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谷一郎
近年来，我对20世纪30年代以“东京左联”为中心的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文学、艺术活动进行了“挖掘”。“东京左联”与“北方左联”的关系正是在上述工作中发现的，本文拟对“东京左联”与“北方左联”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并期望这一研究今后能取得进展。
在正式进入论题之前，我想将“东京左联”与“北方左联”的若干问题列举如下：首先，“东京左联”、“北方左联”与上海的“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左联”的确与“东京左联”、“北方左联”有过密切的联系，但具体情况至今尚不明了。其次，有许多来自“北方左联”或从北方来的留学生与“东京左联”有联系，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具体情形也不得而知。再次，关于“北方左联”与“东京左联”的关系问题。无论是“东京左联”还是“北方左联”，都是在上海“左联”的直接或间接参与下成立的。不论它们到底是属于“支部”还是“分盟”，这都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上海“左联”遭到国民党严厉镇压之时，与“东京左联”及“北方左联”保持着什么样的联系？例如，要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时，在当时上海的严酷现实下，“东京左联”与上海“左联”的关系处于什么状况？他们与“北方”的关系又如何？
如上所述，在“东京左联”与“北方左联”的关系中，蕴含着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虽然不能对所有的疑问都作出回答，但如果提出的问题对今后的研究能起一个抛砖引玉作用的话，本人会深感荣幸。
众所周知，“中国左联”即“左联”是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的。 “东京左联”是其“东京支部”， 1931年由任钧（卢森堡）、华蒂（叶以群）等人组建。关于“东京左联”的成立、成立时间及成员等问题请参见拙著《20世纪30年代旅日中国留学生文学艺术活动史》，东京：汲古书院，2010年。
“东京左联”是在上海“左联”的直接参与下成立的，这一点值得注目。“东京左联”重建之际，接受了上海“左联”周扬的指示，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1933年5月，发生了日本治安当局对旅日中国留学生进行大规模镇压的第二次事件（第一次是1929年10月发生的“日本特支”事件），即所谓“华侨班”事件，“东京左联”在这一事件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孟式钧是“东京左联”成员中唯一的幸免于难者林焕平：《从东京到上海》，《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
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研究“东京左联”与“北方左联”重建“东京左联”的是同年10月来日的林焕平等人。当时，林焕平从上海“左联”的周扬那里秘密地接受了恢复“东京左联”的指示，并与魏晋等人一道赴日。1933年12月，“东京左联”由林焕平、林为梁、陈斐琴、陈一言、魏晋、欧阳凡海、孟式钧7人重建。
重建后的“东京左联”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接受了当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人江口涣的“建议”。江口涣基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遭受挫折的惨痛教训，向他们提出把以往“不合法”的活动形式转变为“合法” 的“同人形式”活动方式的建议。其意图是，如果采取“同人形式”并把“核心”部分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中的话，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开展活动，且不易被治安当局镇压。同上。他们接受了江口涣的建议，以“同人形式”“公开”地发行了机关刊物《东流》（1934年8月1日创刊）、《诗歌》（1935年5月10日创刊）、《杂文（质文）》（1935年5月15日创刊）。
