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本书界定雅俗分野的三个方面来看，文言小说本身便是一个矛盾体：它一方面使用了文言，故具有雅文学的面貌，另一方面却在内容上倾向于叙事，又与俗文学潜脉相通。其实，这种矛盾也造成了文言小说地位的尴尬：它虽用雅言，可在古人观念中，因有“街谈巷议”的叙事色彩而长期居于不入流的地位。但是，文言小说语言形式与艺术面貌向通俗化方向的发展，对于后世的白话小说有着全方位的意义，仅就古典小说的回目而言，也当参与了这一体制的形成历程。
一、 唐传奇“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近俗趋向
唐传奇是文言小说的一大转关，它的成熟与发达也恰在雅文学开始通俗化的中唐唐传奇成熟之标志，程毅中认为是《枕中记》（《论唐代小说的演进之迹》，《文学遗产》1985年第5期），而在《唐代小说史》中又认为是《任氏传》或《离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114页），然均已在建中、贞元（780—805）以后了。，从此，“作意好奇”的唐传奇登上了文坛。关于其之演进，前人所论甚详，如洪迈（1123—1202）（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一五云“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194页），其语自为有见。清人陈世熙编《唐人说荟》云“洪容斋谓‘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793页），此语实未见于洪迈之书，颇有论者误引为证，甚至有人言之凿凿云洪迈《容斋随笔》云云，以此方便引征耳。陈氏书错伪百出，故此言恐未可信。、胡应麟皆有论及，鲁迅更一语道破，称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并断之为“有意为小说”：此之“有意”，实即由“丛残小语”向有组织、有意识的叙事转变，而对于“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欣赏与追求则与世俗趣味密不可分，可以说，唐传奇的成熟与成功正是世俗趣味的胜利，虽然这种世俗化冲击还并不彻底，还保留了雅俗分野三端之一的语言形式，但在内容与受众乃至创作目的上却都已经世俗化。不过，尽管唐传奇的成熟当在中唐，可在盛唐时即已有典型之作出现。
由雅向俗的滑落使得比体诗尤其是咏史与游仙二类为小说回目的萌蘖提供了滋养，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小说，也会发现正如咏史之题材并不仅仅局限于咏史诗，还出现在后世的讲史平话与演义小说里一样，游仙类题材也并不满足于在不能铺叙渲染的诗体中讨生活了，对更新奇、生动的叙事的追求使它们也同样注意到了另一体裁：小说。携带游仙因子的小说自来已久，《太平广记》便以“神仙”开始，且占了55卷的篇幅，再加上“女仙”的15卷，便有70卷之巨参见（宋）李昉等编、汪绍楹校点《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95，目录第1—7页。，这些作品都带有不同的游仙色彩，但是它们或只是记录异闻琐记的“丛残小语”（桓谭语），或想以之证明“神道之不诬”（干宝语），所以其艺术形态还蛰伏在古典的积潴里。而在仪凤年间（676—679），却出现了细致宛转又浮华俗艳的游仙小说：《游仙窟》。
唐代道教与神仙的世俗化最为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仙”的观念走向世俗、走入市井。陈寅恪（1890—1969）曾指出：“故真字即与仙字同义，而‘会真’即遇似或游仙之谓也。又六朝人已侈谈仙女杜兰香萼绿华之世缘，流传至于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妓者。”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载《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641—642页。而且，在唐代诗文与小说中，仙妓合流的现象已甚普遍详见孙逊、詹丹《唐人小说的仙妓合流现象》一文，《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79—106页。。正是由于这种转变，在曹唐《大游仙诗》中，才会有人神艳遇的俗化故事出现，《游仙窟》更是如此。小说开头写主人公入“仙窟”之过程，惝恍迷离，有志怪小说之情味，但这样的峨冠博带之下所包裹的却是一个充满了世俗欲望与幻想的艳遇故事（或竟至于是狭邪故事）。故李剑国评之云：“文成此作假托神仙之窟，知乃影借刘阮故事，不言成仙而唯述性爱，又承《穷怪录》机杼。然神仙窟徒具其名，一似平康里巷，十娘五嫂全无仙气，迹近娼门，全不似《萧总》、《刘导》之尚称严肃，直是发泄肉欲耳。猥亵之调，床笫之欢，描摹无所遮碍，诚狭邪小说、色情小说也。”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第137页。可见，它不仅以世俗趣味的叙事体制对高雅趣味进行了渗透，在故事内容上也显示出粗俗而新鲜的世俗面貌。
