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永新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摘 要： 唐玄宗开元十年六月自注《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是为《开元始注》；天宝二年五月，再注《孝经》，亦颁之天下，是为《天宝重注》。《开元始注》久佚，北宋人已不见其书。现存最早的《开元始注》本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源弘贤摹刻逍遥院内府卷子本。清光绪十年黎庶昌覆刻，收入《古逸丛书》。《天宝重注》颁行、立石国学之后，历代通行本均以为祖本。我们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北宋小字本《天宝重注》与《古逸丛书》覆刻本《开元始注》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清楚地展现出二者撰作背景、动因及文本、义疏等方面的异同。《始注》本和《重注》本的比较研究是中国经学史的一个个案研究，同时也宣讲了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关键词： 《御注孝经》 《开元始注》 《天宝重注》 《孝经》学史一 唐玄宗御注《孝经》始末
一般认为，《孝经》是孔子门人或曾子门人记录、整理孔子对曾子讲述孝道言论的著作，成书当不晚于战国时期，其间又经过这一学派学者的不断加工。汉初，河间人颜芝之子颜贞献之，凡十八章，长孙氏、江翁、后仓、翼奉、张禹等皆名其学，是为今文。同时，又有所谓《古文孝经》，出于孔氏壁中，二十二章，相传有孔安国传。至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东汉郑众（郑司农）、马融并为之注；又有郑氏注，“相传或云郑玄。其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故疑之”。南朝梁“（孔）安国及郑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陈及周、齐唯传郑氏”以上《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至北魏、北齐郑氏注虽立学官，而世儒每加非议。隋开皇中，又有所谓“孔（安国）传”行世，朝廷著令与郑氏注并立以上据《汉书艺文志》、《经典释文序录》、《隋书经籍志》及刘知几《孝经注议》《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
唐初，《孝经》“虽备存秘府，而简编多有残缺。传行者唯孔安国、郑康成两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义疏》，播于国序”成都府学主乡贡傅注奉右撰：《孝经注疏序》，阮校本《宋本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卷首，中华书局影印世界书局缩印本，1980年。傅注字奉右，生平不可考。《经义考》卷二二四迻录此序，署孙奭撰，按曰：“孙奭序或作成都府学主乡贡傅注奉右撰。”除了注疏本，明唐顺之《稗编》卷二二、四库本《御定孝经衍义》卷首下等均以为傅注所作，不知《经义考》署名孙奭有何出处，暂付阙如。。开元七年（719）三月一日，鉴于《孝经》、《尚书》有今、古文和孔、郑注的问题，“其中旨趋，颇多踳驳；精义妙理，若无所归。作业用心，复何所适”，玄宗敕令“诸儒并访后进达解者，质定奏闻”诏见《唐大诏令集》卷八一《令诸儒质定古文孝经尚书诏》。。六日又下诏，指出“《孝经》者，德教所先。自顷已来，独宗郑氏；孔氏遗旨，今则无闻”的情况，“其令儒官详定所长，令明经者习读。若得理解，亦可并行”《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又见于《册府元龟》卷五○《帝王部崇儒术第二》，文字略有异同。。玄宗朝整理、考订《孝经》文本和注释的工作当始于此时。四月七日，左庶子刘知几上《孝经注议》，列举十二条证据，说明所谓“郑注”非郑玄所作，“言语鄙陋，固不可示彼后来，传诸不朽”。而《古文孝经孔传》“语其详正，无俟商榷”，主张“行孔废郑”。国子祭酒司马贞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今之《孝经》……其注相承云是郑玄所著，而《郑志》及《目录》等不载，故往贤共疑焉。唯荀昶、范晔以为郑注，故昶集解《孝经》，具载此注，而其序云‘以郑为主’。是先达博选，以此注为优。且其注纵非郑氏所作，而义旨敷畅，将为得所。其数处小有非稳，实亦非爽经传。”虽然充分肯定了郑氏注的价值，但也没有凿实作者一定是郑玄。对于二十二章古文，他认为，“元出孔壁。先是（孔）安国作传，缘遭巫蛊，世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时，尚有《孔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此传，假称孔氏，辄穿凿改更，又伪作《闺门》一章。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第七辑《孝经》开元始注与天宝重注比较研究
刘炫诡随，妄称其善”以上《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参见《玉海》卷四一《艺文》和《孝经注疏御制序疏》。。这就是《孝经注疏序》所谓“刘子玄（知几）辨《郑注》十谬七惑，司马坚即司马贞，避宋仁宗赵桢嫌名，故作坚。斥孔注多鄙俚不经”。唐玄宗还是比较清醒的，令二书并行不悖。五月五日下诏:“其河（上公）、郑（玄）二家可令依旧行用，王（弼）、孔（安国）所注传习者稀，亦存继绝之典。”《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敕见《唐大诏令集》卷八一《行何郑所注书敕》，“河”作“何;“亦存”作“宜布”，“继绝之典”后尚有“颇加奖饰”四字。《册府元龟》卷六三九《贡举部条制》文字略同。《孝经注疏御制序疏》曾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学术背景有较为深刻的分析，其文有曰：“诏郑注仍旧行用，孔传亦存，是时苏、宋文吏，拘于流俗，不能发明古义，奏议排子玄，令诸儒对定；司马贞与学生郗常等十人，尽非子玄。卒从诸儒之说。至十年，上自注孝经，颁于天下，卒以十八章为定。”可与《新唐书刘知几传》“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论，奏与诸儒质辩。博士司马贞等阿意，共黜其言，请二家兼行”相印证。可以推想，已经上升为上层建筑并作为政治哲学的儒学，相关的论争与其说是学术之争，不如视为政治斗争或党争更加准确。
