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国华

迄今为止，对于天津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天津左联”）的研究，较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北方左翼作家联盟而言，尚欠深入。即便是其成立时间这样的基本问题，也是众说纷纭，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考察和不同观点的辨析，论证天津左联的成立时间，并分析造成争议的原因。

一

关于天津左联成立的时间，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 1932年说。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概述中指出：（天津左联）“成立于1932年7、8月间，以爱好文学的进步青年学生为主体”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10页。。另据天津左联盟员高文通回忆：“一九三二年秋，女师、甲种商业学校和一些社会人士建立了天津左翼作家联盟，即左联，是由王士钟倡议，以原青联读书会会员为基本力量创组的。”高文通：《30年代天津左联的成立及其前后的革命活动》，同上书，第462页。另一位天津左联盟员曹世瑛也同意此说，认为天津左联成立的时间大约在1932年的秋天。曹世瑛：《我在天津参加“左联”》，同上书，第468页。

一些地方志类的书籍也采用此说。出版于1991年的《天津全书》这样记载：1932年秋，天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主要成员有潘漠华、张秀岩、吴砚农、张香山等十余人，曾创办出版了《天津青年》、《天津文化》刊物。朱其华主编：《天津全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0页。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研究天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间考辨2007年出版的《天津通志·中国共产党天津志》则这样记载：（1932年）1月中共河北省委将北方“左联”负责人潘漠华调到天津，领导天津左翼文化运动，建立了天津“左联”党支部，书记张香山……

7月天津左翼作家联盟、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正式成立。还成立天津左翼文化总同盟，内设党团，张秀岩任书记。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天津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中国共产党天津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4页。二、 1930年说。

持此说者，除部分回忆资料外，主要是“左联”研究专家姚辛，最早见于其《左联词典》中有关天津左联的条目：全称天津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12月，在中共天津地下党的领导下，由吴砚农等同志发起成立。成员有顾湘（顾柏苓）、王士钟、王士钧、张香山、曹世英（曹世瑛）、刘静、连志仪、高文通、顾文玲、邢继远、孙瑛、王学敬、李若文等，大多为进步文学青年。南开大学、北洋大学、河北工学院、法商学院、南开中学、中日中学、河北女子师范学校、三八女子中学等校大多设有以读书会名义组织的左联小组，开展政治活动，阅读进步书刊，部分左联成员从事文学写作，以多种笔名、化名在《天津文化》、天津《大公报·小公园》、《益世报·语林》、《南中学生》等报刊上发表各类作品。因白色恐怖，一度中断活动，1932年暑假恢复。1933年10月，因大部分成员被捕，停止活动。姚辛编著：《左联词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第11—12页。然而，由吴砚农发起成立的说法并不见于其他史料中，吴砚农本人的回忆也只提到1930年10月转到北大做旁听生，在北大与原天津南开中学的刘松云相识，并常在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阅读进步书籍，“九·一八”事变后发起“抗日救国五人团”，之后参加了社联。吴砚农：《参加平津左翼文化活动的点滴回忆》，见《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458页。其中并未涉及1930年在天津活动的情况。其后，在2005年出版的《左联史》一书中，姚辛进一步提出天津左联成立于1932年7、8月和1932年秋的说法“经查核可信史料，可以肯定这两种说法都错”，并认为“天津左联1930年冬就有了”，“但天津左联成立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姚辛：《左联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53页。以上结论所依据的主要是两则史料，一是左联盟员冯润璋的回忆：一九三〇冬，党中央派我和许权中同志到天津去作反立三路线工作……

