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会章，“文协”的权力机构由全体会员大会、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组成。全体会员大会是“文协”最高权力机构，每年召开一次，修订会章等关键性的重大事宜均需通过全体会员大会同意。全体会员大会之下是理事会。理事会由全体会员大会选出的四十五名理事组成，每三个月召集会议一次，负责处理“文协”事务、召集会员大会、对外代表“文协”和采纳会员建议。常务理事会则由理事相互推举出的十五名常务理事组成，每半月开会一次，基本职责包括处理“文协”日常事务、执行全体会员大会和理事会的决议、召集理事会、召集其他会议四个方面的内容。此外，常务理事会还有权根据需要设立特殊委员会，“担任特殊工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补报组织章程及会员名册工作计划筹备案呈及社会部批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92页。。常务理事会下设总务、出版、组织和研究四个部门，每部设正、副主任各一名，由常务理事担任。由于“文协”会员散居全国各地，真正意义上的全体会员大会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召开过，“文协”后来几次召开的都只是重庆会员大会，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会章的有关规定。因此，全体会员大会只是理论意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对“文协”的工作和组织并没有发生多少直接的影响。“文协”理事同样散居全国各地，正常情况下尚且不能三个月开会一次，抗战时期就更不可能。整个抗战期间，不少理事其实从来就没有参加过“文协”理事会，远在延安的周扬和丁玲等人就是例子。“因为会里没法去函通知他们，或因特殊关系不便通知他们”老舍：《致陶亢德》，《老舍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561页。，有不少理事甚至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的理事身份。
在“文协”，真正发挥实际作用的是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成员的变化，由此也就成了“文协”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本章将通过考辨和论述“文协”历届常务理事会的组成，勾勒和考察“文协”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形象变迁。
“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
第三章“文协”历届常务理事考论
一
1938年3月27日，“文协”在汉口召开成立大会，会上选出理事四十五人、候补理事十五人，组成了第一届理事会。据3月28日《大公报》，四十五名理事是：
老舍，郭沫若，邵力子，冯玉祥，田汉，老向，陈铭枢，王平陵，胡风，马彦祥，穆木天，盛成，冯乃超，张道藩，楼适夷，胡秋原，孟十还，姚蓬子，吴组缃，陈西滢，陈纪滢，华林，沙雁，胡绍轩，徐蔚南，茅盾，丁玲，巴金，郁达夫，成仿吾，张天翼，沈从文，曹禺，郑振铎，朱自清，朱光潜，曹聚仁，黎烈文，许地山，夏衍，曹靖华，张恨水，沈起予，施蛰存，谢六逸。《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昨成立》，1938年3月28日《大公报》第4版。
同日，《新华日报》也提供了一份理事名单，但实际上只列出四十四人，遗漏了孟十还。通行的文学史料，一直采录《新华日报》的报道，对其中的疏漏未加注意。胡绍轩晚年发现了这一点，认为被遗漏者是阳翰笙。胡绍轩：《阳翰笙第一个发起筹组“文协”》，《现代文坛风云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20—24页。鉴于《武汉日报》所载也是孟十还，而非阳翰笙《武汉日报》的理事名单，有武汉本地文人钟宪民，无沙雁。根据常务理事中有沙雁的情况看，应是沙雁而非钟宪民。，比较可靠的还是《大公报》的名单。
据胡绍轩的回忆，提供给各大报纸的理事名单是根据得票多少的排序，“会前没有酝酿候选人名单，也没有发生拉选票”的事情，统计选票时又“有几位通讯社和报馆的记者在旁边观看，等候选举结果，以便第二天见报”，因此“选举是严肃认真的”。胡绍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始末记》，《现代文坛风云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5页。仅从这份理事名单来看，“文协”的确可以称为一个包括了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的文人之间的联合，“绝对没有一点谁要把持与包办的痕迹”老舍：《八方风雨》，《新文学史料》第1辑（1978年）。。
但事实上，这四十五人的理事名单，更多地只是一种社会修辞行为。老舍说得很清楚：“这四十五人中多一半是住在武汉，以便随时可以开会，少一半是散居各处的，以便互通声气，在各地推动工作。”老舍：《致陶亢德》，《老舍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561页。真正能够参与常务理事选举的，其实就只有老舍、郭沫若、邵力子、冯玉祥、陈铭枢、老向、郁达夫、王平陵、胡风、马彦祥、穆木天、盛成、冯乃超、张道藩、楼适夷、胡秋原、姚蓬子、吴组缃、陈西滢、陈纪滢、华林、沙雁、胡绍轩、徐蔚南等二十五人。
如果一定要从社会权力交换与分配的角度来看问题，则可以说是这二十五人控制了“文协”实际的操作权力。
由于常务理事要真正能够理事，承担具体的事务性工作，邵力子、陈铭枢、张道藩和冯玉祥这样的党政要员自然就不合适。郭沫若等忙于第三厅的工作，且按身份来说亦属于党政官员，同样也不适合在常务理事中担任具体的职务。这样，即使不考虑个人是否有意愿为“文协”尽义务，承担经常性的具体事务这个主观因素，适合出任常务理事之职的，实际上也就只有二十来人。从中推举十五名常务理事，可供选择的余地并不大。