开元十年（727）六月二日，唐玄宗“取王肃、刘劭、虞翻、韦昭、刘炫、陆澄六家之说，参仿孔、郑旧义”，四库本《崇文总目》卷二。自注《孝经》，关于唐玄宗《御注孝经》的书名、卷数，《四库提要》考证曰：“《旧唐书经籍志》：《孝经》一卷，玄宗注。《（新）唐书艺文志》：今上《孝经制旨》一卷，注曰：玄宗。其称‘制旨’者，犹梁武帝《中庸义》之称‘制旨’，实一书也。赵明诚《金石录》载《明皇注孝经》四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称家有此刻，为四大轴。今尚存西安府学中，为碑凡四，故拓本称四卷耳。”《御注孝经》仅一卷，赵、陈二氏所录当即《石台孝经》拓本，故称四卷。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八七《石台孝经跋》及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唐元行冲）御注孝经疏序》均以为《注》与《制旨》各自为书。关于这个问题，陈萍萍《唐玄宗御注〈孝经〉始末》（《台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五期）一文有论辩，可以参看。后来，我们在日本看到了毛塚荣五郎先生的论文《孝经元疏考》（东洋大学《思想与文学》第一卷第一、二册和第二卷第一册连载，1935、1936年），文章具体分析了邢昺疏中引述的《制旨》的内容，由此推想所谓《制旨》应当是天宝中集议群儒重修《御注》之际，玄宗称制临决的纶旨的记录，内容主要是敷演《御注》。我们认为这种推论不无道理。“颁于天下及国子学《旧唐书玄宗本纪》曰:“开元十年六月辛丑，上训注《孝经》，颁于天下。”。至天宝二年（743）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颁于天下”《唐会要》卷三六《修撰》。诏见《册府元龟》卷四○《帝王部文学》。。是谓“开元始注”和“天宝重注”。此后，又于天宝三载十二月下诏，“自今以后，宜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明申劝课焉”《唐会要》卷三五《经籍》。《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以为九月诏。《唐大诏令集》卷七四收录孙逖撰：《亲祭九宫坛大赦天下制》，事在十二月，即有此敕，文字略有异同。那么，这则诏令的发布时间当在十二月。。天宝四载，以“天宝重注”刻石于太学，由玄宗亲自以八分书丹，太子李亨篆额，九月一日完工，是谓《石台孝经》《石台孝经》高620厘米，共4面，每面宽120厘米，由四块高590厘米的黑色细石合成。碑上加方额，额上刻浮雕瑞兽、涌云；额上盖石，盖石边缘刻卷云，顶上作山岳状；碑下底座有三层石台阶，故称《石台孝经》。。国子祭酒李齐古上表有曰：
伏惟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陛下，敦穆孝理，躬亲笔削，以无方之圣，讨正旧经；以不测之神，改作新注。……分命璧沼，特建石台，义展睿词，书题御翰，以垂百代之则，故得万国之欢。……谨打《石台孝经》本，分为上下两卷，谨于光顺门奉献两本以闻。
玄宗表示满意，敕曰：“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亲自训注，垂范将来。今石台毕功，亦卿之善职。览所进本，深嘉用心。”在李齐古上表之后，玄宗御批大字草书38字。以上《金石萃编》卷八七唐四十七《石台孝经》引。《石台孝经》现存西安碑林，保存完好。
玄宗开元十年自注《孝经》的同时，“诏行冲为疏，立于学官”《新唐书》卷二○○《儒学下元行冲传》。《旧唐书》卷一○二《元行冲传》亦曰“又特令行冲撰御所注孝经疏义，列于学官”。行冲（653—729）名澹，以字行，河南人。开元中为国子祭酒，官终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封常山郡公。行冲博学多才，尤通训故。行冲所撰：《疏》的最初颁行时间不见于记载，惟其奉敕撰：《御注孝经序》述及注、疏，有“大唐受命百有四年，皇帝君临之十载也”句，可以推知疏亦在开元十年颁行。。玄宗《御注》和元行冲疏在内容上是有分工的：“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又义阙。今存于疏，用广发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北宋小字本《天宝重注》卷首玄宗御制《孝经序》。天宝五载（746）五月二十四日，为配合玄宗“重注”，再次颁行疏，诏曰：“《孝经书疏》虽粗发明，幽赜无遗，未能该备，今更敷畅，以广阙文，仍令集贤院具写，送付所司，颁示中外。”《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可知玄宗《孝经注》和元行冲疏皆经重修，注重修于天宝二年，疏重修于五载不过，重修《疏》必非元行冲主持，因为他早在开元十七年（729）既已去世。。疏，《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三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二卷，《宋史艺文志》亦作三卷，四库馆臣推测“殆续增一卷欤”《四库提要》卷三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元疏即三卷。逍遥院内府卷子本《开元始注》三才章第七栏外注“疏中”、广要道章第十二栏外注“疏下”字样，据此也可推断元疏当为三卷（参看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二唐玄宗开元注《孝经》一卷）。黎庶昌《古逸丛书叙目》亦以为“犹可见元氏分卷之遗”。？《开元始注》卷首署元行冲奉敕撰：《御注孝经序》，其文有曰：
皇帝……听政之余……以为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夫子谈经，文该旨颐；诸家所说，理蔼词繁。爰命近臣，畴咨儒学。搜章摘句，究本寻源。练（郑）康成、（孔）安国之言，铨王肃、韦昭之训。近贤新注，咸入讨论。分别异同，比量疏密。惣编呈进，取正天心。每伺休闲，必亲披校。涤除氛荟，搴摭菁华。……则独运神襟，躬垂笔削，发明幽远，剖析毫厘。……乃敕宰臣曰：“朕以《孝经》德教之本也。自昔铨解，其徒寔繁，竟不能覈其宗、明其奥。观斯芜漫，诚亦病诸。顷与侍臣，参详厥理，为之训注，冀阐微言。宜集学士儒官佥议可否。”……其《序》及疏，并委行冲循撰。制曰可。
由元行冲序可知，《御注孝经》编纂成书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先由儒学之臣参酌汉魏以来旧注，也包括像刘炫这样的“近贤”所作的新注，关于《开元始注》和《天宝重注》所依据的基本材料的构成，《始注》元行冲序“练康成安国之言，铨王肃韦昭之训，近贤新注”；《重注》玄宗序则曰“今故特举六家之异同，会五经之旨趣”，据邢昺疏，“六家即韦昭、王肃、虞翻、刘邵、刘炫、陆澄”。这就说明《始注》和《重注》基本材料的构成是不同的。开元始注时以孔、郑二家为主，而天宝重注时加入了除此以外的虞翻等四家的材料。详见《孝经学论考有关御注孝经序的疑惑》，第107—125页，冈山市国富第六高等学校中国文化研究室，1949年。后收入氏著《孝经学论集》第二编，明治书院，1976年。“分别异同，比量疏密”，汇总成编，进呈给玄宗，由他亲自披校，裁定疑义；然后再集诸儒（刘知几、李元瓘、胡晧（当作皓）、司马贞、潘元祚、魏处凤、郗享、徐英哲、郭谦光、范行恭及诸学官等）共同商议，决定去取。诸儒“恭寻圣义，捧对吟咀，探GFDCD反覆，至于再三”，甫告完成。序和疏则委派元行冲撰写。可见，《御注孝经》题名玄宗，实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反映了当时《孝经》学的总体研究水平。
