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

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提起德国，人们就会想到贝多芬、歌德、席勒这些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人。德国又是马克思的故乡，大多数中国人对德国的了解，是与马克思这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对于许多学哲学的人来说，德国是真正的哲学圣地：独树一帜的德国古典哲学，博深悠久的形而上学传统，这一切为它披上了哲学王国的色彩，令人心驰神往。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三次踏上这块土地。虽然身份不同，但是目的一样，都是为了学习。

1983年，第一次到德国学习的时候，东德和西德还没有统一。在阿登纳基金会的帮助下，我选择明斯特大学莱布尼茨研究所的所长谢波斯（Heinrich Schepers）教授作导师，攻读博士学位。明斯特是西德北部一座漂亮的城市，人口约30万。明斯特大学共有5万左右学生，是德国第三大大学，排在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之后。这所大学没有校园，各系散落在城市之中。我在哲学系修主科，在数学系和语言学系修副科。语言学系和哲学系只有一街之隔，而数学系离哲学系和语言学系就非常远。

在德国读哲学博士的中国人几乎都在汉学系选修了副科，因为这样可以省些时间和精力。我却在数学系和语言学系选修副科。选择语言学系，是因为自己对语言学非常感兴趣，而选择数学系则纯粹是为了学习现代逻辑。第一个学期我选的逻辑课是“递归论”。每周6课时，还有2课时的习题。平时课外主要学习语言学和哲学，周末两天时间，我基本上都用来作逻辑习题。这时，我在逻辑的训练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基础，因为研究生毕业以后，张尚水先生又带着我们在室里继续办讨论班，每周一次。开始读了莱特斯通（Lightstone）的《模型论》（Model Theory），后来读贝尔（Bell）的《数理逻辑教程》（A Course in Mathematical Logic）。莱特斯通的《模型论》是用模型论的方法讲述一阶逻辑，而贝尔的《数理逻辑教程》第一章也是一阶逻辑，这样，一阶逻辑的内容，我用不同的教材至少学习了三遍。这样的学习对于逻辑技术的掌握，对于逻辑的性质的理解和把握，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递归论与我学过的逻辑完全不同，实际上它不是逻辑，而是数学。由于我没有系统地学过数学，因此学起来极不轻松。不过我还是坚持把它学下来了，并且通过了考试。通过递归论的学习，与其说我在逻辑训练方面有什么进步，不如说我在纯符号公式的证明方面有了进步。我最大的感受是，对于看纯粹的符号公式及其证明之类的东西，比较习惯了，从此不再发憷。

在明斯特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大概是我读书最苦的一段时期。平时除了在数学系听课外，我还在哲学系和语言学系听课。为了学习语言，我尽量多听课，平均一天听课达8个小时，由于学习德语的时间还不长，因此上课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尽管如此，也时常有“坐飞机”的感觉，越是似懂不懂，越是竭尽全力，结果每天晚上回到宿舍，总是筋疲力尽。我至今记得，那时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先把面条下到锅里，然后躺下闭目养神，意大利面条是泡不烂的，不用担心。那一学期的晚上，不论吃什么，几乎都是毫无滋味。这种状况直到假期才终止。待到第二学期，我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当时周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谈到金岳霖先生、张奚若先生等老一辈学者早年留学欧美的事情，他说，由于语言障碍，崭露头角的往往是英美留学生，而留学德法等国的则很少有人能够脱颖而出。对此，我有深切体会。语言不是一下子可以学好的，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专门的训练。逻辑同样不是一下子可以学好的，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专门的训练。而我恰恰选择了它们进行学习。因此着急不得，急也没用。