4月4日，“文协”以冯玉祥请客吃饭的形式召开第一次理事会，推举出十五名常务理事。他们是：胡风、郁达夫、王平陵、楼适夷、姚蓬子、老向、华林、老舍、胡秋原、冯乃超、胡绍轩、穆木天、沙雁、盛成、吴组缃。
在这十五人中，老舍与老向是北京师范学校同窗，老舍初到武汉，就是由他引见给冯玉祥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5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97页。。吴组缃则从1935年开始担任冯氏的国文教师和秘书严謇：《吴组缃传略》，《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3期。。因此，“文协”首届常务理事中，来自冯玉祥办事处的老舍、老向和吴组缃三人，形成了一个关系较为融洽的群体。其次，王平陵、华林和沙雁三人均来自中国文艺社，也是相对较为集中的力量群体。胡绍轩是武汉文艺社负责人，该社的政治倾向和性质与中国文艺社相同。
姚蓬子和穆木天的情况则比较特殊。尽管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两人均属左翼进步文人，但在当时的左翼文人眼中，两人的文化立场显然更接近国民党官方一些。冯乃超和楼适夷的情况同样比较微妙。从公开发表的文字来看，他们当时的文化立场其实和国民党官方文人并没有什么差别。郁达夫则早已进入官场，此时系应郭沫若之邀，专程前来武汉参与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无论公开的社会身份还是言论立场，均不宜视之为左翼文人。
因此，在常务理事这个层面上，与国民政府关系较为密切，或者个人当时的观点与官方立场大体保持一致的文艺作家，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胡绍轩、胡风、胡秋原都是湖北本土文人，冯乃超从1932年起就在湖北省政府工作，也可以视为广义的湖北本土文人。这说明，地缘因素也对“文协”首届常务理事的组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根据常务理事相互推举的结果，首届常务理事会各部负责人分别是：总务部主任老舍，副主任华林；组织部主任王平陵，副主任楼适夷；出版部主任姚蓬子，副主任老向；研究部主任郁达夫，副主任胡风。各部具体职责是：总务部“分掌文书，会计，庶务，交际等事宜”，组织部“分掌调查，联络等事宜”，研究部“分掌文艺出版物之搜集及整理研究报告等事宜”，出版部“分掌丛书，小册子，会刊等编辑及出版事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1卷第9期（1938年4月1日）。
二
1939年4月9日，“文协”在重庆召开首届年会，选出了第二届理事会。
4月11日的《新华日报》和《大公报》都刊登了来自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件，对选举情形和结果作了详细报道，但两报开列的理事名单都只有三十二人。“文协”报送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备案的档案材料，列出了第二届理事四十四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报送会务报告及第二届理事名册备案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3—215页。：
冯玉祥、叶楚伧、邵力子、张道藩、郭沫若、舒舍予、王平陵、胡风、华林、郑伯奇、阳翰笙、王向辰、安娥、孔罗荪、宋之的、姚蓬子、洪深、田汉、沈起予、戈宝权、曹禺、潘梓年、冯乃超、王礼锡、靳以、宗白华、曹靖华、谢冰莹、吴组缃、茅盾、郁达夫、丁玲、巴金、张天翼、黎烈文、叶圣陶、周文、许地山、郑振铎、穆木天、楼适夷、谢六逸、成仿吾、朱自清。
候补理事十五人：
端木蕻良、何容、台静农、陈纪滢、罗烽、余上沅、欧阳山、梁宗岱、徐盈、孟十还、沙雁、曾虚白、杨骚、徐仲年、陈子展。
按理，“文协”理事应为四十五人，名单显然有遗漏。鉴于《新华日报》和《大公报》的不完全名单中均有马宗融的事实，笔者认为：遗漏者应是马宗融。
4月15日，“文协”第二届理事会首次开会，选出了第二届常务理事及各部负责人。据《新华日报》报道，选举结果是：
叶楚伧、邵力子、张道藩、郭沫若、老舍、郑伯奇、胡风、姚蓬子、华林、王平陵、阳翰笙、宋之的、安娥、老向、孔罗荪等十五人当选。公推老舍、华林为总务部正副主任；王平陵、老向为组织部正副主任；姚蓬子、孔罗荪为出版部正副主任；胡风、郑伯奇为研究部正副主任。《文抗协会选出常务理事》，1939年4月16日《新华日报》第4版。
与武汉时期的第一届常务理事会成员相比，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出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变化。
第一，党政官员在常务理事中的力量有所强化。叶楚伧、张道藩、邵力子、郭沫若等，都是当时主管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宣传的党政要人，郑伯奇和阳翰笙来自政治部第三厅，也有官方身份背景。
第二，带有左翼文化背景的常务理事也占据了明显的重要地位。郭沫若、阳翰笙和郑伯奇三人从后期创造社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开始就参与左翼文化运动，安娥1930年代在上海参加过左翼戏剧运动，胡风是著名的左翼批评家，姚蓬子曾经是著名左翼文人，一度还参与了中国中央特科的政治工作此处对安娥、姚蓬子等左翼文化工作经历的叙述，参考了姚辛《左联词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一书有关内容。，孔罗荪则早在武汉时期就已加入共产党。