玄宗《御注》颁行天下，虽兼取孔、郑，其经文则用今文，《古文孝经》（含《孔传》）遂废不行；五代以后，郑注亦亡据《宋三朝艺文志》，五代以来，孔、郑注皆亡（《文献通考》卷一八五《经籍考十二》引，又见《直斋书录解题》卷三，文字略同）。。至北宋咸平中，邢昺等以元行冲疏为蓝本，再为《御注》作新疏。此后，玄宗注、邢昺疏成为《孝经》的标准文本而行于世，元行冲疏及天宝重修的疏渐次失传。北宋以后，《开元始注》不存，独《天宝重注》传世，所有《御注》均为《重注》本；又有《石台孝经》保存完好，一直为《御注孝经》提供着稳定的文本资源。
关于唐玄宗御注《孝经》的缘由，综合前人的观点约有以下数端：一是出于维护与巩固封建专制统治需要，而提倡“孝道”。二是唐玄宗喜文治，崇儒术。三是朝廷对孝行的推广还没达到更深更广的程度详见陈萍萍《唐玄宗御注〈孝经〉始末》。。四是本着初唐以来统一经义的精神，唐玄宗对前代所有的旧注说均不甚满意详见陈一风《论唐玄宗注〈孝经〉的原因》，《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六期。。我们认为，概括起来讲，玄宗御注《孝经》不外乎政治和学术两种考量，政治上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向全国臣民灌输“君臣父子之礼”，巩固统治秩序，抑制统治阶层内部的纷争；学术上如前所述，《孝经》今、古文和郑注、孔传之争长期困扰着士人，莫衷一是《孝经注疏序》云：“……注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虽备存秘府，而简编多有残缺。传行者唯孔安国、郑康成两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义疏》播于国序，然辞多纰谬，理昧精研。”。在这种学术背景之下，推出一种集成式的权威注解也是汉唐章句注疏之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且看最原始的文献——《天宝重注》卷首玄宗御制《孝经序》，林秀一先生据玄宗《孝经序》所谓“写之琬琰，庶有补于将来”，以及邢昺疏“或曰谓刊石也，而言写之琬琰者，取其美名耳”，认为作于天宝四载石台孝经刊石之际。详见林秀一先生《孝经学论考有关御注孝经序的疑惑》。从中似乎可以解读出玄宗一注再注《孝经》的初衷，其文有曰：
朕闻上古，其风朴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及乎仁义既有，亲誉益著，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经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朕尝三复斯言，景行先哲，虽无德教加于百姓，庶几广爱形于四海。
嗟乎！夫子没而微言绝，异端起而大义乖。况泯绝于秦，得之者皆煨烬之末；滥觞于汉，传之者皆糟粕之余。故鲁史《春秋》，学开五传；《国风》、《雅》、《颂》，分为四诗。去圣逾远，源流益别。
近观《孝经》旧注，踳驳尤甚。至于迹相祖述，殆且百家；业擅专门，犹将十室。希升堂者，必自开户牖；攀逸驾者，必骋殊轨辙。是以道隐小成，言隐浮伪。且传以通经为义，义以必当为主。至当归一，精义无二，安得不翦其繁芜而撮其枢要也？韦昭、王肃，先儒之领袖；虞翻、刘邵，抑又次焉。刘炫明（孔）安国之本，陆澄讥（郑）康成之注，在理或当，何必求人？今故特举六家之异同，会五经之旨趣，约文敷畅，义则昭然；分注错经，理亦条贯。写之琬琰，庶有补于将来。
且夫子谈经，志取垂训，虽五孝之用则别，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又义阙。今存于疏，用广发挥。北宋小字本《天宝重注》卷首。
由玄宗序可以推知御注《孝经》的原因所在：首先，孝对于修身立德具有重要意义，教人敬爱，以顺移忠，立身扬名；其次，表明以孝治天下的意向，推广孝道教化；再次，孔子之后，异端并起，源流益别；最后，《孝经》旧注繁芜驳杂，陈陈相因。所以，“举六家之异同，会五经之旨趣”，对旧注进行全面梳理，《崇文总目》曰：“《孝经》一卷，唐明皇注。取王肃、刘邵、虞翻、韦昭、刘炫、陆澄六家之说，参仿孔、郑旧义。今行于大学。”（《文献通考》卷一八五《经籍考十二》引）林秀一先生统计邢《疏》中明确标出注释来源的情况，发现虞翻、刘邵、刘炫、陆澄四家皆不见于记录，而以孔安国、郑康成为主（详见《孝经学论考有关御注孝经序的疑惑》）。又，陈铁凡先生也做过类似的研究，他证实《御注》征引诸家以孔、郑为主，其他诸家称引不多，并无及刘炫、陆澄片语。详见《孝经学源流》第三篇第三章《隋唐五代孝经学》，台湾编译馆，1986年，第193—194页。力求言简意赅，义理一贯。
二 《开元始注》本
《开元始注》中国久佚，北宋人已不见其书。现存最早的《开元始注》本是日本室町战国时代公卿、学者、歌人三条西实隆（1455—1537）文明十八年（1486）桑门祥空（桑门，即沙门，梵文音译。祥空当即三条公敦（1439—1507），实量子，室町时代公卿。文明十一年为右大臣，从一位。据明治二十四年三条实美（1837—1891，幕府末期至明治时代政治家）覆刻源弘贤宽政十二年摹刻本《御注孝经》卷末识语及参考（作于明治甲申（十七年，1884）七月。其书乃实美之子公美在其死后于明治二十四年三月刊行的），祥空为其法名，法号龙翔院，故实隆跋称其为“龙翔院右府”跋、享禄辛卯（四年，1531）苾刍尧空（苾刍即比丘，梵文音译。据三条实美覆刻本卷末识语及参考，尧空即三条西实隆）跋、天文三年（1534）三条西公条（1487—1563，战国时代公卿和学者，实隆子，天文十一年为右大臣，十三年出家。法号称名院，法名仍觉）识语。享禄四年（1531，明嘉靖五年）手抄本（所谓逍遥院内府卷子本）。长泽规矩也先生根据卷后跋文，对其书传承情况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关于逍遥院本御注孝经》，《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七卷，汲古书院，1987年，第265—271页。前此有近藤守重《正斋书籍考》和山崎美成《海录》的相关研究。。简言之，后小松天皇（1393—1412年在位）读《孝经》时，由皇妃的父亲后押小路公忠（后三条公敦的高祖父）后押小路公忠即三条公忠（1324—1384），南北朝时代公卿。正平十五年内大臣，从一位。有日记《后愚昧记》。即公敦跋中提到的“吾高祖父后押小路内府公忠”。书写并进呈。后来这个本子就在三条家族世代相传。公忠以下，三传至后三条实量（后三条公敦的父亲），三条实量（1415—1484），公冬子，室町时代公卿。长禄三年左大臣，应仁元年出家，从一位。