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

师出高徒。意思是说，出名的老师可以调教出比较有出息的徒弟，当然老师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有能力，有本领，有成就。以我的切身体会，与其说“名师出高徒”，不如说“明师出高徒”。老师的本领和能力不是体现在他的“名”，而是体现在他的“明”。一位真正的好老师主要不在于他出名，而在于他高明，他有渊博的学识和独到的建树，而且能够把他的学问传达给他的学生。明，才能高瞻远瞩，指点迷津。

我的老师周礼全先生就是一位“明”师。

1978年，我开始跟着周先生读研究生，专业是西方逻辑史。说来惭愧，这个专业不是考来的，而是分配得来的。我中学毕业后于1969年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待了四年，1973年至1977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学习，是个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在一机部标准化研究所当翻译，1978年我报考研究生的专业也是英美文学，因此可以说，我与逻辑没有半点关系。通过研究生考试的初试之后，本该认真准备复试，但是经受不住重返黑土地的诱惑，我随一个美国农机代表团去黑龙江友谊农场40天，工作完成以后，返回北京的当天，已是研究生复试的第一天。我只能匆忙赶去参加第二天的复试，找不到考场，还迟到了半个小时，虽然负责监考的罗经国老师后来又为我就第一天的考试内容安排了一次补考，但是我知道肯定是名落孙山。明知上学无望，自己倒也坦然，这不过是自食其果，好在我才23岁，来日方长。就在这个时候，罗经国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说其他单位来西语系要考生，问我是否愿意选择其他什么专业学习。这个消息使我大喜过望，我当时几乎是脱口而出，文史哲专业都可以。就这样，我被推荐给去要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倪鼎夫先生。经过倪先生的面试，我就成为周先生的研究生，专业是西方逻辑史。总算和“西方”沾了点边。但是我选择了一位从未听说过的老师，也选择了一个几乎毫无所知的专业。我当时只有一个愿望，这就是学习。事后听说，周先生本来没有准备招研究生，因此当他改变主意想招学生时，只好到其他专业那些考不上的学生中去选。出此下策，乃是不得已，谁让他没有自己的考生呢！周先生明确提出两条：一是选外语专业的，二是尽量选年轻的。他的理由是：对于科研来说，外语与专业几乎同等重要；哲学所逻辑室有培养逻辑专业人员的能力，但是没有培养外语人才的能力；因此要找外语好的。可见，我是误打误撞学了逻辑，而周先生对我却不是一点选择都没有。这种选择显示了周先生的一种学术眼界。

开学后，哲学系的70多个学生住在一起。在哲学所的诸位先生来看我们时，我见到了周先生和沈有鼎先生，还有倪鼎夫和张尚水先生。交谈很一般，无非是寒暄嘱咐一番。周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一个：鹤发童颜，一派儒家风范。人们常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尤其是读研究生，更是要靠自己学习和思考。但是，我虽然读了逻辑专业的研究生，却还摸不着门，因此修行也就无从谈起。特别是，从热衷富于形象思维的语言文学转到专门学习抽象科学的逻辑，这个弯子也太大了些。我在学逻辑的同时，床头还放着杰克·伦敦的英文小说《铁蹄》，而且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的书看了许多。第一学期期末，我的形式逻辑考试得了76分，列我们几个同学倒数第一。这时周先生找我谈了一次话，实际上也是他和我的第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时间很短，但是很艺术，我至今记忆犹新。

周先生主要讲了两层意思。一是听说我这次没有考好，希望我下次努力，并问我有什么问题；二是对我说，不喜欢逻辑也没有什么关系，研究生的时间很短，念完了还可以去搞别的东西，但是时间不要荒废，既然学逻辑，还是要把逻辑学好，学好逻辑总是有用的，即使将来去搞文学研究或文艺批评，也是有帮助的。说实话，本来我对考76分并不觉得怎样，读大学时就没经过多少考试，因此我从来不在乎考试（研究生复试之前我竟然不复习准备，与这种心理也不无关系）。但是周先生的话使我深思许久。他没有批评我，似乎也不期望我能怎样，他没有大讲逻辑如何如何重要，只是平平静静地说了一个普普通通的道理，这就是：既然念了，就要念好。念书与念好书显然是有区别的。做人不也是这样吗？干一件事情，就应该干好。周先生的轻描淡写反而引起我的重视。当时我想，考好成绩有什么难的，下次看我的。于是我修正了学习方法，把全部精力集中到逻辑方面来。命题演算考试之后，周先生遇到我时说，听说你考得不错，好好念！就是这么简单。我仍然没有觉得怎样，却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逻辑。

