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GFDA1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国古籍文献学在诸多的业绩中有一个特别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目，即我国学者以学术史上前所未有的努力，从事于自上古以来流散于我国境外的汉籍文献的调查、收集、登录、影印、阐释和出版。在本次学术会上，我注意到有安平秋先生、卢伟先生、杨忠先生、陈益源先生、黄仕忠先生、大塚秀高先生、居蜜女士、潘美月女士、曹亦冰女士等，就美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关于“汉籍文献”的收藏发表了十余篇调查研究报告，足以证实以两岸学者为中心的世界华人研究者，在世界范围内追踪、收集、著录和研究“中国域外汉籍文献”，已经成为本领域内学科的重点之一。

我国学者在海外的“访书”活动，是一百多年来我国近代学术构建中一个优良的学术传统。前辈学者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业绩。近三十年来我国学者在海外发动的“汉籍访录”的学术事业，正是这一优良传统的继续，而且在学术观念、学术运作规模、对流寓于世界各地的汉籍的表述、以及与国际文化的关系等诸层面，都有阔大的手笔，远远地超越了前辈的视野，其成果当然也就远远地超越了以往的业绩。

依据我个人的体会，近三十年来我国学者在“海外汉籍”的学术事业中至少在六个层面中表现出了学术的新的特征。

第一层面是“访书”观念的提升与更新。

前辈学者基于对中华历代艺文的执著，并兼有学问的好奇之心，发而为域外的“访书”活动，几乎都是一种“学术的自为”活动，尚没有“文化学意识”的“自觉”表述。近三十年来学者的“海外访书”在学术观念层面开始具有“文化的自觉”，可以表述者至少有三：

一是认识到，“汉籍的海外流传与保存”是中华文化向世界传递的一种形式，构成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内容；

二是体验到，汉籍在“海外流传与保存”的形式与速度，取决于特定对象国内在文化运行的具体状态；

三是观察到，“汉籍的海外流传与保存”有可能使特定对象国的文化在相应的层面中发生多形态的“变异”，催生对象国文化中“新形式”的产生。

这一访书的文化自觉恰恰在“跨文化研究”层面上，与“比较文化研究”、“国际中国学研究”相契合，体现了古文献学的新的学术特征。

第二层面是我国人文学者，特别是古文献学者在自身的学术活动中，已经开始在世界藏汉籍中确立自己的“文本基础”，并进行相应的原典批评。

例如“全宋诗”、“全宋文”、“全明诗”等大型编纂中，曾经尽量地收集与运用了“域外汉籍”，在学术活动中于文献学层面已经开始建立起世界性视野。

“访书”的学术活动在为人文学术奠定文本基础的同时，在事实上已经向人文学术研究提出了更加贴近学术本质的要求，这就是任何人文研究，如果研究者一生（即从来也）没有对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在国际范围内做过最基本的文献调查、文献收集和文献考辨，那么，他的所谓研究，就是值得怀疑的了。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第七辑关于创立“国际汉籍文献学”的思考

第三层面是“访书”的学术视野有了大幅度的扩展，因而“海外访书”规模具有了前辈所不能及的深度与广度。

前辈学者的海外“访书”通常是随手所得，经眼所录。近三十年来学者的“海外访书”由于具有了一定的“文化自觉”，他们往往把对于特定对象国综合文化的理解作为“访书”的文化基础，以综合把握对象国“汉籍”的收藏与流传作为“访书”的“切入口”，从而使“访书”具有特定区域的整体性和追踪性，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各种报告见诸杂志文集中，其中较成规模者，可以下列业绩为实例：

在对朝鲜半岛收藏的著录方面有张伯伟编辑的《朝鲜时代书目丛刊》（9册本）等（中华书局2004年刊）。

在对越南收藏的著录方面有王小盾、刘春银、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刘春银、林庆彰、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补遗》等。

