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一段时间，学界形成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陈寅恪热。借此机会，我了解了这位国学大师的一些生平、事迹和思想。文史学者经常引用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话：“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我也非常欣赏这句话，因为它形象，朴实。我以为，这大概是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卓然成家的现身说法。

学贯古今，一直是大学者、大学问家、大师的标志。随着西学东渐，仅有学贯古今就不够了，又增加了学贯中西这一条。大概这是中国或东方国家特有的东西，西方学者肯定会有“学贯古今”的要求，但是有没有“学贯西中”的概念，而且强调这是在思想上自成系统的必要条件，我不知道。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是没有，尽管他们经常谈论“西中比较”、“西中结合”之类的东西，甚至还批评“西方中心论”。

“吸收外来之学说”肯定不是陈寅恪先生的独创和首倡。把“吸收外来之学说”作为建树思想体系的必要条件，是不是陈寅恪先生最先提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位大学者的真知灼见，而且是关于学贯中西的一个注解。作为学者，看不到这一点，不理解这一点，“吸收外来之学说”就会流于表面，甚至成为装潢修饰。我读过一本讲中国哲学的书，作者的研究路数被某著名老学者誉为博通今古、学贯中西，我想，如果不是年龄的关系，大概作者就会被直接戴上“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桂冠。但是书后所列长长的参考文献，几乎全是中文著作和译著。这样的“吸收外来之学说”，离陈寅恪先生的意思大概相去甚远，“学贯中西”大概就更谈不上了。

“吸收”是个比喻的说法，按照这个比喻，就是要消化，消化了才能吸收，否则就会消化不了，排泄出去，或者消化不良，造成有害的影响。学贯中西，最重要的是“贯”。贯，就是贯通，因此不能一知半解。所以，“吸收”与“学贯中西”是相通的。

能够建构独到的思想体系，大概是学者的理想追求。陈寅恪先生把“吸收外来之学说”放到首位，可能是强调它的重要性，也可能是强调它的难度。不论作何理解，我想，“吸收外来之学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吸收可能会涉及种种因素，起码的条件大概是理解。而真正能够做到理解，就非常不容易。首先，我们会遇到语言的问题。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专门召集一些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开会，讨论要不要考外语的问题。如今我只记得一个学历史的研究生的发言，因为他有些慷慨激昂。他不同意考外语，认为，研究中国历史，比如清史，我们的语言当然就是权威语言，即使是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为什么要讲英语？今天，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那么严重了，外语的重要性似乎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最近几年，外语考试已经司空见惯，通过外语考试甚至成为评职称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的外语是不是就那么好了，好得能够没有阅读和理解的问题和困难了呢？这个问题，每个人自己心里最清楚。问题是，即使心里明白外语不行，是不是在努力地想办法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呢？

其次，我们会遇到文化背景和语言表述的差异问题。我的这种感受，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而且是从哲学的角度理解的。哲学理解或翻译，与文学不同。文学直接关注社会，主要是通过人物、景物、事件的描写和刻画来表达思想，如果对一些描写和刻画的理解产生偏差，出了问题，大概只是一本书或一件事情、一个局部的问题，影响不会很大。傅雷先生是翻译大师，人们对他的翻译交口称誉，但是罗曼·罗兰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译本第一句“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就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因为书中描写的是巴黎的塞纳河，哪里有“江”可言？不过，这只是修辞的问题，一般不会造成什么理解的问题。哲学则不同。哲学关注的是思想，主要通过概念表述、概念分析、概念论证来表达思想。一个概念理解错了，受其影响的往往不是一句话、一节或一章的问题，而是整本书的问题，有时候还会影响到理解一个作者的其他著作，甚至影响到理解整个哲学史与此有关的问题。比如“是”（Sein，being）与“真”（Wahrheit，truth）的问题。

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它由哈姆雷特之口说出，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朱生豪先生的翻译也是栩栩如生：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但是如果读一读原文，我们就会发现，这段中文翻译得并不准确：

