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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西方人的哲学著作时，对书后那长长的参考文献很不以为然，觉得他们有些故弄玄虚，不相信他们真会读那么多的书。后来读书多了，与西方学者接触频繁了，才明白那是真的，自己不过是少见多怪罢了。

我国学术界似乎不太重视参考文献，许多书都是不列的。对于这样的写作方式，我不太赞成。文本是思想的载体，而思想是有源流的，任何一个思想都是在人类思想史的长河中产生和发展的；一部学术著作应该是一件研究成果，它表现出来的应该是新的思想，而这新思想一定是有渊源的，因此它必然是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说出来的东西。参考文献乃是学术水平的标志，同时也为读者和其他研究者提供方便，可以使读者知道书中的思想来源和基础，提供一个交流的起码条件。因此，写哲学著作，参考文献是应该列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

有些人写书不列参考文献，但是并不是没有参考文献，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不读书。然而，许多没有参考文献的著作和论文，实际上也确实没有什么参考文献。它们的作者不是在大量地广泛地读书的基础上研究写作，而主要是读上一两本或几本书，仅凭自己的思考。这样的书和文章写了，也出了，但是价值又怎么样呢？

在一些著作中，常常可以看见“从来没有人……”这样的表达。作者以此似乎可以显示出著作的重要性和创造性。对于这样的著作，当你想进行深入的了解时，往往会感到失望，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参考文献。很难想象，没有读过别人写的东西，怎么会知道自己写出的东西是新的，是没有人说过或探讨过的呢？这样的论著总给人一种在说“天有一口井大”的感觉。它们的作者实际上还不太明白一个道理：研究不是写文章（书），因此不能是自以为发现一个问题，于是进行思考，然后把思考的结果写出来。陈康先生说，对于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在历史里寻找前人至少是第一流的哲学家对于它的直接的解答或前人的学说里有关于本问题的解答的部分。……这一个步骤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对于一个问题如若前人已有圆满的解答，我们即接受它，无须别出心裁，另求解答”。我认为这是很对的。研究一定要出新，别人说过的东西，我们再拿来重复还有什么意思？张松凭自己过目不忘的才能和“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这样一句戏言使曹操烧掉了自己所作的兵书。人们一般以为曹操这样做是害怕落下抄袭的罪名而被后人耻笑。其实这里何尝没有曹操的明鉴？虽然在他看来他的书是“与古人暗合”，但是前人既已有之，那么烧掉也罢，因为它没有用了。撰写哲学研究论著不同于小说写作，不能仅仅满足于能够自圆其说，而一定要创新，因此仅凭常识是不够的，必须要学习研究别人已有的成果。为了避免无谓的劳动，我们只有多读书。在一本书中发现的问题，到了另一本书中也许就解决了。读了几本书以后，很可能以前的问题没有了，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因此多读书不仅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还可以使我们不做徒劳的研究。多年以前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大学老师报告了自己研究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结果。他十分自信这是一项研究成果，因为这是他利用整整一个假期反复用欧拉圈画了几百个三段论的格得出的结论。这位老师的勤奋令人钦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不知道西方学者早已用现代逻辑的方法通过公理系统对亚里士多德三段论进行了证明，并得出了他所得出的那个结论。因而他不知道自己整整一个假期的努力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陈康先生的那段话对哲学研究提出了一个起码的要求，实际上却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要求。做到这一点至少迫使我们看大量的文献。不仅要看大哲学家本人的著作，而且要看别人关于他们的研究，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二手材料。读第一手材料不易，读第二手材料同样不易。今天西方学者惊呼关于弗雷格的第二手文献几乎看不过来了！而这样的情况又何止于对弗雷格一个人的研究。1983年去德国学习，受学兄苏国勋之托，我到图书馆帮他查阅有关马克斯·韦伯的文献，结果发现，韦伯和关于韦伯的文献卡片竟有满满一格！谢波斯教授是著名的莱布尼茨研究专家，但是他没有写过研究莱布尼茨的专著，当我问他原因时，他说，他相信自己对于莱布尼茨的思想有相当准确和十分深入的研究和理解，但是由于研究、编辑出版莱布尼茨著作的工作占去了他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他无暇去看大量的第二手文献。他的意思是说，一部哲学专著是一项研究成果，它必须表现出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新成就，必须说出别人没有说过的见解，而不能仅仅重复别人的认识。因此作为一项研究，第一手资料固然十分重要，第二手资料也是不可缺少的。由于第二手资料看得不够，因此他无法写书。这反映出谢波斯先生对于哲学研究的一种科学态度，也说明哲学研究之不易。

