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

求发展，大概是人类进步最基本的动力。个人要寻求发展，社会也要寻求发展。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经济战线开始寻求腾飞的年代，出现了一个口号：“扬长避短”。它很精辟，体现出当时经济领域里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和认识，这就是争时间抢速度，以求在竞争中飞速发展。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为了我的学术发展，周先生把这个口号加以改造，告诫我要“扬长补短”。从那以后，“扬长补短”成为我的一条治学原则，至今已经将近20年。

“扬长补短”，当时周先生说得很随意，我听来也没有特别费心。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扬长避短”耳熟能详，虽改一字，意思也十分明确。况且那时我明白自己在逻辑方面还比较弱，“补”也是理所应当。但是实际上，“补短”与“避短”，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体现了根本不同的精神。“扬长补短”是学者寻求学术发展的生命所在，而对这一点的理解，实际上我是在后来的研究过程中逐渐把握和不断加深的。

要“扬长补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所谓“短”，就是弱点、缺陷。要补短，首先就要承认自己有弱点和缺陷，要知道这些弱点和缺陷是什么，还要知道如何补。其次，而且也是更重要的，要有决心，有毅力，舍得花时间去补。企业之所以要避短，就是因为弱点和缺陷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克服它们需要投入人力和物力，需要花费时间，因此要避开它们。不管这样做有什么问题，会带来什么弊病，但是它毕竟是一种尽快发展经济的捷径。学术发展虽然与经济发展不同，但是既然要补短，总要花时间，总是要投入精力的。而且，投入多少时间，花多少精力，补到什么程度，都是问题。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我国的学术似乎总不是单纯的学术。一个人的学术水平是由他发表的学术成果来体现的，为了产生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成果，补短当然是必须的。但是一个人的学术成果又总是和他的职称、住房、工资等等联系在一起。研究生毕业两年以后评助研或讲师，再过五年可以评副研或副教授，评上副研或副教授五年以后就可以评研究员或教授。如果总是不断地补短，到了评职称的时候，什么成果也没有，职称也评不上，没有职称，住房也就无法落实。起码的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也就无法安心工作了。因此，大部分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在读完硕士和博士以后，都是忙于写文章，出专著，为的是早日解决职称问题，不是想不到，就是顾不上补短，许多人都有一种想法：“等解决了职称问题，回头再来怎样怎样……”但是实际上，尤其在今天市场经济追逐效益的运作下，许多学术出版物都是商家短、平、快的炒作产物。职称是解决了，补短却总是顾不上。

回想起来，这些年我有意识无意识地补过许多课。逻辑是我的专业，当然是一直要补的。此外就是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上大学的时候，虽然不是哲学专业，但是也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是自愿还是不自愿，我们都反复读过《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资本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我还读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五卷。许多著作读起来似懂非懂，但我还是喜欢读的。研究生开的哲学课，仍然是《反杜林论》和《资本论》，因此，我曾以为自己对哲学懂得不少。但是在研究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过程中，我读了他的《形而上学》，开始竟然读不懂，读过几遍以后我才感到，哲学与我以前所学所理解的似乎完全不同。哲学是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东西，罗素这话绝不是白说的。经过这些年的学习，我想我完全有资格可以谈一谈哲学了，包括形而上学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自己仍然有一个明显的“短”需要补，这就是中国哲学史和思想文化史。我曾和朋友开玩笑说，等我老了以后，专门来学习国学。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这一课迟早是应该补的。

补短的道理非常简单，却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意识地去做。但是用不着提醒，谁都会主动扬己之长。“扬长”就是发挥自己的特长、专长。我也是一样，不过，我的“扬长”是与“补短”相结合的，特别是最初的时候。