我去天津，除了作反立三路线工作外，还负担了一个检查天津左联的任务。到天津后，召集了一次天津左联座谈会，负责的是一个姓黄的同志（名字记不起来了），了解天津左联的情况，大家谈了一些各人的意见。冯润璋：《我记忆中的左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88—89页。另一史料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第5条：中国左联在现在除出北平天津有它的支部以外，其他各地都还没有建立起支部来……左联：《秘书处消息》第1期，1932年3月15日。见姚辛：《左联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53页。姚辛据此指出：“1932年3月9日前北平、天津就已有了左联支部。”姚辛：《左联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并对天津左联作出以下描述：天津左联是以南开中学“青联读书会”的成员为基础，再加河北女子师范学校、甲种商业学校以及部分社会人士、青年学生所组成，成员有张香山、曹世瑛、王士钟、王士钧、高文通等，不下30人。南开大学、北洋大学、河北工学院、南开中学、中日中学、河北女子师范学校、三八女子中学等校均有左联小组或读书会等组织，读书会属左联领导，其中的优秀者常被吸纳为左联盟员。左联成员每周聚会一次，时间临时通知，地点常在王士钟家，有时在高文通家，有时也去公园或野外，内容多为讨论国际国内形势，或布置任务写文章(如配合“五一”等节日)。姚辛：《左联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53页。并强调“天津左联”和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间存在隶属关系：一些回忆录说天津左联与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没有隶属关系。事实正好相反，上引中国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第5条就是明证，左联派冯润璋去检查天津左联的工作，也是有力的旁证：不是上下级关系，如何能派人去检查工作？同上书，第54页。三、 1930年成立左联小组，1932年正式成立说。

此说见于1991年出版的《中共天津党史大事记》：（1930年）12月9日在全国和北平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天津学校中部分进步青年也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小组。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天津党史大事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9页。

……

（1932年7月）本月根据河北省委紧急通告要求，中共天津市委发动各校学生和文化工作者，广泛开展声援保定二师学生斗争的活动。同日，天津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正式成立。同上书，第181页。保定二师的护校斗争发生在1932年的6、7月间，二师学生遭到屠杀是在1932年的7月6日，但文中的“同日”却难以断定是哪一天。2005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在《左翼文化运动在天津》的章节里也沿用了此说：“1930年12月，天津左翼作家联盟小组成立。1932年夏，天津左翼作家联盟、天津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天津左翼戏剧家联盟相继成立。”冯德华主编，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第一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218页。

二

“天津左联”成立于1932年的说法在多位天津左联盟员那里都得到了印证，似乎不容置疑，但姚辛却否定了这一说法，提出1930年说。不过，比照《左联词典》和《左联史》两书中的描述，不难发现后者对1930年12月成立的说法有所动摇，但仍断定1932年成立的说法是错误的，并强调“天津左联”与上海“左联”之间的隶属关系。此外，还有一个更加微妙的变化。《左联词典》中的描述有前后不能衔接之处。前一部分“天津左联”是行动主体，介绍盟员组成后则说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学校设有“以读书会名义组织的左联小组”，并介绍这些小组“开展政治活动，阅读进步书刊”的情况，主体显然换成了“以读书会名义组织的左联小组”。那么，“以读书会名义组织的左联小组”就是吴砚农发起成立的盟员包括王士钟等人的天津左联吗？其中显然有疏漏之处，因此在《左联史》中作者变换了说法：“天津左联是以南开中学‘青联读书会’的成员为基础，再加河北女子师范学校，甲种商业学校以及部分社会人士，青年学生所组成。”用“……为基础，再加……所组成”的句式来避免“左联”与“左联”小组之间的脱节，而不再提及1930年由吴砚农发起成立。下文又强调南开大学等学校均有“左联”小组或读书会组织，“读书会属左联领导，其中的优秀者常被吸纳为左联盟员”。可见，作者试图使他认为1930年就成立的“天津左联”与以青联读书会为基础的“天津左联”相一致，强调“天津左联”由他们“所组成”或者说“属左联领导”。因此，1930年所成立的“左联”是否就是以青联读书会为基础成立的左联是问题的关键。据相关史料记载，天津青联读书会“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南开中学一批进步学生串联其他学校共同组建的进步团体。该会会员利用市三八女子职业学校为活动地点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分析讨论国际国内形势，为天津‘左联’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以学生为主的进步文化活动”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南中星火》，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1年，第283页。。可见，此“左联”并非1930年由吴砚农发起的“左联”。《左联史》中对“天津左联”的描述，没有注明所依据的史料，但不难发现姚辛参考的主要是前文曾引述过的“天津左联”盟员高文通的回忆文章：一九三二年秋，女师、甲种商业学校和一些社会人士建立了天津左翼作家联盟，即左联，是由王士钟倡议，以原青联读书会会员为基本力量创组的，成员有王士钟、王士钧、吴宝贵、吴宝丰、周棨、孙克光、孙毓藻、王文灿、林森森、刘湘、顾文龄、邢继远、孙英、王学静、高文敏、黄崇善、冯建章、高文通、刘兆钟、庞曾沄、郜京石、□宝珍、张□彬，后又发展有张圭颖、王浮沉以及张香山、曹世瑛、李邦佐（？曾任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编导）、杨鎱、张茜等。

