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文协”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者未能抓住“文协”的特殊性质，根据“文协”自身的历史特征来展开研究，而是套用研究一般文学社团的思路和模式，把作为全国性文学组织的“文协”变成了没有边界的存在，实际上也就等于暗中取消了研究对象的历史存在。对“文协”这样一个特殊的全国性文学组织来说，我们实际上只能从清理其最基本的历史特征出发来考察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和现代文学史上的一般文学社团不同，“文协”是基于全国文艺作家对“抗敌”这一历史目标的认同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民众团体，而不是以共同的社会文化空间或者文学观念为基础形成的文学组织。“文协”最基本的历史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自觉而明确地以组织和领导抗战文艺运动为目标的全国性文学组织。“文协”的组织形式，《抗战文艺》的编辑出版，以及理论批评活动等，大都是围绕这一历史特征展开的。

一

抗战初期，一方面是全民族的抗战事业迫切需要散处四方的文艺工作者迅速组织起来，“共同参加民族解放伟业”，“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1卷第9期（1938年4月1日）。；另一方面，因上海和北平等文化中心城市的陷落而四散流亡的作家们，也同样迫切地希望“在一个大组织之内，广泛地，有计划地来发挥我们战斗的力量”《告全世界的文艺家》，《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1卷第9期（1938年4月1日）。，参与民族抗战。“文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诞生的组织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机关”座谈会：《建立沦陷区域的文艺工作（论文）》，《抗战文艺》第2卷第11/12期（1938年11月26日）。、领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总指挥部”姚蓬子：《一个最实际的问题》，《抗战文艺》第2卷第5期（1938年10月8日）。孔罗荪在《抗战文艺运动鸟瞰》（《文学月报》第1卷第1期，1940年1月15日）一文中，回顾抗战初期的文艺运动，也使用了“总指挥部”来比喻“文协”。。

“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

第一章“文协”的历史特征

“文协”的组织形式，尤其是总会与各地分会之间的关系，首先体现了“文协”试图把全国文艺作家组织起来，在总会的领导和指导下共同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特征。

为了实现把全国文艺工作者纳入共同的文艺组织，“在总会的协助与指导下使文艺工作得到统一的策略与步骤”的目标老舍：《欢送文协战地访问团出发》，《抗战文艺》第4卷第3/4期（1939年8月）。，“文协”成立之后，很快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积极在全国各地建立分会和通讯处。“文协”组织部在第一年度的工作报告中，详细地报告了“文协”建立分会与通讯处的具体方式及其成绩：

总会为了团结全国作家，加强抗战文艺宣传起见，因由理事会通过组织部的建议，推周文，李劼人，朱光潜，罗念生，马宗融等为成都分会筹备员；巴金，夏衍，盛成等为桂林分会筹备员；穆木天，朱自清，沈从文，施蛰存等为昆明分会筹备员；谢六逸，蹇先艾，张梦麟等为贵阳分会筹备员；楼适夷，许地山，欧阳予倩，戴望舒，萧乾等为香港分会筹备员；陈北欧，田涛，孙陵，姚雪垠，臧克家等为宜昌襄樊分会筹备员。请各地筹备员在指定时间内，成立各地分会，推进文艺宣传工作。

现在，成都，昆明，桂林，香港，宜昌襄樊等地分会，已次第宣告成立。组织部：《组织概况》，《抗战文艺》第4卷第1期（1939年4月10日）。

除了上述分会之外，内江通讯处总务部：《会务报告》，《抗战文艺》第3卷第8期（1939年2月4日）。、延安分会、自流井通讯处等，也是事先取得总会同意之后，按照会章规定的组织程序设立的。总务部：《会务报告》，《抗战文艺》第4卷第3/4期（1939年8月）。不难看出，“文协”这种先由总会指定筹备负责人，再由负责人在指定时间内成立分会的组织形式，本身就具有相当浓厚的集权色彩，明确体现了把全国各地的分会和通讯处置于总会领导之下的意图。

