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协”曾经“在极端困难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坚定地领导了全国文艺作家”《祝文协成立六周年（社论）》，1944年4月16日《新华日报》第2版。，对抗战时期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文协”的“领导权”，一直是历史当事人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阳翰笙、于志恭、楼适夷和吴组缃等历史当事人的回忆，都曾反复申述过这个问题。本章则试图在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认识和理解“文协”的历史复杂性，推进我们对“文协”历史性质的认识。

为此，就有必要抛弃从“正确性”上来理解和看待历史的思路，暂时悬置“领导权”问题，把目光转向不一定正确甚至根本就“不正确”的历史复杂性，从“文协”成立的历史过程入手，在抗战初期的历史语境中来考辨“文协”从筹备到成立的经过，分析“文协”被组织和建构起来的历史过程。

这种历史的考辨，一方面是澄清和还原“文协”成立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则是辨析“文协”最初的历史形象。就是说，所谓“文协的建立”，既是作为组织实体的“文协”的建立，也是作为文化权力机构的“文协”被建构的历史过程。

一

从分析和考察不同社会文化力量在建立“文协”的历史过程中的具体作用这个角度看，“文协”的建立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非正式筹备、正式筹备和成立三个阶段。其中最关键的，是非正式筹备阶段。成立“文协”的共识，以及“文协”的组织章程等，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

作为一个实体性的文学组织，“文协”建立的一个先在前提，就是当时从全国各地汇聚到武汉的文艺作家中间，普遍产生了组织起来开展抗战文艺宣传工作的愿望。先于“文协”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等几个全国性组织，都是以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心理为基础，在有关党政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迅速组织起来的。

“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

第二章“文协”的建立

这些全国性文化团体的相继建立，把全国文艺作家组织起来的共同愿望推向了新的高度，为“文协”的建立提供了积极的文化氛围，使文艺界“在一切全国性组织成立的新闻和其行动的刺激下”，开始把“文艺界大团结”的愿望变成了公开行动的口号。沙雁：《文艺工作的开展》，《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9期（1938年4月1日）。

其中，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对“文协”的成立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戏剧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成功团结了最不易团结的话剧界”和“最不易团结的新旧剧界”，使得剧协发起人阳翰笙兴奋之余，产生了以戏剧界的团结为基础，“更进一步的去谋求我们整个文化界的统一与团结”的愿望阳翰笙：《我的祝辞》，《抗战戏剧》第1卷第4期（1938年1月1日）。，在剧协成立大会上提出了组织“文协”的设想。阳翰笙在为“文协”成立五周年而作的纪念文章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历史情形：

记得是“剧协”成立那天吧，由于会场中一种空前热烈的情绪激动了我，我忽然“灵机一动”，一下就想起了我们作家间的团结问题，我想：在抗战的旗帜下，戏剧界的朋友们都能够精诚团结，为什么我们作家间会不能够精诚团结呢！我想：那是决不成问题的。于是，我便立刻想在会场中找一个在中国文艺社负责方面的朋友来谈谈，我在会场中搜视了一遍，恰巧瞧见了王平陵，嘴上叼着一支香烟笑嘻嘻的正在跟一个朋友“吹牛”。当时我便走过去把我的意思告诉了他，他听了很高兴，立刻笑嘻嘻的打着“宜兴国语”回答我：“赞成！赞成！兄弟非常之赞成！”于是我们商谈的结果，便决定他去向力子先生请示，我到作家之间去奔走。

从那天起，我便分别向田汉、胡风、乃超、罗荪、适夷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朋友们征求意见，大家也都很赞成，而且还要我快点去跟平陵多交换点意见。后来我几次同华林平陵碰头的结果，知道了邵先生非常赞成同时还愿意多多的给我们协助，大家听了都异常兴奋，恰巧那时我赚得了一笔《八百壮士》的电影剧本编剧费，我也就想请一次客，把各方面的朋友都约到一起来交换交换意见，希望能够早点正式的把筹备会成立起来。阳翰笙：《文协诞生之前》，文天行等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2—3页。

阳翰笙这里的回忆，既是为“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而作，又编入了《抗战文艺·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说明阳氏的叙述已经获得了“文协”同人的认可，由个人记忆变成了公共叙事。这与后来的回忆文字，性质完全不同。

细读阳氏的回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两点：其一，阳氏由剧协的成立产生了组织“文协”的想法之后，“便立刻想在会场中找一个在中国文艺社方面负责的朋友来谈谈”，于是找了王平陵，而且阳氏在作家之间奔走联络，征求意见时，“大家也都很赞成，而且还要我去跟平陵多交换点意见”，说明最初提议成立“文协”的虽是阳翰笙，但更为值得重视的则是中国文艺社和王平陵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文协”成立一周年时，组织部的工作报告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叙述当时的情形的：

最初动议组织“文协”的，（以后简称文协）是阳翰笙同志。当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正式成立的一天，武汉各剧院联合公宴全体会员于普海春时，他在席间便和王平陵同志详谈这件事，并希望中国文艺社发动这一件在中国文艺史上前所未有的宏伟的工作。组织部：《组织概况》，《抗战文艺》第4卷第1期（1939年4月10日）。

胡风晚年的回忆，不仅指出了阳翰笙只是出面“劝说国民党文艺和宣传方面的头面人物发起组织统一战线的文艺界抗日团体”的事实，而且无意中肯定了王平陵在“文协”成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他是国民党的中国文艺社的头头，出版《中国文艺》，所以必须联络，取得他的合作。”胡风：《回忆录·在武汉》，《胡风全集》第7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2页。提议组织“文协”和发起组织“文协”，其实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阳翰笙晚年的回忆，有意无意地抹去了两者的根本区别，把自己提议由中国文艺社出面发起组织“文协”变成了由自己负责组织“文协”。阳翰笙：《我所认识的老舍》，《人民日报》1984年3月19日第3版。其二，阳翰笙和王平陵有了组织“文协”的想法后，继之而来的是请示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而邵氏的赞同和支持令作家们“都异常兴奋”，说明与剧协等同类性质的全国性文化团体一样，有关党政机关的支持在“文协”的成立过程中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阳翰笙的叙述，从1937年12月31日在剧协成立大会上商议组织“文协”，到成立“文协”临时筹备会之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在自己周围的作家中间征求意见，中国文艺社方面则除了联络作家之外，还承担了争取官方支持的任务。但从实际效果来看，阳氏虽然主要负责在作家之间奔走联络，但中国文艺社在联络作家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显然更大一些。老舍之参与“文协”的组织工作，就是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为了促成“文协”的建立，阳翰笙还在“文协”临时筹备会成立之前掏钱请了一次客，邀集部分文艺作家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尽快成立“文协”的共识。关于这次请客吃饭的具体时间，阳氏自己“已经记不起了”阳翰笙：《文协诞生之前》，文天行等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3页。，其他相关材料则语焉不详。据《大公报》报道，“文协”筹备工作始于1938年1月24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昨成立》，1938年3月28日《大公报》第3版。，正式筹备会成立于2月24日。因此这里所说的，显然是临时筹备会成立的时间。而根据王平陵在“文协”成立时的报告，临时筹备会是阳氏请客一个星期之后，由中国文艺社邀请留在武汉的作家们第二次聚餐时成立的。草莱（王平陵）：《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经过》，《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9期（1938年4月1日）。由此可以推知，阳氏请客的时间应是1月17日，前后误差不会超过一天。