采用“同人形式”进行“公开”活动是以往的“东京左联”与重建后的“东京左联”在活动形式上的最大区别。换句话说，即使在留学生当中有中共党员的联系，那也仅仅是私人间的联系，像上海“左联”中的“党团”组织或“文总”那样的组织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据说在“北方左联”中有党团组织。如果是那样的话，这说明他们有与上海“左联”十分相似的组织。组织关系并不一定与组织形态完全一致。但是，假如“北方左联”中有“党团”组织，就意味着他们在组织形态上与上海“左联”十分相近。而重建后的“东京左联”不存在那样的组织。林焕平证实，当时有一个叫做“干事会”的党员组织，但那也仅仅是一个“干事会”。当时，“上海左联”与“东京左联”的组织关系并不是很密切，这一点从我将在后面论述的机关刊物《东流》的创刊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从这个意义上说，“北方左联”的活动本身是“非公开”的，它与采取“同人形式” “公开”进行活动的重建后的“东京左联”之间在活动形式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这一点应给予充分重视。
“东京左联”重建后的1933年以来，适逢旅日中国留学生人数开始激增之时。据实藤惠秀的《增补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东京：黑潮出版社，1970年）中所收录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年表”的记载，1933年5月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包括“满洲国”的留学生一共有1357人，1934年6月达2198人，1935年6月达3781人，1936年6月增加到5662人。随着旅日中国留学生人数的增加，在当时的留学生之间成立了同乡会、同学会及各种各样的组织、研究会和社团。参见《留东新闻》创刊号（1935年6月12日）。在其第二版上可以看到“留东同学激增”的标题，与此相呼应，还可看到各大学的“同学会”、“同乡会”等活动频繁的报道，诸如“早大中华政经学会将发行译稿会刊”、“《留东学报》本月廿日创刊”、“江苏同乡会会务加紧工作”等。
在上述形势下，重建后的“东京左联”以同人形式公开发行了自己的刊物，并主动退到“后卫”的位置，与当时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文学、艺术活动保持着联系，同时又在活动中起着核心作用。在以“东京左联”为首的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文学、艺术活动中发挥着“磁场”般作用的是“艺术聚餐会”。
所谓“艺术聚餐会”，是以“聚餐会”的形式举办的留学生的聚会。若以聚餐会的形式聚会的话，就没有必要向治安当局提交集会申请。这一聚餐会以1934年春节为契机，在东京神田的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开始举办。之后，定期举行。在那里，以“东京左联”为首，各种社团、旅日中国留学生的团体、研究会的代表及个人聚集一堂。他们以此为依托，展开了自由自在、丰富多彩的活动。关于艺术聚餐会请参见拙论《关于东京左联重建后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文学艺术活动》（十四）、（十五），见中国文艺研究会主办的《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第292、293号,2006年2、3月。
如前所述，“东京左联”是在上海“左联”周扬的指示下重建的。那么，“东京左联”与上海“左联”的关系是不是很密切呢？回答是否定的。这从重建后的“东京左联”最初发行的机关刊物《东流》的创刊过程中就可以找到答案。
《东流》是在日本编辑，在上海印刷的。林焕平等人在《东流》创刊时十分注重刊物的版式设计，他们曾以30年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大型文艺杂志《文学》等为范本。但印出来的《东流》创刊号却让人大失所望。《文学》每页排成上下两个部分，但《东流》创刊号有的每页被排成两部分，有的每页被排成三部分；此外，他们在编辑时规定，每份稿件都要另起新的一页排印，但印出来的《东流》却是一篇紧接着一篇的。其原因正如他们在《东流》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1日）的“编后记”中所说：“因我们不大明瞭关于在上海方面出版的一切,又没有负责人在上海。”当时，他们在上海没有同出版社等进行联系的负责人。从此事来看，“东京左联”虽然是在上海“左联”的协助下重建的，但重建后的“东京左联”在机关刊物《东流》创刊时已经开始独立运作，或者说他们不得不独立运作。关于《东流》创刊的经过请参见拙论《关于东京左联重建后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文学艺术活动——《东流》创刊的经过》（其一）、（其二），见中国文艺研究会主办的《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第284、285号，2005年6、7月。
