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江

述及南北两地“左联”，其差异常被提起：上海“左联”多知名作家，“北方左联”“多数是大、中学校的青年教师（如潘训、张喆之等），而占最多数的则是大、中学校学生中开始从事文学写作的（如于伶、宋之的、端木蕻良、王瑶等）”,“这群学生居多数的盟员，就组成了北方左联”参见陆万美：《忆战斗的“北方左联”和“北平文总”》、杨纤如：《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杂忆》，分别收入《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和《左联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42、525页。。此中透露的历史信息是，在北平这个城市，中学生是左翼文学运动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的文艺群体，中学校园是重要的文化空间。北平诸大学里有哪些左翼教师、哪些学生团体、哪些刊物，有所记载的材料不算少，上述回忆中列举的学生就全是大学生；而左翼文学运动与中学校园的联系则被一笔带过，难知其详。在左翼文学的历史图景中，包括普通中学、师范与职校的中等学校与中学生是怎样的存在，值得考察。

结社与办刊：中学生文艺团体及其精神空间

从最初的筹建到以后活动的展开，北平各左翼文化团体都与这座城市的中学校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聂耳主持的“北方乐联”成立大会是“借西四北面一教会女子中学二楼的教室做会场。这天从门口到楼口，都布置有女学生警戒”陆万美：《隽永的纪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7页。；“平津木刻研究会”和“北平美联”可以说发端于艺文中学，许崙音、唐诃、金肇野等左翼青年不但让在该校任教的国画大家王青芳拿起木刻刀，自号“万版楼主”，北方左翼美术界的盛事“平津书画·版画联合展览会”、“木刻讲座”也都首发于这所中学，许崙音病逝后，熔炉社、平津木刻研究会、《庸报·另外一页》、《华北日报》艺术周刊社、北平漫画协会等革命文艺团体发起的追悼会亦是在艺文中学举行；北平左翼戏剧团体“呵莽剧社”和“新球剧社”的“演员多半是今是中学的师生”，“北方左联”与30年代北平中学生文艺团体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研究剧社的负责人中陶也先和魏照风为该校学生、俞竹舟则是该校美术教师，而中学生陶也先同时也是“北平剧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魏照风：《新球剧社的前前后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担负北方全部分的文化斗争的任务”《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成立宣言》，参见《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46页。的“北方左联”在外地的分支机构中，较多被人提起的是天津支部和保定小组，而“天津左联”的缘起与中心无疑是南开中学，重要的参与者还有女师、甲种商业学校和中日中学等中学校园里的师生；至于保定，也常被看作一个文化城，时人如此谈及这个小小的古城：“学校和学生在保定是占重要地位的。而所谓学校，也就可以说即是中学”，尤其是第二师范，“学生多注意于社会问题，造成了共党的大本营”。闻天：《保定的学校教育》，《中学生活》第9期，1934年10月30日。也因此，保定“左联”小组中，徐盈在农学院读书，但与申春忆及当年“左联”旧事，却说“当时左联活动的中心不在农学院，而是在保定第二师范”申春：《关于保定左联小组》，收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左联研究资料集》，1991年，第263页。。梁斌在保定并未参加“左联”，但当时也是一位热衷革命文学的文艺青年。晚年他曾忆及保定二师的左翼文学活动：“1932年秋，第二师范曾成立了几个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世界语学会”，而且，“那时，青年人爱三五个志同道合的自己出钱办个刊物，在小书摊上代卖，也有自己拿着串斋卖的，一边走一边喊：‘九大枚一本……’”参见梁斌：《关于保定左联》、《远千里同志十年祭》，收入《笔耕余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第128、150页。梁斌的回忆道出了30年代中学校园里的文学风气以及左翼文学在这一文化空间兴起与展开的主要方式：革命文艺青年的结社与办刊。梁斌所谓“志同道合的自己出钱办个刊物”也可看作以刊物为中心的文艺社团。保定二师的社团名称也颇具时代特征：30年代的左翼学生社团多称为读书会、研究会或学会。

