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后海派问题是沈从文提出来的。他1933年10月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批评 “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涉及上海的作家。这引出了苏汶的《文人在上海》上海《现代》第4卷第2期，1933年12月。，力图消除“恶意”，坦然指出“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我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

沈从文随即于1934年1月发表《论“海派”》见天津《大公报》。，索性提出海派的名称“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因为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并认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风转舵’，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是所谓海派”。2月，再发表《关于海派》。一场关于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展开了。

鲁迅为此写了三篇文章：一是《“京派”与“海派”》，二是《“京派”和“海派”》，三是《北人与南人》。另外还有一些余谈，见《“文人相轻”》，《采薇》和《“立此存照”（一）》。概括起来，鲁迅的意见是：

一、 京派、海派和作家的籍贯没关系。见鲁迅《“京派”与“海派”》：“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

二、 作家居住地对他的创作有重要影响。见鲁迅《“京派”与“海派”》：“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

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研究我对京派与海派问题的疑问三、 京派与海派的根本特质是：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见鲁迅《“京派”与“海派”》：“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四、 京派有五四运动的历史光荣，但已经分化。在日本步步侵略，威胁华北的形势下，却无所作为。见鲁迅《“京派”与“海派”》： “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前年大难临头，北平的学者们所想援以掩护自己的是古文化，而惟一大事，则是古物的南迁，这不是自己彻底的说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么了吗？

但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

五、 一年后，鲁迅根据事实，承认此前对京派与海派的争论判断错误，原来是为了合流。见鲁迅《“京派”和“海派”》：“但到得今年春末，不过一整年带点零，就使我省悟了先前所说的并不圆满。目前的事实，是证明着京派已经自己贬损，或是把海派在自己眼睛里抬高，不但现身说法，演述了派别并不专与地域相关，而且实践了‘因为爱他，所以恨他’的妙语。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为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碗不过黄鳝田鸡，炒在一起的苏式菜——‘京海杂烩’来了。

……

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处，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

六、 鲁迅进一步从人的“地域性”（不是地理性。地理性是自然属性；地域性是社会属性，蕴含该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综合因素）解剖京派与海派的人性差异，希望在“理想的人性”上相互取长补短，走出一条“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见鲁迅《北人与南人》：“这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的——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

……

南人是有缺点的。权贵南迁，就带了腐败颓废的风气来，北方倒反而干净。性情也不同，有缺点，也有特长，正如北人的兼具二者一样。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

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七、 鲁迅也担忧，如果南人和北人的缺点结合，将产生一种新的“劣种”。见鲁迅《北人与南人》：“不过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却受了影响。北京的报纸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顾影自怜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吗？这倘和北方固有的‘贫嘴’一结婚，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

八、 鲁迅暗示了属于京派与海派的几个人：如京派是沈从文见鲁迅《“京派”和“海派”》：“京派大师曾经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周作人见鲁迅《“京派”和“海派”》：“ 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按：施蛰存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有周作人题签。，海派是施蛰存见鲁迅《“京派”和“海派”》：“京派大师曾经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苏汶见鲁迅《“京派”和“海派”》：“ 海派小丑也曾经小小的回敬了几手”。，及海派的刊物《文饭小品》鲁迅《“京派”和“海派”》指出：“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按：上海《文饭小品》第3期第一篇是周作人的《食味杂咏注》，最后一篇是施蛰存的《无相庵断残录》。和海派的报纸《大公报》见鲁迅《立此存照（一）》：“海派《大公报》的《大公园地》上，有《非庵漫话》，八月二十五日的一篇，题为《太学生应试》。”。

我的疑问是：

一、 怎样理解沈从文揭示的海派？他列举的问题是否存在？他的批评有没有道理？在当时的语境中有怎样的蕴涵？

二、 鲁迅对京派与海派的分析是否合乎事实？有没有道理？在当时的语境中有怎样的蕴涵？

三、 八十年过去，历史沉淀也好，情随事迁也好，今天，我们来阐释：到底什么是海派？什么是京派？它们各自到底有怎样的标志性的特质？

京派的标志性特质是什么？沈从文后来补充说明“从‘道德上与文化上的卫生’观点看来，这恶风气都不能容许它的蔓延与存在。这是我那篇文章的本来意思。当提及这样一群作家时，是包含了南方与北方两地而言的”见沈从文：《关于海派》。。他明确说：“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他们即或在上海生长，且毫无一个机会能够有一天日子同上海离开，他们也仍然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的。”他又举了一个海派作家的例，是“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我没有研究沈从文，不知道他所指的作家是谁？

鲁迅没有点名，但明确暗示施蛰存是一个海派、苏汶是一个海派。而苏汶，早在一年前已经是“第三种人”的代表了。见鲁迅：《论“第三种人”》。

谁是京派作家？沈从文没有说。

鲁迅只暗示了一个，是周作人。此外，都没有说。

四、 我最后一个的疑问是：种种“现在”的认识、判断、价值取向，合乎历史事实，合乎人的常理吗？比如：京派是“纯文学”吗？京派是封建的，海派是西化的吗？京派是乡土的，海派是现代的吗？

我又佩服苏汶的一个预见： “也许有人以为所谓‘上海气’也者，仅仅是‘都市气’的别称，那么我相信，机械文代（‘代’字疑误，似当为‘化’——笔者按）迅速的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居留着的地方。”见苏汶（杜衡）：《文人在上海》。

2010年11月13日

(作者单位：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