第三，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文艺社成员从首届的三人变成两人；以老舍为核心，来自冯玉祥办事处的文人从三人变为两人。
第四，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力已经消失，首届常务理事中的湖北武汉本土文人胡绍轩、胡秋原均未再次当选。
从以后的发展看，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中，最值得注意的实际上是党政官员和具有左翼文化背景的文人的增加。从象征意义上看，党政官员的增加，表明了“文协”与官方亲密关系的延续和强化，“文协”与官方之间的一体化进程有所发展。但在实体意义上，这些党政要人在“文协”的日常事务中其实很难发挥多少作用，因此具有左翼文化背景的文人事实上开始在“文协”的日常事务中取得了更多的话语支配权。以老舍为核心的中间派文人和中国文艺社成员数量的减少，换个角度来看，其实也就是官方和左翼文人权力增加的结果。
按照会章，“文协”理事和常务理事任期都是一年，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文协”第二届理事和常务理事实际上主持“文协”日常工作将近两年。这一事实，改写了会章对理事和常务理事任期的规定，促使“文协”将理事和常务理事的任期变成了两年。
1940年4月7日，“文协”如期在重庆举行了第三届年会。据《大公报》的报道，“文协”在这次年会上对选举办法作了调整，但却未能进行理事选举。《昨日行都一盛会——文艺界的新阶段》，1940年4月8日《大公报》第3版。姚蓬子主编的《新蜀报·蜀道》副刊以“重庆会员大会”为名详细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形，同样没有提及选举事宜。《文艺简讯》，1940年4月8日《新蜀报》第4版。总务部在“文协”成立三周年时提交的工作报告，也称这次年会“当场一致通过”了将改选延期的提议。总务部：《总务部报告（文协成立三周年时）》，《抗战文艺》第7卷第2/3期（1941年3月20日）。
《抗战文艺》对这次年会的报道，披露了未能如期举行理事选举的具体原因：
本会会员散居全国各地，且因工作或生活关系，多数地址不确定，以至和总会隔断了音讯；其次各分会会员未经总会审查通过取得总会会员资格者亦甚多，必须重新加以调整。有此两种原因，实无法公允寄发选举票，本年度改选因之不能不暂时延期。调整会员需相当时间，大概本年九、十月间可以举行改选年会的。当由到会全体会员通过，交由理事会办理，并重新举行全国会员的登记。记者：《记本会重庆会员大会》，《抗战文艺》第6卷第2期（1940年5月15日）。
老舍的工作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
组织部很忙，因为我们的工作据点已经增多：成都、昆明、襄樊、延安、香港，五处而外，我们又增加了贵阳、桂林与曲江三个分会。在晋东南、兰州、榆林、城固，也先后建立了通信站。那就很够忙的了。再加上全体会员的调查与重新登记，就忙得透不过气来。今天，我们不开年会，而开了在渝全体会员大会，原因就在这里——在没有调整登记好以前我们没有法子改选。我们的态度是：在各处积极的扩大影响，广为联络；同时，对会员入会出会，必须照章办理，毫不通融。老舍：《文协第二年》，《抗战文艺》第6卷第2期（1940年5月15日）。
综合上述情况，“文协”实际上是对以往的选举办法作了修订，将大会当场选举改成了通信选举：总会根据各地实际的会员人数寄发选票，各地会员填写选票后寄回总会，再由总会统计选举结果。
这样的选举办法，显然有弥补不能召开全体会员大会的缺失，尽可能使选举合乎会章规定的积极意义。我们看到，在此之前的两届理事都是由大会当场选举产生的，而这两次大会实际上只是武汉和重庆地区的会员大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体会员大会。怎样使全体会员参与理事选举的问题，其实早在1939年就已经提了出来：“各地方的会员，因战事关系，今天上东，明天上西，简直没法通信；怎样使他们投票呢？许多会员，通信处既不明，而且至今还未交会费，这又怎么办呢？”《老舍先生来信》，《文艺阵地》第2卷第9期（1939年2月16日）。改为通信选举，无疑可以使全体会员都能参与选举，保证理事选举的合法性。
但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组织部必须在选举之前举行会员登记，审查会员资格，以便寄发选票。早在1940年初，总务部的工作报告就提到，“组织部正在忙会员登记，因为快到改选的时候，必须重新登记一次，以便发出选票”总务部：《会务报告》，《抗战文艺》第6卷第1期（1940年3月30日）。。
按照“文协”最初的设想，选举延期之事并不会太久，结果却因为日军对重庆进行持续不断的大轰炸而推迟了近一年。
“文协”于1940年4月7日召开重庆会员大会，决定将改选延期。4月下旬起，日机就开始轰炸重庆，“文协”设在临江门的会所不久即被炸毁，“文协”被迫疏散到重庆南温泉和北碚两地，中断了正常的会务。直到秋天，重庆雾季来临，疏散到乡下的会员陆续回城，“文协”才又恢复了正常的活动。“文协”原来预定的改选时间被迫再次推迟。老舍报告说：“春季所收到的会员登记表，到现在又靠不住了，又须改正，因为轰炸前所填的通信处又起了很大变动——这差不多是永远也办不清的事，可是不把它弄清楚，就没法子开大会。”总务部：《总务部报告（文协成立三周年时）》，《抗战文艺》第7卷第2/3期（1941年3月20日）。所以，尽管组织部一直把“根据会章严密调整各地分会、通讯处及举行会员再登记”当做中心工作来对待组织部：《组织概况（文协成立三周年时）》，《抗战文艺》第7卷第2/3期（1941年3月20日）。，以期尽快举行改选，但“文协”最终还是不得不一再推迟预定的改选时间。直到1940年12月27日，“文协”才最终决定于次年3月改选第三届理事。记者：《文艺简讯》，《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
这就是说，1939年4月8日选出的第二届理事会实际主持“文协”工作的时间是1939年4月到1941年4月。“文协”成立三周年时，各部提交的都是两年来的工作报告，原因就在这里。
三
