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宁县（即北魏豳州）出土的北魏正始元年（504）所立《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以下简称《山公寺碑》）记述了山累为孝文帝建寺追福之事，碑阴与碑侧为州县属吏题名，吴荭、张陇宁、尚海啸：《新发现的北魏〈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文物》2007年第7期，第89—96页。此前，暨远志、宋文玉亦曾提到该碑，并对题名中的部族问题做过研究，见所著《北朝豳宁地区部族石窟的分期与思考》，《艺术史研究》第7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0—353页。笔者对碑主山累家世、立寺造碑背景以及题名所见豳州官府民族构成亦略有考察，见侯旭东：《〈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所见史事考》，收入《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62—278页。该碑尽管残断，对于进一步认识北魏中后期羌、氐等族与鲜卑族关系提供了宝贵资料。马长寿先生曾利用碑铭对前秦至隋关中地区，特别是渭水北岸民族分布及其发展变化情况进行了精湛研究，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而泾水流域的情况，限于资料，未曾涉及。周伟洲先生曾就北周时期的造像题名分析过此地民族族属、分布与来源。周伟洲：《甘肃正宁出土的北周造像题铭考释》，收入《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50—459页。不过，北周造像已在六镇起兵后，此时各族又经历了一次大范围的迁徙，民族分布产生许多新变化。恰恰此前的情况因资料不足而模糊不清，《山公寺碑》正好部分填补了这一空白。兹以《山公寺碑》及关中地区其他石刻为线索，结合文献，对北魏朝廷对待胡族的政策做一分析，以期更好地认识北魏时期民族融合的具体发展历程。

在进入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简要概括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豳州地区早在先秦时期就是义渠戎活动的范围。义渠人习俗语言近于羌、氐。参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初版，此据再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6页；黄烈：《古羌、西羌、东羌和后秦》，收入《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6—77页。战国末，秦灭义渠，设陇西、北地与上郡三郡。参《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4页。义渠国亡，其人并未消失，依然生活在上述三郡。东汉后更有大量西羌迁入关中，进入安定、北地、上郡与三辅地区，这一带遂成为羌人聚居之地，马长寿：《氐与羌》，第92—93页；《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第8页；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89—93页。以致当地汉人亦多被认为染习“夷风”，《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英雄记》云李傕“北地人”，注引《献帝起居注》侍中杨琦上封事则说“（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中华书局，1959年，第182、184页。东汉末年以后始有氐人入迁关中，大体羌人分布在关中偏北的数郡，氐人则聚集于关中靠近长安的诸郡。时至西晋，关中地区已是“百万余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西晋人江统《徙戎论》语，《晋书》卷五六《江统传》引，中华书局，1974年，第1533页。其中羌、氐居多。马长寿：《氐与羌》，第31—39页；《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第8页；黄烈： 《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353、360页；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1—23页；雷家骥：《氐羌种姓文化及其与秦汉魏晋的关系》，《中正大学学报》（人文分册）第6卷第1期（1995年），第159—203页。汉代以来，特别是随着前后赵的建立与覆灭，不少匈奴屠各人亦散布关中。唐长孺：《魏晋杂胡考》，收入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第383—396页；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第9—11、15页。复杂的民族分布亦使各个政权的统治变得相当不易，十六国关中诸政权骤起骤落与此不无关系。

不过，放眼整个北方，到拓跋族建立的北魏政权进入中原后，形势为之一变。北魏结束了十六国纷乱的局势，统一了北方，使各民族走上进一步融合的道路。北魏末年北方再度陷入混乱，却没有重蹈十六国覆辙，反而开启了隋唐统一帝国的新前程，十六国时期活跃的诸族名号则渐成为陈迹，各族人民最终融入汉族队伍中。这种历史业绩如何取得，田余庆先生已经围绕拓跋部如何从部落发展为国家做过细密的分析。参田余庆：《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

其实，对于十六国时期诸政权来说，如何处理本族与其他胡族关系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胡汉关系。对拓跋族来说，在它迈向国家的进程中所面临的首先亦是与其他部落，如贺兰部、独孤部以及乌桓的关系。它也正是采取不同手段解决了这类关系才得以巩固国家，才得以步入中原，扫平诸国，开始统一北方的宏业。不仅如此，纵观北魏建国后百余年的历史，对于拓跋人而言，从南下荡平后燕始，直至其灭亡，不仅面临着如何处理同汉族、汉族士大夫的关系问题，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处理散布北方各地的其他过去往来不多、不甚熟悉的胡族的关系问题。随着北魏统一步伐的迈进，疆域不断扩大，臣服的陌生胡族愈多，处理的难度亦愈加大，这同样考验着拓跋人的统治智慧。关于拓跋族统治者与汉族的关系，前人论述颇多，对于北魏政权如何处理与境内拓跋、汉族以外其他胡人的关系，却措意不多，似乎仅见陈寅恪先生提及此关系对北朝的重要性，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第229、235页；周一良先生在《乞活考》中提到应重视十六国时期的胡族与胡族关系的研究，在《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用很大篇幅讨论了北朝政权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但以研究其分布为多，涉及朝廷政策处比较简略，分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32、147—189页；唐长孺《魏晋杂胡考》亦略有涉及，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46页。刘淑芬亦注意到这一缺憾，见所著《北魏时期的河东蜀薛》，《中国史学》第11卷（2001年10月），第37页。《山公寺碑》为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全面观察，北魏立国后，对于境内拓跋族以外的胡族实行的统治策略基本是围绕两个侧面展开：一是相机逐步推行“离散部落”将胡族部落民编户化；另一是沿用十六国旧制，在胡族聚居区设立护军，创立镇戍制，北魏镇戍制实际上承十六国“军镇”，唐长孺先生最早注意到此点，见《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67页；具体研究详参牟发松《十六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的军镇化》，《晋阳学刊》1985年第6期，第39—47页；雷家骥：《前后秦的文化、国体、政策与其兴亡的关系》，《中正大学学报》（人文分册）第7卷第1期（1996年），第258—259页。驻军设官加以镇抚，容忍胡族旧有部落组织的存在。两种政策交织并行了很长时间，甚至可以说伴随了北魏一朝。

比较前秦时期与北魏时期关中由地方官员主持镌刻的碑文及题名，即前秦建元三年（367）《邓太尉祠碑》、建元四年（368）《广武将军□产碑》，录文参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第12—14、24—25页中插页。北魏正始元年（504）《山公寺碑》、泾州刺史所立的永平二年（509）《嵩显寺碑》与永平三年（510）《南石窟寺碑》，后两碑录文见鲁迅：《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第一函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712—716、721—725页。两碑的基本情况与有关考证参秦明智：《北魏泾州二碑考》，《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第33—39页。一方面可以看到地方制度的变迁：从十六国时期的护军制恢复到州郡县制；另一方面，则是属下中“部大”、“酋大”等部族首领名目的消失。这两点相互关联，与推行上述两种政策关系密切。因而，这些碑文亦成为观察两种政策变迁更替的有益参照。