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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者研究的领域称谓一个学者的事情大概极为少见。可是，我的老师的老师金岳霖先生偏偏得到了这样一个名字——“金逻辑”。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很新鲜的。

金先生是哲学大师、逻辑大师。据说有一种看法：中国现代只有三个半哲学家，而其中第一位就是金先生。张申府则明确地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金岳霖先生当是哲学界的第一人。”但是人们不称他为“金哲学”，而只称他为“金逻辑”。金先生说自己只写了三本书：《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他认为，“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工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人们对他的《论道》和《知识论》的评价也最高，正所谓“道超清牛，论高白马”。但是人们还是只称他为“金逻辑”。这事透着怪！它怪，因为它太奇特。可是人们并不觉得怪，大家就这样称呼金先生，而且是怀有敬畏之情。

金先生一生从事哲学和逻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包括建立清华大学哲学系和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许多人以做过金先生的学生、听过金先生的课为荣，包括像胡乔木和乔冠华这样的政治家。但是他的门人弟子，尤其是出了名的，如沈有鼎、王宪均、王浩、胡世华、周礼全等，差不多都是逻辑学家。当然，他的弟子中出名的哲学家也不是没有，比如冯契、任华等，但是很难说有谁继承了他的哲学衣钵。这事也有些怪！因为中国哲学泰斗竟然后继无人，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没有培养出哲学的接班人！他的思想在哲学界居然没有造成多么大的影响！也许这样一来，人们称金先生为“金逻辑”似乎又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终究还是让人觉得怪！

“怪”就是不一般，不平常。“怪”说明了独特性。我与金先生接触不多，但是却在金先生创建的逻辑室工作多年，周围的人差不多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或他的学生的学生，有时候他们甚至被称为“金岳霖派”。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工作时间长了，对于这种“怪”我终于有了一些理解。与其说这是金先生本人的独特性，不如说这是他所做学问的独特性。归根到底，这是逻辑在我国的独特性。

中国的思想文化具有几千年的历史，源远流长。这一悠久的思想文化体系有着自己鲜明独特的性质和特点，其中之一即是缺乏逻辑传统。所谓缺乏逻辑传统，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逻辑思维，缺少逻辑推理，而是指我们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把逻辑思维作为对象进行研究，没有形成逻辑学，因而缺乏西方人那样应用逻辑分析方法的意识和手段。逻辑传入中国以后，人们知道了什么是逻辑，也逐渐认识到它的一些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并没有真正感到对它的迫切需要。没有逻辑，我们的思想文化依然在发展，而且自成体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多少也培养了一种心理，至少是潜意识，即认为逻辑是可有可无的。

金先生不是把西方逻辑传入中国的第一人，但是他是使西方逻辑、特别是现代逻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的第一人。他以中国哲学界第一人的崇高威望，讲授现代逻辑，撰写现代逻辑著作，倡导鼓励学生选学逻辑专业，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研究室。但是他做不到一呼百应，几乎只是孤军奋战。“金逻辑”表现了人们对他本人的尊敬，说明人们对逻辑的一种特殊心理，同时也反映出金先生曲高和寡的学术境地。

金先生讲的逻辑有两种。一种是传统逻辑，一种是现代逻辑。传统逻辑是亚里士多德创建的，在西方讲了两千年。现代逻辑是弗雷格开创的，在20世纪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逻辑是抽象的。现代逻辑比传统逻辑更加抽象，它用人工符号进行表述，用演算的方式进行证明。这种符号表达与人们的直观是有很大距离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逻辑学家鲍亨斯基（J M Bochenski）曾经想托人把自己的一份逻辑手稿校样带出波兰，后来他改变主意，把手稿校样寄往国外。原因是他听说一个逻辑学家在边境被打死了，因为他带了一份逻辑手稿，边防人员看不懂，竟然认为是一份密码。逻辑学家能有这样的命运，也真是太无辜，太悲惨了！当然，对于这样的符号，逻辑学家是情有独钟的。鲍亨斯基曾经十分生动地描写过一段他与波兰著名逻辑学家卢卡西维奇的交往：