法名禅空，亦即三条公敦跋中提到的“先考后三条入道左府禅空”。实量传给公敦，公敦于文明十八年（1486）又转送给大内义兴，大内义兴（1477—1529），日本战国时代山口的大名。幼名龟童丸，亦即三条公敦跋中提到的“龟童公”。“以令知孝者德之本也”。到了享禄四年（1531），三条家另一支的后裔三条西实隆又据公敦跋本过录、手抄了一本，原本返还给了大内氏，所谓“于本者返送彼国者也”长泽先生所引三条西实隆的日记《实隆公记》享禄四年后五月廿一日甲戌条、廿三日丙子条，可以印证这件事情。详《关于逍遥院本御注孝经》，第266页。。天文三年（1534），实隆之子公条又在实隆手抄本上面加了朱墨两种圈点。江户时代后期，源弘贤（1758—1841）屋代弘贤即源弘贤，名诠虎，号轮池，是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幕臣、著名的日本学学者，长于日本古典书志学的研究，著有《古今要览稿》、《轮池丛书》等多种。森铣三所撰：《屋代弘贤》（《森铣三著作集》7，中央公论社，1971年）资料详赡，可以参看。在江户城（今日本东京）牛込门外书肆偶然发现了逍遥院内府卷子本（所谓实隆公真迹），于宽政十二年（1800）据之摹刻，据《孝经善本集影》，明治二十四年（1891）又有据屋代摹刻本覆刻的三条家（三条实美之子公美）影刻本。长泽先生将屋代本与三条本对校，发现两本还是存在细微的差异的。详《关于逍遥院本御注孝经》，第268—269页。剔除朱点，“今兹模刻以传世”。实隆原本于文化十一年（1814）奉献给德川幕府静嘉堂文库藏屋代本狩谷棭斋手跋记述此事。详《关于逍遥院本御注孝经》，第267页。。六行十五字，小字双行十六字，四周单边。卷首有《御注孝经序》，署“左散骑常侍军丽正殿循国史柱国武强县开国公臣元行冲奉敕撰”，序后紧题“孝经”二字，空一格题“御注”，次行题“开宗明义章第一”。卷末宽政十二识语又有曰：
试取石台之本校雠之，《正义》谓旧注者咸合，而石台之改窜，昭然明矣。《（孝经）注疏序》“天宝二年，注成，颁行天下”者，盖似不知有旧注也。而此卷阙元行冲疏为恨。虽然，今之正义多存元疏之旧，何以知之？（邢昺）《（孝经）正义序》曰“剪截元疏”，若《感应章》始注本和日本宫内厅藏北宋本、石台本、唐石经均作《应感章》。阮元《校勘记》云：“今本作感应，依郑注本改，非《正义》本也。”（阮校本《宋本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第2560页）“长幼顺，故上下治”下疏与注不合，及见此本，乃知字句用元疏而不改作也。《始注》云：“君能顺于长幼，则下皆效上，无不理也。”《重注》云：“君能尊诸父，先诸兄，则长幼之道顺，君人之化理。”邢昺《疏》云：“此言明王能顺长幼之道，则臣下化之而自理也。谓放效于君。”可以明显看出，邢《疏》所解释的注文是《始注》而非《重注》。
杨守敬肯定了他的说法，并指出：
……今略校之，亦不特此条。《五刑章》“此大乱之道也”，此本注云：“言人有上三恶，皆为不孝。”正义云云，亦与此本应，《始注》“皆为”二字《重注》作“岂唯”。邢疏云：“言人不忠于君，不法于圣，不爱于亲，此皆为不孝，乃是罪恶之极，故经以大乱结之也。”也可以说明邢疏所释为《始注》而非《重注》。而与石台不合。窃怪邢氏（昺） “翦截元疏”，而不知元（行冲）疏本为初注本而作，可谓至疏。岂邢氏作疏时第见元氏单疏，而未见元（玄）宗初注本，故其序文只知天宝二年之注，不言开元二（当作十）年；而疏中与石台本违异之处，遂失之不觉然。
所以他推定“此本真唐人之遗，为北宋人所不见。若非有元（行冲）《（御注孝经）［疏］序》可凭，谁信有此事哉”《日本访书志》卷二《开元始注》解题。以下引杨守敬说出处同此。？杨氏此说当不误。《诸侯章第三》“盖诸侯之孝也”句注“义取为君恒须戒慎”，《始注》本须作慎，误；慎作惧，是也。邢昺疏标注文起讫正作“注战战至戒惧”，也可以说明邢疏径用元疏，而元疏本为玄宗《始注》本而作。不过，如上所述，天宝中，注、疏皆经重修，邢昺疏既然依据《重注》本，那么它“翦截元疏”应是与《重注》相对应的元疏重修本，为什么还保留着《始注》的痕迹呢？我们分析，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天宝重修元疏时不够彻底，虽据《重注》，但未能完全涤除《始注》有而《重注》没有的内容；毛塚荣五郎先生《孝经元疏考》从旧注、序疏、避讳等多个角度论证元行冲疏先后历经天宝重修和北宋校定（并非重撰，只是校定，据清人孙志祖和阮福说），就成为所谓邢昺疏，其中大体还保存了元疏之旧。一是邢昺编纂新疏时所据之本为未经天宝重修的原始元疏本后来，我们在日本看到了林秀一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他对邢疏中明确标出注释来源的情况做了统计，结果显示，虞翻、刘邵、刘炫、陆澄四家皆不见于记录，而以孔安国、郑康成为主，而这种情况如上文所述恰恰反映的是《始注》基本材料的构成（详见《孝经学论考有关御注孝经序的疑惑》）。所以，这种统计的结果似乎也可以作为我们推想的佐证，邢昺疏有可能直接依据的是元疏而非天宝中重修的本子。。
清光绪十年（1884），杨守敬（1839—1915）协助驻日公使黎庶昌（1837—1897）据源弘贤宽政摹刻本覆刻《开元始注》，书题《覆卷子本唐开元御注孝经》，收入《古逸丛书》，于是国人始见玄宗御注的《开元始注》本。《古逸丛书》覆刻本版式、行款与宽政摹刻本大体相同，只是宽政本有训读标注，此本则无。而且，经过两次覆刻，古写本的风格已失。
除了逍遥院内府卷子本系统的《始注》，日本尚有京都清冈家旧藏（现藏京都大学）承久三年（1271）清原宣景手书《御注孝经》残卷。藤贞幹《好古日录》（宽政八年藤原资同序、九年平安书肆林伊兵卫刊行）见于著录。《经籍访古志》卷二著录逍遥院内府卷子本系统的《始注》，同时也提到清冈家藏本，曰：“按京师清冈氏所藏，有承久三年清原宣景本，元行冲序前半、第九章末至第十六章末、及卷尾并缺。开元初注本西土无传，天下特存此二本而已，不亦奇乎？”天保十二年（1841），涩江全善以狩谷望之模本校屋代弘贤摹刻三条本，将文字异同注记栏外，音训异同注记字傍。题记曰：“天保十二年三月廿六日以承久三年清原宣景本比校了。李隆基开元初注本天下特存此二本而已。平全善涩江全善姓平名全善，字道纯，号抽斋。受业于狩谷望之。花押”。此本现存静嘉堂文库有关涩江全善校本的详细情况及异文，可参看林秀一先生《涩江全善手校三条本御注孝经研究》，收入氏著《孝经学论集》第二编，明治书院，1976年。。
敦煌本有《御注孝经圣治章》残帙一卷（S.6019），起“夫圣人之德”，至“不敬其亲而敬他人亲者”注“其亲然”，共十行，末三行上截残缺。幸运的是，这一章恰好是《始注》本和《重注》本异文最多的，很能说明问题。此残片与《始注》本文字基本相同，而与通行之《重注》本不同，亦可证日本抄本之绝对可靠翟理斯：《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232页。著录为“唐明皇御注《孝经》的初注本”。陈铁凡先生尚有疑惑，曰：“两者（敦煌本与通行本）颇有相异，而此帙与《古佚丛书御注孝经》略同，殆皆《御注》初本欤？”（《孝经学源流》第三篇第三章《隋唐五代孝经学》，第189页）许建平先生则肯定了翟理斯的说法，详见《敦煌经籍叙录》卷八，第419页（中华书局，2006年）。我们做了比勘，认为这一残片是初注本（《开元始注》）是没有问题的，它不仅证实了日本传抄本的可靠性，而且揭示了《始注》的颁行和传播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三 《天宝重注》本
