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天气阴沉沉的。中日友好医院太平间的门前聚集着几十人，大部分是哲学所的同事和我研究生时代的同学，大家来这里送别学兄宋祖良。由于过度劳累，精神紧张，受到压抑，他已是这样离开我们的第二位同学了。1990年默默躺下的巫寿康性格孤僻，平日里独往独来，与大家鲜有交流，似乎是悄悄离去。但是宋祖良为人诚恳，处世认真，做学问也很刻苦，与大家一向交好。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住在十一学校，我们常在一起打篮球，那时国家女篮的宋晓波大红大紫，大家就叫他“晓波”。如今他突然离去，犹如晴天霹雳，人心震动，惊愕不已。老同学相聚于这样一种场景，心情复杂，一言难尽。我对苏国勋说：“老苏，你要多注意身体啊！”他说：“哎，昨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还记得念书的时候我给你介绍对象吗？一晃快20年了！如今就你还年轻！”在无声的落叶中，这话充满了深深的怀旧，也带有几分沧桑。

人总是会回想起往事的，个中滋味，酸甜苦辣，喜怒哀愁。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其实我刚过不惑之年，远远没有到应该怀旧的时候。但是我的一些好友，也是学兄，却早已知天命。也许经常与他们在一起，心理不免带上几分“老”态。今年，几位学兄竟然该退休了，不由你不动情。

我们那一届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有三十几个人留在哲学所，如今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可以称得上是“年轻”的“老资格”了。不少人说我幸运，40岁就评上了研究员，前几年所长在一些场合介绍我的时候总要加上一句：“这是我们所最年轻的研究员。”40岁的教授大概到处都是，但是能在哲学所当研究员，而且在40岁这个年龄评上研究员，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情。以前我听一位老副研说过：“要当就当哲学所的副研！”尽管我常说，评职称就是“过家家”，够资格就参评，至于评上评不上，是不能当真的。但是想到一些学兄至今还没有评上研究员，我确实是幸运。有时候我开玩笑说：“我为哲学所研究员的年轻化做出了贡献！”当然，这是前几年的事情。如今有了破格晋升的研究员，才30岁出头，比我可年轻多了。

其实，“幸运”的评价我听得多了。当初上大学的时候，我的那些朋友、他们的父母，还有许多兵团战友，都说我幸运。研究生毕业留在哲学所，1983年出国留学，都有人说我幸运。如今一双儿女，聪明伶俐，招人喜爱，周围的人更是说我有“福气”，当然福气也是幸运。一个人幸运，肯定是好事情。但是，一个人如果总让别人说“幸运”，心里可能会有不大舒服的地方，好像他的一切都是坐享其成，是上帝的特别恩赐。

23岁读研究生，18岁上大学，今天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在我所处的那个时代，“幸运”大概是最贴切的描述。然而，14岁下乡，是幸运的吗？没有14岁下乡，哪来的18岁上大学呢？14岁，这是一个童工的年龄。我清楚地记得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在我身边低声哭泣。我闭着眼睛装睡，只觉得有些紧张。回想起来，她一定不会觉得我幸运。那一个夜晚，而且每一个那样的夜晚，不知有多少母亲在子女身边流泪。不论是14岁，还是16岁，想到他们翌日就要远离父母，到几千里以外的农村落户，即使高喊着走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哪一个母亲又会有“幸运”之感？

同样是上山下乡，我在的客山农场是相当不错的，条件虽然艰苦，却从来没有饿过肚子，每个月还有32元的工资，比起一些到贫困山区和边远地区插队落户，一天工分只有一两角钱，甚至只有几分钱的知识青年不知好多少倍。比起他们，我们不是幸运多了吗？同样是兵团战士，许多女知青受到人身伤害，比起她们，我们不是更幸运吗？再想想那些如今默默无闻长眠于黑土地下的兵团战友，我所有的又岂止是幸运？

我有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铁哥们儿”，是我兵团时的战友。他们没有我那么幸运，直到1976年以后大批知青返城的时候才陆续回到北京。回京后他们工作找得还算比较顺利，如今差不多都当上了经理，事业有成。比起那些回城后长时间找不到工作或者如今下岗或面临下岗的知青，他们是幸运的吗？许多当年的知青今天已经成为大大的名人，有了汽车，住上了公寓，他们就是幸运的吗？尽管一些成功者可以把农村看做是塑造自己智慧、品格、意志、胸怀的天地，把那里的生活描绘成自己走向辉煌顶点的基础，尽管黑土地的情怀使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在一些作家的笔下变得可歌可泣，甚至披上绚丽的光环，但是我们能说赶上了那样一个时代并投身于那一场洪流是我们的幸运吗？

幸运还是不幸运，大概是命运。一个人的命运可能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是当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个人是根本无法选择和把握的。1969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达到了高潮。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怀着“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豪情壮志，主动报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师54团。回想起来，这是我们的自愿选择吗？我们许多人当时确实没有想过不去。但是即使我们不想去，我们能够留在城市吗？

