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本文作者为广州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教授。提 要： 本文对日本所藏中国戏曲之源流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证与介绍。所涉及收藏单位有内阁文库、宫内厅书陵部、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文学部、东北大学、天理大学、大谷大学、九州大学、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蓬左文库等；涉及的学者及藏书家有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盐谷温、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同时对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戏曲研究与中国自王国维以降的戏曲研究之相互影响，作了梳理。
关键词： 日本所藏中国戏曲 内阁文库 双红堂文库 天理图书馆
日本所藏中国古籍之繁富，久为国人所知。自近代以来，黄遵宪、杨守敬、李盛铎、盛宣怀等人在日本访购中国古籍，所披露之唐钞、宋刻、元椠，惊艳于世。杨氏并协助黎庶昌编刊《古逸丛书》（光绪十年，1884），使许多失传古籍得以重返故土，又编印《留真谱》（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存宋元旧版之貌。其后董康、傅增湘等人在京都、东京等地目睹许多珍稀典籍，见于氏著《书舶庸谭》（四卷本，武进董氏影印， 1928）、《藏园群书经眼录》（北京中华书局， 1983）等书。董康且于传统典籍而外，关涉戏曲小说，开一时之风气。随后孙楷第、傅芸子曾前往东京寻访戏曲及通俗小说，有《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北平图书馆，1932）、《东京观书记》（《白川集》，东京文求堂，1943）等问世。同时，日本学者于日本所藏戏曲，亦间有介绍著录，如长泽规矩也有《日本现存戏曲小说类目录》（《文字同盟》第七号，1927）、《家藏旧钞曲本目录》（《书志学》四卷四号，1935）、《家藏曲本目录》（《书志学》五卷五号，1937）、《家藏中国小说书目》（《书志学》八卷五号，1937）、《家藏曲本小说目录补遗》（《书志学》十三卷一号，1939），并有手定《双红堂文库分类目录》（东洋文化研究所，1962）；神田喜一郎有《鬯盦藏曲志》（《神田喜一郎全集》第四卷，京都同朋舍，1986）等。1980年代，庆应大学斯道文库的阿部隆一教授尝有编集日本所藏汉籍总目之动议，戏曲、小说两类总目之编纂，亦列入计划之中。后小说之部由大塚秀高氏完成，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东京汲古书院，1987），而戏曲之属则未及措手。故迄止于今，日本所藏中国戏曲之概貌，尚不得而知。
笔者于2001年4月至2002年5月，赴日本创价大学作访问研究，蒙该大学之关照，得以将主要精力，用于访曲。承许多日本学者的帮助，但凡收藏戏曲重要之所，大多得以造访，并逐册检核，归而编集为《日本所藏中国戏曲综录》。此录虽尚非日藏戏曲之全貌，但已可概见其大要。又细审所览、所知之明刻、旧钞，从中选择孤本及稀见之本凡80余种，汇集为《日本所藏中国稀见戏曲文献丛刊》，拟予影印。蒙京都大学金文京教授、东京大学乔秀岩助教授的帮助，第一辑共45种凡18册，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影印出版。今作此文，以介绍日本学者研究、收藏戏曲之经历，以及重要曲籍之收藏源流，以便读者了解20世纪前期日本中国学界戏曲文献收集与研究之概况。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第七辑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源流考一
日本所藏中国戏曲，究其来源，大略出于二途。一是因明末以降，日本结束将近二百年的战乱，进入世局稳定、文化繁荣的江户时代，因幕府及各地藩主对小说戏曲之嗜好，而从江南输入。只是戏曲不如小说之可读，故而当时人们所喜爱者，实为书册中精美之插图，但传至于今，均已成为稀世之珍。二是20世纪前期，日本学者因西方学术观念的引入，加以王国维等人的影响，开始关注通俗之戏曲小说，不唯尽力收集从日本旧藏家散出之戏曲典籍，而且借赴中国留学、公干之机会，着意收罗俗曲唱本，于明版清刻之外，亦遍采名家稿钞及书坊、艺人之旧钞，虽残纸剩叶，亦以为宝。由于日本学者在戏曲研究方面的起步并不晚于中国本土，而搜罗甚勤，细大不捐，于今观之，眼界之大，尚在当时中国一般学者之上。
日本学者具有近代学术意义的戏曲研究，始于明治时代。
1887年，幸田露伴（1867—1947）、森鸥外（1862—1922）、森槐南（1863—1911）等在《醒醒草》第二十卷上共同研讨《水浒传》的作者，涉及元杂剧和明代小说等方面，首次把通俗文学提到与传统经典等同的地位，并作为学术对象加以研究。
1891年，森槐南发表《西厢记读方》（《帝国文学》），柳井GFDB7斋刊出《桃花扇梗概》（《早稻田文学》）。
1893年，野口宁斋撰《〈吟风阁〉诗曲梗概》（《早稻田文学》）。
1894年，幸田露伴发表《元时代的杂剧》，介绍十四部元人杂剧（《太阳》第一卷）；冈岛献太郎译述的《西厢记》二卷活版印行（东京：冈岛长英刊行）。
1895年，幸田露伴发表《〈归元镜〉解说》（《太阳》）。
1897年，笹川种郎（1870—1949）出版《支那小说戏曲小史》（东京东华堂），是为最早的中国小说戏曲专史。《太阳》第三卷刊出笹川种郎的《支那的戏曲李渔〈闲情偶寄〉》、森槐南的《牡丹亭抄目》。松久定弘出版《独逸戏曲大意（附清国杂剧扮装图）》（东京博闻社）。
1898年，阪本晃峰出版《西厢记译解》（东海义塾《支那小说译解》第二册），田中从吾轩译《西厢记》（早稻田讲义录）。笹川种郎出版《支那文学史》（帝国百科文库之一，东京博文堂），其中《金元文学》篇中，首列“小说与戏曲之发展”一章，是为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最早的小说戏曲专章。笹川种郎超越了日本江户儒学和明治汉学，把中国小说戏曲之研究，带入近代学术之行列，成为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一个崭新起点。
1899年，森槐南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授词曲，讲解《西厢记》，并把元曲列为重要参考读物。久保天随（1875—1934）说：“森槐南博士为明治时代词曲研究的开山。在研究的同时，甚至试图创作。”森槐南撰有《补春天》传奇，刊于明治十三年（1880），署槐南小史，近人庄一拂著《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有录，误以为中国人所作见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著录有：“槐南小史，姓名、字号、里居均未详。《补春天》：此戏未见著录。日本明治刊本。四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09页。。
1901年，幸田露伴发表《中国第一戏曲之梗概》，介绍《琵琶记》；久保天随在《帝国文学》上发表《词的发展及其变迁》一文，叙及戏曲。
1903年，鹿岛修正出版《评释西厢记》（东京，青木嵩山堂）；久保天随撰成《支那文学史》，介绍涉及戏曲（早稻田讲义录）。
1904年，宫崎来城完成《支那戏曲小说文释钞》，含《西厢记》、《桃花扇》（早稻田讲义录）。
1906年，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成立。狩野直喜受聘主持“中国哲学讲座”。
1907年，内藤湖南受聘于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开设东洋史概论；两年后，主持“东洋史第一讲座”。狩野直喜兼任中国文学讲座教授，直到1928年退休，“元曲”为其讲座内容之一；他每年都要讲授几篇元杂剧作品。
1908年，森槐南在《汉学》杂志上连载《元人百种解题》。王国维完成《曲录》。
1909年冬，盐谷温赴长沙从叶德辉学南北曲，一直待到1912年夏回国。王国维出版《戏曲考原》。
1910年，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在京都帝国大学共同主持中国文学讲座，讲解元曲。狩野直喜在《艺文》杂志上发表论文《水浒传与中国的戏剧》，为1897年开始的《水浒传》的作者问题作了定论，考定《水浒》戏早于小说。铃木虎雄撰《王氏的〈曲录〉及〈戏曲考原〉》，介绍王国维戏曲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年8月，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五人专程赴华北滞留五十余日，以追踪斯坦因、伯希和劫后的敦煌遗书，访内阁大库，晤王国维、董康等，并获若干戏曲文献。
1911年，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狩野直喜《论支那戏曲——以〈琵琶行〉为材料》以及西村时彦译介之《西厢记》。狩野直喜在《艺文》二、三号上连载《元曲的由来与白仁甫的〈梧桐雨〉》。津田左右吉（1873—1961）发表《杂剧与能》（《东洋学报》第一期）。京都山田茂助用元曲选本排印出版狩野直喜编集的《元杂剧二种》（《汉宫秋》、《窦娥冤》）以上所列日本明治时期戏剧研究情况，部分参考了田仲一成先生的《中国戏曲研究在日本》一文（未刊稿），2003年撰。。
是年6月，青木正儿师从狩野直喜，以《元曲研究》一文，成为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的第一批学生。
是年秋，狩野直喜赴欧洲游学二载，考察被劫之甘肃、新疆等地文献，首先提出“敦煌故事”（即“变文”）的存在，判定以话本为中心的中国俗文学萌芽于唐末五代；又以彼得堡所见柯兹索夫劫掠之甘肃黑水城文书中的《刘知远诸宫调》残卷，认定系元曲之来源。
是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被推翻。岁末，因京都大学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的邀请，王国维随罗振玉流亡至日本，居住在京都东山净土寺町，长达五年。
1912年，王国维在京都完成了奠定中国戏曲史学科基石的《宋元戏曲考》，此后之研究转向于史学。他的曲学与史学研究，及其与京都学者的长期交往，对京都学派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其时，东京大学将中国文学从“汉学科”中分离出来，从而确立新的学术分野。是年夏，盐谷温从长沙回国，主持东京大学“中国文学讲座”，讲授《支那戏曲读讲》，以此为标志，日本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走入了近代学术的行列。
1913年，西村时彦出版《南曲琵琶记（译本〈琵琶记〉）附支那戏曲论》（自印本），王国维作序。
1914年，狩野直喜主持，据罗振玉旧藏覆刻《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丛书第二卷）；金井保三、宫原平民译《西厢歌剧》（东京：文求堂）。