林焕平在重建后的“东京左联”内建立了以林为梁、陈一言等党员组成的“干事会”，林焕平任书记，并与上海的周扬保持着“单线联系”。林焕平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在《东流》创刊后的1934年夏天，他们在千叶县的“房州洗海水浴，就对组织作了调整，由林为梁接替我任东京支盟书记，由他负责同周扬单线联系。这种联系，支盟其他同志都不知道”林焕平：《从东京到上海》，《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这种“支盟其他同志都不知道”的“干事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呢？恕我武断，我认为，它只不过是旅日中国留学生党员间个人性的组织而已。
如前所述，重建后的“东京左联”的特征是以“同人形式” 进行“公开”的活动。他们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主动退到“后卫”的位置开展活动。当时，发挥着“磁场”般作用的是“艺术聚餐会”，在那里，他们也仅仅是站在“后卫”的位置，在同乡会、同学会、美术、戏剧等各种社团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这种活动形式对取缔者一方的日本治安当局来说应是非常棘手的。这从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本治安当局采取的镇压手法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治安当局不得不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法进行镇压。有关事件的详情我将另文分别加以论述。
一
许多“北方左联”或从北方来的留学生与“东京左联”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我想以孟式钧和张香山的关系为例作一说明。这是由于孟式钧是前述在“华侨班”事件中，“东京左联”遭到毁灭性打击时唯一的“幸免于难者”，且参与了“东京左联”的重建工作。
据张香山的回忆文章《朝夕与文学相处》见张香山：《回首东瀛》，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中的记述，张香山1930年进入天津中日学院学习，在那里与孟式钧结识。孟式钧比张香山高一年级，在天津中日学院的学生宿舍二人是同屋。
由于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2年暑假为止，天津中日学院一直关闭，二人就一道去北平，在与北京大学的学生一起出版了文艺杂志《开拓》之后，孟式钧赴日留学。张香山在学校复课后重新回到天津中日学院学习，并在参加“天津左联”的活动。1933年6月身处险境，于是，于1933年10月与友人一道来到日本。
来日后的张香山在东京重新开始与孟式钧往来。敦促张香山参加“东京左联”的正是孟式钧。张香山以经济上的问题为由，提出先进入“官立学校” 的预科，第二年进本科，在日本的生活安定下来之后再参加活动。孟式钧同意了他的要求。张香山于1934年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当生活安定下来的张香山向孟式钧提出参加“东京左联”的活动时，孟式钧告诉张香山《东流》那里人手已经足够了，希望他能够参加新发行的杂志《杂文》的活动，张香山接受了孟式钧的指示，加入了“东京左联”。
张香山与“东京左联”的关系在日本也是广为人知的。但他与孟式钧的关系，我则是首次从张香山的回忆文章《朝夕与文学相处》中知晓的。在中国，对孟式钧其人及其经历也许大家早有了解，但在日本，直到看到张香山的回忆文章为止可以说是一无所知。1982年，张香山把在《人民中国》上发表的回忆自己留日时期的文章《朝夕与文学相处（日文）》收入人民中国杂志社编的《我在日本的青春时代》中（北京：东方书店，1982年）。这一回忆录明显是由前述《朝夕与文学相处》一文改写的。在《朝夕与文学相处》一文的结尾处有“1982年2月刊行《我在日本的青春时代》文集日语版”的字样。但是，不知为什么，《朝夕与文学相处（日文）》一文中与孟式钧有关的部分被删除了。我对此大惑不解。
