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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社会上下一齐欢庆，新闻报道连篇累牍，好不热闹。在一片颂扬声中，几声冷静的批评更让人叫好。在批评声中，人们重提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且演绎着各自理解的蔡元培教育思想、北大精神和北大传统。在各种不同的解释中，一种比较一致的意见和主调是：北大应该以培养具有批判意识的思想家为主要目的。

这种看法无疑是有道理的，而且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尽管如此，它仍然值得深思。中国教育落后，因此人们把大学教育看得很重。上大学者如同一步登天，大学生素有“天之骄子”之感，喜欢指点江山。办大学者觉得肩负拯世救国的重任，除了传授知识以外，往往还要提出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其实，这里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也体现出我国普遍文化教育水平比较低下。大学不过是基本的素质教育，这种素质主要应该通过吸收各种各样的知识自然形成，而不是通过被灌输什么理想而形成的。人们常说，学文科的和学理工科出身的人不一样，即使同是北大毕业。这种不一样，不是由于他们接受了不同的理想教育造成的，而是由于他们学习的知识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知识结构，在学习不同知识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法，养成了看问题的不同方式，甚至造就了不同的性格、气质和风度。我觉得，学校就是传授知识的。教知识，学校是有办法的，而且可以非常明确具体地说出一二三来。至于说培养思想家，或者有什么批判精神，我总觉得有些“玄”，和过去常说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差不多。近年来，人们常讲批判精神。我却常想，科学家有没有批判精神？科学家的批判精神是从哪里来的或如何形成的？哲学家有没有批判精神？哲学家的批判精神又是从哪里来的或如何形成的？

看到这样的批评，也使人联想到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的一些讨论。不少人不就是认为知识分子是应该具有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的人吗？在回顾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学术的时候，一些人批评知识分子越来越走技术化的专家的路子，认为知识分子这样做实际上是丧失了批判精神。甚至有人把知识分子划为三类：幕僚知识分子、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有人甚至认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应该有特别的所指，它意味着独立，而不是依附于权力，应该对国家及得势者有公开的批判和审视，应该因为独立性而引起异议，应该反抗一切公开的或隐蔽的压力操纵，应该是体制的和权力的主要怀疑者。我认为，这种关于知识分子的看法是很成问题的。

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大概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或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都能给出比较有道理的定义。但是无论如何，知识分子的定义应该与他们所从事生产活动的方式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在我国一直是非常糊涂的。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中曾经说：

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

按照周恩来的说法，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之所以可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上过学。大学没有毕业，也没有在大学里学到什么东西，因此是“中等”知识分子。推而广之，如果大学毕业，或有更高的学历，大概就是“高等”或“大”或“高级”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上过大学或者没有上过中学，大概就是“低等”或“小”知识分子。因此，上过学就是知识分子；按照上学多少，可以分为小知识分子，中等知识分子和大知识分子或高级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是不是知识分子，并不是根据所从事生产活动的方式决定的，而是根据自身的某种素质决定的。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工人的定义、农民的定义、解放军的定义都是由他们从事生产活动的方式决定的，唯独知识分子不这样定义，就好像我国的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确定的生产活动方式。实际上，知识分子过去一直被说成是“毛”，难道不是表明他们没有确切的地位？他们是附在别人身上的毛，因此不能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只能是处于依附地位，因此必须走与工人和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必须接受他们的改造。即使改革开放以后，科学技术被看做是生产力，甚至是第一生产力，科教文化受到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了改变，也仅仅被说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仍然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当然，即使过去知识分子能够按照其特有的生产活动方式来定义，广大知识分子可能也不会改变他们曾经遭遇过的那些命运。但是，没有明确的知识分子概念，知识分子的定义不清楚，知识分子的地位就无法确定，他们也就无法合理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地位。

