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至今已经整整20年了。20年来，它为国家培养出一届又一届的硕士生、博士生，享誉海内外。建院之初，轰轰烈烈，1978年一下子招生400多人，这是个破天荒的纪录，一直保持到现在。第一批研究生也很风光，后人戏称“黄埔一期”。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它更加说明这一届学生的与众不同之处。我的学术生涯就是从“黄埔一期”开始的。

我们这批学生确实有些“与众不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校舍。哲学系共有研究生70多个，形成了独立大队。我们读了三年书，也打了三年的游击，第一年借住在陶然亭公园对面的北京工会干校里面，后来转移到通县的一家旅馆里，最后又搬到玉泉路北京十一学校，总算安定下来，坚持到毕业。那时的学习条件非常艰苦。在北京工会干校的时候，我们住在大教室里，十几个人一个屋子，每人一张桌子，一张床。我住在一个屋角，旁边依次到头是李树崎、王小平、王仁雨、黄万盛、崔相录、王润生，我的对面是周国平、岑万洪，门边过去是苏国勋、郑祖泉。我和周国平的中间还有一张床，开始是郭维德住，后来他去北大听课，不来了，换了别人。这么多人住在一起生活上倒没什么不习惯的，当年在兵团时住宿条件更差，一间屋子两个大炕，每个炕上要睡将近20个人。可是这么多人住在一起，学习难免受影响。说来也怪，虽说有一间教室可供阅读学习，但是大家基本都在屋里学习。毕竟在屋里可坐可躺，自在得多。我们的桌子都靠墙摆放，苏国勋和岑万洪的桌子则只能放在床前。今天回想起来，那么多人在一起看书学习，翻书声、喝茶声、咳嗽声，再加上好几个人喷云吐雾，大家竟像没事人一样不受干扰，真是不可思议。

由于住在一起，自然有许多十分有趣的事情。那时我们住在工会干校，在那里的食堂吃饭。食堂的伙食比较差，尤其是晚饭，人家要下班，饭开得就早，担心剩下，因此菜很少。饭吃不好，晚上看一会儿书就觉饥肠辘辘。于是大家要想办法解决肚子问题。那时北京的餐饮业极其落后，哪像今天这样小饭馆鳞次栉比。后来我们在附近发现一个专卖卤煮火烧的小饭馆，非常不错。卤煮火烧是北京富有特色的风味小吃，肠、肚、肺煮成一锅，将烤熟的烧饼在沸汤中浸泡，捞出剁碎，加上一些肠肚和高汤，洒上调料，口味上佳。据说那时北京还剩下两家饭馆经营此道，另一家在西四。这个小饭馆成为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晚上，我和王仁雨、苏国勋、黄万盛等人常常是看一段时间书，8点左右去那里。一碗卤煮火烧4角5分，一两白干1角3分，比较奢侈的时候再花2角钱来一盘猪头肉，我们混迹于拉三轮的工人中间，吃着，喝着，讨论着哲学问题和北京发生的事情，然后回来继续读书到深夜。喝点儿白酒以后，人会觉得精力旺盛。我不抽烟，那时也不喝茶，没有“提神”的体会。但是，我相信，喝酒促进血液循环，少喝一点儿酒，肯定是可以提神的。有时候夜深人静，熄灯卧床，大家仍然天南海北，滔滔不绝。有一次，郑祖泉突然坐起来脱口而出，背了很长一段中学学的俄语课文，引起哄堂大笑。如今我只记得这两个情节，为什么笑，原因已经忘记了。好像当时是在议论学外语的事情，除了苏国勋和岑万洪以外，别人肯定听不懂。大家笑的可能是他倒背如流。

住在工会干校，虽然生活条件比较差，但是也有一个有利条件，陶然亭公园近在咫尺，成为我们经常出入的休闲场所。花5角钱买一张月票，早上到公园里跑步锻炼身体，晚饭后去那里散步聊天。那时，陶然亭公园里还没有创收的意识，主要的亭子没有圈起来，我们可以到处游逛，当然哲学和时事政治常常是我们谈话的主题。在园林漫步，讨论哲学，颇有逍遥学派的味道。后来离开工会干校以后，住宿条件倒是改善了一些，但是我们周围再也没有那样惬意的自然环境，卤煮火烧也只能是精神会餐的珍品了。

