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

过“文化大革命”，许多人都不喜欢“颂歌”。但是，“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这一句脍炙人口的歌词却唱出了我们的生活。改革开放，振兴了国民经济，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都是直接受益者。同时，作为学者，我们还有更大的感受，这就是改革开放打破了过去封闭保守的学术圈子，我们可以走出去，也可以把外国的专家学者请进来，我们开始与外国学者有了广泛和频繁的交流，我们的学术空间比过去大多了，学术开始走向自由。

1982年夏天，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埃尔曼教授（J Ermann）和著名语言哲学家华莱士教授（J Wallace）来华办了一个科学哲学讲习班。我给他们作翻译。这是我第一次同外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这个讲习班共14天，参加者主要是国内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和分析哲学的同志，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如社科院哲学所的金吾伦、徐友渔，山西大学的郭贵春等。当然，这个班的主办人邱仁宗先生今天更是国际知名的学者。

那次交流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讲了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和科学哲学方面的许多内容。埃尔曼教授的物理学背景非常强，讲了许多与牛顿定律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有关的东西。但是，我最强烈的感受是：逻辑在逻辑领域以外竟然有巨大作用。埃尔曼教授在7天讲课中，几乎总是在黑板上书写逻辑公式。由于听课人缺乏逻辑方面的训练，邱仁宗先生还特意请逻辑室的诸葛殷同先生等人晚上来给大家补习数理逻辑。临时抱佛脚，终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在翻译中也尽量帮助大家解释，有时候还把埃尔曼教授省略了的公式推导步骤写出来，告诉大家，埃尔曼教授则在一旁点头。这次与外国学者的交流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我真正感觉到，逻辑竟然这么有用！想到自己毕竟是学了一门有用的学问，不禁有些“沾沾自喜”。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国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人至今也不重视现代逻辑的学习和训练。即使是参加过那次讲习班的一些人，他们后来也没有再学过逻辑。埃尔曼教授的讲学内容和授课方法，也使我看到国外一流学者的水平和实力，我真正感到我们的研究与国外差距很大。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是非常有意思和有吸引力的领域，邱仁宗先生多次极力劝说，让我跟他一起研究科学哲学，不能说他的话和他描述的前景不动人，只是逻辑具有更大的魅力，实在令我舍弃不得。不过，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后来成为我十分感兴趣和关注的领域。

在这次交流中，我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收获，而且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埃尔曼教授讲课的最后一天，结束时有一个简短的致谢仪式。别人的发言我都忘记了，但是查汝强先生有一段话，我却牢牢记在心里。他的大意是说：通过与埃尔曼教授的交流，我们发现还是有不少共同之处。比如关于“真理”这个问题的探讨。埃尔曼教授讲了许多关于“真理”的探讨，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许多关于“真理”的探讨，我们讲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人类在认识发展的长河中，总是在不断逼近“真理”。我在翻译这段话的时候，机械地把“真理”都翻译成“truth”。我想，在场的听众大概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但是我不知道埃尔曼教授对这段话怎么想。其实，我当时的感觉可说是有些“震惊”。埃尔曼教授讲了7天课，天天都在讲“truth”，但是他明明讲的是“是真的”（is true）这种意义上的“真”（truth），根本不是“真理”，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真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而且我在翻译中也没有使用“真理”，而是用“真”这个概念，比如“句子的真”、“命题的真”等等。查先生竟然能够如此理解，而且他的英文还是不错的，真是不可思议！我当时的明确感觉是，他没有听懂埃尔曼教授的讲课，由此推想，学员中大概也有不少人和他一样。在潜意识里，我觉得这里可能还有些什么问题，但一时又说不清楚。从那以后，我在研究中一直比较关注和思考与“真”和“真理”相关的问题。这方面的思考，直到14年以后，我才在《论“真”与“真理”》这篇论文（《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第一次和盘托出。

多年的学术交流，我访问了不少国家，也结识了许多外国学者，既有国际知名的一流学者，如达米特、谢波斯，也有一些不太出名或不出名的普通学者，而且交了不少朋友。与外国学者交往，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许多外国人在学术上实际上是不大看得起我们研究的西学，他们也许不会直说，但是许多现象都说明，他们至少在潜意识上是这样。1992年我在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访问研究的时候，至少有两次明确地感到了外国学者的这种意识。