然而，此论尚未全面梳理《游仙窟》的学术意义。据程毅中等考论，此作“和敦煌出土的《下女夫词》有某些相似之处，似乎作者又曾采用了民间文学的素材”参看程毅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381—382页。。没有确凿证据的相似虽是一个危险的入口，但这种气味的文言小说在中国古典小说历史上确实罕见，若不联系民间的通俗文学来做旁证的话，只在我们一般的文学史视野中，它的出现是无法得到解释的。
《游仙窟》以有趣的方式体现了前文所说的雅与俗的悖论，即其作品情调之低俗、人物对话之口语化与通篇所采用语言形式的骈俪典雅间的巨大落差：以本章开篇时所列雅俗标准衡之，即第一点与第二点严重背离。而与此雅俗背离相联系的另一个现象是它神秘的流传史。据李剑国考论，此书“中土久佚，绝不见于记载”，可见其在产生之初便已失传，否则不会在历代载记目录中消失得这么干净。直到清末杨守敬（1839—1916）去日本访书方始著录并重现中土，而且，此书在日本之传授与影响亦有序可征关于此，（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贾贵荣辑《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第9册第581—584页）与汪辟疆《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33—35页）均有论及。。从这一点上看，它也极像敦煌文学。也许其消失也与敦煌作品一样，大多是因为没有浮出俗文学的海面、进入被文化系统承认并载录的高雅空间，从而销蚀于茫茫黄沙古道之间了。
关于此作之雅俗，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引诗。小说正文大概有八千字，引诗竟达77首《全唐诗》修书时中土未见此书，后日人市河世宁编《全唐诗逸》，方据此补诗，但他也认为此类诗格调甚卑，故只选了19首，而所余之58首则被孙望辑入《全唐诗补逸》中。。陈大康对明代诗文小说中诗词的大量羼入甚为惊异，列了详尽的对照表，然其每千字所含诗词不过三五首，最多的8.66首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第318—319页。陈大康在论述明代中篇传奇这一现象时并未提及《游仙窟》，这是对的，因为它文本的佚失也使之并未出现在后世文学的渊源序列上。当然，没有它的参照，如出一辙的明代中篇传奇（即本书第二章第四节所论的“诗文小说”）依然出现了，可见这种通俗体制在世俗的需要中产生的必然。，而《游仙窟》却高达9.63首。当然，诗的质量很差，只是数量惊人罢了。
虽然早已失传，但《游仙窟》却仍以写世俗之“情”的格局开唐传奇之风气，此后产生的许多作品也同一气味、同一格局，如托名牛僧孺（780—848？）的《周秦行纪》即如此，至晚唐裴铏（生卒年不详）《传奇》则踵事增华，不但继承了骈俪的色彩，且大部分篇章中都有“游仙”之艳遇，只是这里的世俗情味被道教徒的幻想所虚化了。二、 唐宋文言小说标目的整齐化
宋初所编《太平广记》可以看做宋前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也是文言小说传统标目方式的典型代表：它并非以概括故事情节为目的，而只是纪传体标目形式的遗留。稍作对比即可知，当时李昉（925—996）等人对所收作品在标目上做过整齐划一的工作。而唐代文言小说的标目并非完全如此。
在有叙事意味的标目序列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李肇（生卒年不详）这里本当论及柳宗元的《龙城录》，然此书多疑其伪，程毅中（《唐代小说史》，第175—178页）与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第493—507页）虽极论其是，且多有所证，然终不敢确信。参见陶敏《柳宗元〈龙城录〉真伪新考》，《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的《唐国史补》参见《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53—202页。下文引唐五代笔记小说，若无特别注明者，均引自此书，不另注。，此与《太平广记》式的题名很不相同。