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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斯是苏格兰东部著名的海滨度假城市，圣安德鲁斯大学也以历史悠久而闻名，它始建于1413年，是苏格兰最古老的大学，全英国排名第三，列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之后。城北靠海有几座三层小楼，其中之一便是哲学系。眺望大海，聆听涛声，进行奇妙的哲学沉思，固然称得上得天独厚，然而奇特的却是在这座小楼看不到“哲学系”的牌子。小楼的正面有两个门，各挂一块牌子，一块是“逻辑和形而上学系”，另一块是“道德哲学系”。据说，在英国的大学里，以前常常是这样分的。合并为哲学系是后来的事情，在英格兰进行得早些，而在苏格兰则晚得多。格拉斯哥大学的这两个系是在70年代合并的，爱丁堡大学到了80年代也合并了，如今圣安德鲁斯大学逻辑和形而上学系已是整个苏格兰，也是全英国硕果仅存的这样一个系了。

我曾问英国朋友，为什么不合并呢？得到的回答是：“这样不是挺好吗？”话说得简单，却又意味深长。逻辑和形而上学与道德哲学本不是一回事，为什么一定要合并呢？

谁都知道，哲学早在前苏格拉底时期就出现了，而形而上学则是亚里士多德建立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无论是在中世纪神学的一统天下，还是在启蒙运动之后的理性王国；不管是在探索世界本原的阶段，还是在追思人类认识的时期，形而上学基本上一直是哲学思考的核心和主题。它是哲学之树的根源，缺了它好像哲学就没有了意义。它是哲学殿堂中的王冠，失去它似乎哲学王国便会黯然失色。

但是在20世纪，形而上学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逻辑实证主义者明确提出，要用现代逻辑的方法清除形而上学。在他们看来，形而上学的命题既不能用逻辑和数学的方法来证明，也不能用经验的方法来证实，因此一切形而上学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非常出名，而且风靡一时，拒绝形而上学几乎成了逻辑实证主义的代名词。当然，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后来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和批判。

形而上学的命题到底有没有意义，是不是应该拒绝形而上学，究竟能不能拒绝形而上学，无论对错，其实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在许多人看来，拒绝形而上学是非常错误的，这几乎成为逻辑实证主义不可饶恕的过失。如同逻辑实证主义者对形而上学表现出非常极端的态度一样，反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人也对拒绝形而上学表现出极端的不满和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第一次提出拒绝形而上学的绝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至少马克思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但是，马克思得到的不仅不是反对，而且是广泛的拥护。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句话至少在我国得到广泛的接受和拥护，而且熟悉它的范围绝不仅仅限于哲学界。根据对它的理解，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是改造世界的工具。我们都还记得，顾阿桃学哲学曾一度成为风靡全国的样板。即使在哲学界，长期以来，它也一直被作为指导原则。如今在北京大学装修一新的哲学系，一进门就可以醒目地看见这个口号。可见，它是多么地深入人心。但是根据这句话，哲学不仅与改造世界联系起来，而且改造世界成了哲学的主要任务。这样一来，形而上学在哲学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实际上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这不恰恰是拒绝形而上学吗？

马克思的这句话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没有上下文。它仅仅是一个提纲，因此给人们留出了充分遐想的空间。如果我们认真思考的话，实际上它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马克思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以改造世界为己任，他的理想是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种意义上，他提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是毫不奇怪的。同样，他批评哲学家的工作不行，嘲笑他们只知道解释世界，而这对于改变世界没有用，这也是毫不奇怪的。不过，这只会说明马克思是如何看待哲学与改造世界这一使命的关系的，而丝毫不会说明马克思对哲学本身的性质的看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是一位哲学家，因此他当然可以以一位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以前的哲学家及其哲学。如果在这种意义上理解，那么马克思实际上是提出了自己对哲学的性质的看法，这就是说，哲学的性质主要应该是改变世界。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有这样的看法是由于他强调哲学的应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为实践服务等等，但是不管怎样理解，难道这不是一种鲜明的拒绝形而上学的态度吗？

值得思考的是，同样是拒绝形而上学，却是有区别的。表述方式的区别自不必说，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根本性的区别。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清除了形而上学的命题以后，哲学只剩下语言分析，因而哲学是一种语言分析的活动。这实际上是把形而上学看做了哲学的核心，因此他们认为拒绝了形而上学以后，哲学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而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要么哲学家没有用，因为哲学解释对于改变世界没有用处，要么以前的哲学家都错了，他们的错误在于把哲学的性质理解错了，因为哲学的核心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所以，同样是拒绝形而上学，其实还是有根本差异的。而这种差异，可以说主要是在对哲学的看法方面。十分有趣的是，人们接受马克思的观点，却不能容忍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如果我们还想到，尼采也是拒绝形而上学的，但是在批评逻辑实证主义者拒绝形而上学的观点的人当中，接受尼采观点的人绝不是少数，我们一定会明白，这里存在着十分有意思的问题。归根结底，这主要是对哲学的看法的问题。

