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小说的起源，许多学者论述过史学的作用参看董乃斌《中国小说的文体独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三联书店，1994）及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事实上，史书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源头之一，而且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优势部类，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对小说的持续影响。史书叙事趣味的增长带来了叙述重点向事件乃至于故事的倾斜与转移，这种变化通过“通鉴家族”辐射向小说，并经由讲史艺术与演义小说的中介，对整个中国古典小说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包括促进了古典小说回目的产生。
一、 史书的通俗化及其对演义类小说的影响
史书关乎国家治乱兴衰，所以不可避免地具有浓厚的政治与道德色彩，以本章开始时所云之三义衡之，史书自属雅文化无疑。但历史著作本身却又具有叙事因子，所以本来就有通俗的可能与潜力。
唐代是一个史学发达的朝代，现存的二十四正史中，有八史为唐代所修，占三分之一，还产生了《史通》与《通典》这样的史学巨著。然而，自中唐始，史学也因种种原因产生了通俗化的倾向。
历史学家有意识地把史书写得通俗易晓，本是从司马迁就开始了的，把《史记》与《汉书》对比即知。胡应麟（1551—1602）评云“子长叙事喜驰骋，故其词芜蔓者多……孟坚叙事尚剪裁，故其词芜蔓者寡”（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第169页。，所论实言迁主叙事，固主叙史，对“事”的浓厚兴趣便使《史记》呈现出近俗的特色，即《汉书》古雅而《史记》通俗。隋唐之际的《汉书》学，“不仅涌现了一些著名学者，而且已形成了若干学派”参见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第119—123页。，《史记》研究则相对冷落。但在中晚唐，《史记》地位却明显上升，古文运动的实践者们都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参见查屏球《唐学与唐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274页。，透露出史学嬗递的某种信息。
论述中晚唐史学新变时，我们还应走出历史著作的领地，在诗与小说的创作中窥其趋势。中晚唐以来，咏史诗大为兴盛，这既可看做诗对史的容纳，也可看做史对诗的渗透。晚唐叙事型咏史诗的发达也便在这种视角中标识了史的通俗化力量在另一文体中的贯彻。巧合的是，如同史书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及地志一样，咏史诗也分别出现了以编年为题（如赵嘏《读史编年诗》）、以人名为题（如周昙《咏史诗》）、以事为题（如孙玄晏《六朝咏史诗》）和以地名为题（如胡曾《咏史诗》）的作品，可见它与史著发展的同步。胡曾、周昙等人之作的直接目的不过是把史以通俗化的面貌介绍给广大的受众。也就是说，在中唐以来世俗文化权力的兴起中参见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第31—37页。，对“史”的文化营养之急需已不再是贵族与文人的专利，也是市民生活的需要，而世俗需要本身又促成了史家关注点的改变。因此，胡曾型咏史诗的形成仅在诗史中是难以或无法全面得到解释的，它必须把“脚注”标到史学领域中来。
唐代传奇与笔记的发达其实也正是史学通俗化的另一翼，虽已涉入叙事文学的汪洋大海，但总还残存着史的气息。唐人小说多以“传”、“记”命名便已透露了此中音讯参见李少雍《〈史记〉纪传体对唐传奇的影响》（《文评学论丛刊》第18辑），又程国赋有更为精确的统计，参见《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第3—4页。。而唐传奇的创作也多有史官参与参阅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第23—24页。，作品的叙事方式更深刻地受到了历史叙事的牢笼与框范，比如大多数唐传奇作品均标注年号及传闻所自参见韩云波《从标注年号论唐人传奇的求真外壳》，载《唐代文学研究》第四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283—292页。