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谶纬不仅继承了《公羊》学等今文经学的许多内容和说法，还盗用五帝三王和孔子的名义，沿着《公羊》家的思路，用一套神学语言，论证和发挥了以下基本观点：一是汉朝和五帝三王一样拥有上天赋予的神圣权威和法统地位，二是今文学家特别是《公羊》家所阐释的孔子学说对汉朝政治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三是汉朝作为帝尧之后应效法尧道治理天下。这些观点将谶纬和《公羊》学绑在了一起，并使它们在两汉之际共同经历了政治上的命运沉浮。
我们知道，自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后，“《穀梁》之学大盛”；元帝即位后，在“纯任德教用周政”的口号下，掀起轰轰烈烈的改制运动；王莽当政后，又扶植《左氏》、《周礼》等古文经学，模仿周公制礼作乐，将改制推向高潮。在这一过程中，汉家的天子宝座遇到严重挑战，最终被王莽篡夺，《公羊》学也受到排抑，失去了往日的独尊地位。详见拙著：《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第4章《“纯任德教，用周政”——西汉后期和王莽的改制运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在这一背景下，谶纬的大量出现及其对《公羊》学的发展，显现出特殊意义。它是依旧信奉《公羊》学的儒生们在不利处境中表现其存在、强调其主张的一种方式，是企图维护摇摇欲坠的汉朝统治、并恢复《公羊》学在朝廷中的主导地位的一次尝试。然而西汉后期，改革大潮势不可挡，新莽代汉也得到西汉臣民的广泛拥护或默许，谶纬则是一股潜流，既不可能得到朝廷的提倡，也未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虽有数十篇之多，却极少被称引。《汉书》仅两见，一是卷八四《翟方进传》载居摄二年王莽所作《大诰》，有“《河图》、《洛书》，远自昆仑，出于重野，古谶著言，肆今享实”之语（第3432页）；二是卷九九《王莽传中》载天凤三年五月群臣上寿，有“《河图》所谓‘以土填水’”之语（第4144页）。
刘歆在编造他的“五德终始”系统时沿用了谶纬“五德终始”说的主体部分，但对谶纬的思想体系和基本观点整体上持否定态度。《汉书》卷二七《五行志》序有如下一段话：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亲虚己而问焉。……“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旪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畏用六极。”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刘歆认为，《河图》就是《易经》中的“八卦”，受之者是伏羲；谶纬中也有伏羲曾受《河图》的说法。如《尚书中侯》：“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尚书中侯握河纪》：“河龙负图出河，虙牺受之，以其文画八卦。”（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第399、422页）此类文字当系晚出，是受刘歆影响而成的。《洛书》则是《尚书》中的《洪范》，受之者是禹；二者相为经纬表里，构成王道的主干；又经文王和孔子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便形成了完备的王道理论。此说指实《河图》、《洛书》就在五经之中，甚至明言《洪范》中“初一曰”以下六十五字就是《洛书》本文，从而否定了谶纬中“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河图》、《洛书》本文十五篇的真实性。本文既不真实，由此“增演”而成的其他部分当然也站不住脚了。刘歆说文王和孔子使“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是通过“演《周易》”和“述《春秋》”，所依据的则是八卦、《洪范》的“阴阳”、“咎征”之学，其间并无“九圣”增演《河图》、《洛书》和孔子作《七经纬》之事。刘歆的这一说法，对谶纬及其思想体系是颠覆性的。王莽当政后，刘歆“典儒林史卜之官”，主管文化学术事务，谶纬的境遇可想而知。
王莽时期，改制篡汉，地覆天翻。为了争取人们的支持，他还发动了舆论攻势。一时间，朝廷上下引经据典，造歌谣颂功德，好不热闹。但此类文字从不引用谶纬。及平帝崩，王莽加快了篡位的步伐，开始制造“符命”。《汉书》卷九九《王莽传》载：“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王太后明知“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但迫于王莽和群臣的压力，只得下诏说：“朕深思厥意，云‘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遂令王莽居摄践祚，称“摄皇帝”。两年后，广饶侯刘京、车骑将军千人扈云、大保属臧鸿又奏符命。刘京上书言：“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且百尺。”扈云和臧鸿则一“言巴郡石牛”，一“言扶风雍石”，并都运至长安。王莽率群臣往视，“天风起，尘冥，风止，得铜符帛图于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王莽以此为据，迫使王太后同意去掉“摄”字。稍后，梓潼人哀章又将一铜匮送至高庙，匮中有“两检”，分别署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和“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其内容是“赤帝”刘邦的魂灵奉天命将皇位传给“黄帝”王莽，并“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王莽亲往高庙“拜受金匮神嬗”，遂称天意，正式代汉称帝。“又按金匮”，封拜十一人。其中“王兴者，故城门令史；王盛者，卖饼。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余人，两人容貌应卜相，径从布衣登用”。同年秋，王莽遣五威将率十二人“颁《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使之成为定本。但投机者仍“争为符命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王莽意识到“此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遂下令验治，“非五威将率所班，皆下狱”。王莽的“符命”，性质与谶纬相近，诉诸天意的做法也与谶纬一脉相承。但它不称《河》、《洛》之书，不借先圣之口，直接伪造天帝神灵的意旨，形式更加粗俗。其政治用意则与谶纬截然相反，公然为王莽篡汉制造神学依据。所以，谶纬和“符命”虽是一根神学藤上的瓜，内涵却完全不同。在“符命”当道的新莽时期，谶纬只能和汉朝一起被当作历史遗迹封存起来。
如果王莽改制成功，新朝的统治得以巩固，谶纬怕是永无出头之日了。然而王莽偏偏不争气，改制很快失败，社会陷入混乱，天怒人怨，民心思汉，终于激起大规模反新暴动，并最终导致东汉的建立。在这场戏剧性的历史巨变中，《春秋》学中的《穀梁》、《左氏》两家被逐出学官，《公羊》学重新获得独尊地位。参拙著：《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第413—415页。谶纬也因缘时会，一跃登上东汉王朝正统神学的宝座，形成前引《张衡传》描述的“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儒者争学图纬”的盛况。谶纬的命运在东汉初年出现如此转机，固然与《赤伏符》等为刘秀称帝所作的贡献有关，但深层原因在于谶纬的主体思想和基本主张是为汉朝服务的，是站在汉朝立场上试图扭转其衰颓之势以维持其统治的。谶纬对刘邦及汉朝的神圣权威和法统地位所做的论证，只要用“刘氏真人当更受命”《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第473页。之说过渡一下，便可用来为刘秀和东汉服务。谶纬所强调的《公羊》学对汉朝政治的指导意义以及汉家当用尧道的说法，正可用来否定新莽效法周公、模仿周礼的政治路线，指导东汉拨乱反正。难怪光武、明、章精明干练，且不信“方士黄白之术”，《后汉书》卷二八《桓谭传》，第960页。却对形式粗俗、漏洞百出的谶纬抱坚定支持的态度，桓谭、尹敏、张衡等人一再指出谶纬虚妄不可信，却不能阻止其盛行，原来谶纬中除了《赤伏符》一类谶语外，还有可供东汉王朝利用的更重要的学术资源。因此，从东汉初年政治和学术发展的大势看，即使没有《赤伏符》之类内容，谶纬也会成为东汉王朝的正统神学，也会同《公羊》学一道对东汉的指导思想和政策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陈苏镇）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