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俗文学中，与后世小说血缘关系最近者，莫过于唐五代时期的变文与宋元话本。这两种文体是在民间成长起来的，正是它们，引导了后世白话小说的航向。所以，白话小说文体的特点，大多都渗透着此二者的遗传信息，具体到古典小说的回目也不例外。一、 变文：标目的原始形态变文的得名经历了一个过程，但事实上这个命名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并不精确，许多学者都试图对此重新加以厘清参见《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中所录冯宇、程毅中、白化文等人的有关文章。，然而，这种不精确本身也正说明了它的包容性以及理论的尴尬。王重民（1903—1975）等的《敦煌变文集》、潘重规（1908—2003）的《敦煌变文集新书》、黄征与张涌泉的《敦煌变文集校注》三者均以“变文”为名也正说明了这一点。本节所论即以此三书所录为范围。

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

第二章通俗文学的自身演进

　　最早为变文命名并进行现代意义阐释的是郑振铎（1898—1958）参见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第1231—1232页。，他在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有这样的论述：

原来“变文”的意义，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正和流行于同时的“变相”一样：那也是以“相”或“图画”来表现出经典的故事以感动群众的。“变文”和“变相”在唐代都极为流行：没有一个庙宇的巨壁上，不绘饰以“地狱变相”等等壁画的。（参看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同样的，大约没有一个庙宇不曾讲唱过“变文”的吧。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全集》，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第8册第421—422页。

其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又说：“所谓‘变文’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第150页。后之学者对郑说有所补充，但大体仍因袭之关于研究界对此的梳理，可参见李小荣《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一章及俞晓虹《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二章。。印度是最具故事传统的国度，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又是最善于用故事来宣扬自己的宗教参见王晓平《佛典·志怪·物语》（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一章《挈海移岳引梵入夏——佛经翻译中的印度文学》。，佛教传入中土后迅速本地化，它需要把自己的经文教义普及给更多的潜在教徒，也就更需要“俗讲”。至唐代，世俗文化趣味蓬勃兴起，正需要一种轻松通俗的娱乐，于是，唐代佛家俗讲便盛行起来，《酉阳杂俎》、《乐府杂录》、《卢氏杂说》均记载了有关情形，《因话录》的记载更为详尽，其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分别参见王汝涛编校《全唐小说》（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第1174、2103、2776、1965—1966页。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则引为“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亦通，“呼为和尚教坊”，更可见其俗讲之特色了。所讲连教坊也仿效，可见入俗之深之捷。

　　敦煌变文对中国小说体制的影响可谓深远，在塑造中国小说的民族形式亦即本书绪论中所论及的中国小说有别于西方小说的许多特点上，都导夫先路。比如大多数变文韵散结合的形式之于白话小说中引诗录赋之体制；送声留存之于小说结尾的诗句或散场诗；押座文之于话本小说的入话；变文因变相关系故有图有文之于后世小说上图下文及插图（关于此，可参见第二章第三节）等等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33—35页，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144—218页，《敦煌变文论文录》中王庆菽、冯宇、程毅中等的相关文章。。而于标目一事亦有可论者，虽如前文所述，在高雅文学中，我们可以为回目找到最原初意义上的标目形式，但那毕竟是一种晦而不彰的背景，更为切近的源头还当在通俗文学系统内部寻绎。

　　白话小说在话本阶段，回目与题目没什么区别，比如“玉箫女两世姻缘”，既是题目，又是标准的回目。而变文的情况就颇复杂，因为现存的变文作品多残缺不全，故其题目之有无与认定均有异议。如《唐太宗入冥记》首尾均残缺，故不知有无名字；《秋胡话本》前后亦缺，王国维（1877—1927）与鲁迅拟题为“秋胡小说”，王重民校录为“秋胡变文”，高国藩为《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所写条目则认为当名“秋胡话本”，李时人编《全唐五代小说》则仅称之为“秋胡”。不过，变文对名目还是相当重视的，正如后世话本有招徕性题目来吸引观众一样（详下文），变文也需要有这种类型的标目来吸引听者。《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云：“适来都讲所唱经题，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序品弟一》者：仁者，五常之首；王者，万国之尊；护者，圣贤垂休；国者，华夷通贯；般若即圆明智惠；波罗蜜多即超渡爱河；经者显示真宗。此即略明题目。”周绍良、张涌泉、黄征辑校：《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558页。即说明了其题目之含义。