从提议组织“文协”，到自己掏钱请客，其间虽然隔了两个多星期，阳翰笙也用了“若干时日来奔走”，但参加这次聚餐会的作家并不太多。为此，大家都“感觉到作家们到武汉来的很多，平时我们有联络有来往的还是太少”，老舍已到武汉的事实亦未引起阳氏的注意。阳翰笙：《文协诞生之前》，文天行等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3页。老舍是1937年11月18日流亡到武汉的，到阳翰笙为筹组“文协”而请客之时，老舍留在武汉已有两个月之久，在武汉的《文艺月刊·战时特刊》、《大时代》周刊、《抗战画刊》、《抗到底》以及汉口《大公报》等重要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还积极参与了武汉文化界的抗敌宣传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主要负责在作家中间奔走联络的阳翰笙未能注意到老舍已到武汉，自然就更不会注意到和老舍住在一起的老向、吴组缃、何容等几位后来在“文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作家。此外，后来的出版部主任姚蓬子也没有受到阳翰笙的邀请。

这说明，阳氏虽热衷于文化界的团结，先后提议并参与了戏剧界抗敌协会、电影界抗敌协会的组织工作，但在文艺作家中间的联系，相对来说还比较薄弱。

相反，中国文艺社与老舍的联系却密切得多。

还在1933年，老舍就开始在中国文艺社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与中国文艺社建立了经常联系。也许正是这层关系，使老舍到武汉不久就成为了中国文艺社在武汉新出版的《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的重要作者，并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引人瞩目的《写家们联合起来》一文，呼吁全国作家放弃个人写作，“把自己纳在团体之中去服从与服务”，旗帜鲜明地号召全国文艺作家组织起来，在大时代里充分发挥文艺作为一种抗战武器的作用。老舍：《写家们联合起来》，《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5期（1938年1月1日）。由于阳氏并不知道老舍已到武汉的事实，因此老舍极有可能是应中国文艺社的邀请而参与筹组“文协”的。这就是说，在老舍参与“文协”的组织工作这个影响深远的关键问题上，中国文艺社的作用更值得重视，这不仅因为老舍极有可能是受中国文艺社的邀请才参与了“文协”的组织工作，更因为老舍最早在中国文艺社的刊物上公开提出了全国文艺作家组织起来的号召。

在接下来的临时筹备阶段，中国文艺社同样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阳氏请客之后，隔了一星期，中国文艺社邀集留在武汉的作家第二次聚餐，增邀了老舍、老向、胡秋原、姚蓬子、安娥、彭慧等十几位作家，继续讨论组织“文协”的有关事宜，成立了由十四人组成的临时筹备会，负责进行初步的筹备工作。据王平陵在“文协”成立时的报告，这十四个人是：茅盾、老舍、王平陵、胡风、楼适夷、马彦祥、陈纪滢、沙雁、穆木天、冯乃超、安娥、叶以群、吴奚如、彭芳草，王平陵为临时筹备会总书记，冯乃超、胡风为书记草莱（王平陵）：《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经过》，《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9期（1938年4月1日）。。而“文协”成立一周年时，同样是王平陵执笔的《组织概况》则提供了另一份名单：老舍、胡风、楼适夷、老向、姚蓬子、王平陵、陈纪滢、吴奚如、马彦祥、冯乃超、叶以群、穆木天、沙雁、安娥，王平陵为总书记，胡风、冯乃超为书记组织部：《组织概况》，《抗战文艺》第4卷第1期（1939年4月10日）。。

两份名单，应以后者较为可信。前者是“文协”成立之前赶写的，带有一定的个人记忆色彩。茅盾的名字赫然在列，就是一个明显的错误。茅盾2月7日才到达武汉，显然不可能出席这次临时的筹备会。《组织概况》则是“文协”成立周年时组织部提交的工作报告，代表了“文协”同人共同的集体记忆。再者，“文协”成立后曾有过“搜集会中一切文件，编印纪念册”的计划同上。，虽未能付诸实施，但身为组织部主任的王平陵对“文协”组织概况的了解，显然会更加准确一些。

但实际的筹备工作中，却有不少非临时筹备会成员参加过临时筹备会议。比如2月4日举行第二次临时筹备会，参加者共有二十余人，阳翰笙、张庚、钟宪民、罗寄梅等非临时筹备会成员都参加了会议。《全国文艺作家筹组抗敌协会》，1938年2月5日《新华日报》第4版。2月16日的最后一次临时筹备会，共十四人参加，其中茅盾和胡秋原不是临时筹备会成员，而临时筹备会成员却有两人缺席。《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将成立正式筹备会》，1938年2月17日《新华日报》第4版。由此看来，对临时筹备会成员的准确理解应该是：由这十四人负责办理有关事宜，而非只能由这十四人来负责。也就是说，组织临时筹备会，主要是为了避免空谈，把组织“文协”的有关事宜分头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先于“文协”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和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两个同类性质的全国性文艺组织，都是直接组织正式筹备委员会，“文协”之所以多了一个临时筹备会，只能说明提议者和发起者都对“文协”最终能否组织起来缺乏信心。

