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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及南朝目录体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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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路明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提 要: 西汉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对后世的目录编纂影响深远。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都编纂目录,但却没有一部完整地流传下来。本文通过考查相关目录著录并结合对留存典籍材料的钩辑、辨析,试图说明这一时期——主要是晋及南朝目录体例的状貌,从而更切实地了解这一时期目录编纂的情况及体例。

关键词: 刘向 目录 阮孝绪 叙录 南朝

西汉成帝时,刘向奉诏校书。《汉书艺文志序》说:“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出版,1962年6月第1版,第1701页。就是说,每一部书整理之后,按次序列其篇目,再写一篇有关作者生平、本书内容及整理情况的文字,这条列篇目外加序的东西即是叙录,也称为目录。刘向整理过的每一部书都写有叙录。书后有叙录,这一作法并非始于刘向。《史记》书后的《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后的《叙传》,都包含有“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内容。《隋书经籍志簿录类序》说:“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唐)魏徵等撰:《隋书》,中华书局出版,1973年8月第1版,第992页。无论中国古代最早的书叙是否与孔子有关,中国早有典籍,史官修史历史悠久,刘向之前已有书叙当是事实。刘向当年整理典籍后写下的叙录已大部佚失,只有个别篇章保存下来,其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是《孙卿书书录》,前列三十二篇篇目,后面是“撮其指意”的文字,其体例正与《汉书艺文志序》所说相吻合。梁阮孝绪说:“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梁)阮孝绪《七录序》,收入唐释道宣撰:《广弘明集》卷三。见于《四库全书子部释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阮孝绪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刘向校书的情况及叙录所包含的内容。并且指明,当时还将刘向附在每部书后面的叙录集中在一起,编成一部书,这就是《别录》。可以说,《别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提要目录。刘向在整理典籍的过程中编纂目录,其子刘歆也参与其事,并最终完成了《七略》。刘氏父子的《别录》、《七略》,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政府藏书目录,奠定了我国古籍目录学的基础。自从刘向、刘歆整理典籍,编纂目录,效法者历代不绝。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第七辑晋及南朝目录体例考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涌现出许多目录,有官修、私修;有四部分类法,也有七分法,还有五分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目录都佚失了,没有一部完整地流传下来。其中一些目录的形制、体例,只能依靠传世典籍中的记载来了解。在晋及南朝这一历史阶段,有几部重要的目录,如晋荀勖《中经簿》,南朝齐王俭《七志》,梁阮孝绪《七录》等,在目录学史上都有其不同的地位及作用。虽然都已佚失,但通过典籍中所保留的记载,可以知道它们的概貌。荀勖的《晋中经簿》,是我们能够确认的第一部以四部分类法分类的政府藏书目录。它以魏秘书郎郑默《中经》为依据,“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梁)阮孝绪:《七录序》,收入唐释道宣撰:《广弘明集》卷三。见于《四库全书子部释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以甲乙丙丁分类,考察其每一类所收典籍性质,大致相当于经、子、史、集。《隋书经籍志总序》评价《晋中经簿》:“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唐)魏徵等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1版,第906页。又《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裴松之注:“何晏《论语集解》有烈《义例》,余所著述,见晋武帝《中经簿》。”(晋)陈寿撰:《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1版,第420页。《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裴松之注:“《中经簿》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录,余者所谓七篇。”同上书,第974页。由此看来,《晋中经簿》只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等,很简略,不涉及其他内容。南朝齐王俭的《七志》,遵循《七略》的分类法,所不同的是,《七略》分为六大类,而《七志》多出《图谱志》一类,是《七略》所无,其他六类与《七略》同。另外,南北朝时期佛、道兴盛,王俭将道教、佛教类书籍附于七类之后,不在七类之限,实际上《七志》是分为九类。《隋书经籍志》说王俭《七志》:“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据此可知,《七志》在书名之下,有作者的一篇传。在全书之前,有一篇关于《七志》所分九类的文字,类似于《七略》的《辑略》。但是对于书籍内容及作者的写作意图等却没有论述。南朝梁阮孝绪“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隋书经籍志》,(唐)魏徵等撰:《隋书》,中华书局出版,1973年8月第1版,第907页。魏晋南北朝时期,四部分类法在酝酿、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以《七略》为标志的汉以来的分类法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与四部分类法互竞、并存,二者的势力在当时此消彼长,无分轩轾。《七录》的分类斟酌刘向、王俭,参考其他官、私目录,依据当时学术发展及典籍的具体情况创立了新的分类法,在《七略》的分类法与四部分类法最终确立统治地位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将传统典籍分为五类,经史子集加数术方技一类,五类之后有佛道两类,共七类。与荀勖《晋中经簿》只以甲乙丙丁分类相比,阮孝绪为每一大类又细分小类,他的分类,为《隋书经籍志》所吸取。《隋书经籍志》说《七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但又指责其“割析辞义,浅薄不经”,并总结刘向以来的目录编纂说:“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隋书经籍志》,(唐)魏徵等撰:《隋书》,中华书局出版,1973年8月第1版,第992页。刘向、刘歆编纂目录,能够作到“剖析条流,各有其部”,实际是指其分类及目录中的大序、小序能体现出学术源流,而之后的目录,只记书名,不能辨其流别,这其中当亦包括《晋中经簿》。王俭、阮孝绪有鉴于此,想改变这种状况,虽以刘向、刘歆为准的,但却无能望其项背。

