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務正
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
【提要】帝王出巡途中御試迎鑾獻賦之士子的召試源于唐。清康熙四十二年聖祖南巡，爲緩和民族矛盾，選拔人才，首舉召試。此後直至嘉慶十六年，多次行之，成爲清代一項重要的考試制度。召試之先，例進呈詩文賦或其他作品，由學政、督撫評定優劣，合格者審定身份后，至行宫或書院參加考試，試題一般爲詩賦論各一道。取中者分一等及二等，一等者往往獲得内閣中書舍人之職，並命一體會試。召試取中一等，爲其進士科考試及今後的仕途打下堅實基礎，從而贏得士子的廣泛青睞，也在一定程度上對清代文學産生影響。召試雖能選拔人才，但有時也受人爲因素的影響，頗多負面作用。召試是盛世的産物，隨着清王朝的衰落，召試也退出歷史舞臺。
文獻記載中以召試命名的考試有兩類，一是帝王或某部門在京師召集相關人員的考試。如《晉書》載授職博士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①；唐代的文館召試，宋代的三館兩制及宗室召試，元代的尚書省掾召試，明代的翰林院、各衙門召試，清代的博學鴻詞科試、特薦召試等即是。二是帝王於出巡途中御試迎鑾獻賦的士子。這種考試此前唐代最盛，《新唐書》云：“天子巡狩、行幸、封禪太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間，不爲無得也。”②宋代亦偶行之。與唐宋相比，清代此類召試次數最多，康熙巡幸江浙，乾隆六下江南，四幸天津，兩至山東，嘉慶巡幸天津與五臺，均御試迎鑾士子，録取人才亦夥。且形成一種制度，《欽定大清會典事例》（以下簡稱《事例》）③卷三五七《禮部?貢舉》、《清史稿》卷八四特設“召試”，均指此種考試。對這一重要考試制度，除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録》中略有提及外，當今學界尚未給予應有的重視，本文試對此作些探討。
一清代召試溯源
清人高晉論召試云：“古者取士，天子有自詔之典，巡狩臨幸，往往見之行在所。”並將其歷史追溯至虞之“闢門”、夏之“龥俊”、商之“旁招”，認爲其與後代召試“若合符節”④。此説爲推測之辭，文獻不可徵。清代召試直接源頭可溯至唐代。唐代帝王出巡不時取士。此可分爲兩類，一是帝王有事山嶽，先期令地方官舉薦士子。唐高宗永淳二年七月庚申，“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嵩岳，仍令天下嶽及京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有孝行、儒學、文武之士”⑤。此次因事未能成行，從詔書中“仍令”可以看出，這種制度在此前即已確立。此後亦有所延續，開元二十年十月丙戌，“命巡幸所至，有賢才未聞達者舉之”即是⑥。二是帝王巡幸途中，士子進獻詩賦獲得召試。開元十三年玄宗封泰山，時年僅八歲的劉晏“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説試之，説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⑦。前者爲制舉中之“嶽牧科”⑧；後者試劉晏一人，史亦未言其受舉薦，知其所應非嶽牧科，此爲清代召試之濫觴。宋襲唐制，賈昌朝亦曾應召試：“天禧初，真宗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召試，賜同進士出身，主晉陵簿。”⑨與劉晏所試相同。唐宋召試，一般是與封禪、郊祀聯繫在一起，與求得祥瑞相匹配；士子進獻詩賦之後舉行考試，取中者授職。清代召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成爲社會反響極大的一種考試制度。
清代召試始於康熙朝，至於具體起始時間，清人有不同看法。吴振棫認爲四十四年聖祖第五次南巡御試江浙士子爲“召試之權輿”⑩，而《事例》、《清史稿》等官方文獻及衆多筆記史料則將第一次召試定在兩年前，即聖祖第四次南巡時。因其關涉到對清代召試制度特徵的認識，有必要一辨。
欲分辨清代召試肇始年代，首先要清楚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兩次南巡考試的情況，同時還要考察此前是否有類似的考試。關於前者，清代文獻記載中存在很多問題，特别是兩次考試取中人員情況。乾隆時趙宏恩等纂修的《江南通志》卷一三六《選舉志》“康熙四十五年聖駕南巡行在召試”條列出録取七十人姓名與籍貫，此中至少存在兩個錯誤：一是康熙四十五年未南巡，應爲上年；二是據此記載，這七十人似均爲此次取中者，實則不然。《清實録》本年四月記載云：戊辰，命翰林院掌院學士揆敍考試浙江舉貢生監等詩字，會同大學士張玉書、陳廷敬閲卷呈覽，以顧祖雍、顧寧遠二人記名。
戊寅……命翰林院掌院學士揆敍考試蘇州等府舉貢生監等詩字，會同大學士張玉書、陳廷敬閲卷呈覽，以汪泰來等五十三人記名。
丁亥……命翰林院掌院學士揆敍，考試江寧等府舉貢生監等詩字，會同大學士陳廷敬閲卷呈覽，以錢榮世等五人記名。《事例》所載與此相同，則此次江浙共録取六十人，而非七十人。《事例》館臣按語中保留了四十二、四十四年兩次考取士子共七十三人之籍貫姓名，據此可知四十二年大概録取了十三人。可見《江南通志》所録並非一次取中者。與《事例》相比，《江南通志》少顧祖雍、顧寧遠及錢榮世三人，其他姓名亦僅有個别字不同。另外，佚名《聖祖五幸江南全録》（以下簡稱《全録》）保留了四十四年録取的除浙江顧祖雍、顧寧遠二人外其他五十八人名單，如果從《事例》記載中剔除這些人，則四十二年録取人員應該就清楚了。只是兩相對照，二者多有不一致之處，兹列表如下（爲方便對照，姓名排列順序有所調整，斜體字爲不同者）：地點《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聖祖五幸江南全録》浙江顧祖雍、顧寧遠無江寧錢榮世、丁圖南、莊楷、洪聲、吴襄錢榮世、丁圖南、莊楷、洪聲、吴襄续表地點《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聖祖五幸江南全録》蘇州
（姓名
相同、
相近者）汪泰來、王、吴景果、徐葆光、周鼎、吴士玉、潘秉均、陸箕永、宫鴻烈、錢元台、杜詔、楊士徽、張宏敏、許懋德、吴光睿、方覲、楊祖楫、董永朝、陸淹、秦培、儲在文、王維淮、楊夔、鄭韻、周旋、沈寅、沈璲、陳王謨、顧嗣立、錢金聲、王時鴻、吴從龍、沈經、張位、王維漢、錢阿瑛、俞楷、于樹範、于枋、劉上駟、吴元豐、張大受、金鈺、楊開沅、李同聲、楊湝、高位、范聖文、吴學禮、鄔維新汪泰來、王、吴景果、潘葆光、周鼎、吴士玉、潘秉筠、陸箕永、宫鴻歷、錢元召、杜詔、楊士徽、張弘敏、許懋德、吴光睿、方勤、楊祖楫、董永朝、陸淹、秦培、儲在文、王維淮、楊夔、鄭韻、周旋、沈寅、沈璲、陳玉謨、顧嗣立、錢金聲、王時鴻、吴從龍、沈經、張位、王維漢、錢阿瑛、俞楷、于樹範、于枋、劉上駟、吴光豐、張天綬、金玨、楊開沅、李同聲、楊濬、高臣、范聖文、吴學禮、鄔維新姓名
不同者汪俊、鄒元斗、郭楨、馮守禮、高不騫、徐球、張果浚、趙侗敩、楊希曾、張育徽、邱起元、郭元鈺、田廣運、宫懋諒、江宏文、王敬銘鄒弘志、吴陳琰、談汝龍（蘇州）
二書人名相近者，經核對，《事例》中之“宫鴻烈”應作“宫鴻歷”；《全录》中之“潘葆光”，趙宏恩《（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三六《選舉志》云“本姓徐”，則与《事例》相同。其他人名《事例》準確而《全録》則多音近形近而誤。《全録》爲汪康年光緒十八年入京會試時偶然所得，並於宣統二年刻入《振綺堂叢書》。在跋語中他推測著者身份云：“著書之人，得按日記載，自是隨扈之人。但書中屢有探聞字樣，亦非得日近天顔。疑是京僚之奔走王事者。”所以此書所記内容，既不可全信，又不可全然抹殺其價值，此書與《事例》所載有五十五人姓名相同或相近，加上浙江的顧祖雍、顧寧遠，則可知四十四年召試取中者五十七人姓名、籍貫。
再看《事例》無而《全録》有的三人即鄒弘志、吴陳琰、談汝龍。顧嗣立《閭邱先生自訂年譜》載其四十四年十月入都録用時，“内侍李玉傳旨：《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命翰林……纂選，其南邊考取舉貢生童人等已到者十三人（顧嗣立、錢榮世、田廣運、鄒弘志、丁圖南、江弘文、陸楷、陳王謨、董永、高位、談汝龍、陸淹、顧沈經），未到者九人（張大受、吴士玉、汪泰來、潘秉鈞、沈寅、錢金聲、劉上駟、鄭韻、范聖文）録選。”考《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卷首詳列纂選官、録選官等姓名。其中録選官一項，列吴士玉等二十二人，與顧譜相比，少錢金聲，因母艱未赴，而替之以陳鵬年。其中亦提及鄒、談二人，似乎此二人爲本年召試取中入書局的。但鄒弘志並非四十四年録取者，據沈欽韓《采蓴辭四首》之二“但吃蓴羹莫做官”句下注云：“康熙三十八年，仁皇帝南巡至東山，鄒弘志種蓴四缸，作《貢蓴詩》以獻，因得與書局，敘官山西嶽陽縣知縣。時人目爲‘蓴官’。”《太湖備考》亦云：“康熙三十八年春，聖祖南巡，（鄒）舜五孫弘志種蒓四缸，作《貢蒓詩》二十首並家藏《采蒓圖》迎駕進之，上命收蒓送暢春苑，圖卷發還，弘志着書館效力。書成，議敘授山西嶽陽縣知縣，時人目爲蒓官。”二者記載大致相同，可證鄒弘志於康熙三十八年因獻詩入書局。至於談汝龍則不可考。詔書云“南邊考取”，並未確切説是四十四年，應該包括此前幾次南巡所取者。就此推斷，談汝龍大概也非本次取中之人。而吴陳琰，《國朝杭郡詩輯》卷八云其康熙四十二年御試一等，《杭州府治》卷一一一同，可見其非四十四年録取者。《全録》名單中收此三人，應誤。
《事例》有而《全録》無的十六人中，據沈德潛《清詩别裁集》，“聖祖第三次南巡，山樵（汪俊）獻詩，命入書局纂修，議敘得官”，可知汪俊爲三十八年南巡獻詩而入書局者；據馮桂芬《蘇州府志》，鄒元斗“康熙四十四年南巡召試，授中書科中書”，是爲四十四年召試録取者；據戴名世《傅天集序》，“歲乙酉，天子南巡狩，駐蹕淞江。查客（高不騫）自以舊臣之子，拜迎道左，恭獻詩篇。天子覽之嘉嘆，屢召蒙試，恩寵頻頒”，則高不騫亦爲四十四年録取者；據宋犖《薦士折》及顧嗣立《閭邱先生自訂年譜》，四十四年特疏薦舉張大受等五人應試，其中就有郭元釪（《事例》作“郭元鈺”，誤），可知其亦爲本年録取者。《事例》之“江宏文”，應爲“江弘文”。顧嗣立《閭邱先生自訂年譜》、趙宏恩《（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三六《選舉志》、吴榮光《吾學録初編》卷五“貢舉門”所列康熙召試録取人員中，均作“江弘文”，“宏”應是後來避乾隆之諱而改。據宋犖《漫堂年譜》，康熙四十二年時爲監生的江弘文獻詩蘇州，聖祖命張玉書、孫岳頒、宋犖同閲。三人閲後奏云：“弘文詩雖未成，青年可造”，“上命發還”。可知江此年未録取，而出現在顧譜修書名單中，則亦爲四十四年取中者。如此計算，則本年召試取中者就有六十一位之多，較《實録》及《事例》多出一人，應有摻入者，俟考。
十六人中再除去可考知爲四十六年第六次南巡進獻書畫取中的王敬銘，其餘之郭楨、馮守禮、徐球、張果浚、趙侗敩、楊希曾、張育徽、邱起元、田廣運、宫懋諒等，加上吴陳琰共十一人應爲四十二年召試取中者。
由此可知，《事例》雖認爲清代召試始於康熙四十二年，但卻誤將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取中之汪俊、鄒弘志及四十六年取中之王敬銘等列入其中，存在着明顯的混亂。