据作者序可知他是有意续补刘餗（生卒年不详）《隋唐嘉话》的，刘书分为三卷，卷若干条，然并无标目，李肇书则呈一种过渡形态：其正文亦如刘书，但在序下为全书所记的308节故事列出了详目（后代实有许多小说为此种类型，即只在卷首有目，正文却无，如明末一些艳情小说），更可注意的是，所列详目均为五言标目。如此规模且整齐划一的目录群还是前所未有的。其书大多数条目是有叙事内容的，有些极短的文字从标目也可看出概述事件的努力。如第一则云：“元鲁山自乳兄子，数日，两乳湩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全篇仅二十一字，标目云“鲁山乳兄子”，已是一个明确的陈述了。即便内容是非叙事性的，然五字标目也多为叙事型，如“舟中鼠有灵”与“贮醋辟蛟龙”二目，看上去似乎是有故事的，因为标题具有叙事的暗示性，事实上此二则一云“舟人言鼠亦有灵，舟中群鼠散走，旬日必有覆溺之患”，一云“旧说，圣善寺阁，常贮醋数十瓮，恐为蛟龙所伏，以致雷霆也”，都只是些知识片段而已。标目之所以在“或阙则补”的琐细材料中显示出叙事性来，正因为它们大多是由人名、动词与宾语组成的完整的陈述句（参见第五章第二节）。
这种整齐划一之标目方式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此前的小说标目多依事而定，或多或少，或事或地或人，体既不一，形制也各异，事实上还处于不自觉的状态中。而《唐国史补》的标目则已显然是作者有意追求的结果据黄永年云，其“前二卷记事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下卷则杂集各类典故制度”（《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2002，第147页），可见内容之排列也并非信手而为者。，它把丰富的与贫瘠的、完整的与片段的、史实的与虚构的所有内容都装到这五个字的叙事句中，呈现出一种叙事纲目的面貌。更为重要的是，它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领地延伸到分段的标目中来——此前的创作是不包括标目的，因为纪传体直接以传主为题，信手即得；从这里开始，标目也成为创作，作品艺术世界的展现也自然要从标目开始。
从此，唐代文言小说异于传统纪传体标目的作品似乎都把整齐划一作为了一种追求。郑还古（生卒年不详）的《博异志》也许恰是我们论述从纪传体到《云溪友议》、《鉴诫录》标目的中间形态。其现存十篇的篇名从整体上看全为三字，似可见作者对标目的有意整齐。然其三字之目又几乎全为人名，如此则亦为纪传体者。不过今本《博异志》并非完帙，《太平广记》中即有溢出此本二十余事者，此类标目又重返纪传旧路了。又《太平广记》包括了今本的十事，有八事题同，自当为原有。但有二题不同，即第一篇《敬元颖》，《广记》题为《陈仲躬》，这个题名是李昉诸人按其整齐惯例拟的，其实并不切题，因叙事本以敬元颖为中心；最后一篇尤可见改编之迹，原本名“马侍中”，《广记》改为《马燧》，这便不整齐了。今本出明人顾元庆（1487—1565）的《顾氏文房小说》，而其又原出宋本，所以此本甚古参见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第657—669页。，文字自当可信。
不过真正脱离传统标目方式的三字题当为范摅（生卒年不详）的《云溪友议》与何光远（生卒年不详）的《鉴诫录》《四库全书总目》说《杜阳杂编》“皆以三字为标目”（第679页），而今传本实非，黄永年已指出（《唐史史料学》，第158页），李剑国认为“盖馆臣与《云溪友议》相淆耳”（《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第839页），此猜测亦有道理。但相淆者或非始于馆臣，而当承于朱彝尊。朱氏在其《鉴诫录跋》中云“《鉴诫录》十卷……每题以三字标目，与苏鹗《杜阳杂编》略同”（见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328页）。。《云溪友议》现存有两种本子，内容无大异，只明刻三卷本各则前有三字标目，商濬《稗海》十二卷本则无标题。据前者有自序而后者佚去来看，自当以前者为原本。这两种书各有六十余则，均为三字标目，也不像《博异志》那样依违徘徊了。且看《云溪友议》，如《名儒对》、《南阳录》、《苎萝遇》、《鲁公明》、《真诗解》；再看《鉴诫录》，全书十卷66则，全如《鬼传书》、《贾忤旨》、《钱塘秀》、《求冥婚》、《见世报》之类（五代）何光远撰，邓星亮等校注：《鉴诫录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不但整齐，也明显可以感受到对全篇故事的容括。