我无意于对知识分子下定义，但是我想，知识分子总是要与知识有关才对，比如说是与直接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有关的一个群体。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总要看他从事生产劳动的方式与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有没有关系。比如一个人没有大学毕业，或者根本就没有念过大学，但是他在小学里教书，我想，他应该属于知识分子，因为他直接在传播知识。当然，这样的知识分子文化层次可能低了一些，但是在他所处的氛围中，他的文化层次依然是高的。国家领导人可以算政治家或公务员或职员，但是无论有什么学历，也不能说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工作与直接创造和传播知识无关。一个博士在一家公司当经理，他可以是企业家、事业家，管理人员，但是他不是知识分子，因为他的工作与直接创造和传播知识没有关系。如果上了大学就算是知识分子，那我们还提倡提高文化素质干什么？只要简单地讲多造就知识分子不就成了？我想，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这样一个大的群体得不到很好的社会定位，对于有效地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从而有力地推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发展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文人和学者无疑同属于知识分子。但是，当我们探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明确知识分子的性质和地位，而不要仅仅限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意识，那样的话，知识分子难以摆脱舞文弄墨的酸儒形象。谈论知识分子的使命时，我们更应该明确知识分子的作用，而不要限于自己狭隘的好恶眼界。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提倡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最好不要自己喜欢关心政治、关注社会、针砭时弊，就把知识分子定义为“要有社会批判意识的人”；也不要自己看不起或者不愿意进行专业化的研究，就批评知识分子不应该埋头于狭隘的专业研究；更不要认为只有自己有社会使命感，而别人都没有社会使命感。我想，大部分知识分子其实是关心政治和关注社会的，只是关心政治和关注社会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针砭时弊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形式，虽然它来得直接一些，但绝不是唯一有效的形式。

我国有一个现象，国家领导重视知识分子的时候，往往会出席知识分子的一些重要会议，征求和听取他们的意见，还要接见知识分子的代表，合影留念。我想，这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独立的群体，几乎都是专家。近十年来，国家领导接见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的次数大大超过了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的次数。谁也不能说，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是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就不是专家，但是中科院的学者们毕竟是被作为专家看待的，由于他们是专家，中央就需要征求和听取他们的意见，否则发展四化就是空话。我不认为这应该是知识分子表达思想和意见的唯一方式，但是它至少说明，知识分子真正说话管用，大概还是要凭借专家的身份说出专门的知识。

1989年以前的十年，大概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最为发展的时代，可能也是人文知识分子最春风得意的十年。但是，如果仔细思考一下，仍然不难发现，这种风光最终还是由于获得了中央的支持。那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得到了小平同志和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支持，它来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来自“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正是这场大讨论为许多哲学家、理论家提供了舞台，也使一些专家学者抛头露面，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有这样一场声势浩大遍及全国的理论讨论，谁能说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不重要呢？即使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专家学者在论述科学是生产力、社会科学也是科学的时候，仍然理直气壮地以当年这场大讨论为例来说明问题：如果没有这场讨论，理论上的许多混乱就不可能澄清，两个“凡是”就不可能批倒，“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遗留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人们的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放，因此也就不可能放开膀子大干“四化”。即使是那些从来也看不起社会科学的科学家大概也不会不承认这个事实。究竟是政治需要知识分子的支持，还是政治顺应了知识分子的意愿，这是史学家、政治学家研究的问题，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知识分子能够发挥作用，主要还是得到了政治的有力支持。

1989年以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大大受到冷落，对比中央领导接见两院专家学者的次数就会明白这一点。这种情况可能有多种原因：也许在国家领导人中学理工科出身的人比较多，所以他们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而忽视社会科学的研究；也许国家领导人认为，我国自然科学的研究落后于国外，而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先于国外，因此自然科学需要大力扶植；也许国家领导人认识到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需要发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比如资金问题）顾不过来，只能先抓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也许还有其他许多原因。但是不管有什么可能性，出于什么原因，今天国家领导人重视自然科学，就会尊重自然科学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如果有一天，他们也意识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重要性并且也认识到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极其落后需要大力发展的时候，难道还不是要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依靠专家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吗？