那次去英国，我主要是研究弗雷格，因此与英国人讨论最多的也是弗雷格。有一次我与一个教授关于弗雷格的思想发生了争论。他拼命想说服我接受他的观点，而我则认为他对弗雷格思想理解得有问题。由于争论是非常具体的，因此我们翻开弗雷格的英译本著作，一句一句仔细地边读边讨论。最后我们还是争执不下。对于同样的论述产生不同的理解，在学术观点上有不同的见解，发生争论，本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最后他竟然说：“Perhaps my English would not be good enough for understanding the text。”（“也许我的英语不够好，不能理解这段文字。”）话说到这一步，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英语是他的母语，我们俩人的英语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这句话，我大概是很难忘记的。它的内在含义，只有我自己去体会了。

在圣安德鲁斯大学逻辑和形而上学系，每两周有一次高级讨论班，报告人都是系里的教师或博士生。我在这个讨论班上作过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meaning’还是‘reference’——理解弗雷格”。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英文用“reference”翻译弗雷格的“Sinn”一词是不对的，这在理解弗雷格的思想方面造成许多问题，不仅涉及句子本身含义的问题，还涉及本体论对象的问题。弗雷格的“Sinn”一词的含义在英文中不是“reference”，而是“meaning”，尽管用后者来翻译也有一定的问题。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系里的教师都参加了这次讨论会，包括莱特（C Wright）、黑尔（B Hale）、斯蒂文森（L Stevenson）、雷德（S Read）等人，还有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我的讲演用了50分钟，在随后的讨论中，大家提了很多问题，有的问题相当尖锐。我信心十足，有问必答。记得那天下了大雪，讨论超过了应该结束的时间，天都快黑了。最后，主持讨论会的系主任斯蒂文森先生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他问：“既然你也认为用‘meaning’翻译弗雷格的‘Sinn’同样存在问题，你是不是还是坚持认为要改变目前‘reference’这个翻译呢？”我解释了我的观点，然后说：“目前弗雷格的解释才只有几十年。如果我们今天发现了问题而不想办法去解决，那么等到几百年以后弗雷格的解释成为经典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呢？”斯蒂文森先生接着说：“那么就让那时的人们来批评我们今天的错误吧！今天就到这里。”这也是英国式的幽默，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会后，黑尔对我说觉得我讲得很成功，我也有同感。但是在与英国人的讨论中，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一个中国人批评英国人对德国人的理解和翻译有问题，似乎总是不那么令他们信服。我曾问过自己：如果我的这个观点是一个英国人提出来的，争论大概总会是有的，但不知他们的讨论还会不会造成我这样的感觉？

其实，瞧不起外国人是一种很平常的心态。著名捷克作家昆德拉在法国定居多年，他的作品也被西方看好，被翻译成法文和其他多种文字。但是他直接用法文写作的小说La Lenteur（《慢》）一问世，立即遭到猛烈的抨击，法国人指责他不是法国人，却偏偏“用法语为法国人写法国人”，似乎由此他也堕为“二流作家”。昆德拉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的外国人？所以，外国学者瞧得起我们也好，看不起我们也罢，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平常的心态。西学本来就不是我们的祖传，人家以此为资本高傲一些也算不得过分。我们许多人还不是一提起《易经》，一谈及老庄哲学，一说起孔子就觉得怎样怎样吗？重要的是应该充分利用每一次交流的机会，虚心学习，争取有所收获。我们与外国学者进行交流，主要不还是为了学习和提高自己吗？