在华沙，有一个晚上我去看望卢卡西维奇。他坐在打字机前，正在打一条逻辑证明；因为他的语言可以用打字机书写，这是它的优点之一。他看见我，从打字机上抽出那张纸，向我展示了最后一条定理，它看上去大概是：

CCCCCKCACCNKNKCCCpppp…usw.，

他热烈地说：“多么不可思议的优美！多么显然的真！”当时我考虑了显然这一概念；因为他的显然对我来说显而易见还不是显然的：CCCCCKCACCp…！

这就是符号表达的魅力，也显示出理解符号表达的困难。鲍亨斯基不会不知道卢卡西维奇使用的符号C、K、A和N的含义，只是由于不习惯这套符号，而且这条定理也太长了些，因此才会感到它不是那样显然。逻辑学家尚且如此，对于不懂逻辑的人来说，理解符号表达确实就像看天书一样。

金先生30年代写的《逻辑》一书和在大学里讲的逻辑与卢卡西维奇的符号不同，主要是罗素的一个符号逻辑系统。这样的东西与其说对中国的学者和学生没有吸引力，不如说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没有吸引力。接受它的人不多，对它感兴趣的人也不多。但是，金先生就是用这样的东西把沈有鼎、王宪均、王浩、胡世华、周礼全等人领进了逻辑的殿堂，使他们成为逻辑学家。解放以后，在政治的干扰下，在苏联的影响下，我国哲学界一直把形式逻辑看得很低，甚至看做形式主义、形而上学。在这样一种形势下，金先生对自己的逻辑思想进行了批判，竟然认为自己写的《逻辑》一书“从头到尾，贯彻着资产阶级的逻辑思想，流传所及，发生过极为有害的影响”。偏偏毛主席对逻辑还情有独钟，提出“要学点逻辑”，在这一指示下，金先生带领他的学生和逻辑研究室的同志进行逻辑教材改革和逻辑普及的工作，编写了《形式逻辑》、《形式逻辑简明读本》。这两本教材所讲的基本上是传统逻辑。抛开政治因素不算，这种做法也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具体的比抽象的更容易接受，不太抽象的比比较抽象的更容易接受。但是，用这样的东西，也许逻辑得到了一点点普及，问题是凭这样的东西和方式逻辑根本得不到发展。实际上，金先生再也没有培养出逻辑学家！

在金先生去世的前两年，即1982年，当他听说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招生6万人的时候，激动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1983年，当他听说该校招生25万人时，更是兴奋不已。他向函授大学的老师表示“致敬”。他感慨地说，在解放前，一所很大的大学一年只培养几个、十几个学逻辑的学生，现在一年就有几万、几十万人学逻辑，这应该感谢伟大的时代。金先生的态度反映了他对逻辑的情感，但是他的赞扬却从来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深思。几个、十几个与几万个、几十万个的差异说明了什么？

时代的变化改变不了逻辑的性质。大学里培养的学逻辑的学生少，说明了逻辑的专门性和特殊性，因此才会有金先生亲自号召哲学系的学生选修逻辑专业的故事，由此才有了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张尚水、诸葛殷同、宋文淦等逻辑学家。当我们把逻辑批判成形而上学的时候，当金先生带领他的学生编写那些相当于传统逻辑、甚至不如西方传统逻辑教材水平的形式逻辑教材和普及读本的时候，恰恰正是逻辑在西方迅猛发展的年代。逻辑没有因为我们的批判而自惭形秽，也没有因为我们的抛弃而停滞不前，只不过在那个大批判的年代过去以后，我们终于发现，我们又一次被历史无情地嘲笑了——在本来就落后的逻辑方面我们又大大地落后了。80年代初期，举国上下同奔四化，一所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一年就招生几万或几十万人，当然是极大的好事，但是这里有时代的因素，因为人们要学文化；这里还有语言的因素，因为逻辑固然是专门化的东西，但是语言却是极为广泛的东西。越是广泛的东西，能够学习或以为能够学习的人就会越多。因此这惊人的数字并不能说明逻辑得到广泛的接受，更不能说明逻辑有多么大的发展。金先生的惊喜与赞叹无疑表明了他一生的逻辑情感，而这敏感的数字对比却本能地体现了他对逻辑这门学科的性质的理解。