至此，以京都大学与东京大学为重镇，日本之戏曲研究已成气候，戏曲文献的收集则成为学者共同的兴趣与目标，进而迎来日本中国戏曲研究的鼎盛时期。时至二战之前，重要的戏曲研究著作有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东京大日本雄辩会，1919，所述以戏曲小说为中心）和《元曲研究》（博士论文，1920）、久保天随《支那戏曲研究》（东京：弘道馆，1928）、青木正儿《支那近世戏曲史》（东京：弘文堂，1930）和《元人杂剧序说》（东京：弘文堂，1937）等。戏曲翻译著作有今关天彭（1884—1970）《支那戏曲集》（东京：东方时报社，1917），盐谷温译《西厢记》、《桃花扇》，宫原平民译《琵琶记》（《国译汉文大成》第十一册，1921），及盐谷温译《燕子笺》和《长生殿》（第十七册，1923）等。1932年，盐谷温率弟子经多年的努力，完成《元人百种曲》的翻译，其中《楚昭公》、《汉宫秋》、《杀狗劝夫》三种曾在1932年、1933年以盐谷温名义出版（《国译元曲选》后刊于1940年，东京目黑书店）。1928年前后，盐谷温主持完成了《娇红记》、《橘浦记》、《西游记》等曲本之影印或排印。
王国维于1908年至1912年间，致力于古代戏曲研究，撰成《曲录》、《戏曲考原》、《唐宋大曲考》（以上三种刊于1909）、《古剧脚色考》（1911）、《宋元戏曲考》（1912）等著述，从而为建立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戏曲史学科奠定基础。但如上文所示，早在王国维开始研究戏曲之前，日本汉学界对于戏曲的研究，已经蔚然成风。在王国维的系列著作问世之后，日本学者之戏曲研究与之风云际会，并以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为研究重镇，蔚为大观。日本近世戏曲收藏之大家，多为东京大学或京都大学的学者或学生，亦是这一背景下的自然结果。
王国维推崇元曲，视明传奇为“死文学”，无足称道，这虽为他个人的一家之言，但也非凭空而语，而是有着文献作支持的。因为他居风气之先，收罗了大量明刊传奇文本，故实为有所见而述。王国维的戏曲旧藏现在已经不可复原，但通过日本之收藏，尚可略见一斑。其中经过，令人喟叹。
大谷大学藏明末朱墨套印本《西厢记》原为王国维旧藏，第四册有内藤湖南识语：“丁卯六月，王忠悫公自沉殉节，沪上蟫隐主人售其旧藏以充恤孤之资。予因购获此书，永为纪念。九月由沪上到。炳卿。”大约在1913年前后王国维转向史学研究，其戏曲旧藏多交罗振玉之弟罗振常。1927年观堂自沉于颐和园，经营书籍的蟫隐主人罗振常将王之旧藏公示出售，以恤其孤。由于时局动荡，未见中国学者有将王氏旧藏收购的动议，而日本学者多因敬重王氏之学，越洋认购。其中有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铃木虎雄、久保天随、神田喜一郎、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人，故今日本学人文库内或可见一二种钤有“王国维”印的戏曲文献。以观堂之识见，所聚者自必有其佳处，于今检视，均属孤本或稀见之本。这是较晚从中国学者手中流徙日本的最重要的一批戏曲文献。
因此，王国维以其著作与藏书，直接影响了日本学者之戏曲研究与收藏，构成了现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内容。盐谷温说：“王氏游寓京都时，我学界也大受刺戟。”原见盐谷温：《中国文学讲话》第五章，兹据王古鲁译：《中国近世戏曲史译者叙言》，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第5页。此后，日本中国戏曲研究的成果，浸浸然有超越中国本土之势。盐谷温、青木正儿等人的著作，对中国20世纪中叶的文学研究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盐谷温的著作，有陈林和译本《中国文学概论》（北京：朴社，1926）；又有孙俍工译本，题作《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上海：开明书店，1929；1933年已印至五版）。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有郑震节译本（上海：北新书局，1933），又有王古鲁全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又增补修订本，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元人杂剧序说》有隋树森译、徐调孚校补本（上海：开明书店，1941）；《中国文学概说》亦为隋树森所译（上海：开明书店，1938）。
二
日本今藏中国戏曲珍籍最富之处，当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天理大学、大谷大学、东北大学及内阁文库、宫内厅书陵部等。学府所藏，与近代日本中国学发展史密切相关；而内阁文库与宫内厅书陵部等之所藏，则出自幕府与各地藩主，并可以溯源于江户时代。
内阁文库的由来，源远流长。现在，它准确的称呼应是日本国家公文书馆第一部。今姑依学界习惯的称呼。作为日本国家图书馆之一，内阁文库是日本收储汉籍最多的藏书机构，冠于各公私文库。其中戏曲之收藏，也令人惊叹。这些戏曲文献，主要源出枫山官库与昌平坂学问所，与德川幕府紧密相关。
枫山官库，是幕府大将军的主要藏书库，始建于庆长二年（1602）。是年，在经历近二百年的内战之后，德川家康以武力确立了对政局的控制，迫使天皇任命其为“征夷大将军”，驻屯江户城（今东京），从而作为第一代大将军，开启了长达二百五十年的由德川家族统治的江户时代。德川家康于武功之外，尤喜文翰，并以武功文治为基本国策，礼遇宋学大师藤原惺窝（1561—1619）及其弟子林罗山等，后延请林罗山为幕府大学头，以日本化的中国宋学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德川家康在江户的富士见亭所设文库，称为“富士见亭文库”。1639年，文库迁往红叶山，故名“红叶山文库”，也写作枫山文库。因系幕府大将军的书库，故也称枫山官库。
德川家康建立文库之后，广泛征集日本已有的古本，例如著名文库“金泽文库”的旧藏书，又命各地藩主进献，以充实库藏。更多的书籍，则是通过设在长崎的“海关”为幕府购置的。这也是当时锁国背景下的唯一通商口岸。幕府不仅得以了解最新书籍情况，并且拥有优先处置权。文库历经数代不断增加收藏﹐质与量均告充实。特别是在德川吉宗积极奖励学问的享保年间（1716—1735）﹐及近藤重藏出任书物奉行的文化文政年间（1804—1829）﹐取得惊人的发展。幕府末年其藏书已达十万册﹐其中七万三千余册是中国书籍。内容包括经学典籍、史籍、文集、政书、医书乃至戏曲、小说等，品类至为丰富，留存至今，不乏天下孤本。
红叶山文库在日本明治初年历经太学、太史局等机构管辖，明治六年（1873）由太政大臣接管，明治十七年（1884）定名为“太政官文库”，并汇集各官厅之旧藏，遂成日本政府之中央图书馆；次年废太政官而创内阁制度，文库也改名为“内阁文库”。
以所存戏曲剧本为例，出于枫山文库的，有明叶宪祖的《三义记》、《渭塘梦》、《琴心雅调》和《易水歌》，题孙矿评的《朱订琵琶记》，以及富春堂刊本《琴心记》、明臧晋叔删改定批评屠隆所作之《昙花记》、凌氏朱墨本《明珠记》、明末乌衣巷刊本《花筵赚》、耐闲堂刊本《西楼梦》、继志斋之《重校琵琶记》与《重校北西厢》合刊本，这些大多是孤本传本，或此外仅有一二处保存者。如《三义记》、《渭塘梦》、《琴心雅调》三种孤本杂剧，虽傅芸子曾予介绍，但因以往未能影印面世，学者不得知其面貌。其中《琴心雅调》八折，其写作手法对于研究杂剧与传奇的分野，具有典型意义，故明代祁彪佳、吕天成等人均取以作例，而今人因未见原本而无从探究。题孙矿评的《朱订琵琶记》，国内向见孙矿评的《朱订西厢记》，而无此种，对研究晚明戏曲批评有重要价值。继志斋之西伯合刊本，其中《重校琵琶记》此外仅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重校北西厢》则是孤本，卷首有龙洞山农序，可知此本系翻刻龙洞山农合刊本而来。明代李卓吾著名的“童心说”，正是因龙洞山农之《西厢记》序而引发的，唯往昔学者因未见此原序，而不知龙洞山农为谁。今则据以考知为明代著名学者焦竑之号，李卓吾因获焦竑所赠刻本而作评点，并加发挥，遂开戏曲、小说评点之盛景，故中国戏曲史、批评史相关的章节因此而需要改写。
此外，如明末朱墨印本《绣襦记》、凌氏朱墨本《红拂记》、明泰昌间朱墨刊本《牡丹亭记》、《红梨记》，则与《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所收各剧之底本属同一版本。又有戏曲选本甚夥。如明黄文华编选的《八能奏锦》和《词林一枝》、景居士编选的《玉谷新簧》、龚正我选辑的《摘锦奇音》，均为孤本传本，台湾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实据以收录。此外如锄兰忍人选辑的《玄雪谱》、明张琦等编选的《吴骚合编》、程明善编集的《啸余谱》及沈泰编选的《盛明杂剧》二集，亦为稀见之物。
昌平坂学问所的藏本，源出于幕府初期汉学巨擘林罗山及其后十代人的旧藏。
林罗山（1583—1657），名信胜，字子信，法号道春，江户时代著名的汉学家，也是日本汉学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学者。师从藤原惺窝，精于朱子之学。他出任幕府大学头后，将中国儒学文化，从以前汉学家的“修身齐家”，扩展而至“治国平天下”，使朱子学成为官方哲学，影响极为深远。
昌平坂学问所是幕府的教育机构，亦称昌平黉。原是由林罗山于1630年在上野忍冈开办的书院。1690年移至圣堂（汤岛），成为林家的私塾。1797年改为幕府官立学校，称“昌平坂学问所”。林家藏书全部被移交保管于此，学问所同时也大力展开搜集书籍工作。1842年设立新刊书上交制度，获得许多大名、学者捐献之书。至天保年间（1830—1843）书库已达四栋之巨。昌平坂学问所的藏书在明治元年（1867）由大总督府接管，后改由文部省管辖，在明治五年（1872）移入新建于汤岛的书籍馆，明治八年（1875）全部迁入国立浅草文库，故钤有“浅草文库”藏书章。明治十七年（1884）合并入太政官文库，次年太政官文库改名内阁文库。
“昌平坂学问所”旧藏戏曲，也可概见林氏数代人的共同努力。如明刊程明善编《啸余谱》、明万历二十年熊氏忠正堂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均有“江云渭树”印章，系出林罗山旧藏；明万历刊本《杂剧三种》（含《新刊郁轮袍杂剧》、《新刊杜祁公看傀儡杂剧》、《新刊葫芦先生杂剧》，明王衡撰）、明独深居刊本《玉茗堂传奇》等，钤有“弘文学士馆”章，则出自林恕的旧藏。林恕（1618—1680），号鹅峰，林信胜第三子，1663年，幕府授林氏家塾“弘文学士馆”称号。林罗山旧藏熊氏刊本《西厢记》，今仅见日本藏有两部。林恕藏王衡杂剧三种，当出王氏全集之附刻，亦为孤本；《葫芦先生》且无别本流传。
此外，尚有茂林叶氏重刊本《新刻王状元荆钗记》、清初竹林堂刊《玉茗堂四种》、康熙刊《笠翁十种曲》、乾隆刊《缀白裘》、明刊清代改板印刷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清文德堂刊《绘像第六才子书》等，当系昌平坂学问所陆续购藏者。其中《新刻王状元荆钗记》为孤本，对于研究《荆钗记》在明代的流传有重要价值。
源自毛利高标的藏本，也甚可观。毛利高标（1755—1801），字培松，是九州丰后佐伯藩（二万石）的第八代藩主，以博雅著称。性耽图书，藏书多达八万余卷，几乎均从中国直接舶载而来。因其擅长版本品鉴，故多珍品。如其旧藏明末刊本《新刻点板乐府南音》二卷，明洞庭箫士编，为世间孤本，王秋桂《善本戏曲丛刊》第五辑据以影印；又有明刊《太和正音谱》三卷，亦为珍籍。其书钤有“佐伯侯毛利高标字培松藏书画之印”。1828年由其孙出云守毛利高翰将其书一万七千余种进献给江户幕府，分藏于枫山文库、昌平坂学问所及医学馆。三馆在明治维新中，皆归内阁文库。如此分久而复得相合，亦是罕见的幸事。
宫内厅书陵部，旧称图书寮，始设于8世纪。所储为历代天皇御览之物。至1949年，图书寮移归“宫内厅书陵部”。宫内厅是日本内阁的一个部分，司职天皇家族和宫廷事务。”书陵部”是管辖皇家文献典籍和陵园的部门，其中珍藏多为宋元刊本，是日本收藏珍贵中国古籍最多的地方。其中不仅有历代皇室旧藏之禁内图书，且有诸亲王、江户时代大名（诸侯）的贵重图书与原侯爵、伯爵、子爵世袭图书以及历代学者的珍藏。1891年，内阁文库将德川家藏枫山官库在内的本库所藏最贵重图书三万余册，移交皇宫，“永世保存”。故书陵部中贵重之物，举世无匹。而戏曲文献多出自明清以后，能入皇宫法眼者，自非俗物。今见于图书寮目录的戏曲文献有以下几种：