谈起哲学，似乎谁都有许多话要说，而且好像谁都可以说些什么。因为哲学在许多人看来，乃是最宽泛的东西。“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大概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人们常常说到“人生哲学”、“处世哲学”、“爱情哲学”，或者干脆“他的哲学”、“你的哲学”，人们形容一些与众不同的人为“具有哲学家的气质”，豆蔻年华的学生愿意读富有“哲理”的书。但是现在读哲学专业的学生却越来越少，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备受冷落。哲学目前似乎出现了空前的危机。甚至有人声称：人学当兴，哲学当亡。面对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思索。

我对哲学一直非常感兴趣。当初选择研究生专业的时候，我觉得文史哲都可以，因为觉得自己在大学里学了许多哲学，有相当的基础。后来在哲学领域从事研究工作时间久了，对自己过去学的哲学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经过这几年在一些高校和研究单位讲学，对哲学在我国的状况也有了新的认识。我想，世界上大概没有几个国家像我国这样重视哲学教育。在我国，不仅高校哲学系开设哲学课，没有哲学系的大专院校也要有哲学课。不仅学哲学的学生要上哲学课，学任何专业的学生，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工科，都要上哲学课，几乎毫无例外，而且这门哲学课是基础课和必修课。结果，无论学习什么专业，我们的学生似乎都受过哲学的训练，似乎都懂哲学。但是实际上呢？这门课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时始终要紧密结合时势和政治。与其说这是一门哲学课，不如说是一门政治课，它实际上是小学的思想品德课，中学的思想政治课的继续，是突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一种具体体现。因此在人们的意识中，哲学是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不少批判所谓“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会，曾经听说“文化大革命”前北大哲学系欢迎新生的大标语赫然写着“欢迎未来的县长、县委书记！”假如这是真的，足见即使是正宗的大学哲学系，过去学哲学也是与从政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哲学与政治是有密切关系的。

教育是要产生社会影响的。不论我国这样的政治思想教育如何必要，有什么好处，至少在哲学上产生了两个很大的负面影响。一个负面影响是，它使不少人错误地以为，哲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甚至哲学就等于政治，哲学就等于意识形态。过去政治吃香，学哲学可以做官，结果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很受欢迎。今天政治失落，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再也没有昔日“未来的县长”的辉煌。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它使不少人误以为，他们在公共课上学的那些东西就是哲学，哲学也就是他们在公共课上学习的那些东西。他们真正找工作，干事业，凭的是专业所学的东西，而不是哲学，因此哲学至多是一种装饰，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哲学的理解受到教科书中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很深的影响。在我看来，我们大概有三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因此在哲学的理解方面存在着混乱，阻碍了哲学的研究和发展。首先，我们没有区别清楚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上说，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它们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经过马克思的改造，它们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区别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讲哲学是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结晶，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而世界观是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指导一切的，尤其是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这样，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由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常常是不分的，因此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成为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

其次，我们没有清楚地区别哲学和理论。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理论研究，历来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哲学研究也是理论研究。问题是，理论研究是不是一定就是哲学研究？在实际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常常分不清楚理论文章和哲学文章。翻一翻标有“哲学”名称的杂志，不难发现，那里面许多文章充其量只能算谈了一些理论，但绝不是哲学。最明显的，如今中央提出学习邓小平理论，许多人偏偏要大讲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就好像只有讲出哲学思想，邓小平理论才会有价值似的。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以某一种思想为指导乃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不必一定是用一种哲学思想来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它包含哲学，但不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哲学，也可以是理论。但是并非所有理论都是哲学。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用它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由此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是不是邓小平理论一定也有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里面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理论里面是不是一定包含着邓小平哲学？即使邓小平理论不是哲学，即使它不包含着一套哲学思想，难道它就不能指导我们的具体工作吗？难道邓小平理论一定是哲学才能指导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实践吗？

毛泽东同志关于理论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

我觉得，这段话说得很好。但是应该看到，这段话是针对理论家说的，而不是针对哲学家说的。如果说邓小平同志是一位理论家，他就是一位这样的理论家。如果我们不分哲学与理论，认为哲学就是理论，哲学家就是理论家，因此哲学家也必须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从理论上说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的种种问题，那么我们就会把哲学局限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哲学家不是不可以理论联系实际，有些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就不说自己是哲学家，而是明确地说自己是“学了多年哲学的理论工作者，始终以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指示为座右铭”。问题是，除了与实际相结合的这些东西外，哲学是不是就没有其他内容？除了做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家外，哲学家是不是就没有工作可做？