在与外国学者的交流中，我深深感到，他们在学术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深”、“厚”与“博”，确实是我所不及的。1992年在英国的时候，我专门跑到牛津，登门拜访了达米特教授。达米特教授是著名的语言哲学家、弗雷格研究专家，蜚声海内外，当时他刚刚退休，受到许多大学邀请，讲学活动很多。电话里听说他刚从意大利回来，不过他很愉快地安排了我去的时间。我生怕过于冒昧，事先请教了朋友黑尔，他建议我在达米特那里待1个小时为宜。所以在与达米特谈了1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我找准一个机会客气地提出告辞。达米特教授和蔼地对我说，他的夫人出门了，中午不回来。如果我没有事情，他很愿意请我共进午餐。于是我们又谈了1个多小时，之后他请我到学校餐厅吃了午饭，饭后又去喝咖啡，实际上我们一起待了4个小时。这样一个结果，事后大出黑尔的意外，连说了几个“wonderful”。在交谈中我发现，达米特教授不仅是弗雷格研究专家和语言哲学专家，而且在哲学史方面也有非常广博的知识。他谈到洛克、休谟，也谈到奥斯汀、塞尔，还谈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涉及的范围非常广。虽然他对这些人褒贬不一，喜好不同，但是显然他非常熟悉这些人的著作和思想。对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的回答都尽量提供了一个来龙去脉。也许这是他对一个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学者的青睐眷顾，也许这是他对一个年轻后辈登门求教的诲人不倦，也许这是他沉浸在学术中的自然表现。然而，我却感到好像自己在读一本厚厚的书，一本充满智慧、敏锐、深刻和博学的书。这种感觉，以前在与周先生交谈的时候也常会出现。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确实是一个年轻学者的幸运。蒯因在年轻时游学欧洲，曾拜访过卡尔纳普，与他相处6个星期。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

这是我第一次与一位年长学者进行持续不断的理性接触的经历，更不用说是一位伟人了。这确实是难以忘怀的经历，我的理性第一次被一位活生生的老师而不是被一本死书点燃了。

我相信蒯因先生的感受。所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说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我接触过的外国学者中，大多数人并不是像达米特教授这样的国际著名学者，而是普通人，有的甚至连教授都不是。也许在这些人身上才更能体现外国学者的特色。第一次留学德国的时候，我认识了尼尔斯·奥芬博格（Niels Oeffenbeiger）博士，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尼尔斯是亚里士多德专家，原来在莱布尼茨研究所工作，后来在明斯特大学哲学系教书，现已退休。我的书架上放着的那套丛书《亚里士多德的现代解释》，有他面送的，也有他寄给我的。这是他与迈纳（A Menne）教授共同主编的书，后来迈纳教授不幸离世，由他独自完成。最初，我们是在莱布尼茨研究所里由谢波斯教授介绍认识的。尼尔斯听说我也研究亚里士多德，非常高兴，主动提出和我一起读《前分析篇》和《后分析篇》。我和他两个人读书的方式也很有意思。我听从他的建议，在学期里每两个星期讨论一次。我们从晚上6点钟开始，一直读书讨论到8点，然后去附近的一家希腊酒馆喝啤酒。这样的读书持续了一年多，后来由于我回国而中断。这次读书很像我与周先生一起读《论辩篇》，不同的是尼尔斯拿着希腊文的原著。他知道我不懂希腊文，于是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段落，都要给我详细讲解希腊文原文的含义，说明德译文的差异。后来听说我在学习拉丁文，对一些要点他还要说出并写下拉丁文译文，讲解其间的差异，因为中世纪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文翻译也是以精确而出名的。我读研究生时的专业是西方逻辑史，一度也以研究西方逻辑史、甚至以研究亚里士多德自居。但是与尼尔斯在一起读书以后，我感到非常惭愧，想起了我们常说的“井底之蛙”。尼尔斯可以说是个语言天才，他精通德文、法文、罗马尼亚文、匈牙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懂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仅语言一项，就显示出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巨大优势。我终于明白，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只坐在井底的青蛙，我们看到的和所能看到的不过是自己头顶上的天空。区别只是我们每个人头顶的天空大一些或者小一些而已。如果我们比较聪明的话，就应该尽量待在一个比较大的井里，但是不论多大，我们一定要明白天外有天。史学研究绝不是我以前想象的那么简单，建立或把握史学研究的方法也不是那么容易。我对于史学研究、甚至对学术研究的理解，终于更上一层楼。