，且多有把“作者”也塞进作品者，不过示人以真罢了。其实，这种“真”也只是他们从史传文学中暗度陈仓的虚假之“真”。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数字颇能说明问题：那就是杂史类笔记在中晚唐的大量产生。这些作品因载记多真人真事，可补史阙，故可谓史传化了的小说；但描摹详尽细密，又当为小说化的史传，史学家也承认“晚唐的历史琐闻笔记确为当时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第51—53页。。宁稼雨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中，把这些作品归入“志人类”参见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济南：齐鲁书社，1996。按：此类之分划或不恰当，虽然我们承认这类小说内容庞杂，统归一类本便支拙，但亦可有多种变通，如吴礼权分为“国史”、“轶事”、“事类”三派，所分颇细（见《中国笔记小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程毅中将此归为“小说化的传记、杂史”（见《唐代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更得其实。故不如依《新唐书·艺文志》之旧，仍列为“杂史类”为简要。，若以刘禹锡为界，中唐前的作品仅得4种，其后则有53种之多。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当然不止一端程国赋认为是中唐后政局板荡，史书编纂不够完备，故小说家以此“作为正史的补充”（《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第14页）。，但史学之重叙事而向小说文体的倾斜自为其应有之义。
其实在谈史的通俗化时也当论及历史类《蒙求》系列著作的兴盛。一个人幼年的阅读经验对于塑造其文化品格是极为重要的，“蒙求系列”又是封建社会最为风行的蒙学书之一，而这一系列中数量最多的是历史类。可以想象，那些讲史艺人在接受童蒙教育时也一定会将这种形式的历史知识沉积在他们的知识构架中，并影响讲史艺术的面貌呈现。
不过，历史著作对于封建统治太重要了，它的通俗之路也就极为缓慢。从真正意义上来说，这一历程要到宋代“通鉴家族”才初露峥嵘，虽然中唐时期已有同类的书出现，如“贞元十三年，韩谭进《统载》三十卷，其书采虞夏以来至于周、隋，录其事迹善于始终者六百六十八人，为立传”（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96，第2707页。，可见其已从史中生发了对事的兴趣，也就是说开始了从记“史”到记“事”的转变；又有高峻（生卒年不详）的《高氏小史》120卷，为纪传体，抄撮历代史事，“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宋）王应麟撰，（清）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等校点：《困学纪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560页。，“一以《太史公书》为准”（宋）高似孙：《史略》，《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第1册第467页。，故当继承了《史记》对叙事的关注。可惜此二书均已佚，无由见其面目。不过，作为“通鉴家族”的开创者，司马光（1019—1086）曾受益于《高氏小史》，他说：“光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迄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成都：巴蜀书社，1992，第28册第404页。由此可见，中晚唐以来的史学新变事实上正是司马光及其“通鉴家族”的前源。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他写《通鉴》是“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渊海”同上书，第27册第517页。