真正跟周先生读书，是在二年级下学期，一阶逻辑差不多学完了。周先生提出读亚里士多德的《论辩篇》，每次由我作报告，他来讲评。他认为，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要，而且读这本书，以后从里面找一个题目作论文比较容易。他还告诉我，以前他跟金岳霖先生读书时也是这样。金老坐在沙发里，闭着眼睛，听他讲，有时候让他停下来，讲评几句，然后继续。周先生认为这种读书方法很好。我想，这可能就是师传吧。于是每星期我去周先生家里一次，报告学习体会，我讲大约一个小时，周先生讲评也将近一个小时，然后讨论。最初几次，陈宗明先生也在座旁听，后来就只有我和周先生两人。周先生家里有一块小黑板，我用得很少，而他讲评的时候，经常把一些要点写下来。第六次讲完，我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周先生讲一次，于是第七次是周先生讲的。他站在小黑板前，边说边写，像讲课一样。那一次我只是提了几个问题。这样的读书活动一共进行了八次，将近三个月，刚好读完第八章。周先生说，够了，你可以自己看书了。

这八次读书活动实际上是非常有益的训练，既是哲学思维的训练，也是治学方法的训练，它使我形成了读书的基本方法，也使我初步明白了什么是研究，为我今后治学奠定了基础。毕竟是学语言文学出身，我有时在理解方面愿意来些发挥，有些联想自己还颇觉得意。周先生从不打击我的这种积极性，也不批评说我的联想发挥不对，只是从原文出发，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论证，丝丝入扣，这种微观的分析常常使我顿开茅塞，有时也令我汗颜。比如，一个概念、一句话应该如何理解？从字面上应该如何理解？从实际意义上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理解？如果只有一种理解，那么情况就比较简单。但是如果可能会有好几种理解，问题就比较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仔细分析，各种不同的理解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还要分析，根据不同的结果来看，哪一种理解是最可能的。此外，还应该考虑到会不会还有我们没有考虑到的理解。虽然我没有经过正规的哲学训练，不过读书至少十几年，哲学著作也读了几十本，但是，这样的思考方式对我来说却是全新的。每一次读书结束，我都觉得有收获。可具体是什么收获，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有了更深的理解，还是读书有了更高的境界，我也说不清楚。只是每一次读书之后，自己总觉得有许多东西值得思考，也有许多东西可以思考。

在这八讲中，周先生只表扬过我一次。那是在读到亚里士多德论述范畴这一节时，我发现亚里士多德说的第一个范畴不是“实体”，而是“本质”，与《范畴篇》中所说的第一个范畴不同。其实，这在我是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我读的是英文版著作，两个地方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词，在《范畴篇》是“substance”，而《论辩篇》这里是“essence”。此前学西方哲学史专业的翁绍军学兄还和我讨论过《范畴篇》关于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的区别。但是周先生却很看重，他说，你能读出这里的差异，很好！简短一句话，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当时似乎隐隐约约明白了些什么。其实，这里恰恰体现了文学与哲学的差异，也体现了一般的哲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的不同，还体现了周先生对哲学研究的一种独特理解。这是一种分析的方式，而不是思辨的方式。多年以后，我在与一些学者交流讨论的时候，在阅读或听一些学者交流和讨论的时候，常常发现会有这样的情况：对方提出一个观点，比如说A，当你对A进行讨论和提出批评的时候，他会谈论B，而当你对B进行讨论或提出批评的时候，他又会提出C，……他似乎总是那样雄辩，甚至还会借用比喻，显得趣味横生。其实这样的讨论方式掩盖了思维的混乱。在这样的讨论中，你根本无法与他把一个问题探讨清楚，你的批评似乎永远都是徒劳的。讨论问题当然并不在于一争高低，问题是这样的讨论总不在一个点上，因此无法深入。能够发现这样的问题并看出症结所在，真应该感谢周先生对我耳提面命的教诲！