五代《灯下闲谈》的标目又是另一种类型李时人编校：《全唐五代小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2353—2393页。，书共有20篇，每篇题名均为四字，正如孙玄晏《六朝咏史诗》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相仿，不过，此二者均只是一种简单的陈述句，如《鲁肃指囷》、《三家分晋》等等，《灯下闲谈》则更带有叙述“情节”的意味了，如《鲤鱼变女》、《神仙雪冤》、《坠井得道》、《梦与神交》等等。孙玄晏在其四字目中，一定要指出施动之人来，所重事实上还在人，故带有“轶事”的性质，似乎是以诗写就的《世说新语》；而在袁枢那里，着眼点仍被政治占去了大部，所以只有事实而苦无情节；再到此书，标目才回到叙事文学的“情节”中心来。
标目这种向叙事化方向的正常发展被北宋初《太平广记》的修纂打破了，其编者大规模地把原本的标目整齐为以人名为主的纪传体标目，关于此我们只需要对比一下原书即可清楚看到。这在标目的发展上自然是一次复古的倒退，但也开了宋世选本类书选引小说时随意拟题的先河。这些选本所拟之新题，倒更自由地发展了标目的叙事性特征，如上文提到的《敬元颖》，《类说》（宋）曾慥编：《类说》，《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下同，不注。题为《师旷第七镜》，《孔帖》题为《夷则之镜》，《岁时广记》题为《获铜镜》，《姬侍类偶》引为《兰苕坠镜》（参见李剑国叙录），总而言之，是以概述事件为主了。再如《云溪友议》，共65条，《太平广记》选录49条，《类说》选录29条。前者所录标题几乎全部改为人名仅有《苗夫人》一条因原本题目与《广记》之命名方式相同而得以保留。，只有个别例外者如《兴元上座》（卷九八）是因无人名可借用；亦有取错题目者，如《朱泽》（卷二五七），其事原为王轩吟诗而与西施交接事，后有人亦来效颦，朱泽作诗嘲之，编者不详，以“朱泽”名之，遂至王冠朱戴。《类说》所选亦全改题名，如上举之《兴元上座》，此名为《饼裹尸肉》；《朱泽》此为《题西施石》——而此二则在《云溪友议》中各题为《金仙指》与《苎萝遇》。《云溪友议》的标目虽与《鉴诫录》等类似，但还是有不小区别的：可以明显看出，为了整齐为三字标目并尽量使字面文雅含蓄，范摅之作模糊了题目的叙事性，故仅从题目上已难使人知道所叙何事了，必须阅过正文才可了解题目的意义所指，甚至有的在看过内容后仍不明所云，如上文所言之《金仙指》其实并非一个故事，而是由11个故事组成（中间有几个似已不能叫做故事了，因为无甚情节），《太平广记》就引了其中两条，分别题为《鸱鸠和尚》与《兴元上座》，《类说》则选引了其中的四条：《饼裹尸肉》、《脍残鱼》、《叛僧饮酒》和《断赌钱僧》——就此可见，“金仙指”三字颇难索解，前三条写僧人之神异，似亦可以“金仙指”名之，然后者又有鬼之监人，又有官之断僧，与名似了无相涉。总的来说，《云溪友议》的内容“诗话居十之七八，大抵为孟棨《本事诗》所未载”（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666页。，故标目亦有求雅倾向，甚至注意到了诗意，却与其内容及叙事功能相悖离。这也许就是标目与通俗化趋势关系的一个佐证，因为故事稍一趋雅，标目的叙事功能就受到了损害。反而是《类说》等书，发展了通俗但在叙事性上有所增强的标目宋代文言小说通俗化趋势的增强还有一表征，即作者知名度与社会地位的明显下降，至明代则尤甚，参见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17页。。三、 产生于雅俗融合之中的“类回目”在宋代，我们虽不能忽视《绀珠集》、《孔帖》、《海录碎事》、《新编分门古今类事》、《锦绣万花谷》等书自拟标目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力量并不在此。
宋初张齐贤（943—1014）的《洛阳缙绅旧闻记》共21篇（宋）张齐贤撰，俞钢校点：《洛阳缙绅旧闻记》，引自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汇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第4册，第2377—2437页。，其书叙事已颇近白话小说之意了，且对后世小说有一定影响。最重要的是，它每篇故事皆有标目，中有七篇为七言者，如“梁太祖优待文士”、“陶副车求荐见忌”等，且多为三二二式，李剑国认为此当“开后世小说七字标目之先河”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第45页。又，李剑国云有六篇七言目者，实为七篇。。这种叙事型标目方式的努力在《青琐高议》与《绿窗新话》那里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云斋广录》（宋）李献民：《云斋广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下同，不注。晚于《青琐高议》数十年，体制与《青琐高议》相类，可见下文要着重论述的《青琐高议》亦非单篇孤证。由于《青琐高议》在标目方面有进一步的变化，故先对此书进行讨论。
