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昌宝

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鲁迅研究界以及文化界照例纷纷掀起鲁迅纪念的小高潮，然而历数各方文字和声音，依然是满目疮痍、不忍卒睹。这其中问题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很多研究者不加考证和判断，盲目地听信与鲁迅同时代的人后来的叙述和阐释，甚至完全忽视特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背景，所以在前提荒谬的情况下，结论就可想而知了。

关于鲁迅与“北方左联”，其实原本没有什么特别关系，因为鲁迅并未实际参与其组织和活动，也未与其成员有过多的关系，只是在1932年北上省亲时有过一次短暂接触，再就是与个别成员的单向交往和支持过几篇稿件。然而即使是这样简单、明了的问题，却因为鲁迅“贵”为“左联”盟主以及后来被请上神坛的特殊地位，一些亲历者便由此联想、比附和升华，在回忆、记述和阐释中不断添加进一些想当然的元素，使得鲁迅与北方“左联”的关系被夸大至无限相关文章参见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年；《左联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鲁迅回忆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1979年；《鲁迅回忆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等等。，从而实现各自初始与终极的目的，以致连鲁迅的孙儿周令飞都不得不说：“从鲁迅逝世到1949年后，我们有很多回忆鲁迅的文章，那时描绘的鲁迅比较真实，是全景式的，但后来就越来越平面、一元化了。这是一个时代造成的，我们把鲁迅再还原，是要把原来的东西再找回来。”《凤凰周刊》2010年第12期，2010年4月25日。

一、 鲁迅与“北方左联”关系的被确立

考察各种回忆文字可知，鲁迅与“北方左联”关系的被夸大是一个渐进的、系列的，甚至是有组织、有创意的工程。1949年前，最早将鲁迅与北方“左联”相联系的大概是1936年11月出版的王志之的专著《鲁迅印想记》（后更名为《鲁迅印象记》——笔者按）。在这篇长文中，曾出任过“北方左联”某小组组长的王志之，尽管绝大多数时候都在客观记述自己与鲁迅交往的经历，如拜访西三条、北师大演讲、《文学杂志》的创办等问题，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研究过度阐释：30年代鲁迅与“北方左联”关系辨析但在行文中也穿插进这样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字句：“我们失掉了两个最伟大的文学导师——高尔基和鲁迅。但高尔基是死在苏联的宪法公布以后，鲁迅则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殉难了！”“我们的鲁迅却没有像高尔基一样幸运得以到意大利修养；他的死，我感到比对于高尔基还要更加惨痛，我们的损失，实在比苏联还要大得多啊！”《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7页。于是，鲁迅开始与“北方左联”之间构建了一定的暧昧关系。但此后直到1949年新政权成立，虽然早在40年代初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就曾赋予鲁迅“三家”、“九最”、“一方向”的无上荣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却很少看到有关鲁迅与“北方左联”关系的有影响的回忆文字。

1949年后，在新意识形态的主导下，鲁迅被披上神圣的袈裟并置于光环闪耀的神坛，于是别有用心者、谬托知己者、顶礼膜拜者便都应运而生。最早在回忆文章中触及鲁迅与“北方左联”关系的是曾任“北方左联”常委兼出版部部长的陆万美。他在1951年8月写就、1956年收于《忆鲁迅》的《追记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一文中非常确凿地宣布说：鲁迅的“北平五讲”，“都是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团体布置，通过学校行政或学生会名义邀请的”，鲁迅也“对当时北京的左翼文化团体工作上给了很多重要的指示和实际帮助”。文章还爆料说，鲁迅北上并非是专门探望生病的母亲，而是“主要因为接到苏联高尔基的邀请，希望他去莫斯科参加筹备着要召开的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并在苏联住一个较长的时期，好休养休养身体并从事写作”，还说这是“一个党内中央互济会的负责同志在南京监狱里告诉”他的“实际情况”。而后又说：“可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和对先生的严密监视，后来不能实现。”接着，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演讲，称其“对当时的‘北平左联’，也明确了方向，开始纠正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作者还记述了两次与鲁迅的见面会，称第一次见面会“不仅有左翼文化团体的，还包括有C·Y，反帝互济会的同志”。第二次见面会上，鲁迅“给‘北平左联’工作开展上一些具体指示”。陆万美：《追记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鲁迅回忆录·二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43—51页。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此后的诸多回忆鲁迅与“北方左联”关系的文章直接受其影响，却大都惊人一致地沿着这一路向展开了。