我们这批学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年龄差异和学历差异很大。当时我23岁，属于最年轻的之列，年龄比较长的大约40岁，中间还有一批人30岁出头。我们的学历也不同，既有“文化大革命”以前毕业和入学的大学生，也有“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还有没上过大学直接考上研究生的人。如此不同的背景，这样悬殊的年龄，大概是78级研究生的独特现象。其实，像吴元梁、姜国柱、洪汉鼎、陈瑛这些年长的学兄都是我的前辈，本该是我的老师，但是历史的机遇使我们这些不同资历和背景的人走到一起，在一起学习，成为同窗，一些人还成为挚友，大概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年纪不同，经历不同，读研究生的许多想法自然也不一样。记得入学不到半年，洪汉鼎就要求破格提前毕业。《光明日报》还发了一条他提前毕业的消息。结果这件事反响很大，后来不知为什么没有成，他还是和我们一起毕业。洪汉鼎是50年代的大学生，颇多坎坷，欲想提前毕业，也在情理之中。不过，王仁雨的事情就不是这样简单了。他是周先生的另一个学生，是我的师兄。但是他没有毕业，中途退学。仁雨兄和我一样，学英语出身，也是周先生从其他专业的考生中挑来的学生。他是“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大学生，曾在板门店中美谈判中担任翻译，后来任南京军事外语学院的外语教官，英语非常好。随着改革开放，1979年国内有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迅达公司。仁雨兄参与了这家合资企业从酝酿到谈判、一直到成立和运作的全过程，因此也成为这个公司的高级要员。我们是师兄弟，也是好友，无话不谈。仁雨兄觉得，自己的一些同学早已当上第一翻译，而自己还在这里读书，况且年龄已经不小，逻辑看来又很难学，因此，到迅达公司对自己的发展可能会更加有利。我非常理解仁雨兄的心情。过去，学外语出身的人，第一选择往往是外交部，至少也是外事部门。这也许是梦想，但是谁不曾企盼在国际舞台上一显身手？我上北大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常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西语系的罪状之一即是那时欢迎入学新生的大标语写着“欢迎未来的外交家”。我几乎是在这种批判声中读完大学的，因此对当不当外交官似乎无所谓，毕业以后又被分配到一机部，也就彻底灭了这种念头。但是我相信，“文革”前的大学生一定有一种情结。而且，仁雨兄的聪明才智绝对是一流的，像他这般年龄和知识背景的人来学逻辑，确实会有难言之隐。到“合资企业”去，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那时国内还没有什么“外资”、“合资”的概念，不像今天许多人还没有上大学眼睛就盯上了外企。当时我对作学问还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体会，只是觉得，作学问和干事业都是有出息的事情，一个人选择适合自己干的事情总没有错。因此我也赞同他走。后来他当上了大经理，事业有成，说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1986年他请我吃饭。那时他是国际大厦的经理。多年不见，格外亲切，我们聊了许多。他已经有些名气了，给我看了香港报纸对他的报道，还有大照片。他踌躇满志地说：“我有时候工作很累。但是人们非常尊重我，我觉得值！”一个人的路是自己走的，只要自己觉得值，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洪汉鼎和王仁雨这两位学兄要求不同，结局各异，却反映出人们对流逝年华的抱恨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破坏科学、蹂躏文化、践踏理性、摧残个性，给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和无数个人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整整10年了，人们对于科学文化噤若寒蝉；读书无用；学生毕业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工人和解放军要进入大学管理学校；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交白卷的成了英雄；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少越光荣。当新生活来临的时候，人们一下子发现，丢失了整整1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10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一个人能有几个10年，尤其是风华正茂的10年？10年不过是一个可以记数的时间单位，而无形的不可记数的损失又怎是用10年可以涵盖的？人们呼喊：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这口号，今天已经淡漠，被人遗忘。然而，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无不切身体会到它的意义。也许它掩盖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无奈，但是它反映出当时人们生命的涌动和青春的迸发，汇成一股蓬勃的时代大潮。

人们形容1978年是科学文化的春天，郭沫若先生抱病坐着轮椅出席全国科技大会的情景曾令许多老人热泪盈眶。他那篇才华横溢、激情澎湃的讲话“科学的春天”，道出了千百万人的心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对于这一天的到来，不少人懵懵懂懂，许多人却是企盼已久。它是国家的春天，也是个人的春天。能够读研究生，这是10年动乱之后，国家允许我们获得的一次读书机会，也是我们自己努力争取得到的一次读书机会。它是我们报效祖国，为国家昌盛出力，使自身通达完善的机会，也许更是一次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读研究生的想法不尽相同，但是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次读书的机会。

与众师兄相比，我的想法大概比较单纯：读研究生主要是想学习。我从小喜欢读书，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学几乎没有认真上课。14岁下乡，更是中断了学业。虽然1973年上了大学，而且是名牌中的名牌北京大学，但是从一进校就搞运动，先是批判“右倾回潮”，然后是“批林批孔”，接着开门办学，下农村，去工厂，到部队，后来是“批邓”，到唐山抗震救灾，“反击右倾翻案风”，最后是批判“四人帮”。可以说，在大学里也没有能够好好学习。最初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甚至没有什么专业的概念，也不懂什么是研究。我就是一门心思想学习。但是自从学习命题演算以后，我开始对逻辑有了兴趣，而且越来越浓。也许是大学里批判文章听得写得太多了，对那些可以这么说又可以那么说的东西越来越反感的缘故，也许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东西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的方式令人憎恶的缘故，也许是我骨子里还是更喜欢科学的缘故，逻辑的科学性使我倾心，与我内心深处的东西一拍即合。我忽然发现自己学的是一门科学，它不允许你仅凭想当然信口胡说，它要求你证明，提供一种具有必然性的结果。但是，逻辑最终使我如醉如痴，成为终生研究的选择，却是我始料不及的。

