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月，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不少朋友和我谈起它，称赞不已。一位朋友在电话中说：“你别的文章我是看不懂的，这篇文章我看懂了，写得好！”1997年底，我给《中华读书报》写了一封信，指出它发表的一篇文章有严重错误。来年3月，编辑把我的信加了一个醒目骇人的标题发表了。结果许多朋友都和我谈起这篇短文，有人还向我索要。后来我在大学里讲学，人们几乎都提到这两篇文章。一些朋友建议我多写这样的文章。他们说，这样的文章读者多，影响大。

其实，这两篇文章虽然谈到学术，却不是正而八经的学术论文，而是有感而发，写得非常随意，也没有花费什么精力，我并不觉得怎样。我看重的还是自己发表在《哲学研究》一类专业杂志上的学术论文。它们是我几年、甚至十几年潜心研究的结果，是货真价实的学术产品。遗憾的是这些学术论文反而没有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学者，当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变成铅字的时候，一定是满怀喜悦的，大概没有谁会对自己的论著抱着不屑一顾或者无所谓的态度。一个学者如果能够成为名人，大概会很高兴，这也是不少学者梦寐以求的。否则，解放后和“文化大革命”中不会有那么多学者真诚地批判自己成名成家的思想。成名的方式多种多样，学者成名，也许主要就是抛出自己的学术成果，随着这些成果产生影响，自己的名字也被人知晓。

在我的那些学兄中，周国平大概是最出名的了，我看到戴在他头上的桂冠有“哲学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不知将来还会不会有“文学家”、“思想家”这样的称誉。我想，有了“散文家”、“诗人”等美誉，也许叫“文学家”指日可待。既然被称为“哲学家”，大概离“思想家”也不远了。在朋友圈中我曾说过，周国平的散文别具特色，有些作品别人是写不出来的。他的哲学素养使他可以在抽象的层面上谈论人生、理想、爱情，质朴自然，富于哲理，会深深地吸引和打动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会使他们思索未来，浮想联翩。这使那些没有学过哲学的人难以望其项背，他们只是生搬硬造一些警句和哲理，总让人觉得一只脚在天上，一只脚在地下。我曾专门向国平兄索取《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一书，我想，读它落泪者一定不是少数。不过，周国平越是出名，离学术似乎反而越远。他在文化界越来越红，在哲学界却有些默默无闻。这些年来，他几乎不写学术论文了，偶尔写的一两篇，也不会让人与“名人”联系起来。学术与文化是有差异的。许多文人不清楚这一点，但是我想，周国平是一个学者，他是知道的。他的成名作是《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他说，这本书“不敢自命是一部严格的学术著作，它充其量不过是阅读尼采著作的札记和感想的汇集”。这里固然反映出他本人谦逊的性格，但是也说明他对于真正的学术研究的认识。人们喜欢读他那些广泛流传的优美散文，却不大知道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翻译尼采全集。除了对尼采的特殊喜爱以外，大概还有学者对于学术的追求。翻译尼采全集，这是真正的学术工作。将来，这项工作肯定会奠定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只是这绝不会像写散文那样来得轻松容易。

周国平大概可以算是一面镜子，多少反映出学者与名人、学术与文化的差异。一个学者可以成为名人，而且一个有名的学者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可能会比其他背景的名人的影响要大得多。我们当然不能说学术不是文化，但是至少可以说，文化与学术是有很大区别的。文化需要文人和学者，而学术需要的是学者。作文人出名比作学者出名大概容易得多。如今，20岁上下发表小说、散文或诗歌甚至得到好评，因此获得作家、至少是青年作家称号的，大概不算什么新闻，但是在这个年龄能够发表学术论文并且得到承认，大概很难。许多作家非常出名，但是从不被称为学者。一些学术研究人员没有那么出名，却被称为学者。以文人而出名和以学者而出名毕竟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文化传统向来不大区分文人和学者。“学而优则仕”典型地体现了读书与仕途、文化与政治的密切联系，状元及第则是读书的最高追求。在封建社会，文人是“御用的”，在建国以后，学者也没有独立的学术地位，因此也就形不成真正的学者意识。前一段之所以会形成陈寅恪热，原因有许多，但是学界最推崇的还是他誓死不二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我以为，这是一种真正的学者意识，它旨在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我不反对提倡学术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我认为绝不能以此就剥夺学者追求为学术而学术的权利。没有学者意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文化就无法真正区别清楚。