《开元始注》颁行之后，玄宗感到“至啧难明，群疑未尽”，注释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而且，由于现实政治情势的变化，使得玄宗对《孝经》和孝道又有了新的思考，于是“近更探讨，因而笔削，兼为叙述，以究源流，将发明于大顺，庶开悟于来学，宜付所司，颁示中外”《册府元龟》卷四○《帝王部文学》。。是为《天宝重注》。《唐六典》记载唐代教授诸生之经，《孝经》用开元御注，旧令用孔、郑两家。《天宝重注》颁行、立石国学之后，诸生由此尊奉《重注》，以后历代通行本均为《重注》本。据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卷中、卷下，北宋、南宋分别有监本《孝经》一卷，含御制序并注，亦即《重注》本，今皆不传。现存最早的《天宝重注》刻本《御注孝经》一卷，乃日本江户时代末期著名书法家、汉学家狩谷棭斋（1775—1835年，字望之，号卿云）旧藏本，转归木村正辞，木村正辞（1827—1913），日本著名的《万叶集》研究专家，东京大学教授，曾致力于收藏中国散逸的古籍。明治初年入藏日本宫内厅图书寮。棭斋认为此本是在宋仁宗朝初期的天圣、明道间（1027—1033）明肃皇太后之父刘通执政时刊行的。其后，《经籍访古志》卷二、《日本访书志》卷二及日本宫内厅《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卷一、长泽规矩也《宫内省图书寮尊藏北宋刊本御注孝经解说》《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九卷《汉籍解题》，汲古书院，1985年，第403页。皆从之。尾崎康先生认为其版式、字体与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藏北宋本《范文正公文集》相似，“通”字末画缺笔，而且避讳止于“通”字。这是一部“根据特殊缺笔确定的北宋版”《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第一章《北宋版研究》。。
宫内厅藏本一般称作北宋小字本，版框高六寸九分，宽五寸。半叶十五行，行二十三至五字不等，注双行三十二至三字，白口，左右双边，中缝记“孝经”二字。卷首题“孝经序”，次行上空四字，题“御制序并注”，序后上空四字题“开宗明义章第一”，以下正文十八章。卷末间一行题“御注孝经一卷”，又间一行附“孝经音略”三行。卷首御制序后紧接着就是正文，并无空行，这是此本的一大特色。纸墨古雅，镂刻精巧，确为北宋版的代表作。卷首有“修竹荫”、卷首副叶有“棭斋”、“狩谷望之”、卷末副叶有“狩谷望之审定宋本”、“汤岛狩谷氏求古楼图书记”等印章参照日本宫内厅《图书寮典籍解题汉籍篇》第一哲学是书解题。。文政九年（1826）狩谷望之翻雕以行于世，即所谓求古楼覆刊宋本。卷末有《校讹》一卷并狩谷望之当年十一月长至日识语，其文有曰：
是本敬、匡、胤、恒、竟、炫、通七字阙笔。按：敬，宋翼祖讳；匡、胤，太祖讳；恒，真宗讳。竟，翼祖嫌名；炫，太祖嫌名（原注：太祖旧名玄朗）；通係章献明肃皇太后家讳（原注：太后刘氏天圣元年临朝称制，令天下皆避父讳。明道二年太后崩，复旧。）
狩谷氏又指出，日本奈良时代天平宝字元年（757）诏，宜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平安时代贞观二年（860）将玄宗《御注》立为学官，可见其国重视《孝经》由来已久。而长期以来，除了晚近源弘贤摹刻逍遥院内府卷子本《开元始注》，日本只有“依开元本增益、改窜、以天宝本刻于京师者，不知校书之法亦甚矣”，没有好的《天宝重注》刻本，所以他摹刻这一北宋本长泽氏认为，狩谷氏摹刻本虽保存了宋本面貌，但与原本对校，还是有些小的差异。详《宫内省图书寮尊藏北宋刊本御注孝经解说》，第404页。。
国图藏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八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细黑口，四周双边。附陆德明音释于玄宗注中。此本与北宋小字本为同一系统，只是经文、注文俱有句读，注文后间有直音或反切。后世这一系统的翻刻本、抄本甚多，在中国传刻的御注本多以之为祖本。其注有与《石台孝经》（石台本）不合者，详见《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五影钞宋本《孝经》一卷解题。
《四部丛刊》影印本，据称上海涵芬楼借建德周氏藏宋刊本影印。这个所谓的宋刊本《天禄琳琅书目续编》卷三著录，定为南宋岳珂荆溪家塾刻本。雷梦水认为实即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本《近代学人室名琐记》，《人民日报》，1982年9月24日。。我们将其与国图藏本比勘，可以证实《四部丛刊》确系据国图藏本（原建德周氏旧藏）影印。昭和七年（1932），日本书志学会影印宫内厅藏北宋小字本，所附《北宋刊本御注孝经解说》将北宋小字本与石台本、《四部丛刊》影印本（称作岳本）对校，有《校勘记》，现列表如下：
章目北宋小字本岳本、石台本异文
孝经序
朕尝三复斯言岳本同石台本尝作常
形于四海石台本同岳本形作刑
近观孝经旧注石台本同岳本注作注
庶有补将来石台本同岳本将下有於字
开宗明义章第一
开宗明义章第一岳本前有孝经一卷一行石台本有孝经二字
汝知之乎石台本同岳本汝作女下吾语汝之汝亦同
三才章第七治天明以为常石台本岳本治作法是也
孝治章第八
主尚接之以礼石台本同岳本主作王
举其多也石台本同岳本多作大数
小大之欢心石台本岳本上有得字
圣治章第九
参闻石台本同岳本作曾子问
更有大于孝不石台本同岳本不作否
县衾箧枕岳本同石台本县作悬
圣人顺群心石台本同岳本群作民
临抚其人石台本同岳本抚作於
五刑章第十一臣之稟命也岳本同石台本之作所
谏争章第十五不失其天下岳本同石台本无其字
应感章第十六王孝父事天石台本岳本孝作者是也续表
章目北宋小字本岳本、石台本异文
事君章第十七
思补过石台本岳本过作益
恒藏心中石台本同岳本恒作常
无日蹔忘也石台本同岳本蹔作暂
丧亲章第十八服GFDCE麻石台本同岳本GFDCE作衰
举屍石台本同岳本屍作尸
哀慼之石台本同岳本慼作戚下并注亦同
茔域也石台本同岳本茔误作营
也有个别异文未能校出，如《卿大夫章第四》“盖卿大夫之孝也”句注：“懈，惰也。”《始注》本、岳本同，石台本惰作墯。《庶人章第六》“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句注：“……公赋既充，则私养不阙。”石台本同，岳本充作足。“用天之道”句注“秋收冬藏”，石台本同，岳本收作敛。据《经典释文》，收如字，又手又反；敛，力俭反，是定本作收。详见《金石萃编（二编）》唐四十七《石台孝经》。《圣治章第九》“虽得之君子，不贵也”句注：“……君子之不贵也。”石台本同，岳本之下有所字。《纪孝行章第十》“丧则致其哀”句注“擗踊哭泣”，《始注》本、岳本同，石台本踊作踴。杨守敬认为北宋小字本“远胜相台岳本”。根据我们对以上三本的校勘，确实可以印证杨氏所言不虚。与相台岳氏本比，北宋小字本与石台本更加接近，讹误更少；同时，也有可校正石台本之处，如前揭石台本惰作墯、踊作踴等。