现代中国的文艺青年结社乃时代风气，而中学校园里文学社团的兴起自有其独立因由。1935年2月到3月，在《北方日报》副刊《长城》上，曾有一次规模不小的“中学生文艺论战”，参与者多为中等学校学生。在文艺对中学生有益还是有害的问题上，论战双方针锋相对，但有两点认识却颇为一致：一是 “一般中学生都爱好文艺”；二是“怎样将正确的文艺传导于中学生”，对于这个问题，双方答案完全相同。“北方左联”下属团体泡沫社的张腾和乃光如是说：“诸君都以为唯一方法是在学校里组织文艺研究会，而使国文教员指导之”；“中学生应联合爱好文艺的同学自动的组织文艺研究的团体”。张腾：《怎么办？——并答文平、萧启文、温宜、禾子诸君》，乃光：《“中学生爱好文艺”的几重原性及改善方法》（下），分别载于《北方日报·长城》1935年2月24日、3月7日。

激进的中学生虽与校方多有矛盾，但他们对社团的诉求应该说普遍得到了掌校者的支持。论及现代大学，时贤常表彰蔡元培以大学校长身份“花那么多心思和时间在关心、支持学生社团”陈平原：《文学的周边》，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其实，民国大学校长、教授参与中学教育者颇多，大学教师也常兼职中学，在许多观念上大学与中学其实颇为相通。至少在支持学生结社方面，中学与大学似乎并无“根本区别”。南开校长张伯苓是南大校长，也是南中校长，是我们说明这一问题的好例子。张校长“对于学生课外组织、团体活动，无不协力赞助，切实倡导”，将张校长所指的学生理解为南开学校之所有学生——大学生与中学生，应该不算过分。之所以如此支持学生结社，是因为在张伯苓看来，“国人团结力薄弱，精神涣散，原因在不能合作”、“识有个人，不知团体”，因此“鼓励学生自动组织各种社团”，目的是培养学生“通力合作，团结负责”的习惯与精神。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载1944年《南开学校四十年纪念校庆特刊》。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以及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之《普通教育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二书收入该文，皆视该文为中学教育文献。中国的教育家以“教育救国”为嚆矢，中学校园里的外国校长虽然与之教育理念并不完全相同，但同样鼓励学生课外结社。自1919年始在教会学校育英中学任副校长达三十年的美国人Ernest T.Shaw，从学生兴趣和锻炼学生“自动工作”的角度谈论学生结社的意义。在他看来，“无论如何精心设计安排，课程都远远无法满足学校内众多学生的兴趣”。比起课程与个人，课外的“社团更有助于学生发展自己独特的兴趣”，因此“学校采取鼓励学生结成正式或非正式社团的政策”。参见Ernest T.Shaw,“Why Student Organizations?”和《学生团体与学生生活》，两文分别收入育英学校学生自治会编辑《育英年刊》，1931、1932年。自1929年至1948年，育英中学每年出版一册年刊，每册《育英年刊》中所记载的学生社团都有二十余个，而且这还只是校方组织或支持的“正式”社团。

鼓励学生结社不仅是中学掌校者的教育理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支持。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等学校训育实施纲要》第七条规定：“指挥组织学生自治会及其他各种集会，以训练青年四权之运用。”杨同芳：《中学训育》，北京：世界书局，1941年。该书附录中收入《中等学校训育实施纲要》等多种教育法规。

