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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先生的弟子中，沈有鼎先生大概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沈有鼎的大草帽”、“沈有鼎的大蒲扇”已经成为作家笔下生动的文学形象。

沈先生是逻辑学家，以严谨、准确著称。据说，沈先生看过并说没有错的东西，大概就是没有错。这话是不是属实，我不知道。但是，对于沈先生清晰严谨的思路，我确实深有体会。大约是在1983年，沈先生在室里讲自然演绎系统。我只听了前几讲，印象最深的则是第一讲。那是我第一次听沈先生讲课，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社科院的大楼还没有建起来，哲学所还在1号楼，逻辑室的办公室很小。屋里靠墙的桌子上架一块黑板。黑板前有一个沙发，沈先生就是坐在这个沙发上开始了他的讲演。我坐在第一排，实际上就在沈先生的旁边。沈先生拿着几页纸，凑在眼前，好像是念稿子一样。他啰啰嗦嗦讲了十几分钟开场白，什么唯物、唯心、实践等等，意思无非是说自己的系统是唯物的，符合实践的观点。当时我心里直犯嘀咕，心想：坏了，沈先生上了年岁，思维可能有些糊涂，不行了。当开始讲系统的时候，沈先生站了起来，再也不看手里的纸，一边思索一边讲述。这时，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的陈述清晰、准确、严密，既不啰嗦，也不重复，甚至连多余的字眼都没有。我不禁暗暗称奇。我终于相信人们的传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学术之外，沈先生平淡无奇，而一旦进入学术领域，他就会使人们感到大师风范。最奇怪的是，当沈先生面对黑板的时候，我竟然发现他手中的纸几乎是空白的！

从事逻辑研究的人都懂得，逻辑演算的技术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把握逻辑的基本功，也是提高逻辑水平和能力的必修课。一般认为，开始学逻辑时，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在技术上多下工夫，否则，学逻辑是入不了门的。而具备一定基础以后，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是技术方面的，比如数理逻辑、非经典逻辑的研究，也可以是非技术方面的，比如逻辑史的研究。我最初的专业是西方逻辑史。周礼全先生从未让我在逻辑史方面下什么工夫，却一直叮嘱我在演算上下工夫。我最初只是学，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认识。倒是沈先生的一席话使我深受启发。研究生毕业后，我们几个学生常去沈先生家看望他。有一次在沈先生家里，有人问沈先生是不是还在搞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沈先生回答说没有，他说，他要像王小平说的那样，趁年轻的时候多学一些技术，等到上了年纪再搞逻辑史。以70多岁的高龄说这个话，难免有风趣幽默的意味，但是我却感到沈先生的真诚，一种对逻辑科学的真诚。单纯地学习逻辑的技术，不一定能把握逻辑的真谛，但是不学逻辑的技术，肯定无法把握逻辑的真谛。而且，随着对逻辑技术的进一步把握，一定会不断加深对逻辑的性质的理解，如果在逻辑的技术上不求进步，对逻辑性质的理解就会止步不前，甚至最终会抛弃逻辑。

1981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室里最初决定让张清宇和我留下。张清宇是沈先生的学生，留他，沈先生当然没有意见。但是他希望他的另一个学生巫寿康也能够留下。问题是只有两个名额。据说，当时沈先生听说巫寿康没有留下很不高兴，他说，王路懂什么逻辑！杨英锐把这话传给我以后，我的心里一直忐忑别扭。沈先生是大专家，让沈先生如此瞧不上，多少有些无地自容。但是后来和沈先生有了接触，我觉得沈先生对我也很好，并没有瞧不上我。1983年联系出国时，我到沈先生家请他写推荐信。他问我去学什么，我说继续研究亚里士多德。沈先生说，好！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要。我说，前些日子在北大遇见王宪钧先生，他劝我还是搞现代逻辑。沈先生随即说：“他不懂。”沈先生说这话时面带微笑，一脸祥和。我当时立即明白了，沈先生说别人“不懂”，他并不是看不起别人，而仅仅是表明自己的一种想法。按照当时的情况，他的意思就是说，学习亚里士多德很重要。以此推论，当初他说我不懂的时候，意思不过是，巫寿康应该留下来。沈先生一片童心，不谙社会经验，在交往中，他说话表达总是以最简单为原则。据说，招收巫寿康做研究生的时候，他每天跑到所里，坐在所领导面前，就是一句话：“我要招巫寿康。”我觉得，沈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把自己的才智和精力全部贡献给了纯粹的学术。