说到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的区别，康德的所谓“哥白尼革命”之说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经典事例。学过哲学史的人一般都知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中把他在哲学方面的成就比作一场“哥白尼革命”。康德是伟大的哲学家，他对哲学的贡献是划时代的，因此他的这种说法当然具有权威性。这一点几乎成为常识，不仅许多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著作这样说，而且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上也说：“康德骄傲地宣称他在哲学中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人们盛赞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也有人为此批评康德，认为他说得不准确，他的所谓革命不是真正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普遍的赞誉对康德的思想是一种曲解，而这少数的批评对他却是不公正的。因为康德本人实际上并没有这样说，他只是说道“哥白尼的最初的思想”（mit den ersten Gedanken des Kopernikus）。80年代，科恩专门详细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康德自称的哲学中的“哥白尼革命”这种说法是一个神话。不管康德是不是认为有一场“哥白尼革命”，不论对康德的著作怎样理解，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中肯定没有这样说。我想，研究哲学的人一般肯定读过《纯粹理性批判》，但是那么多人都相信这种说法，而且也这样说，大概主要还是从别人那里看来或听来的。偏偏在康德这里，出现了这样一个以谬传谬的故事，而且竟然持续了100多年。真不知我们是应该觉得有趣，还是应该觉得遗憾？

有一位学兄曾以成功者的口气对我说过，书不能读得太多，因为读得多了会限制自己的思维，就写不出东西来了。对于这种说法，我一直是极力反对的。我认为，古人讲的“学后方知不足”是有道理的。读书就是学习。读书越多，越会感到自己浅薄，因为你会发现别人这也说过了，那也讲过了，若是想再写出一些新东西来，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在这种意义上，似乎读书多了真是“限制”自己的思维，但是这只应该促使我们不断地多读，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读书。陈康先生说：“摆脱束缚，乘兴发言，是在写抒情诗，不是做实事求是的探讨。作诗和研究，二者悬殊，它们的方法也必然不同。”一些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比较相信自己的天赋，认为自己可以提出新的思想，创造新的体系，甚至不用读太多的书。陈康先生对于这类人给以十分幽默的批评，“本着个人的天才搞哲学的人常常是这样自负的运用我们天赋的能力以解答那些俯拾即是的哲学问题。这是多么自然，多么方便的事！然而不幸，这只是一个错误的假设——许多搞哲学的人缄默的假设”。对于这样的批评，有些人可能不以为然，他们甚至可以举出维特根斯坦作例子：维特根斯坦读的哲学书似乎不多，而他提出的思想和方法确实对本世纪的哲学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重大影响。我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但是想一想维特根斯坦当时所在剑桥大学的学术氛围和他与维也纳学派的交往，特别是想一想他在《逻辑哲学论》的序中仅仅提到的对他产生影响的弗雷格和罗素这两个人，就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罗素也是现代逻辑大师。正是他们的现代逻辑的思想使维特根斯坦把握了语言分析的实质和方法，使他产生一种全新的哲学境界。因此，维特根斯坦的成就并不是由于他读书少（学术界也有人认为他读的书并不少，只是他故意不提），而主要在于他在现代逻辑刚刚产生的时候就敏锐地学习并掌握了这一先进而锐利的工具，并且把它成功地应用于哲学研究。

有人信奉这样的观点：乱七八糟地看，颠来倒去地想，没完没了地写。这样写小说、写随笔也许可以，但是写哲学论著，尤其是写具有创新性的哲学论著，肯定是不行的。陈康先生说：“哲学决不是拿一支笔、一卷纸，春蚕吐丝式地写文章、著书立说；它需要学习，和数学或其他严格科学同样的，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学习。”我想，所谓像数学或其他严格科学那样，意思是说一定要系统地学习，要有严格的训练。周礼全先生说的“不要急于写东西，要多读书，打好基础。争取一年读一本，先读上十本书”，意思差不多也是一样。所谓每年读一本书，是指读经典著作，而且不是一般地读，要真正吃透读懂；而当这样做时，势必还要读许多与之相关的书。这样读上几本书，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研究基础。两位先生对于哲学的理解是一样的。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大概都有这种体会。要想真正读懂一本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要看许多书。难怪汪子嵩先生甚至会说，翻译比写书还难。实际上，以汪先生对于翻译的认识来理解哲学写作，我们就会看到，写书是多么不容易。哲学研究是要花工夫的。好的哲学著作则是要花费长时间巨大努力的。康德从20岁开始撰写哲学论文和著作。但是他在47岁到57岁沉寂了10年，然后发表了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其中之艰辛可想而知。