不仅如此，各地分会和通讯处建立之后，“文协”又及时指导工作方针，要求各地分会的工作方针须“经总会核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报送会务状况报告备案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辑出版社，1998年，第211页。才能付诸实施，坚持对各地分会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襄樊、宜昌两分会成立后，总会即“先后快函，指示会务进行方针”，对昆明分会则“除分函杨今甫、朱佩弦、沈从文、施蛰存、穆木天诸先生指导会务外，并随时通信，期得密切联系”。总务部：《会务报告》，《抗战文艺》第3卷第7期（1939年1月28日）。与此相呼应，各地分会也积极与总会取得联系，讨论具体工作事宜。宜昌分会理事段公爽曾借“因公来渝”之便“与总会接洽分会会务进行事宜”记者：《文艺简报》，《抗战文艺》第3卷第5/6期（1939年1月28日）。，成都分会也有派周文为代表专程前往总会商谈“今后会务推动办法”之举老舍《“五四”之夜》，《老舍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13页。。在战争环境中，总会对分会工作的具体指导虽然不一定能够落到实处，却明确体现了“文协”自上而下领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基本特征。

对于会员人数太少，按会章规定不能设立分会或通讯处的地方，“文协”则采取由总会指定理事个别推动的方法，以尽可能扩大总会对地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推动作用。比如乐山会员人数不足，“文协”就指定陈西滢理事负责推动当地的文艺工作。总务部：《会务报告》，《抗战文艺》第3卷第8期（1939年2月4日）。

这样，“文协”实际上等于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以分会、通讯处以及个别理事专门负责三种具体形式，从组织上确立了对全国文艺运动的领导地位，而这种组织形式也就成了“文协”领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之意图的直观呈现。

二

除了组织形式，《抗战文艺》的编辑出版，以及“文协”的不少理论批评活动，同样体现了“文协”旨在领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特征。

正如其《发刊词》所说，“文协”的根本目标是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抗战文艺》则是具体推动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武器，是“全国文艺工作者前进的道标”《发刊词》，《抗战文艺》第1卷第1期（1938年5月4日）。。因此，“文协”同人理想的《抗战文艺》乃是一份“推动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指导刊物”出版部：《出版部报告（文协成立三周年时）》，《抗战文艺》第7卷第2/3期（1941年3月20日）。，它应该“及时的抓到社会上急待解决的问题，加以讨论和指导”老舍：《一年来文协会务的检讨——四月九日在年会上的报告》，《抗战文艺》第4卷第2期（1939年4月25日）。，“随时有计划的共同订出工作方针”魏猛克：《抗战以来的中国文艺界》，《抗战文艺》第2卷第6期（1938年10月15日）。，指导全国文艺工作者积极有效地开展抗战文艺运动。我们看到，《抗战文艺》区别于一般文艺刊物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围绕着指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编辑方针，经常以“文协”同人集体意见的形式，对抗战文艺运动的有关问题发表规范性意见。1938年5月的《怎样编制士兵读物》座谈会：《怎样编制士兵读物》，《抗战文艺》第1卷第5期（1938年5月21日）。和1938年11月的《建立沦陷区域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建立沦陷区域的文艺工作（论文）》，《抗战文艺》第2卷第11/12期（1938年11月26日）。，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1940年下半年，出版部同人又决定以《抗战文艺》的名义定期召开座谈会，以便“集合多数人的意见，对于当前文艺上成为问题的问题给予集体的解答”姚蓬子语，见《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会报座谈会）》，《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