哈姆雷特在这里提出一个面临选择的问题。它的字面意思是（翻译细节仍然依循朱先生）：是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是更高贵的？还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是更高贵的？因此开始的这句话“To be，or not to be”表达的乃是：“是这样，还是不是这样。”所谓哪样，就是上述两种选择。当然，后面哈姆雷特谈到了“死”和“睡着了”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理解，甚至认为，哈姆雷特归根结底是想表达一种生死观，一种在生死面前做出抉择的矛盾心理。但是无论怎样理解，开始这句话至少从字面上没有“生”和“死”的含义。尽管如此，朱先生的翻译并没有给我们理解莎士比亚的作品带来什么困难，也没有造成什么曲解。但是，对“to be”（是）的翻译，在哲学中就不是那样简单了。

西方哲学的传统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就是对“是”的追问。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们追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有人说，世界的本原是水，有人说，世界的本原是火，有人说，世界的本原是数，如此等等。而像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则追问：什么是正义（正义是什么）？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美德？等等，他们也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亚里士多德集这两类研究之大成，指出应该探讨“是本身”，从而开创了形而上学。在这样的追问中，自然涉及正确和错误的问题。于是古希腊哲学家同时追问：什么是真？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会说：一个东西是如此这般，你要说它是如此这般，就是真的，你要说它不是如此这般，就是假的；一个东西不是如此这般，你要说它不是如此这般，就是真的，你要说它是如此这般，就是假的。为了这样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甚至创建了逻辑。因此，“是”与“真”乃是西方哲学中两个非常重要的相互密切联系的概念。但是我们一直把它们分别理解为“存在”和“真理”，这样既割裂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曲解了它们的本意。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近年来海德格尔比较时髦，吸引了不少人。他最主要的著作，我们翻译为《存在与时间》。其实海德格尔探讨的主要就是“天空是蓝色的”和“我是高兴的”这样的句子中的“是”（Sein），他认为应该对这个“是”发问。他明确地说，我们不知道“是”说的是什么。但是，“当我们问‘“是”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却已经处于对‘是’的一种理解之中”。这里的意思非常清楚，而且也不难理解，因为我们问“‘是’是什么”的这句话本身就使用了这个“是”字。但是如果这句话的中文翻译是“当我们问‘“存在”是什么？’时，我们却已经处于对‘是’的一种理解之中”，他的意思还是那样清楚吗？这句话询问的是“存在”，与用不用“是”字又有什么关系呢？又比如，“是”乃是西方语言中必不可少的、非常独特的现象，作为一个概念，它又只在语言中出现，所以海德格尔说“语言乃是是的家”，这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们把它翻译为存在，“语言是存在的家”，这里的意思还是那样容易理解吗？再比如，由于“是”乃是语言中特殊的东西，而语言又是表达思维的，与思维有密切联系，因此海德格尔以及许许多多西方哲学家都要谈论“思维”和“是”的关系，但是这样的关系到了我们的手里，就成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里还有原来的意思吗？所以，理解外来之学说，乃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从事翻译的人一般都是懂外语的，而且能够被正式出版社接受出版的译著，应该说译者的外语水平还是不错的。对于懂外语而且外语水平不错的人，尚且存在这样的理解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懂外语，只能依靠阅读翻译来理解外来学问，又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陈寅恪先生只说吸收外来之学说，没有讲吸收本国之学，大概他认为这是起码的条件，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他提出的第二个条件却不如第一个条件那样明确。“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是什么意思？从字面的意思看，好像是吸收外来之学容易导致忽略甚至忘记本国之学，因此需要提醒人们注意。如果是这样，就值得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特别提到“地位”，地位自然是比较排列出来的。因此，从字面的意思看，好像在外来学问面前，本国学问地位低下，容易被忽略，因此需要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如果是这样，同样值得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呢？陈寅恪先生究竟是什么意思，一时无法解释清楚。但是从实际研究的情况看，我倒是觉得，本国之学似乎从来就没有被忘记，而且总是排在很高的地位。古希腊产生了逻辑，我国学者则说，中国是与古希腊和印度并列的三大逻辑发源地，《墨经》的逻辑思想体系可以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相媲美。古希腊产生了哲学，我国学者则说，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源远流长，而且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哲学体系。甚至不少学者以为，西方的许多学问，甚至科学都包含在我们的《易经》之中，至少在那里已经有了萌芽。至于说到更广泛的文化范围，我国学者更是信誓旦旦，认为在现有的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等四种范围中，“尤以中国的学术思想最为发达”。今天，不少人更是高唱21世纪是东方思想文化时代的赞歌。东方文化，主要还不是中国文化？至少中国文化占据显赫的位置。今天，西方有的学科，我们差不多都有，虽然在一些学科前面要加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显得有些不伦不类，比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美学”，但是，几十年来，我们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好像也已经习惯了，没有什么不自然的。总之，可以说在学术中根本看不出“忘记本民族之地位”的迹象。