《云斋广录》共九卷六门《郡斋读书志》与《宋史·艺文志》都著录为十卷，前者又云其分九门，且尚可考见佚文，可见今本不全。参见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第209—214页。，作者自序云：“然观《唐史·艺文志》，至有《甘泽谣》、《松窗录》、《云溪友议》、《戎幕闲谈》之类，叙述遗事，亦见采于当时。仆虽不揆，庶可跂而及也。”知当受《云溪友议》之影响，那么，后者对于标目的整齐化努力自当为前者所注意。其书前二门分别是“士林清话”与“诗话录”，正是《本事诗》类作品的遗留，所以也为传统标目；后四门为小说（第九卷似游离于六门之外者），分别名为“灵怪新说”、“丽情新说”、“奇异新说”、“神仙新说”，标目也不同，不但大多为四字者，且已有概述意味了。此书在《宋史·艺文志》与《宋朝事实类苑》里都作《云斋新说》，可见当以后几卷“新说”为主，李剑国认为“新说”二字当为南宋人所改（同上注），也不无道理，亦可推知其与另一通俗化的文言小说集《绿窗新话》相类。不过，它在体制与内容上都更像《青琐高议》。李剑国说其“更接近于刘斧《青琐高议》，既有传奇作品，又有名公逸事、诗人掌故；间或在篇末加评语，也是仿《青琐高议》”，可谓得实。此外，还有特别的相似处。如在《青琐高议》前集卷三有《娇娘行》一篇，全文实为孙次翁所写的古体诗《娇娘行》，前加一小引，大致说明娇娘其事罢了；而《云斋广录》中有《王魁歌并引》一篇，亦为如此。再如《青琐高议》后集卷七有《温琬》《温琬》条是否为刘斧原书所有尚有疑问，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著录为“新增京本青琐高议”的明抄本所标，知今传各本有许多篇目为明人“新增”，此类篇目编者均在目录中注出“新增”二字，《温琬》条在目录中未注明，却在正文中注有“新增”字样，其可靠性尚可怀疑，亦无它证，且存疑。笔者有《〈青琐高议〉版本源流考》（《文献》2008年第1期）一文详述。一条，卷八第一条为《甘棠遗事后序》，实是有关《温琬》的一些诗作；而《云斋广录》卷九两篇，前为《盈盈传》，后之《寄盈盈歌》亦为前篇之诗。不仅如此，《青琐高议》别集卷七有《楚王门客》一则，叙刘大方为项羽言楚之十失，《云斋广录》卷七有《丰山庙》一则，体制虽似唐李玫《纂异记》之《三史王生》条，但书生吕焕为刘邦言楚之六失，可见仿效《青琐高议》的痕迹。
下面我们来看《青琐高议》本书引《青琐高议》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为主，因其点校尚多疏漏，故亦不尽从。。此书标目正是向《绿窗新话》的过渡形态，其实，它也是小说世界中传统标目向回目过渡的最佳范本。
《青琐高议》的作者也当注意到了《云溪友议》，有二则取自后书《毗陵出》及《南阳录》，唯此二则是存于《说郛》中的佚文参见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第185页。，故已不详原目了。此书标目甚为奇特，由两部分组成，先是一个传统的篇名，即如《云斋广录》者，然后在此篇名下附有一个“类回目”，大多为七言，如第一篇的标题是：“《李相》（李丞相善人君子）”这种双名制标目方式在后世通俗小说回目中实亦有基因遗传，据本书附录一统计，当有十余种（参见第四章第一节），以《云仙啸》与《五更风》等更为相类，即先有三字小题，后有七、八字正题，如“又团园（裴节女完节全夫妇）”。。只有极个别的例外是六或八言（在某些版本中它们也有作七言者）。论者都注意到了这种“类回目”与后世回目的关系，但对其源流却有不同看法。胡士莹认为这“完全受当时说话的影响”，“全仿效话本”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149、148页。；而程毅中却认为：“到底是刘斧模拟了说话，还是说话人学习了《青琐高议》，还难以确定。”其实，如果换个角度来看的话，也就是说这种“类回目”现象到底是在由雅趋俗的滑落中产生的呢，还是在由俗趋雅的整合中孕育的。不过在刘斧这里也许是似二而实一的，因为关于作者，程毅中从孙副枢序称“刘斧秀才”、又赞其“吐论明白，有足称道”来推测，他很可能“是一个以舌辩见长的说话人”，“正和隋代的侯白秀才一样”参见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100—101页。。这一论断极有见地，而刘斧的身兼二者恰恰取消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种“类回目”恰恰是在雅俗文学融合最为紧密和充分的时候产生的。