《容与堂六种曲》，八册，明李贽批点，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虎林容与堂刊本，黄应光镌，含《玉合记》二卷、《幽闺记》二卷、《会真记》《蒲东诗》各一卷、《红拂记》二卷、《西厢记》二卷。
《传奇四十种》八十四卷，八十册。《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卷四附注：“是书所收，三十三种系汲古阁六十种曲本，其余七种曰西游记，曰橘浦记，曰玉簪记，曰疗妒羹，曰新灌园，曰量江记，曰酒家佣。盖书贾将诸曲零本拉杂排纂，漫题《传奇四十种》者。橘浦记，明许自昌撰，题勾吴梅花墅编；西游记，题元吴昌龄编，并系万历刊本，尤可珍贵。每册首有“明伦馆印”、“德藩藏书”印记，男爵毛利元次所献。”按：《西游记》、《橘浦记》两种为世间孤本。1928年前后，盐谷温将此两剧影印、排印出版，后郑振铎编《古本戏曲丛刊》，复据以影印。
《元曲选》十集，四十册，明臧懋循辑，万历四十四年（1616）序雕虫馆刊本，有“明伦馆印”、“德藩藏书”印记。此书今日已非稀见之物，若是在20世纪初，即使是中国学者要想寻觅，也是大为不易。
这三种中，有两种原是德藩旧物。德山毛利元次，是江户时代德山藩的第三代藩主，亦以藏书著称。其所藏汉籍有一千余部两万余册已归宫内厅书陵部。但仍有部分存于德山市之栖息堂文库，今归山口大学。其中珍稀戏曲文献尚有以下数种：
明漱玉山房刊青山高士之《盐梅记》二卷、明末刊《重订元本释义全像琵琶记（琵琶记大全）》二卷、明末四知馆刊黄儒卿辑《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四卷、明刊《名家杂剧》三十卷、明万历间《容与堂六种曲》。此《容与堂六种曲》与图书寮所藏本相同，确实出自李氏本人所评，而非后人托名。《名家杂剧》即《盛明杂剧》之别题。《盐梅记》为世间孤本，因波多野太郎先生的提示，中山大学康保成教授访得此书，已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1998）。
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除了属于将军府私人收藏的图书馆——红叶山文库最为有名之外，各地的“大名”（即诸侯）往往也多仿效德川幕府，设立私学，礼遇学者，搜罗图书文献，形成自己的文库，保存了许多重要文献资源。前举德山毛利氏、佐伯毛利氏即是如此。此外较著名者，尚有尾张德川氏、纪伊德川氏、长州毛利氏、加贺藩前田氏等。
名古屋的蓬左文库，是以尾张德川家的旧藏书为主设立的公开文库。德川家康晚年热心传承与振兴学术文化，从江户城内富士见亭文库移出部分藏书，在他所隐居的骏河（今静冈），创设骏河文库，藏书达一万种。元和二年（1616）德川家康去世，其遗物分给尾张、纪伊、水户三家。其中称作“骏河御让本”的三千册藏书归尾张家，以此为契机，形成了尾张藩的“御文库”。御文库致力收集历代藩主的旧籍，到幕府末期，藏书达到了五万种。在江户时代，尾张藩的御文库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大名文库。明治维新后，文库藏书约三分之一流失，为保存所剩书籍，明治末大正初设立蓬左文库，转辗寻址于旧尾张德川家大曾根邸内。此文库藏戏曲小说也颇有珍稀之物。其中万历间集义堂刊印之《重校琵琶记》，系“宽永十二年种村肖推寺献本”，亦为孤本。
纪伊德川氏之藏书，今归东京大学，为设南葵文库，只是其中并无罕见曲籍。
东京的尊经阁文库，是加贺藩前田氏的旧藏。始自藩祖前田利家的内室芳春院松子，经过第三代前田利常的经营，迄于第五代前田纲纪而集大成。前田纲纪（1643—1724）曾邀集森下顺庵（1626—1698）、室鸠巢（1658—1734）等江户时代有名望的学者，一起商讨学问，收集整理古文献，以“好学的大名”而名闻于时。江户大儒新井白石曾有“加贺乃天下之书府也”之评，并誉其为日本屈指可数之文库。1926年建立独立法人文库，位于东京都目黑区驹场旧日前田侯爵旧邸。文库内之珍贵曲籍有程万里选《鼎锲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六卷，为仅存之孤本，王秋桂编《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即据此本影印。
三
日本学府所藏戏曲，以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最为突出。
东京大学所藏，可分为三组。
一是综合图书馆所藏。其中有森槐南旧藏戏曲，多属清人刊本，虽无罕见之剧，但其间丹黄涂乙，颇可见其喜尚；森槐南也是最早在东京大学讲授词曲的学者，盐谷温是其学生，因受其影响而从事戏曲研究。亦有数种今关天彭旧藏戏曲文献，如明刊《啸余谱》等。该馆以乾隆抄本《九宫正始》二十册最为珍贵，与学界熟知之他种清抄本间有歧异，两相勘比，此著真面目始见。
二是文学部所藏。有少量森槐南旧藏戏曲，如《画中人》、《吟风阁》等。以明刊傅一臣《苏门啸》（含十二种杂剧）较为稀见。1927年2月，董康访东京大学，通过盐谷温将此书借出影印，遂成易得之物。此外尚有多种珍贵曲籍的移录、复制之本，如明徐奋鹏的《词坛清玩》二卷，含其改订本《伯喈定本》与《西厢定本》两种，系盐谷温据宫原平民旧藏明天启元年刊本影钞；宫原氏之原本今不知下落，同一刊本此外仅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
三是东洋文化研究所之收藏，堪称是日本收藏戏曲之最大宝库。该所收藏之戏曲资料，小部分承自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而后历年续有购置，其戏曲、俗曲甚为可观。其中如《芙蓉屏记》，与江楫之《芙蓉记》均取材于小说《芙蓉屏》，而文字全异；此本作者为边三岗，撰于万历四年，今存者为据刊本影抄本，属世间孤本。万历初传奇作品尚不甚多，其中颇可见从南戏向传奇转换过程的某些特征。再如广东木鱼书等俗曲唱本，所藏颇富。又有广东20世纪30年代之戏剧文献一札，涉及戏剧演出之纠纷，可资戏曲史与经济史、法律史研究者参考。而最珍贵部分，则见于学者文库，尤以双红堂文库及仓石文库收藏最为丰富。
双红堂文库系日本法政大学教授长泽规矩也的旧藏。
长泽规矩也（1902—1980），字士伦，号静庵，神奈川人。出身于世家，其祖父藏有和汉图书数十万册，大正十一年（1922）毁于火。初有意于汉学史，因不喜江户以后盛行的宋学，承仓石武四郎之介，受教于盐谷温，听其讲授《元曲选》，而始涉足戏曲研究，随后尤热心于戏曲小说之搜集。1925年于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1927年至1932年的六年间，因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静嘉堂文库等的资助或派遣，每年均有二三个月到半年时间，在中国访书，在北京学唱戏曲与杂曲。因曾得宣德十年刊本《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明崇祯刊本《新镌节义鸳鸯冢娇红记》，而小说《娇红记》一名《双红传》，遂名其斋曰双红堂。其所收戏曲，一部分为流落书肆之日本旧家所藏之物，如高崎藩大河内家、山本悌二郎、前田家尊经阁文库、千叶文库等旧藏。主体部分则为留学中国时所聚集。长泽在1927年留学北京，得识小说戏曲研究家马隅卿（廉）。他为马廉提供了日本内阁文库、蓬左文库等处所藏小说戏曲的目录与信息，并相与讨论“三言”、“二拍”及“清平山堂话本”，日本对小说戏曲的收藏与研究使马廉大为感慨马廉在1927年的日记中说：“十月十日，日本长泽君来，携有《目睹书录》二十册及《书目》一册，抄《金童玉女娇红记》一册，抄《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一册，《秘籍考》八一册。阅之殊觉惭愧，中国小说戏曲素不重视，今人即欲研究而藏书家多不注重此类，以致太半流入东瀛，反让彼帮人士代为整理，殊属可耻。”见《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95、296页。又同著113页以下收有《与长泽规矩也关于〈警世通言〉的通信》，并附长泽氏《蓬左文库观书记》，译录时间为1927年。。长泽则通过马廉在孔德学校见到了车王府旧藏曲本，并得知百本张诸书坊抄本。故于小说与传奇戏曲而外，更涉及俗曲唱本。他从文澄阁、来熏阁、保萃斋、文萃斋等得到了许多抄本曲本。传奇戏曲之外，得晚清之皮黄、高腔、昆曲、牌子曲、赶板、小岔、马头调、大鼓书、快书、子弟书等抄本曲本甚夥。其中还有一些附有身段的内府抄本，这不仅是他在日本从未见到过的，即使在北京也是很稀见的。又在松筠阁购得养和堂、百寿堂等家之抄本，内有角本（只录某一角色的唱词）、八角鼓、影戏的唱本。此类曲本，当时北京各图书馆均以其不登大雅之堂而不屑于收藏。例如今人视作宝库的清车王府旧藏抄本，马廉为孔德学校购入，时人犹以为非。故顾颉刚所编《车王府曲本目录》在《孔德月刊》刊出时，马廉特作附记，谓请勿以孔德学校图书馆藏有此类物事为讥马廉之识语云：“这一批曲本，是十四年的暑假之前，买蒙古车王府大宗小说戏曲时附带得来的。……十五年暑假中，承顾颉刚先生整理，编成分类目录。最近因各方索阅者众，爰在本月刊分两期发表，虽然也不免有人要批评我们，说是：‘图书馆不应该有这类的收藏！’但是索阅目录的人们，也许是和我们表同情的吧？”见《孔德月刊》1927年第一期。按：孔德学校1925年购买四千余册车王府旧藏抄本曲本，仅花费五十元。而数年后仅一册明刊戏曲的残本也要价在五六十元，参下文注。。马廉毕生致力于戏曲小说之收藏，并以“不登大雅之堂”名其书斋，亦以自嘲。由此亦可概见当时中国学界之状况。长泽于各书肆所见之旧钞曲本，不论其品相，即是片纸亦不放过，几可以席卷相形容。也以此之故，此类剩卷残叶尚得以精心保存于世间，为吾人所见。慨叹之余，亦令人心存感激。
长泽以书志学名家，是日本书志学（文献学）的创始人之一。尤精于版本鉴赏。尝代为武田长兵卫等购得宋版医书，亦受托代为静嘉堂购书，名声甚著，以致长泽后来再赴中国访书，中国方面惧珍籍之流失而对其严加防范。但长泽的为人实持学者之纯正。长泽既受托代为静嘉堂购书，当时经手之善本书籍甚众，但凡好书，都请静嘉堂优先购买，从无私自收藏或倒卖之念。1927年，来熏阁将一册《四库全书》零本《嘉禾百咏》寄到东京，想要卖给静嘉堂。因无馆阁印章，长泽虽也曾询问过日本的市村瓒次郎、中国的徐森玉等学者，无人相信是四库真本，而来熏阁又催得紧，长泽才不得已送去二十元，自己揽下了。直到1930年，长泽特意往杭州调查文澜阁，确认文澜阁真本均无阁印，证实此前所购确是四库真本。令他惊讶的是，在杭州的书肆里居然看到十册四库零本，堂而皇之摆在显眼的地方，而书店根本不知道这是四库真本。长泽买了一本给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此本现存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另外因为行前东文化学院院长服部宇之吉托其买宋板书作标本，他才又买了一本四库零本给服部。这一年赴中国访书，北京的学界因长泽前一年购买抄本唱本甚有所得，在其抵京前即赶紧搜巡了一遍，所以长泽这次所得曲本甚少。随后转赴南方访书，长泽预先披露了行程，北京图书馆方面担心国之宝物流失，专门派遣版本学家赵万里抢先将各旧书店扫荡一过，故长泽于宋元版本一无所得。但这也激起了他的好胜心，所以，他在苏州发掘了稀见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此书存世不超过五部；还买了一批陈湘记的昆曲抄本，以及万历刊本《还魂记》、《重校玉簪记》、清刊《续离骚》等。在杭州则发现了四库零本。长泽高兴之余，亦深悔太过诚实，不该将行踪事先披露。尽管如此，他心底里认为宝物在中国会发挥更大价值，不宜抢买，所以面对文澜阁散出之物，也只取了两本作为版本学标本。同样，二年前他一面惊喜于所获得珍贵的内府抄本，随后却将其中大半赠送给了傅惜华。从中可见这位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感情的学者的情怀。只是这种情怀并不一定能为时人了解，所以后来他忆及时，不免也略生悔意。