我不知道是陈寅恪先生有些杞人忧天，还是今天世道变了。要么就是我的理解有问题。不过我绝不怀疑他提出的这两个条件，而且非常推崇这两个条件。没有这两条，就谈不上构造体系，更不要说学贯中西。以我的治学体验，我是做不到这两条的，因此我也不可能构造什么自己的思想体系，至于说能够成为什么“家”，更是从来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会说，作为逻辑学家或作为哲学家如何如何，那时想到的只是“logician”或“philosopher”，不过是外文看多了说顺了，嫌“逻辑研究工作者”或“哲学研究工作者”这样的说法太麻烦，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在过去的20年中，我虽然做过一些问题研究，但主要工作还是理解西学，确切地说，是理解西方哲学。我发表的两本专著，《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和《弗雷格思想研究》主要都是本着这样一个基本精神，仅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我非常欣赏著名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专家罗斯先生（W D Ross）在讲课时与一个女学生的两句对话：

女学生：罗斯先生，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这样说呢？

罗斯：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亚里士多德说的是什么。

它给人以耐人寻味的启示。史学研究是有层次的，西学研究也是有层次的。如果我们连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西方哲学家说的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如何还谈得上理解其思想，分析其优劣，吸收其精华，排除其糟粕呢？最近交给出版社的一部著作《分析哲学与哲学分析》，主要也是围绕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特别是围绕如何理解逻辑分析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发表的论文大部分也与这个问题有关。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说，吸收西学的有益成果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理解西学就非常重要。这是非常基础性的工作，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

近几年，去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访问、研究、讲学，与外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讲的主要是弗雷格和分析哲学。周先生曾建议我用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写一本中国逻辑史著作。他认为，中国逻辑史方面的资料不多，用一年的时间看一看足矣，况且我也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以我在西方逻辑史方面的水平和能力，不难写出一本很不错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著作。这样，对于我出国讲学与外国学者交流非常有利。但是我总觉得中国没有什么逻辑。周先生明白我的意思，他对我说：“那你可以写一本negative（否定性的）著作。”周先生的意见很有价值，可行性也非常大。作为史学研究，即使认为中国古代没有逻辑，也可以进行研究。比如，为什么我认为中国没有逻辑而现行的逻辑史著作都认为中国有逻辑？如果认为中国没有逻辑，原因又何在？为什么西方有逻辑，而中国会没有逻辑？等等。这个课题本身还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我没有采纳周先生的意见。一个原因是懒惰，因为写书实在是很辛苦的事情。一本书的价值往往在它的劳作上，创新和精彩之处大概就那么一两章甚至也就是几节，好比我们在家里招待客人，忙得不亦乐乎，做了满满一桌子菜，显示的是主人的好客、热情，然而真正的好菜也就是两三盘。加上现在大多数出版社对学术著作要求要有“出版补贴”，让绝大部分学者望而却步。所以我更愿意写论文，有了项目才写书。只是人们把目光都集中在一些所谓热点上，基础理论研究的项目越来越难申请。另一个原因则是我目前更对西方逻辑和哲学感兴趣。毕竟是学外语出身，毕竟是曾经不知天高地厚地以研究西学自居过，虽然今天已经感到过去的可笑，仍然难免有所偏颇。我非常钦佩陈康先生的想法：我们应该努力搞好西方哲学研究，将来让西方人不得不看我们的著作。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它确实值得我努力。退一步讲，即使有一天我雄心勃勃想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哲学家，我也必须像陈寅恪先生说的那样，首先吸收外来之学问。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进入了西方哲学这座富丽的古老殿堂，看出了它的整体结构，大致体会出了它的韵味，但是对它的许多细节还没有看清楚，因此很想尽快除去灰尘，看个仔细。中国哲学也是一座富丽的殿堂，别具魅力，好像就在不远的隔壁。遗憾的是我不能来回串来串去，怕耽误时间。只能在闲余时间，作为休息，甚至作为欣赏，到那里看一看。作为学者，我远远不如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等老一辈，即使与周先生他们这一辈学者相比，我也自愧不如。因为我有先天的不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修养方面，我们这一代人一般是非常欠缺的。如果说我有什么优点可以自慰的话，那就是对自己的这种欠缺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样可以尽量拒绝诱惑，少走弯路。