金先生从提倡现代逻辑到转向传统逻辑，虽然有习惯势力的影响，但是应该说，最主要的是来自政治方面的影响。而1978年以后，由他的弟子及其学生倡导的逻辑现代化的运动，则主要受到来自习惯势力方面的阻碍。所谓逻辑现代化，就是提倡在大学里开设现代逻辑的课程，用现代逻辑取代传统逻辑。但是，人们对现代逻辑总是格格不入，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那时候反对现代逻辑的就是一些占据逻辑教学岗位的教授和教师！有一位教逻辑的著名老教授就因为自己的儿子学习现代逻辑而认为他被教坏了。还有一位教逻辑的著名老教授明确地表示不允许自己的研究生学习现代逻辑。一些人标新立异，提出“普通逻辑”的名称，主张建立普通逻辑的教学体系。而且这还不够，他们甚至还要建立所谓普通逻辑的科学体系。他们冠冕堂皇的所谓论证得到了国家教委的支持，但是搞逻辑的人都知道，他们搞的基本上还是传统逻辑那一套，实际上仍然是拒绝现代逻辑。

在我国的逻辑教材中，影响最大的是金先生主编的《形式逻辑》，60年代编写，1980年出版。有人说，这本书的水平不如金先生30年代写的《逻辑》。实际上，这本书的不足就在于它讲的不是现代逻辑。然而，就是这本书，在它发表以后，以它为基础或蓝本的形式逻辑类教材层出不穷，至今至少有几百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接受了逻辑。真不知道金先生知道这个消息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逻辑是独特的。现代逻辑与一般的哲学研究不同，不是拿来一本书翻一翻就可以掌握的，而是需要专门的训练。传统逻辑虽然有许多内容是哲学，具有思辨性质，但是也需要专门的训练，尽管它比现代逻辑简单得多。英国著名哲学家摩尔的教学选择就很说明问题。1911年，面对剑桥大学哲学系的邀请——向他提供一个教席，条件是他必须教逻辑或心理学，摩尔感到有些为难，因为尽管他读过逻辑书，但是他觉得教不了逻辑，同样他觉得自己也不能教心理学。但是最后他的选择是，接受这个教席，教授心理学。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国，人们大概十有八九会选择教逻辑。在我国不是逻辑学家而教或教过逻辑的大有人在。著名学者如冯友兰先生教过逻辑。而在今天，有许多逻辑教师甚至是中文系毕业。不是我对中文系毕业的有偏见，也不是中文系毕业的一定不能教逻辑，而是逻辑这门科学毕竟有它特殊的性质和内容。前几年湖北大学李先琨教授对我说，有的老师第二天要上逻辑课了，还打电话向他请教，可是请教的问题竟然是常识！他无限感慨：现在是教逻辑的不懂逻辑，懂逻辑的没有逻辑教！这也是中国逻辑界的独特现象。它反映出我们与西方学者对逻辑理解的不同，由此也可以想象我们与西方在逻辑教学方面的差异。金先生也有一段这样的经历。1925年，他在清华接替赵元任讲逻辑课时，也是没有学过逻辑。谈到这件事情，人们大多是称赞金先生超常的逻辑敏悟，似乎金先生有天生的逻辑才能。实际上，用金先生自己的话说，是“只好边教边学”。那时金先生教的是什么内容，未见文字记载，不过我们确实知道，金先生1931年专门去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逻辑学家谢菲那里学习了一年现代逻辑。而且从那以后，他致力于现代逻辑的研究与教学。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的事情。也许金先生早就开始学习现代逻辑了。无论如何，他至少专门学习了一年现代逻辑。也就是说，金先生的逻辑修养和水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的头脑里固有的，而是经过了专门的学习和训练。这一点恰恰是我国许多教逻辑的人所不具备的。