长泽汇集之戏曲小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为世人称羡，中国本土唯傅惜华、郑振铎氏之收藏可与匹敌。北京图书馆尝趁其《二胥记》交北京装裱而录得副本，后由郑振铎影印入《古本戏曲丛刊二集》；郑振铎编刊《清人杂剧》，也曾向长泽借嵇永仁的《续离骚》用以影印。1930年代孙楷第得以在东京寻访中国通俗小说，傅芸子在东京访曲，均有赖长泽之力。盐谷温在1928年影印之《娇红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影印之《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附苏六娘》，均出自长泽之收藏。
战后，长泽经济陷于困窘。所编《新撰和汉辞典》的原版和清稿都在战争中烧毁，长泽失去了版税收入，也就无法再买书物。面对当时大批散出的珍贵古籍，长泽只能作为傍观者摩挲叹息。后为购置新宅，遂于1956年将所藏戏曲小说售赠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旧藏带图的珍本，因为售价较高，没有售给东大，而卖给了村口书店，后转归京都大学等处。如今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双红堂文库”已无《娇红记》和《双红传》小说。不过，文库所存珍本戏曲仍夥。如顾太清稿本《桃园记》（原署云槎外史），明刊本《二胥记》、顺治刊本《花萼楼记》、《闹乌江》、清抄本《牛头山》（与清初李玉所撰同名剧本全异）等，均为孤本；其中尤以原署云槎外史的《桃园记》最为珍贵，此剧向未受人注意。笔者考得云槎外史即顾太清之号，从而得知这位清代最著名的满族女词人，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戏曲作家，此剧实具自传性质，从中且可考见其早年生平参拙文《顾太清的戏曲创作与其早年经历》，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六期。。此外，《一种情》、《紫琼瑶》、《正昭阳》、《蟠桃会》、《玉龙球记》（原失题，长泽拟题作《紫府得道遥京院》，非）、《倒铜旗》等，均为稀见清抄本。这些也仍只是其珍藏之一部分而已。双红堂文库戏曲类中，48种车王府旧藏曲本，大量内府抄本、百本张抄本、附有工尺之昆弋曲谱及清钞鼓词杂曲等，均值得关注。波多野太郎尝据日本所藏编印有《子弟书集》（横滨大学，1976），其中半数版本出于双红堂文库。长泽收集清末民初刻印、石印、排印的上千册戏曲、俗曲唱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将日益体现其价值参见拙编《双红堂文库藏清末民初四川唱本目录》、《双红堂文库藏清末民初北京木刻、石印本唱本目录》、《双红堂文库藏民初北京排印本唱本目录》，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一四八、一五〇、一五一册；又《戏曲文献研究丛稿》，台北：“国家出版社”，2006年。。故期待他日有机会将双红堂文库之戏曲与俗曲全部影印出版。
仓石文库，出于仓石武四郎之旧藏。
仓石武四郎（1897—1975），字士桓，新潟县高田市人，他的父亲仓石昌吉是福泽谕吉的学生。仓石从小就喜欢中国古籍。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科，1921年毕业。同年，到中国江苏、浙江沿海进行考察。短期的中国之行，使他对日本传统的中文“训读”法与中国现代语之间的隔膜印象深刻，这成为他一生研究、改革汉语教育的契机。虽然他考上了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的特选公费生，但因对传统“训读”方法抱有疑问，对当时的主任教授服部宇之吉有所不满，一年之后即退学，于1922年转入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师事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毕业后任教于京都帝国大学。1928年春，作为京都帝国大学的助教授，获文部省奖学金，前往北京留学，住于孙人和家，与稍后亦赴北京的吉川幸次郎，一起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等校旁听课程，受教于孙人和、吴承仕、马裕藻、钱玄同、朱希祖、杨钟曦等人。
仓石武四郎是第一个摒弃明治以来所惯用的“训读法”，而改用中国现代语教学的学者，在日本现代中国语教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他在1939年以《段懋堂的音韵学》获博士学位，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仓石也是首位系统介绍中国传统“小学”的学者。1940年，又兼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49年至1958年，为东京大学专任教授。因而对京都与东京两所中国学学术重镇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仓石在20世纪30年代致力于《仪礼疏》研究，就此书的整理工作而言，其成就实在清代以及民国学者之上。但是二战之后，仓石以主要精力投入到现代汉语的研究和教学方面。仓石的这一转折，当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日本文化若要重新建设，不能继续过去的学问，必须让更多日本人了解现实的中国。他以东京大学为中心，创办“仓石中国语讲习会”，后更名为“日中学院”，自任院长，又出任中国语学研究会理事长，对中日文化交流贡献甚巨。
仓石留学时所得资助，折以汇率，远高于中国大学普通教授之薪金，遂得以广为收罗古籍，经史子集收藏均富。尤其是仓石系统地搜集了清代的经学书物，成为日本国内无以类比的收藏。他曾为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购买天津陶湘的藏书，并为之编制目录，故于文献版本，颇有造诣。虽其主要学术成绩在小学及现代中国语学，但于戏曲一道，亦堪称行家。他与王国维、马廉、傅惜华、王古鲁、欧阳予倩等戏曲研究者均有交往。所藏戏曲，亦不乏珍品。如万历间刊明贾彦斌所编《词林白雪》，原为王国维遗物，后归仓石；清初刊本《归元镜》、《满汉西厢记》，亦出自仓石所藏。仓石留学期间，为所喜爱的戏曲书籍，不惜重金。如民国十八年十月，为购王凤洲、李卓吾合评《西厢》残本（存上册），不惜费金六十，颇令中国学人咋舌参见《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十八年十月十九，带经堂得王李合评《西厢》残本一册，仓石以六十金购去。”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09页。按：此册今尚存于东洋文化研究所之仓石文库。。仓石在20世纪50年代末，曾从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等处复制有大批孤本戏曲文献，似亦曾有意于戏曲研究。他在王国维寄赠的《曲录》内，详作批注，除校正讹字外，大量补充了王国维未见的日本所存戏曲文献，实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戏曲文献之重要成果，而向未为世人所知。笔者有心为之整理，然尚有待时日。
笔者初访东洋文化研究所，蒙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池田温先生亲自引路并作绍介。笔者访书之余，尝为仓石文库所藏之戏曲曲艺类书籍编制目录参拙编《仓石文库戏曲曲艺书目》，刊于《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一四四册，2003年3月。，后方知池田教授为仓石武四郎博士之快婿，则此亦堪称一段因缘了。
京都大学之戏曲研究与收藏，狩野直喜、内藤湖南、铃木虎雄等人实导夫先路。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是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日本近代中国学最重要的学者。
19世纪末，日本还只有东京帝国大学一所国立大学。在日本的有识之士看来，只有一所大学，易流于独断专行，必须营造一个它的竞争者，这便是最初设置京都帝国大学的理由之一。所以，京都大学从一开始就本着与东京大学不同的学风。特别是在京都帝国大学创办九年后（1906）才建立的文科大学（文学部），尤是如此。日本明治时代（1868—1911）的汉学，原本秉承江户儒学的传统，习惯从日本的角度对中国文化作出阐释。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人则不仅努力用中国人的视角与方法来研究汉学，而且进而以欧洲中国学的眼光，进行国别文化研究，从而摆脱了旧汉学的羁绊。他们推崇清代朴学，认同六经皆史，重视实证研究，从而开创了京都学派，不仅与东京大学东西对峙，而且卓然居先。同时，他们更多地接受了欧洲中国学的影响，摒弃传统“经学主义”的文化观念，对元曲和通俗文学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出生于幕府末期南部藩的一个武士家庭，他的祖父内藤天爵、父亲内藤十湾都是汉学家，属于山本北山、龟田鹏斋学派。内藤湖南虽从小即受到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却没有能够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19岁时从秋田师范学校毕业后，即步入社会。不久，成为东京、大阪主要报纸、杂志的执笔人，曾多次在中国采访，以其酣畅而富有气势的文笔和对中国时事的精通，成为新闻界有名的评论家。他对19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有过作为同时代人的敏锐评说和作为历史学家的深刻洞察。他的一些观点，对当时日本人的中国观、日本对华外交政策都产生过实际影响。1902年10月，内藤湖南作为《朝日新闻》记者，造访北京崇文门外的刘鹗私宅，亲眼目睹了中国出土的第一批甲骨文字片，并观看了刘鹗拓片的过程。他是世界上见到甲骨文字的第一位外国人，这对内藤湖南后来的“中国学”研究，发生过微妙的影响。1907年，内藤湖南年42，作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以自学成才者的身份，执教于建立甫始的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因资历不足，先仅聘为讲师，两年后，任东洋史学科首席讲座教授，并最终与狩野直喜等人创建了名震遐迩的京都学派。
内藤一生嗜书如命，时人称其购书不还价。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号召“脱亚入欧”，欧化主义风行，故家旧藏纷纷散出，市场上到处都是一堆一堆以二捆三文左右贱价处理的日本和中国古籍。明治十三年到十六年间（1880—1883），杨守敬以东京清国公使馆馆员身份到日本，广为收集稀见古籍，不数载而至三万余卷。又因清国公使黎庶昌的建议，刊印《古逸丛书》，杨氏并自编有《留真谱》。此举于中国学人自为盛事，于日本文化界则犹如地震。此后，日本有识之士纷纷购藏古籍，并续从中国购书，至其顶点，则有归安陆氏藏书之东渡。
当时关西地区最著名的书店是大阪鹿田松云堂，这也是关西古书主要流通之处。内藤湖南曾在1925年为松云堂所编《古典聚目》（初名《书籍月报》）一百期所撰纪念文章中调侃地说松云堂两代主人：