陆万美之后较有影响的是原“北方左联”和“剧联”的于伶。他在1956年9月写作的《初见鲁迅先生时》一文中，首先转述了同去见鲁迅的一位同志的话：“今晚这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总同盟北平分盟的代表，和‘左联’、‘剧联’、‘教联’、‘社联’等单位的人，代表组织去跟鲁迅先生秘密见面。”然后在文末极尽渲染地说：“我所理解那晚的会见鲁迅先生，是当时北平的革命文艺组织和鲁迅先生的会见，是鲁迅先生的关怀革命文艺组织。可是从来不曾有同志记述过的。”于伶：《初见鲁迅先生时》，《萌芽》1956年第8期。1959年，王志之写作了《忆“北方左联”》的长文，在文章第六个标题“欢迎鲁迅”中，他增补了见面会上，鲁迅“谈到了北方的左翼文艺运动、抗日运动”一幕。《新文学史料》第4辑，1979年8月。同是1959年，在“大跃进的精神”、“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冲天干劲和创造精神”的影响下，在“社会主义风格的工作方法”指导下，在“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下《鲁迅回忆录·前言》，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年。，许广平完成了《鲁迅回忆录》。书稿的第十个标题即“向往苏联”（2010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新版的由许广平手稿编印的《鲁迅回忆录》，未收入这部分内容——笔者按）一节中，主要阐述了鲁迅与“北方左联”的关系。许广平等开篇便介绍说：“苏联，人类伟大的心脏，世界革命的堡垒，他是指引着人民走向自由、光明、友爱、团结的人类大家庭的旗帜，是照耀着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的灯塔……鲁迅和我们全家，就曾经想着前去。”然后文章开始征引鲁迅写给曹靖华、萧三的信，并抄录了陆万美的《追记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一文的两段文字，以期坐实鲁迅去北京是党组织安排转道去苏联的叙述。著述者还不失时机地感慨道：“鲁迅蔑视狗们的疯狂，与北京的地下党，以及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团体紧密联合在一起。”《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175—1178页。许广平之后，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原辅仁大学学生木将在1961年8月写作的《忆鲁迅先生的“北平五讲”》。作者在文中虽然没有明示鲁迅与“北方左联”的直接关系，但却断言说：“应该感激党的安排。先生的来到北平，先生的几次讲演，都是在党的有计划的组织之下，在先进的人们的期望和保卫中进行的。”木将：《忆鲁迅先生的“北平五讲”》，《四川文学》1961年10月号。

还在“文革”的尾声阶段，于伶补写了《鲁迅北平五讲及其他》一文。文中，于伶改口转述那位带他去见鲁迅的同志的话说：“今晚，是秘密的集会。鲁迅先生只同意会见以‘左联’为主的一部分同志，只有‘文总’和‘剧联’、‘教联’等的少数负责人代表本单位也参加见见面。”在涉及北师大演讲时，于伶记述道：“听众除了师大学生与部分教师之外，更多的是北平各个革命文艺组织的成员。‘文总’领导下的当时八个联盟的盟员从中起着组织和维持秩序的作用。”于伶：《鲁迅北平五讲及其他》，《鲁迅回忆录·一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第182、187页。曾任“北方左联”常委的孙席珍也于1977年12月写作了《关于北方左联的事情》的回忆文章。文章虽然一方面宣称鲁迅到北平“和上次一样是为了探望他母亲的病，纯粹是个人行动”，“‘北平五讲’并非由北方左联主办”，但同时又声称“和北方左联也不是完全无关”，并以“左联”成员、北师大“文学研究社”成员王志之等邀请鲁迅演讲为证。孙席珍：《关于北方左联的事情》,《新文学史料》第4辑，1979年8月。1979年5月13日，曾先后担任“北方左联”候补执行委员、组织部干事、北方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的陈沂写作了《1931—1932年的北方左翼文化运动——向鲁迅先生的一次汇报和请示》的长文。文章开宗明义写道：“1932年11月，鲁迅先生由上海来北平探亲，我同范文澜同志奉河北省委之命，接待先生……并代表北方文总向先生作过关于1931—1932年北方左翼文化活动情况的汇报，先生听了汇报之后，曾作过一些指示。”在文章的第四部分，陈沂再次述及，自己当时“奉党之命”去看望鲁迅，鲁迅在他汇报后“高度赞扬了北方左翼文化团体”的各种行动。陈沂：《1931—1932年的北方左翼文化运动——向鲁迅先生的一次汇报和请示》,《新文学史料》第4辑，1979年8月。