不过，逻辑有逻辑的魅力，语言有语言的妙味，一旦你喜欢它，你就会为它所倾倒。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了一种说法：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是语言的实际内容。学逻辑的第一课，我就听说，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因此，逻辑、语言和思维三者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逻辑是我的专业，通过专业的学习和研究，我终于明白，逻辑研究思维这种说法存在很大问题。但是对于语言，我却是既有专业学习，又凭兴趣学习。通过语言学的专业学习，对语言有了许多理论上的认识。比如，不同文字的起源和演变，不同语系的划分和分布，语言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等等。除此之外，我还有许多对语言实际应用的感悟，这些感悟也可以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联系和结合起来。我学习的第一种外语是英语，那是在大学里跟着老师学习的，是一种专业学习。法语是我的第二外语，虽然听过几节课，但基本是自学的。德语是我学习的第三种外语，这种语言，我不仅是在课堂上，而且是在实际生活中学习的。外语学多了，就会对一些语言现象进行思考。尤其是学习了逻辑以后，对句子结构就更加敏感。英语语法比较简单，句子结构，包括语序，与汉语差不多。法语的语法就要复杂一些，比如它的形容词大部分不是在所修饰的名词前面，而是要跟在名词的后面，但是句子结构与汉语仍然大致是一样的。德语则不同，它的语法结构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从句的句子结构与主句的句子结构是不同的。在主句中，动词总是放在第二个位置上，而在从句中，动词总是放在句子的末尾。后来我又学习了拉丁语，我发现，拉丁语的语法竟然还要复杂，它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它的许多格，特别是其中的“ablative”格，是英、法、德语所没有的，而拉丁语的许多表现力都是通过这个格实现的。这就产生了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学外语出身的人，在说外语的时候，一般来说非常重视语法，也非常注意语法。中国学生在歌德学院学语言时，即使口语不行，语法也能得“优”。与德国人交流，我不仅注意自己不要说错，而且注意德国人的表达。但是我发现，有的德国学生说话竟有许多语法错误，比如从句中动词的位置居然和主句中的一样。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一个德国学生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是：“你不要管我的语法。我的语法糟糕透了。”他还说，他最讨厌语法。这不禁使我目瞪口呆。要知道，这是他的母语啊！在一次旅游中，我对面的一个六七岁的德国小姑娘看着窗外的森林兴奋地喊了一声：“Wald！”我逗她玩，问：“Wald——der，die，das？”她想了半天，在她妈妈的鼓励下腼腆地说：“der Wald。”这使我想起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中那个小孩，他逃学，恰恰就是不喜欢上法语课，害怕做语法变格练习。最有趣的是在电视里看德国议会的辩论，常常可以看到，一位政治演说家侃侃而谈，说着说着，突然停顿一下，然后蹦出一个词来。这个词准是动词。因为在德语中，从句中的动词必须出现在句尾，有时候从句太长，以至于从句说完的时候，用什么动词，用什么形式的动词，不得不考虑一下。这些现象给我的感受是，语言和思维是有差异的。特别是，语言可以有人为的规定性。同一个句子在主句中与在从句中的形式不同，比如，主句“多特蒙特队这场比赛表现得很差”（正确的德语句子形式）在从句中就成为：“他说多特蒙特队这场比赛很差表现得”（正确的德语句子形式），但是我不相信这样不同形式的句子所表达的思维是不同的。在语言学课上，我听说日语的动词总是放在句末。这又是有意思的语言现象。根据心理语言学的成果，在仪器上可以读出人的脑波，由此还可以推断出下面要说出的话。我不知道，同一句话在德语中出现在主句中与出现在从句中时，说话者的脑电波是不是一样，我也想象不出，一个中国人说“我爱你”和一个日本人说“我你爱”时在仪器上显示的脑电波会是不一样的。