将古书搜索范围伸展至燕京，使松云堂成为与东京田中文求堂比肩的两大古书肆。只要这两位书店主人出现在古书市场上，价格便骤然上涨。我等穷书生为此也颇受打击。如今回顾往事，我与松云堂的长期交往也就是如此漫长的烦恼历史，在我一生中给予我最大痛苦的也应该是松云堂父子二人。当然有痛苦也就有收获，我书库里大部分最珍贵的书籍都是在松云堂购得。……大凡我在收集书籍时，从来不仔细询问书籍的出处，所以往往总是以高出市场的价钱被迫购买。其中也曾经拣到过便宜货，例如我在《书籍月报》中发现了只卖七十五钱的庆安版《南浦文集》，在古书交换会上以九元五十钱的价格从鹿田氏手中买到庆长活字本《后汉书》，这些都算是对松云堂的报复，在趣味相投的友人中传为佳话。后来我先买了两卷古写本《左传》，可是没几天店里又摆出另外两卷，价格却比先前的贵了三倍多，我只能忍痛买下。此事真是令我恨之入骨。店里曾以五十元的价格将吉田篁墩在病中校定的单疏本《左传》卖给我，后来因为价钱太便宜又有些后悔了。古书店的本质决定了我无法有什么特别的收获。特别是近来，松云堂为了安全起见，对内容及价值不明的图书一律定为高价，结果无论有眼无珠的人还是眼光犀利的购买者都无法沾到一分便宜。如此行为着实是无视购书乐趣的恶贯满盈之罪行，而松云堂由此便积累了大笔资本，独自沾沾自喜了。以上引自神田喜一郎“鹿田松云堂与内藤先生”一文，见其所著《敦煌学五十年》，高野雪、初晓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6—139页。
所以，从时间上看，日本旧家所藏古籍散出，主要在明治年间。但由于最初戏曲类书籍并未引起关注，故其在市场上流通的黄金时间，尚在明治末至大正初年。像西园寺公望、市村瓒次郎等人也偶或藏有戏曲之珍籍。在王国维确立戏曲史这一学科后，日本学者遂将散落之戏曲，搜罗殆尽，进而目标指向中国本土。时至20世纪20年代末，长泽、仓石等人，在中国颇有收获。而30年代以后，由于国人对俗文学的重视，兼以郑振铎、傅惜华、梅兰芳、齐如山、马廉、王孝慈等人对戏曲文献的不遗余力的寻访与收藏，已罕有珍贵曲籍从书肆流入日本了，此后日本学者从中国所得，除少量清代中后期之戏曲刊本外，多为清末民初之石印、排印戏曲与俗曲。故日本戏曲研究者留学中国的时间，决定其藏书之基本构成。
由于内藤湖南精于鉴赏，其恭仁山庄收藏日本近代流散的宋元刊本中国古籍甚夥，内中精品后归武田科学振兴集团的杏雨书屋，有多种被定为“日本国宝”或“日本重要文化财”，而清代著名词人顾太清的足本稿本《天游阁集》等尚不在其列。
内藤湖南就任京都大学东洋史讲座教授后，亦曾数度到中国寻访文献。如1910年秋，在敦煌遗书发现之初，他即闻讯与狩野直喜等赴中国，调查敦煌遗书运抵北京的情况以及内阁大库所藏文书。1912年又携员赴沈阳，利用当时中国政府及其管理系统的腐败，猎取沈阳故宫的满蒙档案文书等。其工作为20世纪初日本的“满洲学”和“满蒙学”奠定了基础。但内藤氏对满蒙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对其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确立对“东亚”的战略并采取实际行动，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与此同时，内藤湖南也悉心收购以往不为正统学者关注的戏曲小说类文献。他主笔的《京都大学教授赴清国学术考察报告》中，即欣喜地提到此行所获的《新编五代史平话》过录本、康熙版《钦定曲谱》，以及明版《喜逢春》、《春灯谜》等九种传奇和抄本《传奇汇考》。这些文献今均存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
内藤湖南通过与董康的交往，也得到若干戏曲珍贵文献。如今归大谷大学的清抄本《九宫正始》，原是董康赠与内藤之物。此书为明末徐于室与钮少雅共编，最后由钮氏定稿于顺治间，纠正明沈璟《南九宫谱》之失，援证淹博，推为曲谱第一；中引宋元南戏百余种，为研究宋元南戏之最重要史料，且附唐“骷髅格”三十余调，故董康矜为秘籍，而当时国内学者尚未有知者。当董康在《书舶庸谭》（1928）中轻松地说到已将此书赠与内藤，以作纪念时《书舶庸谭》卷四，武进董氏影印本，1928年，第53页。，颇引起郑振铎的愤慨。直到30年代郑氏在苏州配得全帙郑氏在《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1934）一文中说：“可惜这重要的曲谱，他离开日本时，竟当作礼物，送给了内藤虎次郎。我没有一时曾忘记这书，耿耿于心。曾数托过他向内藤借钞，总未得便有成。前三年，在苏州竟获得了此书的六卷，喜可知也！然非全帙。（全书有十卷） 近始辗转托人抄补完全。在这书里，总有一百二十种以上的古戏文的遗文可得。其重要可知。”见《郑振铎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492页。，1936年另一清抄本被发现并得到影印，此事遂渐被淡忘。内藤后将此曲谱赠给学生神田喜一郎，今归大谷大学。
狩野直喜（1868—1947），号君山，生于熊本一个藩士家庭。当时的武士之家都具有儒学素养。狩野从14岁时，进了熊本的“济济黉”学习汉文化，这是一所传授“水户学”的塾学。1892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古典科”，跟随岛田篁村（1838—1898）与竹添进一郎（1841—1917）学习《诗经》与《左传》。后进大学院，受到了正规而系统的学术训练。1900年6月，作为筹建中的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未来教授人选，与东京帝国大学的服部宇之吉（1867—1939）一起，以文部省留学生身份在北京留学。这是日本文部省向中国派遣的最早的两位留学生。后因遇到义和团事件，被围两个多月后回国。次年秋到上海，在江南逗留近三年，结识了张之洞、沈曾植、陈毅、罗振玉、王国维、董康等人，对清代乾嘉朴学有深入的了解，尤为钦佩顾炎武，这为他此后将考据学引入日本，奠定了基础。1906年，他参与筹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并在成立后任教授，主持“中国哲学讲座”。同时，在他的努力下，该校正式开设了“支那语学、支那文学讲座”。1911年赴欧洲，也受到英国文化与法国文化的熏陶。其英语之流利纯正，在电话里可使人误以为是英国人。他本人则在1916年主持讲授了“中国小说史”，1917年主持讲授了“中国戏曲史”，从而第一次将小说、戏曲之专题课程放置于日本最高学府的讲坛上。他以实证方法来研究小说戏曲与俗文学，在当时无疑是空谷足音。
如前所述，狩野直喜不仅是最早注意到敦煌变文的学者，也是最早披露《刘知远诸宫调》残卷的学者。他欣喜地向同人报告说，这个“杂剧零本”，“为海内孤本，为元曲之源头，将放一大光明也”1912年10月20日，狩野直喜从俄国京城彼得堡发回报告，称他在彼得堡见到了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从中国甘肃所发掘的文物，“其间有西夏语掌中字汇、西夏文字经卷、唐刊大方广华严经、北宋刊列子断片、宋刊吕观文进注庄子、杂剧零本、宋刊广韵断片等”。本文所引为狩野直喜在“杂剧零本”下的注文。转引自国家图书馆汉学家文库“狩野直喜”条。。如果不是他甫一见即敏锐地发现了黑水城发掘的文献与元曲的关系，此一珍贵文献也许还会埋没多时。他在1910年秋赴中国作考察时，即重点访查了戏曲有关资料。他在北京拜访了王国维，对王国维收集的戏曲珍本，特别是《盛明杂剧》颇为称羡；此行还访得白朴的《天籁集》，故次年即在《艺文》杂志上刊出《元曲的由来与白仁甫的〈梧桐雨〉》一文。这一时期，他尤其热心于戏曲文献的收集。如今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世德堂本《荆钗记》、《还带记》，即是他在1911年前后从阿波文库钞录的。前者在阿波文库毁于战火后，为仅存之孤本抄本。故京都大学所藏戏曲文献的汇集，狩野直喜的开创之功，不可磨灭。但看来1911年的欧洲之行，面对新发现的敦煌文献，他个人的研究兴趣逐渐远离了戏曲。据说晚年他甚至后悔替盐谷温定下以元曲作为研究方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竭力推行其所谓“大陆政策”的时代。1929年，日本政府利用“庚子赔款”，成立“对支文化事业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和京都，中国上海和北京，分别建立研究机构，原本是别有意味的。狩野直喜以其声望，出任总委员会委员，并任京都研究所首任所长。但是他并不完全赞同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30年代日本发动对华战争期间，狩野直喜曾谴责过日本军部。1938年，他决定辞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所长之职；同年，被免去“对支文化事业调查委员会”委员。他以七十高龄，潜心于《易》学研究，以寂寞无奈的心情，度过了整个战争岁月。
狩野直喜的藏书，后归京都大学文学部，设为“狩野文库”。其中如明末刊《玉夏斋传奇》十种，为稀见之物。
铃木虎雄也是对京都大学戏曲文献收藏影响较大的一位学者。
铃木虎雄（1878—1963），字子文，号豹轩。190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1906年执教于刚创立的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他是首先提出魏晋时代为“文学自觉的时代”的学者，此说为中国学者广泛接受，但今人已多不知出于铃木之首创。铃木虎雄在中国传统诗文研究方面成绩斐然，在戏曲研究方面，也有涉猎。他最早撰文向日本学者介绍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又撰有关于《桃花扇》、《冬青树》的论文。其藏书后归京都大学文学部，为之设立“铃木文库”，含有不少珍贵的戏曲文献。
除上述名家所集外，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也收藏了一部分双红堂旧藏戏曲珍本，此外，还有京都人士捐赠之本。故其戏曲珍藏，十分令人注目。除前述诸种之外，尚多诸多稀见之物。如明汪廷讷《狮吼记》，环翠堂原刊本，孤本，首有序，可知此剧从七折之杂剧改写为三十出之传奇的经过，而且这一改写，原是出于理学名家焦竑的建议，这对于了解晚明戏曲活动，颇有意义；又如环翠堂刻《袁了凡先生释义琵琶记》、《新刻出像音注唐韦皋玉环记》、《新刻校正全相音释折桂记》、《新刊重订出附释标注音释赵氏孤儿记》、《新刻出像音注唐韦皋玉环记》、抄本《传奇汇考》等，以及双红堂旧藏之还稚斋刻本《重校玉簪记》、《重校玉合记》，均为孤本或稀见之本。再如《周宪王杂剧三种》，原为王国维、董康旧藏，《娇红记》，出长泽规矩也旧藏，均稀见，只是此两种曾有影印本，遂不受人注意。再如继志斋刊《重校锦笺记》，与《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所收同一版本，传世亦稀。
京都大学除文学部图书馆外，其人文科学研究所之戏曲研究及收藏，也值得一说。1929年，在日本外务省资助下，利用“庚款”成立东方文化学院，并在东京和京都各设立研究所。该所在1931年至1940年间搜集了大量的汉籍。而以从天津购入武进陶湘氏藏书两万七千余册为大手笔。1938年4月，京都研究所改名为东方文化研究所而成为独立的研究机构，即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的前身。内藤湖南旧藏的满蒙关系资料，即存于该所的“内藤文库”。该所所藏中国戏曲，以《新镌出像点板北调万壑清音》八卷较为稀见，明止云居士辑，白雪山人校点，有昭和十四年过录本。此外，尚有多种日本他处所藏珍本的复制本。所藏明清江南一带的宝卷近二百种，以及弹词、木鱼书若干，亦值得关注。此外，该所东洋学文献中心（2000年后改称“汉字情报研究中心”）从1935年开始编辑《东洋学文献类目》，收集每年世界各地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东洋学论文，已经成为日本东洋学、中国学参考文献的重要索引，其中的“中国文学”类中收录了大量中国戏曲研究论文，为了解日本乃至世界研究中国戏曲的发展及动向提供了便利。
京都学派中戏曲研究之成就卓著者，首推青木正儿。