康熙三十八年南巡亦取中數人，是否説明清代召試權輿於此年呢？答案是否定的。由上引文獻可知，汪、鄒二人主動迎鑾獻詩，得到聖祖欣賞，命入書局，然未就此舉行特别的考試。本年獻詩者還有吴廷楨、顧嗣立、張大受等人。聖祖南巡由浙回蘇，“長洲舉人吴廷楨駕小舟，迎謁水次，召對賦詩稱上意，大喜。於是詢知其以冒籍黜者也。詔復之，復詢‘才如爾者更有誰’？廷楨舉其友張大受、顧嗣立對。明日回艫，上皆召見，撤尚方猊糖以賜，命兩近臣送之歸”。王應奎《柳南隨筆》詳細記載吴廷楨召對賦詩的情景：“至是獻詩，上覽而稱善，命登御舟賦詩，賜韻三江。廷楨應製云：‘緑波瀲灩照船窗，天子歸來自越邦。忽聽鐘聲傳刻漏，計程今已到吴江。’賦畢進覽，天顔有喜，給以御箭，俾次日至行宫。及至，命復還舉人。”在昭槤《嘯亭雜録》的記載中，吴廷楨此次召對展示了敏捷的詩才，深得康熙的讚賞：“聖祖南巡，（廷楨）嘗迎駕於郊，宋漫堂（犖）指以奏曰：‘此吴中才子也！’上因命扶上御舟，當面御試，以聖駕巡幸爲題，限江韻。吴應聲曰：‘龍舟彩鹢動旌幢，聖主巡方至越邦。’上問侍臣曰：‘舟至何處？’對曰：‘已至吴江。’公乃續曰：‘民瘼關心忘處所，侍臣傳語到吴江。’上笑曰：‘即景生情，真才子也。’因欽賜舉人。”這些記載雖稍有不同，但大致情形比較清楚：吴廷楨此次經江蘇巡撫宋犖推薦，先是迎鑾獻詩，既召對賦詩稱旨，復還舉人。
吴廷楨推薦的顧嗣立、張大受亦受到聖祖的接見。顧嗣立《閭邱先生自訂年譜》本年記載云：“（康熙）命近侍問張、顧二臣者再。初四日，車駕自蘇北發，嗣立同大受至射瀆跪送道傍。上問知爲二臣，命侍衛海青召至槳船，並御舟俯伏。上顧謂侍臣曰：‘此二人乃蘇州名士也。’嗣立恭進《萬壽盛德詩》一千字，又絶句十首。……因問及家世。……上又問曰：‘汝是舉人否？’嗣立對曰：‘臣是丙子科副榜貢生。’因進《元百家詩》九卷……復進《韓愈詩集注》十一卷。……上心甚悦。……隨命内侍出餅果一筐分賜三臣。”在此記載中，顧嗣立亦僅有獻詩及著作之舉。
就以上記載來看，三十八年南巡士子自發進獻詩歌及著作或書畫作品。吴廷楨情況稍微複雜，因獻詩得到聖祖接見，並命題限韻作詩，所以昭槤《嘯亭雜録》稱之爲“御試”。但這僅是個别現象，亦屬康熙一時興起的舉動，尚未形成制度。不過與後世相比，顯已具召試雛形，如進獻詩賦，召對賦詩，賜（復）科名或命入書局修書等（詳後）。可以説，康熙後期及乾嘉朝召試制度是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的，其意義不容忽視。
四十二年、四十四年情況則有很大不同。《事例》云：“康熙四十二年，聖祖仁皇帝巡幸江浙，御試士子，中選者賞白金，令赴京録用有差。”此中言及“御試士子”，應爲康熙欽命考試，至於詳情，宋犖《漫堂年譜》本年二月記載云：“十一日抵蘇州，駐蹕織造衙門。吴縣人倪矞、監生江弘文獻詩，上命大學士張玉書、祭酒孫岳頒暨臣犖仝閲覆奏。臣等奏云：弘文詩雖未成，青年可造；矞用韻雜亂。上命發還。”此已命官員甄别進獻詩賦諸士，文獻稱爲“御試”大概是就此而言。顯然這是一次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與此前相異。
至四十四年，《事例》則明確記載云：四十四年，聖祖仁皇帝巡幸江浙，諭江南、江西總督阿山等：内廷供奉諸翰林，雖皆善書，但朕勤心典籍，卷帙繁多，現在供奉人員，繕寫不給。爾等出示傳諭安徽、江蘇舉貢生監等，有精於書法願赴内廷鈔寫者，赴爾等衙門報名，至浙江亦照此傳諭。朕親加考試。特諭。〇是年，考取舉貢生監等詩字，浙江顧祖雍、顧寧遠二人，蘇州汪泰來等五十三人，江寧錢榮世等五人。均記名録用，並給白金有差。《聖祖仁皇帝實録》卷二一九所載相同。可知此次考試的目的、對象、内容、録取人數及待遇等。與上次考試相比，有共同之處：首先，是一次有組織的考試，四十四年考試前還預先通知士子；其次，康熙親自主持考試；第三，録取人員均有不同任用；第四，録取人數多，四十二年大概十餘人，四十四年六十人。就此來看，這兩次考試與唐宋已有不同，不再是隨機的配合封禪、郊祀求得祥瑞之舉，而有着明確的選拔人才之目的。同時，也與此前康熙出巡召對士子相異，已形成一定的程式，爲乾嘉兩朝召試之先聲。所以《事例》及《清史稿》等多種文獻將清代召試溯源至康熙四十二年。吴振棫認爲四十四年南巡御試爲召試權輿，可能是因爲此次考試情況文獻記載更清楚的緣故。
二南巡與召試
古時天子四時巡狩，一個重要目的爲觀風。《禮記?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太師採民間歌謠，整理後進獻於天子，使得在上者得以觀人間安樂疾苦，及時調整治國之策。漢代文學侍從之臣在帝王出巡途中進獻己作詩賦，並形成定制。如揚雄從漢成帝幸甘泉，獻《甘泉賦》；從幸河東，獻《河東賦》。班固“每行巡狩，輒獻賦頌”。由此發展到非文學侍從之士進獻，且稱旨者授職。馬融在漢安帝東巡岱宗時，“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時馬融正出爲河間王廄之長史，緣此重返京城。唐宋時期，對於那些無功名之迎鑾士子，在其進獻詩賦後加以考試，並授以官職，劉晏、賈昌朝正是如此。進獻詩賦之目的從觀風逐漸發展到與選拔人才相關。清代帝王出巡召試，亦合此二者而言。此舉誠如清人高晉所云：“《王制》陳詩以觀民風，詠歌之中，風俗形焉。多士就瞻之時，具有詩賦之獻。今之進諸學臣者，即古之陳諸太師者也。其風肆好，下徵民俗之美，上昭文治之光。用是召試之典亦行。”乾隆十六年巡幸江浙，諭曰：“朕省方觀民，南巡江浙，羣黎士庶，踴躍趨迎，就瞻恐後。紳士以文字獻頌者，載道接踵。愛戴之忱，有足嘉者。朕已疊沛恩膏，隨時賞賚。……兹之于于而來，皆棫樸作人久道所貽也。夫膠庠之秀，志切近光。其積學有素、文采穎異者，加之甄録，良合於陳詩觀風、育才造士之道。”鑒於江浙紳士迎鑾時主動進獻詩賦的熱情，高宗借此選拔人才，目的十分明確。
清代召試最初是在南巡途中特别針對江浙士子而開設的。康熙三次東狩，五次西巡，雖也訪問人才，但未有召試之舉。四十一年聖祖東巡，詢問迎駕的直隸巡撫李光地云：“野寧有遺賢乎？”李以何焯對，“既召試，遂直南書房，賜舉人，偕禮部試”。此名“召試”，似乎何焯經此試後進入南書房並賜舉人。然考王士禛《香祖筆記》云：“上召……長洲監生何焯、休寧監生汪灝于南書房，屢試詩及制舉文，特賜焯、灝舉人，明年一體會試。”《清史列傳》亦云：“光地以焯薦，召直南書房。明年，賜舉人。”可見何焯被薦時召而未試，進入南書房“屢試”後方賜功名。召試之舉肇始於南巡，實無異議。
另外，康熙兩次南巡召試取中者，均爲江浙之士。此後乾隆六次南巡，也僅召試此地士子。四十五年參加召試的王芑孫《三月二十六日召試於鍾山書院恭紀四首》其一有句云：“薈集三都會。”句下注云：“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之士咸在。”四十九年巡幸江浙，諭云：“浙江、福建進獻詩册，考取一等之……浙江省考列二等之……福建省列爲二等之……”也僅江浙及所轄區域。後來乾隆巡幸山東、天津，嘉慶巡幸天津、五臺，均舉召試，而參加者則是全國各地士子。且録取爲一等的江浙也遠遠多於其他地區。乾隆四十九年參加召試的趙懷玉《三月二十七日聖駕駐蹕江寧召試鍾山書院越日恩授内閣中書恭紀三首》其一“由來江國常居最”句下注云：“江浙召試最優，他省皆不得與比。”此既有各地士子才學的差異，也有録取人數多寡的不同。也就是説，召試主要是爲江浙一帶士子而設。
康熙、乾隆下江南，並爲江浙士子特别開設召試，體現出清代最高統治者對這一地區的重視，此舉有着深刻的用意。
首先，清初江浙一帶遭受重創，清廷需調整政策，籠絡該地士子，促進文化發展。自宋以後，江浙成爲歷朝經濟、文化的重心。然清初江浙抗清情緒較其他地區强烈，爲維護統治，“朝廷有意與世家有力者爲難，以威劫江南人”。清初江南三大案，即通海案、哭廟案、奏銷案由此發生。這些大案給江南文化造成嚴重創傷，順治十八年通海案，“屠戮滅門，流徙遣戍，不止千餘人”；同年的奏銷案，“仕籍﹑學校爲之一空”；哭廟案中，蘇州以金聖歎爲首的一百二十多位文士慘遭殺害。經歷這麽多變故，“于是一種前所少有的舊巢覆破、新枝難棲的惶惑、驚悸、幻滅、失落之感，伴隨憤激、悲慨、哀傷、寒苦等心緒，纏繞緊裹着南北各層面知識之士”。這種感覺在南方知識分子尤其是江浙一帶士子中更爲明顯。隨着社會的逐漸穩定，清廷開始以懷柔政策對待這一地區，重視該區域的民生發展。南巡就帶有此種目的。爲治理黄河水患，康熙帝二十餘年間六次南巡。在三十八年的《南巡詩序》中康熙云：“朕三度南巡，咸因視河，親爲籌畫，遂至江浙，察吏安民。所歷之處，隨其時宜，廣沛膏澤，拯疾苦焉。……凡朕篇章所寓，時以民生風化爲念，即間於眺覽之際，抒寫景物，指顧山河，要其寄託，則自有在也。”第三次南巡，江浙士子已自發進獻詩賦。有鑒於此，聖祖于第四次南巡舉行召試，此次録取規模雖不小，但所取傑出人士無多。然從第五次録取情況看，不管是數量還是質量，已遠遠超過前此。這充分表現出江浙士子對這個政權的認同感已經增强，召試目的基本達到。乾隆六次南巡動機雖與其祖不同，帶有好大喜功的炫耀心理，不過當他看到“紳士以文字獻頌者，載道接踵”時，一邊“疊沛恩膏，隨時賞賚”，一邊命學臣“加之甄録”，續康熙之舉開召試之典。這些措施無疑有利於江浙地區文化的發展。
其次，江浙爲“人文淵藪”，衆多士子難以通過進士科考試入仕，需辟以他途。由於江浙地區文化發達，教育程度高，所以士子文化水準普遍優於其他省份，在科舉考試中亦占有絶對優勢。據范金民統計，明代共有狀元89人，江南多達21人。康熙三十八年之前，清代産生狀元21人，其中江浙多達17人，不愧“人文淵藪”之稱。正因如此，江浙兩省的鄉試解額也最多，順治初，“順天、江南皆百六十餘名，浙江、江西、湖廣、福建皆逾百名”，“康熙間，先後廣直省中額”。然解額雖多於其他省份，不過對本省士子來説，衆多人才仍然受制於此。康熙也意識到這個問題，認爲“江南、浙江爲人文薈集之地，入學額數應酌量加增”，並在三十五年增加江南20名鄉試解額，浙江、福建各增15名，但依舊難以爲衆多士子開闢入試通途。於是在鄉會試之外，通過其他途徑來選拔江浙人才。最著名者爲康熙十八年博學鴻詞科，此次共録取50人，其中江蘇23人，浙江13人，安徽3人，占總人數的近80%。一等20人中，江浙竟有15人。此試雖不只是針對江浙士子，但實際上解決了該地區大批文士的出路問題。乾隆丙辰博學鴻詞科及十六年的保舉經學，録取者也多爲此地士子。康熙南巡江浙，廣泛録取江南文士，正是出於這方面的考慮。後世相沿，“辟門龥俊，務博其途”，通過召試録取大量江浙士子，且在授職上予以其他地區所没有的優待，也體現出對此地人才的垂青與照顧。
第三，以召試選拔江浙文士，也是潤飾文治的需要。康熙重視文教，認爲“治道在崇儒雅”，爲此他將一些著名文士如王士禛、何焯、方苞、査慎行等提拔進入翰林院，以此展示其重文的傾向。在出巡時亦常詢問大臣本地是否“野有遺賢”，並召對試其才學。重視文教的另一舉措是編纂書籍，康熙、乾隆兩朝所編書籍卷帙之繁是前代無法比擬的，《明史》、《歷代賦彙》、《全唐詩》、《古文淵鑒》等大型圖書的編纂需要衆多文采優異之士。詞垣中“職司修纂”的翰林官人數最多時，僅編修、檢討就有二百餘人，庶吉士亦有五六十人。應付不了時，便從社會上招攬人才，康熙十八年博學鴻詞科諸公録取後即進入《明史》館修書。第四次南巡，亦正趕上康熙“勤心典籍，卷帙繁多”，以致“供奉人員，繕寫不給”之時，於是便下諭考試迎鑾獻賦諸士詩字，選拔才士入内廷編書。這次録取者有二十二人受命編纂《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顧嗣立還參與修撰《皇輿全覽》等書；吴景果除修撰《子史精華》外，還與杜詔、吴學禮纂修《歷代詩餘》，杜詔另分修《詞譜》等。江浙士子的文才在修書中發揮了作用，朝廷根據其功績議敘授官，是爲一舉數得之事。其後乾嘉二朝雖不再僅爲修書舉行召試，但亦效法聖祖，一等者有時也派入書館。乾隆二十七年嚴長明召試一等授内閣中書，“甫任事，即奏充《方略館》纂修官”；録取二等者根據其意願也可入書館謄録效力。乾隆三十八年巡幸天津諭：“此次考列二等，有願在《四庫全書》處効力者，准其在謄録上行走。”四十一年巡幸山東、天津亦如之，這是謄録《四庫全書》人手短缺之故。嘉慶朝因文穎館修書，其召試考列二等之人，亦令充文穎館謄録。而江浙士人文采優於其他區域，故在召試中占有明顯的優勢。