汉字与印欧语系文字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而印欧语系是拼音文字。汉字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并且保留下来和发展起来的。根据语言学家的论证，最原始的象形文字，比如日月水火山石田土，目前在汉字中还有几百个。有人说，汉字是与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并列的中国第五大发明。无论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汉字和汉字文化的魅力毫无疑问是独特的。尤其是解决了计算机输入的问题以后，对汉字的研究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如果学习了语言文字史，我们就会知道，象形文字并不是汉语特有的，因为最古老的印欧语言文字的发端也是象形文字。那么，为什么汉字这种象形文字经过不断补充发展就保留下来了，而印欧语系的那些象形文字就没有保留下来呢？我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曾经做过一个大胆的猜测。我认为，从现有保留下来的象形文字来看，中国的象形文字是比较成熟的，而印欧语系最初的象形文字不太成熟。所谓成熟，就是它构造得比较好，基本上够用，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需要的增加，中国的象形文字只要不断做一些修修补补就行了。而印欧语系的象形文字远远没有达到满足“够用”的需要和程度，因此它不是靠修修补补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而且它涉及的问题非常多，比如：为什么中国出现的象形文字比较成熟，而印欧语系的象形文字不太成熟？这样的情况与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与人们的思维方式有什么关系？此外，既然语言与思维联系密切，那么形成中国人这样的象形文字并发展为汉字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没有关系？没有形成中国人这样的象形文字，因而放弃象形文字而创造出拼音文字与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有没有关系？反过来，长期使用汉字这样的工具对人的思维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又是什么样的影响？长期使用拼音文字对人的思维方式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又是什么样的影响？如此等等。这样的想法，思辨地说一说容易，真正论证起来是要花费大力气的。由于我处于学习阶段，而且还有更具吸引力的东西要学习，因此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一次在德国学习，待了两年多。时间不长，学位自然也没有拿到。但是它开阔了我的眼界，拓展了我的思路，改变了我对学习逻辑和哲学的一些看法，认识到国内培养学生与国外培养学生的一些差异。最大的差异有两个。首先，我们的学生接触原著太晚，在哲学系本科的学习过程中，一般接触不到原著。所谓“接触”，不是指学生自己看，而是指根据教学的安排，有计划地指导培养学生去读。实际上，我们的学生在大学里只是听一些哲学导论和哲学史的课，他们差不多是到了读研究生的时候才开始真正接触原著的。当然，这里有指导思想差异的问题，也有语言差异和文化背景差异的问题，还有知识结构差异的问题。但是不学习原著，是无法学习哲学的。因为，学哲学主要不是学知识，而是学习一种思考分析的本领和能力。哲学史的教学主要是讲一些哲学知识。不读原著，就无法知道哲学大师们是如何提出问题，又是如何思考和分析问题的，甚至无法知道哲学家们要思考一些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思考这样的问题。这样，对哲学的理解就是片面的。其次，我们的学生学习的面太窄。德国的教育制度规定，大学生必须选择一门主科加两门副科，或者选择两门主科。主科和副科的要求标准不同。比如，一个学生可以像我那样选择主科和副科，也可以只选择哲学和希腊语，把它们都作为主科。我觉得，这样就有利于学生的知识面宽一些。冯友兰先生当年读哲学的时候，同时也到历史系和中文系修课，这对他后来成为一代宗师很有好处。一个人不到20岁上大学，可塑性是很大的。我们过早地把学生局限在某一个专业里，实际上不利于学生的发展，无论是从将来从事研究工作来考虑还是从一般性求职来考虑。

第二次到德国学习是1993年初，待了两个月，第三次是1996年底到1997年初，待了三个月。这两次学习都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旧地重游，触景生情，只是觉得平添了几分读书的情趣。由于目的性非常明确，再没有像第一次那样每天去听课，也没有去其他地方游览，而是几乎每天泡在图书馆里，求得一份自由，获取几多宁静。明斯特大学有一个大学图书馆，各系还有自己的专业图书馆。如今，各系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已经连网，这大概是唯一的变化。除此之外，即使是哲学系图书馆分类书架的位置也没有任何变化。我每天都在哲学系的图书馆里看书，只有星期六上午到大学图书馆去，因为这一天系图书馆不开放。

哲学系的图书馆除周末和节假日外全天开架开放。在明亮的窗户前摆有桌椅，读者可以从书架上取书，在那里阅读。学生周末可以把书借回家，周一必须归还。老师则可以自由借阅，但是管理员会在书架上取走书的地方插一张卡片，注明借阅者的姓名。如有其他读者要用，则可以及时联系，使书尽早送回。图书馆备有两台复印机，读者凭卡随意使用。在这里，你可以真正感到“方便”。你可以自己查阅目录，然后根据检索自己到书架上把书取下来，坐在桌前阅读；也可以在你所需要的分类书架前，一本一本地随意翻看；还可以把许多书拿下来堆在桌上，坐在那里一本一本地看。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大不列颠图书馆里有一个固定的位子，每天都在那里读书。其实，这个位子并不是他的，只不过他每天去那里，久而久之，就成了他的专座。1996年去德国，我在明斯特大学哲学系的图书馆里也有这样的专座，而且不是一个，是两个。一个是在语言哲学的分类书架前，另一个是在中世纪哲学的分类书架前。当然，只是现在回想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曾经获得过这样的特权，而在当时，这样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连想也没有想过。