我们暂且不谈这些忆者的文字的真伪问题，因为他们内部之间就有龃龉，也早有朱正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陈漱渝陈漱渝：《鲁迅史实新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鲁迅史实求真录》，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王彬彬王彬彬：《许广平在改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文艺争鸣》2002年第1期。等学人做过具体勘误工作，而且这也不是本文的目的。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这些文字直接促成和确立了鲁迅与“北方左联”的密切关系。

二、 鲁迅形象的被高度革命化

既然鲁迅与“北方左联”的密切关系被确立起来，随之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原来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反抗者鲁迅，其形象也就应该更革命化。因为大概只有这样，鲁迅才配得上领袖钦点的各种光环，也才不枉“北方左联”同仁的一片拳拳之心。

陆万美在这个系统工程中依然起着首要的作用。他在名文《追记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中，对鲁迅演讲的两篇文章进行了主观性的革命化阐释，说“北平五讲”的“中心内容”，一是“打击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侵略者的投降主义，‘攘外必先安内’的奴才政策以及其残害人民的血腥屠杀，荒淫无耻等卑劣行径。同时也尖锐地揭发了一些御用学者的欺骗言论”，并说这是“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分析”，“并进而鼓励人民……‘认真地、实际地’准备和进行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二是批评“京派文人”“死气沉沉的亡国倾向”，说他们是“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还强调指出，鲁迅“公开地——在当时旁人从不敢公开谈起，因为这可能引起被逮捕、杀头的危险——谈到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情况，如何在严重的压迫下坚持斗争的情形”，以及“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作家的自我改造问题”，并转述鲁迅的话说：“普罗文学运动，是生根于中国社会最有前途的工人阶级，又和广大人民有着密切联系，任何的屠杀迫害，都不可能把它摧残下去。”他还记述了第二次见面会上，鲁迅“主张作家要写自己所最熟悉的生活，要尽可能深入工农，面向生产，获得实际斗争的锻炼和体验”。文末，还不忘高调阐释一番：“先生以‘甘为孺子牛’的无比忠诚，热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每次讲话的内容，实际都密切地配合了党的斗争任务，生动地宣传了党对形势的分析和政策，并准确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完全和党的正确的政策路线，毛泽东的思想精神是一致的。”陆万美：《追记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鲁迅回忆录·二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47—53页。除这篇文章外，陆万美还写作了《迎着敌人的刺刀尖，坚持战斗的“北平左联”》陆万美：《迎着敌人的刺刀尖，坚持战斗的“北平左联”》，《左联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一文，虽然不以鲁迅为叙述中心，但仍不忘在白色恐怖与英勇革命的回忆中穿插进鲁迅的“北平五讲”，借以衬托其光辉的革命形象。

在这一持续的创造性工程中，于伶自然不应被忘记。他在《初见鲁迅会见记》中对二人会面的描述是：鲁迅“谈着‘一·二八’上海闸北抗战时的形形色色，以及关于传说先生在战火中受难的流言等等”，也“谈了上海方面的斗争情况”。还“言之凿凿”地说：“这‘北平五讲’，是先生在北平的五次大战斗。”于伶：《初见鲁迅先生时》，《萌芽》1956年第8期。在鲁迅革命形象日趋高大的进程中，许广平等的《鲁迅回忆录》也不应忘记。文中，关于鲁迅的北上探亲这样写道：“这不平凡的一次到京，是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了我国东北，并且酝酿移师关内的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北京人民从卧轨请愿到更深入尖锐的斗争中，革命者的鲜血，流洒在天桥，左联成员，牺牲在当地。此时此地以左联盟首的鲁迅到了北京，无疑要使叭儿狗们竖起耳朵，跃跃欲攫取目的物的。敌人既剑拔弩张，战士们则更加奋勇坚强。”《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177页。还有木将，他在那篇回忆文章中不无渲染地写道：“先生的出走厦门，先生的转战广州，先生的战斗在上海，更增加了我们对先生的信任。‘该回来看看你抛别已久的学生们了！该看看你工作过战斗过的北平了！’”还写道：“他每次的讲演都那么及时，针对时弊，绕过了反动派阻拦和破坏的暗礁，闪耀着无产阶级崇高的智慧和艺术的光彩。五次讲演合起来，真可说是一部辉煌不朽的政论。”最后还这样感慨道：“然而就是这些讲演，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看见先生铁铸似地站在北中国的夜空下，站在人民大众的反抗风暴中，愈久弥新。”木将：《忆鲁迅先生的“北平五讲”》，《四川文学》1961年10月号。