我在此想说明的是，有很多情况在中国已经真相大白，但在日本还无从知晓。在20世纪30年代旅日中国留学生史中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这些问题中日双方有必要重新加以认识。换句话说，只有对上述问题重新加以认识，在此基础上通过学术交流，才能互相弥补欠缺，研究才有可能取得长足的进展。我在此特意提出孟式钧和张香山的关系问题也正是为此。有的问题只有在中国才能解决，有的问题只有在日本才有可能解决，日中双方必须对自己所处的位置和研究现况有充分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我认为这才是当务之急。
二
在“东京左联”与“北方左联”的关系中有一点值得一提，这就是在《杂文》创刊之际，“北方左联”的留学生取消了《海边文艺》杂志创刊的计划，并与《杂文》进行合作一事。关于这一问题，臧云远的回忆录《“左联”纪事》见《左联纪念集》，左联纪念馆，1990年。中有详细记述。
臧云远，山东人，“北方左联”成员，1933年在“北方左联”受到镇压时遭逮捕，1934年，借助先期来日的“北方左联”成员陈北鸥的关系来到日本。
来日后的臧云远，在陈北鸥的介绍下出席了在东京新宿的餐馆举行的“聚餐会”，从北方来日的张郁光夫妇、雷仁民、解树椿等也参加了这一“聚餐会”。 臧云远这样写道：从北平到东京,原来“文总”的、反帝大同盟的、“社联”的、“左联”的，相互来往，每月以聚餐形式互相交流。谈形势、谈局势，议论国家大事和文化、文艺问题。陈北鸥知道我是“左联”成员，也约我参加。我算个小弟弟，年岁最轻，他们大多是北师大毕业的或清华、北大毕业的，为首的有张郁光夫妇、李景清夫妇、韩幽桐等。李续纲、吴廷缪在京都帝大，张勃川、陈北鸥在东京帝大，还有雷任民、解树椿等，人员有时流动，每次都是一桌或两桌,大多是在新宿闹市的大饭店。每人一、二块钱，先谈或后谈或且谈且吃，形式多样，记得有几次乔冠华也来参加,他是清华毕业的,以后又回国考上了留德公费,到德国去了。另外“左联”同人,除了我和北鸥,还有邢桐华和梁延武。臧云远这里说的“聚餐会”是与前述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为会场的“艺术聚餐会”不同的“聚餐会”。 臧云远参加的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从北平及北方赴日的留学生汇集的“聚餐会”。可以想象，这种同乡会式的“聚餐会”在当时的旅日中国留学生之间也许还有若干个。当时，包括这种同乡会式的“聚餐会”，凝聚了各地留学生及各种团体，而成为吸引他们的“磁场”的是上述在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艺术聚餐会”。
这些问题暂且不论，臧云远在他的回忆录中就他们“北方左联”同人计划出版《海边文艺》杂志，以及同“东京左联”的机关刊物《杂文》进行合作一事，作了如下描述：我们几个“北方左联”的同人，合计出了个刊物，就定名为《海边文艺》,热海虽然面照东南，我们是站在海边,背着富士山,通过二十几分钟的大山洞,面向祖国大陆的。大家都赞成,并且由邢桐华从俄文中翻译什么,梁延武写戏,北鸥写散文,我说写诗吧。后来张郁光知道由上海到东京的进步文艺青年,也要出刊物,就跟我们几个人商量,南北大家力量集中,合起来一道办刊物,这就经过介绍碰头认识,一起办《杂文》了。1934年夏，与北方左联有关的旅日中国留学生在热海制定了出版《海边文艺》杂志的计划。但他们从张郁光那里听说，从上海来到东京的林焕平、魏猛克等人正在筹备杂志的出版，经过协商，决定南北齐心协力出版杂志，这就有了后来《杂文》的出版。
关于《杂文》创刊之际，曾与《海边文艺》合作一事，林焕平也曾予以证实。林焕平回忆道：陈北鸥、臧云远等原来办一个《海边文艺》。他们有点经费,要求同《杂文》合并。我们同意了,他们也就成了《杂文》的同人。林焕平：《从东京到上海》，《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我不能确认臧云远与林焕平的回忆哪一个更接近史实，总之，“东京左联”的第二本杂志《杂文》就是这样以“南北合流”的形式于1935年5月15日创刊的。在《杂文》创刊号上，刊登了张香山的《讽刺文学与伊利夫及彼得洛夫》，张香山曾应孟式钧之邀参加《杂文》的活动。此外，还刊登了孟式钧的《论文学遗产》。从1935年7月15日发行的《杂文》第2期开始，才刊登了与《海边文艺》有关人士的文章。
在以上事实的基础上，请诸位看以下“目录”。这是1935年10月10日创刊的《剧场艺术》杂志的“目录”。
编者署“东京杉并区阿佐谷4392佐藤转”“林果”，发行者署“东京牛込区鹤卷町443大高转”“张若云”，总经销署“上海群众杂志公司”，印刷所署“东京神田区神保町159渡边印刷所”。
这里，我将能够知晓的“执笔年月日”、“附记”、“译者志”及译文的出典进行整理，用括号标在后面。郭沫若《雁来红——给LM君的一封信》（9月6日“附志”）
【纪念柴霍夫诞生75周年】
邢桐华译《柴霍夫底艺术》（译自《艺术剧场舞台画》俄文序）