因为第二届理事会实际主持工作将近两年，所以1941年3月选出的理事，本来应该是第四届，但在事实上却成了第三届。换个角度，也就是直到1941年3月，“文协”才用通信方式选出了第三届理事。
《抗战文艺》对这次改选的有关情况作了详尽的报道和说明：
文协原定本年三月初旬举行年会，改选第三届理事，后因交通困难，重庆附近如沙坪坝、赖家桥、北碚各地会员不易来渝出席，同时最近物价高涨，租借年会会场及向例会后聚餐，所费甚大，经二月二十八日理事会决定，改选第三届理事，改用通信选举方式，不再举行正式大会，藉以节省人力物力，惟为联络会员感情起见，当于下届新理事选出后举行一茶会，以资联欢云。
此次通信选举，每封选举信收到时，即在两边封口盖上文协钤记，交由总务部保管，任何人不能擅自拆信，开票日期已由理事会决定在三月十五日，揭示当请社会部派员监票，并由文协推举开票员王平陵，老舍等十二人当场开票云。记者：《文艺简讯》，《抗战文艺》第7卷第2/3期（1941年3月20日）。
据《新华日报》，选举结果如下：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三届理事已于本月15日开票，计选出：（一）在渝理事：叶楚伧、冯玉祥、郭沫若、张道藩、老舍、茅盾、田汉、谢冰心、姚蓬子、王平陵、郑伯奇、巴金、胡风、洪深、曹靖华、孙伏园、华林、徐仲年、何容、老向、陈望道、阳翰笙、孔罗荪、冯乃超、宋之的等廿五名。（二）各地理事选出：邵力子、林语堂、叶圣陶、曹禺等四名。（三）上海理事：郑振铎、楼适夷等二名。（四）各分会理事选出成都李劼人、刘盛亚，香港许地山、戴望舒，昆明雷石榆，曲江陶林英等六名。各分会理事由各分会选举：桂林、贵阳、延安三分会理事尚未选出。（五）候补理事选出：马宗融、沙汀、黄芝冈、张恨水、潘梓年、戈宝权、陈纪滢、葛一虹、沈起予、靳以、顾一樵、鹿地亘、艾青、叶以群、宗白华等十五名。闻该会定三月二十七日，即文协成立三周年纪念日举行盛大茶会，藉资联欢，并以纪念文艺界精诚团结之光荣纪念日，正积极筹备中。《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三届理事选出》，1941年3月23日《新华日报》第3版。
从“各分会理事由各分会选举”，以及“桂林、贵阳、延安三分会理事尚未选出”这两句话来看，这里选出的实际上仅仅是重庆地区的理事，通信投票者也仅限于重庆地区的会员。换言之，这次选举实际上是根据老舍的建议，采用了总会只负责选举在渝理事，各地分会“按人数多寡选举分会在总会的理事”的办法。老舍：《致南泉文协诸友信》（下），1940年9月25日《新蜀报》第4版。成都分会的选举，证实了这一点：
一九四一年一月份“文协”成都分会在春熙路青年会楼上，举行第三届年会，进行选举，当时主持会议的主席是叶菲洛。选举结果是：刘开渠、刘盛亚、厉歌天、苏子函、洪毅然、罗永培等七位当选为理事。李劼人、刘盛亚被公推为代表成都分会的总会理事。王开明：《“文协”成都分会和它的会刊》，《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1期。
这样，除了尚未选出理事的三个分会之外，“文协”于1941年3月实际选出第三届理事三十七人，候补理事十五人。
后因“皖南事变”后，重庆地区左翼进步文人纷纷在中共南方局的组织下，疏散他往，以至“文协”在渝理事出现了空缺。按照“理事因故解职时，由候补理事依次递补”的规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补报组织章程及会员名册工作计划筹备案呈及社会部批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92页。，“文协”第三届理事召开第一次会议时，除推举常务理事外，对理事也作了相应调整。马宗融、张恨水、黄芝冈和潘梓年四人，由候补理事递补为理事。姚蓬子主编的《新蜀报·蜀道》副刊报道说：
文协第三届理事会于三月三十日下午，假中国文艺社开首次会议，因本届理事多人已离渝，为推动工作起见，当经理事会决定，由候补理事中依次推补马宗融，张恨水，黄芝冈，潘梓年四人为正式理事，旋即票选常务理事，结果当选者为叶楚伧，郭沫若，张道藩，阳翰笙，老舍，华林，胡风，郑伯奇，王平陵，黄芝冈，何容，孔罗荪，马宗融，姚蓬子等十五人，再由常务理事中推定各部主任，计总务部为老舍，华林，组织部为王平陵，黄芝冈，研究部为胡风，郑伯奇，出版部为姚蓬子，孔罗荪，至晚七时许始散会。《文艺简讯》，1941年4月2日《新蜀报》第4版。
由于胡风不久就离开了重庆，研究部工作改由孙伏园和郑伯奇负责，因此实际“主持研究部工作者为孙伏园、郑伯奇”文协总务部：《民国卅年文协会务略报》，1942年1月9日《新蜀报》第4版。。1941年6月，老舍应邀赴昆明讲学之前，曾致信孙伏园，请孙氏在自己离渝期间与其他各部负责人协同处理“文协”事务，“文协一切事务，尚祈与华、王、姚……诸理事劳神部署”《通信》，1941年6月28日《中央日报》第4版。，这也证实了孙伏园在“文协”中的重要位置。
至于延安、贵阳和桂林等地的选举问题，笔者查阅了当年的《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新蜀报》、《新民报》和《广西日报》等重要报纸，均未发现相关报道。《抗战文艺》也没有提供任何线索。魏华龄的《“文协”桂林分会记事》，以时间为纲，记载桂林分会以及与分会相关的重大活动甚为详尽，但只字未及此次推选总会理事的有关情形。魏华龄：《“文协”桂林分会记事》，《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1期。黄万机《抗战期间贵阳地区的文学活动概况》对贵阳分会的活动多有论述，但同样没有关于这次改选的任何材料与线索。黄万机：《抗战期间贵阳地区的文学活动概况》，《抗战文艺研究》1985年第3期。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941年3月底，上述三个分会仍然没有向“文协”总会报告选举结果。据《大公报》，“文协”3月27日举行成立三周年纪念会时，各分会改选事宜仍“正在进行中”《抗敌文协昨日开三周年纪念会》，1941年3月28日《大公报》第3版。。同年6月，“文协”出版部副主任孔罗荪主编的《文学月报》刊载“文协”第三届理事改选结果时，“桂林，贵阳，延安三分会理事，尚未选出”《文坛备忘录》，《文学月报》第3卷第1期（1941年6月1日）。。