作为学者，我们都非常希望能够出国读书拿学位，或者出国进修学习，因为国外的学习和研究条件比国内优越得多。这种优越性在自然科学领域比在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在社会科学领域，国外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文献资料和学术交流方面。因此，能够作为访问学者出国学习，我们就会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利用图书馆。1997年离开德国的时候，我的德国朋友告诉我，系秘书对我的“勤奋”称赞不已。因为将近三个月，每天早上9点，我差不多准时来到图书馆，她专门为我开门，我们都要互相问候“早晨好”。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她下班了，我依然待在图书馆里。我在她那里还买了5000张纸的复印卡，复印了那么多资料。我一笑了之。我想，她对中国学者可能太缺乏了解。她不知道每天我在去图书馆之前，在宿舍里已经看了很长时间的书了，否则还不定要怎么说呢。

作为学者，一般要经历两个阶段，一个是念书学习的阶段，包括读研究生和博士生，另一个是工作阶段。前一个阶段是单纯的学习，工作以后，若想再获得单纯学习的机会就比较难了。一工作，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琐碎事务，也有不少义务性的应酬。成家以后，还有许多家务劳作，有了作父母的责任，也更懂得了作子女的义务。我们再也不像当学生时那样可以“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特别是实行双休日以后，人们兴致勃勃地讨论如何利用双休日外出旅游度周末，但是这似乎并不是我们学者的权利，相反，我们总是觉得时间又少了一天。既然是周末，当然应该休息休息，自然有义务陪一陪爱人和孩子，看一看父母老人。人们可以在双休日尽兴地玩，纵情地乐，可能身心会得到调整，也许会搞得筋疲力尽，不过都不会影响星期一的工作。但是我们不行，我们不能利用星期一来调整自己。因此，在工作和成家以后，许多学者都非常希望能够获得像当年当学生时那样的学习机会，一旦能够再获得这样的机会，无异于天赐。所以，当我们能够出国访问进修的时候，都会珍惜在外的时间。特别是，我们把应尽的一份家庭义务统统丢给了爱人，实在是背负了一份心理上的歉疚。因此我们只能是更加勤奋地学习，希望将来回到爱人身边可以心安理得地多尽一些义务，多做一些家务，尽管这种希望是常常不兑现的。

上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是非常勤奋的。但是，真正体会到“学海无涯”，则是在工作以后。作为一个学者，不论是蜚声在外，还是默默无闻，其实都应该知道，既然从事的是学术研究这一工作，这就注定了一辈子要孜孜不倦不断地学习，而且学无止境。研究生毕业，博士生毕业，其实只能算是研究工作的开始。应该承认，国内的博士生确实可能会有出类拔萃的，但是普遍来说，国内博士生的水平不如国外，因为我们有一个三年毕业的学制，而国外的博士生毕业一般是没有年限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博士生一般是凭年限毕业的，而国外的博士生一般是凭水平毕业的。当然，国外的博士生也有很大差异。法国的博士有好几级，有的博士学位在德国根本不被承认。即使在德国，博士也有差异。1983年第一次与谢波斯教授谈读学位的时候，他就对我说，德国的博士有“贵”（teuer）“贱”（billig）之分，明斯特大学的博士就“贵”。我没有读完博士，在学历上是有缺陷的，但是即使读完了博士，也不能说就是完成了学习，而只能说完成了某一个阶段的学习，因此仍然需要继续学习。同样，即使是评上副教授、教授，也只是说明达到某一个水平，你仍然需要不断的学习。“博士”、“教授”都是身外之物，学识和能力才是自身的东西。要想获得并不断提高学识和能力，就需要学习。

学者之学，大概主要指的是学问。学者的意思大概是指有学问的人和做学问的人。然而，无论是有学问，还是做学问，根本的不是学问本身，而是学习。不学习，就不会成为学者；不学习，也就无法做学问。因此，学者的根本就在于学习。“学海无涯苦作舟”，这道理一般来说不难理解。但是，并不是所有学者都会坚持到底，特别是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一些学者早已弃舟登岸了，也有一些学者正准备在合适的地方登岸。但是，大部分学者仍然一如既往。沈有鼎先生晚年在谈到自己的时候说：“我有一个毛病，总想自己的著作能‘尽天下之美’，因此‘学习’的过程总不会休止。”沈先生的话体现了一个诚实学者的治学精神和学术境界。我想，这也是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