，高似孙（生卒年不详）《史略》也曾统计司马光用书，除正史外，杂史诸书当有三百二十多种，胡三省（1230—1302）说“盖唐中世之后，家有私史……《考异》三十卷，辩订唐事者居太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资治通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卷二五○《唐纪》六六懿宗咸通元年七月条下胡三省注（第1723页）。，既指出唐代私史之多，也指出这些书在司马光对《通鉴》的构想中居功至伟，史学对文言小说的恩赐在这儿得到了涌泉之报。而且，《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却表现了对叙事的关注，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纪事本末”体的启发与靠拢。司马光把前代史料中分散的历史事实搜集起来，组织为完整而有序的叙事序列：比如赤壁之战，分散在《后汉书》、《三国志》各个传记中的只是史料，并非叙事，司马光则将这些碎琼零玉全部系在建安十三年十月条下，时间序列的整合与作者有意的剪裁，使之成为完整叙事段落。当然，由于体例所限，他的叙事努力并未得到贯彻，因为对一些持续时间较长的事件就只有再次将其揉碎为史料了，真正贯彻这种叙事努力还要等待新体制的出现。
《资治通鉴》对叙事的关注、向通俗化的靠拢在对通俗演义小说的影响上有明显的体现。中国古代尤其是明代的历史演义小说，大多都标明“按鉴演义”，这虽或只是一句广告语，不能过于认真对待，但至少可以看出这个“鉴”字在古代历史小说家的文化背景中是多么重要。
二、 因事命篇——《通鉴纪事本末》中袁枢的新加文字
司马光的“通鉴系列”流风所及，遍被史稗。张煦侯（1895—1968）《通鉴学》第六章“通鉴之枝属与后继”中，仅“后继”就分为踵纂、注释、订补与论断四种，作品数十种张煦侯：《通鉴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第129—164页。；纪德君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只明代即有《通鉴》类史书一百六十余种纪德君：《明代“通鉴”类史书之普及与“按鉴”通俗演义之兴起》，《扬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这都是沿着《通鉴》进一步发展的成果。其中，于史稗二者均有新创的是张煦侯所论踵纂一派中的甲、乙二种：袁枢（1131—1205）《通鉴纪事本末》与朱熹（1130—1200）《资治通鉴纲目》。
其实，袁枢并未想开创新体，只是感到读《通鉴》者无法贯通一事，故区门分类、以事为纲进行抄撮而已。他继承并贯彻了司马光对叙事的关注，把《通鉴》中归年系月的无穷史料聚合起来，分别组织进239事之中，章学诚（1738—1801）说他“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清）章学诚撰，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38页。，确得其宜，而“事”恰是小说最关注的。袁书产生后立刻引起了系列反应，九年后即有章冲（生卒年不详）《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问世：《左传》向来不被视为史书，章书却把本末体的触角伸向了这部儒家经典，分解出357事。此后还出现了杨仲良（生卒年不详）的《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其书以李焘（1115—1184）《续资治通鉴长编》为本。有宋一代，此体大为盛行并已从远古贯通到当时，此后也代有继作。“纪事本末”体的出现显示出史学著作对叙事兴趣的增长，也昭示着它对世俗口味的迎合。
以事为本位的编集方式理所当然地要求袁枢在分篇时也以事为起讫，并给每个叙事单元一个能概括本篇事实的题目。其实，袁枢之作全来自对《资治通鉴》的抄撮剪裁，作者唯一新增的文字便是题目，如起篇便云“三家分晋”，继之以“秦并六国”、“豪杰亡秦”等等（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9，目录第1页。。不仅如此，他在命名时还注意到了题目的整齐：在这239个题目中，三字者6条，五字者77条，六字者11条，余145条均为四字者在孙玄晏《六朝咏史诗》中我们便已见到了这种四字叙事型的标题了，详见本章第二节。此外，他是否同时受到过历史类《蒙求》著作的影响也值得考虑。。