据出版部报告，因为研究部的“研究晚会正式成立的小说、戏剧和诗歌三个，可以说是专门研讨文学的或者一部门的理论和作品的；至于广泛地触及整个抗战文艺运动，会报在它任务上应该随时展开这种讨论，而座谈会又正是创作一篇集体论文的最经济也最合理的形式”出版部：《出版部报告（文协成立三周年时）》，《抗战文艺》第7卷第2/3期（1941年3月20日）。，于是才有了会报座谈会的设立。出版部关于会报座谈会之缘起的报告，实际上点出了“文协”研究部一个最基本的工作任务，那就是围绕着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根本目标，对抗战文艺运动发表“文协”同人的集体意见。事实上，“文协”研究部虽然由于具体的历史原因而未能按照原初的计划和设想展开，“没能作出什么研究工作来”老舍：《“文协”的过去与将来》，《老舍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60页。，但还是有不少活动体现了“文协”的历史特征。“文协”迁到重庆不久，诗歌晚会就开始“讨论抗战诗歌的任务”《中华全国文协昨开座谈会》，1938年11月26日《新华日报》第3版。，后来的戏剧座谈会也有“讨论现今戏剧运动应采取的方法与方向”总务部：《会务报告》，《抗战文艺》第6卷第1期（1940年3月30日）。之举。

“文协”对文艺青年的指导，也是“文协”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文协”会章的规定，“关于青年学习文艺之指导”乃是“文协”的基本工作之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补报组织章程及会员名册工作计划筹备案呈及社会部批答》，《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90页。，老舍也曾多次检讨“文协”“未能联络青年，指导青年”的不足老舍：《一年来文协会务的检讨——四月九日在年会上的报告》，《抗战文艺》第4卷第2期（1939年4月25日）。，把“没能充分尽到奖掖文艺青年的任务”视为“文协”最主要的一个历史缺陷老舍：《“文协”的过去与将来》，《老舍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60页。，可见“文协”上下对指导文艺青年学习和写作其实是相当重视的。1938年10月，“文协”迁往重庆不久，重庆市的几个青年团体，由自强读书社文艺组出面组织了一个扩大的文艺组，在青年会少年部定期学习和研究文艺，请求“文协”派人指导，“文协”很快“指定魏猛克主办此项事务”，老舍担任指导总务部：《会务报告》，《抗战文艺》第2卷第9期（1938年11月5日）。，受到了这个青年文艺学习小组的热情欢迎。11月，“文协”又决定举办定期的文艺讲习会，专门负责指导文艺青年的学习和写作等事宜。总务部：《会务报告》，《抗战文艺》第2卷第11/12期（1938年11月26日）。在“文协”第一届年会上，不少会员又提出“提拔和培养青年作家”罗衣寒（孔罗荪）：《记文协第一届年会》，《抗战文艺》第4卷第2期（1939年4月25日）。的问题，研究部和出版部随之共同商定了具体的“青年习作指导办法”总务部：《会务报告》，《抗战文艺》第4卷第3/4期（1939年8月）。。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文协”关于指导文艺青年学习和写作的不少设想未能一一付诸实施，但却充分表明了“文协”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体现了“文协”领导和组织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基本特征。

不过，在所有的理论活动中，最能体现“文协”旨在领导和组织全国抗战文艺运动这一基本历史特征的活动，是“文协”提出的“文艺政策”问题及其讨论。

在抗战时期的特殊政治环境中，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曾经先后从自身的政治利益出发，试图制定相应的“文艺政策”。前者的基本方针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者则是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执笔推出的《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最早要求制定“文艺政策”的不是政治活动家，而是文艺作家。据王德芬回忆，最早在延安向毛泽东提议制定文艺政策，以便“使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是萧军，时间是1941年7月。王德芬：《萧军在延安》，《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在重庆，最早明确提出“文艺政策”问题的，也是文艺界人士，时间则是1939年初。