被高度革命化的鲁迅形象，在经历了“文革”洗礼后，更加光辉起来。于伶在1977年的补充文章《鲁迅“北平五讲”及其他》中，又添砖加瓦地回忆说：“热爱党，尊重革命文艺组织，热爱青年的鲁迅先生，今晚也只能同意只跟少数同志见见面，秘密地谈谈话。”因为他的北上及此前的演讲“引起了反动统治当局的鹰犬们的嗅觉与注视”。于伶还煞有介事地讲述道：“一谈到‘左联’五烈士的牺牲，鲁迅先生的声音突然变了，他深情地象致哀悼词似的为我们素描了他对五烈士的印象，他们的战斗风貌和革命业迹……沉痛、悲愤地说：‘他们五位被杀害了！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左联’失掉了很好的战士……’”接着，记述了鲁迅讲到“上海反动派对左翼文艺运动的迫害，禁书、扣刊物、封书店、捉书店老板，强卖他们豢养的走狗作家的狗屁稿子，强销他们的反动刊物等等罪行”。于伶：《鲁迅“北平五讲”及其他》,《鲁迅回忆录·一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第183—185页。“北方左联”的另一成员孙席珍，也在《关于北方左联的事情》中对鲁迅的革命形象予以强化和烘托。如在记述北师大演讲时，他写道：“一些特务也分布在大操场的里里外外进行监视，气氛相当紧张。后由同学们组成的临时纠察队护送他出校门登车，总算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鲁迅在中国大学演讲时，他这样写道：“由于事先保密，学校当局也未加干涉……但还是被特务们侦知了，在场上徘徊瞻顾，显得有点失措的样子。那些天在反动派的小报上，已经散布了许多恶毒的诽谤……”正是通过这样的环境渲染，鲁迅的不畏惧危险的革命形象愈加明晰。孙席珍：《关于北方左联的事情》，《新文学史料》第4辑，1979年8月。对鲁迅革命形象的塑造中，陈沂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他在“向鲁迅先生的一次汇报和请示”的文章中，曾大量转述鲁迅的话，如：“你们这样结合群众的抗日运动，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暴政，还同泥腿子（农民）在一起，非常好。陈独秀就是不要泥腿子，看不起泥腿子，不愿同国民党干的那些坏事进行斗争，遭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对公葬李大钊，鲁迅亲口对他说“这不仅是北方广大人民的心愿，也是我自己的心愿”。他记述道，鲁迅对“北方左联”团结许德珩等教授的行为“十分满意”，并说“在白色恐怖下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是了不起的事”，要“继续做好这个工作，团结更多的教授”，并“由教授推进到一般老师，胸襟还要宽一点”，也“要注意教授们的安全，要保护他们”。陈沂还记述了他请求鲁迅借在中国大学演讲之际“斥责国民党法西斯专政、摧残进步文化运动、逮捕进步文化人”，并“号召听众，去向国民党要人”，而鲁迅“一点踌躇都没有，连声说：好！好！好！”其后，陈沂在向鲁迅告别时报告了上午“包围、冲进国民党市党部的经过”，而鲁迅“听后微笑了”，并说：“我又做了一件象当年保护女师大学生运动那样的事。”最后，忆者这样抒情地写道：“先生不是党员，但先生对党的感情、执行党付托的任务，难道不比一个党员还要坚强和无畏吗……从先生身上深深地体现了先生对党的忠诚，对我们这些年青的共产党员的爱，这正是先生深厚的阶级感情和组织纪律性的光辉体现，也是先生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品德，这是那些讲先生是‘同路人’的人所不能理解的。”陈沂：《1931—1932年的北方左翼文化运动——向鲁迅先生的一次汇报和请示》，《新文学史料》第4辑，1979年8月。无疑，在当年的在场者或当事人这样一番集体性、集束性的强力打造下，鲁迅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便愈加熠熠发光了。