从时间上看，延安分会早在1941年1月4日就举行年会，选出了分会理事。《文抗延安分会举行年会》，1941年1月9日《新中华报》第3版。参照成都分会在改选分会理事的同时，当场推定总会理事的例子，足见“文协”总会在年初就已经把分会推举总会理事的具体办法通知了各分会。因此，延安分会在早已选出分会理事的情形下，直到3月底仍未向总会提交理事名单，显然并非时间问题。此时的延安分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团体，而只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下属的团体会员之一，既接受边区文化协会的领导，同时又接受远在重庆的“文协”总会的领导。直到1941年6月，该会才正式宣布从边区“文协”中独立出来，单独开展工作，接受“文协”总会的直接领导。《延安文化一束·文艺界协会延安分会由总会直接领导》，1941年7月4日《新华日报》第2版。由于“文协”对各地分会的领导只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引导，因此延安分会事实上的直接领导者显然是边区政府。“皖南事变”发生后，延安方面彻底放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积极筹划在政治和军事上发动全面反攻，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杨奎松：《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统战策略的变动》，《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在这种情形下，作为边区党政机关领导之下的一个文化团体，延安分会迟迟未向远在重庆的总会推举理事人选，显然不难理解。
换个角度看，延安分会拒绝向总会提交理事人选，实际上也就等于拒绝了总会的领导。随着时局的变化，延安分会后来虽然又改为独立工作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启事》，1941年7月2日《解放日报》第4版。，宣布接受总会的直接领导，但它此后的一系列重大活动，从积极参加整风学习到最后奉令下乡，事实上都是在边区党政机关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与总会并没有什么联系。
由于左翼进步文人一直在桂林分会占据着支配性的优势地位，“皖南事变”后又有大批左翼文人撤退到桂林，使桂林一度和香港并称为左翼进步文人的据点，因此，桂林分会极有可能和延安一样，出于政治的原因而没有向总会推举理事。
而贵阳分会则主要是因为会务陷于停顿状态而未能举行正常的分会理事选举，自然也就无法进一步推举总会理事了。
由于延安、桂林和贵阳三个分会的原因，“文协”实际上最终未能按照预定的计划和要求选出第三届理事。因此，1941年的第三届理事选举，标志着“文协”总会和分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文协”开始失去了对全国各地分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从已知的选举结果看，“文协”第三届理事的变化也颇为明显。
首先是自由主义色彩相对较为浓厚的学院派作家退出了“文协”。1938年的首届理事有沈从文、朱自清、朱光潜、陈西滢、施蛰存五位学院派作家；1939年的第二届理事出现了朱自清和宗白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作家仍然占有一个象征性的位置；但在第三届理事中，自由主义学院派作家已经完全消失了踪影，宗白华列候补理事最后一席，无形中也就变成了学院派作家最后退出“文协”的一个标记。
由此一来，除了老舍和老向是北京师范学校同学、老向与何容又是北京大学同学，因而仍然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之外，政党政治斗争带来的分化与对立，已经清晰地在“文协”第三届理事成员中呈现了出来。
在渝理事二十五人中，除了叶楚伧、冯玉祥、郭沫若和张道藩四位党政要人之外，华林和王平陵来自中国文艺社，徐仲年来自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孙伏园供职于《中央日报》。就其符号意义而言，这八位理事都明显属于官方右翼文人。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中间派人数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具有左翼文化背景的文人也在理事会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从历史背景上看，阳翰笙、郭沫若、胡风、姚蓬子、田汉、洪深、孔罗荪、郑伯奇、冯乃超和宋之的九名理事均可归入左翼文化谱系。这一事实，无疑为政党政治文化介入“文协”事务，进而引发“文协”的分化和转型提供了内在基础。
“皖南事变”后，大批左翼进步文人在中共南方局的组织下纷纷离渝。左翼进步文人在第三届理事中的实际作用，因此受到了进一步限制。而官方右翼文人的力量则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以至于“文协”一度被称为“御用”机构老舍：《五年来的“文协”》，《老舍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48页。。
不过，官方右翼文人虽然在第三届理事中占据了优势地位，但却未能有所作为。原因是“文协”完成第三届理事和常务理事改选不久，由于日军的夏季大轰炸，大批左翼进步文人纷纷离渝，以及战时物价疯涨等原因，“文协”会务很快陷入停顿状态。老舍写道：
物价象发疯似的往上涨。文人们的生活都非常的困难。我们已不能时常在一处吃饭喝酒了，因为大家的口袋都是空空的。文协呢有许多会员到桂林和香港去，人少钱少，也就显着冷落。可是，在重庆的几个人照常的热心办事，不肯教它寂寂的死去。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老舍：《八方风雨》，《新文学史料》第1辑（1978年）。