据《夷坚志·程喜真非人》条云“新淦人王生，虽为闾阎庶人，而稍知书。最喜观《灵怪集》、《青琐高议》、《神异志》等书”（宋）洪迈撰，何卓校点：《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315页。，可知此书极受下层人士的喜爱，它本身也正是文言小说通俗化过程中的关键性作品：有着文言小说的面貌，却反映着白话小说的内容；在形式上对文言小说有所突破，在内容上成为宋元话本取材之渊薮关于此，请参见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中有关《青琐高议》的论述。作者刘斧的另一本小说集《翰府名谈》也同样对宋人话本产生了影响，李剑国说：“宋人话本结末恒有‘虽为“翰府名谈”，编作今时佳话’（《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虽为“翰府名谈”，编入“太平广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等语，借其书名以代指名人逸事，足见其在说话艺人中影响巨大，可以揣想它一定在宋元间已成为说话人的重要资料书。”（《宋代志怪传奇叙录》，第191—192页）。它的标目方式也与其面向世俗有关，程毅中认为它“大概是给文化修养较低的读者作提示的，而且也不能排除它可以提供给说话人写‘招子’之用”，更证明了这一点。
《青琐高议》曾经过重编，李剑国认为重编工作“可能是南宋书坊所为”重编工作当为明人所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著录为“新增京本青琐高议”的明抄本便是这一结论的一个有力证明，笔者《〈青琐高议〉版本源流考》对此有具体的论述。，又说：“今本各篇大都在正题下七字标目，考前集卷六《骊山记》标作‘张俞游骊山作记’，而此篇作者实是秦醇，因此颇疑七字标目非刘斧原书所有，而系重编者所为李剑国在《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隋炀帝海山记》条下又说其题下注“记炀帝宫中花木”等“殆刘斧所加”（第895页），想来他于此也并不确定。。前集卷五《名公诗话》、卷九《诗渊清格》、《诗谶》的标目中均有‘本朝’字样，看来重编者是南宋人。南宋绍兴间皇都风月主人编《绿窗新话》全用七字标目，此殆仿之。”其实这个推测并不能成立。首先，《骊山记》的作者是否秦醇还未可遽定李剑国定为秦醇，是因下一篇作者署名秦醇的连类而及。其实，此卷汇集有关杨妃事四篇，明非一人之作，且此二篇风格亦不类，李剑国也承认“风格有所不同”（《宋代志怪传奇叙录》，第160页），故定为一人之作证据还嫌不足。，即使作者定为秦醇也并不与此副题相忤，因署名秦醇的《温泉记》便有假托张俞的痕迹，又此书“既不同于一般的创作集，也不同于《异闻集》、《丽情集》之类的小说选集和宋代常见的抄撮前人故事的杂纂，而是集三者为一书的混合型小说集”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第184页。，故其文偶有疏漏似亦寻常：这些均不能推出此副题“非刘斧原书所有，而系重编者所为”的结论来。至于仿《绿窗新话》而用七字标目的推测就更可商榷了。《绿窗新话》（宋）皇都风月主人撰，周楞伽笺注：《绿窗新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下同，不注。中可查考与《青琐高议》相同的篇目有13篇此处之所以不说“出自《青琐高议》”，是因为其书注明出于《青琐高议》的仅七篇；另四篇未注出处，但可查确出于《青琐高议》；还有两篇虽与《青琐高议》有关篇目相同，却另注了出处，其中《任生娶天上书仙》也确非引自《青琐高议》者：据国图藏“新增本”，知当为明代编者据《丽情集》增入，参见笔者《〈青琐高议〉版本源流考》一文。，除已佚4篇与一篇明人增入者外，还有8篇可资比较。
表1-4《青琐高议》与《绿窗新话》标目对照表
《青琐高议》篇名及标目
《绿窗新话》标目
长桥怨·钱忠长桥遇水仙
钱忠娶吴江仙女
温泉记·西蜀张俞遇太真
张俞骊山遇太真
张浩·花下与李氏结婚
张浩私通李莺莺
骊山记·张俞游骊山作记
杨贵妃私安禄山
孙氏记·周生切脉娶孙氏
周簿切脉娶孙氏
王幼玉记·幼玉思柳富而死
王幼玉慕恋柳富
流红记·红叶题诗娶韩氏
韩夫人题叶成亲
谭意歌·记英奴才华秀色
谭意歌教张氏子
可看出，《青琐高议》标目大多较《绿窗新话》更朴拙与原始，如“花下与李氏结婚”、“张俞游骊山作记”、“幼玉思柳富而死”、“记英奴才华秀色”，基本是常见的叙述口吻，少有概括的笔意。而且也并未抓住故事的核心情节，如“花下与李氏结婚”这个标目必须与题目“张浩”配合使用才更完全；“记英奴才华秀色”中的一个“记”字也标示出原始的面貌来。再就更为相似者言，如《流红记》：由于《绿窗新话》常常将前后两个故事的标目两两相对，一如后世的回目，故此篇为了对应前篇“张倩娘离魂奔婿”的句式，便调整为“韩夫人题叶成亲”，《青琐高议》标目与此意同，但句式完全不同，故不大可能是仿效此书。况且所举数例的朴拙与全书其他篇目亦一致，《青琐高议》也没有在前后篇目间有两两相对的标目，还有部分篇章标目为六字或八字者，如《议画》标目为“论画山石竹木花卉”、《隋炀帝海山记下》标目为“记登极后事迹”、《白龙翁》标目为“郑内翰化为龙”等都不是七字前二者在不同的版本里也会有标为七字者，但又会有别的篇目少于或多于七字，而且在现存几个较早的抄本里均并非七言，故可信其原貌即如此。，亦可见并非重编者仿《绿窗新话》而加。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其传统标目与新加的类回目有时还是相互依存的，这种“双轨并行”也正反映出它在回目发展中的过渡性地位。