(陈)北鸥译《高尔基戏曲论》（1935年9月21日节译）
补白《源氏物语的戏曲化》
梁梦迴《怎样接受演剧的遗产》（1935年8月8日田泽温泉“附记”）
补白《检察官之电影化》
凄其《东京的新剧环境——中国同学怎样在东京上演新剧》（8月2日田泽温泉）
秋田雨雀、诺文译《老当益美的女演员》(特约稿件)
罗因滨（诗）《秋田雨雀画像》（1935年2月4日夜“附记”）
吴鸦译、岸田国士《日本的新剧》（“译者志”）
山川幸世《新协剧团的动向》(特约稿件）(“译者志”）
梦毕译《电影批评之能动的任务》
补白《东京自由舞台上演骑马下海的人》
乃厉《梅耶荷徳论》(未完）(1935年9月26日译于东京）
林果译、及川道子·山本安英《友情的通信》（《前言》）
梁梦迴译、水品春树著《筑地小剧场史》(长篇连载)
补白《东屋三郎氏逝去》
《美国出版的关于剧作家的书籍》
(林)果、（梁梦）迴、（张若）云《编辑室夜话》
《中华同学新剧会第3次公演预定》
《剧场艺术社会员募集》
《杂文第3号要目》这里的编辑“林果”即“邢振铎”。 邢振铎生于1912年，北京良乡人。经长崎高等商业学校特设预科、东京商科大学预科，于1935年进入东京商科大学本科，1938年毕业。参见兴亚院发行的《调查资料》第9号，昭和十五年10月《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东京商科大学”“邢振铎”一项。
他参加了1935年4月27—29日在神田一桥讲堂举行的中华同学新剧会的首场公演（5月11、12日在同一地点举行了第2场公演），在曹禺的《雷雨》中扮演“周萍”一角。他还与观看了这次公演，并在《帝国大学新闻》（1935年5月6日）上发表《更好地了解中国戏剧》一文的影山三郎一道，翻译了曹禺的《雷雨》，经秋田雨雀的介绍于1936年2月由警笛出版社出版。
中华同学新剧会首次公演曹禺的《雷雨》，作为20世纪30年代旅日中国留学生进行的最早的戏剧公演而广为人知。在《剧场艺术》上还刊登了中华同学新剧会“第3次公演预定”的广告。这些情况表明，中华同学新剧会的成员与《剧场艺术》的创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剧场艺术》正如其刊名所示，是一部以戏剧艺术为中心的杂志。在相当于编后记的“编辑室夜话”中，“迴”就《剧场艺术》创刊的宗旨作了以下阐述：“这是一个着重演戏材料与剧场实际的刊物,就是，致力于绍介各国剧场史,剧作家生活,名剧演出手记等材料,并舞台装置,照明,效果,等实际知识。”
这里署名“迴”的人就是在《剧场艺术》上发表《怎样接受演剧的遗产》、《秋田雨雀画像》（“罗因滨”即“梁梦迴”）并翻译了水品春树的《筑地小剧场史》等的梁梦迴。
梁梦迴的名字在前述臧云远参加的“聚餐会”以及“北方左联”计划创办《海边文艺》的成员中均可看到。此外，这里还可以看到陈北鸥的名字。由此可见，“北方左联”的有关人士与《剧场艺术》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意味着“北方左联”成员与中华同学新剧会，也就是说，与当时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戏剧活动也有密切的关系。
在刊载于《剧场艺术》的梁梦迴的《怎样接受演剧的遗产》一文“附记”的开头部分，梁梦迴这样写道：“这篇文章,原来是写给那已经流产了的《海外文学》的朋友们的。”这里提到的流产的《海外文学》杂志，可以认为就是《海边文艺》。如果是这样的话，《剧场艺术》也可以说是和因与《杂文》“合作”而中止出版的《海边文艺》有关联的杂志。
三
如前所述，“东京左联”重建后的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活动，在旅日中国留学生大量增加的形势下，各种社团、研究会及读书会纷纷成立。其中，“北方左联”成员或相关人士除戏剧领域以外，在其他各个领域也开展了活动。以下我想以在前述“聚餐会”中出现过的解树椿为例作一简单介绍，并以此结束本文。
解树椿的经历不详。他1933年初来日，并与程明昇、雷任民、杨宪吾、杨章武等人组织了“读书会”，成立于1935年上半年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就是以这个“读书会”为基础建立的。1936年1月，由“社会科学研究会”的部分成员发起成立了世界编译社。关于世界编译社，卢耀武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东京“世界编译社”的一些情况》《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87年5月。有详细介绍。
卢耀武，河南巩县人，曾是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因从事革命活动，身处险境，遂于1935年3月来日，在东亚学校学习。1936年初，经同乡康午生（王国权）的介绍，参加世界编译社的活动。