在这种情形之下，“文协”所能做的就只能是本着“只求无过，不求有功”的消极态度，尽力维系着“半死不活”老舍：《文协的过去与将来》，《抗战文艺》第10卷第6期（1946年5月4日）。的存在状态，使之免于消亡而已。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协”虽然没有“寂寂的死去”，但也只能勉强维系着符号意义上的存在，在实际事务中已经无所作为了。借用老舍的话来说，就是精神上的存在胜过了形式上的存在老舍：《文艺界动员情况述略》，1942年2月13日《大公报》第3版。。除了延续和推动第二届出版部同人发动的保障作家生活运动之外，“文协”第三届理事会并没有单独发动或组织过什么有实际意义的活动。
综上所述，以第三届理事改选为标志，“文协”的存在与发展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总体上看，本届理事会的组成依然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但由于带有较为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的学院派作家彻底退出了“文协”，因此左翼进步文人与官方右翼文人之间的对比开始凸现出来，“文协”成立之初的广泛性和包容性明显减弱了。而从官方右翼文人与左翼进步文人之间的力量对比这个角度看，官方右翼文人在本届理事中的优势地位较之前两届进一步扩大，并且由于胡风、茅盾和宋之的等左翼进步文人的离渝他往而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而从“文协”的活动来看，本届理事实际上并没有能够组织和发动什么有实际影响的文艺运动，“文协”会务由此开始陷入了停顿状态，延安、贵阳和桂林等分会迟迟未向总会提交改选结果，既是“文协”会务开始陷入危机的表现，又是“文协”对全国文艺作家的领导地位开始消退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
1942年3月27日，“文协”举行了成立四周年纪念大会，但没有进行理事改选。《新蜀报》对这次大会的情形作了详细报道，却没有提到改选事宜：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昨晚六时在本报大厅举行会员聚餐，庆祝文协成立四周年，到郭沫若、卫聚贤、老舍、应云卫、蓬子、张西曼、曹禺、陈白尘、纪滢、罗荪、王平陵、崔万秋、陆晶清等五十余人，席间由老舍报告文艺奖助金委员会及赈委会，对于由沪脱险至金华，由港脱险至桂林再至大后方重庆之文化人已有具体资助办法，又该会会员夏衍、胡风、以群、葛一虹等将自桂来渝，文协成都分会近由叶圣陶负责并主编《文阵》，希望踊跃投稿云，报告毕，即行进餐，备极欢洽，至九时左右始散。《文艺界之盛会》，1942年3月28日《新蜀报》第3版。
此外，长期担任“文协”驻会干事的梅林根据私人日记整理的《文协五年来工作志略》以编年体的形式，对“文协”自成立到1942年底的重大活动作了详尽记载，其中同样没有提及1942的选举。梅林：《文协五年来工作志略》，文天行等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231—237页。一年后，老舍在“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会上称“文协自举行第三周年纪念会后，二年来会务照常进行”《文艺界抗敌协会昨开五届年会》，1943年3月28日《新华日报》第4版。。这不仅说明了“文协”未在1942年举行理事改选的事实，也表明1941年选出的第三届理事和常务理事实际主持工作的时间是两年。
从“文协”在1944年同样召开了大规模的纪念会而没有举行改选的情形来看，“文协”1941年改选第三届理事时，不仅改变了选举办法，而且对理事和常务理事的任期作了调整，从原来的一年改成了两年。这就是说，1939年选出的第二届理事和常务理事实际任期近两年的事实，自1941年之后变成了“文协”的惯例。
因此，到1943年，“文协”才如期举行年会并进行了理事和常务理事改选。
这次年会修改了会章《文艺界抗敌协会昨开五届年会》，1943年3月28日《新华日报》第4版。，对“文协”日常权力机构的组织形式作了三个方面的调整。其一是在理事会之上增设监事。其二是理事和常务理事的人数作了调整，常务理事由十五人改为五人。其三则是在总务、出版、组织和研究四部之外，增加秘书一名，以代替原来附属于总务组的驻会干事。
这次选举结果，最早见于《新华日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前于三月二十七日，举行第五届年会并改选理事监事，兹该会业于卅日开票，选出在渝理事老舍、茅盾、郭沫若、姚蓬子、张道藩、王平陵、邵力子、胡风、夏衍、孙伏园、宋之的、阳翰笙、徐霞村、姚雪垠、叶以群、曹禺、陈纪滢、冯乃超、马宗融、李辰冬、梅林等二十一名；外埠理事巴金、张天翼、洪深、朱光潜、沙汀等五名；候补理事臧克家、戈宝权、孔罗荪、徐盈、陈白尘、黄芝冈、陆晶清、王亚平、黎烈文、曹聚仁、张骏祥、葛一虹等十二名。监事冯玉祥、叶楚伧、华林、郑伯奇、曹靖华、潘梓年、谢冰心、张西曼、顾一樵等九名；候补监事马彦祥、徐仲年、崔万秋、张恨水等四名。
又该会于四月一日召开五届首次理事会，推老舍、徐霞村、姚蓬子、胡风、王平陵为常务理事，并由老舍、徐霞村兼总务组正副主任，王平陵、陈纪滢为组织组正副主任，姚蓬子、叶以群为出版组正副主任，胡风、姚雪垠为研究组正副主任。推梅林为秘书。《文艺界抗敌协会五届理监事选出》，1943年4月3日《新华日报》第2版。
同年5月出版的《抗战文艺》也对这次选举结果作了报道，但略去了候补理事名单。《会讯》，《抗战文艺》第8卷第4期（1943年5月15日）。
当时的《新华日报》等媒体均称这里选出的是第五届理事和常务理事，但事实上应是第四届。梅林的《文协五年来工作志略》，同样忽略了1940年的改选推迟到次年3月的事实，称“文协”举行“成立二周年纪念会并改选了理事”，由此把1941年3月通信选出的第三届理事误记为第四届梅林：《文协五年来工作志略》，文天行等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236页。，1943年选出的则误记为第五届。