编于南宋初的《绿窗新话》《绿窗新话》的笺注者周楞伽对此书的真实性颇为怀疑，他不相信《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所言之“绿窗新话”即现存之书，相反，他认为后人以罗书有此四字而钩稽出此“名不副实”的书名来（参见笺注本前言）。此论看去颇为新异，却未为公允持平之论。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与李剑国叙录都指出此书当成于南宋初，当从。其实，从其中某些篇目之异同亦可见此，详后文有关《蓝桥记》之论述。则把古典小说的回目由《青琐高议》的双轨并行发展到整齐标准的程式化体制中来。与前二书一样，此书也没有忽略《云溪友议》的标目，据自注出处可知引录后者五篇另外，其《柳家婢不事牙郎》条亦注出，然不见于今本《云溪友议》；有三条未注出处，实亦当出此。参见周楞伽笺注《绿窗新话》，第30、92、120页。，当然，引录《青琐高议》的更多，那么，对前者之整齐与后者之七言当有所借鉴：全书共154篇，均为七字标目，无一例外。程毅中说《青琐高议》与《绿窗新话》“从书名看，二者就是一副很好的对子。它辑录的故事一律用七言句的标题，连原题也不要了，就比《青琐高议》更进一步地走向了通俗化”。不仅如此，《绿窗新话》的标目还有重要的特点，前文虽已提及，这里还要再次强调，即其上奇下偶的相连回目已时见对偶，如“曹县令朱氏夺权，陆郎中媚娘争宠”、“汉成帝服谨恤胶，唐明皇咽助情花”等等。这在《绿窗新话》的编者而言，或只是诗文对仗的惯性思维之偶然显现，却成为后世古典小说回目的常例。
当然，就标目的偶对而言，我们还应看到《蒙求》影响下《姬侍类偶》之类作品的存在。另外还有《绿窗纪事》一书，或为元人之作参见《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第326页程毅中所撰叙录及程毅中编《古体小说钞·宋元卷》（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686页。，标目全为四字，两两相对，当源自《蒙求》及《姬侍类偶》的标目体制，然从命名看，或当与《绿窗新话》有关：两个泽及双对回目的前源在此或有一定程度的合流。
《绿窗新话》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它的身份所决定的大量确定性影响。罗烨《新编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中说：“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宋）罗烨编撰，周晓薇校点：《新编醉翁谈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3页。下文参引，均据此书，不注。此条中，“东山笑林”四字据李剑国所引加了书名号。可见此书“是供说话人据以敷演故事的资料汇编”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第188页。，与宋元说话有极密切的关系，据谭正璧的粗略统计，仅《醉翁谈录》之“舌耕叙引”所列话本取材于此者就有12种（其中《惠娘魄偶》一条尚当存疑），而且，他“不过凭一时记忆所得”，当或有遗漏，如《邢凤遇西湖水仙》之于《水月仙》、《越娘因诗句动心》之于《杨舜俞》、《杨爱爱不嫁后夫》之于《爱爱词》等；与之有渊源的后世话本就更多，见于《宝文堂书目》的宋元话本就有8种，见于明代以后话本者有11种，还有更多惠及戏曲者谭正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第8—12页。。
可见《绿窗新话》继承了《青琐高议》与《云斋广录》等作品在通俗化道路中积累的成就，并对后世白话小说发挥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内容上，也在体制与形式上为文言小说与章回小说架起了桥梁。而在《青琐高议》与《绿窗新话》的体制上，再向前走一步，就跨入典型的回目中来了对于《青琐高议》及《绿窗新话》的标目体制，也偶有学者持怀疑态度，如凌郁之《走向世俗》（北京：中华书局，2007，第259—314页）中，对这几种关键性的宋代小说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也指出其趋俗的轨迹，颇有创获。但他却认为前者的七字题“很可能是南宋以后书坊所拟加”，后者之“七言标题也未必是宋人旧观”。