以上重点提出的三部晋及南朝的目录,虽未能完整流传下来,但通过典籍记载,仍能考见其大致面貌。《隋书列传许善心》说:“于时秘藏图籍尚多淆乱,善心放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同上书,第1427页。许善心为隋秘书丞,所撰《七林》也未流传下来,但其“各为总叙,冠于篇首”,“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正是《七略》、《别录》的作法。不要说魏晋以至于隋,就连唐初所修的《隋书经籍志》,除去分类法的不同,其体例也与《七略》(即《汉书艺文志》)如出一辙。

以上所涉及的是晋及南朝的几部综合性目录,下面再来看看其他性质的目录。

《隋书经籍志史部簿录类》著录:《杂撰文章家集叙》十卷荀勖撰,《文章志》四卷挚虞撰,《续文章志》二卷傅亮撰,《晋江左文章志》三卷宋明帝撰,《宋世文章志》二卷沈约撰。《新唐书艺文志史部目录类》著录:荀勖《新撰文章家集叙》五卷,挚虞《文章志》四卷,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二卷,沈约《宋世文章志》二卷,傅亮《续文章志》二卷。这五部目录在隋唐《志》中都是相连著录的,两《志》对照,除了荀勖《杂撰文章家集叙》十卷在唐《志》变更为《新撰文章家集叙》五卷,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三卷在唐《志》变更为二卷,其他挚虞、傅亮、沈约的著录,隋唐《志》相同。在《隋书经籍志史部簿录类》,这五部目录之前著录的是《法书目录》、《杂仪注目录》;之后著录的是《书品》、《名手画录》,从书名看,属于书法、书画、礼仪等方面的专科目录。在《新唐书艺文志史部目录类》,这五部目录的前面著录的是杨松珍《史目》;后面著录的是《名手画录》、虞和《法书目录》。《史目》即史书的专科目录。可知,这五部目录是与专科目录排列在一起。《隋书经籍志集部别集类》著录了挚虞、傅亮、沈约的文集。荀勖有《荀勖集》三卷,隋时已佚,隋《志》附注于晋《羊祜集》后。宋明帝有《明帝集》三十三卷,隋时已佚,隋《志》将其附注于《宋孝武帝集》后。五人都属于博学能文之士,都有文集,其所撰目录当属于集部专科目录。这五部目录都已佚失,我们已无法看到其全貌。但是在一些典籍遗留中尚有蛛丝马迹可寻。下面就以传记材料结合典籍遗存材料,考辨这几部目录的大致情况。