最后，我们没有区别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习惯于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都是不科学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科学的。作为一种哲学解释，这样说并没有什么不可以。问题是我们的哲学研究一直不是单纯的哲学研究。我们没有区别清楚哲学和理论，也没有区别清楚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以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来划界，以科学还是不科学来区分，就很容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做唯一的哲学，甚至当做全部哲学。这里实际上涉及价值取向和学科性质的问题。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选择走什么道路，以什么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基础，宣传什么理论，这是一回事；而作为一门学科，它本身需要研究和发展，这是另一回事。我国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最基础的则是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教育不仅贯彻于一切工作中，而且贯彻于大学和中小学的教育中，特别是贯彻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哲学领域。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唯一的内容，至少是成为唯一正确的内容。在我们长期的哲学教学中，其他哲学都被说成是不科学的，因此没有学习的必要；即使学习，也要批判地学习，而所谓批判，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批判，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乎等于全部哲学。我们的哲学学习和研究已经不是哲学学习和研究了，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和研究。问题是，哲学的内容是否仅仅是唯物论和辩证法？哲学发展史是否仅仅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史？特别是作为一门学科，哲学是不是就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最初，它的意思是“爱智慧”。所谓爱智慧的活动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探讨世界的本原，另一类是探讨伦理政治。前一类活动一般与自然科学融合在一起，其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比如泰勒斯是天文学家，毕达格拉斯是数学家，等等。后一类活动基本与自然科学无关，其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是这两类活动的集大成者。人们说，从亚里士多德起，哲学成熟了，与其他智慧和学问明确地区别开来。海德格尔甚至认为，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还没有哲学，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还不是哲学家。虽然他认为向哲学的迈进是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完成的，但是他主要强调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他明确地说，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使哲学找到了路口，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告诉人们，自柏拉图以来被称为哲学的东西的方向究竟是什么。可见在哲学家的眼中，形而上学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是崇高的，这种崇高与他的形而上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一般承认泰勒斯是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我们大概绝不会说亚里士多德以前的思想家都不是哲学家。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由于有了亚里士多德，哲学才获得了形而上学的意义，才有了形而上学的发展。我们大概不能说形而下的哲学不是哲学，但是哲学至少可以有形而上的和形而下的之分。

究竟什么是形而上学？最好的说明就是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原话。但是这样一来，就要花费不少笔墨来解释和说明什么是“是之本质”和“本质”，什么是“是者”，什么是“真”。为了避免这样过于专业化的讨论，让我们用一种通俗的方式来进行说明。

在古希腊，形而上的哲学与形而下的哲学是相对照的。以我们今天的眼界看来，在那些形而下的哲学中，与自然科学相关的内容如今已经从哲学中分离出去了，形成了独立的学科，比如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等等。而那些与自然科学无关的内容，也有相当一部分脱离出去了，比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等，还有一部分仍然留在哲学之中，比如伦理学、美学等等。一些学科能够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形成独立的学科，一方面说明，这些学科成熟了；另一方面也说明，它们的性质与哲学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也可以说，哲学的根本性质不是由它们体现出来的。伦理学、美学这样的学科还没有从哲学分离出去，形成独立的学科（在一些国家，美学已经纳入艺术系），如果我们说这些学科还不成熟，肯定是会遭到强烈反对的，至少会招致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的强烈批评。但是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像伦理学、美学等学科也从哲学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也就是说，在哲学中，假如所有那些形而下的内容都从哲学分离出去，形成独立的学科，哲学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呢？哲学是不是就没有生命了呢？我想，恰恰相反，哲学依然会存在，而且仍然生机盎然，因为形而上学还在。这也就说明，哲学的性质从来就不是由与数学、天文、物理等内容有关的研究所决定的，也不是由与伦理、政治、心理等内容有关的研究所决定。哲学的本质乃是形而上学。

叶秀山先生在一篇回忆金岳霖先生的文章结尾处讲过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故事：

1980年我要去美国了，这虽然也是所里的安排，但推荐信是金先生的名义，而且对外国我两眼一抹黑，理应向他去请教，也辞个行。记得当时我拉着余丽嫦一起去，因为我知道金先生喜欢她，拉着她壮壮胆。谁知没有几句话我就又局促不安起来。