从选举结果上看，由于冯玉祥、叶楚伧等党政要人被推举为监事，“文协”理事会成员中的左翼进步文人与官方右翼文人之间的对比就显得更加鲜明了。在渝理事二十一人中，除老舍、马宗融、陈纪滢等没有明显党派色彩者之外，左翼进步文人的数量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官方右翼文人。中国文艺社的成员中，仅王平陵一人当选为理事。考虑到郭沫若、茅盾、夏衍、阳翰笙和胡风等左翼文人的实际影响力这个因素，左翼进步文人在这次理事会中的优势已经相当明显了。
这一变化，显然与中共南方局的文化策略直接相关。“皖南事变”之后，大批左翼进步文人在南方局的安排下有组织地撤离重庆，疏散到了香港和桂林等地。参见《南方局关于文化运动工作向中央的报告》，中共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3—14页。从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这个角度看，这其实就是左翼进步文人在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主动放弃了“文协”这块阵地，重新在香港和桂林等地建立了自己的文化据点。随着香港的沦陷，原来转移到香港的胡风、茅盾、戈宝权、葛一虹、宋之的等左翼进步文人被迫向内地撤退，最后经桂林陆续返回了重庆。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何再次进入“文协”，利用“文协”提供的合法社会身份开展文化工作，又重新引起了左翼进步文人的重视。
国民党中宣部报告说：“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此次在渝召集第五届年会，事先奸伪活动颇烈。戈宝权等奔走四方，号召左倾文化出席。诋毁中宣部及图书杂志审查处，准备提案，布置选举，企图操纵一切会议。”《国民党中宣部密令注意郭沫若等新编刊物有关文件》，中共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460页。在渝理事的选举结果，尤其是“皖南事变”后撤离重庆的葛一虹、宋之的、叶以群、茅盾、胡风等人悉数当选，显然与“戈宝权等奔走四方”不无关系。
相应地，左翼进步文人在常务理事选举中也有了突破。五名常务理事，王平陵和时任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图书科科长的徐霞村显然是公众视野中的官方右翼文人，胡风和姚蓬子则为左翼进步文人，二者刚好形成均势。在这种均势结构中，左翼进步文人虽未能取得支配性的优势地位，却扭转了官方右翼文人一直在“文协”常务理事会中占据优势的局面，为“文协”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官方右翼文人和左翼进步文人在常务理事会中的均势结构，表明“文协”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以抗日救亡为共同价值目标的民众团体，党派政治分歧对“文协”的活动和历史形象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了。
在“文协”的历史上，1941年的第三届理事和常务理事改选标志着“文协”发动和组织的抗战文艺运动开始陷入了停顿，而本次改选则标志着党派政治力量开始正式介入了“文协”的组织与活动。换言之，1943年的第四届理事改选，标志着“文协”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带上了党派政治的色彩，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组织的特征则越来越趋于淡化，由此而最终演变成了一个以民众政治斗争为主要活动目标的新型民众团体。
由于理事和常务理事的任期改为两年，1944年的“文协”成立六周年纪念大会也就没有进行改选。不过，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斗争，还是对这次年会的相关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高度评价“文协”成立六年来的工作成绩，肯定了“文协”“坚定地领导了全国文艺作家”的抗战文艺运动的事实《祝文协成立六周年（社论）》，1944年4月16日《新华日报》第2版。，正式承认了“文协”之于全国文艺作家的领导地位。紧接着，中共南方局又于年会次日发动进步文艺界为老舍举行了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以承认老舍在“文协”中的领导地位为代价，把老舍从中间派文人塑造成了左翼进步文人参见拙文《论老舍在文协中的领导地位之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4期。，由此掌握了“文协”的领导权。在抗战即将胜利，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日趋明朗的历史语境中，中共南方局公开承认“文协”之于全国文艺作家的领导地位，实际上也就等于宣布“文协”已经演化成了政治文化斗争中的一块重要阵地。
1945年5月4日，“文协”举行成立七周年纪念大会及首届文艺节，同时进行了第五届、也就是抗战时期最后一次理事改选。
自“文协”成立以来的几次周年纪念大会，大致都以“文协”成立为时间标志，安排在3月27号，或者相去不远的4月初。但这次，却选了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间：5月4日。其理由，“文协”在《为纪念文艺节公启》中说得很清楚：
根据本会第六届年会定五月四日为文艺节的决定，特于今年今日举行第一次文艺节。为了表示隆重地纪念这个全国文艺界的节日，本会及各地分会并于同日举行检讨过去策励将来的年会。《为纪念文艺节公启》，《抗战文艺》第10卷第2/3期（1945年6月）。