1939年初，葛一虹首先在《新华日报》上撰文，提出了确立抗战戏剧政策的问题。葛一虹认为，确立抗战戏剧政策，一方面可以集中全国戏剧工作者的力量，扩大和增强抗战戏剧的宣传效果，另一方面则有利于促进抗战戏剧本身的合理发展。阐释确立抗战戏剧政策的积极意义之外，葛一虹还探讨了抗战戏剧政策的基本内涵，提出了由民间组织和官方机构共同出面组织一个“戏剧委员会”作为戏剧界的最高组织机构和指挥机构，具体负责推行有关政策的设想。葛一虹：《确立战时演剧政策》，1939年1月12日《新华日报》第4版。随后，沙雁在“文协”第一届年会上也表达了“确立抗战文艺政策”的愿望。提案中，沙雁首先指出了确立抗战文艺政策对于集中全体文艺工作者的力量，扩大抗战文艺效果的积极意义。接下来，沙雁也和葛一虹一样，提出了设立专门的“文艺工作委员会”来“计划工作，分配工作，指导工作，考核工作”沙雁：《确立抗战文艺政策》，《抗战文艺》第4卷第1期（1939年4月10日）。，实施和推进文艺政策的建议。细读葛一虹和沙雁的文章，两人对文艺政策之积极性和具体内涵的理解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号召设立一个最高组织机构和领导机构来推行文艺政策，更是两人的共同意见。除沙雁之外，欧阳山也在这次年会上提出了“文协”应该重视促进政府和作家之间关系正常化的意见，要求“文协”“决定并发表政府对文艺工作的态度，从积极方面向作家提出指导意见”欧阳山：《文协要促进政府和作家的关系》，《抗战文艺》第4卷第1期（1939年4月10日）。。欧阳山的说法，不仅明确表示了对沙雁的支持，把问题进一步推进到了如何制定“文艺政策”的实践层次，而且明确把国民政府有关机构当做了制定“文艺政策”的主体。葛一虹、沙雁和欧阳山三人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内，从相同的思路出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说明“文协”同人在文艺政策问题上确实存在着大致相同的理念和设想。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在年会即席讲话中提出的把“文协”、政治部和中宣部合为一体的设想，才会受到“文协”同人的热烈欢迎。叶楚伧在讲话中指出，因为“文协”的成立，“现在的文艺家可以说是整个的了，但还不够，还没有把文艺的基础建立得合理，应该是使作家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进一步说，要能调整文艺宣传的机构，使中宣部，政治部和文艺界协会很合理的配合起来，那力量的发挥必然很大”，而“文协”的经费短缺等工作困难，也能因此得到克服，“假使全国文艺家做了中宣部政治部的编辑员，撰稿人，而中宣部政治部做了作家的发行部，则所有困难均可克服，而力量也必大”。叶楚伧语，见罗衣寒（孔罗荪）：《记文协第一届年会》，《抗战文艺》第4卷第2期（1939年4月25日）。继叶楚伧之后发表讲话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也对叶楚伧等人对“文协”工作的指示大加赞同，指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叶楚伧等人的指示。郭沫若认为，实现这些指示，加强“文协”的组织和工作能力的关键，在于政府应该对“文协”的工作给予更多的支持，“真能使文协与中宣部，政治部更密切的合作，政府能以实力给予文协帮助，这样才能谈得到实现计划，否则所有文章与言论都将归于空谈”郭沫若语，见罗衣寒（孔罗荪）：《记文协第一届年会》，《抗战文艺》第4卷第2期（1939年4月25日）。。

有论者认为，郭沫若在这次年会上的讲话旨在驳斥国民党企图用政治手段控制“文协”的阴谋文天行：《“文协”概述》，《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1期。。实则不然，“文协”同人一直是把叶楚伧提出的“文协”、中宣部和政治部合一的意见当做一个积极的正面主张来对待的。孔罗荪在总结这次年会的主要提案内容时，对此说得很清楚：