读研究生时，我在哲学上不如别人，在外语方面却比许多人强一些。作论文的时候，我读的都是外文文献。但是真正明白自己的这种优势，却是在从事研究工作多年以后。研究生毕业论文写完之后，我开始了翻译工作。《辩证法的语言和语言的辩证法》是我的第一本译著。这本书不是名著，但是非常新，刚刚出版。它成为我进入翻译领域的敲门砖，尽管中译本直到1990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选择这本书，除了出版方面的考虑外，主要是觉得通过翻译还可以学习哲学。第二本译著是罗斯的名著《亚里士多德》，翻译它也是觉得可以学习亚里士多德除逻辑以外其他方面的思想，这本书商务印书馆出得更晚，直到15年以后。此后，我依次翻译了《方法论导论》、《现代逻辑导论》、《维也纳学派》、《弗雷格哲学逻辑选辑》、《算术基础》、《真之追求》、《逻辑大全》、《中世纪辩证法大观》、《第一原理》等著作。翻译的各类论文就更多了。有些朋友认为我翻译的东西太杂，也有人劝我多翻译一些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可以传世。这些看法都是有道理的。比如提起严复，人们可能不知道他有什么杰出的思想，却知道他翻译的《天演论》，研究哲学的人至少知道他翻译的《穆勒名学》。可是我的这些翻译，相当一部分完全是为了自己学习。因为从事逻辑研究，本身非常专业，面也是比较窄的。所以我总想通过翻译来学习一些东西，扩大知识面。此外，这里还有一段不为外人所知的故事。第一次出国留学的时候，总想尽快地掌握德语，所以学习非常刻苦。开始的时候，由于白天听课很多也很辛苦，晚上回到宿舍吃完晚饭常常已是9点多了。这时看书根本就没有效果。为了强迫自己读书，于是进行翻译。我定了一个时间指标，不论多少，根据精神状态，每天翻译一至一个半个小时。翻译与读书不同，可拿可放，可记可不记，深入地理解固然很好，翻一翻字典，机械地来一番语言转换也行。顺利时，可以翻译一页甚至还多，不顺利时，只翻译几句话。好了可以一边翻译一边学习和思考一些问题，最差也可以记住几个单词。久而久之，这种翻译成为我晚间的一个学习习惯，持续了很多年。一些译著就是这种“细水长流”、“持之以恒”的结果。由于延续的时间长，在出版之前校对就比较麻烦，也很费力，因为翻译时没有想到出版，前后术语极不统一，再加上边读边译，对书缺乏整体的把握，一些理解是非常字面的，翻译自然也有问题。有的书后来没有交给出版社，就是因为再也不愿意花费精力去校对。对我来说，一些译稿如同围棋中的弃子，精华已尽。不过，这些翻译对我学习西方哲学思想确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翻译多了，对翻译本身自然就有不少体会。我国老一辈翻译家，如陈康先生、贺麟先生，对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像贺先生，他本人撰写的著作并没有多少，但是他翻译的著作却对后辈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汪子嵩先生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商务印书馆召开的“汉译世界名著学术讨论会上”反复讲过，翻译比写作还难。我想，他的意思大概至少是说：名著出自大哲学家，翻译必须首先真正读懂其思想，可谓之难；翻译不可以取巧，所遇到的问题，无论多么棘手，必须逐一解决，可谓之难。对此，我深有同感。虽然我自己也翻译了不少东西，但是坦白地讲，直到译《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的时候，我才对翻译的真谛有所领悟。翻译本身绝不是单纯的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个学习、理解、研究和再创造的过程。特别应该认识到，这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但是国内有些翻译现象却值得深思。比如，拿起一本书就翻译，而不是先把书看几遍，哪怕是至少先看一遍；对于任何用语的翻译只是照搬国内出版的英汉字典的解释，而没有真正理解用语含义；读不懂原文，就按照字典把词翻译过来，然后按照原有的语法句式写上去；遇到不懂的地方，不是认真查阅有关的著作和工具书，而是从中文上“找平”，或者甚至干脆直接写上外文拉倒。一些人翻译出版了一本书甚至几本书，就以为自己的外语水平如何如何了，自己的翻译如何如何了，好像有多么了不起，其实他们在翻译上根本就没有入门。在一些人的翻译中，对许多用语的翻译永远固定不变，第一次翻译错了，永远就是错的。我总有一种感觉，80年代国内开始兴起的“丛书热”虽然对繁荣学术事业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却在某种程度上糟蹋了翻译事业。许多译著简直不堪入目。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因为人们的外语水平普遍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翻译中的问题依然不少。

在哲学翻译中，我的体会是，外语的把握和哲学的理解都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语言转换的技巧。这三者都是没有止境的，但是相对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外语的把握。外语不行，翻译肯定不行。有时候，外语水平的高低是很难评判的。常有人问：“他的英语还不好！他不是在美国待了好几年吗？”在国外待上几年，对提高外语水平肯定有帮助，但是不一定在国外生活过几年外语就一定好。有些人可能口语不错，但笔头翻译就是不行。所以翻译一定有独特的要求。

