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长保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天津文坛十分活跃，但又不同于当时的主流文坛。首先，通俗文学十分盛行，市井文化相对繁荣；其次，追求艺术趣味的主流文学同时并存。这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坛现象，很类似于20世纪初的上海，所以天津有“北方小上海”之称。之所以形成这种文坛现象，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北方文化所形成的特殊市民文化的原因，更有近代西方文化输入所逐渐形成的商业都市文化等诸多原因。但简单而言，正如冯骥才在其著述《俗世奇人》的序言中所说：“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处，性格迥然相异。然燕赵故地，血气刚烈；水咸土碱，风习强悍。近百余年来，举凡中华大灾大难，无不首当其冲，因生出各种怪异人物，既在显耀上层，更在市井民间。”所以天津奇闻异事、街谈巷语的传奇故事较多，常常成为市民们茶余饭后、闲暇无事的谈资。这一市民文化的基础，再加上中国近代工业在华北的形成无疑是以天津为中心的，而北京主要是教育与政治文化中心，这就为天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业和报刊业的形成发展，提供了诸多良好的铺垫。

一

通俗文学的产生，总是与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经济、文化秩序、伦理等各个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古代文学中，宋代话本的产生与北宋经济文化、尤其是市民阶层的出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随着市场与消费文化的出现，娱乐业也繁荣起来。小说在中国作为一种通俗文化现象，同样也是伴随明代城市市民文化的出现而产生的。近代通俗文学的产生也不例外，它首先是在东南沿海伴随西方文化进入后由工业文化带来的现代城市文化而诞生的。所以它首先出现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较高、人口较为集中的近代上海。尽管近代小说因精英阶层的引导与提倡而风气大变，但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文学上大行其道的其实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通俗文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与发展，因为这种现象的产生，说明近代城市文明的出现与平民意识的滥觞，为后来现代新文化与下层社会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但这一现象却一度被大加贬斥，显然有失偏颇与公允。尽管“五四”新文化时期，新文化的代表人物对曾经出现的这些现象深表厌恶，进行了拨乱反正，但那只是历史的需要，要为新文化的产生铺平道路。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正如阿诺德·豪译尔所指出的，“我们谈论艺术社会学的时候，我们考虑更多的是艺术对社会的影响，而不是相反。艺术既影响社会，又被社会所影响。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天津文坛现象分析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可以互为主体与客体。事实上，社会对艺术的影响决定了两者关系的性质。当社会决定艺术的时候（这种情况在原始文化中特别显著），它就很少受到艺术的影响。当历史进入了更高级的阶段，艺术从一开始就反映了社会的特性，社会也是一开始就留下了艺术发展的痕迹。因此，我们必须看到社会和艺术的影响的同时性和互动性”〔匈〕阿诺德·豪译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编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35页。。所以通俗文学的繁荣与发达，在“五四”新文化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表达精英文化思想的新文学占据了上风，这也同样是历史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需要的。但是，这一现象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方的京津地区发生了些微变化，那就是以“新派”面孔出现的所谓“北派通俗文学”在京津地区大行其道。当然不是说通俗文学在京津地区占据了绝对的文化市场，只是相对而言。其实以《大公报·文艺》等京津刊物为阵地，以沈从文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也是京津地区最为活跃的文学现象之一，俨然形成了两者并存的局面。而通俗文学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是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文化渊源的。我们来看一下，在北派通俗文学的所谓“五大家”（还珠楼主、王度庐、宫白羽、郑证因、朱贞木）中，有四位与天津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

还珠楼主（1902—1961），原名李善基，后改名为李寿民，父亲死后家道中落。19岁时随母亲移居天津，在《大公报》供职，23岁进入军界做幕僚，后为天津电话局局长秘书，一生著有武侠小说36部。人们一般都认为他的作品文笔华美，极富诗情，想象瑰丽，气势磅礴，且融儒、释、道三教哲理于一炉，寓意深远；其中有许多小说提倡崇善除恶、孝友义侠，表彰人的价值尊严。“七七”事变后，日寇曾设法劝诱李寿民任伪职，并将他抓入宪兵队，施以酷刑，还要挟他与日本人合办刊物，他不答应，结果被关了两个月。

宫白羽（1899—1966）,原名万选，后改名竹心，原籍山东东阿，出生于河北省青县马厂。他是活跃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武侠小说作家，1928年来到天津，长期在报社、电讯社任职，作品被人们评价为行文古朴简练，多用传统术语、诗词典故、山水自然、动物象形、神话传说来给各种掌法、兵器命名，增加了武侠小说世界的文学色彩。