“纪事本末”体以四、五字之纲目，隐括了千余年史事，这种体制本身即对后世小说颇具垂范，事实上后世讲史艺人的确从此得到了启发。袁枢之书从“三家分晋”到“世宗征淮南”，现存早期讲史平话处于此时期内的有《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与《五代史平话》，而“秦并六国”在袁书中正是一条标目，《前汉书平话》亦以“诸吕之变”四字带过，《三国志平话》也仅有几条相类，这正是司马光远略近详在袁书中的表现。《五代史平话》则不然，袁书讲述五代者共六卷，30条（附目8），有15条标目与平话相类似，见表1-2（汉字为卷数，阿拉伯数字为各卷中的序数）。
表1-2《通鉴纪事本末》与《五代史平话》标目对照表
《通鉴纪事本末》
《五代史平话》程有庆、程毅中校点：《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等两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第29—35页。
三六·5：李克用归唐
唐上·6：李友金招李克用归唐
三七·1：黄巢之乱
唐上·7：李克用奉诏伐黄巢
三八·3：朱温篡唐
唐上·34：朱晃篡唐称帝
四○·2：晋王灭燕
唐上·39：晋王擒刘仁恭刘守光
四○·3：后唐灭梁
唐下·17－18：梁主朱友贞自杀、李嗣源军入大梁
四一·2：安重诲专权
唐下·38：安从诲诬从珂反
四一·3附：潞王篡弑
唐下·48、49：潞王举兵入长安、潞王即位
四一·4：契丹入寇
晋下·40：契丹大举入寇
四一·6：石晋篡唐
晋上·2：石敬瑭改元天福国号曰晋
四二·1：契丹灭晋
晋下·45：晋主重贵降契丹
（续表）
《通鉴纪事本末》
《五代史平话》
四二·1附：刘知远复汴京
汉下·5：汉主入大梁
四二·2：三叛连兵
汉下·19－21：赵思绾据城叛、李守贞举兵叛、凤翔王景崇叛
四二·3：郭威篡汉
汉下·46：推戴郭威为帝
周上·43：郭威称帝改国号曰周
四二·3附：刘旻据河东
周上·44：刘旻即位晋阳称北汉
四二·4：世宗征淮南
周下·1：世宗下诏亲征
讲史平话在标目上参考了袁书也并非无据（当然，前者的直接来源或为图题，参见第二章第三节）：陈汝衡曾以恰当的例子证明《新编五代史平话》“颇多抄录《通鉴》原文”者，虽然陈先生因司马光多有脱胎于前人野史杂记处而未敢定谳陈汝衡：《宋代说书史》，参见《陈汝衡曲艺文选》，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第284—285页。，但考虑到宋元说书人的知识水平与知识结构及前代野史与《资治通鉴》在知识界传播地位的不平等，其抄自后者的可能性自然大过前者——而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对《通鉴》的抄录还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更为通俗化的《通鉴纪事本末》。
同样的倾向不只体现在纪事本末体中，还体现在“通鉴系列”与纪事本末体的糅合形态中，如稍后于《通鉴纪事本末》，出现了沈枢（生卒年不详）的《通鉴总类》20卷，此书“仿《册府元龟》之例，分为二百七十一门，每门各以事标题，略依时代前后为次”（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330页。，全书标题极多，如卷一上六门67则，卷一下十五门132则，平均每门近十则，均在四字到十四字之间，如与上表在同一时期的条目有“李尽忠等说李克用起兵”、“李克用破黄巢功第一”、“李克用请发兵讨朱全忠”、“张浚请讨李克用”、“张浚为李克用所败”、“昭宗诏复李克用官爵”、“李克用受诏讨三贼臣”、“李克用不欲张浚复为相”、“朱全忠逼昭宗迁都洛阳”、“朱全忠弑君谋禅代”、“晋王斩刘守光”、“张承业谏晋王称帝”等，二者相比，倒较袁书更接近后世平话之标目，当然，这在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三、 史书兼用目录之体：《通鉴目录》与《通鉴纲目》
对小说回目的影响
通俗化道路的确无法一蹴而就，司马光的史著有太多太厚的文化背景与文化责任。司马光本人也自知《通鉴》过于繁复，故又完成了多部与之相关的著作，如《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通鉴举要》八十卷、《通鉴节文》六十卷和《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这些著作都以通俗化为鹄的。这在史书通俗化的历程中极具象征意义，前代史家还没有人这样对自己的著作进行三番五次“重写”的，这事实上正可以看做司马光在史书通俗化上的一种努力。在这些努力中，《资治通鉴目录》对演义类小说文体的形成最有意义。