由上可見，産生於南巡途中的召試有着鮮明的政治、文化意圖。乾隆中期以後，召試由江浙擴大到其他地區，三十六年巡幸山東亦舉召試之典；此後巡幸天津、山東等地均照從前巡幸江浙之例命題考試，召試已成爲一個面向全國的考試。嘉慶十六年巡幸五臺之前，山西學政黄鉞鑒於“西巡五臺向無獻賦召試之例”，於是奏請，“特蒙俞允”，山西這樣文化落後地區亦行召試，不過這竟成爲召試在大清王朝歷史舞臺上的最後一次亮相。
三召試流程
嘉慶十六年，仁宗巡幸五臺，山西學政周系英奏辦理召試章程，諭云：“向來迎鑾士子，加恩召試。雖經辦有成案，但未明章程，辦理未能劃一。”可見關於召試，此前並未有明確的章程，然從康熙朝始，畢竟“經辦有成案”，還是有一套相對穩定的流程和制度，兹對此作簡單考述。
（一） 進獻詩文
形成制度的召試，士子在試前例先進獻詩賦。進獻之作，以詩、賦及文爲主，間有戲曲，多爲紀頌巡幸盛典之作。康熙四十四年，聖祖南巡，杜詔以諸生進《迎鑾詞》；駕幸惠山，又進《梁溪望幸詞》。乾隆十六年南巡，廖炳泰“獻詩頌六巡之盛”；厲鶚與吴城共撰《迎鑾新曲》，吴城所作爲《羣仙祝壽》，厲鶚所作爲《百靈效瑞》，二者皆爲戲曲。嘉慶朝兩次應召試的龍汝言《賜硯齋集》中收録了進獻詩册和賦册，保存了進獻之作的原型。所獻詩册兩卷，各有四册，第一册《恭集御製詩文謹序》一篇、第二册《恭集御製詩上平聲韻五律》十五首、第三册《恭集御製詩下平聲韻五律》十五首、第四册《恭集御製詩疊上平聲韻五律》十五首、第五册《恭集御製詩疊下平聲韻五律》十五首、第六册《恭集御製詩再疊上平聲韻五律》十五首、第七册《恭集御製詩再疊下平聲韻五律》十五首、第八册《恭集御製詩文敬成頌九章》。詩册前有《聖駕巡幸淀津閲視河堤各工恭紀》一文，可知是十三年嘉慶巡幸天津時進獻之作。所獻賦册兩卷，包括《西巡肇舉賦》、《祗謁西陵賦》、《迎鑾賦》、《五臺山賦》、《文殊佛蹟》、《聖駕瞻禮各寺爲民祈福賦》、《回鑾賦》、《巡典慶成賦》。賦集前有《聖駕巡幸五臺恭紀》一文，知是十六年嘉慶巡幸五臺時進獻之作。
除自獻，學政、督撫也可代爲推薦。康熙四十四年，江蘇巡撫宋犖以《江左十五子詩》進呈行宫，特疏薦舉張大受、宫鴻歷、吴士玉、郭元釪及顧嗣立五人。是集爲宋犖所編，收轄内十五位士子詩文。在他的推薦下，這五人均參加召試並被録取。乾隆二十二年南巡，江蘇學政李因培以王昶所獻迎鑾詩賦進呈，最終王氏也以一等取中。能得到這些在位者推薦，可收到極佳的效果。
進獻詩賦是參加召試的必要途徑，但並不是所有進獻者均能入選。唐《國朝學案小識?蔣雍植傳》云“凡諸生獻賦者悉命召試”，似乎乾隆十六年所有進獻詩賦者均准試，但事實並非如此。據惠棟記載，此次江蘇進獻詩賦者一百三十三名，准試三十五名；安徽三十九名，准試十二名。乾隆另准翁照、陸遵詩、陸授書三人與試。另浙江亦僅有二十九名准試。可見這一關遭淘汰者甚衆。
進獻的詩賦由本省督撫或學政評閲優劣，刷選淘汰。康熙朝由督撫等人評閲，前舉宋犖《漫堂年譜》所記可知。乾嘉朝則由本省學政評閲，十六年，江蘇進呈詩文“業經學政莊有恭遵旨詳閲奏聞”，復命浙江學政雷鋐分别去取該省士子進獻詩文，安徽各屬進獻詩賦之生監等，“亦令該學政分别去取”，本年安徽學政爲雙慶。自是之後形成定制，“諸生獻賦例由學使者考送”。清代學政是由朝廷委派到各省教導士子、主持院試，並督察各地學官的官員。因他們多爲翰林出身，且對本省士子情況瞭解，故負責去取進呈詩文之任。清代知名之士進獻詩賦很容易通過，就與學政對他們的了解有關。學政也極力爲本省知名之士提供方便。乾隆四十五年，趙懷玉因事耽誤，“恐學使者已出迎鑾。及寶應，遇來舟阻風，詢之，則學使者劉公墉之舫也。……往謁，遂得注名册中”。趙懷玉也在本次召試中考取一等。
名單經學政擬定後進呈御覽，方能進入下一輪考試。
（二） 考試資格
康熙朝參加召試者，一般爲未經授職的舉貢監生童等。四十四年四月初五上諭：“傳與浙江巡撫，這進過册頁浙江人員内舉貢監生童，着速傳集杭州府城聽候考試。”十三日又諭江蘇巡撫宋犖等“考試舉貢監生員並獻册頁童生人等”。可見只有舉貢監生童等身份者方可入試，乾嘉朝參加召試者亦絶大多數爲這類人。康熙朝尚無進士參加召試，而乾隆朝由於進士人數增多，每科均有未能授職而歸班銓選者，這些人也可參加召試。如孫士毅，“辛巳（乾隆二十六年）以二甲三名成進士，卒不用。壬午（乾隆二十七年）南巡，應召試。謂家人曰：‘此試不得官，當沉西湖，不復與若輩見矣。’已而以中書用。前此召試俱以諸生入選，以進士召試，自文靖始也”。中云孫氏爲進士應召試第一人，其實在他之前尚有孫夢逵、王昶諸人，此後吴泰來、張培、馮應榴、張虎拜等，亦均以進士身份准試，且多取中一等（張虎拜爲二等）。
乾隆朝召試考試，“原以振拔單寒，爲苦志力學者勸”，但由於召試的影響力，吸引了各階層的士子，尤其是當朝達官顯宦之子弟與試，必然産生很多問題。乾隆五十三年，御史龔驂文奏：“此次天津貢獻詩賦士子，有由三分四庫全書總校賞給舉人者，又有兩侍郎一巡撫兩藩司親子，及京堂翰詹科道子弟遇鄉試之年例入官卷者。應逐一查明，嚴加防範，以祛替倩。”這些人加入召試的行列，一方面堵塞了單寒苦志之士的進身之路，另一方面也給考試帶來混亂。乾隆覽奏之後，即下詔對應試資格作了規定：朕向來省方觀民，清蹕所臨，士子迎鑾獻賦，舉行召試，量才録取，分别賞給中書、舉人，原以振拔單寒，爲苦志力學者勸。若此等士子，因其父兄已登仕籍，均得邀恩以官卷入場應試，則自有出身之途，又何必於巡幸時進獻詩賦，冀圖録取，侵占寒畯之路？至由三分四庫全書總校議敘賞給舉人者，伊等以讎校微勞，得厠舉科，已爲儌倖，若又應召試，復思倖獲，尤屬不知止足，豈朕加惠寒素、勸勵績學之意。所有此次進獻詩賦士子，内而京堂，外而督撫、藩臬及翰詹科道子弟，並校書賞給舉人，及由俊秀報捐貢監生者，竟著毋庸考試。此後嘉慶十六年巡幸五臺，又諭：此次朕巡幸五臺，所有應行召試士子，京官除現任京堂及翰詹科道、軍機章京，外官除督撫、藩臬及道府以上之親子姪兄弟，俱着迴避，毋庸與試。仍准其進册。其業經病故、離任緣事在籍，及其餘京外各官之親子姪兄弟，俱准其與考。綜合以上兩諭，可知乾隆後期以下人員不得參加召試。
1.例入官卷者。康熙三十九年，“以大臣子弟鄉、會試取中者多，命另編字號，於是編官字號”。他們另行考試，以人數多寡，各分定額取中，此即官卷。這些大臣包括京官與外官，京官指京堂、翰林院、詹事府、六科給事中與都察院十三道監察御史等衙門官員，外官指督撫、藩臬及道府以上人員。其子弟以官卷入場，出身較易，故不許召試。這種限制在乾隆五十三年之前是没有的。以乾隆四十九年召試爲例，劉逢禄《先府君行述》云：“甲辰歲，應南巡召試，高宗純皇帝親置第一。謝恩日，知爲文定公少子，喜謂侍臣：‘是能世其家者。’思欲大用矣。”劉逢禄之父劉召陽爲文定公劉綸第三子，此時文定公雖已辭世，但其次子即劉召陽二兄劉躍雲正爲詹事府詹事、内閣學士加禮部侍郎銜提督江西學政。若按五十三年條例是不能參加召試的，可他不但准試，還被録取。而五十三年參加召試的人員中有“兩侍郎一巡撫兩藩司親子，及京堂、翰詹科道子弟遇鄉試之年例入官卷者”，這些高級官員子弟科途已享受特權，因此不准參加該項考試。和乾隆之諭相比，嘉慶朝限制稍寬，“其業經病故、離任緣事在籍，及其餘京外各官之親子姪兄弟”准其參加召試。
2. 俊秀報捐貢監生者。“凡官之出身有八……無出身者……漢曰俊秀。”俊秀援例捐納若干即報捐獲得貢生者曰例貢，報捐監生者曰例監。雖有功名，但在授官時遭受歧視，被稱爲“異途”，“不得考選科、道。……不爲翰、詹及吏、禮二部官”。而召試録取後一般任職内閣中書，故而以俊秀報捐貢、監生者不得與試。但嘉慶上諭中已無此規定，説明僅在乾隆後期的召試中執行。
3.校書賞給舉人者。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完工，在抄寫四部藏於北方之後，高宗又命招聘人員續繕三部分庋於江浙一帶。兩年後，時任《四庫全書》館總裁的質郡王永瑢等奏：“遵旨恭辦江浙三分四庫全書，前經挑選書手一千名……告竣後，仰懇賞給舉人，准其會試。”至五十三年，這些由總校議敘賞給舉人者亦參加召試。乾隆認爲他們“以讐校微勞，得厠舉科，已爲儌倖。若又應召試，復思倖獲，尤屬不知足”，於是亦“竟著毋庸考試”。只是這條規定針對當前情況，屬暫時的條例。
由上可以看出，參加召試者身份之限制呈前寬後緊之態，乾隆五十三年是個分水嶺。這一方面體現照顧貧寒單弱之族的用心，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其時召試廣受重視，各色人等均擬通過此科走宦途捷徑。
（三） 考場
召試于出巡途中舉行，考場的設置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康熙四十四年召試考場無固定所在，浙江設在府學明倫堂，四月初六日，“遣翰林院學士蔡、揆等位往府學明倫堂考試”；而江寧召試則設在貢院，二十三日，令應考人員“俱於明早齊集貢院，聽候點名散卷”；第二日，“中堂張、陳，掌院學士揆敍，翰林院學士查升，齊至貢院監試應考舉貢監生童”。
乾嘉朝召試考場一般設在省城。乾隆十六年江南考場可能設在行宫，《錢辛楣先生年譜》云：“有詔召試江寧行在。”此後由於參加者衆，行宫考試不便，故考場改設在省城著名書院。乾隆二十七年參加召試的嚴長明《嚴冬有詩集》卷五有《三月二十六日召試鍾山書院》一詩。四十五年參加召試的王芑孫《淵雅堂全集?詩稿》卷二中有《三月二十六日召試於鍾山書院恭紀四首》，四十九年參加召試的趙懷玉《亦有生齋集?詩》卷七有《三月二十七日，聖駕駐蹕江寧召試鍾山書院，越日恩授内閣中書，恭紀三首》，其一云：“詔書昨夜岀行宫，校士仍從講院中。數典共追庠上下，畫疆還按座西東。由來江國常居最，只有詞科合嫓隆。莫道雲霄致身易，幾人頃刻快摶風。”第四句下注云：“是日江蘇士子在左，安徽、江西在右。”可知江南省考場設在鍾山書院，所轄之安徽、江西士子亦至此考試。
照江南之例，浙江召試考場可能設在杭州敷文書院。從《南巡盛典?天章》的記載來看，乾隆巡幸浙江，每次定要到敷文書院，均題詩一首，另有匾額之賜。四十九年召試之後，乾隆復至。取中一等一名的張師誠在其年譜中云：“越日，駕臨敷文書院，道旁叩謝，奉命和詩。”考試之後乾隆駕臨敷文書院，可能是來接見聚集在此的取中士子；張氏並非書院學生，之所以俯伏書院道旁謝恩，合理的解釋是他在此地應考。
江浙之外地區的考場，應設在行宫。關槐應“御試於天津柳墅（行宫）”；秦瀛應試山東，“召試於泰安行在”。這些地區入選召試者少，行宫亦能容納，不必再去書院。至於五臺的召試考場，則文獻不可徵，難以考實。
考場派監試大臣、侍衛護軍等“監視稽查，以昭嚴肅”。前舉王芑孫《三月二十六日召試於鍾山書院恭紀四首》其一“監臨八俊賢”句下注云：“監試王大臣凡八人。”其三“案差堂上下”句下注云：“監試王大臣設案南向，學臣設案東北向。”可見監考者尚有學政。親王大臣和學政座次方向不同，是爲了更好地監試“諸生分坐兩楹”的考場。嘉慶時則由親王帶領侍衛監試，十三年召試，由“定親王綿恩、貝子丹巴多爾濟帶領侍衛八人奉命監場”。但在書院等處召開如此重要的考試，易生弊端。乾隆五十三年御史馮應榴奏云：“考試之地，既非殿廷貢院，難保無傳遞代倩等弊。且各省士子雜湊，設有頂替，監考官無從辨認。並恐有豫購重卷，臨期探題倩代，乘機傳换。”針對這些情況，馮應榴提出應對措施：“先將召試士子，確加詳覈。其需用試卷，按照人數，慎密鈐印，毋許吏胥私行多備。並令監考官嚴禁隨從人等出入。併照科場新例，不准换卷。”
（四） 考題
考題由皇帝御定，所以被稱爲御試。康熙四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皇上遣侍衛捧御製題目……至貢院”；《高宗純皇帝實録》云：“學政等恭請欽命試題。”從清人一則有趣的記載中也可以看出考題爲皇帝所出，吴振棫《養吉齋叢録》卷一〇云：“乾隆丁丑，浙江召試，詩題‘循名責實得田字’。御筆草書，諸生莫辨，押‘因’字、‘思’字者多，押‘田’字僅二卷，難定去取。次日復試以‘蠶月條桑’詩。”此不僅可見試題爲皇帝欽命，而且還是御筆親書。
康熙朝考題與乾嘉朝有所不同。聖祖爲修書選拔繕寫者，故考詩、字。詩題一般爲恭和御製，四十四年浙江考題爲“賦得御製芳辰麥隴布和風”，蘇州考題爲“御製上幸雲棲寺七言律詩”，江寧考題爲“御製回舟至常州府是夜甘霖大霈元韻七言律詩”。不善作詩者，“即寫楷書御詩進呈御覽”。詩可以和一首，也可和兩首四首不限。考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僅作詩，或詩字並作。如吴學禮，“應御試于蘇州，賦詩四章，書‘皇圖鞏固’四大字”。此次他與范聖文、鄔維新以能書被取中。自乾隆十六年始，由於考中一等者一般授爲職掌撰文的内閣中書，故考試突出文學才華，考題定制爲律賦、試帖詩、論（或策）各一道，此後至嘉慶朝相沿未改。