于志恭回忆说，周恩来曾经在1938年2月14日，拜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请冯先生支持成立‘文协’并推老舍负责筹建工作，冯先生慨然应允”于志恭：《冯玉祥先生与文艺界》，《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最终使得老舍根据周恩来的安排担任了“文协”总务部主任。但我们看到，“文协”的组织工作还处于临时筹备阶段，参与者对“文协”最终能否成立都还没有最后确定，“文协”章程等重要文件亦未形成，谈论领导人的安排问题，显然为时过早。于志恭的回忆，冯氏日记未见记载，且把王平陵负责的临时筹备工作，断为老舍负责，可信度并不高。

综合有关材料，从中国文艺社1月24日邀集作家聚餐，成立临时筹备会起，直到2月16日，“文协”临时筹备会共召集了六次会议，主要完成了四个方面的工作：楼适夷起草抗敌协会发起旨趣；冯乃超起草协会简章草案；王平陵拟定全国作家调查表；老舍和王平陵起草公函，并以正式筹备会名义发给各地文艺界负责人。草莱（王平陵）：《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经过》，《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9期（1938年4月1日）。2月16日的最后一次临时筹备会，通过了上述四个文件，并决定“定期由筹备人列名，广邀全武汉文艺界开会，成立正式筹备会”。《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将成立正式筹备会》，1938年2月17日《新华日报》第4版。

按理，临时筹备会起草的文件只有提交成立大会讨论通过后才能生效，但临时筹备会拟定的这四个文件，以后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动，有的甚至早在正式筹备会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进入了实际运作。在2月24日举行的正式筹备会成立大会上，“已起草之发起旨趣、章程、表格、公函，因时间关系，不及讨论，改用书面征求意见”，但从“全体一致同意成立此会”，而且预定于3月6日召开成立大会等情形来看《庄严热烈的文艺阵——记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大会》，1938年2月25日《新华日报》第3版。，各方面对有关文件显然不会有什么原则性分歧，因此临时筹备阶段拟定的四个文件，实际上等于未加讨论就获得了通过。对“文协”而言最为关键的“简章”，自2月16日的临时筹备会通过之后，事实上就成了“文协”成员承认的正式章程。王平陵的作家调查表，旨在了解入会作家基本情况，改动与否无关宏旨，而且早已和老舍、王平陵负责起草的致各地文艺界负责人公函一起，以正式筹备会名义发出，自然更谈不到什么改动了。从“文协”第六次临时筹备会已经决定开始致函“散居各地负责人，征求同志，按章入会”的举动看《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将成立正式筹备会》，1938年2月17日《新华日报》第4版。，与公函和调查表一起寄发的显然还有冯乃超起草的“简章”，因此“简章”也同样在正式筹备会成立之前就已经获得了筹备者认同。至于楼适夷负责起草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主要观点与他此前在中国文艺社的《文艺月刊·战时特刊》上公开发表的《建立抗战的文艺阵营》适夷：《建立抗战的文艺阵营》，《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8期（1938年3月16日）。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由此可见，尽管2月28日的第一次正式筹备会有“通过各项文件”《文艺界抗敌协会将开首次筹备会》，1938年2月28日《新华日报》第4版。之说，3月27日的“文协”成立大会又有通过各种宣言、文件“及大会简章草案”《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昨成立》，1938年3月28日《大公报》第3版。之举，但这里的“简章”早已由《文艺月刊·战时特刊》刊出，变成了一种公共文化信息，而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也在3月16日出版了祝贺“文协”成立的专号，因此所谓的“通过”，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

这就是说，“文协”的基础，其实是由最初的临时筹备会奠定的。2月16日的最后一次临时筹备会，通过了成立正式筹备会的决议，实际上就等于宣告了“文协”的诞生，接下来的问题不过是如何付诸实施罢了。在这个意义上，决定成立“文协”，以及“文协”的基本宗旨等关键事宜，实际上都是在临时筹备阶段决定的，以后的正式筹备会和成立大会等环节，不过是把临时筹备会的原则和决议付诸实施，以取得合法性而已。

从承担事务性工作这个角度来看，阳翰笙因为要帮助郭沫若筹组政治部第三厅而在2月初退出了“文协”临时筹备工作，因此自始至终参加了从倡议组织“文协”到临时筹备工作结束这个关键性阶段的全部工作的，实际上就只有临时筹备会总书记王平陵一个人。中国文艺社不仅召集作家成立了临时筹备会，把“文协”的组织工作从倡议变成了实际的行动，而且召集了接下来的几次有记录的临时筹备会，对“文协”的建立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文协”正式筹备会推举王平陵在大会上报告“文协”筹备经过，实际上等于公开承认了他在临时筹备阶段的关键作用。

二

以自然顺序而言，从临时筹备工作结束到“文协”正式成立之间，“文协”正式筹备会还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组织筹备工作，但就逻辑而言，“文协”正式筹备会的功能不过是把临时筹备会拟定的工作计划和组织方案付诸实施而已。换言之，正式筹备会的任务实际上不是如何组织“文协”，而是如何为事实上已经组织起来了的“文协”建构合法性基础。

循此，1938年2月24日的“文协”正式筹备会成立大会，其主要意义并不是为了宣告“文协”的建立，而是为了把“文协”的组织工作从有限范围之内的私下讨论转化成公开的社会事件，在公共社会空间中建构“文协”的基本历史形象。

“文协”正式筹备委员会的推举，就是这样一个符号功能大于实际作用的事件。

据《新华日报》，3月24日的正式筹备会成立大会一共推举出了老舍等二十一人为正式筹备员《庄严热烈的文艺阵——记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大会》，1938年2月25日《新华日报》第3版。，而《武汉日报》的报道则是二十七人，并提供了具体名单：张道藩、王平陵、陈西滢、陈纪滢、老舍、老向、吴组缃、马彦祥、胡风、沙雁、凌叔华、穆木天、冯乃超、苏雪林、盛成、吴奚如、孙师毅、阳翰笙、孔罗荪、叶以群、楼适夷、姚蓬子、彭芳草、胡秋原、安娥、胡绍轩、曾虚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委会昨成立》，1938年2月25日《武汉日报》第4版。。王平陵后来代表正式筹备会报告“文协”筹备经过时，列出了二十五位正式筹备会成员，其中阳翰笙和崔万秋两人没有出现在《武汉日报》的报道中草莱（王平陵）：《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经过》，《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9期（1938年4月1日）。，但《新华日报》的报道和王平陵的工作报告中都包含了崔万秋。因此，组织部在“文协”成立一周年时的工作报告中的二十八人之说组织部：《组织概况》，《抗战文艺》第4卷第1期（1939年4月10日）。，显然更为可信，具体名单则应该是在《武汉日报》报道的二十七人之外，另加一个崔万秋。