在大会上有一个普遍的要求，便是要确立抗战文艺政策，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提案，但是它不是文协单独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它需要政府的帮助（不止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因为由于抗战文艺政策的确立，可以扩大文艺影响的范围，可以加强抗战文艺运动的力量，而所有文章入伍，文章下乡，乃至作家到战地后方的一切措置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这一个政策的实现，也正是叶部长在年会上所说的“要调整文艺机构”的问题，是“政府与文协达到更密切的合作，使中宣部，政治部，文艺协会成为三位一体的合理的机构”的实现，这正是一个实现确立抗战文艺政策的最好的保证。罗衣寒：《第二年》，《抗战文艺》第4卷第2期（1939年4月25日）。

时隔不久，孔罗荪再次发表文章，总结“文协”年会以来半年多的工作，同样把确立文艺政策作为克服“文协”面临的实际困难，推进抗战文艺运动的关键：“为了贯彻文协的工作精神，为了更尽善的完成抗战文艺运动的扩大与深入，为了发挥文协集团的力量，为了建立培育文艺青年的成长”，都有必要尽快实现确立文艺政策的目标，而确立“文艺政策”的最好的保证则是叶楚伧提出的建立“文协”、中宣部和政治部三位一体的合理机构。罗荪：《自己的检讨》，《抗战文艺》第5卷第1期（1939年11月18日）。这充分说明在“文协”同人看来，叶楚伧提出的“文协”、中宣部和政治部三位一体的机构设置问题，实际上是对“文协”工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推进，而不是阻碍。因此，“文协”同人所要求的“文艺政策”虽与国民党后来出台的“文艺政策”有着根本差别，但却明确表现出了借助文学之外的力量来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作家共同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强烈愿望。

综合《抗战文艺》的编辑出版、研究部的理论活动、培养文艺青年、呼吁建立“文艺政策”等几个方面的情形来看，“文协”设想的不少理论批评与实践虽然未能一一付诸实施，但却充分体现了“文协”旨在组织和领导整个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特征。

三

不过，“文协”的自我定位是一回事，这种自我定位能否获得外界的认同又是一回事，自我定位只有在获得他者的认同之后，才能成为公共社会领域的历史事件。“文协”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自我定位也只有获得全国文艺作家的认同和参与之后，才能对抗战文艺运动产生实际的影响，转化为“文协”自身的一种历史特征。因此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文协”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意图是否得到了全国文艺作家的认同，对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正如老舍所言，“新文艺的产生，根本是一种举国响应的运动”老舍：《哀莫大于心死》，《老舍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99页。，因此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力量从事文艺运动一直就是新文学内在的一个历史冲动。各种新文学社团和文学组织的大量涌现，就是这种历史冲动的产物。随着抗战的爆发，抗战之前就已存在的建立全国性文艺中心组织的呼声很快变成了文艺界的一个普遍要求。“文协”成立之前，远在延安的周扬就曾公开呼吁建立全国性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以“统一文艺界的步调，结合文艺界的力量”，领导和组织全国文艺作家共同从事抗战文艺运动。周扬：《抗战时期的文学》，《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38—239页。与此同时，周行也在广州的《文艺阵地》上撰文呼吁建立全国性的文艺组织来确定“文艺战线上的总的作战方针与计划”，把全国文艺作家团结起来，“组成一条钢铁一般的文艺战线”。周行：《我们需要开展一个抗战文艺运动》，《文艺阵地》第1卷第1期（1938年4月16日）。

与这种建立全国性文艺中心组织的要求相呼应，不少作家从战时生活经验中感受到文化人“无中心组织，工作不紧张”田间语，见《抗战以来文艺活动的展望》，《七月》第2集第1期（1938年1月16日）。的缺陷，基于个人经验提出了建立全国性文学中心组织的愿望。老舍从青岛流亡到济南，亲历济南的混乱无序，得出了这样的教训：“无论是教师是学生，都应早组织起来，有个妥当的打算。临时找人帮忙是没有什么希望的。现在的事情是必先自救，然后能救国，指望着别人拉扯一把简直是幻想。我们组织起来，有一定的工作步骤，而后放在哪里便能马上干起活来，这才有用。”老舍：《三个月来的济南》，《老舍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94页。老舍因此一到武汉就提出了全国文艺作家联合起来的问题：“各地方的写家组织起来，全国的写家组织起来；各地方的组织成为全国总会的组织分子。”老舍：《写家们联合起来》，《老舍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95页。