四 《始注》本与《重注》本比较研究
日本宫内厅藏北宋小字本《天宝重注》与黎氏影刻本《开元始注》对校，确实可以看出修订的痕迹，“始注”和“重注”的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现将有价值的异文列表如下：
章目序号《天宝重注》本《开元始注》本
开宗明义章第一“何足以知之”句注：何足知此至要之义。注文何下有以字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注：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扬后世，光荣其亲……注文无“名扬后世”四字
《大雅》云：“无念尔祖，聿脩厥德。”脩作循续表
章目序号《天宝重注》本《开元始注》本
天子章第二“爱敬尽于事亲”句注：君行博爱广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恶其亲……君作若
“盖天子之孝也”句注：盖犹略也。孝道广大，此略言之。“盖犹略也”无也字“此略言之”之作也
诸侯章第三“盖诸侯之孝也”句注：……义取为君恒须戒慎。须作慎慎作惧
卿大夫章第四“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句注：……故不敢也。敢下有为字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句注：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守作合遵作顺
“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句注：言行皆遵法道，所以无可择也。遵作合于 “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句注：……此三者则能长守宗庙之祀。祀作祭
士章第五 士章第五 士下有人字 “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句注：言事父兼爱与敬也。注作：兼谓有母之爱，有君之敬。“故以孝事君则忠”句注：移事父孝以事于君，则为忠矣。“以事”下无于字庶人章第六 “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句注：……公赋既充，则私养不阙。
充作免 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未下无之字。注并亦同。
三才章第七“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句注：陈说德义之美，为众所慕，则人起心而行之。注文而作之
孝治章第八“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句注：……鳏寡，国之微者，君尚不敢轻侮，况况作无
续表
章目序号《天宝重注》本《开元始注》本
知礼义之士乎？
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君作王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句注：言明王以孝为理，则诸侯以下化而行之……侯作臣
圣治章第九“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句注：参闻明王孝理以致和平；又问圣人德教更有大于孝不？闻下无明王二字问下无圣人二字不作否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句注：……周公因祀五方上帝于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王下有祖字
“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句注：……则德教刑于四海，海内诸侯各脩其职来助祭也。注文两海字之间有四字
“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注：亲犹爱也。膝下谓孩幼之时也。言亲爱之心生于孩幼，比及年长，渐识义方，则日加尊严，能致敬于父母也。注作：言子孩幼养于父母膝下，即须教之，使为则为，止则止，视无诳，听不倾，提则捧手，对则掩口，故日渐加严敬也。
“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句注：圣人因其亲严之心，敦以爱敬之教，故出以就傅，趋而过庭，以教敬也。抑搔痒痛、县衾箧枕，以教爱也。“圣人因其亲严之心，敦以爱敬之教”作“父子之道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县作思
“父子之道，天性也”句注：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严，又有君臣之义。“天性之常”作“自然孝慈本于天性，生爱敬之心”
“虽得之君子，不贵也”句注：言悖其德礼，虽得志于人上，君子之不贵也。经文得下有志字注文君子下无之字
“以临其民”句注：君行六事，临抚其人则下畏其威……抚作莅续表
章目序号《天宝重注》本《开元始注》本
纪孝行章第十“事亲者居上不骄”句注：当庄敬以临下也。此句无注
“为下不乱”句注：当恭谨以奉上也。此句无注
“在丑不争”句注：丑，众也。争，競也。当和顺以从众也。无“当和顺以从众也”数字
“在丑而争则兵”句注：谓以兵刃相加。经文无而字注作：将为兵刃所及也。
“三者不除”句注：……而不除之，虽日致太牢之养，固非孝也。注文除下无之字虽下有之字
五刑章第十一“要君者无上”句注：君者，臣之禀命也。而敢要之，是无上也。禀上有所字命上有教字《始注》本禀上有所字，命上有教字，杨守敬以为教字衍，《重注》本脱所字。要之之作君
“非圣人者无法”句注：圣人制作礼法，而敢非之，是无法也。脱此句及注
“此大乱之道也”句注：言人有上三恶，岂唯不孝，乃是大乱之道。岂唯作皆为
广要道章第十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句注：风俗移易……风俗移易作移风易俗
“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注：居上敬下，尽得欢心，故曰悦也。“曰悦也”作“皆悦之”
“敬一人而千万人悦”句注：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注作：一人谓父兄君也。千万人谓子弟臣也。续表
章目序号《天宝重注》本《开元始注》本
广至德章第十三“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注：言教不必家到户至，日见而语之……经文“日见之也”无也字注文家作门《孝经注疏》这一句经文的疏云：“此依郑注（也）。”阮校：《文选注》引郑注家作门，《始注》本亦作门，所以杨守敬推断“则知作‘家’者石台所改，恐非明皇原本”。语作谈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句注：举孝悌以为教，则天下之为人子弟者无不敬其父兄也。注文敬作致