（五） 閲卷
閲卷大臣一般爲隨行官員，有大學士、各部尚書、侍郎，以及當地督撫、學政等。乾隆三十年江南召試閲卷者爲大學士仍理兩江總督事務尹繼善、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暫留江南巡撫莊有恭、户部尚書于敏中、户部左侍郎兼管順天府府尹事錢汝誠、安徽學政全魁等。乾隆四十五年江南召試閲卷大臣爲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嵇璜、户部尚書梁國治、户部左侍郎董誥、户部右侍郎江蘇學政彭元瑞、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嵩貴等。
至於閲卷標準，康熙朝考詩及字，兼重才學與書藝是理所當然的。乾隆朝亦重書法，甚至有因字廢文者。徐珂《清稗類鈔》載：“秦小峴侍郎瀛博學工古文，而書法素非所長。……聞高宗東巡泰山，特赴召試之典。……題爲‘東方三大賦’，首段渾冒三項，以下分點三段。大臣擬取十餘卷，上閲之，無當意者，因問大臣曰：‘通場試卷竟無一知題義者乎？’大臣對曰：‘有一卷分點三大，以書法太劣，擯之。’上曰：‘顧其學如何耳，何以書法爲哉？’命亟以進，覽之稱善，御筆加圈點，拔置第一。”秦瀛差點因書法不好被黜，可見書法是當時録取的重要標準之一。之所以如此，不僅受其時進士科考試重字之風影響，更與録取一等後授職内閣中書舍人有關。清代此職掌繕寫册寶誥敕，“專以字畫工楷爲重”，故重字是必然的。
錯别字亦是影響録取的重要因素。如陳初哲，“與仲弟希哲以詞賦相淬厲，吴中有‘二陳’之目。三十年，聖駕南巡，昆弟並以獻賦召試行在，仲弟名列高等，授内閣中書，而公以論誤寫一字置乙等”。《（同治）蘇州府志》載：“汪廷楷字端揆，廩生。乾隆五十九年在天津迎鑾獻賦，召試擬第一，以不附權要，賦中‘謂’字誤書‘爲’字，爲内侍所指，欽定二等一名，賞緞二匹。”兩人本來可以欽賜舉人，結果因一字之錯僅得緞二匹。可見錯别字亦是評判的標準之一。
三場考試中賦最爲重要。賦題一般出自康熙年間陳元龍編《歷代賦彙》，唐秉鈞《文房肆考圖説》卷八云：“凡出賦題，若朝考、召試，《賦彙》上舊題居多。”如果賦題不是出自於此，則知曉題目出處極爲重要。乾隆四十一年召試賦題是“東方三大賦”，高宗竟發現大臣擬取試卷中無一當意者，便召見大學士于敏中詢問“諸生中有知‘東方三大賦’題來歷者否”，于敏中以秦瀛卷對，遂入選。而秦瀛之所以知曉題之出處，據説有一段機緣巧合。徐珂《清稗類鈔》載：“偶於市中見鈔白破書一本，皆記零星典故，以五錢得之。歸而略一披閲，有一條曰：‘東方三大者，謂泰山也，東海也，孔林也。’”就是這次偶然的機遇改變了秦瀛的命運。乾隆五十三年召試賦題爲“石渠惇誨賦”，出自班固《兩都賦》：“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這本不是什麽僻典，但似乎知道的人不多。王芑孫及王蘇就是因爲知曉賦題而録取，其《召試入一等引見賜舉人恭紀四首》其三“數典微長邀特擢，勉將根柢勵華囂”句下注云：“芑孫及家延庚（王）蘇卷皆以粗曉賦題出處，倖列一等。”可見，知曉賦題出處也非常重要。
（六） 録取
録取名次一般先由閲卷大臣擬定，最終由皇帝決定。秦瀛遭遇就説明這一點。另如趙懷玉，四十五年召試時，名在第七卷，乾隆召閲卷官詢問試卷中詩有知押元暉者否，而其詩適合，遂移置第三；四十九年劉召陽被乾隆“親置第一”；嘉慶十三年的方士淦，進呈時名列第八，“御覽將五名内摘黜二卷，遂第六，復蒙皇上拔置第五”。這與殿試前十名的排定相似。名次的決定並不完全根據文學才華，如龍汝言，之所以兩次召試均取中第一，很大程度在於其“所進册賦，恭集御製之疊上下平韻，俱能穩愜”，給帝王留下深刻印象對取得好名次大有益處。
乾隆五十三年，在御史馮應榴的建議下，確定録取名單之前還要核對身份，特别是取入一等的試卷：“進呈欽定發下，拆開彌封後，交軍機大臣公同監看本生，當面核對文理筆蹟。與原卷相符，方准引見邀恩。如有不對，即奏明扣除究治。”
名次擬定之後，録取一等者尚須復試。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六日，命江蘇巡撫宋犖“速將取中一等人員開明曉諭，次日至行宫復試”。乾隆朝亦復試，王芑孫《召試入一等引見賜舉人恭紀四首》其三“奏名宣敕更呼來，旭日天閶詄蕩開”句下注云：“進卷後一日，軍機大臣傳旨，命一等四人覆試於行宫。”而復試的地點，就以上兩則材料來看，由於人數不多，一般是在皇帝行宫舉行。
召試録取名額没有明確規定。康熙朝由於編書急需人才，兩次召試録取江浙士子七十餘人。乾嘉朝每次考試録取不多，一等者尤少。顧宗泰《誥授朝議大夫吏部郎中前封文林郎候補縣丞顯考存軒府君行述》：“壬午（乾隆二十七年）、乙酉（乾隆三十年）兩次應南巡召試，俱邀欽取，以額隘入二等。”可見一等人數極其有限，乾隆十六年九人，二十二年十一人，二十七年十二人，三十年十五人，三十六年二人，三十八年五人，四十一年十三人，四十五年十七人，四十九年二十一人，五十三年四人，五十五年二人，五十九年一人，嘉慶十三年六人，十六年九人。人數雖不多，但從録取的比例來看，有時比進士科考試高得多。如康熙四十四年蘇州召試，“同時被試者二百人，欽取五十人”；乾隆十六年江蘇、安徽兩省准予召試者四十七人，録取一等者六人。但有時録取比例也很小，如乾隆四十九年參加浙江召試者二百人，而録取一等的僅有四人。從地域分佈來看，江浙召試録取人數也遠遠多於其他地區。
四録取待遇及出路
召試之所以深受士子歡迎，關鍵在於録取後的待遇及出路，所以在此專門考論。
康熙朝與乾嘉朝録取待遇不同。康熙四十二年中選者賞給白金，令赴京録用有差。四十四年爲内廷鈔寫招攬人才，考取者“均記名録用，並給白金有差”，録用之後多進入纂修館修書。此外還有不菲的白金等物的賞賜，如吴學禮，召試一等第二名，修書之外，還“賜御書墨刻、帑金百兩”。取中者很少立即授職，文獻記載中僅鄒元斗授中書科中書，更多的要等纂修館做出成績後方能得官，且所授没有特别固定的官職。如吴陳琰，“御試詩文一等，召入南書房纂修，後出爲茌平令”；顧嗣立在修書館“以勤勩最，議敘内閣中書”；吴學禮則授縣丞。
召試取中者授官自乾隆十六年始。《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二九《蔣雍植傳》云：“南人召試得官者自君始。”本次取中的江蘇人蔣雍植，特賜舉人，授内閣中書舍人。其實乾隆朝第一個召試授官者應該是之前巡幸浙江取中的謝墉，江蘇照浙江之例。康熙朝録取者只有一等，乾隆十六年賞賜也僅限於取中者。自乾隆二十二年以後始分一、二等，且一等者依據其已有功名賞賜不同。其中進士、舉人録取一等者，授内閣中書，遇缺補用。舉人以下考取一等者，則特賜舉人，授内閣中書，學習行走，與考取候補人員一體補用，並仍准其會試。但亦有地區差别，江浙召試一般如上授職，山東、天津、五臺則略有不同：舉人以下考取一等者，僅賞給舉人，不再另授内閣中書。如乾隆四十一年巡幸山東，列在一等之貢生黄道煚、李憲喬，監生蔡廷衡，俱賞給舉人；是年巡幸天津，萬年、方起莘、張曾太俱賞給舉人。五十三年巡幸天津，一等之貢生王蘇、王芑孫，生員吴鎔，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五十五年巡幸山東，考取一等之貢生杜堮，生員程拱字，俱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嘉慶巡幸天津、五臺，召試録取功名在舉人以下者，待遇亦如之。稍有例外的是四十五年、四十九年江南召試中江西録取一等者“照直隸、山東之例，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不再授内閣中書。大概是江浙文士（除江西外）文采出衆，故舉人以下者亦能勝任内閣中書之職。在這方面，江浙文人待遇較爲優厚。
康熙朝僅賞賜一等，乾嘉朝二等者亦有賞賜，一般爲緞二匹（五十三年天津及五十五年山東召試，二等者賞緞僅一匹，小有不同）。此外，如本人願意，乾嘉朝二等者還可在書館謄録效力。
清代内閣中書自順治初置，設漢中書舍人十二員，推資俸深者一員掌理科事。十五年裁四員。乾隆十四年復裁四員，定漢中書四員，推資俸深者一員爲掌科。但根據需要，也可隨時調整，如乾隆二十六年三月議准六十名。内閣中書的除授，《清朝通志》卷六四《職官略下》館臣按語云：“漢人中書，自康熙初定制，專以進士、舉人注授，間以散館庶吉士及進士朝考入選者爲之。”由於内閣中書職司撰文繕寫，與位望清華的翰林官相類似，地位亦很高，正如錢大昕所云“中書故稱清望官，亞於詞林”，僅次於翰林詞臣，所以清代内閣中書一職頗受士人青睞。當乾隆十六年召試取中一等的九人授此職後，“天下莫不榮此九人者，謂制科以來，未有此曠典”。
清前期進士經過朝考一部分選庶吉士入翰林院學習外，其他分派各部以主事學習行走，三年期滿，始以部屬、知縣分别録用。乾隆三十四年以後進士除授庶吉士、分派各部學習行走外，還可授内閣中書。但隨着進士數量的增加，朝考後未能得官而歸班銓選的進士也隨之積壓，有的甚至要等好幾年。如孫夢逵，乾隆七年進士，至十六年尚未授官；王昶，乾隆十九年進士，至二十二年尚未授官。而進士召試賜内閣中書之後，一般很快就能補官。據梁章鉅《樞垣記略》，孫夢逵於乾隆十八年由内閣中書入直軍機處爲章京，可知召試後第二年即補官；王昶召試賜官後於次年十一月即補授中書。至於舉人以下召試取中一等者，亦能很快補官。十六年召試授内閣中書者，“以是歲先後入京，曝直内閣”，可知當年即可赴任，學習行走，補官亦較快。錢大昕於召試次年三月入都至中書任上，十九年正月補中書額缺。更快還有本月取中，下月赴任者。四十九年四月召試授内閣中書的關槐，五月初即赴京入直，這可能與其應召試之地天津離京城較近有關；而次年正月就調入軍機處行走，速度之快令人瞠目。對於久在科場鏖戰的士子來説，這無疑是一條終南捷徑。難怪錢大昕在詩中自豪地寫道：“卻笑杜陵誇獻賦，五年纔得尉河西。”
召試取中不僅帶來授官内閣中書、欽賜舉人及綢緞等實際好處，還可以獲得極高的榮譽。一等者爲天下人所殷羨，周發春召試一等，“名乃大著於天下”。取中一等一名者更是聲名顯赫，汪泰來“試詩賦第一，著聲於吴”；顧堃“乾隆癸巳春，高宗巡幸淀津，召試第一，賜舉人，名噪京師”。二等者亦能獲得社會認同，如楊履基，“召試詩賦入二等，有内府文綺之賜，聲名隱然動江左”。即使不中，也能享譽一時，如舒夢蘭，乾隆四十九年應召試未中，但“一時如紀文達公、趙文恪公、胡文僖公、楊中丞頀皆與遊好”。甚至只要有資格走進召試考場，就被另眼相看。嚴長明《三月二十六日召試鍾山書院》詩云：“衍波曾賦曉來寒，整甲重來興未闌。青瑣闥開齊授簡，自鳴鐘動早傳飱。碧瓷點筆茶初熟，黄帕分題墨未幹。來日天顔知喜未，向前已荷近臣看。”此種榮譽，參加會試士子是無法享有的。
召試取中也爲士子科舉開闢了平坦的道路。舉人以下召試入一等，所受恩惠甚大，既有得官中書的可能，還獲得直接參加會試的機會。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是，召試一等後成進士者多且快，少則一科，多則二至三科。如杜詔、徐葆光，康熙四十四年召試一等，五十一年成進士；謝墉，乾隆十六年召試一等，十七年成進士；王又曾、錢大昕，十六年召試一等，十九年成進士；童鳳三、錢受穀，二十二年召試一等，二十五年成進士；顧震、曹仁虎，二十二年召試一等，二十六年成進士；韋謙恒、吴省欽、褚廷章，二十二年召試一等，二十八年成進士；陸費墀、秦潮、劉種之，三十年召試一等，三十一年成進士；吴壽昌，三十年召試一等，三十四年成進士；洪樸，三十年召試一等，三十六年成進士等，爲其著者。召試一等未中進士者甚少。