三、 忆者革命业绩和形象的被提升

作为一种回忆性文章，忆者自然要根据其主观性思想欲求来取舍和运用客观材料，这是人之常情。但在这之中，有一个问题或尺度很难把握，那就是忆者如果为了达成某一愿望或目的，或有特别的感情倾向，有些时候是可能有意曲解或篡改历史的。当然，其行为不是为了历史本身，而是着眼于现世的需求。这一点，只要回到历史现场，是不难发现其良苦用心的。

在努力打造鲁迅形象工程之时，每一个亲身参与者其实都各自怀揣心思，也即在赋予鲁迅光环之时，也不忘给自己添上锦衣。如陆万美在文章中不但将鲁迅置于高度的革命状态下，还与时俱进地批判起当年的胡适等人。他说：“以胡适为首的，‘在指挥刀保护下’的御用学者，反动‘文豪’们，平日装着‘爱护青年’的假道学面孔……这时竟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貌。”针对胡适在报纸上的那句“卷土重来”，忆者读出了“这简直是在舆论上对反动的宪兵警察的最好配合，以便于他们对先生进行迫害”。还原历史语境可知，一段时间以来胡适在中国大陆的声名是不怎么好的，而且还遭遇到多次集中整治。此时作这样的文章，自然可以一举两得，既配合现实政治的需要，也衬托出忆者早年的思想觉悟。当然，忆者考虑更充分、全面。如针对鲁迅的演讲安保问题，忆者言称“左翼团体内部”“十分注意”，“每次演讲前，都严密地做了保卫的布置。许多同志争着做纠察员，大有宁肯牺牲自己，也要很好保卫先生，绝不能让反动特务警卒稍稍碰到先生的一根头发似的”。在与“北方左联”其他成员一起去见鲁迅时，他们是“一直耐心等到天渐昏黑时……才一个个十分警惕地注意着自己身后是否被人盯上了梢，个人又都故意地绕了一些弯路，（这时更多是想到：怕影响到鲁迅先生的安全）才分别转到范文澜同志家里”。在范文澜约请鲁迅为人题字时，忆者马上想到：“这些资产阶级小姐真好搞这一套，居然来请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题字”，但看到鲁迅“诚挚认真的表情”随即马上又想到“这是先生一贯接受青年人委托事务时真诚负责的态度”。在编辑刊物的工作上，忆者也强调说：“每次编辑会议，常常是通夜不眠的，大家仍感到非常愉快。直到潘训同志去张家口参加察北义勇军，谷万川和我也先后被捕，才不得不停刊。”当然，忆者最后还不忘表达自己进步的思想认识，说：“今天重新回忆先生当时的言论，深深感觉：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完全和党的正确的政策路线，毛主席的思想精神是一致的。他虽非共产党员，但尊重和服从革命组织的严肃坚定的态度，却十分令人敬佩。”陆万美：《追记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鲁迅回忆录·二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45—53页。显然，在这样一种叙事之下，陆万美当年如何机敏、老道于革命的形象也便活脱脱地展现出来。

