原诗100首会完成多少细密完整的叙事。从这4个故事中，我们还可窥其特点之一斑。如述汉武帝与西王母事者5首，分别是《汉武帝将候西王母下降》、《汉武帝于宫中宴西王母》、《王母使侍女许飞琼鼓云和笙以宴武帝》、《武帝食仙桃留核将种人间》、《汉武帝再请西王母不降》，应该说相当细致。留存最完整的是刘阮游天台遇仙事，当存有6首，从诗题可看出故事的脉络：《刘晨阮肇游天台》、《刘阮洞中遇仙子》、《仙子送刘阮出洞》、《仙子洞中有怀刘阮》、《刘阮再到天台不复见仙子》，无怪乎施蛰存怀疑这些诗“是当时说唱故事的人用作插曲的，正和《李娃传》之有《李娃歌》、《冯燕传》之有《冯燕歌》一样。曹唐为每一回故事配一首歌词”施蛰存：《唐诗百话》，第645页。。这个怀疑目前来看自然无法证实，但抓住了曹唐这组诗最为本质的特点：强烈而自觉的叙事性特征。
曹唐之作在晚唐并非单篇孤证，在此前后，有与之同声相应者在，如李翔（生卒年不详）的《涉道诗》。其诗出于敦煌，编号为伯3866，残存5页，共28首，其中散布了六首曹唐型的游仙诗，观题名即可知：《马明生遇王婉罗》、《魏夫人归大霍山》、《冯双礼珠弹云璈以答歌》、《魏夫人受大洞真经》、《卫叔卿不宾汉武帝》、《小有王君别西域总真》王重民：《补全唐诗拾遗》，《全唐诗补编》，第56—58页。。这些还只是残存者，估计原诗当不止此数。其诗之成诗形式与曹诗如出一辙，甚至在这残存的六首中也有两首为讲同一事者，可见亦当有一事多诗者。当然，二者亦有不同：从选材来看，李诗更多道教气息，曹诗更多世俗色彩；而从诗歌呈现的面貌来看，曹诗多有抒情之句，李诗多出叙事口吻。
曹唐的游仙诗比之韦应物所作更近于诗，总的来说，曹唐每首诗都还是只写所要叙述的事件中一个瞬间或片断，因为全诗的叙事流程总被抒情性诗句打断，叙事性就被冲淡乃至于消泯，所以诗的总体呈现还是传统诗歌的面貌，并不像韦诗那样只是对事件的顺序连接。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包括李翔之作）却比韦诗更具典型的叙事特征，那就是诗题。
比如韦应物题云“西王母”等，还只是传统诗题，“马明生遇神女歌”则呈现杂糅形态，本来“马明生遇神女”已具叙事的概括意味了，但仍要加一“歌”字，恰是传统诗题掩之不住的尾巴。同一题材，在李翔那里，诗题便成为“马明生遇王婉罗”，不仅去掉了那个尾巴，还使叙事性更明晰了。有趣的是，宋人陈应行所编《吟窗杂录》摘录了曹唐大游仙诗13首，题目之末却都缀上了一个“诗”字（宋）陈应行编：《吟窗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1227—1229页。，这实际上可以看做编者对非传统诗题的不自觉修正。曹唐、李翔的这些叙事型诗题，尤其是前者就一事而写的组诗诗题，连起来就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提纲了，而这正是后世回目的状态。在这里，曹唐与李翔为我们的考索提供了从诗之俗化到回目形成的最佳环节。
由此可见，比体诗尤其是咏史与游仙二体，在由雅向俗的滑落中融入了更多的叙事性因素，并使自己的标目方式产生变化，这种趋向于整齐,又具有了叙事概括意味的标目，通过这类诗作在后世讲说艺术中的复现，为古典小说回目的萌蘖提供了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