这个组织每周聚会一次，时间临时通知，活动的地点经常在东门里贵家胡同一号王士钟家中，或南开秀海路一号高文通家中，有时也在公园或野外。高文通：《30年代天津左联的成立以其前后的革命活动》，《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462页。可见，姚辛主要依据冯润璋的回忆和秘书处决议，否定“天津左联”1932年成立的说法，而在转述高文通的回忆时只采用了“天津左联”的人员构成和组织形式等信息，却忽略了其中“一九三二年秋”成立这一基本前提。

为坚持1930年成立的说法，姚辛将1930年成立的“左联”和以青联读书会为基础的“左联”融为一体，其中显然有矛盾之处，因此他不再坚持“天津左联”1930年正式成立的说法，而改说“天津左联1930年冬就有了”。那么，1930年成立的究竟是“左联”小组还是“左翼作家联盟”就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了，1930年“天津左联”成立的说法也就需要斟酌和推敲。成立“左联”小组与“天津左联”正式成立毕竟不能画等号。而作者否定“天津左联”1932年成立所依据的史料也有可商榷之处。首先，冯润璋的回忆属于事后追忆，并不能排除记忆中有疏漏，把“左联”小组误作“天津左联”的可能。其次，依据1932年3月9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第5条，断定1932年3月前“天津左联”已然存在，这一判断看似无误，但材料中只提到“天津的支部”，这个支部是否就是“天津左联”，尚不得而知。而能否依据“必须加紧对于北平和天津的支部的领导”推断出“北平和天津的支部”是上海“左联”的下属机构，也难以定论。因此，这一材料也只能说明1932年3月前天津成立了“支部”，而这一“支部”到底是什么属性，是否就是“天津左联”，仍是个待证的问题。可见，姚辛论证天津左联的成立时间，在两个关键性前提，即“左联小组是否可以等同于左翼联盟”、“天津左联是否隶属上海左联”上都存在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天津左联成立于1930年”说，目前还缺乏过硬的证据。

“北方左联”盟员孙席珍明确指出：北方左联（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是在中国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约半年以后成立的。它并非中国左联的分支机构，在系统上没有隶属关系。作为党的外围文化团体，它直接受北方局的领导，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孙席珍：《关于北方左联的事情》，见《左联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95页。

……

由于盟员工作岗位常有变动，有些调往外地的，曾在当地（济南、太原、保定等）成立过临时小组，也曾组织过一些读书会。其中只有天津是常设性的，称为支部，由于天津活动范围比较宽广，而且北方局就在天津，通过联络员可以就近接受指导，所以特别重要。同上书，第497页。后来再次详细地回忆当时命名为“北方左联”时的讨论：也有同志建议称为中国左联北平分盟，但因我们当时并未与中国左联正式联系，征得它的同意，所以也不便冒失地自称分盟。结果大家一致同意，定名为北方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北方左联。孙席珍：《再谈北方左联》，同上书，第511页。另一位左联盟员杨纤如在回忆“北方左联”成立大会时也提到命名问题：先说命名问题。会上有人主张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的名称，但考虑到并未与上海左联取得联系，如何称得上“分盟”呢？再说这个活动是党的北京市委（一九三一年四月后才改称北平市委，连原在天津的顺直省委也是迁来北平后才改称河北省委的，历史背景不在这里赘述了）领导的，最后决定定名为北方左翼作家联盟，以为后来包括天津、保定、唐山、太原、济南的张本。杨纤如：《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杂忆》，见《左联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23页。其他“北方左联”的盟员也有同样的回忆：“北方左联”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北平组织成立的。可见，“北方左联”并不隶属上海“左联”。而1930年底天津出现的所谓“支部”应该只是临时小组，或者是具有“左联”性质的青联读书会。