但从后来几次正式筹备会的具体情形来看，不少筹备委员并没有参与什么具体的事务。2月28日的第一次正式筹备会，到会者仅十六人《文艺界抗敌协会开首次筹备会》，1938年3月1日《新华日报》第4版。；3月23日的第五次，也只有二十人与会，其中还包括了非筹备会成员华林《文艺界抗敌协会推定名誉主席团》，1938年3月24日《新华日报》第4版。。由于“文协”的组织工作事实上早已在临时筹备阶段就准备就绪，因此正式筹备会的主要任务并非承担具体的筹备工作，而是向公众提供象征性的符号意义，建构“文协”在公众视野中的基本形象。换言之，这份二十八人的正式筹备会成员名单，也就是“文协”最初呈现出来的历史形象。

如果从政党政治斗争这个特殊角度来理解“文协”最初的历史形象，左翼进步文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相反地，与官方联系较多的右翼文人却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地位。

2月28日在中国文艺社举行的第一次正式筹备会，同样也体现了筹备委员会建构“文协”历史合法性的努力。

据报道，这次筹备会除了“通过各项文件，推胡风、王平陵等五人寄发各地作家，俟调查报到，即开成立大会”之外，主要包括了推茅盾起草对国际文艺界宣言，推老舍、吴组缃等人起草大会成立宣言，推胡风起草致日本被压迫作家书，楼适夷起草慰劳蒋委员长暨全国将士电报等内容。《文艺界抗敌协会开首次筹备会》，1938年3月1日《新华日报》第4版。由于正式筹备会刚刚成立，因此这里所说的“通过各项文件”，显然只能是临时筹备阶段草拟的各项文件。而上文已经指出，临时筹备阶段草拟的几个文件，事实上早已随王平陵和老舍起草的公函一起寄发给了各地文艺作家，这里的“通过”其实只是以正式筹备委员会的名义追认其合法性而已。至于这次筹备会上决定起草的几项新文件，同样对“文协”的性质和组织结构等根本问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其根本功能还是为了建构“文协”在公众视野中的社会形象。无论是对国际文艺界宣言，还是致日本被压迫作家书，事实上的读者主要还是限于国内，但“文协”却因此取得了对外代表中国全体作家的合法身份。

楼适夷是著名的左翼作家，当时出狱不久，公开的社会身份是《新华日报·团结》副刊的编辑，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之后，又被推举出来起草慰劳蒋委员长暨全国将士的电报，显然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推茅盾起草对国际文艺界宣言，也很耐人寻味。

茅盾2月7日才到武汉，因此一开始筹备“文协”之时，茅盾并未参与其事。但茅盾到武汉之后，却几次出现在临时筹备会议上，这说明临时筹备会对其行踪颇为熟悉，积极邀请他参加了“文协”的组织工作。茅盾后来也承认，自己在武汉与老舍几次见面，谈的都是如何组织“文协”的问题。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1944年4月17日《新华日报》第4版。但尽管“文协”临时筹备会对茅盾颇为热心，但茅盾2月18日就已经离开了武汉，显然不可能出席10天之后的第一次正式筹备会。唐金海、刘长鼎主编：《茅盾年谱》，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第516页。筹备会在茅盾本人已经离开武汉的情形下，仍然公开宣布推其起草对国际文艺界宣言，显然包含着争取茅盾参与“文协”筹备工作的用意。

胡风晚年回忆说，茅盾当时对正在酝酿中的“文协”“视而不见”，反而想以他本人为中心，“恢复由左翼成员组成的全国性似组织又非组织的左翼作家网络”。胡风：《回忆录·在武汉》，《胡风全集》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6页。胡风的回忆虽带有个人情绪，但并非毫无根据。草明也在回忆中提到了茅盾、郭沫若和夏衍等左翼文人想在广州另外建立全国性的文艺界抗敌救亡联合会一事草明：《在世纪风云中跋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87页。。茅盾离开武汉后，曾对武汉表示了明显的不满：“沪上所传汉口情形，想有不确之处，实则彼方殊难乐观，摩擦无时或已。”茅盾：《致孔令境》，《茅盾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57页。晚年在回忆中，茅盾也称董必武当时曾有意要自己留在武汉，参与“文协”和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但被自己以“做这种工作我是外行”为由拒绝了。茅盾：《回忆录·烽火连天的日子》，《茅盾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64页。作为第一个中国新文学社团的创立者，茅盾以“外行”为由拒绝参与“文协”的组织工作，显然另有所指。茅盾本人不愿意参与“文协”而又有另外组织全国性文艺团体的打算，这大约就是茅盾离开武汉之后，“文协”正式筹备会仍然公开宣布推其起草对国际文艺界宣言的主要原因。

“文协”公开宣布推举早已离开武汉的茅盾起草有关文件这一举动，表明“文协”在进入正式筹备阶段之后，开始有了公开的筹备活动与私下的实际操作之间的区别。我们看到，据《新华日报》，正式筹备会于3月22日召开了第三次筹备会议：

全国文艺作者抗敌协会，筹备多时，刻已接得各地作家复函甚多，对该会组织极表赞同，并填寄调查表。该会昨开第三次筹备会议，商讨成立大会筹备事宜。闻该会定于本月二十七日举行成立大会，将请党国要人出席讲演，并在各大报发行特刊。该会成立后，初步工作拟集合全国名作家一百人，义务撰写通俗文学作品一百种，专供前线抗敌将士及各地民众阅读，以广文艺抗敌宣传之效。《全国文艺作者抗敌协会廿七日开成立大会》，1938年3月22日《新华日报》第4版。

而同月24日的《武汉日报》则提供了关于第五次筹备会的报道：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廿三日假座中国文艺社开第五次筹备会议，由王向辰主席。先由总务组出版组分别报告工作，即审定各种向世界文坛宣言译稿，通过致日本反军阀作家公函，推定蔡元培、居正、陈立夫、方治、周恩来，及世界同情中国名作家罗曼·罗兰、威尔斯等为名誉主席团，叶楚伧、冯玉祥、邵力子、张道藩、陈真如、陈西滢、郭沫若、老舍、茅盾、叶圣陶、朱自清、田汉、盛成等为主席团。并成立大会秘书处，审查提案，推王平陵、穆木天、王向辰、胡风、楼适夷、姚蓬子、马彦祥、冯乃超等为大会秘书。现全国各地作家均已填就表格，快函寄到。《文艺界抗敌协会推邵部长等为主席团》，1938年3月24日《武汉日报》第4版。