　　押座文是变文中一种颇有特点的形式，向达（1900—1966）说：“今按押座之押或与压字义同，所以镇压听众，使能静聆也。又押字本有隐括之意，所有押座文，大都隐括全经，引起下文……此当后世入话、引子、楔子之类耳。”向达：《唐代俗讲考》，《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51—52页。孙楷第（1898—1986）在慧琳（737—820）《一切经音义》中又找到了“押”通“压”的佐证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沧州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38页。，事实上，斯3728所录即名为“左街僧录大师压座文”见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1158页。下文所引变文，均自本书，不另注。，知向、孙所论是正确的。此种开讲之前奏大多有引出所讲名目的功能。《敦煌变文集校注》卷七收录了十篇押座文，有七种的格式是在一段简短唱词后云“经题名目唱将来”，上引《左街僧录大师压座文》不全，余两种也有“××××唱将来”字样。可见，变文开讲前，确有类于话本“招子”性质的东西周绍良亦将其与“宋人平话开始之用‘入话’，而元人传奇开始之用‘引子’”相比，参见周绍良、张涌泉、黄征辑校《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前言第21页。，而话本的“招子”则与话本回目形成有很大关系（详下文）。

　　章回小说的回目是以其分回讲述为基础的，之所以分回分段，最为直接的原因固然在于说话艺术的限制与特点参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分类说明第3—4页。，然而，我们在变文中却也可以找到那最初滥觞的细流。

　　变文“处”字的使用即标明了这种最初的分节标志。变文常常需要“变相”之绘图来辅助讲唱参见李小荣《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第113页，俞晓红《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第127页。，故其云“处”，当指图中所表现场面，本是图画场景的标志，然而，正如讲史平话在讲说过程中，其时间标志演变成为章回分划一样，变文中的图像分幅标志“处”也逐渐附加了分节的功能。如《张义潮变文》中即残存两个“处”字：其体制是先有一段散文叙述，然后一小段骈文，最后是一段整齐的七言唱词，如此，一小结构既完，下一小结构再如此循环。就在这小结构中骈文与唱词交界处，最后便有一“处”字。如第一段，骈文云“分兵两道，裹合四边。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合，昏雾涨天。汉军勇猛而乘势，曳戟冲山直进前。蕃戎胆怯奔南北，汉将雄豪百当千处”，此字定为结构标志，因其不在骈文中，亦不在下边的唱词里，且前之“千”字正为韵脚，如为此节施加现代标点的话，“处”前之文字应以引号括出。《张淮深》分四个小结构，便有四“处”，均为“××××处，若为陈说”句式（第一则中只有“若为”二字，下阙），前为散文，后为唱词。故此散文叙述实相当于一个扩展了的题目。又，《目连救母变文》亦如是，有十五处此种形式；《目连变文》存一处；《王陵变》存四处，余几处有“若为陈说”类语，但无“处”字；《李陵变文》存六处；《王昭君变文》存六处；《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有一处。可见，此之“处”字已类似于分回了。此外，这里图与“处”之分节关系与后世小说插图与分回之体制也有潜脉暗通之处（详参本章第三节）。

　　关于“处”字的使用及其对后世叙事文学的影响，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H.Mair）为我们找出了更有意义的例证。他指出日本现存有一种“中国元代1251年5月刊印本同样式的翻印本”的附图《佛说目连救母经》，为上图下文式，“图画中有题词且通常是对所绘场面的简短描述，以‘処’字结尾”；他进一步指出，日本尚有面向妇女儿童的故事书类型，名“お伽草子”，在其《七人比丘尼》1635年的版本里，一幅画前有“几年前，他们随为首的年轻主人藤原出发去一未知目的地处”的表述参见〔美〕梅维恒撰，杨继东、陈引驰译《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1，第92—93页。，可见这个分节标志是怎样延伸到叙事文学中来的。

　　除了“处”字标识外还有其他类型，如《双恩记》中，有“双恩记弟三”、“双恩记弟七”、“佛报恩经弟七”、“报恩记弟十一”、“佛报恩经弟十一”等序号，此文并不全，想来至少当有从一到十一的序号；而且，据这几个残题来看，还可推测，其每节前当有“双（或报）恩记弟×”标志，结尾亦有“佛报恩经弟×”的字样。《维摩诘经讲经文》（五）中，开篇与结尾也分别有“持世菩萨弟二”与“持世菩萨弟二卷”字样。

　　这种形制可从变文所自的佛经中找到依据，因其与俗文学关系的密切，我们也承认这与上文所论之“处”一样，为白话小说的分则提供了借鉴。事实上，我们从下文对话本小说与诸宫调的论述中便会看到更直接的证据。

　　其实就讲经文的体制而言，先引一段经文再事铺衍的方式已经自然地给一些较长的讲经文分了节。在此形式下，所引经文实于分节之外，还起到了概括本篇内容的作用，虽然事实上这个逻辑关系恰恰相反，宣讲者正是因了此段经文而推演出正文的，但在形式上看，确为如此。如郑振铎说：“《维摩诘经变文》是全依《维摩诘经》为起讫的，在每卷每节的讲述之前，必先引经文一则。然后根据这则经文加以横染，加以描写。往往是，十几个字或二三十个字的经文，会被作者敷衍成三五千字的长篇大幅。”郑举一例，“经云：佛告弥勒菩萨，汝行诣维摩诘问疾”，却被敷衍出“散文六百十三字，韵语六十五句”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168—170页。来。而且，其题十四字，正是一对普通回目的长度。在此类变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几个这样的标题：