“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注：举臣道以为教……经文无者字注文以下有敬字
谏争章第十五“曾子曰：若夫慈爱……”句注：事父有隐无犯，又敬不违，故疑而问之。隐作阴之作也
“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句注：……言虽无道，为有争臣，则终不至失天下亡家国也。经文失下无其字据《经典释文》卷二三，“不失天下”，本或作“不失其天下”，杨守敬以为“其”字衍。《始注》本正作“不失天下”。注文言下有上字家国作国家
“士有争友”句注：……言受忠告……受作爱
“父有争子”句注：父失则谏，故免陷于不义。无于字
应感章第十六“长幼顺，故上下治”句注：君能尊诸父，先诸兄，则长幼之道顺，君人之化理。注作：君能顺于长幼，则下皆效上，无不理也。
“脩身慎行，恐辱先也”注：天子虽无上于天下，犹脩持其身，谨慎其行……注文谨下无慎字
“孝悌之至……光于四海……”句注：……光於四海……光作充经文作于，注文作於，石台本、岳本同。《始注》本光作充。杨守敬以为“乃知以‘充’释‘光’，故改‘于’作‘於’，石台等本注中之‘光’当为‘充’误”。“《诗》云自西自东……”句注：义取德教流行，莫不服义从化也。“莫不服义”义下又有一义字续表
章目序号《天宝重注》本《开元始注》本
事君章第十七“子曰：君子之事上也”注：上谓君也。此句无注
“退思补过”句注：君有过失，则思补过。注作：退归私室，则思补身过也。
“将顺其美”句注：君有美善，则顺而行之。注文美下无善字
“匡救其恶”句注：君有过恶，则正而止之。注文过下无恶字
“故上下能相亲也”句注：君臣同德，故能相亲。注文“君臣同德”作“下以忠事上，上以义接下”。
“诗云心乎爱矣……”句注：……无日蹔忘也。蹔（暂）作慙（惭）慙下无忘字
丧亲章第十八子曰：孝子之丧亲也无也字
“闻乐不乐”句注：悲哀在心，故不乐也。“悲哀在心”作“志在悲哀”
“食旨不甘”句注：……故疏食水饮。“疏食水饮”作“去酸咸也”
“此哀慼之情也”注：谓上六句此句无注
“三日而食”句注：不食三日，哀毁过情，灭性而死……不令至于殒灭。“灭性而死”作“有致危獘（毙）”殒作陨
“丧不过三年”句注：……夫孝子有终身之忧，圣人以三年为制者，使人知有终竟之限也。注作：虽以三年为父，其实廿五月。
“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注：……衣谓敛衣……经文并无二之字敛作殿
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注：立庙祔祖之后……祔下有宗字
“春秋祭祀，以时思之”句注：寒暑变移，益用增感，以时祭祀，展其孝思也。无“益用增感”四字
除了表中所列异文，《始注》本与《重注》本差异最大的是句末语尾助词。根据我们的统计，十八章注释中多出“也”字的约有四十处。杨守敬考论阮元和森立之的说法，对此有客观、准确的分析，曰：
日本古钞本经书注中每多“之”、“也”等字，阮（元）校谓是彼国人所加；森立夫（立之字）谓是隋唐之遗。余通观其古钞本，唐本最多虚字，至北宋始多删削而未尽，至南宋乃翦截八九，遂各本为一律，颇与立夫之说相应。但此本注脚较石台每多“也”字，两本虽有初注、重注之分，不应违异若此。余后见钞本至多，乃知古钞者因注文双行，难于均齐字数，故往往于对行字悬空数字者增添虚字以足之，故所增之字总在注末，而各钞不同；其在注中者，则原本皆如是，故各钞皆同。至于经文，则毫无增损，其有异同，故是隋唐之遗。阮说、森说各据一边，为发其凡于此。《日本访书志》卷二。
杨氏说是谓得之。一般而言，经文及注文中间并无有意增损虚词的现象，而注文句末往往为了均齐字数而增添虚词。杨氏未曾提到的，那就是考虑到双行字数均齐而减省句末虚词的现象，如“也”字，这种情况在《始注》本中约有四处。
分析以上二本的异文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异文的产生大体出于两种情况，一是《始注》抄本自身的原因（形近而讹、信笔偶讹、衍文、脱文等等），一是确系由于重修而造成的异文（注文不同或义可两通）。当然，这种划分并非十分严格，而且有些异文大概介于二者之间。因为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某些异文一定是抄本主观臆改或信笔偶讹，一定不是《始注》原本本身即有的讹误，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其他的异文一定是《重注》所造成的版本异同。我们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而作如此划分。
形近而讹，如3脩—循、14充—免、24县—思、40敬—致、44受—爱、55蹔（暂）—慙（惭）、62敛—殿等。其中，有些字形近易讹是有渊源的，如循、脩二字。《晋书职官志》所记州、县吏有循行，裘锡圭老师利用《居延汉简》的材料，认为“循行”乃“脩行”之误，裘老师说见《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裘锡圭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59页。甚是。衍文如1以、21祖、27四、26志、32之、49义等字，有涉经文而衍、涉注文而衍等情况。脱文如32之、41者、45于、47慎等字，也有如34误脱经文文句及注释的情况。信笔偶讹，未及校勘，如5之作也、6须作慎、16而作之、17况作无、42隐作阴、之作也等等。实际上，衍文、脱文、乙文（如43家国作国家）等的大多数情况也是信笔偶讹、无意造成的，当然也不能排除有意妄改的情况。
排除有意增删妄改和无意信笔偶讹这两种由于主观原因造成的版本异同的情况，余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情况，也就是“重注”和“始注”的差异，即《重注》本对《始注》本的修订或增删。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异文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个别字词不同，义可两通，如7、8、9、13、20、27、36、37、39、52、53、63等，或是出于修辞上的需要，或是行文用字精准度的考量，往往不大影响意义。二是文句不同，如2、12、23、24、25、30、31、46、54、57、58、60、61、64等。其中既有文意相近、表达方式稍有不同的，也有意义不同乃至迥异的。此外，其他的版本异同还有，《始注》本27、29、50、59无注，而《重注》本有注。