同時，還有一個令人驚異的現象，官内閣中書諸特賜舉人參加會試，中一甲及傳臚的也較多。如康熙壬辰科探花徐葆光、乾隆辛巳科傳臚蔣雍植、癸未科榜眼沈初、探花韋謙恒、丙戌科傳臚陸費墀、壬辰科狀元金榜、戊戌科狀元戴衢亨、庚子科傳臚關槐、丁未科探花董教增、嘉慶己未科狀元姚文田、甲戌科狀元龍汝言等即是。若加上召試二等後爲己丑科狀元的陳希哲，在取中的士子中，竟然出了五位狀元、一位榜眼、三位探花、三位傳臚，由此不難發現這些人科舉道路之順暢。
清人分析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時云：“膺是選（内閣中書）者，大都工於書法，或當時知名之士。既登朝籍，遇事更得風氣之先。而殿試讀卷諸大臣，或爲舊時座師，或爲本署長官，或爲同鄉老輩，賞識有素，故此中遇合，亦非偶然。”任職内閣中書給他們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同時，取中一等者本就給皇帝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殿試最終名次又由皇帝決定，故而能順利進入前四名，龍汝言就是如此。可以説，以召試爲契機，其科舉之途自此打開了一扇暢通之門。
召試取中一等還爲士子開闢了廣闊的仕宦前途。任職内閣中書的召試人員往往又很快以軍機章京身份入直軍機處。據梁章鉅《樞垣記略》記載，這種情況並非少數，孫夢逵、蔣雍植、童鳳三、王昶、孫士毅、錢受穀、趙文哲、陸錫熊、陳希哲、馮應榴、徐步雲、嚴長明、洪樸、吴壽昌、周發春、金榜、杜兆基、戴衢亨、關槐、秦瀛、洪梧、汪彥博、金應琦、張師誠、程振甲、費錫章、鮑勳茂、楊揆、姚祖同、何金、黄文輝、姚文田、盛惇大等人均是如此。軍機章京一般爲正五品，按例不參加京察，其獎敘升轉由軍機大臣酌情保奏。平時每届三年奏保，凡遇修補檔案、編修方略等事結束時，均照例特保，故提升較快，時人視爲升官的捷徑。從内閣中書到軍機章京，進一步加快了召試一等者升遷的步伐。
召試録取一等爲士子升遷提供便利，以致乾隆年間進士科試大爲貶值，甚至有“中者不如不中，用者不如不用”之謡。以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爲例，馮應榴、陸錫熊、郭元漋三進士皆未用，而以召試授官，後分别官至江西布政使、都察院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讀，同榜進士授職者無法與之相比，連“榜下選翰林者皆不之及”。
正因爲召試有如此好的待遇和出路，所以清代士子在帝王出巡時總是竭盡所能地進獻詩賦，爭取參加召試。此試也成爲清代鄉會試之外影響極大的一種考試。
五召試與清代文學
召試録取後的待遇和出路令士子將其視爲一條終南捷徑，無數科舉道路上坎坷不進之輩轉而關注於此。在這種情勢下，召試制度便對清代文學不可避免地産生作用。
康乾兩朝都試圖更改科舉試八比時文的格局，以詩賦命題。康熙登基的第二年，即命廢除八股取士，改試詩賦，但遭到大臣强烈反對，八年又復考制義。但他並没有完全放棄詩賦取士的意願，而在其他場合貫徹其主張。十八年己未科博學鴻詞，即試一詩一賦，詩爲《省耕詩》，賦爲《璇璣玉衡賦》。此科得人極盛，故雍正、乾隆遵之。乾隆元年丙辰科博學鴻詞，試題仍聖祖舊制，賦爲《五六天地之中合賦》，詩爲排律《山雞舞鏡詩》；次年又補試續到者，題爲《指佞草賦》與《良玉比君子詩》。乾隆還在科舉考試中易以試帖詩，二十二年，鑒於科考“士子名列賢書，將備明廷制作之選。聲韻對偶，自宜留心研究也”，“會試第二場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韻唐律一首”。自此，試帖詩進入科場。此外，清代翰林院的館課、散館、大考中，亦試以詩賦。可見，康乾二帝均重視增加科舉考試内容的文學性。但由於八股取士形成定式，要想完全改變難度甚大，於是便在科舉正途之外施行，召試即是如此。
召試對清代文學最有影響之處在於進獻與考試詩賦，與鄉會試考八股制義不同，此爲清代多種重視文學因素的考試之綜合。
首先，召試的考試内容吸收了博學鴻詞科考一詩一賦的舉措，康熙朝召試僅比之少賦一項，而乾嘉朝召試比之僅多出論（或策）一項。
其次，召試的考試内容接近朝考。新科進士自雍正朝還要參加朝考，根據成績等級分派授官，最主要的是爲翰林院選拔人才，取中一等者爲翰林院庶吉士。朝考試題屢經變化，雍正朝“擬用論、詔、奏議、詩四題，或作一二篇，或諸體全構，聽其各展所長”。乾隆十六年改爲論、奏議、詩、賦各一，但其後又依雍正時所定，直至嘉慶二十二年變更。召試之試題與之亦接近。
第三，召試考試也與翰林院的各項考試内容相近。清代翰林院的館課、散館、大考等均試以詩賦，召試與之差别不大。
第四，乾嘉朝召試一等者多授内閣中書，而此職之前也經由考試録取，考題爲一論一詩。《養吉齋叢録》云：“中書舊由考取。乾隆三十三年，御史蔣綸奏稱：‘中書考試……以一論一詩得之，未免視爲捷徑。’”可知在此之前選拔内閣中書僅試一論一詩，與之相比召試多賦一項，看來是要在召試中增加入選内閣中書的難度。
可見召試試題是博學鴻詞科、朝考、翰林院及選拔内閣中書等幾類考試的綜合，這是對科舉時文的一種補救，突出應試者的文學才能。乾隆二十二年鄉會試中易表、判爲試帖詩，這種改變，可能是受十六年定型的召試考題的影響。郭則澐云：“往時惟鴻博大科及巡幸召試用試律。乾隆丁丑，始定春、秋試去表、判，易以五言八韻唐律一首。”語中亦隱現這種觀點。
在召試的影響下，考試詩賦必然會帶動清代文學風氣的興盛。明代士子受制於八股考試，白天從事舉業，夜間背着老師和家人作詩。如陳子龍，“日治經生言，至子夜人定，則取樂府、古詩擬之”。明清之際作詩被視爲令親者痛、仇者快之事。直至康熙二十九年，十八歲的沈德潛偶詠絶句四章，其師責之曰：“勿荒正業，俟時藝工，以博風雅之趣，可也。”這樣的環境，無疑是不利於文學發展的。清代召試制度極大程度改變了明代以來士子重八股制義而輕文學的風氣，促進了重文風尚的形成。士子爲應召試，就要在習作八股制義之外抽時間學習詩賦。乾隆二十九年，趙懷玉得知明年翠華巡幸，“思爲獻賦之舉，遂與制藝間日，作試帖、律賦”。有些士子爲此還要專門拜師詩賦名家提高創作水準，方士淦爲應召試，“師事鮑覺生先生桂星學詞賦，肄楷法”。當地學政爲了讓士子能在召試中獲得好成績，也提前令他們準備詩賦之作。乾隆二十年，江蘇學政李因培就催促科試一等一名的吴省欽“赴江寧匯試詩賦，以迓翠華”。嘉慶巡幸五臺，“召試及格者幾三十人”，這與山西學政周系英的努力分不開，時人云“由其訓課勤也”。看來學政對此事也非常重視。在這種情況下，學習詩賦等古學不再是父師禁止之事。
正是通過召試，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詩賦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文學風氣得以興盛，爲清代文學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清人對召試在清代文學中所起作用有充分的肯定，齊召南在《本朝館閣賦序》中云：我朝重熙累洽，久道化成，比自天子南巡，親召試獻賦行在之士，拔其尤授中書舍人，次亦賚以文綺，士益淬厲爲古學，其蒸蒸然以起者，人握隨侯之珠，家懷荆山之璧，炳然與三代同風。晚清葉德輝爲嚴長明詩集作序時云：聖清文治，遠軼漢唐，而尤以康乾兩朝爲極盛。大江以南爲文化所先被。聖祖、高宗屢次巡幸，士之歌頌太平、獻詩賦者以億萬計。行在拔其尤而召試之，高者特旨授官與舉人，次亦拜文綺之賜。故其時人文虨蔚，如景星卿雲，麒麟鳳凰，時見於堯舜之朝，舉無足異。均將清代文治之盛歸於召試，雖有過譽之辭，但注意到召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則是值得關注的。
康熙朝召試取中人員入内廷修書，也對清代文學産生重要影響。其中著名者爲顧嗣立《元詩選》。康熙三十八年，顧氏此書尚名《元百家詩選》，亦僅九卷。四十四年召試取中後，赴京纂修《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五十九年基本完成《元詩選》。此書爲人稱道者在其資料之全，《四庫全書總目》云：“網羅浩博，一一採自本書，具見崖略，非他家選本餖飣綴合者可比。有元一代之詩，要以此本爲巨觀矣。……殘膏賸馥，轉賴是集以傳。”如此全面的資料，隱於吴中一隅是難以搜羅的，入内廷修書的機緣成就了這部皇皇巨著。此書爲清代元詩研究及宋元詩風的興盛均産生推動作用。此外顧氏還與杜詔、吴學禮纂修《歷代詩餘》，杜詔另分修《詞譜》等，對清詞的中興起了推波助瀾之功。
乾嘉朝召試取中後士子彙集在内閣中書任上，工作並不繁重：“中書舍人例間三日一入直，閲十日則持被宿於直廬”。儤直之暇，他們或如曹仁虎那樣“刻意吟詠”，全心全意地投入創作中；或如錢大昕等人“相從談詩文，雜以詼嘲，泥酒取飲，蓋無日無之也”。除同輩切磋外，有時署中前輩亦與後輩雅集。嚴長明有《吴白華前輩、趙損之同年招辛未、丁丑召試前輩、壬午同年集大雲寺，座間並有訂文之約。共賦五言，分得十藥，成五百字》一詩，題中所云吴白華即吴省欽，乾隆二十二年召試一等，授内閣中書；趙損之即趙文哲，二十七年召試一等，授内閣中書。在吴、趙二人的召集下，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及二十七年三次召試取中者十七人聚集一處，飲酒賦詩，並訂文約。同年，嚴長明另有《十二月十一日蕺園招吴白華、曹來殷兩前輩、趙璞函、陸耳山兩同年集寓齋，觀盆中芍藥，聯句得三十二韻》詩，曹來殷即曹仁虎，乾隆二十二年召試一等授内閣中書；趙璞函即趙文哲，陸耳山即陸錫熊，二十七年召試一等授内閣中書。兩次召試取中一等者又一次相聚探討詩藝，踐行所訂文約。看來類似的雅集在當時此羣體中是極爲頻繁的，相互切磋有利於提高個人的文學造詣。
清代詩派中，其形成與召試密切相關的，最著名者有江左十五子與吴中七子。康熙四十二年，時爲江蘇巡撫的宋犖選刻《江左十五子詩選》。聖祖五次南巡，宋氏“謹舉所知，恭候聖明採擇，謹將十五子詩集一併恭呈睿覽”，並特疏薦吴士玉、顧嗣立、宫鴻歷、郭元釪、張大受應召試。五人一併録取一等，入書館修書。十五子由此名聲大振，從而作爲一個詩歌流派屹立於清代詩壇。在江左十五子成立的過程中，進呈御覽及召試取中實爲關鍵的一步。乾隆時吴中七子之揚名也與召試有關。七子得名於沈德潛乾隆十六年編纂的《吴中七子詩選》，收録他在蘇州紫陽書院任教時七位門生即王昶、王鳴盛、錢大昕、吴泰來、曹仁虎、趙文哲、黄文蓮的詩作。其中錢大昕於十六年，王昶、曹仁虎於二十二年，趙文哲、吴泰來於二十七年應召試取中，七子聲聞從吴中擴大到全國詩壇，召試取中一等是至爲重要的一步。
但是另一方面，召試類作品中流露的諛頌之風也爲清代文學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爲召試獲雋，進獻與考試詩賦均以諛頌爲主，此即龍汝言所云“風清試院，叶頌聲而一片承平”之意。清代帝王每次出巡，奔走獻賦者接踵，像吴敬梓那樣企腳高臥之人實在太少，連年已六旬的厲鶚亦獻《百靈效瑞》之類諛頌之作。翻檢清人詩文集，這些作品保存下來的很多。有些看似肉麻之舉卻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龍汝言《賜硯齋集》中有八册進獻詩册，共收九十首恭集御製詩，此外尚有《恭集御製詩文敬成頌》九章。所集之御製，乃爲康熙及乾隆之作，這是典型的諛頌之文。這些册子給嘉慶帝留下深刻印象，諭云：“龍汝言昨日所進册賦，恭集御製之疊上下平韻，俱能穩愜，著加恩賞給大緞二匹。”並在召試中取爲一等一名，賜舉人，這也爲其後來殿試狀元奠定堅實基礎。再就所試之作論之，亦是頌聲一片。乾隆十六年召試一等一名之謝墉《無逸圖賦》末云：“國朝聖聖相承，乾乾不息。固克儉而克勤，既有典而有則。皇上廑民瘼而賁鴻圖，繩祖武而謀燕翼。天下平也，彌深恭讓欽明；庶事康哉，益勵勞來匡直。誠勉勉而用布夫綱紀，且安安而不大於聲色。”乾隆三十年召試一等一名之鮑之鍾《玉壺冰賦》末云：“我皇上治奉三無，心周庶務，妙協機神，功歸陶鑄。包涵萬象，羣欽若谷之衷；朗徹千川，共仰如天之度。是以士切懷清，人欣披霧。指金石以銘心，望雲霄而舉步。”這些均體現了諛頌特徵。不管是進獻還是試作，均抹殺了賦之抒下情的一面，而極力在頌上德中施展才華，陳詩觀風的初衷成爲一句空話。