在对日本收藏的著录方面有由我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主持、安平秋主编的大型“影印丛书”——《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本汉籍影印丛书》，已刊出21种。原杭州大学日本研究所即现在的浙江工商大学日本研究院王勇教授等，考察中日之间的“书籍之路”，调查与披露了日本所藏的若干稀见典籍。又有严绍GFDB2著《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刊，2000年重印）、《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GFDB2海外访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刊）和即将刊出的（3卷本）《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此书调研了日本现存的自古以来传入的明代与明代之前的汉籍善本一万八百余种）等。

在主题文籍的收集出版方面有数量丰厚的报告，如1986年张忱石等编纂的《海外永乐大典》（影印本）10卷，近来又有上海辞书出版社《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17卷刊出，但两书可能有同一来源。又有敦煌文献的收集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敦煌吐鲁番文献汇编》这样的煌煌巨著刊出等等。

在综合报告方面，如张伯伟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辑）（中华书局2005—2006年刊），以及相关的论文汇集和博士学位论文与硕士学位论文等。

海外访书的整体性特征，还体现在我们对于“对象国”在接受汉籍与汉文化的过程中对“汉籍文献”进行的辑录、采摘、编辑、抄录与刊刻，对它们进行的重新梳理、文献还原等。

国际汉籍文献报告和研究的业绩也已有相当的规模。

第四层面是“访书”的学术活动摆脱了“纯粹的”个人行为，成为这一时期中具有特殊学术性质的特定的“国际文化活动”。

目前陆续公刊的略为大型的“访书业绩”，尽管是一个或几个学者从事的一项事业，但几乎都在对象国中有一个或数个相应的“后援群体”，表现为超越国界的文化学术共同的事业（参见严绍GFDB2《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自序》）。

第五层面是世界范围内的“访书”活动，而且在特定领域中推进了多类型学科的发展。

例如持续的海外访书极大地推进了国际汉学（Sinology）与比较文化学科的发达，使这些学科得到了相应文本的支持，反过来这些学科的发达又对汉籍目录学的建设不仅提供了学术启示，而且实际上也提升了目录学著录的水平和品格。

第六层面是“访书”事业的发展已经在事实上造就了相应的学术人才，并已经有相应的学术机构的建立。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从1986年开始招收“国际中国学”的硕士研究生，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从1994年开始招收“国际中国学”的博士研究生，其中有专攻“域外汉籍文献学”的研究生，目前继续有在读的学生。

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域外汉籍研究的研究所已在南京大学诞生，并且招收学生，举行讲座，出版专门性刊物。

依据国际学术惯例，一个学科得以独立存在的标志应该有三：一是有一支具有学术素养的研究者队伍；二是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著作的出版；三是在大学中开设独立专门的课程（包括讲座）。鉴于近三十年来“海外访书”事业中上述新特点的出现，我个人感知在我国古代文献学中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汉籍文献学”已经具备了相应的学术基础、知识装备和学术队伍，从而可以进一步提升我国古代文献学与一般人文学科的学术内容，为建设新文化服务。

为推进这一学科的建设，我有如下具体建议：

一是在目前我国大学的相关专业设立“目录学”的课程中，增加“国际汉籍文献学”的内容，逐步地把它从传统的“目录学”中独立出来，建立“国际汉籍文献学”的课程或讲座。

二是在大学的古文献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中，加强“国际汉学”与“国际中国学”的学术教育，从中选择有学术兴趣和有学术素养者，以“专门化”的形式，通过“访书实践”和相应的文化教养，培养高级研究成员。

三是建议高校古委会适度扩展“国际汉籍文献学”的学术选题，并高屋建瓴地进行必要的协调指导。

四是“国际汉籍文献学”是世界范围内的以“汉籍”为中心的学术，国际中国学家在这一层面上的工作应当视为本学术的内容。建议高校古委会与有关学术部门与个人，以此为主题，推进国际文化对话，建立国际间的多类型的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