世界编译社成立之初的宗旨是：“学习研究、座谈讨论马列主义并翻译和编辑出版世界各种名著向国内介绍。”成员有熊唯知（熊寿）、刘披云、解树椿（解鲁民、解彭年）、王兰西、王孔昭（王子光）、康午生（王国权）、侯俊岩、雷任民、任白戈、张百川（张勃川）、王重英（王众音）、李肇嘉（李林）、程象轩（程明昇）、曹大同（曹汀）、吴默剑（吴廷缪）、郑思群、赵宁攻、杨章武、杨宪武、毛掬（女）、李柯（李月轩、女）、李玉如（女）、左岫泉（女）、柯仲平、江右书、王乃夫、王庭光、胡育德、阎乐民、吴慈祥（女）、袁君时（阮均石）、赵圭璧、张化宇、林孟平、黄少坤、林楚君、杨式谷、杜秉燦、黄启翔(女)、远猷、刘清贞、邓克强（丁克）等，前后有旅日中国留学生“六七十人”参加。卢耀武：《我所知道的东京“世界编译社”的一些情况》，《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87年5月。
从上述成员的名单就可以看出这一组织的阵容。各行各业、各方面的人士都加入其中，像与中国戏剧协会有关的李月轩，留东妇女会的毛掬、左岫泉，在中华留日美术座谈会主办的“第一次习作展览”上参展并与留学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语运动也有关联的邓克强（丁克）等等。从世界编译社人员的广泛性来看，说它是象征30年代后期旅日中国留学生活动之丰富性的一个团体也不为过。解树椿是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
在卢耀武的回忆中有一处值得重视，这就是：当时，他与“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东京特别支部”。
卢耀武认为，在世界编译社的成员中，有很多人参加过中国国内的革命活动，他们想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卢耀武在1936年暑假回国之际，受“某些人”之托，让他回国后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卢耀武在北平与共产党员何锡麟见面，传达了上述请求。何锡麟把此事向彭真作了汇报。不久，解树椿也回到北平，他通过刘导生与彭真见了面，成立“东京特别支部”的意见被采纳了。“东京特别支部”的成员有解树椿、熊唯知、王孔昭等，他们都曾是世界编译社的成员。
但是，上面提到的解树椿等人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东京特别支部”的详情不得而知。如前所述，“东京左联”是在上海“左联”的协助下恢复的。但在那之后，上海的党组织受到多次镇压，不得不进行“撤退”。另一方面，1933年之后，在来自北方的留学生不断增加的形势下，北方来的党员们与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取得联系，意欲单独成立“中国共产党东京特别支部”这样的组织，也是合情合理的。问题是他们在这之后的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文学、艺术活动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恕我武断地作出结论，我认为很难想象解树椿等人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东京特别支部”能对当时旅日中国留学生活动的整体发生任何影响及作用。这是由于，1936年之后，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文学、艺术活动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已遭到日本治安当局的严厉镇压，被各个击破。这些情况我不久将以论文的形式予以公开发表。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卢耀武证实，“世界编译社的领导”曾指示卢耀武和王孔昭在北平建立“编译社分社”。 卢耀武等人在何锡麟及北京师范大学张晋媛的协助下，在北平西直门的东北大学内设立了“北平世界编译社”。 “北平世界编译社”的成员有许德珩、黄松龄、张友渔、武新宇等十几人。据说，张友渔还曾以“北平世界编译社”的名义出版了《日本新闻发展史》。这些情况日本国内鲜有所闻。
对于20世纪30年代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文艺活动、“北方左联”与“东京左联”的关系等进行的实证性研究现在刚刚有了一点头绪。在此，我衷心希望今后这一研究能够取得进展，并且希望为此而进行的学术交流更加活跃。
（作者单位：日本埼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