沈先生有一件非常出名的事情，几乎人人皆知。“文化大革命”中，每当毛主席发表一段讲话以后，大家都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最新指示的发表，之后回单位认真组织学习。就是在这样一次学习中，沈先生居然指出最新指示中有一个标点符号用得不对，结果招致一片“打倒”的喊声。这也是我所听到的关于沈先生的第一个故事。前不久读王浩先生写的《哥德尔》一书，读到哥德尔加入美国国籍的一段时，我又想起这个故事。加入美国国籍之前需要接受面试，由于有爱因斯坦这样的著名科学家做他的入籍证人，面试对哥德尔本是一件走走形式的事情。但是哥德尔却认真准备，还专门仔细研究了美国宪法，结果竟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美国有向独裁制演变的可能性。面试时要不是爱因斯坦等人当场“拼命阻止”，哥德尔差一点会节外生枝。沈先生指出了最高指示中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结果受到了批判。如果哥德尔当时论证起美国如何有可能演变成独裁制，不知会有什么结果。究竟是学者的纯真，还是书呆子的“不识时务”？我总觉得，这两件事有相通的地方。沈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无法与哥德尔相比，但是他们两个人也有相似之处。

金先生培养的学生，有许多是我国的知名学者，而我只认识沈有鼎先生、王宪钧先生和周礼全先生。在这三位前辈中，我与王先生接触最少，了解也最少。他给我的印象是身材不高，消瘦，精明，和蔼可亲。但是我发现，这三位先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治学都非常严谨。王浩先生在谈到王宪钧先生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

宪钧师做学问至为诚实谦虚，真正做到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思想和语言极其清晰，可以说绝无仅有；凡接触过他的人无不有一种清新和纯洁之感。他讲课和讨论的明白彻底也是常人难企及的；听听他发表意见，你就会明白怎样才叫“理解”了一个科学道理。

康宏逵先生在谈到王宪钧先生的时候说：

我是在他家那块小黑板前头开始学习哥德尔逻辑学说的。我一旦讲错，他决不放过，搞得我浑身冒汗的事时常会有。

这两段话，我是在王浩所著、康宏逵翻译的《哥德尔》一书的“序”和“译后散记”中看到的。笔墨不多，王先生的形象却跃然纸上。我不难体会出这种朴素而形象的描述所包含的崇高敬意，毫不犹豫地相信它是真的。康宏逵先生说的“小黑板”，我实在是太熟悉了。最初在周先生家里跟着他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是在小黑板前。不同的是，那时我不太会利用它。而当周先生站在小黑板前的时候，我听到看到的是一个逻辑学家的思想随着他的话语从他的笔端涓涓流出，体会到的恰恰是清晰明快。

康宏逵先生的描述还使我想起诸葛殷同先生的一件事，那是在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发生的。有一次诸葛先生讲命题演算的证明。他强调证明要从公理出发，根据给出的推理规则和定义，不能在没有给出定义的时候就引入定义的结果。比如根据定义，p→q等于p∨q，这两个公式是相等的，因此从前者可以直接过渡到后者，也可以从后者直接过渡到前者。但是这样做必须是在给出了“p→qp∨q”这个定义的前提下才行。仁雨兄满不以为然，他主动跑到黑板前面，用手比画着说，如果一个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直接进行这样的转换，老师应该夸奖才对。诸葛先生勃然大怒：“这样的学生在我这里，考试就是0分！”教室里立即鸦雀无声。经过“文化大革命”，师道尊严的观念淡漠了许多，因此我们不会像康宏逵先生那样“浑身冒汗”。这件事情，我们当时虽然也认为诸葛先生是对的，却多少觉得他有些小题大做。直到多年以后，我才体会出是我们的想法错了。证明必须是一步一步进行的，绝不能跳跃，否则无法保证必然性。诸葛先生是王宪钧先生的学生，又在金先生身边工作多年，在严谨这一点上，他是有师传的，在逻辑界也非常出名。他常常抓住逻辑教科书中的错误和问题不放，进行猛烈批评，甚至说人家不懂逻辑，搞得人家很不愉快。不过，接触多了就会感到，诸葛先生追求真理，对事不对人，有时候还有些天真。在教学的过程中，他可能希望除了教给我们逻辑演算的技术本领以外，还使我们能够学会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风。