佛告弥勒菩萨，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佛告光严童子，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佛告文殊师利，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当然，这些标目随经文的详略亦有较大差异，不尽是此种整齐者，但其功能则已相仿。张锡厚说“这种连续讲唱《维摩诘经讲经文》的表现形式已经开创后代章回体小说的先例”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第379页。，虽着眼于讲唱形式，但此亦当为其一义。

　　然而，上所举二者，一有“第×”之序号，一有较细致的标题，若组合起来，便可以行使回目的功能了，在《太子成道经》的一个抄本中（编号为伯2299），有数个小标题《太子成道经》共有八卷，几种变文集均以伯2999为底本校录，然此种小标题则仅存于伯2299中，故其面貌不见于今各家集中，仅有黄、张二氏之校注（参见《敦煌变文集校注》，第434—467页）保存了这些小标题，故下文给出注的序号，以俾查检。，正体现了二者的结合：

弟二下降阎浮柘胎相（注七○）

弟三王宫诞质相（注一一六）

弟四纳妃相（注一七一）

弟五逾城出家相（注二○八）

这几个标目虽不见于其他本子，但在编号为北图8436的写本中，有一处有“此是王宫诞质相也”八字(注一三五)，可知上言之标题亦非孤证。而且，这里的“相”实即“变相”之“相”，也即上文所说配合变文讲唱的图画，那么，此与上文所论之“处”及本章第三节将要论及的图均可互证了。这种标目已经具备了回目的多种要素，它最后需要完成的其实就只是由雅文学赋予它既有概括力，又具叙事性，再稍显雅化的形式罢了。

　　当然，变文之标目体制还处于原始的面貌中，郑振铎说：“到了宋代（真宗）变文的讲唱，便在一道禁令之下被根本的扑灭了。然而庙宇里讲唱变文之风虽熄，‘变文’却在‘瓦子’里以其他的种种方式重苏了。”他还说：“变文在实际上销声匿迹的时候，是在宋真宗的时代……但变文的名称虽不存，她的身体虽已死去，她虽不能再在寺院里被讲唱，但她却幻身为宝卷，为诸宫调，为鼓词，为弹词，为说经，为说参请，为讲史，为小说，在瓦子里讲唱着。”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204、217—218页。而通俗文学标目的发展也随着变文的幻化潜入到别的通俗文学样式中，继续它整齐而趋雅的历程。二、 话本的简名与“招子”

　　前文论及胡士莹不同意张政烺对咏史诗与讲史平话渊源关系的论述，其实胡氏是有道理的，因为话本话本是一个争议较多的概念（参见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第一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本书不一一细辨，讨论范围大致为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及陈桂声《话本叙录》（珠海：珠海出版社，2001）所涉及者。有自己的渊源与系统，这个系统是一直在民间传承与衍化的。据胡氏所论，说话伎艺最初的先驱当是“俳优侏儒”，秦汉时期又产生了说唱结合的民间俗赋，至唐代，说话艺术更为盛行，也产生了许多话本。不过，正如上文所言，像《庐山远公话》与《韩擒虎话本》等在标目上也没有什么发展。

　　最早有了标目的话本或许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部作品当产生于唐五代，至少也应在北宋时期，算是俗讲变文的遗脉参见李时人《西游记考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第61—82页）及刘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的时代蠡测》（《中国语文》1982年第5期）。关于此，学界争论颇多，但若分清刊刻与成书，了解流传过程中的附益与原文，则还当以李、刘二人之论更为得实。。它既有序号，亦有序号的标志，每节还有标题——标目体制是“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式。这样的话，回目所应有的主要因素它已有了三个：序数、序数标志及概括故事的标题。其余二者暂不必说，其序数的标志“处”确为变文之体制。张锦池认为它“最初很可能也是与图画相配的”，并认为已不再是变文中的功能，而是创为标目，“遂开后世章回小说之先河”张锦池：《西游记考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47页。，所论甚是。

　　不过小说话本的名称与《取经诗话》的标目还不是一回事，虽然个别宋元小说话本也分了回，但只有总名，而无分节标目。所以《取经诗话》的标目体制应当与讲史平话的标目有渊源，而小说话本则另有渊源。