《新华日报》所报道的第三次正式筹备会，与《武汉日报》所报道的第五次，前后仅仅相隔一天，会议内容也相差无几，但究竟是哪一次筹备会，却莫衷一是。更重要的是，无论《新华日报》还是《武汉日报》，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公开报道，都与“文协”正式筹备会的实际活动相去甚远。根据“文协”组织部的报告，正式筹备会成立之后，一共开会十五次，决议和办理的事宜有：“（一）征集各地作家入会。（二）审查会员资格。（三）决定大会成立日期，大会仪式及程序。（四）推茅盾起草致世界文坛的公开信。（五）推老舍吴组缃起草大会的成立宣言。（六）推楼适夷起草慰劳最高领袖暨前敌将士的电报。（七）推胡风起草致日本被压迫作家的公开信。（八）推盛成、秦涤清、卜道明、戈宝权，将各项宣言译成各国文字由各通讯社发刊世界各大报。（九）推中国文艺社办理立案手续。”组织部：《组织概况》，《抗战文艺》第4卷第1期（1939年4月10日）。由此看来，3月22日召开的显然不可能是第三次，24日的也不会是第五次。

这种公开报道与实际操作之间的错位，根本上仍然是出于建构“文协”在公众视野中的历史形象，为“文协”谋取合法性的需要：筹备会成员之间的私下操作是为了建立实体性的“文协”，而公开的报道则是为了建构“文协”的历史形象，营造“文协”受到了“党国要人”和文艺作家积极支持的舆论氛围，为作为实体性组织的“文协”谋求合法的权力来源。《新华日报》之所以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以政务繁剧之身，亲自作主席领导会议”颇为重视，对“中央要人”汪精卫和冯玉祥未能出席筹备大会深感遗憾《庄严热烈的文艺阵——记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大会》，1938年2月25日《新华日报》第3版。，原因就在这里。

就筹备会的内部操作而言，“文协”实际上早在成立之前就已大致组织就绪，开始了实际工作。否则，《武汉日报》在报道第五次正式筹备会时“先由总务组出版组分别报告工作”之说，就无从谈起。正式筹备阶段的审查会员资格之举，则说明组织部也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工作。而从《新华日报》在报道第三次正式筹备会时出现的集合全国文艺作家义务撰写通俗读物等具体内容来看，“文协”对成立之后的工作计划等事宜也取得了初步的共识。这就是说，关于“文协”的组织形式和内部分工等原则问题，实际上早在“文协”临时筹备阶段就已经大致筹划完毕，正式筹备会的主要事务乃是把临时筹备会的决议和原则付诸实施。

而从事务性工作这个层面上来看，“文协”组织部的报告中提到的起草各种宣言和公开信等事项的工作量并不大，真正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其实只有征集各地作家入会、审查会员资格和办理立案手续。由中国文艺社负责向有关部门办理立案手续，延续的是倡议组织“文协”之初就由王平陵出面争取官方支持的思路。而从王平陵一开始就负责起草作家调查表并寄发各地文艺作家，后来又长期担任“文协”组织部主任等情形来看，征集各地作家入会和审查会员资格的重要负责人，显然也只能是王平陵。在“文协”尚未正式成立，没有自己的办公和通信地址的情形下，事实上也只有中国文艺社适合承担繁杂的对外通信联络。

这就是说，“文协”正式筹备阶段的主要的事务性工作，同样是由王平陵和中国文艺社承担的。联系王平陵在临时筹备阶段的重要作用来看，苏雪林称“文协”是“王平陵极力奔走”组织起来的苏雪林：《任教国立武汉大学》，仪兰、张昌华编：《苏雪林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91页。，显然不无道理。

而王平陵和中国文艺社延续临时筹备阶段的分工和安排，继续在正式筹备阶段的事务性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事实，显然又与正式筹备会有意突出“文协”与官方的密切联系以建构“文协”的历史形象及其合法性的行为，构成了内在呼应。

三

正如上文所说，“文协”的实际组织工作主要是临时筹备阶段完成的，正式筹备会成立时，与会者“全体一致同意成立此会”《庄严热烈的文艺阵——记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大会》，1938年2月25日《新华日报》第3版。，事实上已经宣告了“文协”的成立。1938年3月27日的成立大会及随之而来的理事选举等等，不过是延续正式筹备会的修辞策略，通过必要的仪式和组织程序，把筹备会内部已经完成的组织工作转化为公共事件，借以建构“文协”的社会历史形象及其合法性。为此，筹备会一方面广泛联络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以不同的形式参与成立大会，建构“文协”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文艺作家组织的形象，另外一方面则积极邀请当局党政要人出席，并有意识地突出他们在大会上的地位，以此凸现“文协”与官方的密切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文协”成立大会集中体现了筹备会建构“文协”之合法性的努力，因此作为一个社会仪式的“文协”成立大会的基本特征，也就构成“文协”最初的历史形象。

就具体过程来看，“文协”成立大会主要包括了开幕、与会者致辞、中午聚餐、餐后的选举理事和通过提案四个方面的内容。聚餐阶段的事宜，主要是宣读并通过各种宣言，下午的选举和通过各种议案，则不过是借助公开的修辞手段来为既成事实提供合法性而已。因此真正值得重视的，其实是开幕仪式和与会者致辞两项。

据报道，大会的第一项活动是推举名誉主席团和主席团。综合各方面的报道，大会一共推举十三人组成名誉主席团，已知的有居正、陈立夫、方治、周恩来、蔡元培、罗曼·罗兰、威尔斯、史沫特莱八人；已知的主席团成员有邵力子、叶楚伧、冯玉祥、张道藩、陈铭枢、陈西滢、郭沫若、老舍、茅盾、丁玲、叶圣陶、朱自清、田汉、盛成、胡风十五人，主席邵力子。以社会身份而论，则可分为社会文化名流和党政要人两类。显然，罗曼·罗兰之类的文化名流不仅不能出席“文协”成立大会，而且根本不可能对“文协”有所了解，蔡元培等人虽然可能对“文协”有所了解，但却同样不可能在“文协”中有所作为。筹备会推举这样一些名流作为名誉主席团成员，主要目的其实是借助于他们的名望和声誉来扩大“文协”的社会地位，意在把“文协”建构成代表中国全体作家的合法组织。同理，推举丁玲、朱自清和茅盾等不在现场的国内著名作家为主席团成员，显然也是为了让他们以不在场的方式出席大会，把“文协”建构成为一个受到全国各地作家广泛支持的全国性文学组织。