关于《资治通鉴目录》（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第311册。，《四库总目提要》描述其体例云：
其法年经国纬，著其岁阳岁名于上，而各标《通鉴》卷数于下。又以刘义叟长历气朔闰月及列史所载七政之变著于上方。复撮书中精要之语散于其间，次第厘然，具有条理。盖《通鉴》一书，包括宏富而篇帙浩繁，光恐读者倦于披寻，故于编纂之时，提纲挈要，并成斯编。使相辅而行，端绪易于循览。其体全仿年表，用史记汉书旧例，其标明卷数，使知某事在某年，某年在某卷，兼用目录之体，则光之创例。（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244页。
从上引文字可知两点：一、此种体例当源于《史记》、《汉书》的年表，在史、汉的年表中，亦时有“精要之语散于其间”，所以，这并不完全是司马光的创体。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对比会发现，二者还是有不小的差别。《史》、《汉》在总体安排上没有统一的体例，所以也就不能组成系列的叙事；甚至就在同一表内，班、马关注的焦点也并不在于事件，而在于时间——这在其大量并无事件的空白时间表格中就可看到。二、司马光在体例上也有新的进展，即“兼用目录之体”。司马光之作既不同于《史》、《汉》的年表，因为它具有以目驭事的目录意味；也不同于此前的目录，而是具有容括故事能力的标“目”之“录”。其主体是“撮书中精要之语”，实即富有概括力的叙述句，这个叙述句包容的丰富的故事细节在最下栏有《资治通鉴》原书卷数的标识——这种体制在前代年表与目录中是没有的，而若要在后世书籍编排形态中找到真正意义上的对应的话，那么古典小说之回目则当为其一。
当然，他的另一部书也体现出这一新进展的阶段性成果，即《稽古录》（宋）司马光，〔美〕王亦令点校：《稽古录》，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这部书的创作实在《资治通鉴》之前，其书卷一一至一六为《历年图》，纪事起讫与《资治通鉴》相同，体例则与《资治通鉴目录》相类，甚至分列之细目也多相似，唯设置节目要稀疏一些。
司马光的这种努力响应了史学向叙事的靠拢，并在他同时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那里得到了呼应。在宋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此影响下产生的同类著作。比如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得力助手刘恕（1032—1078），他按《资治通鉴目录》的体例编写了《通鉴外纪》，《四库全书总目》云（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244页。：
盖修《资治通鉴》时，恕欲与司马光采宋一祖四宗实录国史为《后纪》，而摭周威烈王以前事迹为《前纪》。会遭忧遘疾，右肢痹废，知远方不可得国书，《后纪》必不能就。乃口授其子义仲，以成此书，改名曰《外纪》。凡《包羲以来纪》一卷，《夏纪》、《商纪》共一卷，《周纪》八卷，又《目录》五卷。年经事纬，上列朔闰天象，下列《外纪》之卷数，悉与司马光《通鉴目录》例相同。
南宋时金履祥（1232—1303）认为刘书“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不足传信”同上书，第247页。，从而编著《通鉴前编》十八卷，体例与刘书稍异，然于全书后又附《举要》三卷，实即前十八卷之“目录”，故体例亦均同于《资治通鉴目录》。
然而，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既有继承又有新创的，却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朱熹在自序中说：
先正温国司马文正公受诏编集《资治通鉴》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语，别为《目录》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书太详，目录太简，更著《举要历》八十卷以适厥中而未成也。……故尝过不自料……增损隐括以就此编。