这里似乎涉及一个标准问题：读多少书才能写作呢？读了多少书写出的书才能算是真正的研究成果呢？既然要了解别人都说过些什么，那么就必须去读。要读中文著作，读中文翻译著作，还要读外文著作；而且，也许还要读英文、德文、法文、希腊文、拉丁文等外文著作。这一点又谈何容易。我似乎为自己，也为我们大家，设置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难以逾越的“障碍”。

我认为，读书确实是一种享受，读书的时候可以使自己在理性的王国里纵横驰骋，无拘无束。但是为了研究而读书就不仅仅是一种享受，它常常会使人有一种“累”的感觉，因为你不得不去读，无休止地读。虽说人人都能读书，但是为了研究而读书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实际上是因为研究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比如，我们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会知道他构造了一个体系，其出发概念是“有”、“无”和“变”。我们研究他的思想，时时考虑他的这个体系，考虑他的这几个出发概念。从“有”和“无”出发，我们还可以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思想结合起来，因为中国也有这样的概念，我们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写出研究专著。现在我们又读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一些相关的著作，除了“存在”、“此在”、“在”、“亲在”、“实存”等概念不太容易理解以外，我们发现他也谈到黑格尔，而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了明显的困惑，不明白海德格尔的“存在”与黑格尔的“有”怎么会联系起来，我们不明白，黑格尔的“有”怎么变成了“存在”。对此我们也许会废寝忘食地思考，寻找答案，当我们自以为想通的时候，可能会著书立说。如果我们懂英文，读了英文版的上述著作，我们会理解黑格尔所说的“有”和海德格尔说的“存在”都是“being”，是同一个词，同一个东西。我们明白自己受了中文翻译的“骗”，知道以前写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仔细阅读，就会发现，有一些地方仍然不好理解。比如，“Being”、“being”和“to be”的意思差不多是一样的，“beingthere”和“to be there”意思也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做出区别呢？它们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我们足够“聪明”的话（搞哲学的人大概没有几个会认为自己笨），也许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解释，并形成专著。但是无论我们怎样思考，在这个问题上最好还是读德文原著。我们会看到，前三个词在德语中是同一个词，即“Sein”，而后两个词在德文中也是同一个词“Dasein”。这里有语言的差异，而这种语言的差异造成了我们翻译的差异，从而给我们的理解带来了困难。我们涉及同一个问题“Sein”写出了几部专著，在对这同一个问题的理解上表现出几个不同的层次。我们不能说最后形成的专著就是好的，就没有问题，但是它比起以前写的专著肯定要好一些。这就说明，我们的研究成果是与我们读书直接相关的。

前几年我参加了一个学术研讨会。一个同志在讲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的时候，大肆强调人们把马克思的一个理论说成“辩证……”是不对的，他认为应该加一个“的”字，说成“辩证的……”才对，他认为这才是马克思的本意，他认为自己的这种认识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而且阐述了一大堆理由。会后他问我对他的论文有什么看法。我说，他讲的许多内容我不太懂，但是他关于“辩证”和“辩证的”的解释大概有问题，因为无论“辩证”还是“辩证的”，在德文中只能是一个词“dialektisch”。对这样的问题，我还能说什么呢？

哲学研究一般来说逃不脱读书、思考、写作、读书、思考、写作……的模式。这样一个过程即是研究，写作不过是把读书和思考的结果记录下来。古人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阐述了读书和思考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强调读书，也强调思考。我认为这是十分有道理的。但是我却认为我们应该更强调读书。因为我觉得我国目前哲学界的主要问题是读书不够，对读书重视得也不够。很多书我们读不懂，与我们读书少，知识结构有缺陷有直接的关系。研究是需要思考的。但是思考应该是在读书基础上的思考，而不应该是依据常识进行思考，更不是凭想当然。不读书可以写书，但是绝不会出研究成果，也不会写出好书。有人统计说，我国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有二百多种，形式逻辑教科书有三百多种。我不能说这些雷同的书是抄来抄去，也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那么多撰写者是不是都认真读过马、恩著作，但是我知道形式逻辑教材的撰写者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认真读过现代逻辑著作的。也许教材写作与学术著作的写作有所不同，但是把这样的写作时间和精力用来读书，难道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