学生渴求社团、掌校者鼓励、政策支持，学生、校方与政府有如此共识，当然会带来中学校园社团的兴盛。1922年江苏省立一中校长陆殿扬曾对全国20个省份的69所中学进行调查，学生组织与社团即是其调查内容之一。据其《各省中学校学生活动事业统计表》：69所中学共有各种形式的社团460多个，平均每校设立社团近7个。陆殿扬：《全国中学校状况调查统计》，《新教育》第5卷第5期，1922年12月。而且，这些学生团体大多是学校组织，还未包括爱好文艺的中学生自发结成的文学社团。而北平小报《中学新闻》则刊有大量中学文艺社团的消息，由此也可看出30年代中学生结社的风气与特点：市立一中高二文科的几个同学，见到了文坛的寂沉，同学们精神的散漫，于是组织了一个小小的文艺团体——北园文艺社……因为学校的爱护，社里的经费还不成问题，现在他们正在努力着他们的处女作品——《北园》创刊号。辅中一甲新组文艺社：课余文艺研究社。因经济关系，暂不刊印，仅将原稿置图书馆中，任人批阅。各种研究社及文艺团体占大多数……成绩最佳的还是文艺团体……资格最老的健青社……每星期出一张壁报。参见晓春《文艺社与演讲会——一中同学新成立的两个团体》、《辅中新组文艺社》和联芳《文艺团体在正中》，分别载于《中学新闻》1933年11月9日、1934年4月19日、1934年10月11日。社团需要精神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结社总是和办刊互相勾连。但校方虽然支持中学生结社，却不可能为每一个学生社团提供经费，资助其出版社刊。《中学新闻》提及的北园文艺社有校方提供经费，实属幸运，但并非中学生文艺社团的常态；梁斌回忆中所说的自费出版刊物，在中学校园常见，但难以持久；“将原稿置图书馆中，任人批阅”也是情不得已之事；而最廉价最方便的壁报应是中学生文艺社团最为常见的园地之一。同在北平市立一中，艺风文艺社就没有北园文艺社那么幸运：“高年级几位爱好文学的同学，近日合组一个壁刊，定名《艺风》，每两周发刊一次……完全用笔抄录，内容有诗歌、散文、小说等。”梦中人：《一中每周杂谈》，《中学新闻》1935年1月17日。

论及报刊，文学史家关注的是印刷文化，但在校园文化空间之内，手抄壁报可称是中学生文艺社团重要的文学生产方式，和最常营建的精神空间之一，在中学生群体的文学生活中占据着颇为重要的一章。只不过壁报一般只有一份问世，乃真真正正的“孤本”，在空间上传之不远，在时间上存之不久，当时既无深远影响，后世又难睹其貌，也就难以进入史家视野，但它毕竟是现代中国文学生活的一角，虽然我们只能借当事者的回忆想象壁报之于文艺青年及其社团的存在。日后以《红日》闻名的吴强有一段文字，详细追述了他中学时代的一个左翼文学青年社团和一份走出校园的壁报，值得引述：我和正风中学“左联”小组的几位盟员姚木紫、徐碧山、张凌云、刘毅慈等创立的春风文艺社，办了一种墙头文学刊物《春风》，用整张的图画纸，由善写小字的刘毅慈同学书写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誊录发表的作品，当时已是知名作家的何谷天（周文）的短篇小说《热》，就发表在《春风》的第二期上。这个左翼的刊物，由徐碧山配以插画和美术报头，以它特有的内容和形式，受到读者们的热烈欢迎。在正风中学本校挂出之后，观看的同学很多，沪西其他中学知道了，便要求移到他们学校去悬挂；这样，这个墙头刊物，便在沪西中等学校里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吴强：《回忆与感想》，收入《左联纪念集1930—1990》，上海：百家出版社，1990年，第80页。除却壁报，在中学校园与中学生文艺群体关系最为紧密的出版物是校刊。伴随新式学校而兴起的校刊这一出版物，确实堪称现代中国一道独特的文化史与文学史风景。校刊的作者群为本校师生，以学生为主体；主要发行于校内，全校同学人手一册，“如有愿意多得一份半月刊者，可出代价购买。代卖处：本校号房。……然购者仅限本校同学”《本刊启示》，《大同半月刊》第3号，1931年5月4日。；除此之外，校刊也多赠送一些文化机关以及与其他学校校刊交换。因此，现存下来的校刊封面多印有“请交换”或“赠阅”的图章，这也是校刊走出其“母校”的主要途径。不管是作者还是发行，局限于校园的校刊当然无法产生更大的影响，但对于校园内学生群体常态的文学生活而言，校刊无疑是其最易贴近和最为重要的文学生产空间。