青木正儿（1887—1964），字君雅，号迷阳，山口县下关人。少时即喜戏剧。1907年读到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其中关于戏曲小说的论述，引起了他对中国文学的最早兴趣。1908年入京都帝国大学，师事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研究“元曲”这一当时尚属初兴的领域，成为该校文科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任教于同志社大学。1919年，青木正儿主持与友人创办了《支那学》，并发表《以胡适为中心的文学革命》，这也是最早在日本介绍中国新文学的论文，且因其眼光独到，至今犹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所称引。《支那学》集中了一批狩野直喜的学生，不仅是“京都支那学”的重要阵地，而且对京都学派的确立，至为重要。故而青木也成为京都学派第二代学者的中坚人物。1923年任教仙台东北帝国大学。1925至1926年间，再赴中国研究戏曲，曾谒见王国维，表示续写戏曲史之意愿。1930年出版《支那近世戏曲史》、1937年刊出《元人杂剧序说》。1938年后执教京都大学。青木正儿的戏曲学著作对中国学术界影响甚大。不过，青木的研究成就，其实并不限于戏曲。此外，青木本人似不甚重视戏曲文献收集，其所藏均为普通版本，量亦不甚多。其旧藏戏曲与年画等，今归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为设“青木文库”。
国立大学中，地处仙台市的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戏曲也较为可观。其中有狩野亨吉、田冈岭云之旧藏。
狩野亨吉（1865—1942），明治时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主持筹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并担任首任学部部长。因东北大学初代总长泽柳政太郎之斡旋，其十万余册和汉图书于大正元年（1912）转归东北大学图书馆，为之设“狩野文库”，内含古写经、古刊本到近代稿本、绘画、古地图、拓本等图书文献，被视为古典之百科，“江户学”之宝库。文库所藏珍品实占该校所藏珍品半数以上。其中《史记孝文本纪第十》、《类聚国史》等已经被指定为“日本国国宝”，而戏曲收藏亦有可观。
田冈岭云（1870—1912），明治时期评论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他从1899年到1907年间，先后担任上海私立东文学社教习，南京师范学堂教务主任兼学政，苏州江苏师范学堂教习。田冈为人极推重叔本华，认为叔本华的哲学支配了19世纪后半期的思想。田冈的这一思想倾向，对当时在东文学社学习日语的王国维有所启发。王国维曾回忆说：“是时社中教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治代（岭云）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静庵文集续编》自序，见《王国维遗书》（第三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611页。
东北大学所藏戏曲珍品有《李卓吾批评绣襦记》，《古本戏曲丛刊》所收朱墨本即从此本出；又有题王奕清撰的《霄光剑总纲》二册，实据明徐复祚《宵光记》改订而成。青木正儿曾在东北大学任教十余年，他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即撰于此时，也充分利用了本校所藏的戏曲文献。他在书中提到的《宵光记》等，所据即是东北大学之收藏。
大阪大学的怀德堂文库所藏戏曲也略可称说。所藏精抄本《传奇汇考》最为珍贵。其中一部分戏曲文献来自西村时彦的旧藏。
西村时彦（1865—1924），字子骏，号天囚，后号硕园。1883年作为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古典讲习科第一届官费生入学。后为大阪《朝日新闻》主笔。1897年、1898年曾两度赴中国采访。1900年作为《朝日新闻》社派遣的留学人员，居住中国两年。此间收集了大量中国书籍。1912年出版有《南曲琵琶记附支那戏曲论》，王国维为之作序。1910年，他倡议重建大阪怀德堂，获得响应。其藏书后归怀德堂文库，亦当源于此。文库之《南词新谱》、《一笠庵北词广正谱》等，即其旧藏。此外，文库所藏西川正英抄本《西厢句解》二卷，抄本《词坛清玩》、带经堂旧藏《盛明杂剧》二集，也较为稀见。
此外，地处南方福冈市的九州大学，所藏戏曲数量也较丰富，见于其中央图书馆、文学部和教养部，大多为清代刊本，而以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金阊宝仁堂刊《缀白裘新集》八集最为珍贵。其第七编首有《求作白裘序启——镜心居士》，谓：“仆年来生计萧条，穷愁益甚，酒酣之余，博采时腔，聊以驱遣愁魔。偶付梓人。不意颇合时宜，少得稍宽锱铢，赖以糊口。今为友人翻刻，构（购）者稀而值顿减。昨于囊箧复检得余剧若干出，鸡肋可惜，再汇为七、八两集，欲借鸿才巨笔，一以弁诸首。”据各编之序，则此书首二集刊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集为三十一年（1766），五集为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集为三十六年（1770），七、八集刊于三十六年（1771）。后四集此时尚未出，便已经有人翻刻。由此可以考见此集的编刊过程，为以往研究《缀白裘》之学者所未及。
此外，滨一卫（1909—1984）所汇集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平戏剧剪报资料及戏剧俗曲资料，亦引人瞩目。滨一卫毕业于京都大学，长期在九州大学任教，著有《元杂剧与艺能》（1953）等著作。他为九州大学留下了戏曲研究的一脉香火。其藏书现归九州大学教养部图书馆，为之设立“滨文库”。笔者尝一度造访。该文库保存条件不佳，其室正当太阳西晒处，又无降温之设施，纸质多已黄脆，令人扼腕。
四
私立大学收藏之戏曲，亦堪与公立大学相匹敌。尤以天理大学与大谷大学之所藏，最为令人称羡。
天理图书馆是天理大学的附属图书馆。天理大学地处奈良县中部的天理市，是一所由天理教创办的大学。天理教原出日本教派神道系统，是日本新兴宗教之一，在明治末年得到政府认可，此后获得迅速发展，其所在城市也以这一教派命名。1925年创办天理外国语学校，是为天理大学（1949年改制）之前身，天理图书馆即为其附属图书馆，同时也是天理教的公共图书馆。天理教第二代真柱中山正善（1905—1967），对天理图书馆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他曾在东京大学修宗教学，是一位极具学者资质的人物，他的搜集主要着眼于以各种宗教相关文献为首的书籍，并广泛选择人文学书籍，以此构成其藏书之基础。1941年收购了江户时代京都著名儒学家、古义学派创世人伊藤维桢（1627—1705）传承下来的古义堂文库，包括全部藏书及其稿本日记等资料，从而为天理图书馆之珍藏打下基础，如今日被列为“日本国宝”的宋刊本《欧阳文忠公集》，即其旧藏。二战后，日本原依附皇室的贵族旧公和藩府大名所存古籍与美术品大批散出；兼以财阀解体，伴随高额财产税，其昔时所购贵重藏书也纷纷出售，成为明治以后日本古美术、文化财大移动的时期。当时占领日本的美军最高指挥部，在限制旧日依附于天皇的神道教派的同时，对佛教教派与新兴宗教如天理教等则予大力支持，战后的日本政府在税收方面尤其给予优惠，故教派与寺院成为战后财力最为雄厚的团体之一。天理教在1945年至1950年代前期这一典籍文物大移动的时期，以其惊人的财力，大量收购，天理图书馆一举成为日本藏书最为丰富、珍藏宝物丰硕的图书馆之一。其中如宋版《刘梦得文集》与前举《欧阳文忠公集》被列为“日本国宝”，十六种唐抄本、宋元刊本列为“重要文化财”，连多册《永乐大典》等收藏还不在其列。日本戏剧与中国戏曲之收藏，也颇为有名，只是在其藏品中，犹未入流，如《鸾铃记》、《夺秋魁》等孤本、珍本尚只列入“准善本”。其中之中国戏曲小说文献，部分来自盐谷温与吉川幸次郎之珍藏。
盐谷温（1878—1962），日本东京人，字节山。其先人篑山、青山皆治汉学。1902年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毕业，入大学院。曾师从古文家重野安绎、诗人森槐南。1906年为东京大学助教授。旋即留学德国，其间受到英、法学者的俗文学研究的启发与影响。1909年转赴中国留学，在长沙从叶德辉学南北曲。在当时的东京，属于旧派的汉学家还很有势力。1912年，受到来自京都大学的压力，东京大学也尝试改革学制，把汉学科分为文、史、哲三个学科，中国文学科由是年夏天回国任教的盐谷温担纲。盐谷温实以一人之力，使得东京大学在戏曲研究方面能够与京都学派保持微妙的平衡。
盐谷温的戏曲研究，主要受到东大前辈狩野直喜和王国维的影响。他同时致力于戏曲文献的收集整理。他在1928年前后，主持影印了宣德刊本《娇红记》，又据图书寮所藏万历刊本，影印了《橘浦记》传奇，排印了《西游记》杂剧。郑振铎编《古本戏曲丛刊》，此三剧即据盐谷温印本收录。盐谷温本人的戏曲文献收藏也很是可观。如明顾曲斋刊本《汉宫秋》、《梧桐叶》，传世甚稀；明游敬泉刊本、三槐堂刊本《北西厢记》，甚为稀见。清嘉庆抄本《鸾铃记》传奇，乃孤本抄本，向未为世人所知。朱佐朝《夺秋魁》之清抄本，凡三十二出，当属原貌，较《古本戏曲丛刊》所收清抄本多十出。又如嘉庆二年（1797）刊本《春灯谜》，为叶德辉所赠，有识语，可见其师生之谊：
《春灯谜》，明奸臣阮大铖撰也。大铖人不足道，而所撰曲本如《燕子笺》及此种，颇脍炙人口。吾家怀庭先生著《纳书楹谱》，有复古之功，而亦选其《游街》一阕，列入《外集》，所谓不以人废言也。唯阮曲终以奸邪之故，传刻之本流布极希。近日贵池刘氏刻其《燕子笺》，尚未及此。盐谷温君游学长沙，遍搜新旧刻本诸曲，独不得此种，余乃以此赠之。书面题嘉庆丁巳年镌，当日本阴历宽政九年，至今一百十五年矣。铅字板出，古刻日希，恐此后更无有好事如刘氏者为之重刊，书此，为之慨然。宣统四年壬子（1912）正月二日郋园叶德辉书。
天理图书馆从盐谷温处所得戏曲小说文献共六百二十五种，四千四百余册。
吉川幸次郎（1904—1980），号善之，神户人。1926年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师事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1928年获上野奖学金赴北京留学，作为傍听生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听课。拜杨钟曦为导师，从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听讲，专攻中国音韵学。尝在北方学者无人肯作介绍的情况下，访日本学者尚不熟悉的黄侃，并视为当时国学第一人；又见陈寅恪而以为如“年轻的西田几多郎”。他在中国大量购置古籍。当时每月五百元生活费中，有四百多元花在琉璃厂的通学斋、来熏阁里，构成令人称羡的丰富收藏。1931年回国，任教于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47年任京都大学教授。以杜甫研究、元杂剧研究享誉于国际汉学界。
1940年代，吉川幸次郎等创设了京都读曲会，会读《元曲选》，废止死板的单独授课方式，师生共聚一堂，以中国语朗读，集思广益，公开讨论，相互砥砺。此一传统至今仍为京都学者所传承。