所以，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主张做专家的。专家肯定会有社会影响。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我们就应该搞好科研，成为某一个领域或几个领域的专家，在这些领域内，我们的见解就会有影响。有些专业领域不太容易产生社会影响，有些专业领域容易产生社会影响。专业所限，顺其自然，也只能如此。但是从整体上说，知识分子凭借他们的专业知识肯定会产生和形成影响，区别只是大与小、直接与间接、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谈及影响，很难简单地一概而论。自然科学历来有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这些研究的成果肯定会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有些影响是直接的，有些影响是间接的，即使是最间接的影响，最终也会变成直接的。比如空间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最初完全是看不到结果的，无论如何想象和描述，也很难说它会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但是今天这种研究的结果竟然是非常直接的，比如我们可以坐在家里收看地球的另一端举行的足球比赛。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大概不太容易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明确地区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因此具体学科对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影响也比较难说。说它影响大吧，许多人却会认为它没有用；说它影响小吧，一种理论、一种宗教、一种信仰却会决定、支配或改变成千上万人、甚至几亿、十几亿人口的命运。即便如此，这种影响似乎也不是像看电视转播和进入互联网那样物化和直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确实有其特殊性。

说到特殊性，最有意思的大概是有些人文学科确实很难说对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比如说形而上学。且不要说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商人经商不需要它，就连科学家研究原子弹、文学家写小说、经济学家制定经济理论也不会需要它。甚至许多搞哲学研究的人不是也可以拒绝它吗？像形而上学这样的东西，你可以说它没有用，但是你能说它不是人文科学吗？可是，即使你说它是人文科学，你能明确地说出它有什么用吗？

“科学”本是我们请来的“赛先生”，英文是“science”，它可能也有来自拉丁文“scire”（知道）的涵义，然而主要的意思是关于物质和物理世界的性质和行为的系统研究。不过这个词在德文中是“Wissenschaft”，它的动词是“wissen”，即“知道”。因此德文中“科学”这个词明白无误地表示有“知道”、“认识”的意思。所以，胡塞尔才会说，科学（Wissenschaft）这个名称意味着它与认识（Wissen）有关，科学首先是一种人类学的统一，是一种思维行为、思维心境连同某些有关的外在活动的统一。在这种意义上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争——谁是科学，谁不是科学——似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形而上学毫无疑问也是一种“科学”。剩下的问题是：它有没有用？或者它有什么用？

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因为它会思考。这种思考的主要表现大概是人的思维活动，具体的结果大概就是对周围世界的认识、理解和解释等等，由此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认识”或“科学”。对于人的这种特性，一般称之为理性。是不是理性，不过是一种说法。总之，人的长处在于能够思考，人的主要特点也在于能够思考，这种思考不仅决定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形成了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但是我们大概很难分得清哪些思考是有用的，哪些思考是没有用的，哪些思考是有益的，哪些思考是无益的。而且，即使我们可以分得清楚，甚至可以作出规定，我们大概也无法阻止人们进行思考，因此我们无法规定人们思考什么，不思考什么。科学是思考的产物。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内容显然是有用的，但是也有一些内容不是那样直接有用，甚至几乎被认为是没有什么用的。但是不管怎样，它们是人的产物，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对于这些学科，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仅仅依据有用没用来看待；对于它们的价值，我们更不应该带着像春种秋收那样的见识和愿望来评价。今天，我们把计划生育已经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认识到人口是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负担，不知是不是会为当初拒绝和批判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这样一种学术理论和研究而后悔不已？今天我们有了文物保护意识，甚至发现文物保护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不知是不是会为当初没有听从梁思成等专家的意见，破坏了北京完整的古都风貌而叫苦不迭？1998年的洪水实实在在地教训了我们一次，不知在一派气吞山河团结抗洪、感人肺腑万民赈灾的壮举中，全国上下是不是明白了专家学者多年来呼吁不要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的良苦用心？其实，往往事到临头，人们才后悔以前没有听从别人的教诲和劝诫。没有听的原因，往往是因为觉得没有用。可是实际上真是没有用吗？

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是因为老人见多识广。但是在科技文化如此发达和发展的现代社会，这样的老人已经不太起作用了。真正起作用的是知识，是对知识的创造、传播、把握和应用。因此，知识分子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如果我们仍然不能很好地确定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仍然不能正确地对待知识分子，仍然不能尊重知识分子的意见，那么带来的后果就远远不是“吃亏”二字可以承担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