前文我们曾引述张伯苓谈论南开学校的文字，在谈及学生社团之前，张伯苓还曾专门提及学校的出版：“学校为训练学生之写作能力，增加学生发表思细想之机关，自始即鼓励学生编辑刊物，会有会刊，校有校刊，或以周，或以季，种类甚多。”虽然对大多数中学而言，恐怕难有实力做到“会有会刊”和“种类甚多”，但若说30年代凡稍有规模的中学即“校有校刊”也并非妄言。东北大学附中训育主任如此描述当时各校竞相出版校刊的风气：“近来国内各校出版物，几如汗牛充栋。不论其是季刊、月刊、半月刊、周刊、日刊，内容之优劣，暂且勿论，都有一种蓬勃之气象，活泼之精神。”而谈及校刊之于学校的意义，他的说法也许会让后人跌破眼镜：“国家强弱，系夫人才；人才盛衰，系夫学校；学校优劣，实有关乎校刊。”刘继烯：《弁言》，《东北大学附属中学校刊》第1卷第1期，1928年4月。风气如此，以至于南开女中的雷主任以为不出版校刊，则“女中在天津各校有落后的嫌疑”尔琼：《写在前头的话》，《南开女中月刊》创刊号，1931年5月。。

除去偶有的例外，如北平温泉中学的《谷光》、潞河中学的《协和湖》，校刊基本以校名命名，大多属综合性刊物，常常发布学校通知、刊载校闻、通报图书馆所进新书以及各学科讨论等等。但无疑，校刊中占比例最大的是中学生的文艺作品。大同中学校刊《大同双旬刊》编者自我批评该刊内容“偏重文艺和缺乏理科稿件”,“这的确是个不好的现象”，但编者真正不满的却是“‘大同论坛’、‘书报评介’及‘剧本’都没有”稿子，也就是说编者真正想要的恐怕还是杂文、书评和剧本这些文学作品。《编者的话》，《大同双旬刊》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10日。甚至像《协和湖》那样“办成纯文艺的”校刊也并不少见，当这种办刊倾向被批评为“是一个错误”时，编者回应说：“我们以为这话很对。但得声明，这期也还是纯文艺的。事实上这无办法。编者同人，老实说都是爱好文艺的。”白逵：《编辑后记》，《协和湖》第4卷第1期，1935年10月。由爱好文艺的学生主持，也正是校刊的一个特点。

对于众多没有能力出版刊物的中学生文艺社团来讲，借校刊一角来建立自己的文学园地无疑是最佳选择。育英中学的“哪里去”文学社就是在校刊《育英半月刊》附出《哪里去文学社特刊》。史家一般将现代报刊分成三足鼎立的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和同人杂志，而校刊不属于上述任何一家，它有自己独特的运作模式。校刊并非面向社会的公开刊物，其作者是在校师生及离校校友，颇有“自家园地，他人莫入”的架势。大同中学的《大同周刊》即因被“认为本刊的稿件大多是校外的”而遭遇同学指责《编后》，《大同周刊》第2卷第6—7期合刊，1936年4月13日。。但在现代社会，不管是用有形的法规条文，还是用无形的俗成约定，欲将社团与刊物限制在一个狭小空间，也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育英半月刊》就常登载艺文中学学生王云和（笔名耿明、君芜等）和吕奎龙的作品；而“哪里去”文学社的核心人物、《育英半月刊》的编者李景慈（笔名林慧文、阿茨等，在沦陷区北平文坛以笔名林榕名世）也常有文字见于《大同周刊》；王云和、吕奎龙和李景慈又与《大同周刊》的编者耶菲、颖灿等联合起来，走出各自的校门，共同主持小报《觉今日报》副刊《文艺地带》，直至结成“北方左联”后期颇为活跃的文艺社团——“泡沫社”。该社社长谷景生（笔名谷峰）是“北方左联”书记，主持社刊《泡沫》的谷牧（笔名牧风）为“左联”组织委员，而上述艺文中学、育英中学和大同中学的几位中学生不仅是泡沫社成立的基础，事实上也成了社团最重要的成员。原本封闭的校刊和校园难以彻底封闭，经由一份小报副刊、一个社团和对革命文学的共同信仰，中学校园与北平这座城市的革命文学史图景联系到了一起。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