以前我很少看翻译著作，由于近年来也进行一些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所以我仔细读了不少译著，也认真校对过一些译著和译文，还时常回答一些有关具体译法的问题。我感到哲学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但是经常被忽略的却是两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在翻译中，比较容易的翻译是可以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词，无论是专名，还是通名，我们只要查一查字典，照搬就行了。比较难的翻译是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这类词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名词，特别是我们没有的名词。我说的难翻译不是指这类词，因为只要造一个词，或者把原文注在后面，就可以了。谁都知道，汉语中本来就没有“逻辑”、“哲学”这样的概念，想办法造一个就行了。尽管造词也有好坏之分，合适不合适的区别，但是一般不会影响理解。我所说的难翻译，主要是指外文中一些非常普通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相互变化，它们只有语言形式上的区别，没有意义的区别。这些经过形式变化的词，在汉语中有的可以找到对应的词，有的找不到。凡是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翻译就非常难。但是，在我们的英汉字典里，这种区别往往被抹杀了，因为它总是会给出一个汉语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照着字典翻译，十有八九会出问题。比如，“research”这个词既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动词，只是读音不同。在汉语中，与这个词相应的是“研究”这个词，它同样既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动词，因此我们的翻译不会出问题。但是，“justification”这个词是动词“justify”的名词形式，后者的意思是“证明……是正当的”或“为……辩护”，在汉语中翻译这个动词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若想给它的名词形式找一个相应的名词则非常困难。一般的英汉字典给出的解释是“证明为正当”、“辩护”或“正当的理由”，如果照搬字典，显然只有后两种解释合适，因为它们是名词。但是意思明显有问题。于是人们把它翻译为“正当化”、“正当性”等等。其实，这样的翻译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都没有译出“证明……是正当的”这种含义。英文中像这样的词很多，比如“identification”、“attribution”等等。简单地照字典翻译肯定不通。又比如，“concept”是一个名词，与它相应的还有一个更抽象的名词“conception”。前者的意思是“概念”，后者的意思则主要是“所考虑的某种东西”，但是一般的英汉字典对后者的解释是“概念的形成”、“思想的构成”或者“概念”、“观念”、“想法”等等，因此我们一般把后者也译为“概念”或“观念”。实际上，“所考虑的某种东西”远远不只是概念。问题是，西方人就是这样谈论问题，特别是在哲学中，人们要在抽象的层面上探讨问题，有人还特别愿意在文字上下工夫，海德格尔大概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他可以由“finden”这个动词出发，加上词头“be”，进而谈论“befinden”，这样就可以谈论它的名词形式“Befindung”，又谈论它的形容词形式“befindlich”，再谈论由这个形容词形式变换而成的名词形式“Befindlichkeit”。由于拼音文字在语法方面具有优越性，因此西方学者谈论问题时使用语言的自由度非常大，他们可以把动词变成名词，把形容词变成名词，因此可以对以动词和形容词表述的思想观念进行抽象的讨论，他们还可以把名词再变成抽象名词，而且无论怎样变化，不会造成什么歧义。汉语则不同，我们虽然有自己灵活优越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语法，因此在表述这样的概念时就会有困难。而且这样的困难，常常不是出现在复杂、艰深或新颖的概念的翻译之中，情况往往是，概念越简单，翻译的问题就越大。比如英文的“being”和德文的“Sein”，它们是系动词“是”的名词形式。同时它们又是本体论最根本最重要的概念。汉语中的“是”只能作动词，无法作名词。西方人探讨“being”和“Sein”是不会出现语言层次方面的歧义的，而我们如果想把它翻译为“是”，在探讨的时候就有论述方面的困难。所以，我们长期以来把它翻译为“存在”，因为“存在”既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动词。问题是，中文通了，翻译是不是就合适？！

在翻译中，另一个比较难的地方就是翻译介词结构和定语从句。许多中译文让人难以理解，主要问题就在这里。外文哲学文献的一个特点是句子往往比较长。而句子的延长，主要是通过增加介词和各种各样的从句来实现的。外文句子长，一般主要是追求信息量，这一点在新闻稿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但是哲学文献的长句子主要却不是追求信息量，而是追求表达的严谨。因此，处理不好介词和从句的翻译，就会影响原文表达的严谨，从而影响对原文思想的理解。在我们的翻译中，处理介词和从句的方式一般是用“的”字结构。在一个句子中，如果只有一个介词，这样的翻译一般不会影响理解，如果多几个介词，一个汉语句子多出现几个“的”，比如“……的……的……的”，就会造成理解的困难，至少读起来非常别扭。我们处理从句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方式是用“的”字结构，另一种方式是先用一个定冠词，然后加一个表示同位语的句子，比如“……这种思想，即……”，“即”后面的句子就是对“这种思想”的补充表达，特别是对比较长的从句，往往采取后一种方式。从句在句子出现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可以出现在句首、句末或句中的任何地方。而上述翻译的方式，只有当从句出现在句末时才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当从句出现在句中的时候，往往会出现问题。比如我们常常会读到下面这样的句子：“……对这种思想……，即……”这样的翻译，从语法上说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对于理解原文却造成了困难。比如我们看下面一段译文：