　　从前引《醉翁谈录》的记载可知，说话人要对《太平广记》、《夷坚志》与《绿窗新话》非常熟悉，因为正是这些书给他们以无穷的故事原型，但同时，这些作品也会影响到标目。在所能看到的宋元话本名目中，当以《醉翁谈录》著录者最为可信据李剑国叙录，此书之编成在宋理宗年间（《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第376—379页），故其所录自当为宋人话本无疑，而明人刊刻之作品集乃至于《宝文堂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等所录则未知标目是否有更动。。其“小说开辟”引录107种小说之目见（宋）罗烨编撰，周晓薇校点《新编醉翁谈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3—4页。又，此据胡士莹论；谭正璧分为108种，将《西山聂隐娘》条一分为二了，参见《话本与古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4、39页。，形态即颇混杂：有《太平广记》式的标目，如《杨元子》、《崔智韬》、《李达道》等，此类数量并不多；又有一些标目有宋代类书所拟的特点，如《错还魂》、《王魁负心》、《崔护觅水》等等，这类命名已占了一定的分量。这些标目的混杂形态与《夷坚志》极像，后者卷帙浩繁，标目也各式均有，如《太平广记》式的《武承规》、《崔祖武》等，宋代类书式的《李乙再生》、《方客遇道》等。其实，《醉翁谈录》列举之话本产生时代亦当与《夷坚志》记载的故事时代相去不远，二者相似也不奇怪。

　　不过，《醉翁谈录》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小说开辟”引录之标目与正文所录之标目在体制上并不相同。前者的107种名目里，有五字与二字各一，四字24条，余81条皆为三字者；而后者所录共79条，四字7条，五字8条，六字11条，八字12条，九与十字各5条，余31条为七字者，其标目已有了明显的叙事性，还注意了文字的整齐，当是继承了自《青琐高议》到《绿窗新话》所积累之标目经验而成者。七字者（当然，有一些也与《青琐高议》一样并非小说）如《张氏夜奔吕星哥》、《林叔茂私挈楚娘》等等已与《绿窗新话》的标目为同一类型了。

　　这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提示我们，当时话本的标目体制绝非如“小说开辟”中列举的那么简单，从种种迹象可以知道，其标目当受《青琐高议》双名制影响，即当有简名与全名。“小说开辟”中所列为作品的简名，正文中的标目才是全名。从二者间一些相互重合的例子便可以知道：如前之列举有《徐都尉》，后即有《乐昌公主破镜重圆》；前有《王魁负心》，后有《王魁负约桂英死报》；前有《李亚仙》，后有《李亚仙不负郑元和》；前有《鸳鸯灯》，后有《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前有《章台柳》，后有《韩翃柳氏远离再会》。除此之外，其简名在别的典籍中还有许多对应的全名，如仅《宝文堂书目》所载就有9种，列举如下（见表2-1）。

表2-1《醉翁谈录》简名与《宝文堂书目》全名对照表

《醉翁谈录》

《宝文堂书目》

《醉翁谈录》

《宝文堂书目》

水月仙

邢凤此君堂遇仙传

竹叶舟

陈季卿悟道竹叶舟传

灰骨匣

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

黄巢

唐平黄巢

卓文君

风月瑞仙亭

赵正

赵正侯兴

斗刀楼

斗刀楼记

拦路虎

杨温拦路虎传

种叟神记

种瓜张老（余公仁本《燕居笔记》卷九引为《张老夫妇成仙记》）

这在后来的话本小说里也可以看到痕迹（参见第四章第一节中对“三言”所提及的简名与全名的论述）。此种标目体制在《青琐高议》而言也许只是一种妥协的过渡形态：它刚从《太平广记》式的传统标目而来，所以有提示性的题目；又因说话体制之影响，又有了类回目的叙事性标目。而这在话本与元杂剧那里都衍生出了苗裔。

　　在这里，简名当是说话人对所说故事的称呼，只起一种大致的区分作用。正因如此，在不同的说话人那里，简名也往往不同。《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中录有“宋人词话”16种，6种下均标有别名，其《简帖和尚》亦见于《清平山堂话本》，注别名同云“亦（目录作一）名《胡姑姑》，又名《错下书》”；《小亭儿》注云“一名朴刀事迹，一名十条龙”，而在《警世通言》中名为《万秀娘仇报山亭儿》，篇末注云“话名只唤作《山亭儿》，亦名《十条龙》、《陶铁僧》、《孝义尹宗事迹》”严敦易校注《警世通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第560页）及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231页）均断此句为“《十条龙陶铁僧孝义尹宗事迹》”，然《醉翁谈录》已分列《十条龙》与《陶铁僧》为二目了，又因钱曾之录亦单有“十条龙”者，故从程毅中之标点（《宋元小说家话本集》，济南：齐鲁书社，2000，第83页）。；《灯花婆婆》下注云“一名《刘谏议传》，一名《龙树王斩妖》”孙楷第《小说旁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3页所引无“传”字。；《紫罗盖头》注云“一名《错入魏王宫》”；《风吹轿儿》注云“一名《危桥夫妻》”；《错斩崔宁》注云“一名《小刘伶》”均见（清）钱曾《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7册第757页。关于《错斩崔宁》的别名，仅见谭正璧《话本与古剧》（第44页）言之，且未确知其所据，孙楷第、胡士莹、程毅中、陈桂声诸人对此目所录别名均有所录，其中胡氏录了4条，陈氏录了5条，不知为何均未录此。。又《清平山堂话本》之《刎颈鸳鸯会》名下注云“一名《三送命》，一名《冤报冤》”；《警世通言》之《崔衙内白鹞招妖》原题下注云“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罗白鹞》”；而《警世通言》中《蒋淑真刎颈鸳鸯会》下并未注其他别名，可见保存在《三言》中的宋元话本还当有许多此种例证其实，《蒋淑真刎颈鸳鸯会》正文中亦有“在座看官，漫听这一本《鸳鸯刎颈会》”之语。像这种注出简名或文中带出简名者，“三言”中共有20篇之多，参见第三章第五节，当然，有一些是明代的话本而已。。这都清楚地表明了简名因说话人不同而相异的特点，其异也正源于每个说话人对此类故事叙述中心认定的差异，所以，这些名字都当是变动不居的。