对于《青琐高议》，凌氏之判定实来自李剑国对其重编的推测，前文已驳之；凌氏基于此指出其题“幼稚、粗鄙”，故“显是后人所补加”，然而，标题的艺术面貌并非判定原有与否的标准，论者显然没有考虑到初创时期不可避免的粗糙，而以章回小说成熟回目来要求了；同时，凌氏还指出，“根据考察，如《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录宋代说话名目，都不是七言题”，暂不论这仅能证明可能性的大小而非有无，其实，正如前文所列，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已有三分之一的标目为七言，甚至它也有与《青琐高议》双轨标目相类者（如第二则正目为“少师佯狂”，下用小字附了解释性副题“杨公凝式”，见《五代史汇编》第4册第2389页），就是凌氏所举的《醉翁谈录》，其正文收录作品中，七言目也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详参下节所论），所以，凌氏似乎并未考虑简名与招子的区别与并用。对于《绿窗新话》，凌氏认为“事实上，话本七字标目到了明代才形成风气，在宋元均未发现更多例证。我们很难说，到底是后来话本小说模仿了《绿窗新话》，还是《绿窗新话》本无此七字标题，而为后世坊贾所添加。我以为，后一种情况似乎更有可能”，其实，后一种情况恰恰并无可能，我们暂且不论《绿窗新话》本身的可靠性，仅从《永乐大典》曾引《柳家婢不事牙郎》（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3094—3095页）一则即可知，其标目至少在永乐元年（1403）以前便已为七字者，而其时尚不存在凌氏所说的“七字标目”的“话本”。。
总的来说，古典小说回目虽然有许多前源可以探究，但就叙事文学系统内部而言，则以更早成熟了的文言小说为著正如上节所论回目反过来对史书亦产生影响一样，典型的通俗小说标目在后世文言小说那里也有回声，如清人沈起凤的小说集《谐铎》（乔雨舟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全书122篇（此本删除一则），标目从二字到六字均有（二32，三20，四58，五8，六4），似亦为传统文言小说惯例，却两两相对，类于回目中的“三言型”标目，且组对甚工，如“兔孕雉媒”、“讨猫檄祭蠹文”、“讼师说讼名妓沽名”、“菜花三娘子草鞋四相公”、“芙蓉城香姑子扫帚村钝秀才”等。此种形式在文言小说系统中虽有《姬侍类偶》等前源，然直接来源恐怕还是当时已权倾天下的回目，当然由于其文体规定，故未成“回”，而类《龙图公案》者。此后《蟫史》（磊砢山人著，张巨才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之标目实与此颇类，只是用文言演为章回之体了。民国时期云间颠公（雷瑨）：《满清官场百怪录》（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则以典型的文言短篇集而使用了规范的“三言型”标目。按，詹颂《〈谐铎〉的艺术追求与创新》（《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一文研究了沈氏之作的标题特色，却认为当来自戏曲传奇的出目，实有小误。其实，出目多不对仗且少有如此参差不齐者，且至沈氏的时代，也多为二字目了，即以沈氏之作来看亦如此（参见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1070—1077页），而此书四字目数量远超二字——据本书统计，回目除最常用的七言与八言外，第三位的便是四言。可见，虽不排除其亦有出目的影子，但主要还当为仿效回目的结果。。叙事性文学体裁天生就与市民通俗文化息息相关参见高小康《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1页。，早熟的文言小说亦如此，只不过，它恰恰在贵族文化刚刚能够容忍的范围内吸收了平民文化对叙事的好奇与渴望。但它进入文言领地后却并未就此停步，而是得寸进尺，引导文言小说向更能解放其叙述能力即更为通俗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引起了小说作品全方位的变化，具体到标目，则体现在概括与叙述意味的加强上，又由于说书人广而告之的需要及中国诗歌文化的渗透，在宋代出现了《青琐高议》与《绿窗新话》这样的中间形态：从与说话人有关的《青琐高议》开始，历经《绿窗新话》与《醉翁谈录》，文言小说的通俗化一方面接受说话技艺的影响而逐步深入，另一方面却被说话人当做说话技艺的参考书；其标目体制一方面体现了作品通俗化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框范了白话小说标目体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