盖表岁以首年逐年之上行外书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则朱书以别之，虽无事依举要亦备岁年；而因年以著统凡正统之年岁下大书，非正统者两行分注；大书以提要凡大书有正例有变例：正例如始终兴废、灾祥沿革及号令征伐、杀生除拜之大者；变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皆特书之也；而分注以备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终者，有详陈其事者，有备载其言者，有因始终而见者，有因拜罢而见者，有因事类而见者，有因家世而见者，有温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论，有胡氏所收之说所著之评，而两公所遗与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语，今亦颇采以附于其间云。（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8册第21页。以下《纲目》的目录也来自此书。
司马光以三十卷篇幅为《资治通鉴》的庞大叙事群做一目录，却只能列出标目，下注卷次，颇类索引；朱熹干脆把二者合一，“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是说其书正文用大字书写，注文用小字，但从他受《资治通鉴目录》的影响及其书使用的名称可知，其之“大字”实已升格为“纲目”了，小字所录之史实便成为正文，这颇与《蒙求》正文及注的演化相类（参见本章第一节）；刊刻《纲目》的宋人李方子（生卒不详）在后序中说“纲仿《春秋》，而参取群史之良；目仿《左氏》，而稽合诸儒之粹”《朱子全书》，第11册第3502页。，也指出此与春秋经传之关系。这从形式上来看，便已与统摄叙事的古典小说标目相同了。《资治通鉴纲目》产生以后，不仅重设了通俗化史书的格局与面貌如据纪德君《“按鉴”与历史演义小说文体之生成》（《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一文统计，明代万历以前的《通鉴》类史书有20余种，而《纲目》类史书则有140余种。，也惠及演义小说的创作。这种影响并不亚于《资治通鉴》本身，甚至后者的巨大意义也许大部分是靠此书才达到的。比如《三国志演义》受《资治通鉴》影响很大，已成学界共识参见苏兴《稗圃捃屑》，载《古典文学论丛》第五辑（济南：齐鲁书社，1986）；王立兴《历史演义艺术法则的自觉把握——从三国志通俗演义看罗贯中的创作思想》，《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5—6期；关四平《从历史到小说的关键一环——论〈资治通鉴〉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北方论丛》2001年第6期。，但《三国志演义》的许多版本又显示出与《资治通鉴纲目》的血缘关系参见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金文京所撰《三国志演义》的条目（第293—308页）。，尤其是尊奉蜀汉正统的正闰思想全来自于朱书。就其目录而言，更可以看出由《资治通鉴目录》到《资治通鉴纲目》再到平话的痕迹。
关于此，我们用二书相应部分的目录与《五代史平话》中《唐史平话》卷上的51个节目之所以选择此段对比，并非特意安排，只是后世讲史平话唯《五代史平话》便于探讨（《宣和遗事》不在《通鉴》范围之内，《全相平话五种》中前两种亦在范围之外，且多神怪），而《梁史平话》佚去了目录，《唐史平话》107节，稍觉繁冗，故仅对比上卷。其他虽未详勘，然据笔者大致对照（如“秦并六国”与三国历史），亦与此相类。对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表1-3《通鉴目录》、《通鉴纲目》与《唐史平话》目录对照表
《通鉴目录》卷二四至卷二八
《通鉴纲目》卷五一至卷五五
《唐史平话》卷上
1
论沙陀本末
2
李赤心生李克用
3
李克用为沙陀副兵马使
4 诏幽潞及吐谷浑沙陀同讨李国昌父子
5 国昌克用奔达靼李可举讨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讨李国昌败之国昌克用亡走鞑靼
诏两镇合兵攻沙陀
李国昌父子北入鞑靼国
6
瞿镇李友金募沙陀得三万使陈景思奏赦李国昌父子诏从之
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
李友金招李克用归唐
7
李克用破贼于渭南遂入长安黄巢焚宫室自蓝田走商山
三月李克用围华州黄巢遣尚让救之克用逆战破之
李克用奉诏伐黄巢
8
李克用帅许汴徐兖诸军破尚让黄邺巢解围东去○克用破巢于王满渡巢军遂溃尚让时溥霍存葛从周等降朱全忠○克用又破巢于封丘巢东奔兖州克用追至曹州而还
夏四月李克用会许汴徐兖之军于陈州黄巢退走○五月黄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击大破之尚让帅众降巢收余众奔兖州