郑证因（1900—1960），原名郑汝霈，天津人。早年在北平国术馆馆长许禹生门下学太极拳，练就一手漂亮的九环大刀。他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创作也十分勤奋，一生著有武侠小说88部，被称为“帮会技击派”。通常人们认为其小说的特点一是江湖，一是武功。写江湖则因他谙熟江湖门道，精通帮会的组织和戒律，笔下展开了一个广阔的江湖世界；写武功则因他本人是武林高手，所以所写人物神态逼真，无论内外功夫、长短兵器，施展应用巧妙谙熟，写暗器轻功更是出神入化;总体风格偏向于粗犷豪放、刚烈火爆，有江湖豪杰英雄气。

朱贞木，本名朱桢元，字式颛，浙江绍兴人。20—40年代在天津电话局和日方电信公司工作。作品被人们评价为一是吸收奇幻派的瑰丽神奇于现实的江湖世相之中；二是吸收侠情派的缠绵婉约于江湖的壮烈凄艳之中；三是吸收历史派的沉雄厚重于小说的虚构幻想之中；四是在武功领域开创了许多奇功，为后代所继承；五是“一床数好”和“众女倒追男”的新派武侠模式。

其实在北派通俗文学“五大家”之外，在当时还有一位活跃于天津文坛的近似“言情”的通俗作家，那就是红极一时的刘云若。

刘云若（1903—1950），天津人。一生著有40余部长篇社会言情小说，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天津著名的社会言情小说家，原名兆熊，又名刘存有，字渭贤。人们一般认为他的小说反映了众多市井文化形象，人物刻画生动，其中包含了他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即过于麻木平滑、消沉懒惰的人生，不断破坏人的生命力与斗志；他的作品中充满忧怨的风格，以及对真切、柔媚、充满生命力的“至性之人”的热切向往之情，这是其作品深受普通读者青睐的主要因素。但是，刘云若的所谓“言情”与传统意义上的言情略有不同。正如李国平所说，“如果细细品读，不难发现，刘云若的作品之所以是社会言情小说而不是单纯的言情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小说表现出鲜明的‘江湖气’。在一个个令人称奇的故事中，刘云若写出了众多市井人物，精心绘制了一幅幅天津市井风俗图。而在这一幅幅‘市井图’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堪称天津特产的混混。‘江湖气’正是与‘脂粉气’并列的刘云若小说的另一重要特征”李国平：《“江湖气”：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的重要特征》，见《津门论剑录——民国北派武侠小说研究文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395页。。

从以上这些通俗作家所写的小说来看，无论是具有武侠风格的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与朱贞木，还是具有言情特色的刘云若，都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天津文化中的某些特点，因此才能备受市民喜欢。在近代城市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天津的文化现象最为独特，它一方面受西洋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刻，形成了被天津人称为“五大道”的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又保留了具有顽固而侠义、朴素特性的中国北方农业传统文化特色的民俗文化性质，同时也保留了不少传统民间习俗。这也就是冯骥才所说的“然燕赵故地，血气刚烈；水咸土碱，风习强悍”。虽是“风习强悍”，但又十分重视所谓的“礼节”，热情豪爽，乐于助人，无论什么事都要讲个“理儿”。所有这些习性，都为北派通俗小说的产生创造了文化心理的条件。 “西沽的杰出价值，体现在其深厚的世俗性（江湖气质）和包容亲民、雅俗共赏的文化形态上。”穆森：《天津西沽与郑证因家族》，同上书，第390页。所以无论是还珠楼主小说所提倡的“崇善除恶、孝友义侠，表彰人的价值尊严”，还是郑证因小说所追求的“粗犷豪放、刚烈火爆，江湖豪杰英雄气”，或者是刘云若的“言情”系列小说，都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天津市民文化层的心理要求，所以才能在当时主流文化的夹缝中生根发芽。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独特现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仅产生于京津地区，而且也出现于上海，只是其表现的形式与特点不同而已。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不也出现了以市民消费文化为载体的所谓海派小说吗？如果说它与“北派”不同，主要还是表现在其已经具有了“现代城市文学”的特性，而在北方，特别是天津，还主要体现为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上海为中心的通俗化文学类似，不过这种文学更倾向于“言情”，从一开始就带有较浓厚的现代市民文化色彩。这一现象，其实与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进程是比较吻合的。但在京津地区，除了天津文化特色外，由于交通的相近与便利，天津几乎是北京的门户，其文化与市场经济的互补性非常明显，其精英文化与文学的互补性也是如此。