1969年的9月18日，我们乘专列离开北京，20日凌晨到达客山，下火车的时候下起了小雪。我被分在4营25连，乘卡车于当日上午到达连队。下车后有一个人宣布了分班排的情况，然后解散，再也无人过问，各自回宿舍。我和三个人被分到一间刚刚盖起来的房子，窗户还没有安装好，挂着塑料纸。炕刚刚盘上，一个哈尔滨知青在烧炕，炕面上漂浮着一层水蒸气。这时，一个1968年去的上海知青走过来说：“你们是从北京来的？是被骗来的吧？我们也是被骗来的。”他的话说得十分平静。我们几个人茫然不知所措。如今，兵团生活已成为过眼烟云，唯独刚到连队的这一幕，永远是那样栩栩如生。

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是无法选择的，有时候又可以选择。当无法选择的时候，想选择也没有用，但是当能够选择的时候，自己选择的其实不是命运，而是机会，只是这机会最终可能会支配自己的命运。选择的机会有时候多些，有时候少些。当然，机会对每一个人并不均等，对有些人可能多些，对有些人可能少些，但是一旦机会降临到一个人的头上，对他就是百分之百，问题是他能不能把握机会。把握机会可能涉及多种要素，最主要的大概还在于一个人的素质和愿望。

我上大学是在1973年，也就是张铁生交白卷的那一年。离开连队以前，连长请我到家里吃饭。他是当地人，平时我和他直接接触不多。他说：“你不该着急走，应该等着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再走。”那天晚上，我们聊了许多，只有这个话题我没有答腔。“把组织问题解决了”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我不敢吭声，因为我怕伤害连长。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四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大家能选送我上学，说明我干得不错，在大家的印象中也很好。虽然从来没有高喊过“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的口号，但是如果不是上大学，我仍然会在那里安心干下去。只是一想到读书，我确实有些迫不及待。比起上学读书，其他一切都变得黯然失色，甚至毫无意义。因此我一心想离开这片生活和工作了四年的土地，义无反顾。

上大学是我的愿望和选择，但是上什么大学，选哪个专业却由不得自己。分到我连的北京名额是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贫下中农选送了我，我就得读这个专业。因此，学习英语专业纯属偶然。这也是歪打正着。“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教学体系，除了教学时间无法保证以外，课程被砍得乱七八糟，不成体系，加上学员程度参差不齐，像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是很难进行系统教学的。外语教学当然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和破坏。但是不论是学《北京周报》，还是学结合学工学农学军而编写的教材，反正学的是外语，即使“黄油”、“面包”这样的词汇被当做是资产阶级的，因此从教材中统统删掉，代之以反映时代气息的“工农兵学员”、“上、管、改”这样的内容，毕竟学习了外语词汇。一上大学，老师别的不敢讲，却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我们，马克思说，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因此我们应该努力认真学好外语。马克思这话说得不错，但是直到研究逻辑以后，特别是有了一些研究经验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它的重要意义。我觉得，上大学学的是英语，这大概确实是有些运气。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一机部标准化研究所当翻译，这又是没有选择的。整天和螺钉、螺母这样的概念打交道实在索然无味，因此我考了研究生，只是最后选学逻辑专业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可以说，在几个关键的时期，我虽然做出了选择，自己的命运却主要不是自己左右的。今天回想起来，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会自愿选择去兵团吗？假如不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我能够选择上大学吗？假如周先生不去西语系要考生，我能选择学习逻辑吗？我终于发现，我确实做出了一些选择，但是这些都算不得真正的选择。

迄今为止，真正自主的选择，而且是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自己只做过一次。这唯一的一次，就是选择了逻辑，也就是选择了学术研究这条路。只是做出这次选择，不是在考研究生的时候，而是在念了研究生以后。

1980年，师兄王仁雨已经正式决定去迅达公司工作。有一天，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公司委托他组建秘书处，招聘四个翻译。他希望我去那里工作，条件是每个月120元工资，外带红包，而且马上去瑞士培训。当时我带工资读研究生，每个月39元。3倍的工资加奖金，还可以出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这时我25岁，到哪里都是一番事业，逻辑才刚刚开始学，根本看不到“出头之日”。假如我接受了仁雨兄的邀请，今天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但是我毫不犹豫地谢绝了。那时我已经喜欢逻辑了，虽然对逻辑的体会还不是非常深刻，只是读出了一些味道。特别是，我爱读书甚过其他一切，无论如何不会放弃读书的机会，至少要把研究生读完。1987年，哲学所领导换届。即将卸任的党委书记、副所长倪鼎夫先生建议我当科研处长。我也婉言谢绝，因为这样将会走上一条科研管理的道路，两任科研处长都当了副所长，正所谓前车之鉴。在前几年的下海经商热中，还有一些人劝我下海，发挥外语特长，我从不为之所动。要下海，1980年就下海了，岂用等到今天。我绝不是看不起科研管理工作，也不是瞧不上企业家事业家，更不是假清高，喜欢眼下的这一份清贫。我愿意坐在自己的写字台前，是因为我喜欢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是一种精神创造的劳动，它纯洁，崇高。这样的工作不会富有，但是绝不该清贫，即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也应该比现在好得多。国家的现状如此，非个人能力所及。有时候我也会发两句牢骚，但是一旦坐到自己的写字台前，我就心如止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至今不悔。