其他人也同样。于伶在两篇忆文中都提及鲁迅在中国大学演讲时，“组织上是事先做了准备，暗中动员了同志们紧紧地保卫在鲁迅先生周围”，还刻意强调自己是“方桌边上的一个纠察”于伶：《初见鲁迅先生时》，《萌芽》1956年第8期。，并在后来的《鲁迅北平五讲及其他》中补叙说：“我们好容易才护送鲁迅先生出了校门。听众中间有人被反动派当场捕去了。”也是在这篇文章中，他还为提升自己的革命地位而声称当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的“主力单位‘呵莽剧社’（Come on）”坚持“从事着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面对鲁迅的演讲，他这样总结和自我标榜道：“这是一次北平文艺队伍的大检阅……这支奋战在北国的文艺部队。每个战士以自己受到鲁迅的检阅为光荣，得到力量，怀着更坚定的战斗决心回去。”于伶：《鲁迅北平五讲及其他》，《鲁迅回忆录·一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第181—189页。木将除了记述鲁迅的演讲外，也如陆万美一样，在文章中适时批判起“胡适们所散布的‘整理国故’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谰言，象余永泽这一类型的人所走的可耻道路”。在面对鲁迅演讲中提出的问题时，他这样越俎代庖上纲上线地分析道：“这里先生没有直说。但是我们都在心下明白，那就是：一，要坚持在国防最前线，坚持抗战；二，要‘韧性’地同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包括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下去。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自己的道路了。”“我们从这些讲演里认识了敌人，认识了北平反动学术界的真面目……我们悲恸，我们愤激，我们流出了激动的热泪。”最后，他还“由果及因”地推理道：“这以后，由于党的积极领导，由于先生的启示，广大青年学生从欺骗与蒙蔽中惊醒起来，向着进步和革命的方向转变。在‘一二·九’运动中，很多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木将：《忆鲁迅先生的“北平五讲”》，《四川文学》1961年10月号。王志之在《忆“北方左联”》中，不但追忆了与鲁迅会面及演讲的情况，也适时地介绍了自己参加“左联”“接受党的领导”、“学习油印的《红旗》”、“于晚间到僻静处写粉笔标语”、奉命写作关于“一·二八”的抗战小说、“到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为了响应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而“举办了一次文艺茶话会”、多次参加情形危险的飞行集会，以及自己在北大演讲会上的英勇表现和被捕后坚持抗争的行为。王志之：《忆“北方左联”》，《新文学史料》第4辑，1979年8月。孙席珍在记述完鲁迅的“北平五讲”后，旋即回忆了北方“文总”与“左联”派人到前线慰问、公葬李大钊和欢迎国际反帝反战大会代表而遭逮捕、杀戮的情形，以及在后来“白色恐怖愈演愈烈，斗争也更加艰苦”的环境下，自己和“北方左联”成员坚持革命的功绩。1980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左翼文化运动座谈会的发言中，孙席珍又强调指出：“我们夹在这些虎狼中间，四面受敌，一言一动，处处遭受监视、限制……偶一不慎，当天回家后就可能‘失踪’。”当然，他也不忘伺机结合时事做出反省，说当时“北方左联”与“左联”比起来，“水平低，政治思想不够成熟，斗争经验缺乏……自我改造要求不严，深入群众不够……”孙席珍：《再谈北方左联——一九八○年四月五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左翼文化运动座谈会上的发言》，《左联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14—515、520页。陈沂自然是执著于自己的革命想象。他在忆文中首先表白并讨彩般地说：“我们加入左联，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解放劳苦大众和苦难的中国同胞……要把劳苦大众和苦难的中国同胞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接着，他着重谈了自己当年担任南下示威团的纠察队长，如何不惧危险地“攻打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央日报》”，以至“被捕，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还提及他在自己创作的报告文学中如何记录并补述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用童子军棍打了陈铭枢，抓了蔡元培作人质”的革命举措陈沂：《1931—1932年的北方左翼文化运动——向鲁迅先生的一次汇报和请示》，《新文学史料》第4辑，1979年8月。。张中良在2010年7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80周年之际召开的“鲁迅与‘左联’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鲁迅给左联带来了什么”与“左联给鲁迅带来了什么”的问题。张中良：《“鲁迅与‘左联’”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鲁迅研究会2010年理事会综述》，《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7期。我们此时是否可以这样回答：“北方左联”及其成员在回忆中给鲁迅带去了革命的脸谱，鲁迅给“北方左联”及其成员带去了革命的光环和现世的利益。

文章之所以这样成文，无非就是一个目的：通过回到历史现场，来还原那个被革命过度叙述的鲁迅，也即西谚所云：把恺撒的还给恺撒，把上帝的还给上帝。有学者曾说：“‘回到历史现场’曾经是蛊惑人的提法。我无法说清楚我们有无可能重返历史场所，但在对历史文献的阅读中我们会呼吸到历史的真实气息，即便它已经发霉，历史的质感因为有了这些文献而存在。”王尧：《改写的历史与历史的改写——以〈赵树理罪恶史〉为例》，《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的确，历史虽然已经过去，却并不久远，但如果忽视和漠视这些特定历史的文字及其背后的文化蕴藉，不但历史不再清晰，就是当下亦难把握。而那些过去的、现存的、将来的所谓的“正说鲁迅”孔庆东：《正说鲁迅》，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7年。、纪念鲁迅、弘扬鲁迅等，不是歪理邪说、蛊惑别人，就是别有用心、装傻卖萌。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