　　如果说简名看做人名的话，全名则当类于字号，如《醉翁谈录》正文所引者。这或正是“招子”：在古代商业性的讲唱艺术中，表演前为了招徕观众，往往需要宣传，在宋元时代，“招子”就扮演了这个角色。《水浒传》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中有这样一段：

雷横听了，又遇心闲，便和那李小二径到勾栏里来看。只见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旗杆吊着等身靠背。入到里面，便去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了。看戏台上，却做笑乐院本。那李小二人丛里撇了雷横，自出外面赶碗头脑去了。院本下来，只见一个老儿裹着磕脑儿头巾，穿着一领茶褐罗衫，系一条皂绦，拿把扇子，上来开呵道：“老汉是东京人氏，白玉乔的便是。如今年迈，只凭女儿秀英歌舞吹弹，普天下伏侍看官。”锣声响处，那白秀英早上戏台，参拜四方，拈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下一声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诗，便说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李永祜点校：《诸名家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678页。此点校本为纯正的容与堂本，故以下引《水浒传》者，除特别说明外，均引自此本，不另注。

《水浒传》除了艺术上的成就以外，还保留了许多史料，值得仔细研究：这一段就是有关宋元间说唱艺术的珍贵记录。其中提及的说唱话本大多数人认为是诸宫调如郑振铎《宋金元诸宫调考》（见《中国文学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下册第114—115页）与陈汝衡《宋代说书史》（见《陈汝衡曲艺文选》，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第365—366页）。，也有以之为宋元话本者。金圣叹（1608—1661）在此评云“文之奇幻者，评话中说评话，如豫章城双渐赶苏卿……”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第930页。，将其与《水浒传》列为同类，似亦以之为平话。这一段对招子形式与功能的记录很有参考价值，招子名为“豫章城双渐赶苏卿”，已具成熟的回目意味荷兰汉学家伊维德（Wilt L.Idema）在其《诸宫调研究——对于不同见解的重估》一文中认为“这一题目并非指整个诸宫调作品，而应仅仅是其中的某一部分，并且很可能是第三部分”（见乐黛云、陈珏、龚刚等编选《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第352页），这一推测或许并不成立，他还不熟悉中国文学以一个局部情节来概括全书的标目形式，特别是在宋元的说唱文学中。。此处袁无涯本署名李贽（1527—1602）的眉批云“真元人标目”，可见批者亦觉像元杂剧的题目正名，不过他弄错了源流。需要说明的是，《永乐大典》“苏”字韵下载有出自“《醉翁谈录》烟花奇遇”的《苏小卿》一文（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122—1123页。，当原出《醉翁谈录》，唯原本标目已不可知，但可推测《永乐大典》所引为简名，因现存《醉翁谈录》所录之话本名目，绝无此种类型者。

　　然而，在以《醉翁谈录》为代表的宋代话本双名体制及具有叙事性的类回目后，明代刊行的作品集很少看到这类标目，大多倒是存其简名。我认为，明代几种主要的话本集均是文人爱好者搜集刊刻的说话人底本，而说话人底本名目则多录说话者常用的简名，正名是用作招子来宣传的，并不被郑重地写到底本上，所以在明代刊本中反而造成了简名的留存与招子的湮没。

三、 话本标目的回目化

　　在明代刊刻的一些保存了宋元质朴面貌的话本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话本简名的历程，但随着书籍刊行的商业化，话本的叙事性标目又逐渐回到作品中来。《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此书以石昌渝校点《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为本。有两种为宋人话本，在《宝文堂书目》中亦均有载录，分别为《彩莺灯记》、《失记章台柳》，而在前者中，这两种名目已有所演化，分别为：《张生彩莺灯传》与《苏长公章台柳传》（此之《失记章台柳》与《苏长公章台柳传》或许并非一种，详后文之注）。其目较前者已加长，并有更强的叙事意味。