把5月4日定为文艺节，本身又是一个具有相当鲜明的政治色彩的行为。王瑶指出：“抗战后期的1944年，当时国内民主运动高涨，重庆政府明令把青年节改为3月29日（黄花岗烈士纪念日），不准纪念‘五四’，重庆《中央日报》社论的题目就是《五四之风不可再长》，因此‘全国文协’才针锋相对地定‘五四’为文艺节。”王瑶：《“五四”精神漫笔》，《润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2页。《大公报》社长王芸生在“文协”成立七周年纪念会及第一届文艺节上的发言，也点出了文艺节的政治色彩。据《新华日报》，“王芸生先生讲话的要点是文艺界既定五四为文艺节，就应该从今天起继承五四精神，要有青年气，要有些爆炸力。国民党五四以来有意无意的在复古，抹杀了新文化，这是值得当局来检讨的”《昨天第一届文艺节文协开七周年年会》，1945年5月5日《新华日报》第3版。。在这个意义上，“文协”不再根据自己成立的时间，而是在五四文艺节这一天举行周年纪念会，也就等于把文艺节的意义放置在了“文协”自身的存在意义之上，“文协”周年纪念会也因此而变成了政治民主运动中的一个事件。
扩大一点说，这次年会标志着“文协”从一个以民族主义话语空间之下的抗日救亡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文学组织，演变成了一个以普遍主义话语空间之下的民主自由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文学组织。这次大会上的提案及其通过方式，就是这一特征的具体呈现：“讨论提案，有与世界作家加强联系以及请切实保障人权，保障作家身体自由写作自由的提案，都一致鼓掌通过。”《昨天第一届文艺节文协开七周年年会》，1945年5月5日《新华日报》第3版。“一致鼓掌通过”这一全新的表达形式，为“文协”转向民主政治运动提供了一个狂欢化的见证。
相应地，这次年会的选举结果也明显体现了“文协”的转型。《新华日报》最早报道了这次选举结果：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在五四文艺节举行第七届年会改选理监事，七日开票结果，邵力子、郭沫若、老舍、茅盾、孙伏园、胡风、巴金、夏衍、姚蓬子、冯乃超、曹禺、阳翰笙、梅林、洪深、叶以群、马宗融、冯雪峰、靳以、曹靖华、艾芜、王平陵等二十一人当选为在渝理事。沙汀、朱光潜为各地（无分会地点者）理事。张天翼、宋之的、徐盈、吴组缃等十三人为候补理事。叶楚伧、冯玉祥、张道藩、柳亚子、潘梓年、张恨水、华林、谢冰心、黄芝冈为监事，陈望道、史东山、聂绀弩、张西曼等四人为候补监事。该会在本月十日开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推老舍，孙伏园，胡风，姚蓬子，王平陵为常务理事。张道藩，华林，黄芝冈为常务监事。并推老舍，孙伏园为总务组正副主任，胡风，叶以群为研究组正副主任，王平陵，冯乃超为组织组正副主任，姚蓬子，巴金为出版组正副主任，冯雪峰负责会刊《抗战文艺》编务。梅林为理事会秘书。《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年会结束改选理监事》，1945年5月14日《新华日报》第3版。
至此，左翼进步文人在这次改选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理事和常务理事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最终掌握了“文协”的领导权。除了传统的各部负责人之外，另外推举冯雪峰负责《抗战文艺》编务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司马长风称后期《抗战文艺》“被左派作家控制，变成批评国民政府的工具，政治性越来越强”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第24页。，茅盾断言“文协”一直“都还是为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所领导的”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49页。，依据的都是“文协”这个最后的历史形象。
综合“文协”历届理事和常务理事的选举过程和结果，可以看出“文协”自身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存在，修改会章、改变选举办法等等，均在理事和常务理事改选中有所体现。这种变化，既是中国抗战时期特殊历史情境的投影，又是“文协”自身不断调整生存方式和策略以适应这一历史情境的结果。
从理事和常务理事选举这个角度来看“文协”历史特征的变迁，大致可以把“文协”的活动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成立到1939年底，此时“文协”会务大致能够正常进行，“文协”领导和组织的文艺运动既能得到国民政府有关党政机关的支持，也能获得全国文艺作家的普遍认同，从而对抗战初期的文艺运动发生了积极的影响。第二阶段是1940年到1942年，“文协”会务在此期间陷入了停顿状态，“文协”的存在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精神性的象征符号，除保障作家生活运动之外，一直没有发动和组织什么有实际意义的活动。第三阶段则是从1943年开始，到“文协”最终去掉“抗敌”二字，改称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为止，左翼进步文人重新进入“文协”并最终掌握了领导权，把“文协”从一个特殊的文学组织改写成了民主政治运动中的一个民众团体，“文协”的民主政治特征超过了文学社团的基本特征。此时的“文协”虽然恢复了正常活动，但这些活动实际上已经很少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活动有关，而是直接融入了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大潮之中，因此也就不再适合仅仅从文学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