六清代召試平議
由於帝王的重視，士子的積極參與，清代召試制度取得了預期效果，在社會文化方面産生積極意義：召試促進江浙地區文化發展，有利於社會穩定；拓寬士人入仕渠道，縮短晉身之途，將其從八股時文中解脱出來從事文學創作及學術研究，繁榮了清代文化事業。而召試最爲清人稱道的是得人之盛。
召試重要目的爲選拔人才，在這一點上，清人是極爲自豪的。陳康祺《郎潛紀聞》云：“康熙兩次南巡江浙，召試諸生，得吴文恪士玉等七十三人；乾隆六巡江浙，得王司寇昶等八十五人；三（引者按：應爲“二”）巡山東，得初尚書彭齡等十七人；四巡天津，得姚文僖文田等十六人；巡幸五臺，得龍殿撰汝言等九人（按：此中尚遺漏嘉慶十三年巡幸天津所得龍汝言等六人）。”得人之盛，可謂“只有詞科合媲隆”。清人亦往往將顯宦者的成就歸功於召試。方濬師《蕉軒隨録》云：“康熙四十二年以後，列聖巡幸所臨，特開召試之典。凡列一等者，賜舉人，直薇省，百數十年，鼎甲台輔，指不勝屈。”召試取中一等中所出名臣學者詩人甚多。如吴士玉康熙四十五年進士，入翰林，官禮部尚書，卒諡文恪；孫士毅“辛巳二甲三名，不用，歸。應壬午召試，方擢第一，授中書。不十年，開府滇南，補入翰林，位兼將相”；初彭齡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入翰林，官工部尚書；姚文田官禮部尚書，諡文僖等。著名詩人顧嗣立、張大受等，學者錢大昕、王昶、陸錫熊、程晉芳等均由此而顯。僅看這一長串名單，就有理由相信清人自豪是有根據的。
從以上幾方面來説，清代召試制度無疑是成功的。但召試制度的不足和弊端也很明顯，特别是乾隆後期及嘉慶朝。乾隆舉行召試，意在“振拔單寒，爲苦志力學者勸”，但很多可通過官卷進入仕途的達官貴人子侄也企圖擠上這條捷徑。如前舉劉召陽，顯然不是單寒之輩，卻也參加召試取得一等。乾隆與嘉慶一再下諭禁止京堂、督撫、藩臬及翰詹之子侄與試，也可見並非個例。而且這種規定並不十分嚴格，乾隆有時親自破壞制度。就在宣佈規定的五十三年，御史龔驂文奏稱“隨駕軍機司員汪日章、張師誠親兄親子”亦在此禁考之列。其時張師誠任軍機章京且扈蹕隨行，其兄按規定應回避召試，但卻“蒙特召至柳墅行宫，面試一詩，欽取一等第一”。雖然《事例》本年録取名單中没有張氏之兄，其所試或非召試，但説明乾隆對在限制之中者還是有所補償。同時，在提拔寒素時，俊秀、校書賞給舉人者卻被拒之召試大門外，也與初衷不符。
另外，此試雖號稱得人，但尋常之輩獲雋者爲數亦不少。其中有不可避免的因素，亦有人爲的因素。乾隆後期，和珅得寵，高宗屢派其衡文。而和珅“忮刻特甚，凡得卷非其屬意者，先視其筆誤斡補處抉去之；其無筆誤，則妄摘瑕疵，以指甲深畫之”。“南巡召試，數與梁文定、朱文正、董文恭諸公同閲試卷，或取或舍，珅輒專決。其謬妄可想，其氣焰亦可想。”此中所言南巡有誤。考和珅不僅四十九年被委派閲江浙召試試卷，五十三年天津、五十五年山東、五十九年天津三次召試均被委任爲閲卷官。如此要想選拔真材，其結果可想而知。嘉慶朝兩次參加召試均取中一等第一的龍汝言，觀其後來成就，實難稱此試。而其之所以獲雋，不過在於其所進獻諛頌詩賦契合聖衷而已。龍氏後來高中狀元，欽點翰林，實亦得益於此。這也是乾隆後期及嘉慶朝召試所得之人無法與之前相比的原因所在。
清代召試次數甚多，雖不是常科，然與僅開兩次的博學鴻詞科相比，亦爲頻繁。但召試爲盛世産物，只是在太平時代帝王出巡時方舉行，觀康熙一再申諭迎鑾官紳戒浪費，乾隆四處巡幸鋪張奢侈，可見每次召試也是在强大的經濟保障下進行的。道光以後，清廷飽受内憂外患，最高統治者一般只在戰亂年代被迫離京“巡狩”，此時帝王們性命難保，更遑論舉行召試。就這樣，召試隨着大清王朝的衰落而退出歷史舞臺。
附：清代召試情況一覽表
時間地點試題閲卷大臣録取人員康熙
四十二年江浙大學士張玉書、祭酒孫岳頒、江蘇巡撫宋犖郭楨、馮守禮、徐球、張果浚、趙侗敩、楊希曾、張育徽、邱起元、田廣運、宫懋諒、吴陳琰康熙
四十四年浙江賦得御製芳辰麥隴布風和翰林院掌院學士揆敍、大學士張玉書、陳廷敬顧祖雍、顧寧遠江蘇御製上幸雲棲寺七言律詩（蘇州）、
御製回舟至常州府是夜甘霖大霈原韻七言律詩（江寧）翰林院掌院學士揆敍、大學士張玉書、陳廷敬汪泰來、王、吴景果、徐葆光、周鼎、吴士玉、潘秉均、陸箕永、宫鴻烈、錢元臺、杜詔、楊士徽、張宏敏、許懋德、吴光睿、方覲、楊祖楫、董永朝、陸淹、秦培、儲在文、王維淮、楊夔、鄭韻、周旋、沈寅、沈璲、陳王謨、顧嗣立、錢金聲、王時鴻、吴從龍、沈經、張位、王維漢、錢阿瑛、俞楷、于樹範、于枋、劉上駟、吴元豐、張大受、金鈺、楊開沅、李同聲、楊湝、高位、范聖文、吴學禮、鄔維新、鄒元斗、高不騫、郭元釪、江弘文、錢榮世、丁圖南、莊楷、洪聲、吴襄乾隆
十六年浙江賦得披沙揀金得真字、明通公溥論、無逸圖賦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梁詩正、兵部右侍郎汪由敦一等：謝墉、陳鴻寶、王又曾
二等：孫貽年等八名江南蠶月條桑賦、賦得指佞草得忠字、理學真僞論大學士總督江南南河河道兵部尚書高斌、兵部右侍郎汪由敦、刑部左侍郎錢陳羣一等：蔣雍植、錢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鴻、孫夢逵
二等：孫登標等十二名续表時間地點試題閲卷大臣録取人員乾隆
二十二年浙江黄屋非堯心賦、明通公溥論、賦得蠶月條桑得留字 大學士蔣溥、工部尚書秦蕙田、户部左侍郎劉綸一等：童鳯三、陳華組、顧震、錢受穀
二等：沈初等十二名江南精理亦道心賦、經義制事異同論、賦得鴻漸于陸得時字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梁詩正、兵部尚書兩江總督尹繼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竇光鼐一等：王昶、曹仁虎、韋謙恒、吴省欽、褚廷璋、吴寬、徐曰璉
二等：劉潢等十四名乾隆
二十七年浙江賦得春雨如膏得逢字、和闐玉賦、海塘得失策大學士劉統勳、户部尚書于敏中、兵部尚書劉綸一等：孫士毅、汪孟鋗、沈初、王鑾
二等：李旦華、馮應榴等十三名江南觀回人繩伎賦、賦得江漢朝宗得宗字、耗羨有無利弊策兵部尚書兩江總督尹繼善、兵部尚書劉綸、户部右侍郎于敏中一等：吴泰來、陸錫熊、郭元漋、程晉芳、趙文喆、嚴長明、徐步雲、錢襄
二等：劉潢等十四名乾隆
三十年浙江菜花賦、誠無爲幾善惡論、賦得春蠶作繭得同字户部尚書于敏中、兵部侍郎蔣檙、禮部左侍郎雙慶、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全魁一等：張培、馮應榴、吴壽昌、陸費墀
二等：黄瀛元等十四名江南玉壺冰賦、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論、賦得稼穡惟寶得夫字大學士仍理兩江總督事務尹繼善、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暫留江南巡撫莊有恭、户部尚書于敏中、户部左侍郎兼管順天府府尹事錢汝誠、安徽學政全魁一等：鄭澐，張熙純、鮑之鍾、金榜、秦潮、周發春、吴楷、洪朴、陳希哲、蔣寬、劉種之
二等：程世錞等二十一名乾隆
三十六年山東同律度量賦、四極和論、賦得泰山不讓土壤得容字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于敏中一等：初彭齡、竇汝翼续表時間地點試題閲卷大臣録取人員乾隆
三十八年天津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賦、規圓矩方準平繩直論、賦得春水船如天上坐得時字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于敏中、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嵩貴、宗人府府丞竇光鼐一等：杜兆基、顧堃、李廷敬、閔思毅、陸伯焜
二等：張虎拜等十四名乾隆
四十一年山東東方三大賦、惟大人爲能盡其道論、賦得崑山片玉得精字文華殿大學士掌翰林院事于敏中、原任兵部尚書彭啓豐、户部左侍郎梁國治一等：竇汝翼、秦瀛、黄道煚、李憲喬、蔡廷衡
二等：李佩鸞等十六名天津黄金臺賦、神者太虚妙應之目論、賦得天道無爲得然字文華殿大學士掌翰林院事于敏中、吏部左侍郎德保、户部左侍郎梁國治、禮部左侍郎李宗文一等：邱桂山、祝堃、洪榜、戴衢亨、關槐、萬年、方起莘、張曾太
二等：周光裕等二十名乾隆
四十五年浙江集賢院山池賦、木之神不二論、賦得春風扇微和得巡字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嵇璜、吏部右侍郎江蘇學政今任湖南巡撫劉墉、禮部左侍郎達椿一等：馬履泰、沈颺、李彤、沈叔埏
二等：吴純等十三名江南養老乞言賦、先天學心法也論、賦得日華川上動得輝字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嵇璜、户部尚書梁國治、户部左侍郎董誥、户部右侍郎江蘇學政彭元瑞、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嵩貴一等：汪履基、吕光復、洪梧、趙懷玉、楊揆、董教增、朱文翰、盛惇大、言朝標、金廷訢、江漣、蔣知讓、裘元復
二等：葉恩紱等二十三名乾隆
四十九年浙江禮義爲器賦、暑變物性論、賦得南坍北漲得心字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嵇璜、户部尚書和珅、内閣大學士兼禮部侍郎尹壯圖、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珪一等：張師誠、費錫章、何金、姚祖同
二等：吴純等二十一名续表時間地點試題閲卷大臣録取人員乾隆
四十九年江南士伸知己賦、謹權衡論、賦得至人心鏡得無字户部尚書和珅、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梁國治、户部左侍郎董誥、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珪、翰林院侍讀學士阿肅一等：莊選辰、劉召揚、鄭宗洛、黄文煇、汪彥博、司馬亶、葉銓、孫一元、繆炳泰、莊復旦、程振甲、張曾獻、鮑勳茂、金應琦、朱承寵、譚光祥、吴本
二等：周愛蓮等三十六名乾隆
五十三年天津石渠惇誨賦、自誠明謂之性論、賦得周而不比得同字文華殿大學士忠襄伯和珅、東閣大學士教習庶吉士王杰、工部尚書福長安、户部尚書董誥一等：陳煜、王蘇、王芑蓀、吴镕
二等：劉寶梧等四名乾隆
五十五年 山東春蠶作繭賦、五六天地之中論、賦得泗濱浮磬得和字文華殿大學士忠襄伯和珅、户部尚書董誥一等：杜堮、程拱字
二等：亓保等八名乾隆
五十九年 天津有如時雨化之賦、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論、賦得首夏猶清和得潛字文華殿大學士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吉士忠襄伯和珅、户部尚書董誥、禮部右侍郎劉躍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翁方綱一等：姚文田
二等：汪廷楷等五名嘉慶
十三年 天津竹箭有筠松柏有心賦、損上益下論、賦得雨過潮平江海碧五言八韻詩一等：龍汝言、齊彥槐、唐人最、李大壯、方士淦、許春頤
二等：張廷選等十二名嘉慶
十六年五臺一等：龍汝言、張斐然、楊鎮源、李堂棟、雷百里、段可傳、郝臺魁、田賀年、崔
二等：郭安鈺等十名説明：康熙朝考題據《聖祖五幸江南全録》，乾隆朝考題據法式善《槐廳載筆》卷七及高晉《南巡盛典》卷七七至八四，嘉慶十三年考題據方濬師《蕉軒隨録》卷一“戊辰召試”。康熙四十二年及嘉慶十六年試題待考。康熙四十二年閲卷大臣名録據宋犖《漫堂年譜》，四十四年據顧嗣立《閭邱先生自訂年譜》，餘據《槐廳載筆》卷七；録取人員名單據顧嗣立《閭邱先生自訂年譜》、《聖祖五幸江南全録》及《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三五七《禮部?貢舉》及《高宗純皇帝實録》、《仁宗睿皇帝實録》等。