　　熊龙峰所刊小说中有一篇明人作品还收入了《清平山堂话本》此书以石昌渝校点《清平山堂话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为本。，即《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然其在《清平山堂话本》中之标题却一如《宝文堂书目》，名为《风月相思》其实，在《宝文堂书目》中尚著录有《冯伯玉子弟弃烟花》一本（第139页），然胡士莹、谭正璧两家对《宝文堂书目》之话本进行细致研讨的文章均未及此，或以其录于“乐府”类而未及之，但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批评的那样，此书“编次无法，类目丛杂，复见错出者，不一而足”，“乐府”类中也收入了不少小说，如《彩鸾灯记》（此条子杂类亦收）、《钟丽情集》、《怀春雅集》与《五代残唐记》等，唯不知此与《风月相思》有何关系。，事实上，《清平山堂话本》之标目并不是比前者更粗糙，而是呈现出了一种极复杂的面貌。此书全部29篇小说，当有宋元话本20篇胡士莹认为有宋人之作12篇、元人之作6篇，余为明人之作，见《话本小说概论》第七章第四节、第九章第四节与第十三章第一节（其书自云第十章第八、九两节，实非）。其中，他认为《张子房慕道记》“可能是明代初年以后的作品”，郑振铎也曾说“似乎是后来的拟仿的作品”（《中国文学研究》，上册第341页），他们二人均无确凿的证据而仅为疑似之词，如郑振铎把《阴骘积善》与此篇归为一类，胡士莹却又定为元人之作。《类说》卷五六引《刘贡父诗话》有《赤松赠张良诗》一则（《类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第1682页），程毅中据此认为“北宋时已有张子房慕道话本”（《宋元小说家话本集》，第404页），从之。

　又，《戒指儿记》一篇的年代归属也颇有疑义，许政扬举二证论为明代之作，实为一证，即选驸马事，其论精密，自为的论（参见《许政扬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267—273页）。然这一个情节的添加并不能确定此全篇即为明人所作，因为这也可以是明代刊刻者所加。同在《清平山堂话本》的《曹伯明错勘赃记》明云“话说大元朝至正年间”，事实上在至正之前，元人武汉臣、纪君祥与郑廷玉即已有演述此故事的杂剧了（参《话本小说概论》，第292页），可见此语必为刊刻者所加，不可据以遽定年代，例亦同此。其实，此书之前三卷及第四卷《雨窗集上》共20篇，公认为宋元旧篇者已19篇，仅余此1篇，且其20篇之标目亦与后7篇公认为明话本者迥异（见下文），即此似亦可暂定其为宋元旧本。，有12篇在结尾处有一“记”字，有2篇结尾处有一“传”字。而《宝文堂书目》原有著录的5篇均无“记”字，可知此当为洪氏刊刻时所加。这一更动似乎有向传统标目方式复归的趋势。

　　这20篇宋元话本标目形制不一，有传统的文言小说之目，如《蓝桥记》，从文言小说到话本的发展历程中，它是一个极为难得的中间形态的半成品，也是一个活标本：先是裴铏的《裴航》，其文约1700字；皇都风月主人节入《绿窗新话》，题名为《裴航遇蓝桥云英》，只取300字，仅存梗概而已；《醉翁谈录》截取了近千字，题名为《裴航遇云英于蓝桥》，虽丰于《绿窗新话》所引，但细致比勘，可知亦当参考了《绿窗新话》如原本云“湘汉”，此同《绿窗新话》为“襄汉”；原云“入青云”，此同为“入青冥”等等。且《绿窗新话》有“与郎君少有因缘，他日必为配偶”句，《醉翁谈录》亦有“然亦与郎君有小小因缘，他日必得为姻懿”句，原本无此语。必为《绿窗新话》辑者所加，因其辑旧文，或仅止于节略，或竟小有增润，而其所增，多为庸俗媟亵之语，如《贤鸡君遇西真仙》、《钱忠娶吴江仙女》、《张浩私通李莺莺》、《周簿切脉娶孙氏》诸篇（参见皇都风月主人编，周楞伽笺注《绿窗新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11、29、60、90页），可知后者当参考了前者。；到此《蓝桥记》，几乎全篇袭用《醉翁谈录》之原文，仅在开头与结尾依话本惯例各加了几句诗而已。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另一方面的极端例子是《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此篇在话本与章回小说的发展中当有重要的地位，赵景深因体制而说它“再象章回小说也没有了”，它的开始与结束已略具雏形。参见《中国小说丛考》，济南：齐鲁书社，1980，第86页。与《五戒禅师私红莲记》，虽均有一“记”字（《宝文堂书目》所录无“记”字），然标目的主体已为七言标准回目了，这或当是招子在后世刊刻本中少有的遗存。其后二者均被收入《古今小说》，分别目为《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及《明悟禅师赶五戒》，两相比照，已如出一辙了。《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与《曹伯明错勘赃记》等亦类此。