《晋书列传荀勖》:“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出版,1974年11月第1版,第1154页。荀勖参与了汲郡古冢竹书的整理,编纂了政府藏书目录《晋中经簿》,还与张华一起,依刘向《别录》,整理国家藏书。这就是说,荀勖也曾为整理过的书籍撰写叙录。很可能就是隋唐《志》所著录的《文章家集叙》。关于挚虞,《晋书列传挚虞》:“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同上书,第1427页。又《晋书列传张华》:“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同上书,第1074页。挚虞有《流别集》,《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著录:《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挚虞撰;《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挚虞撰。挚虞也曾整理政府藏书,这些都是其撰《文章志》所应具备的资历及条件。梁任昉有诗曰:“刘《略》班《艺》,虞《志》荀《录》。”(唐)李延寿撰:《南史列传王僧孺》,中华书局,1975年6月出版,第5册,第1460页。《南史列传任昉》载:“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昉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博学,于书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及卒后,武帝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无者就其家取之。”(唐)李延寿撰:《南史列传王僧孺》,《南史》第5册,第1454—1455页。任昉是当时著名学者,曾整理、校定秘阁藏书。其私人藏书丰富,甚至有政府藏书所无之本。诗中所指,即刘歆《七略》、班固《艺文志》、挚虞《文章志》及荀勖《新撰文章家集叙》(隋《志》作《杂撰文章家集叙》)这四部目录。刘歆《七略》、班固《艺文志》对后世影响深远,以任昉之博学多闻,且深谙目录之学,却将虞《志》荀《录》与刘《略》班《艺》相提并论,也说明虞《志》荀《录》在当时的地位及影响。任昉所谓“虞《志》荀《录》”,即是指荀勖《新撰文章家集叙》和挚虞《文章志》两部目录著作。唐以后的目录不见著录,我们今天已看不到这两部目录的原貌,但是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材料中有这两部目录;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所引材料中也有这两部目录,从中可以窥见其形制。裴松之、刘孝标所引荀《录》,名为《文章叙录》,与隋唐《志》之《文章家集叙》有异。但意思相同,实际就是文章家文集之叙录的总汇,体例应与《别录》相同。

荀勖《文章叙录》:

(荀)纬字公高,少喜文学。建安中,召署军谋掾、魏太子庶子,稍迁至散骑常侍、越骑校尉。年四十二,黄初四年卒。(晋)陈寿撰:《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荀勖:《文章叙录》,第604页。

(应)璩字休琏,博学好属文,善为书记。文、明帝世,历官散骑常侍。齐王即位,稍迁侍中、大将军长史。曹爽秉政,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其言虽颇谐合,多切时要,世共传之。复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赠卫尉。(璩子)贞字吉甫,少以才闻,能谈论。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势,贞尝在玄坐作五言诗,玄嘉玩之。举高第,历显位。晋武帝为抚军大将军,以贞参军事。晋室践阼,迁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又以儒学与太尉荀顗撰定新礼,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同注①。

(裴)秀字季彦。弘通博济,八岁能属文,遂知名。大将军曹爽辟,丧父服终,推财与兄弟。年二十五,迁黄门侍郎。爽诛,以故吏免。迁卫国相,累迁散骑常侍、尚书仆射令、光禄大夫。咸熙中,晋文王始建五等,命秀典为制度,封广川侯。晋室受禅,进左光禄大夫,改封巨鹿公,迁司空。著《易》及《乐》论,又画《地域图》十八篇,传行于世。《盟会图》及《典治官制》皆未成。年四十八,泰始七年薨,谥元公,配食宗庙。少子GFDB1,字逸民,袭封。《三国志魏书裴潜传》,第673页。

以上见于《三国志》裴注所引。《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也引荀勖《文章叙录》数条,如:

(嵇)康以魏长乐亭主壻迁郎中,拜中散大夫。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德行第一》,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18页,刘孝标注引。

(何)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同上书,第196页,刘孝标注引。

自儒者论以老子非圣人,绝礼弃学。晏说与圣人同,著论行于世也。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德行第一》,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201页,刘孝标注引。