二

前面已经说过，天津不仅具有鲜明的市民文化的民俗色彩，其受西洋文化与北京精英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比如当时《大公报·文艺》尽管在天津，但撰稿人与编者却大部分居住于北京，编辑过这一副刊的，30年代有沈从文、萧乾等人。再比如天津《益世报》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创办人是比利时人雷鸣远，1915年在天津创刊，三四十年代主编过其文学与文艺副刊的就有梁实秋、柳无忌、李长之、沈从文、徐中玉等人。“《益世报》文学副刊的创办主要有三种文化资源。一是依靠北京。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拥有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精英云集、人才济济；在北京，《益世报》主要依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女子高等师范等院校。二是依靠天津。”杨爱芹：《益世报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1页。是的，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一个问题，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总是相对的，也是相互联系的。就北方而言，京津地区这一现象就更为突出。正如阿诺德·豪译尔所说，“艺术与社会处于一种连锁反应般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中，这不仅表明它们总是相互影响着，而且意味着一方面的任何变化都与另一方面的变化相互关联着，并向自己提出进一步的变化要求。说得形象些，两边的图画都是对方的各种角度的折射，就好像置于周围装有许多镜子的房子里。因此，双方都是处于不断增生和加强的过程中”〔匈〕阿诺德·豪译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编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37页。。陈平原在《另一种“双城记”》一文中认为，“对于京派文人来说，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是最为重要的阵地。我们可以这么说，没有天津的《大公报》就没有30年代的京派文学”参见本书首篇文章。。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天津“海河”这一独特的文化母体，也很难孕育出三四十年代京津地区的“北派通俗文学”;即使有，也可能不会有如此鲜明的天津地域文化特色。

如果单从文学与文化角度来看，人们对上海已经有足够的研究，对北京也已有足够的研究，要想从中寻找一些尚未开垦的文化资源，几乎很难找到；但对天津而言，尚有许多未被人们注意到的近现代文化资源。其实天津在近代文化史上，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时期，只是长期以来被北京的辉煌所掩盖。学者们往往把眼光紧盯北京与上海，无暇顾及天津。天津不仅有《大公报》，在19世纪末还有《直报》、《国闻报》、《益世报》等，通俗小报、画报更是很多。严复最早表达其维新思想的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就发表于1895正值创刊之初的《直报》；影响了近代与现代两代文人的《天演论》也是最初于1897年12月在严复自己创办的《国闻汇编》上连载的。除此之外，天津在近代话剧史上也开风气之先河，可以说南开话剧开启了中国话剧现代化的进程。张伯苓先生在创办南开学校之初，就把话剧这一西洋“舶来品”输入了南开，只比1907年的“春柳社”晚两年。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早在中学时期就受到过南开极为活跃的话剧氛围的影响，而且他自己也曾参与其中。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几乎近代北京所有的达官贵人都与天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论得意或失意者，近代的天津几乎成了北京上层阶级的后花园。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话题，才使天津这座极具市民文化的城市增添了许多色彩，供人们去品味。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北派通俗文学”绝非偶然。而不同于通俗文化的主流“精英”文化，之所以当时在天津与之并存，与北京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互动是关键的因素。正像陈平原所说，没有《大公报·文艺》就没有30年代的京派文学，但同时没有早期的严复、梁启超、沈从文，没有20年代末到30年代梁实秋等人主编的《益世报》文学副刊，也很难有天津30年代的文化辉煌。

阿诺德·豪译尔说：“当几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时候，总是一种因素占主导地位，有时社会对艺术作品的影响占主导地位，有时候相反。但确定无疑的是，世上只有无艺术的社会，而没有无社会的艺术。艺术家，总是处于社会的影响之中，甚至当他企图影响社会的时候也是如此，这种影响只能被看成物质和精神两类因素作用的结果。对于社会艺术过程带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各种因素的并列作用，而不是它们的前后顺序。”〔匈〕阿诺德·豪译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编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37页。精神文化的各种因素对三四十年代的天津而言产生了何种作用呢？显然它是物质文化之上的另一种东西，即精神文化的合力，正是这种不同城市文化的互动互补，造就了天津现代文化的整体。