以前读哲学书没有训练不假，但是写作总还是有一些基础的。在小学我的作文一直是被当做范文念的，上大学的时候，我也写过不少理论文章和大批判文章，我对自己的文笔一直很得意。没想到开始写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时候，心里竟然有些忐忑不安。今天读研究生的人一定想象不出我当时的心情，因为今天的环境与那时完全不同。我的78级那些师兄许多都很了不起。不少人都发表过论文，有的还出过或正准备出专著，甚至一些师兄暗中在数量上比试高下：这学期我发了几篇论文，你发了几篇论文。经过两年多的学习，耳濡目染，我已经知道写学术论文与写文章不一样。此外，跟周先生读书以后，我还感觉到，周先生的要求非常高。这只是一种感觉，不作周先生的学生是绝对体会不到的。周先生的要求不是说教的，而是无言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我明显感觉到，他要求他的学生比其他专业的学生要强。在定选题的时候，周先生向我提了一个建议、两条要求。他的建议是：先写出一个提纲，然后看书，进行思考，反复修改和补充提纲，可以和他讨论提纲，这样提纲将会越写越长，越写越细，一旦考虑成熟了，每一段稍加扩充，就成为一篇论文。他的要求是：要言之有物，不要无病呻吟；要严谨，每一句话就像一个链环，一环扣一环，文章写完了，是一条完整的链子，没有多余的链串。他还把他的论文《论亚里士多德的同一律和矛盾律》送给我，让我参考。这是一份油印稿，当时还没有发表，后来到了1981年在《哲学研究》杂志第11期和第12期上才发表。从周先生家里出来，我的心里非常轻松和踏实。“不要无病呻吟”，“一条完整的链子，没有多余的链串”，太形象了！当时只有一种感觉，也许只是一种潜意识，这就是我“会”写论文了。

在哲学研究中，除了兴趣爱好的因素以外，确立选题、收集资料、阅读理解、分析论证、创新建树、行文优美，大概缺一不可。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以及最初的几篇论文，几乎是模仿周先生的分析论证方式和文章写作方式，这种模仿有刻意的成分，也有下意识的成分。那时有人曾说从我的文章可见周先生的影子，我自愧不如。周先生对我的影响确实很大，包括治学的态度、研究的方法和写作的方式，但是在严谨这一点上，尽管我也力求做到，可与周先生相比差得太多。周先生对交出去的文章是一个字一个字反复琢磨和掂量过的，这一点我大概永远也做不到。我喜欢读书、思考和研究的过程，思想不成熟绝不动笔，这一点受周先生影响极深。但是一旦思考成熟，写作一气呵成，绝不拖泥带水，而且写完之后，疏于文字修改和加工。我讨厌精雕细刻，最不愿意干的是看清样，哪个编辑要是相信我看过的清样，一定会被扣掉不少奖金。

1981年，研究生毕业以后，我留在哲学所工作，可谓春风得意。不久，周先生与我进行了一次时间比较长的谈话。他听了我对今后工作的想法，对我说，要扬长补短（当时社会上非常时髦的一句话是“扬长避短”），外语是你的优势，逻辑是你的弱项，因此你要加强逻辑方面的学习和训练。先不要写文章，要认真读书，每年读一本，要完全吃透，读上十本书，然后就可以写文章了。他说，你现在年轻，应该抓紧时间，认真学习，要不耻下问。有些大教授年轻的时候不好好读书，连一些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搞懂，当了教授，也不好意思向别人求教了，只能不懂装懂，很可笑。周先生还说，把外语继续学好，准备出国学习。这次谈话比较随便，但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它使我明白了什么是研究，如何作学问。“扬长补短”，非常精辟！做学问不是做买卖，不能搞短期行为，不能弄虚作假。不行就是不行，如果不学习，永远也不行。从此以后，我把周先生的这句话作为我的治学原则。

1982年，所里让我考周先生的博士生。当时院里的意思是搞试点，国内招生，国外培养。于是我通过5门课的考试，考上了周先生的博士生，并于1983年去德国明斯特大学哲学系学习。1985年回国以后，本想再跟着周先生把博士念完，遗憾的是哲学所科研处的同志说1982年我考博士生一事没有备案，只能作罢。不过，仍然在周先生身边工作，有问题可以随时请教，这对我的研究是非常有利的。两年以后，诸葛殷同先生建议我再考周先生的博士生。也许这是周先生的意思。事过境迁，这时，我常常去周先生家，讨论学术，请教问题，谈天说地，“博士”在我眼中，只是一个头衔，不过是身外之物罢了！我谢绝了诸葛先生的美意。

如今想来，没有考周先生的学生，却成为他的学生，特意考上了他的学生，却没有毕业。但是我毕竟成为周先生的授业学生，而且在他的指引下，走上了一条本来非常陌生的道路。无论是有心栽花还是无意插柳，我的眼前终于展现出一片广阔的天地——逻辑，一门科学，它的内涵，它的魅力，逐渐地越来越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