吉川早在高中时期即聆听过铃木虎雄的授课，又直接受到青木正儿指导，所受青木的影响最大。他对中国发自内心的喜欢，并一直努力中国化，为被误认作中国人而自豪，他曾说道：“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呀！”但吉川就学的大正时代，实是一个日本人最为蔑视中国的时期。他曾回忆当时中国学研究在日本的一般遭遇：“我在三高时，想研究中国学问，就有人反对，甚至有人对我提出忠告：‘你还是不要做那样的事吧！’”当时在东京大学做中国研究的人，多少受到其他学生的侧目而视。在政府部门亦不例外。如仓石武四郎由文部省派遣去中国留学，出发前，文部省职员问：为什么不去欧洲？令仓石武四郎愤慨的是，文部省发给去中国的留学费用要比去欧洲的少。但京都大学则完全不同。当时京都大学正值东洋学的全盛时期，中国学研究的地位很高。在吉川看来，京都之地，远离政治中心，这里视学术的独立性为最上，处在一种学问应与政治毫无关系的风气之中。在当时日本的大学里，日本国文学科与汉学科的教师关系不好，几乎成为通例，以东京大学为尤甚，连明治天皇巡视时，专为之作劝说，也仍无大改善。只有京都大学是例外。国学科的先生大多精通汉学，能够开设中国文学讲座；即使从事西洋史研究的学者，也写过中国史的论文。因而在教官中尊重中国的风气，成为京都大学的一大特征。由于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在大学同事中受到敬重，做中国学专业的学生，在同学间也受到重视。所以吉川入大学以后，再也没有受过轻侮，令他对京都大学心存感激。京都大学的这种情况，到吉川幸次郎晚年也依然保持着。在某种意义上，这不妨视为京都学派的一个传统，或者说是京都学派的超越时代之处。从吉川的视角，我们可以概见20世纪前期日本中国学的处境与地位，更令人对当时的日本中国学家心存钦敬以上参见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第一章“留学之前”，钱婉约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
吉川之藏书，戏曲小说之精萃部分三百七十五种、近一千七百册今归天理图书馆；其他旧藏则赠与神户图书馆，为之设立“吉川文库”。
盐谷温、吉川幸次郎的藏书没有售赠与他们曾经任教的大学，而为天理图书馆所得，除前所述原因外，时值日本经济腾飞，私立大学财力之雄厚，拨款手续之简单，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国立大学则经常在这方面处于劣势。仓石武四郎藏书最终归于东京大学，原是仓石本有此意愿，却也先后用了文部省数年的拨款，才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得以完成。当然，知名学者之藏书去向多途，国立大学的知名学者退休（60岁或63岁）后执教私立大学（可至73岁），这对提升私立大学学术水平，保持其竞争力，使学术在竞争中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天理图书馆收藏的戏曲，以往仅嘉靖四十五年余氏《重刊荔镜记》曾列入《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第十卷，与至元刊本《新刊全相三分事略》、《新刊剪灯新话》同帙，使人略窥一豹，而该馆究竟有多少珍藏，向不易测。笔者有幸因创価大学水谷诚教授引路而访该馆，又蒙中心教会会长、天理大学理事长山田忠一先生亲自引领，参观了大学与教堂。教堂以巨大的原木为主筑成，具有显著的和式风格，其雄浑庄严，顿使个人有渺小之感。天理教崇尚节俭，日入而息，日出而作，故一早即闻晨运之声。学内道路整齐洁净，似无纤尘之染。天理图书馆之建筑，兼具和式与欧式风格，建成于1930年，由京都帝国大学教授阪静雄设计。外人或多以为天理图书馆为天理教教众之专用，遂每多神秘之感，其实，作为天理大学的附属图书馆，不仅与本大学相关者可以利用，而且也向公众开放，凡15岁以上人士，俱可入馆利用。除贵重书外，均可借阅原本。申请复制，也甚方便。闻列入“重要文化财”的孤本宋版《毛诗要义》，乔秀岩博士建议将其收入《续修四库》，中国学者与天理图书馆甫一接洽，即蒙慨然允诺。因而深叹相互交流之必要。中日之间的诸多事情，均可作如是观。
笔者第二次访问天理时，曾在天理图书馆埋头一周，所有见于目录卡片内的戏曲收藏，均浏览一过。除前已述及者之外，尚有以下诸种，值得称道。《西来意（元本北西厢）》四卷，六册，康熙十八年序渚山堂刊本，其作序者淡归（金堡），著作清初列入禁书。此书虽然国内尚有收藏，然不多见。天理藏本则是批点者潘廷章之自藏本，内有其印章多枚，而更有后之藏者，将潘氏题署贴改为己名，上钤印章，略加点窜，意欲据为己有，而尚可见蛛丝马迹。又有《看西厢》六册，清高国珍撰，孤本稿本，未曾刊行。有乾隆二十年序，含《看西厢支文节解》、《看西厢句解》、《蛇足西厢》、《看西厢文评》、《看西厢碎评》等卷。实为《西厢记》流播史上重要的一节，而尚未有学者述及。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所藏《西厢句解》，即据此本第二册过录。此外如钤“观古堂”、“叶氏德辉鉴藏”的明万历刊本《元曲选》，明刊《西厢记》多种，亦值得一提。
大谷大学是日本佛教中最大的宗派、地处京都的净土真宗举办的大学。其中之戏曲收藏，最精华部分来自神田喜一郎。
神田喜一郎（1897—1984），号鬯庵，出生于京都世家。室号佞古书屋。祖父神田香岩，为著名汉诗人，精于书画鉴赏，与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学者旧有交谊，董康等曾至其家访书。受祖父影响，他从小就对于中国文化历史有兴趣，在中学阶段即参预旁听有关讲座。后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师从内藤湖南，1921年毕业。毕业论文是关于《山海经》的研究，审查人为内藤湖南、小川琢治、桑原骘藏。因对他引用资料的看法不同，小川与桑原曾发生争论，成为后来学术界的话题。由此可见他此时的研究已有相当的水平。1922年初访问中国，此后数度访问北京、上海等处。曾与鲁迅相见，讨论《游仙窟》等，又因董康的关系而与张元济、胡适、傅增湘等有交往。1923年为大谷大学教授。1926年转任宫内厅图书寮，校理寮中宋刊元椠，编制有《宫内厅图书寮汉籍目录解题》。1929年始，在当时日本占领下的台北帝国大学任教。二战结束，辞台大教职，于1946年再次任教大谷大学。1948年任教于大阪大学，1952年出任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神田喜一郎战后在大阪一带组织中国语学会，影响了一批学者。他对中国印刷史、书画史及学术史有精深的研究。较之一般学者的学有专门而领域较窄，尤显其学识之广博，故被誉为“不世出的硕学”。
神田氏世代均为净土宗东本愿寺的门徒，祖传典籍甚富，闻名于日本学界。神田喜一郎继承家业，收藏亦多。殁后，藏书中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者，交文化厅保存，余物则寄存于大谷大学。
神田氏藏品中，戏曲只是不起眼的一部分，但亦已可观，并颇有助于学术史之研究。如前述董康、内藤湖南递藏之《九宫正始》，王国维、内藤湖南递藏之明朱墨本《西厢记》；又有彭诚十郎、朝川善庵、远山荷塘、森槐南递藏之明刊《元本出相北西厢记》，山本北山旧藏明刊《四太史杂剧》，王国维、久保天随递藏明刊《重校紫钗记》与明唐振吾刊《镌新编出像南柯梦记》，王国维旧藏《重校窃符记》、《玉茗堂重校音释昙花记》等。又如师俭堂刊徐肃颖敷庄删润本《明珠记》，钤有“绿竹书屋珍藏”、“小川氏所藏记”、“鸥雨换衣食所聚”等印，亦经江户时代藏书名家之手。以上数种且多属孤本。如《四太史杂剧》，仅见于此，其中陈沂的《红线金盒记》为世间孤本，从其序文，可知此集之编集、刻印，均出理学家焦竑之授意，参酌前举焦竑自刻《西厢》、《琵琶》而引发李卓吾之“童心说”，提议汪廷讷改《狮吼记》杂剧为传奇，则焦竑对晚明以金陵为中心的戏曲评点、刻印、创作的影响，显然需要重新评价。此外，如所藏万历刊《断发记》为孤本。万历刊《新刻惊鸿记》，旧说作者为吴世美字叔华，此本首有“周郑王”（隐“吴”字）序，可知作序者为吴叔华，而撰此剧者为“仲子”，当为吴叔华（世美）之兄，故此剧的作者为谁，尚需再加考订。
神田氏尝选所藏《元本出相北西厢记》、《窃符记》、《断发记》三种，为《中国善本戏曲三种》，1983年京都思文阁影印，由岩城秀夫解说。后《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以影印其中的《断发记》。而董康影印《千秋绝艳图》，亦曾借用神田氏藏西陵天章阁刊李卓吾评《西厢记》，以其为初刻本，且其中版画出陈老莲之笔。
大谷大学于神田氏旧藏外，尚有多种戏曲珍本，如明刊孤本《新刊时兴泉潮雅调陈伯卿荔枝记大全》，因得影印而久为人知；又有清乾隆间钞录、崔应阶题跋本《育婴新剧》，则未见著录与披露。此剧取材顺、康间浙江山阴柴世盛舍田数百亩以设育婴堂事，对于了解中国慈善事业史，也别具意义。
日本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之中国学研究素有盛名，戏曲文献之收藏，亦有可观。
早稻田大学也是最早讲授戏曲文本的大学。19世纪末，即有田中从吾轩所译《西厢记》、宫崎繁吉所撰《支那戏曲小说文钞释》等数种大学讲义，涉及《西厢记》等戏曲小说。其图书馆内，今存有多种森槐南旧藏戏曲；又以风陵文库最为著名，为泽田瑞穗（1912—2002）之旧藏，收藏20世纪40年代初在中国收集的地方戏曲与俗曲、宝卷三千余种，堪称丰富；俗文学研究家波多野太郎（1912—2003）的旧藏也多售归早稻田。
庆应义塾大学则有奥野信太郎（1899—1968）之旧藏。另见有《四杰村》、《四郎探母》、《乌盆记》、《讲三字经》四种清内府抄本皮黄剧本，其中《讲三字经》一种，甚为稀见；又有若干附有工尺之昆曲抄本，亦颇难得。
拓殖大学有宫原平民之旧藏，亦有可观。宫原民平（1884—1944），1906年毕业于拓殖大学的前身台湾协会学校，留校任教。1911年，受东洋协会专门学校派遣，赴中国留学，在北京期间确立元人杂剧的研究方向。回国后，与盐谷温一起主持《国译汉文大成》中的元曲部分，并翻译了《西厢记》、《还魂记》、《汉宫秋》、《燕子笺》等。主要著作有《支那小说戏曲史概说》。其藏书寄赠拓殖大学，为设“宫原文库”。其藏书笔者未及目验，观其目录，多为清代戏曲，而盐谷温据以钞录的明刊《词坛清玩》则不在其内。另见著录有邓志谟《玉连环》（存卷四至八），若此目非系弹词误录而确为邓氏之传奇，则当为孤本残本。考之近人曲目，邓志谟撰有传奇五种，合称《百拙生传奇》或《五局传奇》，唯《玉连环记》未见传世。
大东文化大学有八木泽元之旧藏。八木泽元（1905—1978），193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文学科，曾任教于山形大学、国学院大学、大东文化大学。以《明代剧作家研究》（讲谈社，1959）获博士学位，并奠定其戏曲史研究之地位。其藏书后归大东文化大学，为设“八木泽元文库”。文库藏多种汤显祖剧作的明清版本，较为难得。又藏有《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在日本，此外仅京都大学藏有一套。
京都的立命馆大学之西园寺文库也藏有戏曲若干。而以明金陵唐振吾刊、周大赉校本《镌新编全像邯郸梦记》，最为稀见；顾沅旧藏本《元曲选》，也别具价值。西园寺公望（1849—1940），号陶庵，历明治、大正、昭和三朝之元老，曾任文部大臣、内阁首相。1868年尝于京都御所邸内开设私塾立命馆，馆名语出《孟子尽心》章。1900年以此名冠予原京都法政学校，而为立命馆大学。后该校以西园寺公望多次寄赠之书，为设文库。
此外，一些大学图书馆目录之南北曲类也间可见戏曲收藏，但无特别可称说者，故略。
五
日本著名的私立文库，有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成篑堂文库等，以所藏宋元刊本或独具特色的文献资料而著称。戏曲只是其小宗，但也间有可称道者。
日本的企业家注重儒学修养，有着悠久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1724年，大阪地区的酱油业、汇兑业、放贷业等人士，有感于商人生活过于奢侈，以为须以儒教之道提升其教养，遂共同设立“怀德堂”，聘请精通阳明学的三宅石庵（1665—1730）为第一代主持人。