下面举例来具体说明《重注》本对《始注》本的修订情况，由此可见“重注”的着眼点和立足点所在。No.31“在丑而争则兵”句《始注》云：“将为兵刃所及也。”《重注》云：“谓以兵刃相加。”No.57“闻乐不乐”句《始注》云：“志在悲哀，故不乐也。”“志在悲哀”《重注》作“悲哀在心”。No.58“食旨不甘”句《始注》云：“……故去酸咸也。”“去酸咸也”《重注》作“疏食水饮”。No.60“三日而食”句《始注》云：“不食三日，哀毁过情，有致危獘（毙）。”“有致危獘”《重注》作“灭性而死”。以上三例均为《重注》以意义相近但更加契合经文本意的分句替换《始注》例。
No.65“退思补过”句《始注》云：“退归私室，则思补身过也。”《重注》云：“君有过失，则思补过。”邢昺疏云：“按旧注，韦昭云：‘退居私室，则思补其身过。’……按《左传》……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文意正与此同，故注依此传文而释之。今云‘君有过则思补益’，出《制旨》也，义取《诗大雅烝民》云‘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毛传》云：‘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补之，善补过也。’《郑笺》云：‘衮职者，不敢斥王言也。王之职有阙，辄能补之者，仲山甫也。’此理为胜，故易旧也。”是为《重注》出玄宗《制旨》，因而替换《始注》例。
No.2“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始注》云：“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光荣其亲……。”《重注》于“自然”后多出“名扬后世”四字。《始注》未及经文“扬名于后世”之义，故《重注》予以补充，是为补阙例。
No.30“在丑不争”句《始注》云：“丑，众也。争，競也。”《重注》于“競也”后多出“当和顺以从众也”。《始注》仅为单个字训诂，《重注》则有对整个句子的解释，是为串解句义例。
No.24“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句《始注》云：“父子之道，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故出以就傅，趋而过庭，以教敬也；抑搔痒痛、县衾箧枕，以教爱也。”“父子之道，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句《重注》作“圣人因其亲严之心，敦以爱敬之教”。邢昺疏云：“父子之道，简易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故圣人因其亲严之心，敦以爱敬之教也。”《始注》为因，《重注》为果，自然推导出来的。《始注》首句于经文颇感游离，且与下文联属不紧密，《重注》解释经义更加贴切、精准，是为解经准确例。
No.25“父子之道，天性也”句《始注》云：“父子之道自然，孝慈本于天性，生爱敬之心，加以尊严，又有君臣之义。”“自然孝慈本于天性，生爱敬之心”《重注》作“天性之常”。邢昺疏云：“云‘父子之道，天性之常’者，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则生爱敬之心，是常道也。”以《始注》来具体解释、说明《重注》。《始注》统领上下文义，揭示出所谓“天性”的具体内涵，而《重注》则比较抽象，是为《始注》具体、《重注》抽象例。
No.37、38“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始注》云：“居上敬下，尽得欢心，皆悦之。一人谓父兄君也，千万人谓子弟臣也。”“皆悦之”《重注》作“曰悦也”，“一人谓父兄君也，千万人谓子弟臣也”《重注》作“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邢昺疏云：“其要正以为天子敬人之父，则其子皆悦；敬人之兄，则其弟皆悦；敬人之君，则其臣皆悦，此皆敬父兄及君一人则其子弟及臣千万人皆悦，故其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旧注云‘一人谓父兄君，千万人谓子弟臣也’者，此依《孔传》也。一人指受敬之人，则知谓父兄君也；千万人指其喜悦者，则知谓子弟臣也。夫子弟及臣名何啻千万，言千万人者，举其大数也。”《始注》据经文逐句敷衍、解析，《重注》在此基础上加以概括、归纳，是为《始注》分析、《重注》概括例。
No.46“长幼顺，故上下治”句《始注》云：“君能顺于长幼，则下皆效上，无不理也。”《重注》云：“君能尊诸父，先诸兄，则长幼之道顺，君人之化理。”《始注》比较直白，近乎直译，而《重注》则将“顺于长幼”具体化了，纠正了《始注》易造成的理解上的误差，是为《重注》具体化例。
No.54“故上下能相亲也”句《始注》云：“下以忠事上，上以义接下，故能相亲也。”“下以忠事上，上以义接下”《重注》作“君臣同德”。《始注》是具体的解说，《重注》则是高度的概括和引申，由“君子”上下相亲引申到君臣同德。或许这是出于适应当时政治局势变化的需要，而做的有针对性的修订有学者结合对唐朝王室内部的具体情况及现实政治形势的分析，认为御注《孝经》还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参见陈一风：《论唐玄宗注〈孝经〉的原因》的相关内容。。是为《重注》牵涉时势例。
No.61“丧不过三年”句《始注》云：“虽以三年为父，其实廿五月。”《重注》云：“……夫孝子有终身之忧，圣人以三年为制者，使人知有终竟之限也。”《始注》说明礼制本身的具体细节，《重注》则揭示礼制所反映出来的制礼的旨意。是为《始注》讲其仪节、《重注》讲其深意例。
No.23“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句《始注》云：“言子孩幼养于父母膝下，即须教之，使为则为，止则止，视无诳，听不倾，提则捧手，对则掩口，故日渐加严敬也。”《重注》云：“亲犹爱也。膝下谓孩幼之时也。言亲爱之心生于孩幼，比及年长，渐识义方，则日加尊严，能致敬于父母也。”《始注》、《重注》意义迥别，主要原因在于对“膝下”的不同理解。《始注》以为父母膝下，主体是父母，父母教育孩子，使知礼仪，日渐严敬；《重注》则谓孩幼之时，主体是孩子，孩子幼小就有亲爱之心，长大后才能懂得行事的规矩和道理，致敬于父母。是为《始注》、《重注》意义差别明显例。
总之，《重注》在保持《始注》总体注释风格的前提之下，在文字、训诂和修辞上都做了修订。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清楚地显现出二者撰作背景、动因及文本、义疏等方面的异同。需要说明的是，《始注》本和《重注》本的比较研究是中国经学史的一个个案研究，但由于关涉日本《孝经》学史，所以也宣讲了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附记
拙作初稿成于2005年12月，其后又不断进行修改；翌年11月，在北京香山“中国古文献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2007年9月，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重订、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