　　最有讨论价值的是《清平山堂话本》其他各集与《欹枕集》之间的差别，这一差别在无意间给我们提供了话本标目回目化的最佳例证。

　　现存《清平山堂话本》的29篇中，阿英发现的《翡翠轩》与《梅杏争春》两篇残损过多，可以不论，余者从故事渊源、书目记载等方面可推定有20篇当为宋元话本，另7篇非宋元时代者均为《欹枕集》中作品，这应非巧合。

　　美国学者韩南（Patrick Hanan）在《中国白话小说史》中曾经论及《清平山堂话本》，并注意到了《欹枕集》之不同。他详细考述了《欹枕集》七篇作品之“儒家信仰”的表现、“性爱主题”的缺席、故事时代的不同、入话的简短节省及叙述语言的文言色彩等特点，认为它们的“作者显然是一个文人”，且推测“很可能就是洪楩本人或他的某个合作者”〔美〕韩南撰，尹慧珉译：《中国白话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第57—59页。。他的研究十分精辟，以此观照《清平山堂话本》之标目，会发现极有价值的不同，如表2-2：

表2-2《清平山堂话本》各集标目对照表

话本卷一《清平山堂话本》共六集，每集分上下卷，每卷五篇作品。前15篇已无法确知属于哪一集，故以“话本卷×”标识。

话本卷二

话本卷三

《雨窗集》上

《欹枕集》下标目

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

蓝桥记

阴骘积善

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老冯唐直谏汉文帝

简帖和尚

快嘴李翠莲记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曹伯明错勘赃记

汉李广世号飞将军

西湖三塔记

洛阳三怪记

五戒禅师私红莲记

错认尸

夔关姚卞吊诸葛

合同文字记

风月相思

刎颈鸳鸯会

董永遇仙传

霅川萧琛贬霸王

风月瑞仙亭

张子房慕道记

杨温拦路虎传

戒指儿记

李元吴江救朱蛇

因每卷五篇作品，故只列了《欹枕集》卷下来对比。从表中可以清楚看到，现存其余四卷20篇的标目均正处于前文所说的简名与全名、传统传记体标目与回目的过渡阶段，有12则标目后带有“记”字，有两则后带有“传”字，其余标目也或人名,或地名,或情节,或道具，与标准回目尚有较大距离。然而，文人拟作之《欹枕集》则不同，它完全回目化了：整个标目是一条完整的陈述句，具有回目的核心因素（参见第五章第二节）。不仅如此，这些标目还注意到了文字的整齐与相邻两则的对偶，这都已逼肖后世的标准回目了。其实，《欹枕集》中有三篇为《喻世明言》所用，即卷下的《李元吴江救朱蛇》与上表未列出之卷上的《羊角哀死战荆轲》、《死生交范张鸡黍》；后书回目分别为《李公子救蛇获称心》、《羊角哀舍命全交》、《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两相对照，可谓如出一辙。

　　《欹枕集》恰恰是明人自己的作品，却又在标目上体现出与明人辑录宋元之作的不同来，这也正说明了话本小说标目向回目发展的历程。石昌渝在校点前言中给予《清平山堂话本》很高评价，他说“现存二十九篇作品亦保留着早期话本的文体特征”，因而对小说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并因此称其为“文学上的《清明上河图》”石昌渝校点：《清平山堂话本·前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2页。。这一评价极为贴切，如果我们从话本标目之嬗递来看，当对此评更有同感。

四、 话本之分回及其叙事型结尾诗

　　《京本通俗小说》实为从三言中捡出者（观程毅中、程有庆之校点即知其与三言几无差别），然亦为宋元旧篇，颇有可论。如第一篇《辗玉观音》，亦著录于《宝文堂书目》，名为《玉观音》。在《京本通俗小说》中，它被分为上下两部，因而删去了此篇一个重要的形式特征：“这汉子毕竟是何人？且听下回分解。”这正记录了当时说话人分回讲说的资料。《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中的《张生彩莺灯传》与后来《古今小说》中的《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亦有“且听下回分解”字样；《醒世恒言》中的《薛录事鱼服证仙》云“待下回表白”；又《西山一窟鬼》即云“因来行在取选，变做十数回蹊跷作怪的小说”；胡士莹还在元无名氏杂剧《风雨象生货郎担》中发现这样一条资料：“那老的为俺这一家儿这一桩事，编成二十四回说唱。”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178页。这些都是说话的分回讲说体制在文本中留存下来的宝贵痕迹，即此可见对章回小说分章分回体制产生影响的不只是公认的讲史平话，小说话本亦有力焉。

　　《碾玉观音》还有一处特征值得探讨，即篇末类于诗句的结尾形式：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郭排军禁不住闲嗑牙。