其实，论证“天津左联”成立于1930年，还有一则史料可供参考，即黄小同《黑夜中的星火——三十年代天津左翼文化运动》，该文指出：1930年11月28日，继上海“左联”成立之后，中共北方局发出指示，为发展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要求在学生中建立“左联”、“社联”，“要使各学生支部公开地在学校内发起这种组织，公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2月，天津“左联”成立。12月9日，在河北中山中学新兴文艺研究会举行的讲演会上，天津“左联”代表就新兴文艺运动发表了讲演。黄小同：《黑夜中的星火——三十年代天津左翼文化运动》，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著：《海河不会忘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10—111页。这则史料提供的日期很具体，引用北方局指示时加了引号，应该是引用了指示的原文，可信度更高。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注明引文的详细出处。这是否可以作为“天津左联”1930年底成立的佐证呢？不难发现，该文引用的指示正是1930年11月28日北方局给保属特委的文件，而黄小同的引用有“曲解”之嫌。指示的原文在介绍了“左联”的性质后说：在保属的一部分学生中和自由职业者中，一定有倾向于无产文艺的份子，所以保属的党，应当有计划的在群众中发起左联的运动（纲领与宣言另附）。《中共北方局关于左联和文化运动等问题给保属特委的指示》（1930年11月28日），见《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41页。而“发起左联的运动”和“发起左联”并不能相等同。指示接下来进一步强调说：但是以保属的范围来说，进行学生运动之最中心的任务，还不是组织文艺团体的左联，而是在各校中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各校的学生革命会，并使之联合成立地方的学联会、革命的学联会。《中共北方局关于左联和文化运动等问题给保属特委的指示》（1930年11月28日），见《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41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下同。指示对“组织各校的学生革命会”加着重号以示强调。此外，黄小同文中所引“要使各学生支部公开地在学校内发起这种组织”，也有断章取义之处。指示的原文是：同时在学生中，还可以组织辅助的团体，如文艺研究会（左联）、社会科学研究会（社联）及体育会等等。此地特别指出，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运动特别重要，要使各学生支部公开的在学校内发起这种组织，公开宣传马克斯列宁主义，并且用马克斯列宁主义来解释目前社会上各种问题（如战争、农业危机、工人失业、学生失学、物价飞涨等），开演讲会，辩论会，公开批驳三民主义的反动性，将倾向我们的群众组织起来。同上书，第42页。可见，指示中的“这种组织”指的是“社会科学研究会”，但它们都还是“辅助的组织”，只是“左联”、“社联”成立的前奏，指示并没有要求成立“左联”，而是明确说“还不是组织文艺团体的左联”，由此可见，黄小同所说“12月，天津‘左联’成立”，这一“左联”应该就是指这种具有“左联”性质的学生革命会、学联会等组织。

综上可知，1930年成立的所谓“天津左联”，无论称之为“常设性的支部”，还是北方局指示下的“这种组织”，在描述时都显得语焉不详，而且并没有史料记载更具体的盟员名单、活动地点、活动内容、任职分配等情况。因此，有理由相信1930年在天津成立的是具有“左联”性质的学生组织。由此得出“天津左联”1930年成立的说法未免失之草率，否定1932年成立的说法显得证据不足。更重要的问题是，1930年成立的具有“左联”性质的学生组织是否就是后来的青联读书会的前身呢？可惜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材料能证明他们之间的联系。就算是同一组织，依前文所述，也不能由此认定“天津左联”在1930年就成立了；如果不是同一组织，1932年成立的说法就更没有错了。因此，本文认为以下说法更为准确和稳妥：1930年底，天津出现了具有“左联”性质的学生组织；1932年，“天津左联”正式成立。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