从所引几条材料看,类似于人物传记。

挚虞《文章志》:

刘季绪名修,刘表子。官至东安太守,著诗、赋、颂六篇。《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第560页。

(潘)勖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勖,后避讳。或曰勖献帝时为尚书郎,迁右丞。诏以勖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习旧事,敕并领本职,数加特赐。二十年,迁东海相。未发,留拜尚书左丞。其年病卒,时年五十余。魏公九锡策命,勖所作也。《三国志魏书卫觊传》,第613页。

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挚虞《文章志》:

(崔)烈字威考,高阳安平人,骃之孙,瑗之兄子也。灵帝时,官至司徒、太尉,封阳平亭侯。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文学第四》,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194页,刘孝标注引。

《文章志》的内容,与《文章叙录》相似,所涉即人物生平事迹。在隋唐《志》目录类相连著录的五部目录,除去虞《志》荀《录》,还有三部。《宋书本纪明帝》载:“好读书,爱文义,在藩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1版,第170页。与隋唐《志》著录相合。《宋书列传傅亮》未提及其撰《续文章志》。《南史列传沈约》载,沈约有“《文章志》三十卷”,(唐)李延寿撰:《南史》,第1414页。与隋唐《志》著录之二卷不合。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宋明帝《文章志》多条。如:

桓温云:“顾长康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论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绝,画绝、文绝、痴绝。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文学第四》,第275页,刘孝标注引。

太原中,新宫成,议者欲屈王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谢安与王语次,因及魏时起陵云阁忘题榜,乃使韦仲将悬梯上题之。比下,须发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云:“宜绝楷法!”安欲以此风动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韦仲将魏朝大臣,宁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知其心,乃不复逼之。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方正第五》,第338页,刘孝标注引。

(谢)安能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GFDB2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温止新亭,大陈兵卫,呼安及坦之,欲于坐害之。王入失措,倒执手版,汗流沾衣。安神姿举动,不异于常。举目遍历温左右卫士,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有壁间著阿堵辈?”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尔。”于是矜庄之心顿尽。命部左右,促燕行觞,笑语移日。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雅量第六》,第369页,刘孝标注引。

献之善隶书,变右军法为今体。字画秀媚,妙绝时伦,与父俱得名。其章草疏弱,殊不及父。或讯献之云:“羲之书胜不?”“莫能判。”有问羲之云:“世论卿书不逮献之?”答曰:“殊不尔也。”它日见献之,问:“尊君书何如?”献之不答。又问:“论者云,君固当不如?”献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品藻第九》,第539页,刘孝标注引。

从上引数条看,宋明帝写人物很生动,绘声绘色,与《世说新语》以写人物为主的特点相合。也许正由于此,刘孝标才于几种性质相似的目录中多引宋明帝《文章志》吧。刘孝标注还引《续文章志》数条,但未注明此《续文章志》系何人所作,不知是否即傅亮之《续文章志》。其内容与所引荀勖《文章叙录》、挚虞《文章志》及宋明帝《文章志》类似,故不赘引。

以上所引材料,涉及的多为博学能文有才艺之士。文字内容是对其生平事迹的叙述与描写,作为叙录,人物生平事迹有了,但是却缺少辨章学术、剖析条流的内容。由于时代不同,以集部专科目录的作法,完全照搬刘向叙录的写法未必恰当。或许以《隋书经籍志》的立场来看,这几部目录也在“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之列。