在我与外国学者的交流中，令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希腊酒馆。在这个不大的小酒馆里，我与我的德国朋友度过了数不清的愉快夜晚。德语的许多习惯用法是在那里学会的，德国的一些风俗习惯是在那里听说的，德国哲学界的不少奇闻逸事是在那里知道的，德国人和德国社会的很多特点是在那里了解的，异国他乡读书的几分寂寞也是在那里丢掉的。与我和尼尔斯一起喝酒的有时候还有马丁（Martin Scheider）和格哈德（Gerhard Biller）博士，他们都是莱布尼茨研究所的资深编辑，如今马丁已经当上教授，格哈德也快退休了。德国人喝酒有一个规矩，除了明确地说“请客”以外，都是要个人自己付账的。但是我这几位朋友不同，他们认为我是穷学生，总要为我付账。我与尼尔斯的讨论显然是长期的事情，因此，第一次喝酒是他请客，我接受了他的盛情，而第二次喝酒我就坚持自己付钱。最后，尼尔斯同意了，但是他要先付账。在付款时，他对服务员说：“我的一份餐费和所有饮料。”结果，我只付了自己的餐费。从此以后，形成了一个模式，每次喝酒的酒钱，都是我的朋友付的。实际上，喝酒的费用往往要高于用餐的费用，尤其是几个人一起喝酒的时候。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几个人第一次喝酒的情景。那一次我和尼尔斯讨论之后，仍然来到这家希腊小酒馆。大约9点多钟的时候，格哈德和马丁来了。我们几个人第一次在酒馆里相聚，聊得非常高兴，酒也喝了不少。最后，格哈德提出他先付账。他拿出一张100马克的钞票，对招待说：“我的餐费和所有饮料。”在招待算账的时候，他笑着对我说：“有一个说法你知道吗？马克思给我们德国人留下了两份遗产。一份是‘Kommunismus’，留给了东德，一份是‘Kapital’，留给了西德。因此我们有Kapital。”说着，他弹了一下手中的钞票，大家都笑了。Kommunismus是《共产党宣言》的简称，本身又表示共产主义。Kapital则指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字面上又有资本、资产、资金、现钱的含义。我们分别来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意识形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历史也有差异，但是，我们可以互相理解，而且是非常好的朋友。最后，我们的饮料费一共是95马克，加上小费，钱也不用找了，而我为自己的一份餐费仅付了18马克。

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格哈德和马丁一般来得晚一些，要到10点左右。他们一来，我们也就没有了节制，至少要喝到12点多，有几次甚至到凌晨两点多。每到这时，酒店里只有我们几个人，老板就会拿出一瓶葡萄酒来和我们一起喝，还会倾诉一下外籍人的苦恼。他是意大利人，背井离乡15年，开这个小酒馆，取了德国老婆，日子不错，但是时时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可是真回到意大利，他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有许多好处，但是那些好处大都是外国人享受不到的。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国外定居，不知道他们的感觉是不是比这个意大利人好。8年以后重返德国，他又热情接待了我，看到他两鬓斑白，我没有忍心问他是否消除了“外国人”的感觉。

在德国，像我这几位朋友这样有学问的博士非常多，他们在大学里教书或在研究所里工作，都获得了授课资格，但是必须等待教授的位子。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以后，要写一本书来申请授课资格。这本书的要求非常高，必须显示出作者利用和使用资料的方法，掌握和把握文献的水平，分析和论证问题的能力，以及创造性和哲学史方面的知识等等。这本书出版以后，经专家组审定评议通过，作者就获得了授课资格。80年代，据说具备这种资格的人有两万多个。现在是多少就不知道了。当上教授以后，也还有正副之分。德国统一以后，原东德的大学和研究所空出来一大批正教授的位子，许多副教授纷纷去那里当上了正教授。弗雷格研究专家加布里勒（G Gabriel）教授就是这样。1993年我去访问他的时候，他是波鸿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他曾幽默地对我说：“弗雷格不也是副教授吗？”1996年我再去德国的时候，他已经跑到弗雷格的母校耶拿大学当了正教授。不过，这些人走的是“曲线救国”的路子，眼睛一直盯着原西德地区大学里正教授的位子，非常希望能够回去当教授。