“黄埔一期”的研究生属于过渡的一代，这个信念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而且经常挂在嘴边。今天我的许多师兄都出名了，成为名人、被称为什么“家”、当了研究所的所长、研究室的主任，但是不知他们还有没有这个信念。也许此一时，彼一时。也许我没有什么出息，才会一直念念不忘这一点。我总是想，可能我们无法做到学贯中西，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个柏拉图专家、亚里士多德专家、斯多葛派专家、奥古斯丁专家、阿奎那专家、奥卡姆专家、康德专家、黑格尔专家、马克思专家、培根专家、洛克专家、休谟专家、弗雷格专家、罗素专家、胡塞尔专家、海德格尔专家，等等，那么对于我们学习和了解西方哲学不是会很有帮助吗？对于提高我们研究西方哲学的水平不是会很有便利吗？对于我们与外国学者交流不是会很有好处吗？因此对于我国整个哲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不是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吗？做不了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难道连一个专家也做不成吗？

成不了名家，当一块铺路石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是如今想“过渡”似乎也非常困难。1981年研究生毕业来到逻辑室的时候，我是室里最年轻的。如今将近20年过去了，我竟然还是室里最年轻的！在学术研究领域，我们都希望后继有人，可怕的是我们在许多学科恰恰都是后继无人。这个问题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大概也是非常严重的。前些日子读《姜丕之文集》，看到一张1963年的照片，那是哲学所西方哲学研究室的合影：贺麟、姜丕之、温锡增、杨一之、管世滨、王玖兴、汝信、侯鸿勋、叶秀山、王树人、余丽嫦、薛华。可谓老中青，人才济济。如今再让西方哲学研究室的人照一张合影，大概会让人产生人才凋零之感。学术的繁荣与萧条，与大气候是直接相关的。80年代西学的翻译研究正经热闹了一阵子，如今冷落了许多。不少人不再搞西方哲学了，而去搞中国哲学或思想文化。我并不反对搞中国哲学和文化。但是我不知道那些由西学转中学的人、特别是那些有相当西学研究能力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他们是觉得西方哲学已经搞通了，搞得差不多了，还是别的什么？谁都知道，搞西学我们没有优势，明确可见的成果是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而且洋人也不会把我们看在眼里。搞中学则不同，我们似乎有天然的优势，就凭黄皮肤、黑头发，往那里一站，你讲的就会给人一种原汁原味的感觉。数一数站在美国哲学系讲坛上的中国教授，十有八九是讲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文化。要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从搞西学转到搞中学似乎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一些人似乎也搞出了些名堂，俨然有了什么“家”的模样。可是这样下去，不仅建立不起来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的思想体系，甚至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上也会出现断代。也许，这种断代已经出现了！

我觉得，学贯中西难，难就难在陈寅恪先生提出的那两个条件。而且它们仅仅是两个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即使做到这两条，也不一定做得到学贯中西。但是做不到这两条，学贯中西想都不要去想。学贯中西，是一种学术境界和水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作为学者，我们应该凭心去做，认真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