随着大批文艺作家从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等地汇聚到武汉，武汉本地的文艺工作者也提出了破除外来文人与本土文人之间的畛域，团结起来把武汉变成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共同“建设内地文化”的愿望。胡绍轩：《怎样建设内地文化》，《现代文坛风云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296页。因此武汉当地的文化团体，在“平、津、京、沪相继沦陷，全国文化界人士集中武汉”之时，亦“深觉过去零落散漫工作，无补于实际。遂有集中武汉及全国文化界力量，组织统一机关，俾能发挥文化界伟大抗敌力量”之举参见劭煜：《有关“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的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3期。，于1937年底成立了“以团结武汉文化界，唤起民众拥护政府抗战为宗旨”的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简章》（草案），引自劭煜：《有关“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的史料”》附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3期。。该会下设国际宣传、教育工作、电影工作、出版工作、文艺工作和音乐工作六个委员会，专门委员合计达141人之多，基本上囊括了汇聚武汉的各地文化名流。《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昨开常务理事会，通过六专门委员会名单》，1938年1月3日《武汉日报》第1版。

同一时期，武汉当地的文化人还先后组织了武汉文化界行动会《武汉文化界行动会昨举行成立大会》，1938年1月4日《武汉日报》第3版。、武汉戏剧协会《武汉戏剧协会筹委会决组抗敌演剧队》，1937年10月3日《武汉日报》第3版。、武汉编辑人协会《简讯》，1937年11月28日《武汉日报》第4版。、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团锡金：《冯乃超在武汉》，《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等文化团体，推动了“组织起来”的文化氛围的形成和发展。

文化界如此，武汉党政当局实际上也颇为重视文化界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以武汉为华中重镇，鄂汉省市之民众动员与夫文化团体之抗敌工作，尤有积极统筹，并加紧推进之必要，特设武汉办事处”《军委会第六部成立武汉办事处》，1937年12月1日《武汉日报》第3版。，负责组织武汉地区的民众动员和文化宣传工作。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武汉市党部也曾多次召开外来文化人座谈会，在“表示欢迎及慰劳之意”的同时，也为各地文化人“得以相互结识，交换意见，以便开展非常时期的文化运动”提供帮助。《各地文星聚汉阜两党部开会招待》，1937年10月7日《武汉日报》第3版。

在全国文艺作家、武汉当地文化人和党政机关普遍感到有必要组织起来，以集团的力量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情境中，“文协”领导和组织全国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目标很快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以组织形式而论，“文协”自上而下建立抗战文艺领导机构的方式，首先就得到了有关党政机构和各地文艺作家的积极支持。“文协”成立不久，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很快发出工作指示，对“文协”在组织和团结全国文艺作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要求“文协”“从速发动各省分会组织，使各地文艺界人士均能有组织、有计划参加抗敌文化工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报送会务状况报告备案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1页。与此同时，各地文艺工作者也对参与“文协”领导的抗战文艺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早在“文协”成立之前，昆明的文化工作者就已经组织起来，成立了云南文艺工作者抗敌座谈会。得知“文协”成立后，该会全体成员很快决定改组为“文协”云南分会，一年后，又更名为昆明分会吴从发：《“文协”昆明分会始末》，《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3期。，开创了分会先于总会成立的特例。成都分会的情形也与此类似：“当文协总会还未成立，成都的文人已团结起来，发起抗敌协会，并且在当地政府备案。后来他们听说武汉有了抗敌协会，在中央党政机关备了案，他们就自动的愿把协会改为分会，以利合作。”总务部：《会务报告》，《抗战文艺》第3卷第7期（1939年1月28日）。同样地，西安文艺工作者也在未得总会指导和同意之前，就主动组织了“文协”分会。总务部：《会务报告》，《抗战文艺》第1卷第9期（1938年6月18日）。除了上述三个分会，老舍在工作报告中还提到了不少分散在各地的“文协”成员积极推动地方文艺工作的情形：“二三会员也许在战区，也许在交通不便的地方，他们接近青年，热心文艺工作，便领导着青年成立了分会；事前，他们来不及通信总会；事后，他们诚恳热烈的来请求总会的指导与援助。”老舍：《一年来文协会务的检讨》，《抗战文艺》第4卷第2期。显然，各地文艺工作者这种主动组织起来，自愿接受“文协”总会领导的做法，虽然在形式上破坏了“文协”自上而下发动各地分会的组织程序，其组织形式与活动也不一定都符合“文协”总会的要求，但却体现了各地文艺工作者对“文协”的积极认同，强化了“文协”的组织和领导力量，把“文协”的组织目标和宗旨转化成了具体的行动。