现代逻辑的基础是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现代逻辑的基本精神是形式化和演算。我们当时用的是王宪钧先生编的教材，那时还没有出版，是油印的讲义。这个教材的内容虽说旧一些，但是它培养过许多逻辑学家，给我们讲课的诸葛殷同老师、张尚水老师和张家龙老师，都是王先生的学生，都是跟着这本讲义走进了逻辑的大门。这份教材的优点是融入了给哲学系的学生讲授现代逻辑的多年体会，缺点是它没有形式化的语义系统，但是我当时根本不懂这些，只是觉得证明习题很有意思。那时我做了大量的习题，除了王先生的书外，我又读了几本英文的逻辑书，主要是为了多找一些习题来做。当时和我一起学习这些课程的除王仁雨外，还有王小平、李树崎和巫寿康。他们三个人读中国逻辑史专业，是沈有鼎先生的研究生。王小平来自京西煤矿，没有上过大学，是66届高中毕业生。他说他最喜欢数学和逻辑，自学了全部高等数学，对中国逻辑史根本没兴趣，考沈先生的中国逻辑史专业纯粹是“没有办法”。他同时也考上了清华大学，后来考虑到年龄的问题，才直接来念研究生。李树崎在中学教过书，也在文化馆搞过创作。巫寿康读研究生之前是中学老师。最有意思的是张清宇。他是沈先生的研究生，专业是数理逻辑。他1966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数学系，然后分配云南，一去就是10年，居然从事采购汽车零部件的工作。考上数理逻辑专业的研究生，他如愿以偿，今天他已成为我国最出色的逻辑学家之一。那时有些习题，特别是丘奇（Church）的《数理逻辑导论》（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Logic）中的一些习题，在我看来非常难证，有时候向他请教。在他的手中，问题总是轻而易举就解决了。特别是他讲解证明的思路非常清晰，对我帮助很大。

同样是读研究生，同样用功，其实还是有差异的。最大的差异是，我们学逻辑专业的学生每周要上课，总是在没完没了地做习题。其他专业的学生就不是这样。还有一个差异，其他专业的学生在博览群书，而我们逻辑专业的学生却只是仔细地“啃”一两本书，甚至连政治必修课《资本论》的学习也免修。由此还使我感到第三个差异，我们当时经常聚在一起议论时事政治，而且确实有许多事情吸引我们议论，比如北大三角地什么的，那是思想刚刚开始解放不久的年代。关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关于未来中国的命运等等，确实有许多令人关心的问题。但是我们逻辑专业的学生只是单纯议论，这些问题与逻辑没有关系，议论完了，回过头来还是要做习题，而其他一些专业的学生却总是把这些议论与专业学习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只是说说而已，他们则是投入极大的热情与精力，甚至写文章直接参与。我们逐渐感到了专业的差异和思维方式的区别，而且差距越来越大。有一次在十一学校的食堂里，几个人在饭桌上议论专业的差异，王小平说：“给40天的时间准备考试。辩唯历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专业怎么也可以考60分。外语大概考不了20分，逻辑也是一样。”他和他的弟弟王小波大概都有说这种话的鬼才。只不过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话是怎么听也不舒服。

研究生三年的生活是愉快的，但是这种愉快没有善始善终。到了毕业的时候，许多同学只是通过论文答辩，准许毕业，却不被授予硕士学位，因为当时上边有一个精神：我们是第一批研究生，要严格把关，保证质量，不能搞人人过关。我不相信那么多师兄不够研究生硕士的水平，但是他们只能翌年通过重新补答辩，才获得硕士学位。此外，留在社科院的人数也大量削减，本以为大部分人都可以留下，许多人也非常想留下，但是最后留下不到一半，哲学所只留下三十几个人。这两个结果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如今，研究生院的条件已是今非昔比，考生的背景远没有那么复杂，研究生读书的目的单纯得多，毕业论文的答辩也不存在通过而不授予学位的问题。但是普遍反映，如今的学生没有我们那时用功。据一些后来毕业的研究生说，他们读书期间参加过不少学术会议，游览过名山大川。我很羡慕这些学生。因为研究生的学习对我来说是短暂而紧张的，有那么多东西要学，哪里还有时间去游山玩水呢！三年里，我学习了命题演算、谓词演算和集合论，自学了模态逻辑。这三年，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学术讨论会，也没有去外地搞过一次调研。我没有一个假期外出旅游，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逻辑了。我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笨，而且自认为非常勤奋。但是研究生三年就是捧着逻辑书度过的。即使毕业论文答辩通过以后，虽然感到一阵轻松，我也仍然觉得前面的路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