19世纪后半期，日本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脱亚入欧成为风尚，以至传统文化一度弃之如弊履。但在这一背景下，某些大企业主仍然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修养。最典型的如三菱财团的创始人岩崎氏一族四代，在这一时期建立了“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其目的不仅在于个人修身，还有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静嘉堂文库作为私家藏书楼，由日本三菱财团第二任社长岩崎弥之助、第四任社长岩崎小弥太父子创设发展而成。岩崎弥之助（1851—1908），号兰室。明治二年（1868）入成达书院，随重野安绎习汉学。明治五年（1872）尝赴美留学两载。后任三菱财团第二代社长。自1892年起，开始收集各种古籍文物，并聘请其恩师重野安绎为文库长。岩崎小弥太（1879—1945），1905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1915年继任第四代社长。1924年建造了现在的文库。1940年，成立了财团法人“静嘉堂”。1948年，成为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分部，1970年重新恢复由财团经营。
“静嘉堂”之名取自《诗经》“其告维何，笾豆静嘉”之句。“静嘉”，意为清洁而美好。但对中国人来说，首先引起的是对于归安陆氏藏书一朝东去带来的锥心之痛。
陆心源（1834—1894），字刚父，号存斋、潜园老人，浙江归安人。咸丰九年（1859）举人，官广东南韶兵备道，以军功起家。时值洪、杨之乱，江南故家藏书多散出，乃趁机大肆搜购。其藏书之室曰“皕宋楼”、“守先阁”、“十万卷楼”、“仪顾堂”。陆氏藏书合计约十五万卷，内含宋元旧椠近两百种，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合称晚清四大藏书家。后其长子陆树藩因经商失利，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将全部藏书售予静嘉堂。
当“皕宋楼”藏书流入东瀛的消息传出，文化界咸感震惊，至有“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董康：《〈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跋识》，《国粹学报》1907年第8期。之论。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正是文明之间图书传播与回流的一环。对此，神田喜一郎的解说，可以作为参考。神田氏既对陆心源藏书归于静嘉堂而对中国人感到歉意，又以为杨守敬在日本访书，使原藏于日本的大批珍籍回流中国，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足以与陆心源旧藏匹敌，从日本人角度来说，也一度心有戚戚。然而他认为与其争论孰得孰失，不如站到更高的层次上，深入到文化交流意义的层面上来考虑问题。江户末期，担任幕府大学头职务的学者林述斋收集日本保存的中国已佚古籍，刊行了《佚存丛书》。此书被带到中国，在学术界引起哗然。当时中国人不理解为什么日本保存了这么多中国已经佚失了的典籍，甚至普遍怀疑是日本人的伪作。后来杨守敬带回大量日本古写本及宋元版古书，从而证明了日本人尊崇中国典籍并加珍藏的事实。这有利于两国人们之间的理解，特别是那些尊崇学问、热爱艺术的中国人加深了对日本人的理解。通过陆心源的旧藏，日本人首次接触到中国真正大藏书家的藏书，并为其精深博大而赞叹不已，也仿佛是对江户时代以来闭关自守的汉学家们敲响了警钟，使日本学者重新认识中国深厚的文化。日本学者向来只重中国典籍中的经部与子部，而随陆氏旧藏流入日本，史部和集部渐受瞩目，学术成就亦多，便是陆氏藏书东渡带来的意义。参见神田喜一郎：“关于中国书籍”一文，见《敦煌学五十年》，高野雪、初晓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笔者在静嘉堂文库访书时，读到文库的介绍资料，道是陆心源遗言要求完整保存整批图书，陆氏后人认为岩崎家族能够做到这一点，遂决定售归静嘉堂。返观国人每每痛斥陆氏因利而忘义，两者的反差居然如此之大，颇令人深思。更有甚者，谓宁可如钱谦益之绛云楼一火焚之，其魂犹得长绕故国，则显属过激。今日日本的公私藏书，凡目录著录者，均可得见，若有研究之需，亦可申请复制，只收取工本费用。稍麻烦的，也仅是某些图书馆需要预约与申请。而中国本土公家收藏，却被管理者用作生财之途，学者难能一见，更不得全本复制，求获书影，底本费动辄每拍数十乃至上百，亦不免令人大生感慨。
静嘉堂文库收录了楢原陈政、中村敬宇等人之旧藏。其中存有若干戏曲文献，以明黄一楷刻《琵琶记》最为精美，所附图版，线条流畅，实为徽版精品；明刊徐文长文集所附《四声猿》、清康熙刊本《满汉西厢记》亦较为难得。出于陆氏旧藏之珍贵者，当推《痛思堂日记》第七、八册所收之《四友堂里言》，清黄鉽撰，系雍正三年作者手录清稿本。
东洋文库，为有关东方学典籍之著名文库，成立于1917年。当时，前三菱公司社长岩崎久弥出资收购曾任民国政府顾问的英人莫里逊（G. E. Morrison）之旧藏，益以个人搜集之和汉珍本，成立东洋文库。此后历年收集范围一再扩大。1924年，成立东洋文库财团法人，战后作为日本国会图书馆分馆而运行。
东洋文库所藏汉籍，以历史类、地方志、族谱之搜集及藏满文档案文书最为引人瞩目。所藏戏曲，也略有可观。其中如光绪二十四年王国维手钞校本《新编录鬼簿》二卷附校勘记，所据为明万历抄本，与今传诸本间有不同，而学界尚未及充分利用。又有宣统元年王国维手录《明剧七种》，恭楷精写，并有识语。明刊《李卓吾先生批评玉合记》，与《古本戏曲丛刊》所收本同一底本。又有明刊《李卓吾先生批评绣襦记》，大陆似已无存，另仅东北大学与台湾各存一部，亦是稀见之物。唯该文库似颇不欲外人影印其所藏文献，故笔者尝求借印李评《绣襦记》，未获同意；幸蒙东北大学许可，此评本遂得公诸于世。
成篑堂文库，为德富苏峰的旧藏。德富苏峰（1863—1957），本名猪一郎。一生喜欢收藏典籍文献，书斋名“成篑堂”，藏书达十万册之巨。他是日本现代著名的军国主义御用学者，年轻时代曾创立“民友社”，创办《国民之友》杂志，反对藩阀特权和贵族主义，主张“平民主义”，不久转向国家主义，成为日本近代“帝国主义”乃至军国主义的首屈一指的理论家。在二战中，出任“日本文学报国会”、“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1946年远东军事法庭以“乙级战犯”将其拘捕，撤销一切社会公职与荣誉。其藏书楼“成篑堂”则归御茶水图书馆。
御茶水图书馆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是一所私立的图书馆，由《主妇之友》杂志创立人石川武美于1941年设立，由石川文化事业财团经营。1947年成为女性专用图书馆；2003年，改以“女性、生活、实用”为主题的专门图书馆，现在凡20岁以上人士，不分男女，均可申请阅览，较之以往更加开放。但这是一所收费图书馆，入馆费每次三百日元。成篑堂文库藏书属该馆古典籍、古文书部门管理。所有藏书不得复印。需用书影时，需专门申请，并支付底本费。不允许全文复制或全文翻印。成篑堂文库藏有两种孤本戏曲，令人神往。一是万历七年（1579）刊本《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像释义北西厢记》二卷首一卷，二册，明逸乐斋订正，金陵胡氏少山堂梓行；一是万历十八年（1590）世德堂刊本《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水浒记》四卷，四册，初印本。前者为今存最早的戏曲评点本，在戏曲评点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今仅复旦大学黄霖教授曾得一见参见黄霖：《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复旦学报》2004年第2期。，后者则仅可见书影两叶，而无从知其全貌。该馆既然已经公示不得翻印，外人也就只得望而兴叹了。
无穷会图书馆，位于东京都町田市，成立于1915年。是年，平沼骐一郎购入明治时期知名学者井上赖囶博士之旧藏，加上本人之所藏，以“无穷会”之名，设立文库。平沼骐一郎（1867—1952），二战时曾任内阁总理大臣，战后远东军事法庭判以“甲级战犯”，终身监禁。故文库利用平沼等政界、学界、财界人物的力量，在二战结束以前，购得许多知名学者的藏书。其中汉学家、前田公爵家学事顾问织田小觉的旧藏书，有多种珍贵小说版本，戏曲则有《重校北西厢记》二卷，二册，明万历间刘次泉刊本，为世间孤本。
国会图书馆、东京都立图书馆、大阪图书馆，则是戏曲收藏较多的公众图书馆。
国会图书馆作为日本唯一的国立图书馆，是战后仿照美国国会图书馆而建立起来的。它由日本帝国图书馆和众议院图书馆合并而成。其目标是为大多数人使用为主，故贵重书不甚多。该馆曾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原北平图书馆在抗战期间寄存于美国的善本图书胶片，其中实含数百种珍稀戏曲，最为难得，该馆亦已编入目录，可供查阅。但因为编入丛书内，可能知者不多。笔者尝从中复制得数十种未为《古本戏曲丛刊》收录的版本，包括若干孤本，亦拟作一辑影印，唯尚须待以机会。
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所藏戏曲，以《李卓吾批评补刻舟中相会旧本荆钗记》最为难得。此本为万历间容与堂刊本，其中所附古本《荆钗记》八出，对研究此剧之变迁，甚有价值；此外仅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此本出市村文库。市村瓒次郎（1864—1947），曾任学习院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主攻东洋史学，后出任国学院大学学长。以所著《东洋史统》与新体诗之改革运动而闻名。
大阪图书馆所藏，以万历刊本《牡丹亭还魂记》二卷、清内府刊本《升平宝筏》、《昭代箫韶》、《曲谱》、《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明末刊本《吴骚合编》、清刊本《词林逸响》四卷等，较为稀见。
以笔者有限的了解，所知日本各公私图书馆藏戏曲之情况大体如上。其未涉及者，期待他日再访，祈盼尚有令人惊喜之发现。
本文利用了当今学人的日本学研究成果，因为叙述视角有所区别，亦为行文阅读之便利，未能逐一注明，谨表歉意。此外，主要利用了各图书馆网上公布的资料与信息，故而某些叙述与时贤的著述略有不同。本文还蒙金文京、乔秀岩两位先生的审阅订正，才使得错误大为减少。如果其中仍有谬误，则纯粹是我个人的责任。另外，关瑾华、李芳两位也为此文提供了部分资料，并代为仔细校核，识此谨表感谢。
参考文献严绍GFDB2：《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严绍GFDB2：《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李庆：《日本汉学史》（全三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005年。
钱婉约等编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
长泽规矩也撰：《我的搜书历史之一斑》《双红堂文库分类目录》附，东洋文化研究所，1961年。
田仲一成撰：《中国戏曲研究在日本》未刊稿，2003年。
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钱婉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
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高野雪、初晓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
张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