事实上也确实有不少未能出席成立大会的作家以不在场的方式，表示了对“文协”成立大会的积极支持。据《大公报》，除武汉地区的作家积极出席之外，广州文艺界派钟天心为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远在长沙的谢冰莹和西安的丁玲分别以个人名义发了贺电，重庆、昆明、上海、郑州、开封、香港等地文艺界也发来贺电，祝贺“文协”成立。《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昨成立》，1938年3月28日《大公报》第3版。据《新华日报》，另有长沙和延安文艺界也给大会发来了贺电。《全国文艺界空前大团结》，1938年3月28日《新华日报》第3版。这些不在现场的“出席者”，和不在场的主席团和名誉主席团成员一样，对建构“文协”作为一个全国性文学组织的合法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居正、周恩来、冯玉祥、叶楚伧、陈立夫和方治等党政要人的作用，则比较复杂。

方治是军委第六部武汉办事处副主任。该部的职责，与后来的政治部大致相同，主要负责湖北“民众动员与文化团体之抗敌工作”《军委会第六部成立武汉办事处》，1937年12月1日《武汉日报》第3版。。新成立的文化团体，必须得到该部许可，才能取得合法地位。因此，方治出现在大会主席团成员中，显然对确立“文协”作为一个民众团体的合法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周恩来之出现在名誉主席团中，实际上也不能简单地看成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当时公开的社会身份是中共谈判代表团成员，与王明、叶剑英和博古一起，共同负责与国民党方面谈判国共合作事宜。长江局并未对外公开活动，因此周恩来实际上不可能以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的身份出席“文协”成立大会。从历史现场的角度看，当时的普通民众并没有我们今天的视野和眼光，因此也就不可能从共产党领导的角度来理解谈判中的国共合作，更不可能对周恩来在中共长江局中的真实身份有所了解，周恩来在公开的社会活动中被建构起来的合法身份，对他们来说才是真实有效的。

如果代表中国共产党，则王明显然更为合适。对外，王明不仅是众所周知的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亦是在武汉负责国共谈判的首席代表（接下来是博古，“周恩来挨到第三”楼适夷：《我谈我自己》，《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1期。），对内则是中共长江局“一把手”。在当时的报刊上，王明出场的次数远远高于周恩来。胡风为祝贺“文协”成立而编辑出版的《七月》特刊上，王明和博古两人都应邀发表了祝贺文字，周恩来的秘书吴奚如也写了文章，但却没有周恩来。这与周恩来的党内地位不无关系：当时的长江局内，王明居首，其次是博古，周恩来第三。作为“文协”成立大会上的一个重要来宾，王明虽然早在3月16日出版的《七月》杂志上就公开发表了题为《“用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陈绍禹（王明）：《“用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七月》第2集第5期（1938年3月16日）。顺便说一下，“文协”成立周年之际，《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以示祝贺，标题就是沿用王明一年前的《用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1939年4月9日《新华日报》第1版）。的文章，对“文协”的成立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在名誉主席团和主席团中都找不到他的名字，也没有安排大会发言。这一事实，颇能说明这位中共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在大会现场的位置。

在这个意义上，周恩来在“文协”成立大会上的身份，显然更适合看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

担任大会主席的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也是与“文协”关系重大的一位党政要人。阳翰笙等人倡议组织“文协”之初就曾由王平陵出面向他“请示”，“文协”筹备就绪后，又请其“莅临指示”，担任正式筹备会的成立大会主席，“报告筹组全国文艺界联合阵线的必要”。草莱（王平陵）：《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经过》，《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9期（1938年4月1日）。邵氏最后被推举为“文协”成立大会主席，既是他从阳氏倡议组织“文协”起就对“文协”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结果，也是“文协”建构自身历史形象及其合法性的需要。

至于冯玉祥、陈立夫和叶楚伧三人，则更是不折不扣的“党政要人”。宽泛一点说，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郭沫若和张道藩两人也不乏党政官员身份远比文人身份来得重要的意味。因此“文协”成立大会的名誉主席和主席团成员中，“党政要人”占据了显要的位置。

对“文协”来说，这种安排首先有实际利益因素的考虑。陈立夫是教育部长，邵力子是宣传部长，周恩来是政治部副部长，“文协”成立之后，正是这三个部门按月提供经费，维持“文协”的日常运作。此外，这些“党政要人”出现在“文协”成立大会上，实际上也表达了有关党政机构对“文协”的积极支持，体现了“文协”与有关党政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对建构“文协”在公众视野中的历史形象及其合法性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透过仪式安排传达出来的符号信息，其实正是大会宣言所要表达的：“抗战救国既是我们的旗号，我们是一致的拥护国民政府与最高领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9期（1938年4月1日）。

推定名誉主席团和主席团之后，接下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王平陵报告“文协”筹备经过。这一安排，固然是出于向普通公众提供必要的信息，叙述“文协”成立经过的客观需要，但却也由此肯定和承认了王平陵在“文协”成立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从阳翰笙最初提出倡议，希望中国文艺社出面发起组织“文协”开始，王平陵事实上就成了组织“文协”的核心人物，把当时普遍存在的组织全国性文艺作家团体的愿望变成实际行动。筹备会推举王平陵在成立大会上报告“文协”筹备经过，显然与王平陵自始至终参加了组织“文协”的整个历史过程，发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有着直接的联系。从社会象征意义的角度看，与会者和普通公众聆听王平陵的报告，不仅仅是一个接受关于“文协”成立经过的过程，更是一个承认和接纳王平陵在“文协”中的核心地位的社会仪式。因此，筹备会推举王平陵报道“文协”筹备经过，实际上等于公开承认了王平陵之于“文协”的重要历史作用，表明了“文协”在当时的基本历史形象。