与荀勖、挚虞同为晋朝人的陈寿,曾编纂《诸葛亮集》。《晋书列传陈寿》:“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第7册,第2137页。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传后有“诸葛氏集目录”,陈寿说:“右二十四篇,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臣寿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领中书监济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之有伦也。辄删除复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后面是一段有关诸葛亮生平及其著作的文字。体例一如刘向叙录,即“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实际上,自东汉以后,由于文学的发展,个人文集逐渐增多。《七略》中文学类书籍入《诗赋略》,只限于诗与赋。荀勖《晋中经簿》以四部分类,其丁部所收文学类书也只有诗赋。王俭《七志》设立文翰志;阮孝绪《七录》有文集录,并云:“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梁)阮孝绪:《七录序》,见《广弘明集》卷三。收入《四库全书子部释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以史书论,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首立文苑传,这些都表明了个人文集在东汉以后的迅猛发展。在编纂个人文集时写一篇叙录,于魏晋南朝时期是很普遍的作法。上引晋陈寿整理《诸葛亮集》,随书奏上一篇叙录是一例。巧合的是,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都引了《嵇康集》中一段文字,除了个别用字有不同,内容完全一致。嵇康曾从隐士孙登游,这段文字即述孙登事。不同的是,裴松之称其所引书为“《康集目录》”,《三国志》第3册,第606页。刘孝标注称所引书为“《康集序》”,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棲逸第十八》,第650页,刘孝标注引。这说明裴、刘所引这段文字,是《嵇康集》的叙录,应是编纂《嵇康集》时所写。刘孝标注所引个人文集叙录,并非仅《嵇康集》而已,另有《蔡洪集录》、《刘瑾集叙》、《高柔集叙》等。这也说明,荀勖的《文章叙录》、挚虞以及宋明帝的《文章志》,其体例如同刘向《别录》,即“别集众录”,由于属于目录著作,隋唐《志》将其著录于目录类,与其他目录著作并列。另一可作为佐证的是佛教典籍目录《出三藏记集》。

佛教典籍曾经作为附录,著录于正统目录之后。如阮孝绪《七录序》提到荀勖《晋中经簿》有佛经二卷。王俭《七志》附录佛经类书,不在所分七类之限。阮孝绪《七录》所分七类虽包含佛法一类,但将其列入外篇,与正统典籍的列入内篇是有区别的。梁初还曾于华林园“集释氏经论”,(梁)阮孝绪:《七录序》。但“释氏不豫焉”。《隋书经籍志总序》。这些因素也促使佛教典籍目录的独立发展。佛教典籍目录的分类,根据自身学术特点及实际需要自成体系。但显然也受到了正统典籍目录编纂方式的影响。《出三藏记集》的作者为梁释僧祐。在僧祐之前就已经有佛经目录,如《出三藏记集》中所引《安录》,即指东晋时释道安所撰佛经目录。由僧人所撰佛经目录,现存最早的即《出三藏记集》。《出三藏记集》所产生的时代,在《汉书艺文志》之后,《隋书经籍志》之前。作为佛经目录,它自有适合本身特点的编纂方式,但也有与正统目录相同之处。其中的“总经序”部分,所录即各经之前序及后记。于载序之外,又列各卷篇目。由于所收佛经大部佚失,而目录中有篇目及序存在,后人便可据以略知所佚书之内容。陈垣先生评价《出三藏记集》说:“本书之特色,全在第三方式之经序,为其他经目所未有,可以考知各译经之经过及内容,与后来书录解题、书目提要等用处无异。”陈垣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出版,1962年11月第1版,第3页。《出三藏记集》的经序,确实对后来的目录编撰者有启发,效法者也不乏其人。但追根溯源,《出三藏记集》经序之“载序之外,复载各卷篇目”的方式,正是刘向叙录之“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作法。僧祐生于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卒于梁天监十七年(518),历经南朝宋、齐、梁三代。此时期,刘向、刘歆的《七略》、《别录》仍在流传,且影响深广。有齐王俭“依《别录》之体,撰为《七志》”;阮孝绪:《七录序》。按,以下引文均见于《七录序》。有梁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刘孝标“分数术之文,更为一部”;更有阮孝绪“总集众家,更为新录”,“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逾于当今者也。”当其时,效二刘之法者正是大有人在,又岂止僧祐一人?

综上所述,刘向、刘歆的《七略》、《别录》对后世影响深远,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都编纂目录,有官修,有私修,但却没有一部目录完整地流传下来。我们通过对留存典籍材料的考辨,可以知道,这一时期,尤其是晋及南朝,目录编制在体例上仍以《七略》、《别录》为准,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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