一个人幸运确实是好事情。即使别人说你幸运，也没有什么不好。听到“幸运”的评价，我总是很愉快的。说别人幸运的人，除了随便说说，往往带有怀才不遇之感。怀才不遇当然值得同情。过去曾经提倡“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后来又宣传“伯乐识马”，提倡发现人才。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机制确实有缺陷，不能为每一个人提供充分施展抱负和才华的舞台和机会。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可能做到让每一个人尽其所能地充分发展。有些国家这方面的情况可能好些，有些国家这方面的情况可能差些。我们也只能从自己所处的情况出发，尽可能促进现有机制的改善，同时尽可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一个人总是像螺丝钉那样被别人放在这里、安在那里，拧来拧去，或者只能耐心等待伯乐的出现，无疑是可悲的。好在这些年国内有了很大的变化。“跳槽”是一个出现率很高的词，它表明“骏马”、“良驹”早已把伯乐甩到一边去了。

近年来有些人在国外拿了博士学位，回国立即申请教授职位，得不到就耿耿于怀。其实即使获得博士学位，在国外当教授也不是那么容易，甚至可能更难。在德国首先要写一部专著作为授课资格申请，通过评审以后还需要耐心等待。我不知道在美国是不是也要写这样的东西，但是据说到大学的学院（college）里面去教书一般比较容易，而去当教授则非常难。国内对洋博士很重视，政策也非常优惠。社科院的住房那样紧张，许多研究员不过住着两室一厅，可每次有了新房，院领导总要留出许多，为的是“吸引”那些洋博士。不少洋博士显然比国内的“土博士”、甚至本院的研究员幸运多了。

最近几年国内出现了博士后，一些院校和研究单位也极力争取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国外的博士后是为博士毕业后暂时找不到工作所设，一般一站两年。在此期间，博士毕业生一边给教授当助手，一边找工作。做博士后很辛苦，待遇也比较低，而且必须尽快争取“出站”。如果两年以后还找不到工作，可以继续换导师做博士后，但是再找工作就会更难，因为一个人博士后做的时间越长，就被认为越没有竞争力。国内的博士后却不是这样。他们享有特殊的优惠待遇，包括住房、科研经费和带家属，“博士后”还是一种荣誉，甚至被误当做“最高学历”。比起许多从事研究工作多年、住房窘迫或两地分居的教授、研究员，比起国外的博士后，他们真是幸运多了。

外国人分别时爱说：“Good luck！”（“祝你好运！”）真正有好运的，大概除了上帝的关照外，都有一身好本事。执行像007那样艰巨而危险的任务，无论怎样“祝你好运”，能不能活着回来，全看你遇到问题时的反应、处理问题的能力和全力以赴的精神了。所以，没有起码的能力，不付出超人的努力，大概是不会有什么幸运可言的。努力向上，其实正是中国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知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还有“囊萤映雪”，“悬梁刺骨”，“愚公移山”，“守株待兔”，等等，等等。这些几乎妇孺皆知的成语、谚语都是非常发人深省的。

就努力而言，我自信可以得满分。在我经历的几个阶段，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机关，不管是在大学或研究生院，还是在研究机构，“努力”二字，我大概还是受之无愧的。就凭这份努力，我想我也无愧于自己的幸运。我那个时代的青年差不多都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今天仍然没有忘记的，大概除了保尔和冬尼娅的恋情，就只有两段话。一段是在火车边，保尔说冬尼娅：“没有想到，你是这么酸臭……”冬尼娅回答保尔：“你还是那么粗鲁。”另一段则是保尔在公园里的一段独白：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记住了保尔和冬尼娅的对话，是因为它为他们天真烂漫、纯洁无瑕的初恋画上一个句号，也使我似懂非懂地感到布尔什维克的“高大”和小布尔乔亚的“渺小”。忘不了保尔的这一大段名言，是因为它那股催人向上的力量。这段话几乎影响了我们那一代人，成为许多人的座右铭。今天对这段话的理解与当年肯定是不一样的。我想，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有理想，更不能要求所有人只有一个理想。我们也不能说唯独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活着才有追求，才有意义，更不能随意根据自己的追求而批评别人碌碌无为。但是我认为，人总该有一些理想，这种理想应该成为人生中一种积极的、正面的、使人不断进步的动力和因素。这种理想也许是达不到的，但是为了这种理想，一个人应该孜孜不倦地努力。

我同情每一位孜孜不倦而不怎么幸运的努力者，也为自己的幸运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