不区分学术与政治给学术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不区别学术与文化对学术发展就没有阻碍吗？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个特点是分门别类，当然由此也产生出跨学科的研究，不过基础还是分学科。另一个是各门学科除了专门的研究外，还有史学的研究。各科学者可能是出于对本学科的钟爱，总是愿意回顾它丰富的历史，追寻它那悠久的起源。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许多学科的源头竟然都是亚里士多德。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当然不能说，亚里士多德是所有学科之父。但是，他至少是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方法论等学科的创始人。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亚里士多德具有十分特殊和重要的地位。他对西方思想文化的贡献和影响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领域，而是渗透方方面面，特别是他在众多的领域中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根本倾向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能够获得同样评价的人大概是孔子。但是如果仔细比较一下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两位思想大师对人类的贡献中，有一个十分显著的区别。亚里士多德创建了一些学科，还区分出一些不同的学科，由此奠定了西方学术研究发展的基础；孔子没有做这样的工作，而是提出了一套思想，由此形成了儒家文化。当然，这种差异只是一种现象，值得思考的是：这种现象反映和说明了什么问题？

我的回答是：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在这一点上，我们丝毫不比西方逊色；但是我们缺乏学术传统。应该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做过多少深入的研究，因此我的答案不一定对。真正说清楚这个问题，大概需要首先给“学术”下定义，给“文化”下定义。我只是觉得，文化属于更大范围的东西。学术则不是这样。学术的发展是与学科的区分和建立联系在一起的，是建筑在学科的区分和建立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学科的概念，学术问题就无从谈起。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分类，比如经、史、子、集的区分，但是与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学科分类是根本不同的。西方思想最初是如何传入我国的，我说不清楚，但是早在元朝，语法、修辞、逻辑、音乐、算术、几何、天文这七艺却是作为七个不同的学科传入我国，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接受它们，那是我们的问题。西方的学术思想史可以从学科的角度探讨学术的起源和发展，推而广之，由此也可以探讨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但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史能不能这样做，这样做的结果是不是那样令人信服，就值得思考。比如，西方有语法这个学科，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公元前400多年的时候，普罗泰格拉就已经区别出祈使句、疑问句、回答句和命令句等不同的句子类型。大约在公元500年的时候，普里希安的《语法基础》一书已经对拉丁语语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它按照语言的复杂程度区分语言要素：最小单位是字母，字母组成音节，音节形成表达式。此外它还区别出名词、动词、分词、介词、代词、副词、感叹词、连词等等。中国自从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出版以后，形成了语法这个学科和研究。如今也有了汉语语法史这样的著作。但是汉语语法史究竟该如何撰写？又比如，西方有逻辑这门学科，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摆在那里，一直流传下来，而且研究不断。逻辑传入中国以后，我们知道了逻辑，也有了逻辑，同时也形成了逻辑史的研究。中国逻辑史一直追溯到先秦，研究者说我们自己也有逻辑，这就是古代的名学或名辩学，甚至认为它可以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相媲美。至于其他的，像算术、几何、天文等等，我们什么没有呢？我不认为不可以进行这样“有没有”的探讨，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学术的意义上，即在学科的意义上来探讨有没有，这样就需要探讨学科的性质和对象，并且在这样探讨的基础上来探讨有没有。否则，不管怎么说，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如果问学术需要什么样的人，那么回答一定是：学术需要学者。但是如果再问：学术需要什么样的学者呢？我想，回答可能是：学术需要专家。在我们的习惯用语当中，“专家学者”也常常是连在一起的。“专家”的含义可能更广泛一些，指的是擅长某一领域或某一项技术的人，而这里的学者指的则是对某一门学问有专门研究的人。所以，学者一定要专。当然，大学者可能会很博，但是大学者之博，往往意味着在许多领域里都很专，因此不专一定不行。“专”大概是一个学者的起码条件。如果我的这种理解是对的，那么一个具有学术传统的国家，一定不乏专家。看一看西方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许多专家。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家确实有许多可以引以为豪的杰出学者。最有趣的是它们的构词法，称谓一个擅长或精通某一学科和领域中的人就是在那个表示学科的词之后加上一个名词词尾，这样就有了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等等说法。细想一下，能被这样称谓的，无论是不是“great”［（伟）大］，不都是专家吗？因此，当我们也有了这些学科以后，我们也希望发展这些学科，培养自己的学者。我们呼吁要培养自己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等等，说到底，我们还不是在呼唤自己的专家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学者之“专”往往被人们忽略。

有人描述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的现象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一些文章猛烈批评这种现象。真不知道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好！我倒是觉得，我们现在太缺乏学术精神和专家意识；名人太多，而专家太少。比如，有一篇文章认为，鲁迅之所以是鲁迅，可以没有《中国小说史略》，但是不能没有《阿Q正传》。强调思想和思想家的重要性不能说不对，但是这种看法显然表现出一种对学术的轻视。令人吃惊的是文章的作者恰恰是在批评中国缺乏学术传统！谈到对人类的贡献，人们大概会毫不迟疑地认为思想家比学者和专家更值得推崇和尊敬。国内现在也有一些人在谈论如何做思想家。我尊重思想家，也不反对多出一些思想家，而且我特别希望我们能够多产生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但是我想，思想家大概不是有目的做出来的，也不是能够精心培养出来的。无论如何，如何做一个专家和学者，如何培养一个专家学者，我大概是可以说清楚的，但是如何做一个思想家，如何培养一个思想家，我是说不清楚的。