注釋
① 房玄齡等《晉書》卷二四《職官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36頁。
②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四四《選舉志上》，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169—1170頁。
③ 崑岡等修，劉啓瑞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220册。
④ 高晉等《南巡盛典》卷八四《龥俊》高晉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5輯，第1417頁。
⑤ 徐松撰，孟二冬補正《登科記考補正》卷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頁。
⑥ 劉昫等《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上》，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98頁。
⑦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四九《劉晏傳》，第4793頁。
⑧ 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頁。徐松《登科記考》作“嶽牧舉”，見《登科記考補正》卷二，第65頁。
⑨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八五《賈昌朝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613頁。
⑩ 吴振棫《養吉齋叢録》卷一〇，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30頁。
趙宏恩等纂修《江南通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實録?聖祖仁皇帝實録》卷二二〇，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18頁上、219頁下、220頁上。
佚名《聖祖五幸江南全録》，分别见第28叶a—b、第40叶b，汪康年《振綺堂叢書初編》，宣統庚戌泉唐汪氏印於京師。
顧嗣立《閭邱先生自訂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第89册，第80—81頁。
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卷九六，光緒八年（1882）刻本，第9叶b。顧譜中陸楷、董永、顧沈經，《四朝詩》作莊楷、董永朝、沈經。莊楷與陸楷應是一人，正如徐葆光本姓潘。董永、顧沈經二人之名顧譜應誤，《事例》與《全録》同《四朝詩》。
沈欽韓《幼學堂詩文稿?詩稿》卷一四，嘉慶十八年（1813）刻道光八年（1828）增修本，第10叶b。
金友理《太湖備考》卷一六，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64頁。
魯竹《浙西詞人吴陳琰考議》一文據吴陳琰《鳳池集序》落款“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七月中元日，錢塘廩生吴陳琰寶崖氏謹序”，及集中選録有吴氏所作《南書房傳旨行宫召見恭紀二十六韻》、《恭進迎鑾紀盛詩》等詩，提出“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時吴氏仍爲一廩生，《杭州府志》與《國朝杭郡詩集》所記的康熙四十二年(1703)有誤”（《臺州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其實吴陳琰雖四十二年召試一等，但並未授官，故自稱廩生。同時，清代亦有衆多在職者迎鑾獻賦，不能因其於四十四年有獻詩之舉而斷定其爲本年召試。
沈德潛《清詩别裁集》卷三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4頁。
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卷一〇〇，第26叶a。
戴名世《戴名世集》卷二，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1頁。
宋犖《薦士折》，《西陂類稿》卷三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23册；顧嗣立《閭邱先生自訂年譜》第80頁。
宋犖《漫堂年譜》卷三，《續修四庫全書》本，第554册，第234頁下。
錢泳《履園叢話》卷一《舊聞》“康熙六巡江浙”條載：“（四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命掌院學士揆敍赴府學考，進呈册頁，取中汪泰來等五十一人，同前考過郭元釪等十人俱赴行宫引見。”據此則此次録取人數爲六十一人。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6頁。
程其珏《嘉定縣志》卷三五，光緒八年(1882）刻本。
陳康祺《壬癸藏劄記》卷二，清光緒刻本，第4叶a。
王應奎《柳南隨筆》卷四，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3頁。
昭槤《嘯亭雜録》卷一〇“吴廷楨”條，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38—339頁。
顧嗣立《閭邱先生自訂年譜》，第74—75頁。
宋犖《漫堂年譜》卷三，《續修四庫全書》本，第554册，第234叶下。
劉珍等撰，吴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卷一六《班固傳》，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675頁。
范曄《後漢書》卷六〇上《馬融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971頁。
高晉《南巡盛典》卷八四“龥俊”跋，第1417頁。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第586頁上。
方楘如《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墓志銘》，何焯《義門先生集?附録》，《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420册，第268頁上。
王士禛《香祖筆記》卷一，見《王士禛全集》，齊魯書社2007年版，第4479頁。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卷七一《文苑傳二?何焯傳》，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816頁。
王芑孫《淵雅堂全集?詩稿》卷二，《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480册，第405頁上—下。
趙懷玉《亦有生齋集?詩》卷七，《亦有生齋集?詩集》卷七，《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469册，第334頁上。
佚名《研堂見聞雜記》，《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5輯第254種，臺北：大通書局1997年版。
計六奇《金壇獄案》,沈雲龍選輯《明清史料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1974），2輯8册，第1223頁。
董含《三岡識略》卷四“江南奏銷之禍”，《四庫未收書輯刊》本，第4輯第29册，第674頁。
嚴迪昌《清詩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
康熙《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二集》卷三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98册。
《清文獻通考》卷七二《學校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范金民《明清江南進士數量、地域分佈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其所稱“江南”，明代爲應天、鎮江、常州、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八府，清代雍正二年太倉州升爲直隸州，轄八府一州，乃江浙的主要地區。
趙爾巽等《清史稿》，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157頁。
趙宏恩等纂修《江南通志》卷首二之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07册。
方濬師《蕉軒隨録》卷一“戊辰召試”，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1頁。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六年三月十四日，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08頁。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二年三月初四，第85頁。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585頁下。
錢大昕《内閣侍讀嚴道甫傳》，《潛研堂集?文集》第66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梁國治《國子監志》卷四〇《生徒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史部第358册。
黄鉞《留别晉陽書院諸生》，《壹齋集》卷二二，清咸豐九年許文深刻本，第15叶a。
《清實録?仁宗睿皇帝實録》卷二四〇，嘉慶十六年三月甲戌，第246頁上。
董沛《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郞中繆君墓碣銘》，《正誼堂文集》卷一五，《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558册，第349頁上—下。
嚴榮《述庵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第105册，第98頁。
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二九《蔣雍植傳》，湘陰李氏刻本。
惠棟《九曜齋筆記》卷二“詩賦中式”，《叢書集成續編》第92册，上海書店1989 年版，第516頁。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第586頁上。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第586頁下。