做金先生的弟子，或者做金先生的弟子的弟子，对治学严谨大概都是深有领教的。这一点，我从周先生的身上体会得最多。周先生写的最后一部著作，是他主持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这本书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部分是正确思维，另一部分是成功交际。它的创新在后一部分，难点也在这里。仅是提纲，周先生就修改过很多遍，甚至多次推倒重来。我不是周先生课题组的成员，没有参加过课题组的讨论，但是我却一直知道课题的进展情况。那时候周师母已去美国，我常去周先生家，一是谈谈学术，请教一些问题，二是担心他寂寞。周先生经常把他的想法说给我听，征求我的意见。参加这部分写作的李先琨先生和陈宗明先生不在北京，周先生与他们书信往来特别多。周先生常常把一些想法写下来，寄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写。有好几次，周先生让我念他写下的话，他在一边一面踱步，一面思考，询问我觉得怎样。我敢肯定，周先生寄出去的文字是经过一个字一个字反复推敲的。当时周先生还复印了大量语言学的资料，认真研究。长期以来，我一直看外国的语言学杂志，但是我的感觉非常差。我觉得，语言学家与逻辑学家考虑问题的方式不同，关心的问题也不同。语言学的文章每一句都是清楚的，使用的逻辑方法也是清楚的，但是一篇很长的论文读完以后，回想一下，常常会感到不知所云。我总担心周先生花费太多无谓的劳动，曾多次劝他不要再看这方面的东西。但是他并没有听我的劝告。后来他去美国前，把许多语言学的资料都留给我，希望对我有用。我发现，这些资料上除了周先生的一些注释外，布满了圈、点、横杠，还有问号和惊叹号。读着这些资料，周先生挑灯苦读的景象时时出现在眼前。这个项目，周先生并没有按时完成，后来虽然完成初稿，但是在定稿的时候，周先生一拖再拖，迟迟不交。我知道，他对许多地方不满意，总想写得尽善尽美。不幸的是周师母在美国病重，周先生不得不离京前去。当时我正好在英国。周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他本来准备还要修改这部著作，但是听到夫人病重的消息，他真正体会到徐庶离开刘备时所言“方寸已乱，不能为谋”的心情。周先生去美国以后，这个项目才由别人做了一些收尾工作，交给了出版社。在序中，周先生写道：

我像一个年老体弱的登山者，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攀援之后，仰望前程，离目标还是那么遥远！回顾来路，离出发点又还近在咫尺！好在科学是全人类的永恒的共同的事业，平生不了事，自有后人补。如果我们的工作能给后来的攀登者提供某些正面的或负面的经验，我就会感到心满意足了！

字面上理解这段话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以我对周先生的了解，他实际上是在检讨自己。我想，这种检讨可能是多方面的，这项工作本来应该做得更好。

王浩先生说，他的老师金岳霖、沈有鼎、王宪钧都是现代中国建树哲学、传播逻辑的先驱。他“衷心盼望他们的事业后继有人”。近年来，国内已经有人在进行金岳霖思想研究、沈有鼎思想研究的工作，也许不久还会有人研究王宪钧的思想或周礼全的思想。在这几位逻辑前辈中，金先生和周先生发表的东西多一些，而沈先生和王先生发表的东西则非常少。他们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治学严谨，在学术界却是有口皆碑。我想，大逻辑学家也好，小逻辑学家也罢，除了天赋和机遇以外，最重要的大概就是要有严谨的治学精神。这种精神，也许是后辈学人首先需要继承和发扬的。有了这种精神，也许不一定能够成为大学问家；但是没有这种精神，任凭多么聪明，终究是无法成就大学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