说哥德尔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逻辑学家，一点也不过分，因为他对现代逻辑的发展做出了杰出和卓越的贡献。这样，人们也可以说他是伟大的科学家。但是王浩认为，说他是哲学家兼科学家才更为贴切。还有不少人称他为伟大的思想家。实际上，哥德尔一生从事基础理论的研究，远离政治，对他研究的课题以外的事情不甚关心。他不像罗素那样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同时热衷于政治，甚至不惜坐牢。他也不像乔姆斯基那样在学术研究上独树一帜，同时又撰写漂亮的政治檄文。除了数学和逻辑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外，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真不知道大思想家的称谓从何而来？也许英文的“思想家”本来并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不过是在“思想”（think）这个动词加上一个表示人的名词结尾（thinker）。但是这样一个称谓用在哥德尔的身上，一定不会是这么简单。

也许，这里的问题远没有那么复杂。说白了，一个像哥德尔这样只注意专门领域研究的专家，之所以会得到远远超出其专业领域的评价和关注，就是因为他的专业研究对人们有用，而且这种用处远远超出狭隘的专业局限。但是，我仍然想问的是，一种像完全性定理和不完全性定理这样专门的数理逻辑研究如何能够在它们的领域之外产生深远和持久的影响？如果这样专门的基础研究可以在专业领域之外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么为什么今天许多人却不重视专业领域的基础研究呢？如果可以说哥德尔为我们树立了一种从专家到思想家的楷模，那么今天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还会因限于专业的限制而自责或受责吗？我不知道，人类文化思想是不是一个整体，每一个学者是不是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从事这一工作，但是我绝不相信，人文精神注定要以关注社会问题、或者主要要以社会批判的方式才能体现出来。

谈到哥德尔，顺便也可以说一说爱因斯坦。哥德尔和爱因斯坦是好友。他们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又都被称为大思想家。相同之处是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做出了非凡的成就。不同之处是在专业领域之外爱因斯坦爱发表议论，而哥德尔则沉默寡言。我至今仍然不明白爱因斯坦说哥德尔的理论极大地动摇了逻辑的基础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哥德尔的完全性定理和不完全性定理乃是现代逻辑的重要成果，也是现代逻辑的重大发展，完全性定理使一阶逻辑理论成熟，而不完全性定理揭示了形式系统的一种内在局限性，恰恰促进了现代逻辑的发展。因此当我看到有人引用爱因斯坦的这句话来批评逻辑的时候，我为爱因斯坦感到遗憾，同时更感到哥德尔的伟大。爱因斯坦是伟人，同时也是名人。他的伟大在物理领域。依据他在物理学领域中的思想是研究的态度，而引用他在其他不擅长的领域的话，则是希望产生名人效应。名人效应应该属于商业，而不属于科学。目前追求名人效应的方式多种多样，结果大概只会是糟蹋了学术。哥德尔有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留下了用一种速记方法撰写的1000多页哲学手稿，600页集合论和逻辑手稿，还有几篇几乎可以付印的论文。他写下了那么多哲学笔记，却没有发表，这无疑令人费解；但是，不说总比乱说要强，尤其是大学者大名人！

在社会上，人们关心和关注的是名人，而不是学者，尽管不少名人都标榜以学者。新闻媒体非常乐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炒制名人。在被炒制的名人中，除了文化名人、艺术名人、体育名人、企业名人以外，还有学术名人。我们不能说新闻媒体不关心学术，但是它们更重视的可能还是名人效应，因为由此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问题是许多学者乐得在电视上露脸，名字见诸报端。一些评论挖苦说，这些学者板着一张叫人不爱看的脸，坐在那里说三道四，让人品头论足。由于谈论的话题往往是学术以外的事情，讨论的范围出圈了，有时候难免胡说八道，因此评论大呼“掉价”。邀请或吹嘘学者也好，讽刺或指责学者也罢，反正媒体获得了经济效益，读者和观众看了热闹。至于学术的地位和价值，这本来就是学者自己的事情，与媒体和老百姓又有什么相干？我觉得媒体和老百姓没有什么不对。出问题的是学者自己。如果我们完全忘记了学者是干什么的，或者甚至搞不清楚学者应该干什么，整日热衷于非学者能力所及的事情，到头来大概也只有自认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