趙懷玉《收庵居士自敘年譜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第117册，第232頁。
趙懷玉《收庵居士自敘年譜略》，第232頁。
《聖祖五幸江南全録》，第26叶a。
吴顥《國朝杭郡詩輯》卷二五，第1叶a，清光緒二年（1876）刻本。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第590頁上。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第589頁下。
吴振棫《養吉齋叢録》卷九，第114頁。
劉逢禄《劉禮部集》卷一〇，《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501册，第191頁下。
昆岡等編《欽定大清會典》卷七，第2頁，商務印書館宣統元年（1909）五月再版。
《清史稿》卷一一〇《選舉志五》，第3205頁。
《清實録?高宗純皇帝實録》卷一一九八，乾隆四十九年二月丁巳，第20頁下—21頁上。
《聖祖五幸江南全録》，第33叶a。
錢大昕《錢辛楣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第105册，第472—473頁。
《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469册，第333頁下—334頁上。
張師誠《一西自記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第126册，第12—13頁。
李鈞簡《青城山人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第117册，第533頁。
秦瀛《丙申春迎鑾山左，召試於泰安行在，特授内閣中書，感恩述事，敬賦一律》，《小峴山人詩集》卷四，《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464册，第549頁下。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第586頁下。
王芑孫《淵雅堂全集?詩稿》卷二，第405頁上—下。
方士淦《啖蔗軒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第139册，第392頁。
《清實録?高宗純皇帝實録》卷一二九八，乾隆五十三年二月戊申，第459頁下。
《聖祖五幸江南全録》，第33叶a。
《清實録?高宗純皇帝實録》卷三八三，乾隆十六年二月乙未，第39頁上。
吴振棫《養吉齋叢録》卷一〇，第131頁。
《聖祖五幸江南全録》，第33叶a。
吴顥《國朝杭郡詩輯》卷九，第3叶b。
徐珂《清稗類鈔?考試類》“高宗東巡召試”條，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714頁。
《清實録?高宗純皇帝實録》卷八一二，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丙寅，第976頁上。
錢大昕《湖北荆宜施道前翰林院修撰陳公墓志銘》，《潛研堂集?文集》卷四四，第791頁。
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卷九〇，第16叶b。
秦瀛《丙申春迎鑾山左，召試於泰安行在，特授内閣中書感恩述事敬賦一律》，《小峴山人詩集》卷四，第549頁下。
徐珂《清稗類鈔?考試類》“高宗東巡召試”條，第714頁。
王芑孫《淵雅堂全集?詩稿》卷六，第448頁下。
趙懷玉《收庵居士自敘年譜略》，第233頁。
劉逢禄《先府君行述》，劉逢禄《劉禮部集》卷一〇，清道光十年（1885）思誤齋刻本，第23叶b。
方士淦《啖蔗軒自訂年譜》，第392—393頁。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第591頁上。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第589頁下。
《聖祖五幸江南全録》，第28叶a。
王芑孫《淵雅堂全集?詩稿》卷六，第448頁下。
顧宗泰《月滿樓詩文集?文集》卷一四，《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459册，第668頁上。
吴榮光《吾學録初編》卷五《貢舉門?召試》，《續修四庫全書》本，第815册。
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二四。但據《聖祖五幸江南全録》記載，蘇州參加召試者千名，録取五十名；江寧參加召試者五百餘名，録取五名。見該書第26叶a、33叶a。
張師誠《一西自記年譜》，第12頁。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第585頁下。
吴顥《國朝杭郡詩輯》卷九，第3叶b。
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卷一〇〇云：“鄒元斗，字少微，性孝友，工詩畫。康熙四十四年南巡召試，授中書科中書。”第26叶a。
吴顥《國朝杭郡詩輯》卷八，第39叶b。
《清史列傳?文苑傳》卷七一《顧嗣立傳》，第5824頁。
吴顥《國朝杭郡詩輯》卷九，第3叶b。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第588頁下。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六，《續修四庫全書》本，第798册，第320頁。
《清實録?高宗純皇帝實録》卷六三二，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壬子，第58頁下。
錢大昕《中書舍人吴君墓志銘》，《潛研堂集?文集》卷四三，第775頁。
梁章鉅《樞垣記略》卷一八，中華書局，1984年，第200頁。
嚴榮《述庵先生年譜》，第100頁。
錢大昕《中書舍人吴君墓志銘》，《潛研堂集?文集》卷四三，第775頁。
錢大昕《錢辛楣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第105册，第474、476頁。
李鈞簡《青城山人年譜》，第533頁。
《奉旨特賜舉人授中書舍人紀恩二首》其二，《潛研堂集?詩集》卷三，第948頁。
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四六。
張庚《國朝畫徵續録》卷上，《畫史叢書》本，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年。
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卷八九，第18叶a—b。
錢大昕《優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楊君墓志銘》，《潛研堂集?文集》卷四六，第817頁。
方東樹《舒保齋家傳》，《考槃集?文録》卷九，清光緒二十年（1894）刻本，第11叶b。
嚴長明《嚴東有詩集?歸求草堂詩集》卷五，《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450册，第634頁上。
朱彭壽《安樂康平室隨筆》卷二，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78頁。
梁章鉅《樞垣記略》卷一八“漢軍機章京”，第200—214頁。
戴璐《藤陰雜記》卷二，清嘉慶石鼓齋刻本，第8叶b。
戴璐《藤陰雜記》卷二，第8叶b。
《清實録?高宗純皇帝實録》卷五三一，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庚申，第694頁下。
《清實録?世宗憲皇帝實録》卷五七，雍正五年五月辛酉，第868頁上。
李世愉《試論清代的進士朝考制度》，《清代科舉制度考辯》第143—144頁，瀋陽出版社2005年版。
吴振棫《養吉齋叢録》卷二，第27頁。
郭則澐《十朝詩乘》卷一〇“試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頁。
陳子龍《仿佛樓詩稿序》，《陳忠裕公全集》卷二五，嘉慶八年（1803）竿山草堂刻本。
陳維崧《徐唐山詩序》，《陳維崧集?陳迦陵散體文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9頁。
《沈歸愚自訂年譜》，教忠堂刻本，第5叶b。
趙懷玉《收庵居士自敘年譜略》，第217頁。
方士淦《啖蔗軒年譜》，第391頁。
吴省欽《吴白華自訂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第106册，第271頁。
羅汝懷《户部左侍郎江蘇學政周公（系英）傳》，《緑漪草堂集?文集》卷二四，清光緖九年（1884）羅式常刻本，第15叶a。
葉方宣、程奐若編《本朝館閣賦》，乾隆甲申（1764）冬新鐫，困學齋藏板。
嚴長明《嚴冬有詩集》卷首，《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450册，第606頁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第1731頁下。
錢大昕《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曹君墓志銘》，《潛研堂集?文集》卷四三，第781頁。
錢大昕《中書舍人吴君墓志銘》，《潛研堂集?文集》卷四三，第776頁。
嚴長明《歸求草堂詩集》卷六，收入《嚴冬有詩集》，《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450册，分見第635頁下、639頁下。
宋犖《薦士折》，《西陂類稿》卷三七。
《賜硯齋集》卷一〇《嘉慶辛未五臺召試山西學政率領諸生謝恩摺子》，道光十六年刊本。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三五七，第591頁上。
《南巡盛典》卷七七“龥俊”，第1337頁。
《南巡盛典》卷八四“龥俊”，第1409頁。
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卷一四“本朝特科得人之盛”條，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584頁。另見《清稗類鈔?考試類》“各項特科之得人”條，第704頁。
趙懷玉《三月二十七日聖駕駐蹕江寧召試鍾山書院越日恩授内閣中書恭紀三首》其一，《亦有生齋集?詩集》卷七，第334頁上。
方濬師《蕉軒隨録》卷二“記蒙齋年譜語”，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57頁。
戴璐《藤陰雜記》卷三，第15叶a。
張師誠《一西自記年譜》，第16頁。
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卷六“和珅忮刻”條，第419頁。
霍玉敏《康熙、乾隆南巡異同考》，《河南科技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此次詩題先爲“循名責實得田字”，乾隆御筆草書，諸生莫辨，次日復試以“蠶月條桑”詩。參見吴振棫《養吉齋叢録》卷一〇，第1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