李克用一日三捷
（续表）
《通鉴目录》卷二四至卷二八
《通鉴纲目》卷五一至卷五五
《唐史平话》卷上
9
五月李克用破黄巢收复长安
李克用统兵复长安
10
朱全忠求救于李克用
11
李克用进军至汴州
12131415
朱全忠谋杀李克用于上源驿克用逾城得免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袭之克用走还
朱全忠请李克用入城
李克用宿于上元驿
朱全忠谋杀李克用
薛志勤救李克用
16 克用欲攻全忠妻刘氏曰当诉之朝廷
17 李克用累表自诉朝廷和解之李克用表乞讨朱全忠诏谕解之
李克用诉朱全忠于朝
僖宗遣使为二人和解
18 李克用请麟州及云蔚许之进李克用爵为陇西郡王进李克用为陇西郡王
19 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劫上如宝鸡李克用奏请车驾还宫
20
玫奉襄王煴监国以郑昌图为相
夏四月朱玫奉襄王煴权监军国事还京师以郑昌图同平章事
朱玫立襄王煴监国
21
盖寓劝李克用囚煴移檄诸道共讨朱玫
六月诏扈跸都将杨守亮与王重荣李克用共讨朱玫
李克用进讨朱玫
22
李克用享土于三垂冈
23
朝议皆曰克用不可伐浚独与孔纬请伐之欲恃外势以挤杨复恭
夏四月诏削夺李克用官爵属籍以张浚为招讨制置使会诸道兵讨之
削夺李克用官爵
24
李克用表讼冤
李克用上表讼冤
25
复李克用官爵
贬孔纬张浚远州刺史复李克用官爵
复李克用官爵使归镇
26
遣李存勖诣行在起居
（续表）
《通鉴目录》卷二四至卷二八
《通鉴纲目》卷五一至卷五五
《唐史平话》卷上
27 28
李克用大举讨三镇拔锋州斩王瑶屯河中
制削夺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为招讨使讨之
李克用为招讨使
李克用举兵讨三镇秋七月王行约李继鹏作乱上如石门镇
李克用收三叛
29 以李克用为晋王进李克用爵晋王进李克用爵为晋王
30
李茂贞围覃王于奉天○韩建移书茂贞纵覃王归华
秋七月李茂贞举兵犯阙上如华州
昭宗出幸华州
31
李克用移书刘仁恭王镕王郜欲发兵定关中仁恭不从克用举兵伐之
九月李克用攻幽州刘仁恭与战败之
李克用攻刘仁恭
32
氏叔琮大破嗣昭于蒲县乘胜攻河东取慈隰汾州遂围晋阳
三月朱全忠遣兵攻河东取沁泽潞辽等州
朱全忠使氏叔琮攻晋
33
李存勖劝李克用救刘仁恭
李克用遣兵攻潞州
李克用与刘仁恭和
34
王更名晃○王即帝王○奉唐帝为济阴王
梁王全忠更名晃称皇帝奉唐帝为济阴王
朱晃篡唐称帝
35 王命李克宁等立子存勖为嗣
36 王卒
37 张承业扶存勖出见将吏存勖让位于克宁克宁不受存勖袭位首帅从拜贺春正月晋王李克用卒子存勖立
李克用病笃
李克用以兵柄付李存勖
李存勖袭位为晋王
38 王袭梁夹寨大破之解潞州之围夏五月晋王攻梁夹寨破之潞州围解晋王自将救潞州
39
守光穷困晋王自诣幽州城下谕之守光欲降李小喜止之其夕小喜降于晋军且告食尽明日王急攻拔其城擒刘仁恭守光亡至燕乐擒之
十一月晋王入幽州执刘仁恭及守光以归
晋王擒刘仁恭刘守光
40
贺德伦以魏博让王王兼领之
夏四月魏人降晋六月晋王入魏
晋王攻取魏州
（续表）
《通鉴目录》卷二四至卷二八
《通鉴纲目》卷五一至卷五五
《唐史平话》卷上
41 袭澶州取之秋七月晋拔澶州晋王袭取澶州
4243
刘不出王如贝州诈云还晋阳袭魏州李存审蹑其后王与存审夹攻之于故元城西大破之
梁刘攻晋魏州晋王击败之
刘攻魏州
李存审败刘
44
安金全帅故将子弟出战
梁遣兵袭晋阳晋将安金全击却之
安金全攻退梁军
45 契丹主欲试猛火油攻幽州舒噜后以为不若抄略其四野以困之46
王遣三将救幽州嗣源及子从珂为前锋力战得出山
契丹围幽州夏四月晋王遣李嗣源将兵救之
契丹进围幽州
李嗣源救幽州
47 大破契丹解幽州围
晋师击契丹败之幽州围解
李嗣源败契丹复幽州
48
十一月晋王如魏州
晋王引军趋魏州
49
王乘冰取梁杨刘
晋王袭梁杨刘拔之梁主如洛阳寻还大梁
晋王攻拔杨刘城
50
传真献传国宝
晋得传国宝
魏州僧献唐傅国宝
51
夏四月晋王存勖称皇帝于魏州国号唐
诸将劝晋王称帝
需要说明的是，《资治通鉴目录》与《资治通鉴纲目》同为史书，间有官职迁转与政事之节目，自与后世平话无关，此表仅录相关之目；又由于叙述密度时有不同，或有此一条而涵彼数目者，亦有反之者，皆照录，前者不同节目间有一“○”号标识，此亦用之；另外，为存真起见，每一条节目若录则全录，无论长短及叙述焦点如何复杂。
从表1-3可见，两种史书的节目远没有平话整齐，但作者关注叙事的努力却显而易见。而且，我们也不可否认，《资治通鉴目录》第5、24、25、29等条与平话几乎一样，《资治通鉴纲目》相同相似者尤多。