金先生多次说过，现代逻辑发展很快，许多东西他读不懂。有一次谈到一本逻辑书，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这书你看不懂。”金先生说的是真话，沈先生说的大概也是实情。现代逻辑在20世纪的发展迅猛异常。金先生学习的罗素的逻辑系统仅仅属于经典逻辑部分。由于金先生后来没有再继续学习，因此无法看懂许多逻辑文献。这也说明了逻辑这门学科的特殊性。金先生不再继续学习逻辑，固然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是对于自己学生的批评，也只能听着。逻辑对于享有“金逻辑”之名的金先生尚且如此，更何况对其他人？

据说，解放前中国大学里的逻辑课程是被人瞧不起的，是金先生改变了这种情况。这一点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即使在解放后，金先生教的逻辑也一直被许多人当做如同初等数学那样的低级学科。人们曾经津津有味地传诵过金先生智斗艾思奇的故事。解放初艾思奇到清华讲课，由金先生主持。艾思奇在报告中批评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金先生在最后致感谢辞时说：“艾思奇同志刚刚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符合形式逻辑的。”金先生固然十分幽默，但也仅仅是幽默而已，它解决不了逻辑终究要受批判的低下地位。金先生晚年对自己的弟子诸葛殷同说过一句没头没尾的话：“我当初就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书。”它被人理解为是“金老对他徒子徒孙的遗嘱”。按照诸葛先生的理解，这是指建国后曾经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的苏联的《逻辑》教科书。果真如此，金先生似乎是表达了心中的凄苦。推崇逻辑，却不能按照逻辑的科学性质和内容进行逻辑研究与教学；明明知道有人在糟蹋逻辑，却不能进行批判和抗争，对于一个逻辑学家，特别是对于像金先生这样的大逻辑学家来说，是再痛苦不过的了。金先生晚年表现的这种耿耿于怀与其说是一种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不如说是一种无奈。对于逻辑这几十年的命运，金先生大概是再也幽默不起来了。

我与金先生直接接触不多，也没有怎么认真读过他的书，更没有听他讲过学，因此很久以来对他作为一代宗师的思想境界体会不深。1994年在编辑《金岳霖文集》的过程中，我负责编辑整理他的几篇英文遗著。其中一篇是金先生在1943年至1944年访问美国期间写的，内容大致相当于《论道》的简写再加上关于自然和人这两部分。这篇著作写在两个厚厚的横格笔记本上。虽然本子的质量很好，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纸已泛黄。以前读金先生的《论道》感到有些把握不住，读他的《知识论》又觉得语言生涩，因此对他的书没有下过工夫。这一次为了出版的缘故，我又尚未使用电脑，不得不一个词一个词地把这些英文手稿抄写清楚。抄写无疑是十分辛苦的，但是对我来说，却也是一次极其认真的读书过程。金先生的英文清晰潇洒，流畅自如，全然不像他的中文。虽然字迹潦草，但是很少涂抹和修改，真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逐渐地，抄写不再枯燥，而变得津津有味起来。我仿佛在听金先生讲“道”。中国的“道”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law”，它既是“Stuff”，又是“Form”，它是“Stuffed Form”，又是“Formed Stuff”。我终于明白什么是学贯中西，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深入浅出，什么是游刃有余。我为金先生的境界、学识和功力所折服，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我来到逻辑室工作的时候，金先生已待在家里，不来室里了。两年以后我就去德国读书，1984年金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也不在北京。所以我和金先生的接触很少。如今我保留着几张和金先生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1982年金先生学术活动56周年纪念大会上的一个情景。当时，正式的大会刚刚结束，金先生还坐在主席台上，我在金先生身边为他拿着话筒。四周围着胡乔木、胡愈之、周培源、于光远、钱昌照等人。这张照片曾经出现在不少书刊上。为此，室里的师友有时候开我的玩笑，说我也快成名人了。其实，照片上的我不过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刚跨入研究领域不久。岁月如流，人总有两鬓斑白的时候。一旦到了那一天，我们是不是都能像金先生那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