“文协”指导和培养文艺青年的工作，更是得到了不少文艺青年的积极支持。除上文提及的重庆青年文艺学习小组主动要求“文协”派人指导学习外，总务部的工作报告还提到了不少类似的情形。1940年初的这则报告，即为一例：

晋省有许多热心文艺的青年，在军队中与民间担任宣传工作，愿和文协取得联络，本会已允他们成立通信站，互通消息，并讨论文艺问题。总务部：《会务报告》，《抗战文艺》第5卷第4/5期（1940年1月20日）。

此外，不少热心写作的文艺青年还主动“寄作品来要求‘文协’替他们改正，差不多每月将近一百篇”老舍：《“九九”茶会上的讲话》，《老舍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41页。，“文协”为此多次讨论过“如何创设一个类乎函授学校的小组织，专代青年们看文章，及解答各项文艺上的疑问”老舍：《五年来的“文协”》，《老舍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52页。。类似的细节，充分说明当时的一般文艺青年确实对“文协”怀着“无穷的期望”茅盾：《“文协”五周年纪念感想》，《茅盾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389页。，保持了高度的认同。

全国各地文艺工作者和文艺青年对“文协”的积极认同，表明当时的一般作家不仅在组织形式上加入了“文协”，承认了“文协”的合法性，而且自觉地把“文协”组织和领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基本目标当做了个人的一种内在要求。对此，周扬说得很清楚：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全国文艺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它的负责工作人员应当用最大的努力来完成已经定下的工作计划，开展更多的工作，真正担负起它所担负的时代使命。一切会员或非会员的作家，文艺爱好者都应该积极地从旁来推动它的工作，对于这个团体的一切现象大家都要负一分责任。站在团体外边说风凉话，好像这个团体的好坏都与他个人无关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应当永远成为过去的。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55页。

此外，齐同也撰文号召全国作家“积极地爱护它，推动它，使这个组织更加健全，工作更加展开”，呼吁“文协”尽快担起领导抗战文艺运动的责任，组织全国作家开展抗战文艺工作。齐同：《当前文艺运动的几个重要问题》，《读书月报》第1卷第5期（1939年6月1日）。

有了全国文艺作家对“文协”的这种认同，“文协”发起和组织的不少活动才能迅速获得广大文艺作家的积极参与，演化成一种全国性的文艺运动，使得抗战时期的新文学运动带上了被“组织起来”的集团化特征，“文协”也由此而成为1940年代新文学发展的一个内在因素。

新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文学观念层面上的个人独创性要求和文学制度层面上的集团化要求之间的现代性冲突，作为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获得了广泛认同的全国性文学组织，“文协”的建立及其活动，集中体现了这一现代性冲突的历史复杂性。在这个意义上，“文协”旨在组织和领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这个最基本的历史特征，既是我们进入“文协”的起点，同时也是我们认识和理解1940年代抗战文艺运动，透视新文学现代性冲突的一个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