我们看到，在三百多名“文协”总会成员中，中国文艺社成员仅华林、方浩、王平陵、沙雁和吴漱予五人。参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补报组织章程及会员名册工作计划呈及社会部批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五人之中，除王平陵外，其余几位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声望并不太高，但“文协”成立之后，华林、王平陵和沙雁三人均当选常务理事，王平陵出任组织部主任，华林任总务部副主任。候补理事吴漱予在总务部成立后被聘为干事，实际上同样参与总务部工作。组织部：《组织概况》，《抗战文艺》第4卷第1期（1939年4月10日）。这就是说，中国文艺社的五名“文协”成员就有三名常务理事、一名候补理事，其中三人直接参与了“文协”的日常工作。

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王平陵和中国文艺社在“文协”建立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作用。从社会权力分配的角度看，王平陵和中国文艺社成员显然在“文协”中获得了优势的权力资源。

“文协”成立大会第二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内容，是出席成立大会的“党政要人”的讲话。据报道，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有邵力子、陈立夫（由伍廷休代为宣读）、方治、周恩来、郭沫若、陈铭枢、张道藩、冯玉祥八人。他们的讲话，与大会推举名誉主席团和主席团成员的仪式活动互为表里，对建构“文协”最初的历史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合现场的发言和书面文稿两方面的内容来看，几位“党政要人”的讲话主要是围绕着团结问题展开的。

周恩来的演说，首先称道的就是团结：“今天到会场时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全国文艺界空前大团结》，1938年3月28日《新华日报》第3版。冯玉祥也极力赞扬“文协”团结了“全国各个地方各个派别的文艺作家”冯玉祥：《为士兵与民众准备精神食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演说词》，《抗到底》第7期（1938年4月16日）。按：此演说词的实际执笔者，是笔名“老向”的王向辰。，肯定了“文协”在团结不同派别和信仰的文艺作家方面的成就。邵力子等人的发言，则进一步阐释了这种团结的目标和基础。在邵力子看来，“文协”是全国文艺作家“集中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形成的全国性文学组织，抗日救国既是团结的基础，也是全国文艺作家共同的目标。邵力子：《敬告全国文艺界》，1938年3月27日《新华日报》第4版。方治则在赞扬全国文艺作家在“抗战建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功绩之外，还阐述了文艺工作者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勉励“文协”以“精诚合作的精神，加强抗战的力量，在斗士们的刀光血影中，放射中国文艺复兴的光辉”方治：《开展今后文艺宣传工作》，1938年3月26日《武汉日报》第3版。。

不言而喻，“文协”团结全国文艺作家的目标乃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文艺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因此，不少党政要人的大会发言还围绕着发挥文艺的宣传功能，发动民众参与抗战的问题，阐释了“文协”的具体任务。邵力子指出：“我们所希望的作家，是能够把笔杆当作枪杆的作家，我所需要的作品，是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的作品。换句话说：只要是在‘爱国至上，胜利第一’的原则上，有着绝对助力的作家与作品，就是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邵力子：《敬告全国文艺界》，1938年3月27日《新华日报》第4版。方治也从文艺的宣传功能着眼，希望全国文艺作家“在笔尖上，行动上，发挥文艺的战斗性”，鼓舞民众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方治：《开展今后文艺宣传工作》，1938年3月26日《武汉日报》第3版。，“实现三民主义”《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昨举行成立大会》，1938年3月28日《武汉日报》第4版。。这些要求，显然与“文协”自身的目标并没有什么冲突：“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9期（1938年4月1日）。

在发挥文艺的宣传功能这个抽象原则的基础上，周恩来、冯玉祥等还进一步对“文协”的具体工作任务作了要求和说明。周恩来的讲话，从三个不同方面对“文协”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抗战文艺的题材方面，他“希望作家多多取材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与战区敌人的残暴，后方动员的热烈”。其次，他指出，“在今天的抗战过程中，我们还负有建国的任务。文学家应分布各战场，各内地，更多接触内地人民的生活，同时要继承祖先遗下的优秀文艺传统”。最后，周恩来还指出了中国作家对文艺本身所负有的重大责任，希望作家“一定要能与世界进步的文艺联系起来，使我们的文艺在世界上也有辉煌的地位”。《全国文艺界空前大团结》，1938年3月28日《新华日报》第3版。周恩来的讲话，涉及抗战、建国以及文艺自身三个方面，在当时很有些做八股的味道。相比之下，冯玉祥专谈通俗化问题，要求全国文艺作家首要的任务是为前线将士提供精神上的给养和对后方民众进行精神动员，倒有不少切实具体的意见。冯玉祥：《为士兵与民众准备精神食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演说词》，《抗到底》第7期（1938年4月16日）。

无论阐释团结的基础，还是论述“文协”的工作目标，几位“党政要人”的发言，都没有超出民族主义的话语空间，而且明确表现出了把“文协”的工作原则甚至具体任务与国民政府的抗战政策直接联系起来的倾向。这显然与“文协”筹备会一直注意强化“文协”与官方的密切联系的思路保持了内在的一致性，强化了“文协”的官方色彩。

综合现场活动安排和有关“党政要人”的发言两方面的情形来看，“文协”成立大会作为筹备会精心筹划的一个公开的社会仪式，既体现了筹备会建构“文协”自身合法性基础的整体思路，又面向社会公众展现了“文协”最初的历史形象：无论是从筹备会的思路与策略，还是成立大会的实际内容看，“文协”都是一个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的文艺团体。中国文艺社的吴漱予的《对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希望》虽嫌极端，却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呈现了“文协”建构自身合法性和历史形象的基本思路：“每一部作品的写作，要严密地与抗战军事行动和现时的最高国策相配合，而使其成为宣扬或推行最高国策的宣传品。”吴漱予：《对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希望》，《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9期（1938年4月1日）。

四

与80年代以来流行的想象和叙述不同的是，“文协”这样一个带有浓厚官方色彩的全国性文艺团体，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得到了左翼进步作家的高度认同和支持。

首先，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武汉地区的左翼进步文人不仅积极参与了“文协”的筹备和组织工作，而且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也表示了对“文协”的认同和支持。在抗战初期的武汉文坛颇有影响的胡风，不仅积极参加了“文协”从临时筹备到正式成立的组织工作，和冯乃超一起担任了临时筹备会书记，而且在自己主编的《七月》杂志上编了一个庆祝“文协”成立的专辑，集中发表陈绍禹（王明）、博古和吴奚如、辛人、魏猛克等人的文章，对“文协”的成立表示了积极支持和祝贺。