三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京津文化产生了相互之间的互补与融合，那么，到30年代的后期与4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抗日战争的缘故，文人从京津地区撤离，文人的大撤离也就意味着文化的大转移。一时间，天津似乎失去了30年代已有的文化活力，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如果事实真那么简单，也就无从探寻其究竟;事实是另一种力量仍然依照自己的规律顽强运行。至此我们就不得不探寻40年代处于沦陷区天津的通俗文学为何仍然十分活跃，尤其是武侠小说。

巧合的是，在天津通俗文学繁荣的同时，40年代的上海沦陷区也出现了具有通俗性质的非通俗文学，那就是红极一时的张爱玲作品。实质上张爱玲的作品是不能与通俗文学画等号的，但是其畅销程度丝毫不比通俗文学作品逊色。也许是她作品中带有现代感的传统叙事角度与方式更适合上海人的欣赏口味，所以会受到读者不可思议的青睐吧。

而40年代的天津通俗文学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许多通俗作家发生了新的变化，比如曾经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就转向了具有讽刺特色的创作，也许这是对通俗文学的又一次创新与提高。

沦陷区这一特殊的地理背景，也许使北派通俗文学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更能彰显其特殊的历史价值；正像在上海出现张爱玲一样，他们也给沦陷区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了些许慰藉。

但通俗文学中，也许武侠的“江湖气”与英雄式的豪气比言情式的作品更能给苦难中的人们带来一些心理的幻想与安慰吧，这就是武侠的通俗小说会在一定时期更受市民大众喜欢的原因。“它又是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相结合的特殊小说。还珠楼主能让仙魔派小说具有如此无穷的魅力，但是它的内涵却具有分正邪、明善恶的人世情怀。从有些北派小说家的自述中我们知道，他们是在日寇的铁蹄下坚守着民族凛然正气而去从事这种职业写作的，宫白羽是这样，刘云若也是如此。”范伯群：《地域文化与通俗文学之关系》，见《津门论剑录——民国北派武侠小说研究文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4页。更何况“侠”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的历史上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往往能够反映出人们的愿望与理想，特别是在动荡离乱的时代，“侠”的思想就更为凸显。“侠，出现于春秋战国时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期，经历了汉魏隋唐的游侠历史发展的黄金时代，遂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重要的英雄象征；经过儒家文化包容并兼的伦理化改造，侠具有了义的品质，又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重要的道德范畴；从唐代豪侠传奇发展而为现代武侠小说及声像井茂的影视作品，也是大众传播和审美形态的一个重要话题。无论于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还是于中国文化视野下的人生态度，侠，虽然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却也是中国文化支流中的一条奔腾澎湃的大河。”韩云波：《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第2页。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北方，尤其是在五方杂处的天津码头文化背景下，生活在三四十年代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再加上北方沦陷以后，国人沦为了“亡国奴”，这种“侠”的精神尤其容易滋生。通俗性小说，尤其是武侠小说更容易表达人们的心境，抒发郁闷。由此看来，通俗文学也并非完全游离于时代之外的消遣休闲的点缀，应该注意到它本身的文学价值与文化价值。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与文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通俗文学不进行变革与求新，还是延续传统手法，也会失去它的魅力与市场。因而北派通俗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在叙事手段上，还是在人物的塑造上，都以新的面目出现，为中国通俗文坛注入了新的血液。“从写作角度论述，北派通俗小说创作将新小说和民间文学的很多手法吸收了进来，建立了一种‘说故事、写人物’的创作模式，除了表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创作日趋成熟之外，更重要的价值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小说模式开始形成。”汤哲声：《论北派通俗小说的文学史意义》，见《津门论剑录——民国北派武侠小说研究文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47页。而这一现象的产生，与特殊的地理区域和接受者的文化构成、心理特点、生活方式、民间习俗是有着天然的联系的。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派通俗文学的形成来看，显然如此。不过，在它形成的过程中，天津文化特色更为鲜明。

综合而言，在20世纪30年代，天津是一个世俗化的市民文化色彩非常浓厚的城市，不过此时，在与北京精英文化层的资源互补与互动中，不仅天津的主流文化传媒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北京也很好地利用了天津的大众文化资源，而且天津的通俗文化同时获得了较大的提升，传统的通俗文学得到某种程度的“救赎”；特别是在40年代成为沦陷区后，通俗文学，尤其是武侠小说极大地发挥了它的用武之地，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构成部分。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