先是谈到英文，金先生说，你那个推荐信英文不好，我改了。的确，金先生改过的稿子，我一个字都不认得，还是现查字典才弄懂的。

金先生问，你去主要学什么？我说主要学古希腊哲学，没想到他老先生半天没有说一句话，其间余丽嫦大概还说了些我这几年在搞希腊哲学之类的意思，可他最后还是说，“我看你还是去学美学吧”。当然，金先生并不知道这些年我在做什么，他只知道五六十年代以来我的兴趣在美学；不过他老先生这个评语，却始终在鞭策着我；我要改变他这个评语，一是要把英语学好，二是要不忘努力搞好希腊哲学的研究。

如今十多年过去，金先生离开我们也很多年，我自己也不再年轻了，工作越来越杂乱，但我还注意学习英文，对希腊哲学的研究也不敢有所疏忽。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再见金先生的，那时我要问他，您看我现在怎么样？希望他能改变他的评语。谁知道呢？但愿如此。

我觉得这段故事有意思，主要是在两点。首先，金先生听说叶先生去学古希腊哲学，为什么半天不说话，最后还是劝他学美学？其次，叶先生为什么把金先生的话当做“评语”，而且念念不忘要“改变他这个评语”？在金先生的印象里，大概叶先生只懂美学，不懂古希腊哲学。这种印象可能是错的，但是金先生的态度无论如何是可以理解的。叶先生曾经对我说过，他最初学哲学的时候，想结合一些具体问题来研究，因此选择了美学。我想，这可能与叶先生在艺术、音乐、文学等方面颇有兴趣和修养有很大关系。越是这样，叶先生的态度似乎就越是不容易理解。叶先生研究美学多年，深有造诣，出国进修继续研究美学乃是顺理成章，有什么不可以？即使他改学希腊哲学多年，金先生劝他继续学美学也未尝不可，为什么把金先生的劝导看做一种“评语”呢？其实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这就是：古希腊哲学与美学是不同的。说它们不同，并不是说古希腊哲学中没有美学，而是说古希腊哲学中最主要的不是美学，而是形而上学。对于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来说，懂不懂形而上学，大概是不一样的。金先生曾经说过：“《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因此他对什么是哲学一定是有标准的。他可能不大看得上美学，甚至不关心美学。因此，他的规劝在他来说也许是一种指点，但是在叶先生听来很可能暗含着一种批评，即叶先生不懂形而上学。对金先生的这种意思，叶先生大概无法认同，至少在今天会是这样。我认为，叶先生是古希腊哲学专家，他完全有充分的理由不同意金先生的这个“评语”。但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叶先生会对金先生的这个“评语”那么在乎呢？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就在于叶先生与金先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认为形而上学和美学有是差异的，而且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种差异非常大。叶先生在和我谈论学术的时候，曾经说过哲学怎样怎样，美学怎样怎样，我知道，在他的心目中，哲学与美学是不同的。按照我的理解，他说的这种“哲学”，主要也是指形而上学。

我以为，这里的问题绝不简单。“形而上”和“形而下”说到底毕竟还是中国的东西。“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中国传统上的“道”“器”之分或“理”“器”之分明确而形象，以“形而上”和“形而下”来说明，更不难理解。但是“形而上学”却是外来的东西。它是我们用自己区别出来的“形而上”去翻译西方的“metaphysics”。所谓“metaphysics”，是指“物理学之后”。从字面的意思看，至少首先要有物理学，才能有这种形而上学。人们当然可以像物理学家那样具体地探讨世界，但是人们无疑也可以在非常抽象的意义上探讨世界，比如在时间、空间、关系等这样一些基本结构的意义上探讨世界，探讨形式与质料、原因与结果，探讨必然与可能，探讨真和假，如此等等。我们可以说中国早就有“形而上”的说法，由此我们似乎也可以说中国早就有形而上学，但是我们有物理学吗？我们的形而上学是西方这种有了物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吗？或者说，我们的形而上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而上学？我非常欣赏陈嘉映先生的“饺子”比喻。记得做学生时第一次与外国人说到中国人过春节吃饺子，我不知“饺子”的英文怎么说，但是我一描述，他们立即心领神会：“Oh, dumpling!”我学会了这个英文词，却纳闷他们怎么也会有饺子。后来出国，在市场上见到了真正的“dumpling”，才知道外国人没有说谎。但是，买来一吃，才知道那只是一种包着馅的食品。至于饺子的味道，“包”饺子的文化象征和含义，根本无从谈起。陈嘉映先生问：如果人家说人家也有饺子，我们怎么想？特别是，他是在谈论哲学这个话题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的，我觉得真是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