楼适夷不仅积极参加筹备工作，起草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而且专门在中国文艺社的《文艺月刊·战时特刊》发表文章，集中阐释了“文艺界抗敌协会有于短期间组成的必然性”《编辑小语》，《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8期（1938年3月16日）。，号召文艺作家积极参与“文协”的组织工作。楼适夷指出，“在政治上统一战线的日益巩固，抗战到底形势在最高当局精诚领导下日益坚定”之际，“文艺的力量也必须和军事的力量一样，建立一个统饬一切的战斗的阵营”，以便“把文艺的力量作最高度的发挥，来协助政府参加当前的战争”。适夷：《建立抗战的文艺阵营》，《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8期（1938年3月16日）。楼适夷这里的看法，显然与他起草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的观点是一致的：“过去中国文艺界虽有过几次全国性的组织，但是因种种原因不能一致，总不能有良好的结果。现在情势已完全不同了，全国上下，已集中目标于抗敌救亡，在最高领袖精诚领导之下，抗战形势，日益坚强，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日益巩固，除了甘心媚敌出卖民族的汉奸，已无一不为亲密的战友，无一不为民族的力量。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的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9期（1938年4月1日）。

楼适夷之外，冯乃超也公开呼吁党政当局采取积极行动，把聚集在武汉的文化人组织起来。冯乃超指出，抗战以来“中国文化界的中心问题是应该怎样掀起一个与全面抗战相配合的文化运动”，而掀起这个抗战文化运动，则“要靠政府当局和多数文化人同心同德地去努力”。有鉴于此，冯乃超一方面呼吁文化人转变战前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积极参与现实的抗战文化运动，另一方面则以武汉当地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呼吁“党政军当局”切实担负起领导和组织的责任，希望“贤明的当局”迅速采取积极措施，把汇聚到武汉的文化工作者组织起来：“为推动民众组织的发展，必须先有健全的工作指导者，现在武汉集中许多对文化工作富有经验的人材，这些人正在伸开双手，要求工作，请你们立刻有计划地把他们组织起来；唤醒民众和组织民众是应该利用一切文化活动的方式的，把这些富有经验的文化工作者都动员起来吧！”冯乃超：《武汉文化运动的展望》，《冯乃超文集》（下），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2—263页。

楼适夷和冯乃超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当时左翼进步文人的基本态度。左翼作家欧阳山后来也提出了“文协应该以促进政府和作家底正常关系”为工作目标之说欧阳山：《文协要促进政府和作家的关系》，《抗战文艺》第4卷第1期（1939年4月10日）。，并且详细阐述了“文协”应该帮助政府做到的具体事宜。这恰好印证了王平陵的说法：“文协”成立之后，“大部分的作家一变其与政府向不协作的态度，而是这样竭诚地拥护政府，拥护国策，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尽量发挥武器的功用”平陵：《组织笔部队》，《抗战文艺》第4卷第1期（1939年4月10日）。。

除了武汉地区的左翼进步文人之外，延安也对“文协”表示了积极的支持和认同。

筹组“文协”的过程中，“文协”临时筹备会曾以正式筹备会的名义致函各地文艺界负责人，“征求同志，按章入会”《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将成立正式筹备会》，1938年2月17日《新华日报》第4版。，陕甘宁边区文化界很快回复了临时筹备会的公函，建议“文协”“赶紧召集各地文化界救亡团体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文协’总会”，建立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确立全国文化界统一战线》，1938年3月15日《新中华报》第4版。，对“文协”的建立表示了积极的支持。“文协”正式成立之际，延安又向“文协”成立大会发来贺电，公开表示了对“文协”的支持。此外，丁玲也向“文协”成立大会发来了贺电。“文协”成立之后，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负责人艾思奇又很快发表文章，肯定了“文协”的积极意义。艾思奇：《祝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1938年4月20日《新中华报》第4版。

不久之后，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周扬也在《解放》周刊撰文，号召全国文艺作家热心支持“文协”，在“文协”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开展抗战文艺工作。周扬指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全国文艺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其宗旨与工作计划“都是切合时宜而且十分重要的”，为此，“一切会员或非会员的作家，文艺爱好者都应积极地从旁来推动它的工作，对于这个团体的一切现象大家都要负一分责任。站在团体外边说风凉话，好像这个团体的好坏都与他个人无关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应该永远成为过去的”。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联系周扬对“过去作家因为阶级，集团，世界观，创作方法等等的不同而互相对立”现象的批评来看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55页。，所谓“站在团体外边说风凉话”的人，显然指的是左翼文化人。周扬这篇文章，带有指导新形势下的文艺工作的意味，其中的观点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延安在当时的基本态度和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周扬这篇文章写于1938年6月，当时“文协”成立不久，许多重要活动尚未展开，延安和周扬对“文协”的了解，主要还是限于公开发表的各种文件。直到1940年，“文协”延安分会成立已有半年，周扬和延安方面对“文协”的情况仍然只是从报刊上略有所知，“总是片鳞半爪的居多”，未能有一个较完整的概念老舍、周扬：《关于文协的工作》，《文艺战线》第1卷第6期（1940年2月16日）。,因此周扬和延安方面认同的“文协”，主要还是从各种大会文件中所了解到的“文协”。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文协”成立大会和公开报道所建构出来的“文协”，乃是一个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并在有关党政部门指导下开展工作的民众团体。

在这个意义上，武汉的左翼进步文人和延安对“文协”的认同，也就意味着“文协”最初的历史形象最终得到了全国文艺作家的承认，获得了积极的文化动员能力，变成了一种左右和影响抗战文艺运动的现实力量。换个角度说，也就是“文协”成功地建构了自身的历史形象，获得了介入抗战文艺运动的实践能力。

综合从最初的倡议到正式成立的历史过程来看，组织“文协”的工作始终得到了国民政府有关党政部门的积极支持，以王平陵为首的中国文艺社成员则承担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在“文协”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文协”最初的历史形象，因此也就必然是一个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的全国性文学组织。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文协”一直和国民政府有关党政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宣部、教育部和政治部等党政机构为“文协”提供日常活动经费，而“文协”则积极承担有关党政部门委托的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因此，“文协”作为一个带有浓厚官方色彩的全国性文学组织的基本形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