　　璩秀娘舍不得生眷属，崔待诏撇不脱鬼冤家。

这似乎是一般话本结束时的诗，但体制不同。遍检宋元话本，大部分结尾诗都是另一种情形，如《菩萨蛮》云：“正是：从来天道岂痴聋，好丑难逃久照中。说好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德积阴功。”其实这种结尾诗《辗玉观音》里也有，即在此四句所谓“后人评论”前云“只见：两部脉尽总皆沉，一命已归黄壤下”。两者相较，其异有二：一、是向诗靠拢、具有抒情意味，还是只有叙事作用？二、可通用还是仅为专用？也就是说，真正的结尾诗总体上还是诗的面貌，或多或少会跳出所述故事的框范，进入抽象的概括与感喟中去，自然，如此也就具有或强或弱的通用性，即放在此话本与彼话本结尾均可；另一种形式实际上并不是诗，只是对故事内容的提示与概括，故只以叙事为意，并不抒怀言志，且因以概括全篇故事为主，也不再具有通用性，只能用于特定的一篇。在今存宋元话本中，类似《辗玉观音》体制的还有《合同文字记》、《山亭儿》与《戒指儿记》其实这种例子在“三言”之中还有存留，如《古今小说》卷四《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卷二九《月明和尚度柳翠》、《警世通言》卷三五《况太守断死孩儿》。，如《合同文字记》云“李社长不悔婚姻事，刘晚妻欲损相公嗣。刘安住孝义两双全，包待制断合同文字”，不管是从功能还是从体制上，实在就是元杂剧的题目正名（其实，元人杂剧中正有《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一本），而元杂剧的题目正名对章回小说回目的产生又具有重大意义（参见本章下一节）。可见，白话小说在内部缓慢发展其标目体制的时候，说话人结束讲说时对全篇故事内容进行概括的一个小技巧竟不期然成为元杂剧体式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套路，并再次回到古典小说中，为其标目回目化的最后完成助一伟力。

　　上文论述了话本小说对于回目的意义，但不是说讲史平话就袖手旁观了。宋代的讲史极为发达，遗留下来的作品也很多孙望等主编《宋代文学史》云：“《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三《杂史类存目》二《平播始末》提要说：‘《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夥，皆优人以前代轶事敷衍成文而口说之。’其中当有不少宋元旧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下册第417页）所言甚是。唯引文有小误，按此语实出自卷五四《杂史类存目》三（见《四库全书总目》，第279页），之所以误引是因为卷五三亦有《平播始末》一书，未详察之。，对于中国章回小说的发生发展有着比话本更为重大与直接的作用。据《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及《醉翁谈录》等文献记载，两宋出现了为数甚巨的讲史艺人，也产生了大量的讲史平话，后世章回小说在继承这些作品情节与人物基因遗产的同时除了学者常引及的《宣和遗事》、《三国志平话》与《武王伐纣书》及各自的后继作品之外，尚有《薛仁贵征辽事略》、《七国春秋后集》以及《醉翁谈录》所说的“刘项争雄”、“孙庞斗智”、说“岳”的新话、“说狄青”收西夏等等都对后世同系的章回小说产生了影响。现存这些作品的刊刻年代学界尚有争论，但不可否认原当为宋元旧本。，也必然会把标目的特点沿袭下来。讲史平话相对于小说话本而言，“篇幅曼长，分卷分目”的特点更为突出，那么，它对“回目”的需要也就更自然。在《五代史平话》与《大宋宣和遗事》两种平话中，都有着极为细碎的分节标目，前者尽管只存了三部半的标目，仍有351个节目；后者则更密，篇幅仅及前者之半，即有293个节目，全书共7.6万余字，每条节目下统摄不过260余字，这无疑是过于细密了（当然，这种细密也许是其原本为图题的缘故，参见本章第三节）。不过，其为艺人之底本，在讲说过程中再事铺衍也是可能的，那么，它每个小节的节目就形成了这一节的叙事核心，也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分割的章回，而在本书所论述的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其节目也可以相机而成为回目了。

　　此外，还有《西游记》平话吉光片羽的存在，这部作品虽未传世，但据《永乐大典》所引、《销释真空宝卷》及《朴通事谚解》等材料可以推知，确曾存在过这样一部平话作品（关于此之讨论，参见第三章第三节），且可推想其原本必为巨制。因其总名为《西游记》，而《永乐大典》所引则仅及“西游”故事中一个细小的插曲，便已有千余字，《朴通事谚解》也记载了丰富的情节。从《永乐大典》的引文中可以看到此书当有小标目，结尾处云“正唤作‘魏徵梦斩泾河龙’”郑振铎认为其“文中插入‘玉帝命魏徵斩龙’一句，与上下文俱不衔接，却显然是原来的一个‘回目’”（《中国文学研究》，上册第252—253页），此论甚确，因为考虑到上文所论《平话五种》的文中节目均只是用阴文标识，并不如后世回目一样另起一行，所以也许在抄《永乐大典》时便抄成了正文。当然，这七字似乎朴拙一些。 ，这一标目已可置于世德堂本《西游记》的回目中而不觉龃龉了。此书多数论者认为当出现在元人吴昌龄之后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303页；李时人《西游记考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第48—55页。，可见在经历了元杂剧的渗透之后，白话小说的回目有了怎样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