德国人对当教授是很在乎的。1993年去德国的时候，正赶上期末，听了一个教授几次关于弗雷格的讲座。这个讲座只有五六个学生去听。最后一次，这几个学生穿西装打领带，带了许多东西来。一个学生还请我课后不要走，帮助他们照相。我答应了，但是感到有些莫名其妙。课讲完的时候，这几个学生走上讲台，打开香槟酒，倒入高脚酒杯，请老师喝，然后他们在讲台一端站成一排，两个人拉小提琴，其他人一起唱了一首歌。我不知道这是一首德国民歌，还是学生自己创作的歌曲，但是听见他们唱到“晨星”（Morgenstern）和“昏星”（Abendstern），我就明白这是专门唱给这位教授听的。不是因为看到他脸上露出会意的微笑，而是因为“晨星”和“昏星”是弗雷格最出名的例子，显然学生们是有意而为。我给他们照了相，也喝了他们的酒。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德国朋友听，才知道这个教授是从海德堡大学来的，很不错，是个弗雷格专家。他本以为可以接替明斯特大学哲学系主任（正教授）的位子，结果未能如愿。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在最后一讲要说“回海德堡去”。没有当上正教授当然遗憾，不过，学生的盛情足以使他得到安慰。

在德国，副教授难当，正教授确实更难当。我的朋友给我讲过一个他们中间流行的笑话：“Ordentlicher Professor ist nicht ausserordentlich und ausserordentlicher Professor ist nicht ordentlich。”“ordentlich”是形容词，意思有“通常的”、“有条理的”、“正式的”等等，修饰“教授”则表示“正教授”。“ausserordentlich”这个词是在“ordentlich”的前面加了一个否定词头“ausser”，意思有“奇特的”、“不寻常的”等等，修饰“教授”则表示“副教授”。因此这话的字面意思可以是：“正教授不是副的，副教授不是正的”，也可以是：“寻常的教授不是不寻常的，不寻常的教授不是寻常的”。这样，它的实际意思就是：“正教授不是不寻常的，而副教授是不寻常的”。正是一语双关！1996年去德国的时候，格哈德见到我，立即一面握手，一面故作鞠躬状：“亲爱的王教授，你好！”我立即回敬一个鞠躬：“nicht ausserordentlich（不是不寻常的）！”我们哈哈大笑。

1995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开会，碰到了雷德先生，听说黑尔离开圣安德鲁斯大学到了格拉斯哥大学，觉得有些意外。雷德先生笑着说：“他想当教授啊！”看来，想当教授，英国人和德国人原来也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从过去的闭关自守到如今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在观念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这就是虚心承认我们在经济方面、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却不大愿意承认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也是落后于西方的，尤其是在哲学领域。我们似乎对西方的许多东西仍然可以简单地批判为资产阶级的或唯心主义的。即使在我们非常落后的逻辑领域，竟然有人说，我们在现代逻辑的研究方面不如西方，但是我们在逻辑哲学研究方面却可以比西方强，因为西方逻辑学家在逻辑上往往是“巨人”，而在哲学上往往是“矮子”，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最科学的哲学”。按照这种理解，好像逻辑哲学研究水平的高低主要不在逻辑，而在哲学，逻辑哲学研究的好坏主要不在逻辑问题本身，不在对逻辑问题本身的研究、理解和把握，而在于对逻辑的哲学思考本身。我不明白：如果连逻辑问题本身都没有弄明白，我们如何能够对逻辑进行哲学思考，又如何作逻辑哲学上的“巨人”？如果不懂逻辑，即使有了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又如何对根本不明白的逻辑问题本身进行哲学思考？换句话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和思考我们根本不懂的东西，岂不正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吗？

假如我们可以永远不面对西方学者，那么关在家里说一说谁是巨人、谁是矮子，似乎倒也没有什么。问题是我们已经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置身于与西方学者的不断交流之中。因此，即使养成了这样目空一切、信口开河的习惯，恐怕也应该改一改才是。其实，我们实在是应该多与外国学者进行交流，虚心向他们学习，开阔我们的眼界，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和能力，不断推动我国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发展。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把人家看得高一些，我们又会有什么损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