其实，就《资治通鉴纲目》影响小说标目而言，我们还有更为直接的证据。《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较早出现的模仿《三国志演义》的章回小说，这在白话小说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作者熊大木（1506—1579之间）的编创方式也被小说史家称为“熊大木模式”参见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第272—281页。。此书卷首有《凡例》七则，第四则开头即云“大节题目俱依通鉴纲目”，虽然这里所说的“通鉴纲目”当非朱熹原作，而是后人续作，但毕竟还是在纲目体的牢笼之下。又清雍正年间（1723—1735）吕抚曾作《廿一史演义》，其书全称为《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凡例第一则云“是书悉遵《纲》《鉴》，半是《纲》《鉴》旧文。其《纲》《鉴》中因编年纪月不相联属与字句难晓者，略加删订，所谓‘通俗衍义’也”，吕作肃序云：“吕子安世于治经之外，日取《通鉴》、《纲目》及二十一史而折衷之……芟其繁，缉其简，增纲以详，裁目以略，事事悉依正史，言言若出新闻，始终条贯，为史学另开生面，不特经生学士，即妇人小子，逐回分解，亦足润色枯肠。”参见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070页所引，唯所据为光绪十三年（1887）广百宋斋石印本，此本将吕作肃序讹为吕抚自序，并将序中之“二十一史”改为“二十四史”，据《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正气堂本改。可知亦源自《纲》、《鉴》二书。
绾结而论，《资治通鉴》在史书普及通俗化的历史潮流中产生，也代表了这一潮流的最高成就，并派生出数量庞大的“通鉴家族”系列史书，当时绝大多数人（甚至知识分子）的历史知识结构即来自于此，这自然也包括许多演义小说的作者。“通鉴系列”史书尤其是《通鉴纪事本末》与《资治通鉴纲目》踵武《通鉴》，从而参与了演义类小说的文体生成参见纪德君《“按鉴”与历史演义小说文体之生成》，《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并在这一过程中，把史书“兼用目录之体”的创造沉积在对其亦步亦趋的平话小说乃至于后世的“按鉴演义”类小说中，比如《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共60回，其回目就有从《通鉴纪事本末》与《资治通鉴纲目》而来的痕迹，更明显的是《三国志演义》（详见第三章第一节）。所以，回目现象的产生虽有诸多因素，但由于演义类小说在古代长篇章回体小说中的地位，通俗化史书这一影响因素也便不可忽视需要指出的是，回目成熟后，反过来对史书体例亦有波及，比如清人江日升的《台湾外记》、佚名《台战演义》甚至吕抚《廿一史通俗演义》，均以章回小说之回目形式来组织历史事件，尤其是前二者，回目为双对形式，是成熟的回目，后者用了“第×回”的形式（据《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提要，《台湾外记》尚有五卷一百回本，当用此形式，然未见），像这样的作品大都因有回目而收入章回小说目录中，然就本质而言，自当为历史著作（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所编《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即将此书收入，齐鲁书社亦列入台湾省地方志出版）。事实上，章回小说形成后，不仅改变了叙事世界的格局，也改变了各种文体的比重，其叙述方式渗透进了历史笔记甚至正史。就前者言，如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载：“都司王生吉以所著《秦陇思危录》呈阅，身在行间，事皆目击，故记载颇详。惟丛杂无次，首卷标题以两事编成对偶，略如章回小说，大非著书之体。”（《续修四库全书》第576册第704页）；就后者言，启功就曾指出“有的历史著作受小说影响，或模仿小说情节，如《明史》中很多清官断案故事，与《龙图公案》如出一辙”，参见郭英德《无法之法：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引自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启功学术思想研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