你以这种方式描述你的材料，即（至少在引入范式以后）历史似乎符合现实即合理的原则，从而可以直接通过历史研究得出评价。而我发现正是这种描述会引起异议。我并不反对你相信这种看法，即一旦找到了一种范式，科学家就不会浪费时间去找别的范式，而会设法使这个范式产生预期的效果。

在这段话中，后一个“即”大概是清楚的，它与“这种”相应，而“这种看法”正好在句尾。但是前一个“即”是非常不清楚的，它究竟是与“这种（方式）”相应，还是与“你的（材料）”相应，需要靠我们从中文字面上去分析和推测，由此导致“从而”一句也是不清楚的，它究竟是前一句的结果，还是以“即”起头的这句话的结果，从语法上看不出来，也需要我们根据句子的意思去推测。

汉语的表达不是严格依靠语法，而是依靠语序，这种语序是一种自然的、由前向后的延伸。在对汉语表达的理解中，语序是非常重要的。上述翻译彻底破坏了这种语序，因此极大地阻碍了我们对行文的理解。读这样的文字，我们常常要停下来，回过头去理解。我们常常是知道了某某人或某某情况对“这种思想”怎样怎样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对“什么”思想怎样怎样了，还要回过头去弄明白“这种思想”是什么。想一想，一篇哲学论文，如果充满这样的表达，你能读得顺畅吗？你能不感到别扭吗？你能理解起来不吃力吗？

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就不能死抠原文的句式，而要读懂原文，进行语词形式方面的转换。实际上，经过动词、名词、介词短语和形容词短语的转换，外语中的介词和从句完全可以翻译成通顺的准确的中文。但是，这种转换的好坏依赖于外语水平的高低。弄不好也是要出问题的。因此，关键还是要提高外语水平，掌握外语的性质和规律。我上北大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许多老教授都不教课了。幸亏李赋宁先生还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我从他那里确实学到了一些非常有用的东西。记得在以英文版《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作教材学习的时候，李先生给我们上过几次专门讲英语语法的课。那时我们正在昌平北大200号旁边的学农基地上，没有教室，课就在宿舍外边露天上的。靠墙放一把椅子，上面支着黑板。李先生站着讲课，我们坐着听课，究竟是坐小马扎还是放倒高凳子，已经记不清了。那几堂课讲的就是不同语言形式的转换，一个动词表达，如何可以用分词表达，如何又可以变成用介词表达，如何还可以转换成用名词表达等等。我之所以对这几次讲课记忆深刻，主要是因为当时孟广年老师说了一句话。那时我对语法不感兴趣，由于我们经常搞运动，学习英语的时间非常少，我就不太听从教学的安排，自有一套学习方法。我觉得英语语法不难，完全没有必要花费精力，因此我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口语、阅读和扩大词汇量上。当时看得出，李先生讲得情绪高昂，我小声地问坐在我旁边听课的孟老师：“这有用吗？”孟老师说：“你好好听，这里尽是学问！”我是很信服孟老师的。听他这么说，又看到当时教我们的几位老师都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听讲，我也就跟着认真听下去了。后来我才听说，英语最难的是介词、分词这样的东西，而这正是李先生最擅长的地方。学英语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些东西没用，对它们没有什么体会，注意得很少。没有想到，到了搞翻译的时候，这些学过的东西又从脑子里涌现出来了。

在翻译界，关于“信”、“达”、“雅”的争论很多。文学翻译我不懂，哲学翻译也谈不上懂，但是我觉得“雅”是绝不能忽视的。按照一般的理解，好像“雅”仅仅是语法修辞的问题，是中文表达的问题。我不这样认为。举一个例子，一篇充满“的”字结构和含有很长“的”字结构的译文一定不雅。要想使这样的翻译变雅，绝不仅仅是中文修饰的问题。所以，要想做到“雅”，首先还是要提高外语水平。其次，还要提高哲学素质。陈康先生说，应该在不妨害“信”的情况下做到“雅”。而如果想做到“信”，外语水平和哲学素质，缺一不可。以我的体会，高水平哲学著作的翻译需要有外语水平和哲学素质都不错的译者。应该承认，这方面我们是有欠缺的。最近在一次闲聊中，大家谈到国内一些谈思想论主义的文章语言拗口，行文晦涩，让人费解。一个朋友说，这些作者受后现代作者的影响太大了。另一个朋友马上说，应该说是受翻译过来的后现代作者的影响太大了。不知这是一种调侃，还是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